研究手段

01元分析1.定义：1976年学者Glass所下定义：“元分析是以综合已有的发现为目的，对单个研究结果进行综合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也称为“典型或定量元分析”。2.优点：与传统的文献综述相比，元分析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偏向，确保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具体体现在：①元分析运用各种手段从一群独立研究中组织和提取信息，并对这些研究的结果做出总的估计，是一种定量方法；②它包含某一研究课题下所有可接受的文献，全面而客观，弥补了单一研究的不足；③元分析给出的通常是一般性的结论，是系统的和可重复的；④元分析方法能发现单一因果分析或关系分析研究所不能发现的潜在规律。3.缺点：①由于不同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实验材料可能存在不一致，因此对其结果进行整合有可能是不适合的，即“apples- and-oranges problem”；②元分析中所引入的研究有可能是低质量的，那么其结果的可靠性就无法保证，即“garbage in-garbage out problem”；③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研究结果较无显著性意义的结果或无效的结果被报告和发表的可能性更大，即发表偏见的问题；④在计算效果量的过程中，某些研究可能会存在着多个效果量，如果这些效果量来自同一个样本，那么对这些效果量的整合就会不适合。02操作步骤1.选题：选题与方法契合，突出研究价值2.文献搜索：全面客观，报告选择标准需要搜索的文献类型有两种，包括已发表的文献和未发表的文献。3.数据编录：内容详尽，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4.数据分析03经典案例论文基本信息题目：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作者：毛良斌来源：《现代传播》2020年【内容提要】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共有43篇实证研究纳入元分析，被试总人数为24386人。结果发现，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确实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效果量微弱;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大小取决于自我呈现的方式;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均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消极自我呈现则显著降低主观幸福感;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强度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具体到主观幸福感各维度来看，自我呈现强度能显著提高积极情感，但不能显著提高生活满意感，也不能显著降低消极情感;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和文化背景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但在被试类型上，则未发现调节效应。【关键词】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主观幸福感;元分析;效果量【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RQ1: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能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吗?RQ2: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有多大?H1:被试类型不同，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H2: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不同，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H3:文化环境不同，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设计】(一)文献检索和获取研究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至2020年3月。根据PRIMA STATEMENT提出的标准，研究文献查找和获取需经过四个步骤，即文献查找、文献筛选、资格审查和研究纳入。据此，研究获得符合元分析要求的文献43篇，其中英文31篇，中文12篇，独立样本量为24386人。(二)文献编码按照元分析编码方法，对43篇文献进行编码。样本特征编码包括作者、发表年份、研究设计类型、被试特征、独立样本量、测量工具、研究的文化背景；效果量编码主要围绕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的统计描述值，包括相关系数、回归系数、p值、t值、均值与标准差以及自变量和因变量测量的信度系数α值。研究先由论文作者对所有文献进行编码，再由一位传播学专业研究生进行再次编码，结果显示，所有项目两次编码结果的百分比一致性信度均在0．98以上。纳入元分析的43篇文献基本信息见表1。(三)统计分析使用ComprehensiveMeta－Analysis(CMA)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选择r作为统一效果量，若提取到的效果量为其他统计值，则将其转化成r值再进入元分析。对t值、p值以及均值和标准差，直接使用CMA软件转化为r值。由于CMA没有直接针对回归系数β的转换，研究根据Peterson等人提供的简便公式r=β+0．05λ(β≥0，λ=1;β＜0，λ=0)，先将回归系数转换为相关系数，之后直接录入CMA进行分析。在分析前，研究者首先对每个从独立样本中提取出的相关系数做信度修正，以避免因量表信度缺陷而导致相关系数的衰减偏差，校正的公式为:，其中ESr代表初始效果量，EScr代表校正效果量，rxx和ryy分别代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信度系数。对于使用实验操控或者单个项目测量的情况，其测量信度系数用1代替。利用CMA软件对效果量进行处理和分析，分析过程中将每个EScr转换成对应的FisherZ值，再将FisherZ值的加权平均数转换为相关系数，得到总体效果量，并估计总体效果量的95%置信区间。责编：周梦琦

