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法律政策研究工作若干思考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万春新时期,检察机关法律政策研究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精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检察机关的重大政治任务。法律政策研究作为检察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紧贴时代脉搏,把握新形势,实现新发展。新时代检察职能和工作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呈现新规律新特征,实现“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需要法律政策研究提供更多更实更优的智慧产品。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的全面深化,法律政策研究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开动脑筋认真研究解决。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作为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政策研究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在深学细学上下功夫,真正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深悟透,并自觉融入、落实到法律政策研究各项具体业务中。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自觉,把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作为开展法律政策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决定》开篇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制度,法律政策研究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切实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鲜明特色和优越性的研究,毫不动摇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方向性、根本性要求,必须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能有丝毫含糊。要立足本职工作,积极为实现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决定》专门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张军检察长在最高检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上强调,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对外,要服务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内,要加强检察职能建设、自我完善,实现检察监督体系和检察监督能力现代化。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法律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的现代化,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要求的应有之义。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作为检察机关服务工作决策和司法办案的智库,要比以往更加自觉地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来研究和发现新时代检察职能作用发挥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和提炼新时代检察业务创新发展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优质的法律政策研究产品,助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例如,以往关于网络犯罪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就案件说案件、以法条论法条,今后应当有更高站位,从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高度研究发案规律、提出惩防对策、促进制度完善。当然,服务法律监督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和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同步更新法律政策研究理念,同步完善法律政策研究机制,同步提升法律政策研究水平,努力跟上新时代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发展步伐。要紧紧围绕《决定》部署的重点任务与检察工作的结合点开展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决定》强调“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党领导检察工作等制度。法律政策研究必须绷紧党的领导这根弦,将党规党法与国家法律一体考虑,把党的重要主张贯穿到全部研究工作中去。制定司法解释、政策文件、出台改革举措等,必须体现党的领导,严格执行党内请示报告和审批制度。《决定》要求“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将落实人大对检察工作的审议意见和研究办理代表、委员相关议案、建议、提案等,作为法律政策研究的重要依据或内容。如,201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意见中明确要求对产品、工程质量领域损害公益和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阐明开展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可行性,为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和相关法律修改打好基础。紧接着,全国政协也召开关于检察公益诉讼的专题协商会,提出推进该项工作的意见建议。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求和全国政协民主监督意见,加强相关理论、实践和立法问题研究,就成为当前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而这同样也是《决定》的要求。《决定》明确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新业务,近年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办理“等”外案件难度较大,需要以积极、稳妥的态度不断总结实践探索,进行深入论证,为今后的立法完善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此外,《决定》突出强调“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要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促进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在执法司法工作中落实,同时要深入研究现行立法在平等保护方面存在哪些不足,积极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决定》还提出“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等任务,都和检察职能作用发挥密切相关。对这些部署,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紧紧结合检察职能作用发挥,认真做好研究论证和建言献策工作。二、法律政策研究工作要更好地服务大局新一届最高检党组提出的“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新时代检察工作总体要求,“稳进、落实、提升”检察工作主题,以及“转隶就是转机”“双赢多赢共赢”“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做优、做强、做实、做好”四大检察等检察工作新理念,为当前和今后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和思想方法,也为法律政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重点。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上述理念、思想、部署和要求,更加自觉地服务检察工作发展大局,是法律政策研究的责任所在。开展法律政策研究工作,首要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检察机关的法律政策研究,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无论是检察工作重大问题调研还是具体司法业务研究,都连着政治,连着大局,决不是单纯就法律研究法律、就业务研究业务的问题。必须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清醒的理论自觉,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切实体现在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全过程。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解释什么,怎么解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要方向正确、立场坚定,决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法学观点。例如,关于检察办案如何平等保护非公经济,虽然表面看是个法律问题,但不能就法论法,必须紧密结合政治,即要从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平等保护产权政策部署、切实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和促进“六稳”的政治高度,结合具体法律规定和检察业务,来进行研究、提出措施建议。法律政策研究还要更加自觉地、精准地服务大局。讲政治不是空洞地喊口号,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检察工作包括法律政策研究工作讲政治、顾大局,必须具体化、精准化,找准发力点和结合点。俗话说“一具体就深入”,研究工作一具体就能发现问题,一具体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前,要紧紧围绕新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深入“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生动实践,发现问题、精准选题,科学策划、重点攻关,力争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比如,积极主动了解党委、政府关于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整体部署、进展情况,分析掌握“三大攻坚战”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对检察工作的需求,有重点地开展调研,有针对性地为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三大攻坚战”提供智慧支持。再如,针对金融犯罪,特别是利用网贷平台实施重大非法集资犯罪高发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针对生态环境类案件办理存在的确定管辖难、调查取证难、司法鉴定难等问题开展调研,推动解决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中的疑难复杂问题。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层级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必须结合本地本级实际,做出特色。比如,“一带一路”沿线检察机关,可以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保障作为重点调研方向,西北五省检察机关和兵团检察机关可以加强对服务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陆路通道相关问题的调研;粤港澳大湾区检察机关可以加强服务保障大湾区建设问题的调研;长江沿线11省市检察机关可以有针对性地研究长江流域跨区域司法协作、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等重点问题;脱贫攻坚任务较重地方的检察机关,可以将研究重心聚焦乡村扶贫领域犯罪及其社会综合治理问题。三、法律政策研究工作要积极主动为“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张军检察长指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要推进检察监督体系和检察监督能力现代化。新一届最高检党组按照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并行的理念重构了检察监督体系,并按照案件类型重新组建了“十大业务”办案机构,这是推进检察监督体系和检察监督能力现代化的实质性探索和重要成果。