看问题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历史的。这里所说的看问题是指的人的认识。首先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与人接触的是现实的人和事件。对这些人和事件的观察并得出结论，就是现实的视角。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对外界信息给出认识，源于他大脑中积累的知识。这就是历史的因素。 以现实的眼光去看，会发现不同的现象。进而把这些不同的现象解释成不同社会形式的结果。其实，现实的眼光或视角就是横向对比，就是分门别类地排列。这种方法是把可观察的可统计的对象作为要素纳入观察范围。这样的方法是鲜活的、是感人的、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忽视或者隐藏了观察对象的发育、成长的过程。这是制度偏见、民族偏见、道德偏见和意识偏见形成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是以各个国家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各具特点。当冲突或分歧出现的时候，往往会从这些要素去寻找原因。这就是各种偏见形成的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上述的各种偏见的本质是颠倒了事物之间的关系。把作为结果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当成了原因。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每一个历史序列中都因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决定了不同的现象。这里的关键是，现实观察到的横向对比的各类结果都是历史运动的现象。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是被不容易被观察者看到的规律推动的。这些推动要素的时间运动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因此说现象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上的形态或者形状是历史的、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决定历史的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因素推动了历史来到现在。现在的是结果，是现象。这些现象就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些现象不是制度、道德、宗教、文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生产方式、私有财产等等那些经济基础条件推动的结果。我们的认识是，对于制度、道德、宗教、文化的研究不能横向对比，只能采用历史的方法。制度和道德等等它们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发展的。宗教和文化也是这样。世界上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看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排放问题、假货问题、失信问题，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一定存在过。发展中国家看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比如出生率下降问题、比如过度金融化问题、比如产业空心化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等，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发达水平的时候，也会遇到。 学术研究应该使用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困难的、是枯燥的、是缺少资料的。历史就是各种要素，尤其是那些经济要素在时间延长轴上的变化。没有时间轴的历史演化，是没有时空背景的研究。罗列现实结果的方法是一种看图片的方法。罗列现实现象的研究是简单的、愉快的、吸引人的，但是这只是研究的开始。

(抗击新冠肺炎)最新研究：干预手段或在6国预防或延迟约6200万新冠确诊病例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 孙自法)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8日在线发表一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通过对6个国家所采取的大规模防传染政策，包括封城和旅行限制等旨在减缓新冠病毒(SARS-CoV-2)的传染率，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政策的健康效益进行量化，发现这些干预手段可能在6个国家预防或延迟了约6200万新冠肺炎(COVID-19)确诊病例。图为当地时间6月1日，巴黎咖啡馆准备重新开业。该论文称，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世界各地政府推出各种社会政策，包括可能产生相当大社会成本及经济成本的封城、旅行限制和停工停学，这些措施试图通过限制人际接触，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尽管流行病学模型能够为决定采用什么措施提供线索，但是要直接评估这些政策对于感染率的影响，仍具有挑战性。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项中君(Solomon Hsiang)及同事，通过分析截至2020年4月6日中国、韩国、意大利、伊朗、法国和美国的每日新冠病毒感染率、新冠肺炎病例定义和实施防传染政策的时间，比较这6个国家在实施1700多项地方、区域和国家级政策前后的病毒感染增长率。他们研究发现，在防传染政策没有到位的时候，伊朗早期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每日增长68%，另外5个国家平均每日增长38%。研究者采用最典型用途为评估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社会政策显著减缓新冠病毒感染的增长率，大部分情况下都产生可测的有益健康影响。他们估计，在这6个国家中，这些政策预防或延迟了大约6200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相当于整体避免了约5.3亿例感染。论文作者认为，随着可用的区域性数据越来越多，他们将能进一步优化其研究结果。流行病学模拟结果与这些实证观察相结合，将有助于政府判断是否需要延长或取消这些政策，以及何时延长或取消。自然科研向媒体发布上述研究成果新闻稿称，该成果论文及另一篇论文北京时间8日晚还将举行电话新闻发布会，项中君等相关专家学者将在会上讨论最新研究成果，并进行答问环节的交流互动。(完)

视觉中国供图“类虫洞”是基于“膜宇宙”理论的猜想，它连接的是两个宇宙，其效应与虫洞相似，但又不同于传统理论所架构的虫洞。受访者供图戴德昌团队首次在“膜宇宙”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虫洞结构生成机制。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跳出了传统虫洞研究方法。在科幻电影中，总少不了通过虫洞实现时空穿越的桥段。自虫洞的概念诞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利用其实现时空穿越的可能性。但发现虫洞，甚至构建或穿越虫洞，一直是物理学研究前沿最热也是最难解的“悬案”。3月30日，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国际知名期刊《欧洲物理杂志C辑》日前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绍了扬州大学引力与宇宙学研究中心戴德昌教授团队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跳出传统虫洞研究方法，从“膜宇宙”的角度探讨构建“类虫洞”的可能性及方法。