全新的、更完善的检察监督体系对法律政策研究包括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以往的研究成果已不能很好回答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发展问题。“四大检察”的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待梳理分析,工作经验有待总结提升,制度机制有待健全完善,每一项业务都有很多需要研究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对全新的工作格局、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大量的实践素材,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必须大有可为、大有作为。这既是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所需,也是检察研究人员的职责所在。要更加主动地适应新时期检察职能调整对法律政策研究工作提出的内涵更丰富、标准更高的要求,自觉地围绕“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特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开展调研,发现、分析和总结其中的法律政策适用、制度改革创新、业务工作发展等问题,及时为检察实践和检察改革输送高品质的智力产品,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要学会“弹钢琴”。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体系和能力也有个现代化问题,当务之急是推进法律政策研究各项工作平衡发展。和整体检察业务的“刑强民弱”一样,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同样存在“刑强民弱”“重刑轻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事检察领域,对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的研究比较薄弱,在刑事检察中也更加侧重于侦查监督、公诉而忽略其他业务,远远不能满足“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需要。如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新一届最高检党组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要求我们从全国检察系统抽调民商法业务骨干参与研究论证,但这方面有实践经验又擅长研究问题的人才很少,紧密结合检察实践开展相关研究的成果积累也远远不够,虽然我们正式提出的立法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了一些,但是总体上研究论证的力度不够理想。法律政策研究工作要更好地跟上和服务“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发展,需要从人才配备培养和工作安排上进一步补足弱项,尤其是要有意识地强化对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的研究。以公益诉讼检察为例,由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调查取证、诉前程序和检察官的诉讼地位等,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不少争论,应当深入进行研究,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例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不要先“公告”?以往研究不够,实践中争议很大,最高检会同最高法进行研究,最终统一认识,并联合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四、着力增强法律政策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前瞻性一是坚持问题导向。要把问题作为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调查研究,必须保持对问题的敏锐性,心里时刻装着问题。只有问题找准了,才能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要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不断提高对问题的梳理、提炼和分析能力,进而发现工作规律,谋求破题之策。前不久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对部分省的检察建议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存在制作不规范,把关不严格,适用范围不清,调查核实走过场,可操作性差,跟踪不到位,落实效果不佳,甚至片面追求数量滥发建议、将应发给这个部门的建议误发给另一个部门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要进行深入分析,梳理归纳出哪些是个性问题、哪些是共性问题;哪些是工作责任心问题,哪些是工作能力问题;哪些是阶段性问题,哪些是趋势性问题,等等,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二是要选好调研题目。检察工作中可以调研的内容很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选好选准题目,找对研究方向,聚焦重点问题,将时间和精力放在更为关键、更有价值的问题上。好的调研题目应当围绕检察工作大局,紧贴上级检察机关部署,能够抓住本级本地检察工作、检察改革的重大问题,或者检察办案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选题还要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要根据本级本地检察工作实际、研究条件和研究能力,选择客观上需要研究、主观上也有能力研究的课题。市、县两级检察院特别是基层检察院要选择大小适度的课题,不要盲目求“大”,避免因选题过大导致难以完成研究任务。当前,可以围绕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大局的重点任务,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好“三大攻坚战”“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民营经济平等法律保护等来选题;围绕新时代检察监督职责调整和监督方式创新,如“捕诉一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来选题;围绕检察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如检察监督与检察办案的关系、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等来选题。调研中,不少地方对最高检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工作提出改进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是选题应既体现全国大局、共性工作,也应关照一些地方服务大局的特性工作,如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贸区建设、丝绸之路西北片区建设,民族地区检察工作等。这个建议很好,有利于为全国检察机关服务大局提供更加精准的理论支持。三是提高研究的前瞻性。前瞻性是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价值和力量所在。研究的前瞻性不足,“含金量”就不会高,自然无法有效指导检察实践。只有提高前瞻性,法律政策研究工作才能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才能真正发挥服务决策、指导办案、推动工作的“智库”作用。前瞻性的基础是预见性。要做到科学分析、精准研判,一方面要“下接地气”,实事求是地从检察实践出发,多加强基层调研,多听取办案一线人员的意见,准确把握检察工作、检察办案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另一方面,要“上接天线”,从助力实现检察监督体系和检察监督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部署的主要目标、安排的重点任务以及《2018-2022年检察改革规划》提出的6个方面46项改革为依托,及时分析研究检察工作、检察办案的发展趋势,在不断深化对其内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将具有共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做法上升到理论层面,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和依法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工作建议和论证意见,为制度建设和完善作出应有贡献。五、进一步重构、完善和落实“大调研”工作格局“大调研”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最高检针对检察工作创新发展需要和检察调研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提出的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其内涵是建立由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带头、各部门检察官和业务骨干积极参与、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具体组织协调并发挥主干作用、吸收高校科研单位专家参与的检察调研和理论研究工作格局。本轮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对“大调研”工作格局带来一定冲击,主要是地方检察机关法律政策研究人员特别是调研骨干流失较多,部分市级检察院和几乎所有县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被撤并,在其他业务部门的入额检察官因办案任务繁重,参加调研和理论研究积极性不高,等等。但这些都是改革发展中的“阵痛”。检察工作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专业性都很强,社会生活又千变万化,司法办案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离不开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只埋头办理个案、不注重研究总结,是无法应对新时代检察工作需要的。作为检察机关的“问题”研究者,不能持消极、观望的态度,更不能有等一等、拖一拖的思想,必须拿出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的决心和勇气。要坚定这样一个信心:新时代检察工作需要办案者,也需要研究者。每一位法律政策研究工作者,都要有跟上变革、主动适应、积极作为的政治自觉、行为自觉。当前要认真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后,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整合优化检察机关内外部力量,重构“大调研”格局。一是避免“空心化”的问题。法律政策研究室条线不再一通到底后,省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统领作用至关重要。必须进一步强化指导和督导责任,确保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上下贯通。要发挥好地方三级检察院上下联动作用和研究工作的资源优势、经验优势。重大调研课题、研究任务可以抽调全省调研骨干集中攻关,促进调研任务的落实。各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特别是省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要主动向院领导做好汇报,积极争取支持,尽最大努力建设适应新时期检察工作发展需要的调研骨干队伍。市、县两级检察院未设立法律政策研究室的,市级检察院应在承担法律政策研究职能的部门配备专职人员;县级检察院一般也应当配备熟悉检察业务、有研究能力的人员。新一届最高检党组高度重视法律政策研究室的工作,除调查研究外,还要求各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承担检察建议统管把关和检察委员会议题审核等办案职责。调研中发现,有些市县检察院安排从事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专人”非但不专,而且不具备研究能力,这显然不适应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求,是对工作不负责任。要因应改革后的新情况,研究新的聚拢人才、推动调研工作的机制措施。不久前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会同政治部对全国检察理论调研人才进行了调整充实,将各条线一批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理论联系实际、取得较多成果的优秀人才纳入人才库,使调研人才队伍的结构更加优化,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调研骨干人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作用发挥出来,把他们真正培养成为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自家人”。二是解决“干不了”的问题。调研任务要落到实处,离不开过硬的业务能力。研究者不光要有研究能力、文字水平,更要精通检察业务,这样才能得到办案部门的尊重和认可。如果自身业务能力不强,拿不出专业化的研究意见,办案部门就不会重视,也不会愿意和我们联合开展研究。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是提高研究能力、补齐业务短板的有效抓手。培训形式多种多样,举办专门的调研业务培训班、调研人员插班其他业务条线的培训、通过“检答网”向专家提问、开展检察官读书活动等,都是提升能力的渠道。法律政策研究人员要进一步密切和办案部门业务骨干的协作配合,将研究融入办案、在研究中推动办案。要积极参与办案部门疑难复杂业务问题研讨,主动邀请办案部门参与重大课题研究。探索检察官业务研修制度,为各部门检察官参加重要调研和理论研究提供条件。通过上述方式,既使专职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办案需求熟悉检察业务,又有利于构建“大调研”格局,一体提升检察机关办案和研究工作的质量、水平与效果。要积极探索调研激励机制。张军检察长指出,要把调研能力和调研成果作为干警评优、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各级检察院可以根据本级本地实际,探索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措施,比如将参加重大专题调研或检察课题研究列入对检察官和其他检察人员的绩效考核,对转化为重要制度、办案规范或者工作决策等的调研成果,给予表彰奖励等。三是善于借智、借力。要进一步深化与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长效合作机制。2019年8月,最高检授牌16家法学院校和研究机构“检察理论研究基地”,共建国家级检察理论研究智库。要充分借助这些基地以及其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和研究专长,共同推进新时代检察理论体系构建和检察制度、检察工作研究。六、要不断改进调研方式方法一是要深入实际。张军检察长在2019年7月举办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强调:“检察理论研究要深化,更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实打实先做起来。”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只有深入检察工作实际、深入基层办案一线,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为深化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只有实事求是地了解检察工作的具体案例和典型做法,才能提出正确的对策建议,更好地服务于检察工作需求。通过阅卷开展调查研究,是司法实务部门研究问题的优势所在。要在符合保密及相关工作规定、纪律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去查阅检察官办案的具体案卷,通过阅卷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各地可先积极稳妥地去做,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总结,看是否能够将这种新的调研方式转化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二是要善于运用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新形势下的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不能再单纯停留在要数字、要情况、座谈研讨的阶段。在继续开展好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的同时,还要学会运用大数据、开放式调研等符合新时代检察工作特点的研究方法。内设机构改革后,部分市级检察院和几乎所有县级检察院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与案管办合并组成新的案件管理部门,这使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借助第一手掌握办案统计数据的便利条件和优势,进行更加联系实际的实证研究,也有利于与办案部门共同开展条线检察业务趋势、特点等的分析研判,为司法办案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三是要抓好调研任务的落实。各级检察院特别是市、县两级检察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上级检察院布置的研究课题、调研任务。要践行最高检党组反复强调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提高对法律政策研究工作重要性、必要性和责任感、使命感的认识,无论是专职人员还是兼职人员,都要切实负起责任,积极主动开展研究。不能上级作出部署了才研究,没具体部署就不研究;不能当甩手掌柜,搞击鼓传花,把调研任务简单推给下级部门或者调研骨干;更不能出现因机构合并,导致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停摆”的问题。四是要力戒形式主义。顾名思义,调查研究,先有调查才有研究。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只研究法律文本、理论概念而不深入实践进行调查;也不能有应付任务思想,为调研而调研,为报告而报告。最高检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提出今后尽可能不搞书面调研,主要是针对以往书面调研较多,既给基层增加负担,又难以真正了解实际情况的弊病,各级检察院都要认真落实。开展调研最终形成的成果,必须重内容、重质量,决不能抄抄写写、应付了事。七、调研成果重在转化为司法办案生产力开展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和推动实践。新一届最高检党组把抓办案放在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突出位置,作为检察机关的智库,也应把加强案例研究作为推进法律政策研究及其成果转化的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典型案例的推选、研判、运用和指导工作。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将进一步加大指导性案例工作的推进力度,各级检察院要增强案例意识,按照《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要求,认真培育、总结、积累、报送、推荐案例,为最高检制发指导性案例提供优质“案源”。各级检察院还要做好其他典型案例的收集、筛选、研究、发布工作。地方各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部门要根据上级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对本地、本院办理的同类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研究意见供办案部门参考。要注重总结本院和下级检察院办理的典型性、影响性案例。无论是成功案例还是反面案例,只要有典型意义,就要深入研究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有效指导办案。各级检察院要结合本地实际,形成案例研究的特色和品牌。要研究建立检察官办案中对类似案件的强制检索制度,促进检察官自觉参照指导性案例、参考典型性案例办理案件,统一和规范司法行为。要继续发挥好课题制在推进研究和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积极作用。近两年来,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增长,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将不断改进完善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工作,继续利用《检察研究参考》《检察调研与指导》等平台刊登优秀的法律政策研究成果和调研报告等。各省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也要建立健全优秀研究成果评选、汇集、推介机制,积极展示推介调研成果。要建立健全研究成果报送制度,具有应用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要及时报送本院领导、上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和有关部门,促进成果转化为检察工作决策部署和司法办案生产力。(《人民检察》2020年第3期)
陈寅恪(1890.7.3-1969.10.7)对于中国史界而言,今年是深具意义的,因为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本人的一篇以笔谈为基础的论文《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发表于近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十七卷第四期,2020年7月),随后各网络公众号多有转载,在读者间似乎也颇有些反响。日前《上海书评》转来饶佳荣先生的一篇读后感,对拙作既有过誉的肯定也有批评。因为这是一篇严肃的评论,《书评》希望我能对此有所回应。我读过后,感佩于饶君的认真,因此想就饶君此文的一些看法提供一点我的回应,借此机缘对陈寅恪研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也稍做申论,目的并非出于为我本人观点作辩护,而是想促进学界乃至大众对作为史家的陈寅恪的理解。先容我说明三点情况:第一,因为拙作并非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可完全通过实证来论说的主题,对此主题学人间有不同观点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因此本人的回应也只以进一步阐明本人撰文之时的考量为主,有便于读者衡量不同观点间之异同得失。但这种讨论永远是开放性的,不可能定于一尊。第二,这篇文章乃去岁深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之后《北大学报》和文研院希望我能组一组稿子,先发表部分有新意的文章。本人因忝为北大历史学系教员和文研院工作委员,组稿的责任便自然交给了本人。同行们也许都知道,我写稿容易拖延,往往一改再改,错过规定交稿时间几乎是日常行为,这次若非有严格时间限定,且因本人有组稿之职责,不能不提交文章,否则恐怕未必能刊出。也就是说,本人对自己的著述其实从未满意过。而这篇论文令我感到遗憾的另一原因是学报对字数的限定。学报规定只能在一万五千字以内,由于学报的宽容,使本人的这篇的字数得以略有超出,但也不能越限太多。其实其他三位作者也都面临同样问题而不得不作出大幅的删节。本人曾对学报编辑部同仁开玩笑式地威胁说要转而投稿给北大隔壁的另一家学报,因为后者几乎不限字数,容许尽情发挥。学术论文的质量固然不能以长度来衡量,但探讨陈寅恪的学术,不深入到具体的例证,便易流于印象式的浮泛。但因学报的限定,本人在不影响主要立论的基础上不得不对拙文作出删节。删去内容包括正文和脚注,往往涉及具体的例证。比如饶君文中提到的“视域之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一语,饶君提示最早提到应是王汎森先生的报告,其实这是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创造的著名语汇,而最早用到陈寅恪的例子是余英时先生1986年发表的论说(见余英时:《“明明直照吾家路”——一九八六年版自序》,收入《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对此饶君可能失察。笔者原本有注解稍作说明,但因篇幅不得不删去。有些必要的注解,比如提及余师对陈寅恪某些论文时代意义的分析,也因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删。如上之故,原本三万字以上的文章被删到两万字以内。文中三个部分的讨论均受不同程度之影响,有些议题更是悉数删去,比如讨论陈寅恪的史学学问养成的可能途径。第三部分讨论中略去了对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更细致的分析,以及陈氏关于唐代党争的论说和相关论说的比较等等,这些大都未为以往陈寅恪研究所涉及。但对于学报的宽容,我仍要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好在三联即将出版本人一本以讨论陈寅恪学术为中心的小书,到时读者应该仍有机会看到这篇论文的“全貌”。第三,这其实不是佳荣君第一次就本人的陈寅恪学术的观点提出批评。前些年本人发表有关以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为中心的论文《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文史哲》2015年第三期)一文后,佳荣君也对其中某些观点提出过疑问,我记得他最主要的看法是不甚同意本人在该文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陈寅恪所出的对对子题有对胡适暗中表示敬意的意味。佳荣君虽不在学术圈内从业,但对学术抱有极大之热诚,历史素养也佳,且长年通过媒体力量致力于将严肃之学术推广给社会,这些在文史学从业者间有口皆碑,不容我赞一词。佳荣君对本人的研究也多有留意,拙作《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出版之后,曾非常细致地就相关议题采访过本人。不夸张地说,本人和佳荣君应在广义的朋友圈内,只是本人性格疏懒内向,近年极少与学界同行或知识界同好私谊互动。在彼此间久疏音问的情况下,能获饶君细致之评论,我很感动,于是想就此机缘,对佳荣君的批评作出认真的回应,以表对友人的敬意。以上三点大略澄清一下拙文产生的一些客观情况,接下来我想先就陈寅恪学术讨论的基本方法作一两点申说。由于陈寅恪学术面相的宽广深入,以及他被当作某种文化偶像而具有的影响力,多年来探讨其学术人生的文字如汗牛充栋,几乎遍布陈氏的各个方面。说实在话,要在这些文字之外再别出新意并非容易,更何况本人一向的立场是避免如钱锺书所言,将他人的书放入自己书中,再将自己的书放到书架上。若无真正的心得,则宁缺毋滥。