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虫洞什么是虫洞？“很多人对虫洞的理解，停留在科幻作品中的时空通道。”戴德昌说，但在科学家看来，虫洞却是一个经过严格数学推理的物理模型。戴德昌介绍，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通过计算得到第一个“黑洞解”，即如果质量过度集中于空间中，其周围会形成一个连光都无法脱离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边界称为视界面。在视界面内的事物都会‘陷入’黑洞中无法挣脱。”戴德昌说。1935年爱因斯坦和内森·罗森对史瓦西的黑洞解做了一个线性代换，形成一个新的度规（规定变量值或点的位置的一种方法）。这个新的度规显示当物质经过“黑洞视界”（即视界面）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根据这个解，爱因斯坦预言，宇宙中存在一种连接着不同时空的特殊通道即虫洞，人们可以通过穿越这种通道的方式减少宇宙旅行的时间和距离。“虽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从数学上预测了虫洞的存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它。”戴德昌说。从观测恒星的运动偏差入手2016年，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捕捉到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时，发现这个引力波有回声，于是有人猜测，这个回声是经由虫洞传到对边，又返回来形成的。受此启发，戴德昌团队开始研究引力波或电磁波穿越虫洞引起另一侧扰动的可能性。团队认为，在虫洞对面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自身宇宙的引力或重力加速度，所以研究大质量星体（或黑洞）附近的恒星运动，就可以确定其有没有受到来自其他世界或物质的影响。如果恒星的运动速度偏离现有理论预言，就表示有可能存在未知的物质或虫洞。经过慎重的计算与筛选，团队选择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A星（位于银河系银心的一个非常光亮及致密的射电波源，很可能是离地球最近的超大质量黑洞所在处）附近的恒星S2进行观测，力图捕捉到虫洞踪影。“观测数据虽仍在进行中，目前尚不能完全证明虫洞的存在，但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间接成果。”戴德昌说。2019年，戴德昌团队在国际知名杂志《物理评论D辑》上发表文章，团队研究发现虫洞所连接的宇宙可以和我们宇宙里面的物质产生交互作用。该项研究成果得到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基普索恩极高评价，美国《纽约时报》以“如何穿越虫洞”为题对该项研究成果进行了大幅报道。“类虫洞”尚不能保证结构稳定如何穿越虫洞？“近100年来，虫洞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科学家投身到穿越时空的探索中。”戴德昌说，虽然深空探测的技术一直在升级迭代，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求新求变。但穿越虫洞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人们很早就从理论上证明了虫洞的存在，但当前主流的理论却认为虫洞无法用作星际穿越。”扬州大学引力与宇宙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元君说。王元君介绍，在广义相对论中，虫洞极度弯曲，无法稳定存在，需要负能量支撑。而根据目前的理论，在宏观尺度上是无法制造出负能量的。另外，理论认为真空量子扰动可能会提供局部负能量，进而形成微观虫洞，但是其相关机理和形成机制，目前还无法应用到宏观领域。但令人惊喜的是，戴德昌团队的最新研究为探寻虫洞带来了新的转机。“我们团队首次在‘膜宇宙’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虫洞结构生成机制。”戴德昌说，所谓“膜宇宙”指的是科学家们认为我们的宇宙是在更高维时空中的一片膜。“两张膜上物质间的引力作用可以抵抗膜的张力，并造成膜变形，最后两个物质可能会吸附在一起，并把膜连结在一起。”戴德昌说。“如果膜没有反弹回去，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拓扑结构。”戴德昌说，“这样的效应很像虫洞。因此我们称之为‘类虫洞’结构。”为了验证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团队展开了大量理论计算探究“类虫洞”的形成条件。戴德昌介绍，他们团队选择两个与太阳质量相当的物体，计算了两个膜（平行宇宙）之间合理的张力值和距离大小。研究发现，两个宇宙形成“类虫洞”的条件，取决于膜的张力条件。极端条件下，如果张力为零，任何两个质量不为零的物体间都可能形成“类虫洞”结构。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一定的膜张力下形成“类虫洞”，如果这两个大质量物体是黑洞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即便形成虫洞也无法通过，因为物质无法穿过黑洞视界。但如果两个大质量物体是中子星或者其他不存在视界面的物体，那么理论上它们之间形成的虫洞是可通过的。因而，戴德昌团队首次从物理学角度证明了宏观领域穿越虫洞的可能性。此外，团队还采用膜的张力来替代负能量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团队的设想中是不需要额外的负能量来制造虫洞的。这为构建虫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但目前还不能保证这种‘类虫洞’结构的稳定性。”戴德昌说。戴德昌最后介绍，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们仍需要对这类“类虫洞”稳定性进行全面分析，这也是团队未来进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来源：科技日报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尤其是有西方学术视野和海外留学经历的社会学家，为了建设兼具学科规范与民族气质的本土社会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学者们更是不懈追求与践行这一主张。那么，如何形成能够引领时代精神且植根于中国本土发展经验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知识，而又不致陷入过于“固定化”和“套路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窠臼？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出，“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以特定历史时期“基本概念”为着力点，探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概念史方法，或许有助于拓展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边界，进而生成兼具学科规范又能深入社会肌理的原发性社会学理论知识，从而实现中国“文化自觉”的社会学进路。