本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感觉,即当下对陈氏学术的研究,最为缺失的往往是其核心部分,即对他的学术研究的脉络化的了解。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尤其是与他学术领域相关的学者没有重视他的史学论点。学界对他具体的观点往往不乏有价值的评论,也不乏对他的学术作整体关照,缺乏的是能通过他在各类具体研究中呈现的脉络,将之整合,提升到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告诉今天的读者,陈氏作为史家居于何种位置。陈氏涉及的学术领域众多,即便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专注于其中一部分,由此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又以往对陈寅恪史学的分析,较难脱离仰视的角度,即便这种角度是隐形的,因此立论难免会假设陈氏的学术能力。对于诠释陈寅恪学术立场的整体性而言,学者也更多从强调其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或者从强调其“贯通”能力出发,这些角度无疑是重要的,但也容易形成对陈氏学术评价的单一面相。在这些研究中,陈氏本人的言论往往成为自证其学术性质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造成一种封闭的怪圈。对他学术产品的评估,也流于描述性的表彰。尤其没能将陈氏的史学和同时期前后域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相比照,更少考虑到作为方法的西方史学理论是否能在解释陈寅恪学术中发挥作用。拙文之所以选取陈寅恪为何会转向以唐史为核心的中古史研究作为讨论主题,并非因为唐史是笔者在陈寅恪学术中唯一熟悉的领域,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没能得到充分讨论的大问题,与陈寅恪涉及的其他学术领域关系密切,攸关对陈寅恪的整体理解。同时因为在这一领域内,笔者采取和陈氏极为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更有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同其他人文课题,最重要的是能提供独立思考后的观点,而非将前人观点简单放大。但虽以唐史为重心,笔者从未忽略陈氏其他领域的贡献得失,及其与唐史研究之关系,这些领域基本都在笔者思考的背景之中。除此之外,正如好友沈卫荣兄所言,一千个人有一千个陈寅恪。对于陈氏的学术的认知,不同代际的学人应该会有不同的理解,这绝不影响对前辈学者的论说的吸收和尊重,但新的理解有助于激发这一课题的生命力。还有一点,就是研究陈寅恪,应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只从掌故之类的记录入手,试图从中发现陈氏的学术生涯的秘密。人世交往之点滴,同时代人对于陈寅恪的随意性评价(casual remarks),对于了解陈寅恪这样长期处于学术中心的人物而言,自不应忽略,现代史学也提倡生活史与学术史的交融。但掌故类事例,即西人所谓 anecdotal accounts,若不能将之放置于学术本身的脉络去考察就不会对了解重要学人之学术有真正的帮助,多半会流于说外行话。而且掌故的史料价值,若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学术语境和问题,讨论起来会容易无的放矢。我在此试举一两例来说明掌故与学术脉络结合的必要。金克木先生回忆过,他和陈寅恪曾在一次聚会中会面,当陈先生听说金先生曾在印度问学后,临离别前走到金先生身边,轻轻耳语问他是否读过梵文《妙法莲华经》,而陈先生是用梵文读出《妙法莲华经》的名称。事后金先生评论说,他是在印度受的梵学训练,而印度正统古典训练是不会去读这类佛典的(笔者案:犹如吾国的国学训练只重四部之学,极少旁及内典)。这一故事几乎没见学者在讨论陈寅恪时用过,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细节颇有意义,陈先生那一刻意发问或许有试探金先生学力的意思,但提出的问题本身仍是有些低级的,说明陈寅恪所受的以德国梵语语文学为基础的训练并不重视印度本土的学术训练脉络,那是一种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欧洲汉学式的训练方式。这一点在本人撰写的有关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会再详细说明。但如果你不将这类掌故例子和陈氏某些特定的学术系谱连接,就不会注意其可利用的价值。同样道理,只有对某些掌故背后的学人关系有了解,才能对陈寅恪论著中的一些被看作是客观的宣称(statement)有更细腻的了解。比如他发表在1942年的《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广为学界所流传。其中称说:“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污也。”以陈寅恪当时之学坛地位,这段话自然体现一种无可辩驳的客观性。但若细读杨树达回忆录,会发现在三十年代,杨树达眼中最大的学术竞争对手就是黄季刚。这一点多年前笔者读《积微翁回忆录》时,余英时先生便特别提示笔者留意,认为杨树达有与黄侃争胜的潜在意味。余先生的这一看法可谓卓识。而在当时,黄侃才是通常被认为训诂小学之第一人。陈氏撰写此文时,黄侃虽已故去,但陈氏的这一宣称,恐仍不无在此种背景下公开推崇杨树达之意。又比如陈寅恪在为杨树达的另一部著作《论语疏证》撰写的序文里,着重谈天竺中土儒释经诂传统之不同,这更是陈氏自身学术的表达,与杨树达该著关系可谓若即若离。当然杨树达也是笔者深为佩服的学者,但陈寅恪的这些序言在客观成分之外,更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意味,其弦外之意是值得思考的。其实陈氏给几位一流学者撰写的序文和审查报告都是他个人学术立场的宣言,而这些宣言本身既彰显陈氏学术的一贯立场,也有特殊书写语境下的特殊意涵,在讨论这些撰述时,我们不应忽略这两方面中任何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对待陈氏的文字必须和陈氏对待史料一样的审慎(critical)。最近一期《北大学报》陈寅恪纪念特辑中也有王汎森先生一篇大作,提到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特别强调“序”在明清文士关系中的重要性,并且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王汎森:《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陈氏的这种史学观察和他自身写序的实践同样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陈寅恪研究要避免的第二种倾向,是不能轻信耳食之言,这一点是近年来陈寅恪研究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坊间流行的一些有关陈寅恪学术的分析著作,有些出自资深学人,固然不无创获,但也常犯以耳食之言为基础展开讨论的毛病。不是真正去细读陈氏的专业学术论文,并了解其学术论点和论证的来龙去脉。陈寅恪身前为当时一流之学者所环绕,即便是仰慕他的后辈,亦不乏学术上卓越人物,因此他们对于陈寅恪会有各类评价。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同样必须以史学态度对待之,不管这些言论出自俞大维傅斯年胡适钱穆还是出自钱锺书季羡林周一良。这绝非因为这些学人的评论已经过时或没价值,而是他们的评论同样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学术训练背景和特定时候的学术立场作出的,有时恰恰因为和陈寅恪关系接近,反而容易只注意他的某一面相,而未必能保持一种 critical distance。有时甚至不同的著名学人,对陈寅恪学术特征采用同一种评语,其内涵也可能大不一样,比如认为陈寅恪学术以“考证”著称。所以这些评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其价值究竟如何,仍需经史学之拷问,拷问的最佳方式仍是深入了解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本身,才能洞悉他们的评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不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笔者在讨论陈寅恪对对子之文中特别指出俞大维回忆中提到的陈寅恪的文学旨趣纵然有参考价值,却并不全面,不能依赖以解释陈氏的文学观。同样的,傅斯年激赏陈寅恪的论文《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认为是利用语文学来研究历史的学术典范,但以笔者的浅见,这篇文章固然有贡献,却并非一篇需要极高学术造诣的研究,心得主要还是来自对德国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利用和对汉文史料的熟悉。这一点只有与同时期类似研究相较,才能清晰看出。陈氏的创获主要还是有较好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中文史料的充分和巧妙利用,能找到线索和联系。笔者自从事学术工作起,周边师友几乎都是对陈寅恪学术有精深了解之辈,对于他们的相关分析,笔者在尽量采纳之余,采取的也是同一立场,这里毋庸再加说明。要避免的第三种倾向,是不加考索地将陈寅恪所欣赏的学人的学术旨趣和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旨趣或目标划上等号。陈寅恪欣赏的学人,至少从其比较公开的言论来看,往往近于考据或实证类型,比如陈垣、杨树达等人。而极少有对胡适等新派学人作公开的褒扬。所以我们很容易将陈垣、杨树达的学问旨趣或特征当作陈寅恪自身的学术特点。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陈氏固然有重视实证和考据的一面,但他自己最有创获的论著(为数绝对不少)则往往不是在传统意义的实证层面上作出的,有时是以实证面目出现,但实际却包含大量非实证所得的史学预设或者历史想象力。或许王国维和陈寅恪之间存在着别人和他之间少有的学术共相。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明以上几点,一个原因是笔者发现饶君对笔者的批评中,不同程度存有以上种种取向。饶君的判断,常常是通过非常间接的论述作出的,很少直接深入陈氏的史学文本。比如佳荣君曾对本人就陈寅恪对对子之文史学取向的分析提出异议。如果本人记忆不误的话,那么佳荣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不同意本人认为的陈寅恪所出对对子考题中,对应于“孙悟空”的“胡适之”是出于对胡适的一种敬意的调侃,认为陈氏和胡适的学术立场观点有很大差异,如何可能是出于敬意的调侃。笔者的那一篇文章的主旨之一是重新探讨在何种意义上“孙行者”与“胡适之”的对子能体现陈寅恪所提倡的“正反合”的语言思辨能力。要谈这一问题,自然便涉及陈寅恪与胡适的学术关联。当然胡适和陈寅恪学术旨趣甚至立场均有所不同,这本是学界的老生常谈,有时今日之学界中人甚至会以陈氏学问的深度来反衬胡适学问的浅近。老生常谈固未必谬误,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对理解陈氏的学术脉络会产生误导,对当时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之间关系的解读也会过于表面。笔者文中着重引证的是来自陈氏在那一段时期学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古佛教史的著述,发现与胡适的研究有密切关联,不但呈现平行状态,且明显受到胡适研究的刺激。陈寅恪是一位不甘于二流的学者,他对于胡适的态度,并不能只依据他在不同场合的某些言论或对某些立场来作机械推衍,而要深入他的研究轨迹,才能得出更为可靠的判断。同样的例子还有陈寅恪和顾颉刚的关系。陈弱水曾指出,陈寅恪对民国学术界最反感的“既不是旧派学问,也不是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而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这一判断本身是中肯的,相关论证可见其《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收入《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2000年)。但我们同样注意到陈氏在1931年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起首便提出层累造成古史的观点,所谓蒙古民族之起源,“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面较新者也”。任何对当时学术潮流有所了解的人,不会不意识到层累说是顾颉刚疑古派的标志性学说,但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在文中却用的是东洋史家之论说。表面看就蒙古源流的具体论证而言,白鸟库吉等东洋史家的确有类似的史观,但陈氏这样明显之提示,难以排除有间接对顾颉刚的这一立场表示认同之可能。如果我们细读《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会发现自二十年代末起,同在北平的顾颉刚和陈寅恪个人关系日渐密切,两人参加共同聚会的次数也颇频繁。事实上尽管两人学术取向有所不同,1943年陈寅恪甚至还作诗公开讽刺过顾颉刚献九鼎(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仍是友好的。1944年12月15日,顾颉刚在其日记中突然记了一行:“寅恪两眼皆不见物。”(见《顾颉刚日记》第五卷)可见此事给顾颉刚带来的震动。一流学人间的关系往往有很多层面,从学术上的佩服到隐性竞争乃至相轻或遥相呼应、暗中支持,都可能同时存在。以上是对佳荣君就《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一文批评之简单回应,接下来笔者想就佳荣君此次评论作些解释。这里先将佳荣君批评的主旨略加概括。拙作有三个部分,佳荣君对其中第三部分,即对陈寅恪的唐史研究贡献的再评估,多有谬赞,集中批评的是文章的第二部分,即陈寅恪在其学术生涯的成熟期,是否出现过一个“唐史转向”。假如本人的理解不错的话,佳荣君的批评意见的重点大致是这样的:拙作过于突出唐史研究在陈寅恪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而有意忽略他对于六朝史的贡献。本人强调清华学术体制变化对于陈寅恪的影响也值得存疑。佳荣君不认为陈寅恪在内心有以唐史研究作为安身立命的想法,换句话说,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固然成就卓著,其实是其整体学术中“自然”导出的结果,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佳荣君也对本人提出的唐代与清代,尤其是晚唐与晚清之间在陈寅恪心目中的联系以及对陈寅恪倾向于唐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了保留。以上看法中,有些其实属于佳荣君对拙作略有误读所致,有些则显示彼此对学术评价的方法稍有不同。具体而言,比如陈寅恪的六朝史与唐史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应过于钻牛角尖的问题。拙作已明确说:当然学术环境变化的因素只能解释为何陈寅恪必须致力于历史研究,却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为何选择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这里固然突出唐史,但仍是以中古史作为整体范围而言。在拙文中,“中古史”与“唐史”交互出现。论及陈氏史学特色时,所举例子也是六朝与隋唐均有。在拙文更为完整的版本中,涉及陈氏南北朝研究的例子会更多。也就是说在学术方法的层面,陈氏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是贯通一致的,但方法上的贯通一致与学术构架的建立仍有重要区别。陈氏六朝史的创发以宗教与思想层面为最重要,创发也最多,这一方面原因是这些方面的探讨和以中亚语文为基础的梵学佛教学的关系更为贴近。当然陈寅恪对于六朝史,尤其是南北朝族群流动和文化政治变化,也有许多灼见,特别是能用语言习惯和宗教习俗来推断南北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政治纽带,这类方法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论文中使用得尤其得心应手。但应看到的是,他的南北朝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是以对隋唐有整体了解为导向,而且他的唐史研究是从政治制度和文化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涵盖的面相远比他涉及的六朝史课题来得宽广和深入,不仅数量多,原创性也更强些。当然两者中有不少重叠的部分。拙文指出:须注意的是,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能分割,着力于这两个领域使他具有超越同时代很多中外学者的长时段的眼光。这体现在他对隋唐国家体制形成的看法上,也使他在观察唐代前期的体制形成脉络时能避免了某些后见之明。这段话要说明的一个重点,即陈寅恪南北朝史的研究对他的唐史研究中特有视角和论说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其落脚点最终仍在唐代而非南北朝。这是就学术构架和质量而言。笔者曾特别提醒读者,陈寅恪的两“论稿”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属于从南北朝看隋唐,用王汎森的话讲,更注重一种“历史的逻辑”,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呈现的从宋代回望唐代的“史家之逻辑”有所不同。这其实都是在表彰其六朝史研究的重要。佳荣君似乎并未理解笔者以上这些考量,才会有本人故意忽略陈氏南北朝史方面贡献的误解。其实笔者在评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特别标举陈寅恪对北齐的独到分析,这不正是强调他在南北朝研究方面的成就吗?只是这种分析仍是落实在解释隋唐制度之来源,并未用作讨论北齐的文化对其自身政权兴衰等的作用。因此笔者强调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更多以隋唐为重心,是丝毫不夸张的。陈氏对南北朝的历史过程也是有通盘认识的,否则不可能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样的著作,但南北朝头绪众多,有通盘认识是一回事,能否建立像两“论稿”这样更完整和有原创性的构架则是另一回事。其实陈氏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研究在中国学界影响也很显著,有导夫先路之功,但有些方面很快被“后起之健者”渐次赶上甚至超越。比如前面提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发表于194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第一分),周一良先生有一篇题为“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的长文,发表于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在处理的历史问题上与陈文非常类似。《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虽发表在先数年,受到陈氏诸如《东晋南朝之吴语》等论文的影响,《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也自有其创获,但相比两文,周文却在广度和细腻处有超越陈文之处。发表在1938年同一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周一良另一篇论文《论宇文周之种族》,对北周政治族群的分析也有陈氏未及之处。周一良当时只是初出茅庐之青年学人,尚未赴哈佛学习域外语文,但在南北朝史的某些重要领域内已隐然足以与陈氏相抗。但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唐史领域,则尚未有相类似的情况出现。当我们在慨叹陈寅恪与时间赛跑时,同样不可忽略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陈寅恪其实也不得不和后起之秀赛跑。虽然从历史回望,后起之秀如周一良后来也同样面临与时间赛跑的困局,不过那是另一种境况了。拙文着重于谈陈氏为何选择唐史作为重点,有哪些此前不为学人所关注的内外因对理解这一转向有帮助,而非讨论陈氏在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是否也有卓越贡献。佳荣君在此问题上纠结,恐怕更多是源自对本人提供的陈寅恪重视唐史的思想心态层面,以及学术体制对他学术规模形成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说的质疑,并由此反推,于是产生笔者忽略陈寅恪南北朝研究之判断,又将之作为自身论证的依据。在批评拙文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贡献概括上有所偏颇时,佳荣君采用了一个比较常见的立论方法,即认为不能忽视历史上“可能之有”,也就是假若陈氏不因时代离乱而使所作笔记大量丢失的话,则必然有大得多的学术产量。关于这一论点,笔者原则上有同感,实际在拙文中也已点到过。但具体到哪一个领域,则笔者认为需要做细致的分析,不能泛泛而谈。其实拙文所谓陈氏以唐史为“安身立命”之领域,本旨是这一领域在陈氏看来最能体现他对史学的追求,而不是说只有唐史才是他想要致力研究的领域。他从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推崇《通典》、司马光的《考异》和欧阳修的《新唐书》,任何对中国史学稍有熟悉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三者精彩处均在唐代。也许笔者在论述中未能完全把这一层意思说清楚,以至于造成佳荣君之误解。但笔者仍要指出,当佳荣君在强调不能忽略历史上“可能之有”时,主要的依据仍是耳食之言。佳荣君说:具体些说,陈寅恪在抗战期间遗失了两大箱特别珍贵的札记和资料,尤其是蒙古史、佛教史方面的“半成品”,包括他想日后成书的《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和《蒙古源流》考证。这些待完成著作的流产,对陈寅恪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甚至“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9页)。这里佳荣君是在未经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就采纳了汪先生的论断。引文中列出的《史家陈寅恪传》的大陆版出版年份固然是2005年,海外版的出版却远在此之前,当时有关陈先生笔记的存留情况的信息并不完整,比如《高僧传》批注不仅基本保留了下来,还有《高僧传笺证稿本》存世,可供我们推测后者假若完成后可能是个什么情况。看来佳荣君没有细读这些文本,没有去梳理这些笔记或笺证中哪些是陈氏本人真正的心得,哪些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那些心得和陈氏诸种学术论文之间关联何在,它们在陈氏已发表的论著中居于何种位置。这些问题过于复杂,这里自然无法展开,但笔者仍想作个提示,现存大多以批注形式出现的陈寅恪读书札记固然只是其全部读书札记的一部分,但其中精华部分其实大都进入了他已发表的著作之中,或者已经在其论述脉络之中,这种对应颇为惊人,恐怕不是巧合。很多相关论文也发表在某些批注尚未丢失之前,从逻辑上很难说陈氏的那些札记如不丢失,其学术样貌会有很大不同。东方语文方面的问题下面另说,像《世说新语》这类眉批的散失固然有可能对陈氏涉及该方面的细节论说有所影响,但也不会很显著。原因颇简单,假如陈寅恪能在目盲情况下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需要依靠大量记忆和细琐论证的著作,那绝无理由因眉批丢失而对《世说新语》这样根本不算冷僻的著作不能有所撰述。1945年作为单行本出版的陈寅恪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其中包含了陈寅恪阅读《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的诸多心得,和发表于1937年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后者也是围绕《世说新语》材料展开的讨论。由于三十年代陈寅恪中古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占据重要位置,《世说新语》的确是他经常利用的材料,但他在该方面的撰作始终是讨论大问题的论文,因为那才是他主要的学术表达方式。与此类似的是,现存陈寅恪对《高僧传》所作的眉批的精华部分也大都反映在他已发表的论文之中。现存札记中最详细者是关于《鸠摩罗什传》的札记。笔者在多年前发表过有关该传的论文(中译可见《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中国学术》第二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已吸纳陈氏某些洞见。但以笔者的阅读经验,不得不说该部分札记主要仍属印度佛教学一般性知识,而非陈氏自己的发明。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些知识也许很有价值,但难以想象它们能满足陈寅恪这一层级学人的学术雄心,再说那类知识早已体现在德国学者诺贝尔(Johannes Nobel)对《鸠摩罗什传》的德语译注之中。现存《高僧传笺证稿本》中记录的心得固然也有价值,性质仍属零散,作为研究学术问题的准备工作可以,构成专门著述的条件则还真谈不上。假若这些现存笔记是我们的向导的话,那么笔者有把握认为,陈氏其他笔记或眉批也不会在性质上有多大不同。认为陈氏有意愿或者可能最终发表学术上颠覆性的《世说新语笺证》或《高僧传笺证》,以笔者之见属于从仰望陈寅恪角度作出的猜测,既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不符,也与陈寅恪的学术创造模式不甚吻合。这倒不是要质疑陈氏本人的学术能力和信念(conviction),而是如何辨别陈氏的学术重心所在和哪种学术形式更适于他的问题。笺证这种形式并非能展现其所长的学术表现形式,按他一生撰述体现出来的特点和学术旨趣,也只能推断他无意作笺注式的学问。只要读一下现存笔记,就会发现陈氏读那些典籍主要在乎的是与他所关心的问题有关的点,而非面面俱到地为作一般意义上的札记。除此之外,坦率地说,在中古佛教学领域,陈寅恪固然有卓越之眼光与贡献,就展示的功力和投入精力而言,在三十年代后其实已渐渐不如汤用彤,而在印度佛教学方面,他更不如吕澂精深细致。我们固然可以说相关笔记的丢失在最终学术出产量上对陈有所影响(这也仅是一种假设),而不能说对他学术贡献的质量甚至学术重心在哪会有明显影响,更没有理由说那些是他原本特别想要着力的课题。同样地,佳荣君在其文中特别引述近期发表的孔令伟君的论文《陈寅恪与东方语文学——兼论内亚史及语文学的未来展望》(《新史学》三十一卷一期),特别是其中有关1938年陈氏《蒙古源流》等笔记遗失而导致转向的看法。孔文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在越南遗失书籍一事,严重地影响了陈寅恪学术生命的发展。陈寅恪早年对《蒙古源流》与梵、巴利、藏、汉文多语佛教文献用功最深,然而当1938年其手稿尽失,因此不得不放弃早年关注的语文学。(83页)……与其辛勤注释的《蒙古源流》相比,《旧唐书》和《通典》不过是“略有批注”。由此或可见陈寅恪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对于《蒙古源流》及梵藏佛典的关注,远较唐史官书为多;而陈寅恪“略有批注”的《旧唐书》和《通典》由于没有被放置在最为要紧的两个书箱内,因此得以幸存。由此可见,1938年后陈寅恪遗失重要手稿后,治学重心由内亚语文研究与佛教文献学彻底转入唐史研究,可能主要与1930年代中国的图书收藏条件有关……(83-84页)对于以上两段引文中令伟君的论点,笔者均不赞同,因为无论从陈氏学术出版的明显倾向,还是他在域外之学方面显示的功力而言,都远不足以支持此观点。虽然孔文不无保留地说1938年后陈寅恪才将治学重心“彻底转入”唐史,这样的断语仍属常识性错误。孔文似乎把陈寅恪唐史乃至中古史的研究看作一种可以余力为之的工作,这本身也是史学上的谬见。上文已反复说明,陈寅恪最晚从1930年代起,无论研究还是撰述都以中古史为核心,不仅如此,只要有唐史基本训练并愿意认真阅读陈寅恪三十年代以后的唐史撰作,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研究是十分有序的,各方面的分析最终融入两“论稿”的体系之中。