何为概念史：通过概念历史理解社会底蕴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是一种具有德国学术传统而又独辟蹊径的跨学科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推崇和持续关注。最早见诸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讲座》“导论”对描述历史方法的阐述，成熟于20世纪中叶科塞雷克、里特尔和罗特哈克尔等别开生面的学术实践，最终形成了德国概念史、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观念史）和法国史学界话语分析三大传统。20世纪80年代，在东亚地区催生了日本概念编成史研究与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研究。进入21世纪，方维规、李宏图及孙江等学者逐步引入概念史研究，并形成了精彩的概念史方法讨论与扎实的本土实证研究，更是依托数字人文技术展开了一系列大数据计量研究。对于什么是概念史，科塞雷克在《〈现代政治社会概念辞典〉纲要》一文中指出，概念史是“通过概念理解的历史来分析现代世界的呈现”。概念区别于一般日常用语，它是“不同历史实在之不同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中”，需要被阐释。方维规指出概念史主要围绕“概念—词语—事物”讨论问题，“‘词语’的含义中心在语言符号层面，‘概念’则在于精神因素，强调‘理解’，即对事物有无概念的问题”。概念史正是通过面向反映特定时代焦点问题的词语，考析其隐秘的概念化过程及其意义的转变，进而挖掘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层逻辑。所以，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在观察、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不可替代与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有时也称作“中心概念”。这些概念往往经历由多样性向单一性过渡，愈来愈多的含义在这一过程中被社会变迁赋予其中，生成了巨大的能量，如“进步”“发展”。科塞雷克指出，“民主化”“时代化”“可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是衡量“历史基本概念”的重要范畴或者参考指标。而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语言与社会事实的相互渗透，并沉淀于概念。科塞雷克认为“语言中聚合着历史经验，或凭借语言表达希冀”。一方面，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中，这些概念能够通过词语的考析得到描述；另一方面，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因而，“考证概念及其语言史迹，是认识历史的最起码的条件”。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共时比较的历时分析，具体方法体现在时代经典概念考析与社会政治状况探究两方面。首先，由于词语的含义及其所指的事实在共时上的差异和在历时上变化速度的不一致，概念史研究必须考析词语不同层面的含义以及某一概念在用法上的不同称谓，需要将一系列同义词、反义词与相关概念重置于社会历史情境中加以梳理。其次，由于基本概念往往牵涉语义的竞争以及背后的社会政治实践，概念史研究必须注意到概念的使用者群体，即基本概念何以成立。研究者需要考析何人以何种意图将其引入社会政治领域，辨别其被大众接受且广泛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证其含义所维系、排斥和隐藏的社会实在，并评估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历史基本概念》的编写出版宣告了概念史研究范式的确立与成熟。该辞典由科塞雷克主编，百位跨专业学者撰稿，以概念史的方法选取了18世纪以来具有时代显著性的基本概念，对每个（组）词条的产生和含义的演变进行考析，形成了报告体例的释义，对诸如“议会”“政党”等概念含义变化的考察呈现出社会历史经验的基本过程、嬗变逻辑及其文化意味。如何使用：遵循的基本原则及主要步骤在现代学术规范中，概念史作为方法应当如何被合理使用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概念史的应用首先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客观性原则。社会历史独立于自然科学而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观念共识的集合。概念史研究需要遵循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地反映时代特征，解释社会历史客观的逻辑及其特定的深层社会结构关联。第二，解释性原则。概念史对客观的社会历史的理解需要通过“解释”的方式达成，需要通过对概念（丛）的把握形成丈量社会历史状况的尺度，进而对客观的社会历史做出合理解释。第三，反思性原则。概念的形成是对社会经验反思提纯的过程，概念史由概念返回历史情境，对特定时期社会状况尤其是对利益群体之间互动过程的考察直指社会与政治的矛盾，是对“反思”过程的“再反思”。那么，运用该方法有哪些主要步骤呢？首先，研究者需要选定特定的历史时期及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状况的词语和概念。这一工作过程往往需要对跨学科、多领域的二手文献，甚至牵涉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背景的观念、词语与概念进行分析判断，也需要借助一定的数据库技术对自然语言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海量的数据库资源进行匹配检索、信息提取与统计分析，然后进行辨别筛选。其次，研究者需要考察特定概念的起源及含义的嬗变过程，特别要注意概念的语境、概念含义所指涉的社会实在，以及概念得以广泛传播的具体历史条件。这一工作需要研究者扩大研究视野，将概念与一系列同义词、反义词等相关概念组成概念丛，梳理概念的所属关系。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概念史研究的复杂性，对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知识储备与研究能力有较高要求。再次，研究者需要进一步考察概念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使用情境，将研究聚焦在概念使用主体间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并进一步讨论概念如何作为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发挥作用。以方维规所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为例，该书详细地梳理了中国近代历程中“夷”“洋”“西”“外”“文明”“民族”等重要概念的翻译、形成与含义变化，既钩稽了中、日、西三方之互动，又贯通了概念含义古今之流变，可被视作中文概念史研究之样板。概念史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概念史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有着内在的亲和性，这一点在韦伯、曼海姆以及施米特等经典社会学家的实践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当前，在“文化自觉”的指引下，打造兼备学科规范性与民族精神气质的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从概念史研究方法中汲取促成社会学理论知识创造性转化和原发性生成的思想性能力和方法论营养。