若没有这种有步骤的学术工作,陈寅恪是没可能在1939、1940年的境况里写出两“论稿”的。诚然,陈寅恪有些唐史的重要论文一直到五十年代才发表,那是因为五十年代前半叶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安定的阶段。比如发表于岭南岁月的著名论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其基本论点、方法均见于三四十年代论著和讲义中,也就是重视东晋政权下地方豪族与北方门阀之关系,这是陈寅恪研究南北朝社会的主要视角之一。又比如《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更是用具体讨论填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经提示的观点。笔者相信这些论文其实多半是旧稿的完成,而非新起炉灶。陈寅恪对于蒙古史的确有相当大的兴趣,也在德国受到过相应的训练。发表于1929年的《元代汉人译名考》体现出他这方面的训练,这也许是陈垣看重他的学术的一大因缘。但陈寅恪有关《蒙古源流》的四篇研究都在1932年前发表,其中唯在《彰所知论》的研究上独具只眼,认识到其将蒙古王统之源流与吐蕃王统挂钩,对后来蒙古历史传统建构之影响。其他几篇,包括傅斯年赞赏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均为史地人名的考订,这些当然有贡献,但毕竟属于局部性的发现。他的研究工作真正受到时局影响是在1938年以后,1932至1938间数年,可谓他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研究条件也相对良好,但他却再也没有相关著述发表。孔文以批注数量多少来衡量陈氏学术重心何在,在方法上是难以成立的。谁都没有见过陈寅恪《蒙古源流》批注究竟处于何种学术层次。至于孔文同时将陈寅恪梵藏佛经相关的札记与手稿的丢失,亦作为陈氏不能再在此方面有所进展的重要客观原因,笔者更不能认同。因为孔文专注于陈氏的域外,尤其是内亚史文之学方面的涉略情况,而不是对其本人的学术转型作通盘之考察,也就是说,拙文提到的各种情况,特别是陈氏中古史研究的种种学术理路和清华等学术体制的变化,未进入孔文之视野。同样熟悉史语所相关档案的陈弱水的文章明确提到:陈寅恪的研究生涯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他放弃中外交通、内亚史地之学,改而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另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撰写《论再生缘》后,逐步停止有关中古史的著述,全力探考柳如是、钱谦益的姻缘以及明季清初史事,终于勒成巨著《柳如是别传》。(《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这个说明和笔者的看法基本一致,陈氏从1929年起,无论教学还是课题取向、发表的论文的主题均明显以中古史为核心。虽然到1932 年,陈寅恪发表的论文中与域外语文之学相关的主题仍占重要篇幅,但那显然应该看作是此前积累所致。即便在那些论文里,真正涉及对梵典的利用和发明的也不多,主要仍然是在中亚语文佛教学的视野下对中土经典的开掘。事实上在专业领域内,一位学者是否具有前沿工作的能力,其能力范围如何,是不难判断的,往往两三篇代表性论文已然足够。我们需要将陈氏的学术兴趣和他致力的学术工作作必要的区分。孔文的优点是通过史语所档案和书信等记录,将陈寅恪在内亚史和东方语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活动和关怀作更为丰富的呈现,但笔者不得不说,该文虽然条理颇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所提供之关键信息实际未有超出学界已知范围者。而孔文的一个缺失是并未对陈氏在蒙藏研究方面的工作本身作具体分析,或者与同时期西方日本学者的类似工作相比照,由此来评估这方面研究在学术体系中可能具有的位置,犹如笔者在陈氏唐史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那样。假如能细致做一下比较的话,那么笔者相信其答案恐将不同。佳荣君认为孔文利用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立论有据,于是对陈寅恪学术转向的“内在理路”有所怀疑。笔者则认为,三十年代陈寅恪之所以积极参与此与“四夷之学”相关的一些学术工作,除了其自身的学术训练和兴趣外,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对于以历史语言为基础的学术怀有热枕,而陈寅恪正是他在这方面最为信赖和倚重之人。孔文提供的陈氏通过史语所购书的记录等,也同样只能说明陈氏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对域外之学的兴趣仍在,甚至仍想有所作为,但却不足以证明其相关学术工作能否再深入进行。这些档案信息并不是通向了解陈氏学问质量的捷径。仅凭这些材料,若不作更具体的学术考究,仍是“对塔说相轮”,得到的看法是空泛而表面的(superficial)。比如孔文中提到的陈氏对《唐蕃会盟碑》的研究,陈氏在探究《蒙古源流》时对吐蕃王名的比定有所贡献,但整体而言却无法与寺本婉雅、戴密微、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等人的工作相比。假若读一下李方桂对《会盟碑》藏文碑文的研究(T’oung Pao, vol. XLIV, 1956),则可知陈寅恪有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汉文史籍中之可黎可足)在位时间的意见已为李方桂所吸纳,但李方桂所倚重的与该碑文直接有关的研究里,出自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有姚薇元发表于1934年的《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陈寅恪在蒙元学方面的工作性质也与此类似,属于零散的发现,与他在中古史方面的研究格局无法比拟。对于陈寅恪在蒙元史方面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将其放在中国该领域的发展脉络中评估。沈卫荣先生曾言,韩儒林等学成归国的年轻一辈无论在相关语言还是蒙元史训练方面都超越了陈寅恪。这是准确的观察。孔文在利用陈氏书信以佐证陈氏之“虏学”之时,其实也忽略了颇为明显而重要的证据。1936年10月11日,陈寅恪致信闻宥。闻宥当时致力于西南民族语言研究。信中说:大著拜读,敬佩之至。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承询各节愧无以对,甚歉甚歉。丁君(指丁文江)只搜集材料,经先生加以考订,遂于此学增一阶级之进步,真可喜也。近日友人王君(指王静如)归自欧,渠本治西夏语文者,最近于契丹女真文亦有所论说。寅数年以来苦于精力之不及,“改行”已久,故不能详其所诣,然与之谈及亦欣羡不已。今又读大作,尤幸我国学术之日进而惭恨无力以追随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212页)这应该是陈寅恪在尚未遭遇巨大离乱之前,对“虏学”在自身学术中之情形的最为诚实的说明。揣诸上下文意,他信中提到的“改行”不会专指西夏之学,而是指整体性的域外语文之学。而他对中古史的投入是“精力之不及”的根本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真切表露他与这些领域新起之专家谈论时,仍“欣羡不已”。说明它们仍在他的学术兴趣版图之内,只是他已不能再坐拥之了。陈寅恪的确在给刘永济等人的书信里对他大量批注本的丢失感到痛心,但这些批注中并不只有《蒙古源流》,还包含《新五代史》等。笔者不否认陈寅恪即便在此时仍对早年致力过的“虏学”或“四夷之学”深怀感情,对其工作也倍感珍惜,但这和那一刻的他是否还认为这才是他毕生未竟之业,是有重要区别的。1944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讲课介绍唐代史料,当提到回纥、突厥、吐蕃碑文时,说自己在这方面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参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可说是很贴切的自我评述。对批注丢失的痛惜,在心理上也完全可以是一种长期积累的遗憾的最终爆发,若允许笔者用较为文学性的语言来描述的话,那么这种遗憾可能更接近于和早已貌合神离但又恋恋不舍的情人之间的最终被迫诀别。相较于陈寅恪的蒙古研究,学界公认他在梵学上下的功夫更为深厚,但即便是那一方面,在陈寅恪前期生涯中,真正属于他的创获也并不多。因为这是笔者更熟悉的领域,近期已撰写了一篇小文,集中讨论陈寅恪梵学和佛教学方面的研究,会以比较充分的证据说明,陈寅恪在佛教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能力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神话故事,孔文中涉及的相关信件也会作进一步分析。众所周知,四十年代后期陈寅恪因为生活窘迫,将一大批图书卖给北大东方语文系,这批图书主要是东方学方面的。笔者在北大读本科时,曾利用特殊关系,多次到北大东语系图书馆阁楼上查看这批图书。占满一整个阁楼的图书内容包罗万象,Hendrik Kern、Sten Konow 和Georg Bühler等许多重要印度学家、佛教学家的著述均在其中,当然也包括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批图书迄今应该仍在北大。陈氏出售这批珍贵图书,固属不得已,但也可以反映他这方面学术关联之终结。其实在这一点上陈怀宇的论说远为贴切。怀宇君认为陈寅恪的东方学学养其实是一种以文献主义为导向,以中亚语文训练为基础,以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训练为辅助的学问(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三、四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一概括更符合陈氏在这方面学问规模的性质。可惜无论孔文还是佳荣君,对陈怀宇的论说均未能注意和引证。其实无论是梵学还是满蒙之学,陈寅恪都属于广博无疑,精深则谈不上,他的渊博加上超等敏悟,使其能准确判断学术前沿何在以及学术质量高下,并且能发现和感召(inspire)有志于这些领域的青年才俊,几乎成为广大教化主。他本人也能在某些特定范围内作出贡献,但并不具备在东方学领域开疆拓土的能力,这一点即使他周边的人未能判断,他本人不可能没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他那些学术背景能为他提供学术参照体,在他真正能开拓的史学领域内启发他的思路。陈氏在世时,其实能对他的梵学能力作出专业层面判断的中国学人实为寥寥。据笔者所知,当时中国学者中唯一能从梵文角度对陈寅恪论说提出质疑的是俞敏。当然俞敏对陈寅恪《四声三问》的批驳本身未必一定成立,这一点平田昌司等学人为陈文作了颇为有力的辩护。但笔者想表达的是,陈氏身边虽多为一流学人,但在域外语文之学等方面大都不算内行,因此对陈寅恪这方面的造诣基本是仰望的,他们的评论难以被用作学术客观评估的标准。至于陈寅恪“唐史转向”的外在原因,佳荣君不赞同笔者提出的清华学术体制改革对陈氏学术规模的关键影响之说,而认为王国维之死亡与陈寅恪对当时学界两大势力不满,而想另立门户,是陈氏转向史学更为关键的原因。首先笔者必须指出,拙文的论说与佳荣君提到的两点并无矛盾,完全可以互补。但体制变革影响说的重点是陈氏史学研究框架及其规模是如何出现的,相较于佳荣君的理由,拙文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更具客观性的描述。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对陈氏学术的整体取向作出的。陈寅恪唐史研究的解释性取向和他在《蒙古源流》等方面所作研究的特色截然不同,前者与陈氏强调通识的旨趣更为吻合。当时清华以蒋廷黻为领导的史学教研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陈寅恪史学方向的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着完全可以对应的关系,这和国学院较为松散随意的学术风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种客观要求无论最初是否得到陈氏的支持,最终仍会在学术上让陈寅恪受益,或者使他在无形之中调整方向。正是清华的体制改革,使得陈寅恪的史学目标朝向更系统的方向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他的隋唐史研究也就变得越发重要,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取得的成效最大。这是一种交互加强的过程。就笔者所知,以往学界从未强调过清华体制改革对陈寅恪学术的重要影响,一般都将他生涯中从国学院到现代分科院系看作一个自然的过渡,笔者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这里笔者想再举一例加以说明。蒋廷黻回忆他在清华的岁月时,提到清华历史系的情况,他说: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中略)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129-130页)这段回忆对于杨树达的评论颇为负面。蒋廷黻对杨树达本人的学术工作的描述是否精确另当别论,他提出的要求却正是陈寅恪从这一时期开始注重的工作,即探讨历史上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只是把汉代换成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而已。蒋廷黻提到的推荐杨树达来历史系教授汉史的学者里必然有陈寅恪。《积微翁回忆录》中屡屡提到这期间陈寅恪对杨树达的赞誉,包括称之为“汉圣”(该《回忆录》1932年4月8日)。“汉圣”几乎就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的简洁文雅说法。如果以此为背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向专注于训诂之学的杨树达突然会在1931年6月30日开始起草《汉俗考》(见《积微翁回忆录》),即1933年出版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恐怕正是在此种压力之下要显示自己也有能力从事“那样”类型的史学撰述。