首先，沉淀着社会历史经验的概念是揭示中国社会如何运作的密钥，概念史研究有助于认知和反思基于中国经验的本土性概念，形成一种具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结构性理解和历史贯通性表达。其次，社会学研究者既要避免特殊主义以偏概全的臆想，又要避免自然科学范式在社会领域的生搬硬套，概念史方法对根植于社会历史的概念的深度梳理，有助于辅助社会学研究挖掘特定时期的社会真实情境，阐释历史性和文化性相统一的包含多样性底蕴的社会性逻辑。再次，基本概念反映着时代特质，针对语言、词语和概念共时与历时的分析，关联着历史表征之下的结构性因素，对基本概念的考析是揭示社会运作机理及结构性力量的重要研究切口，而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因概念史方法对潜藏的结构因素的格外关注而得到有效彰显。最后，概念史方法与数字人文的结合，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算法精准处理资料，有助于实现中国特有的一些本土性文化知识的挖掘和地方性社会知识的沉淀，为社会学原发性理论知识积累和原创性理论成果生成提供更多的思想可能。（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团队项目“建国前后（1937—1957）中国社会学转型研究”（19QT002）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朱兴涛 李一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资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戴德昌团队首次在“膜宇宙”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虫洞结构生成机制。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跳出了传统虫洞研究方法。◎本报记者 过国忠通 讯 员 张 运 荐小纯在科幻电影中，总少不了通过虫洞实现时空穿越的桥段。自虫洞的概念诞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利用其实现时空穿越的可能性。但发现虫洞，甚至构建或穿越虫洞，一直是物理学研究前沿最热也是最难解的“悬案”。3月30日，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国际知名期刊《欧洲物理杂志C辑》日前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绍了扬州大学引力与宇宙学研究中心戴德昌教授团队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跳出传统虫洞研究方法，从“膜宇宙”的角度探讨构建“类虫洞”的可能性及方法。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虫洞什么是虫洞？“很多人对虫洞的理解，停留在科幻作品中的时空通道。”戴德昌说，但在科学家看来，虫洞却是一个经过严格数学推理的物理模型。戴德昌介绍，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通过计算得到第一个“黑洞解”，即如果质量过度集中于空间中，其周围会形成一个连光都无法脱离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边界称为视界面。在视界面内的事物都会‘陷入’黑洞中无法挣脱。”戴德昌说。1935年爱因斯坦和内森·罗森对史瓦西的黑洞解做了一个线性代换，形成一个新的度规(规定变量值或点的位置的一种方法)。这个新的度规显示当物质经过“黑洞视界”(即视界面)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根据这个解，爱因斯坦预言，宇宙中存在一种连接着不同时空的特殊通道即虫洞，人们可以通过穿越这种通道的方式减少宇宙旅行的时间和距离。“虽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从数学上预测了虫洞的存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它。”戴德昌说。从观测恒星的运动偏差入手2016年，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捕捉到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时，发现这个引力波有回声，于是有人猜测，这个回声是经由虫洞传到对边，又返回来形成的。受此启发，戴德昌团队开始研究引力波或电磁波穿越虫洞引起另一侧扰动的可能性。团队认为，在虫洞对面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自身宇宙的引力或重力加速度，所以研究大质量星体(或黑洞)附近的恒星运动，就可以确定其有没有受到来自其他世界或物质的影响。如果恒星的运动速度偏离现有理论预言，就表示有可能存在未知的物质或虫洞。经过慎重的计算与筛选，团队选择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A星(位于银河系银心的一个非常光亮及致密的射电波源，很可能是离地球最近的超大质量黑洞所在处)附近的恒星S2进行观测，力图捕捉到虫洞踪影。“观测数据虽仍在进行中，目前尚不能完全证明虫洞的存在，但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间接成果。”戴德昌说。2019年，戴德昌团队在国际知名杂志《物理评论D辑》上发表文章，团队研究发现虫洞所连接的宇宙可以和我们宇宙里面的物质产生交互作用。该项研究成果得到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基普索恩极高评价，美国《纽约时报》以“如何穿越虫洞”为题对该项研究成果进行了大幅报道。“类虫洞”尚不能保证结构稳定如何穿越虫洞？“近100年来，虫洞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科学家投身到穿越时空的探索中。”戴德昌说，虽然深空探测的技术一直在升级迭代，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求新求变。但穿越虫洞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人们很早就从理论上证明了虫洞的存在，但当前主流的理论却认为虫洞无法用作星际穿越。”扬州大学引力与宇宙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元君说。王元君介绍，在广义相对论中，虫洞极度弯曲，无法稳定存在，需要负能量支撑。而根据目前的理论，在宏观尺度上是无法制造出负能量的。另外，理论认为真空量子扰动可能会提供局部负能量，进而形成微观虫洞，但是其相关机理和形成机制，目前还无法应用到宏观领域。但令人惊喜的是，戴德昌团队的最新研究为探寻虫洞带来了新的转机。“我们团队首次在‘膜宇宙’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虫洞结构生成机制。”戴德昌说，所谓“膜宇宙”指的是科学家们认为我们的宇宙是在更高维时空中的一片膜。“两张膜上物质间的引力作用可以抵抗膜的张力，并造成膜变形，最后两个物质可能会吸附在一起，并把膜连结在一起。”戴德昌说。“如果膜没有反弹回去，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拓扑结构。”戴德昌说，“这样的效应很像虫洞。因此我们称之为‘类虫洞’结构。”为了验证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团队展开了大量理论计算探究“类虫洞”的形成条件。戴德昌介绍，他们团队选择两个与太阳质量相当的物体，计算了两个膜(平行宇宙)之间合理的张力值和距离大小。研究发现，两个宇宙形成“类虫洞”的条件，取决于膜的张力条件。极端条件下，如果张力为零，任何两个质量不为零的物体间都可能形成“类虫洞”结构。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一定的膜张力下形成“类虫洞”，如果这两个大质量物体是黑洞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即便形成虫洞也无法通过，因为物质无法穿过黑洞视界。但如果两个大质量物体是中子星或者其他不存在视界面的物体，那么理论上它们之间形成的虫洞是可通过的。因而，戴德昌团队首次从物理学角度证明了宏观领域穿越虫洞的可能性。此外，团队还采用膜的张力来替代负能量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团队的设想中是不需要额外的负能量来制造虫洞的。这为构建虫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但目前还不能保证这种‘类虫洞’结构的稳定性。”戴德昌说。戴德昌最后介绍，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们仍需要对这类“类虫洞”稳定性进行全面分析，这也是团队未来进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来源：科技日报）

丁林在藏东南野外考察。（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藏东地区野外采样。藏北野外考察寻找古土壤。巴基斯坦西构造结考察。西昆仑考察途中讲解野外大地构造背景。国科大研一新生野外实习。丁林和学生们。丁林和学生们。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董瑞丰、彭韵佳)4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用双手描摹地球“脊梁”，丁林傲峰林》的报道。中国西南，川滇藏交汇处，重岩叠嶂，雄岭巍峨，是研究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过程的绝佳位置。30年前，一名博士生用7年时间走遍南迦巴瓦峰地区，用双脚丈量着鲜有外人涉足的土地，用双手一寸一寸画出这片区域的地质图，让喜马拉雅东部大峡谷的真容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30年间，翻越一座座雪山，经历一次次科考，对高原地质的热爱，沉淀为更深挚的情感。岁月化成山风，吹白少年头，今年56岁的他已满鬓风霜，依然奔走在科研一线，勇攀青藏高原构造地质学的“科学高峰”。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丁林。(小标题）从云南走到西藏，用双脚丈量地球巨型断裂青藏高原，研究地球板块构造最理想的“天然实验室”。1988年，刚出北大校门的丁林到中科院地质地球所读研究生，跟随他的导师、构造地质学家钟大赉院士第一次到青藏高原考察。23岁的他独自被安排在中缅边界地区的高黎贡山做硕士论文。“当时很兴奋，年轻也不害怕。”丁林回忆说，那个时候高黎贡山还没有像样的公路，白天他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寻找新的勘探剖面，绘制地质图，晚上就住在当地人翻山时借宿的山顶茶馆或猎人的窝棚，和猎人“侃大山”，了解当地风俗。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多月。跋涉在山林荒野，风吹日晒是常事。“我们都是铁人，手里拿着地质锤、罗盘到处跑。”丁林笑着说。即使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也要找到研究的“铁证”。铁人、铁杆、铁证！这是青藏所名誉所长姚檀栋院士对丁林的评价。“工作做完了，就要打上一个‘金钉子’。”丁林说，在他看来，获取“铁证”最可信的是双手和双脚，无人机等现代科技只是辅助工具，“必须把手指放在要研究的断层面上，获得最踏实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群山浩荡，高原辽阔。研究完滇西高黎贡山，丁林顺着大山一路向北，挺进藏东南迦巴瓦峰——位于喜马拉雅山最东边的一座高山。那时墨脱还没有通公路，丁林便在每年5月至10月的“窗口期”翻雪山进南迦巴瓦做研究，一干便是7年。丁林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对于东喜马拉雅构造结认识的空白，该区域至今仍是青藏高原以及世界地学研究的热点。(小标题）岩石背后是什么？“基础研究总要有人做”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青藏高原了。起初，路还没修通，从北京到昆明再到大理，从大理再到墨脱，仅路上就要花费20多天的时间。弯弯绕绕、磕磕绊绊的土路，从来没有让丁林停下脚步。完成东喜马拉雅构造结研究之后，丁林顺着雅鲁藏布江继续向西，首次发现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碰撞前陆盆地系统，随后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西构造结——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地区。总结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了印度与欧亚大陆于6500万年前首先在中部发生初始碰撞，随后两大陆之间的新特提斯洋向东西两侧逐渐封闭。两大陆于5000万年前全面碰撞的新模式，引领了国际印度—欧亚大陆碰撞研究，同时还开创了青藏高原大陆岩石圈俯冲研究的新领域。后来，丁林把自己在青藏高原的科考路线导入地图，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走遍了整个青藏高原，有的地方还被密密麻麻的路线反复覆盖着。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丁林坦言，基础研究总要有人做，如果不做，永远不知道岩石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不了解我们生活的星球。近些年，丁林承担和参加了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川藏铁路建设等重大工程的前期安全评估工作。“这时候再做基础研究，就来不及了。”丁林有了新答案，“基础研究能够为国家重大工程应用做贡献。”(小标题）“拎包”变“引领”，中国青藏高原研究在快速“隆升”曾经，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由国外主导。丁林亲历了这一阶段。国内仪器设备有限，往往借助国际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科考，采集的样品也需送到国外开展少量分析，再加上对地质学的认识和积累有限，中国在国际青藏高原的原创研究很少，话语权很微弱。筚路蓝缕已成过去时。“现在，我们的研究手段不弱，研究理念也先进。”在丁林看来，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从“拎包的”变成了“引领者”，地位在不断提升。