其实笔者关注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前些年受侯旭东兄之邀请,参加清华历史系的成立纪念会,才开始重视清华当年历史学科的西方体系化过程。学术体制对学人治学规模和旨趣的重大影响,这在现代学术史上司空见惯,从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人物与 Sorbonne和法兰西学院的关系对年鉴史学的影响,到今日“一带一路”号召下的种种学术产物,都可以作为参照。我们不应将陈寅恪想象为完全能够脱离学术环境的学人。笔者认为今日我们所了解之陈寅恪是清华人文科系形成之后的产物,而且同时任职于历史与中文两系,在陈寅恪后来不同类型学术课题的选择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佳荣君在其文章最后特别提到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基于陈氏在中文系任教期间的教研心得。笔者记得曾有清华老人回忆过,当时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时,陈寅恪特别提问学生有关《连昌宫词》的制作目的。学生答不上,不久陈先生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拙文的完整版中,有关陈寅恪教学和他的唐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多探讨。王汎森在《陈寅恪的历史解释》里特别提到,陈寅恪在论证中常使用“隐形的条理”,他说:在陈寅恪文的文章中,经常出现“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 或“通解礼法之君子”之类的话。言下之意是只要具此“通解”者,则不需要再摆出直接证据,即可共同相信某种不言可喻的证据。当然这种“通解”必须处在一个相同的背景文化之中,分享同样的文化符码才行。假如允许笔者在此也借陈先生这种方法一用的话,那么不妨说,通习现代学术体制对学者型塑作用者,自会对清华体制对陈氏的影响有特殊的敏感。佳荣君可能未像笔者那样,长期在学院体制中讨生活,对于教学能给研究带来的影响会比较隔膜。佳荣君屡次用余英时先生《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一文作为依据,认为笔者试图“在其师的基础上再作突破,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破绽”。佳荣君似乎将笔者的论点看作是刻意但却不甚必要的努力,这也是未能理解笔者的用意。其实笔者向来深受余师此文影响,说是“再作突破”实属夸张,但笔者的确在一个重要的点上和余先生的看法略有差异。余先生认为陈寅恪学术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以中古史为核心的研究,是由前期犹如散钱的域外之学研究上升到有整体性规模的史学阶段,而陈氏学术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才是融合自身经验和历史解读的“心史”阶段。笔者则认为,其实这一“心史”阶段从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显现了,之所以不那么显眼,只是因为陈寅恪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政治与制度等整体变化,看起来更像纯客观之研究课题,实际在这纯客观史学主题的表象之下,涌动的仍是陈寅恪的史心。笔者在拙文第三部分特别讨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突出礼制的核心地位,正是强调这其实是陈氏在危难局面下的史学回应。有意思的是在该著出版不久,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王锺翰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详细的书评。书评以对该书的摘要为主,但在文末,王锺翰高度赞扬《略论稿》的成就,并在书评结尾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陈氏这部著作(《燕京学报》第三十期,1946年6月)。该书评虽未将《略论稿》与现实境况相联系,但这一形容却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该著的神采。而《柳如是别传》之所以“心史”的征象更明显,一大原因是和书写对象的特殊性有关,讨论的文学材料本身就有强烈个人色彩,因此这种论述较讨论制度更能凸显与研究对象心灵之交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选题本身也代表某种史学倾向,但笔者从唐史从业者角度,希望提醒读者,陈寅恪唐史研究中同样存在“心史”成分。在这种语境下,特别强调的晚清与晚唐之联系之意义,就至少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了。以上大略是笔者对佳荣君质疑部分的回应,最后还想就佳荣君的个别建议提供一点感想。佳荣君在谬赞拙文有关陈寅恪唐史研究评估之时,认为拙文“如果没有最后一节,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成千上万的 paper 之海”。对于他人谬赞,笔者素不敢沾沾自喜。自学术史眼光,任何著述均难逃被淹没之运命。但这里笔者还是要说明一点,即拙文写作,虽表述或有不清,论据或有不足,全文三个部分之间却有内在关联,未可轻易取一而弃其余。佳荣君全未提及的第一部分看似有点玄虚,因为是从西方史学理论角度谈陈寅恪史学的方法,实则是笔者思考时间最多的。陈氏与西方学术理论之关系常为学者讨论之对象,但以往的取径,大多着眼于找寻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理论对陈氏史法的直接影响,这一路径在笔者看来取得成效有限,因为陈氏并不像钱锺书这一类型的学人,一般不会去直接借用某一西方史观来佐证自己的研究,即便他所运用的概念如“种族”“阶级”有明显西方学术背景,其运用方式也有他鲜明的个人色彩。借用陈寅恪自己喜用的佛教术语,他对西方史观的借用,更多恐怕是“熏习”的结果。也有学者强调陈寅恪史法中对“通则”的强调和对假设的运用,这自然是准确的,但强调陈氏史学中的假设,虽然能解释陈寅恪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推衍方式,仍不是对他的史学立场的分析。至于“以小见大”这种传统经验式的评论,更容易流于印象。因此笔者决定暂时抛开这些取径,直接将陈氏的工作放置于现代西方史学方法的关照之下,对之加以解释,或者将其与类型相似的现代西方史学大家相比。这并非机械“翻译”的过程,即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简单地“翻译”成西方史学的概念,而是希望能通过一种新的框架,去解析出被以往解释框架遮蔽的陈寅恪史学特色,这一框架其实直接影响到笔者对陈寅恪唐史贡献的评估。无独有偶,同样在王汎森有关《柳如是别传》的分析文章里,他采取了同一路径,当然他的分析比笔者更为灵活丰富,非常推荐读者参看。但在试图做到对陈寅恪有“了解之同情”这点上,本人与王汎森先生则为一致。佳荣君文章的最后部分认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在陈氏的唐史研究中同样重要,且认为该著的影响更多存在于文学研究界。他为其未能引起史学界足够重视而表示遗憾,并认为拙文若能包括对此著的讨论,或许就“更周到透彻”。笔者非常感谢佳荣君这一提示,也完全同意《元白诗笺证稿》是一部卓越的著作。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著作其实从未离开过笔者的视野。佳荣君可能忘记了,在笔者关于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一文的最后部分,就专门谈到了这部著作的隐含意蕴,近期笔者发表了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的长文(《孤独的白居易: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北京大学学报》第五十六卷第六期,2019年11月),其实是用另一种学术的方式向陈寅恪的这一著作致敬和对话。对于此著的特点和内容,笔者是相当熟悉的,因为笔者从撰写博士论文的时代就离不开元白诗作和陈氏的解读。在三联将出的小书的序言里,笔者会进一步谈及这一问题。之所以未能包括在拙文中,倒不只是篇幅限制,而是因为此著并不像两“论稿”那样有整体结构,胜处与谬误更多呈现于具体论说之中。不过话说回来,也许笔者对相关材料比较熟悉,以今日唐史研究的深度而言,笔者感觉陈氏在元白诗作笺证的尝试存在不少问题,但非三言两语可以阐明,“以诗证史”的内涵也须反省,这些只能留待合适的机会再集中讨论。笔者在拙文末强调陈寅恪是不应该被简化的史家,在这一点上笔者相信应该与佳荣君是高度一致的。笔者实无意作陈寅恪之解人,撰写拙文关心的仍是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陈寅恪史学遗产的问题,同时也希望能与陈氏史学之间多少有种视域之融合,知我罪我,the jury is still out。(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今年是医药行业投资的“大年”,内需驱动的刚需属性和长期成长的稳定性是医药板块的核心投资价值。那么处于“聚光灯”之下的医药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将如何?同时,医药板块子领域众多,各自具备不同投资逻辑。各子领域将如何分析,未来发展趋势将如何?雪球联合机构间市场投教基地推出【看穿十大行业】行业分析课,本次嘉宾是兴业证券医药行业,资深分析师黄翰漾做客雪球直播间,为我们剖析医药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方法梳理的投资策略及农业板块更多的投资机会。以下为路演实录: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欢迎来到由雪球社区,机构间市场投资者教育,证券食堂共同举办的“看穿十大行业:给聪明投资者行业分析课”投教活动,我是兴业证券的医药分析师黄翰漾,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法的梳理。首先还是简单分析一下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包括当期行业这边的一些基本情况,坦率来说整个医药行业其实是一个由政策所主导的细分行业,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股价的走势和整个医药板块的走势跟政策息息相关,比方说早年间双信封制度,后续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政策大家讨论比较多,不尽相同的政策背后的契机和目的还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把医药行业往更高端的产业上引导升级,在保质控费的大环境下引导整个行业向上层发展。比如早年的双信封制度,可能是把早期的普药向仿制药、专利药进行转型,当期我们看到带量采购的政策是把目前仿制药市场引导向创新药升级,这是政策推出最核心的目的。当期政策格局相对比较清晰了,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成立了国家医保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卫健委,三个部门各司其职,职能是比较明确的,医保局主要是分管医保相关的事宜和政策,卫健委主要负责医疗,药监局主要负责医药。这三块内容。我们这边用了英语时态划分了三连联动改革的整体进度:完成时:药监局。我们认为药监局更多偏向于“完成时”,2015年“722事件”之后,经过两年左右的改革,整个药监局的政策框槛相对而言比较明确了,那时候加入ICH、加速审批、清理积压等一系列改革之后,整个药监这边已经呈现出了非常好的活力,无论是申请速度还是当前获批数量都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目前我们认为这块相对而言已经实现了比较完善的改革,后续可能更多集中在执行层面,关注细节。进行时:医保局。2018年推出“4+7”当下推进医改的“主力军”,集采扩围、高值耗材集采试点、DRGS、医保目录调整/谈判,一系列政策都在不断推进,导引药品和市场。未来时:卫健委。主管医院相关事宜和政策制定,这是医保里相对难改革的点,卫健委后续可能会推出很多政策进行改革。这是我们对三医联动大概的分析。药监局在2015-2017年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把药监这边向更好的方向印度,无论是审评数量还是获批上市的数量都保持加速趋势,改革基本在路上,后续的连续性可预期。医保结束了过去碎片化管理,无论是保质控费还是向创新转移升级,这可能是医保局未来主要做的方向。控费降价是当时市场比较担心的点,2018年底政策出台之后医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大家担心价格的影响,但我们认为控费降价不可能结束了,也不可能有时点判断,后续是长期事件,但不用太担心,虽然老产品会降价,但不断会有创新产品推出来,那些产品会不断迭代,不断往更好层面发展,这块一定是整个医药产业未来的发展路径,所以第二张图可以看到,单品现金流不可能长期向上,但不断有新产品往上冲峰值,这也是很好的成长周期,是未来医药这边头部公司的发展趋势。我们简单把创新药拿出来举例,过去大家更多关注仿制药,创新药关注度相对没有那么高,但2018年之后创新药快速成为了市场热点,过去大家的关注点是一些已上市产品的销售情况,后续创新药在上市前要考虑本身的立项、临床和注册等一系列因素,上市之后要考虑准入、市场营销和销售,我们看的关注点可能就不一样了,会出现新的变化,后面我们讲创新药时会详细说这方面的因素。以上是对政策的简单树立,下面一块我们想讨论一下,我们看一下整个医药板块,包括细分子领域的大概情况,整个医药工业盈利能力相对还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上市公司高于整个医药行业的平均水平,因此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整个医药工业行业增速会比整个中国GDP的增速更快,如果我们聚焦于上市公司,尤其是头部上市公司,增速一定比整个医药行业更快,是这么一个市场格局。确实,回顾过去十年的板块走势,整个医药无论是创新+消费升级的长期成长逻辑还是业绩+政策双轮驱动的板块属性,都驱动板块有比较好的收益,以十年来看中信医药指数跑赢了万得全A、沪深300和中小板,也就是说如果长期持有医药板块,其实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收益。