2003年，丁林加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领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挂牌之前，同行们帮着出主意，想出许多“高大上”的名字。丁林却敲定了这个最朴实的名字——“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这个名字最土，却很实。”丁林笑言，碰撞和隆升正是青藏高原研究的两个关键词。后来，这个“土名字”在国际上也叫响了。印度和欧亚大陆持续至今的碰撞导致了青藏高原大规模隆升。近20年来，随着定量古高度计的发展，高原隆升由定性描述转向定量约束，科学家突然发现，对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还很不清楚。丁林发现，青藏高原并不是整体抬升，不同山脉各有千秋。冈底斯山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山脉，在高原产生之前已是一座影响全球气候的巨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却非常年轻，6500万年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之前它还处于海底，2400万—1500万年前才快速隆升到现今的高度。随着喜马拉雅山的隆升，季风大规模北上，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团受阻于喜马拉雅山前，转而向东传输，给我国东部带去大量降雨，使得原来被沙漠覆盖的江南变成鱼米之乡。“青藏高原21世纪还有地理大发现！”丁林笑着说。他们提出的高原山脉差异隆升模型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山涛风浪，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正如高原磐石无声地讲述着沧海桑田，丁林坚守青藏高原研究30余年，用双手一点点描摹地球的“脊梁”。（完）

丁林在藏东南野外考察。（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藏东地区野外采样。藏北野外考察寻找古土壤。巴基斯坦西构造结考察。西昆仑考察途中讲解野外大地构造背景。国科大研一新生野外实习。丁林和学生们。丁林和学生们。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董瑞丰、彭韵佳)4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用双手描摹地球“脊梁”，丁林傲峰林》的报道。中国西南，川滇藏交汇处，重岩叠嶂，雄岭巍峨，是研究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过程的绝佳位置。30年前，一名博士生用7年时间走遍南迦巴瓦峰地区，用双脚丈量着鲜有外人涉足的土地，用双手一寸一寸画出这片区域的地质图，让喜马拉雅东部大峡谷的真容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30年间，翻越一座座雪山，经历一次次科考，对高原地质的热爱，沉淀为更深挚的情感。岁月化成山风，吹白少年头，今年56岁的他已满鬓风霜，依然奔走在科研一线，勇攀青藏高原构造地质学的“科学高峰”。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丁林。(小标题）从云南走到西藏，用双脚丈量地球巨型断裂青藏高原，研究地球板块构造最理想的“天然实验室”。1988年，刚出北大校门的丁林到中科院地质地球所读研究生，跟随他的导师、构造地质学家钟大赉院士第一次到青藏高原考察。23岁的他独自被安排在中缅边界地区的高黎贡山做硕士论文。“当时很兴奋，年轻也不害怕。”丁林回忆说，那个时候高黎贡山还没有像样的公路，白天他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寻找新的勘探剖面，绘制地质图，晚上就住在当地人翻山时借宿的山顶茶馆或猎人的窝棚，和猎人“侃大山”，了解当地风俗。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多月。跋涉在山林荒野，风吹日晒是常事。“我们都是铁人，手里拿着地质锤、罗盘到处跑。”丁林笑着说。即使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也要找到研究的“铁证”。铁人、铁杆、铁证！这是青藏所名誉所长姚檀栋院士对丁林的评价。“工作做完了，就要打上一个‘金钉子’。”丁林说，在他看来，获取“铁证”最可信的是双手和双脚，无人机等现代科技只是辅助工具，“必须把手指放在要研究的断层面上，获得最踏实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群山浩荡，高原辽阔。研究完滇西高黎贡山，丁林顺着大山一路向北，挺进藏东南迦巴瓦峰——位于喜马拉雅山最东边的一座高山。那时墨脱还没有通公路，丁林便在每年5月至10月的“窗口期”翻雪山进南迦巴瓦做研究，一干便是7年。丁林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对于东喜马拉雅构造结认识的空白，该区域至今仍是青藏高原以及世界地学研究的热点。(小标题）岩石背后是什么？“基础研究总要有人做”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青藏高原了。起初，路还没修通，从北京到昆明再到大理，从大理再到墨脱，仅路上就要花费20多天的时间。弯弯绕绕、磕磕绊绊的土路，从来没有让丁林停下脚步。完成东喜马拉雅构造结研究之后，丁林顺着雅鲁藏布江继续向西，首次发现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碰撞前陆盆地系统，随后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西构造结——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地区。总结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了印度与欧亚大陆于6500万年前首先在中部发生初始碰撞，随后两大陆之间的新特提斯洋向东西两侧逐渐封闭。两大陆于5000万年前全面碰撞的新模式，引领了国际印度—欧亚大陆碰撞研究，同时还开创了青藏高原大陆岩石圈俯冲研究的新领域。后来，丁林把自己在青藏高原的科考路线导入地图，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走遍了整个青藏高原，有的地方还被密密麻麻的路线反复覆盖着。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丁林坦言，基础研究总要有人做，如果不做，永远不知道岩石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不了解我们生活的星球。近些年，丁林承担和参加了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川藏铁路建设等重大工程的前期安全评估工作。“这时候再做基础研究，就来不及了。”丁林有了新答案，“基础研究能够为国家重大工程应用做贡献。”　(小标题）“拎包”变“引领”，中国青藏高原研究在快速“隆升”曾经，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由国外主导。丁林亲历了这一阶段。国内仪器设备有限，往往借助国际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科考，采集的样品也需送到国外开展少量分析，再加上对地质学的认识和积累有限，中国在国际青藏高原的原创研究很少，话语权很微弱。筚路蓝缕已成过去时。“现在，我们的研究手段不弱，研究理念也先进。”在丁林看来，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从“拎包的”变成了“引领者”，地位在不断提升。2003年，丁林加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领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挂牌之前，同行们帮着出主意，想出许多“高大上”的名字。丁林却敲定了这个最朴实的名字——“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这个名字最土，却很实。”丁林笑言，碰撞和隆升正是青藏高原研究的两个关键词。后来，这个“土名字”在国际上也叫响了。印度和欧亚大陆持续至今的碰撞导致了青藏高原大规模隆升。近20年来，随着定量古高度计的发展，高原隆升由定性描述转向定量约束，科学家突然发现，对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还很不清楚。丁林发现，青藏高原并不是整体抬升，不同山脉各有千秋。冈底斯山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山脉，在高原产生之前已是一座影响全球气候的巨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却非常年轻，6500万年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之前它还处于海底，2400万—1500万年前才快速隆升到现今的高度。随着喜马拉雅山的隆升，季风大规模北上，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团受阻于喜马拉雅山前，转而向东传输，给我国东部带去大量降雨，使得原来被沙漠覆盖的江南变成鱼米之乡。“青藏高原21世纪还有地理大发现！”丁林笑着说。他们提出的高原山脉差异隆升模型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山涛风浪，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正如高原磐石无声地讲述着沧海桑田，丁林坚守青藏高原研究30余年，用双手一点点描摹地球的“脊梁”。（完）

百科中对科学方法的表述为：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包括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推广等科学活动过程中采用的思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在心理学中，主要是指利用科学思维从事科学研究，从而得出所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基本上所有科学家采用的都是相同的步骤，无论他们从事的是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还是其他科学事业。因此，使这些领域具有科学性的是“方法”，研究的是什么主题并不重要。一、提出假设科学方法首先需要一个具体的，可检验的观点或预测，这被称为假设(hypothesis)，它通常只代表一个更全面、更宏大的解释的一部分。假设必须是可以被检验的，也就是说，假设必须用可以被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我们只是做出价值判断，那么这条假设是无法检验的。科学的目标不是做出价值判断，也无法回答不能进行实证检验的问题。比如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有没有权利选择自我终结？尽管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问题，但最终要常逻、信仰、立法、共识或其他科学方法以外的方法来找到答案。提出假设后，接下来，必须知道如何检验假设。这意味着用具体的术语定义研究中的所有方面，这些术语被称为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操作性定义，又称操作定义，是根据可观察、可测量、可操作的特征来界定变量含义的方法。即从具体的行为、特征、指标上对变量的操作进行描述，将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可观测、可检验的项目。从本质上说，下操作性定义就是详细描述研究变量的操作程序和测量指标。大家可以想一想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中的操作性定义有哪些？豌豆？豌豆花？豆荚？还是其他什么？有了假设和操作性定义后，我们便可以采取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了，接下来我们要检验假设。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占星术、算命、星座值了的伪科学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们从来不用科学步骤检验自己。二、收集客观数据这一步是我们开始实证研究的地方。从字面上看，“实证”意味着基于经验，这与主观论断或者不负责任的推测截然不同，但是，我们要清楚，绝对不能把某个人的经验归为“实证”，无论一个人的经验多么具有说服力，它依然只是轶事或证词，需要在科学研究的受控条件下接受检验。三、分析结果，接受或拒绝假设在我们收集了足够的数据之后，下一步既采用某种数学公式或统计公式分析方法去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当然现今已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工具，傻瓜式操作，不过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还需要进一步去休息统计的相关课程，如果只是想要简单知道怎么回事，百度一下，并不困难）。如果经过严格分析，数据足以证实我们的假设，那么我们便可以直布假设得到了证实；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会拒绝这个假设。无论是哪种结果，我们都获得了一定的知识，起码知道对，或者不对。四、发表、评论和重复验证结果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是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在专家会议上作报告，偶尔也会把研究内容写成书，让科学界对它进行仔细地检查和评论，然后等待评论者的回应。简单来说就是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同行觉得这项研究有趣且重要，或者说侵犯了人家的领域，尤其是如果它对其他研究或对一条广泛被认可的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同行们会寻找研究设计中的瑕疵，或者他们会自己重新做一遍，看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即重复验证(replicate)实验，当然了，当假设通过所有障碍后，才会有相关的论文发表出来，被广泛接受。有趣的一点事，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暂时的，永远不缺突破性的新发展，甚至可能会被全盘否决，被更好的、更完备的、更先进的、更严密的知识所替代。尽管现在的科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完善的体系，但它是迄今为止检验有关自然界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