如果看细分子领域,相对而言市场关注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就会取得更好的收益,这点其实也可以配合后面关于各个细分子领域的投资行业逻辑,这边能看到医疗服务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其次是生物制品、化药制剂、医疗器械,再次可能是商业、中药和原料药,基本是这样一个细分子领域的格局。来看整个布局水平,医药这边相对来说也不低,因为成长性和不错的业绩增速,但如果横向比较整个估值,比如万得全A和沪深300,应该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如果和中小板比的话,因为大家都有比较好的成长性,两者差异不是那么明显,都有比较高的估值水平。今年受特殊事件影响和医药这边在聚光灯之下,业绩表现比较突出,所以今年整个估值确实处于历史上的中高位水平。如果看细分子板块也是如此,跟前面相对比较匹配认可度比较高的医疗服务相对而言就会给予更高的估值,基于当期业绩层面的增速以及未来中长期成长性的估值溢价,再其次是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化学制剂,本身的估值也相对处于中间的位置,其次像原料药、中药和商业估值就更低一些,基本是这么一个格局,和前面的还是比较相匹配的。这是整个板块的估值溢价率,前面是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化学制剂,再次是原料药和商业。这是我们对整个板块过去十年大概的梳理和报告,让投资者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各个细分子领域的认可度、估值和业绩增长情况的大概水平,之后我们简单跟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各个细分子领域大概的投资逻辑和判断方式。坦率来说,医药虽然是一个大板块,但其中各个细分子领域的投资逻辑是各不相同的,大家会发现原料药包含了周期品的逻辑,OTC包含消费品的逻辑,化学制剂可能是偏向创新属性科技股的逻辑,其次还有药店这边可能是零售逻辑,整个医药虽然只是一个板块,但其中各个细分子领域包含了不同的投资逻辑,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也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区别判断,后面我们会一块来讲这几个细分子领域大概的投资逻辑是什么样。我们还是从药品产业链开始讲起,药品最上游当然是化工原料,其次是原料药,再之后是生产成制剂,基本是这么一个简单流程。因为原料药分两个细分领域,一个是大宗,第二个是特色原料药。首先讲一下什么是大宗原料药。比方说VC、VE,大吨位的不涉及专利技术的产品化学原料药,产品相对的附加值没有那么高,而且我们看这个产业的属性,大部分这类产品进入了成熟期,它们下游的需求增长一般比较缓慢,而且有一定的波动性,不算成长行业,因此我们才会认为它其实偏向于周期属性,产品价格的波动其实主导整个股价走势的核心因素,产品涨价的话基本约等于股价上涨的投资逻辑,这块确实比较类似周期品的属性。我们会发现这个赛道里的很多波动往往来自于一些突发事件带来的竞争格局变化,比方说产生一些生产事故,或者前两年的环保限产等一系列因素引发的供给端收缩,供需格局出现变化,供给不够行业的头部玩家就会带来比较好的收益。这个赛道PB/ROE是比PE更好的估值指标,整体来说就是周期股的属性。大宗原料药往下进阶就是所有的特色原料药,下游对应的是一些专利药或仿制药、特色药物,它们的上游产品,比如沙坦类,或是他汀类产品上游原料,相对而言会具备一些壁垒,因为下游产品具备一些生产壁垒,壁垒会比前面说的VC、VE产品相对高一些,产品往往具备一定的附加值。这个行业相对具备了一定的成长性,它们的成长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下游药品的生命周期,比方说下游药品生命属于上升期,产品放量中,意味着上游原料药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利好和放量,所以我们更多是跟着下游产品的情况。这块的盈利模式一般其实是和一些海外头部的原料药企或当下的大企业长期合作的稳定关系,下游产品放量,上游会买更多原料药,基本是这么一个逻辑。当期如果我们单纯只是看一个逻辑,比方说看下游产品的放量,其实是很难驱动企业中长期成长的,所以转型其实是原料药企业的必经之路,比方说过去我只是做原料药,后续我不妨多做几步,我也开始做制剂,做制剂一体化的工作,或者我们再更进一步转型,做CDMO,去帮别人生产,可能这是当下我们讲原料药企业很核心的中长期逻辑。我们能够看到今年为什么原料药板块能实现比较好的表现,跟这方面的中长期逻辑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比方说华海、美诺华,其实他们都具备比较好的中长期逻辑在里面,这是当期原料药企业往后看的很大一点。前面有讲到,整个原料药的投资逻辑偏向于周期,得看价格的变化,同时我们得看到新的机会,来自大量采购政策带来的新机会,过去原料药在整个产业链中话语权是相对较弱的,目前在整个集采背景之下很多药品价格降幅是比较大的,这时候对原料药的成本控制就会显得越发重要,而且本身原料药产能的释放需要比较高的资金和设施投入,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效应,所以这块对整个原料药这边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同时我们看到前两年所说的环保限产,这块淘汰掉了大量的不规范产能,行业壁垒变高之后也会对剩下一些头部企业,对环保做得非常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契机,这块可能是这两年出现的新变化和契机。简单补充一个点前面提到CMO跟CDMO是什么意思,这是未来原料药企业的发展方向,CMO(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它指的是合同定制生产外包。就是你没有生产能力我来帮你生产,坦率来说是这个意思,在整个药物发现和后面生产各个环节都会进行外包,现在当期整个创新药市场在发展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Biotech企业在逐步发展,药品上市,他们真正强的实力在于做研发,可能本身生产方面有一定的欠缺,甚至是没有工厂的,这时候就是契机,原料药企业过去有生产优势,经过了国内和海外认证的工厂,有产线、有产能,这时候不妨给这些企业做外包帮你们生产,这可能也是未来原料药企业的发展奇迹,这可能是中长期原料药企业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小补充。前面讲的是整个药品的上游,比如原料药的大概情况,偏向于周期品的属性。第二块我们讲一下处方药。先讲化学仿制药,在讲这个药品之前我想先跟各位投资者补充一个小小的点,我们分析一个企业,无论是仿制药还是创新药企业,抑或分析疫苗企业、器械生产企业,分析的几个点其实是比较相似的,首先要看当期的产品线是怎样的,每个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何,未来空间大不大,这些产品未来大概是怎样的发展趋势,现有管线是我们需要分析的第一点。第二个当期越来越重要的点是未来的研发管线,创新药就是看它创新的产品线,现在也开始讲创新器械,包括疫苗也讲了后面待上市的产品线是怎样的,这块其实也是我们当期甚至往后越来越重要的需要考量的点,就是研发管线。还有一点其实不是显性是隐性的,是销售能力,每年投多少销售费用,整体来说销售团队到底是什么规模,覆盖是全国多少家医院,这块到底强不强,能不能把产品卖好,这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所以我们看一家企业其实主要就是分析这三个方面比较多,其次比方说财务、管理层情况等也要看,但前面我提到的三个点相对而言是更重要的几个点,一般我们是从这些方面判断一家公司到底是不是好企业,未来它有没有发展前景,我块是我想先汇报的一点。首先看仿制药曾经仿制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赛道,其实我们过去也看到一些很优秀仿制药企业的崛起,但当下仿制药整个板块的估值偏向于底部状态,而且整个估值的投资机会也没过去那么多了,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仿制药这边其实面临比较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来自于2018年推出的药品带量采购。带量采购之后我们分析仿制药企业现有管线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多考量点了,一是他们不太需要销售了,因为带量嘛,医院这边是绑定了销售量的。二是整个产品降价幅度相对还是比较大,更多的是从过去相对于高毛利的品种逐步变成了相对低毛利的品种,是稳定现金流,所以现有产品线和整个销售能力没有那么重要,对仿制药企业来讲我们更多要看在研管线,未来发展方向。其实我们这边也给这些公司大概区分了三条路径:1、转型创新。这一定是最好的路径,创新一定是未来的大趋势,但因为创新药本身研发周期是5-8年,需要布局研发团队,支出比较大的研发投入,不是今年想布局明年就能做出来,所以转型创新虽然是一条最好的赛道,但需要时间。2、如果创新对他而言有一定难度,不妨考虑第二条路径,发展难仿药,比如说呼吸剂,产品专利已经过期了,但由于本身剂型上的难点,可能还是具备一些生产壁垒,这块可能是第二条路径,假设创新不行,可以考虑发展难仿品种,比较典型的健康元等公司都做得非常好。3、如果第二也比较难,第三条路径是延伸产品线,上市一款仿制药短期会面临集采,一款不行就生产10款、20款,最后总有产品能进入集采,带来增量,只要每年保证产品上市的梯队,未来也可以实现现金流、实现盈利,这也是一条路径,当期也有部分公司往这方面布局。可能这是未来创新仿制药企业的三个发展方向。对于仿制药企业我们总结来看,现有管线大家更多考虑集采未来的影响,未来是什么稳态的情况,我们会更多考虑未来新的管线、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方向,是化学仿制药大概的特点和研究方式。前面讲的是化学仿制药,下一块我们简单讲讲中药处方药。这块也是当期整个市场关注相对没有那么高的细分领域,我们认为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中药企业大部分在研产品相对偏少,可能更多是分析现有产品线的梯队,这块跟当下大家关注创新的方向有一些脱离,所以导致中药现在当期关注度不是那么高,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关注它现有的产品大的品类是什么,大品类的领域是不是大的领域,产品价格会不会有压力,往后看竞争格局怎样,是不是会进入医保,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当期整个中长期发展趋势,一方面很多中药公司目前也在做转型,比方说往化药、往生物药这边进行转型,比较典型的像天士力等一系列公司都在这么做,另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可以去挖掘它现有的文号,尤其是一些老字号公司,比如同仁堂,有很多文号当期卖的不是很大,更多聚焦过去的现有大品种,我们对这些文号进行二次开发或推广营销可能就能实现比较好的增长,所以他们更多是关注现有产品有些什么梯队,这块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对中药这个细分领域来说,一方面是关注现有品种,另一方面是不是有强力品种未来可挖掘,这是两个方面。其次中药企业也需要看销售能力,同时还要关注政策,这两年整个中药板块受到一些压制,一方面是原研药,另一方面政策这两年也给中药带来一些影响,包括对中药注射剂的限制,我们相信未来在整个中药板块经历一些变革之后,一部分的落后产能淘汰之后,这个板块可能会重新崛起,一些头部公司产品具备循证医学知识药品的企业,我们觉得未来是具备潜力的,但可能当期受到压制。还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中药材的价格,因为中药材的价格波动性会比化药波动性更大,同时他们这块相对来说占成本的比例也会更高一些,所以中药材价格也是需要关注的一点,会影响到成本。这些是当期我们能看到整个中药板块大概的情况和逻辑。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行业优势是独家品种(不讲价),国家医保也有覆盖。短板是新产品普遍匮乏,导致估值难有提升空间。市场现状是绝大部分中药产品降价压力不是很大,但销售增长也进入了相对偏成熟的状态,同时还有一些政策上的压制,这块是整个行业大概的情况。市场机遇是,可能过去很多中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假设有像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等有循证医学数据支持的产品,凭借确切的疗效,未来也能走出来,在市场中的地位逐渐越来越高,这可能是行业发展的机遇。讲完处方药下面讲讲整个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赛道:创新药。因为医药整体来说是略偏防御性的板块,创新药是偏科技属性的,不是防御性板块,如果能诞生大品种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比如海外10亿以上的品种比比皆是,同时本身净利率可以达到30%以上,这块一般波动性比较大,PE方式不太适用,更多可能是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如DCF的方式)进行测算,这块后面会讲。以吉利德为例,它们股价的PE走势有一定特点,他们整个创新药在上市之前,市场开始有预期的时候,他们这边股价会快速提升,那时候产品还没有上市,整个PE也开始上升,市值跟PE同步上升。之后整个创新药开始放量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值还在往上走,当快速放量之后整个PE快速提高也有快速下跌的状态,这时候整个PE和市值出现分化,之后药品逐步进入成熟期和稳定期,股价开始修复,整个PE也会回到比较稳定的状态,是这么一个趋势。在上市初期的时候,整个PE估值方式其实不适用,这也是我们看到当下为什么很多创新药企业,尤其是在港股、科创板很多企业估值很高的原因,因为产品还没有上市,所以估值看PE绝对值是比较高的。这些公司怎么合理估值?我们列举的方式是NPV估值法,就是DCF的估值法折现,我们把大概方式放在这里:如何把当下很多药的研发管线放进来,只能进行假设,因为药品还没有上市,首先我们假设它什么时候上市,上市之后对应的患者人群是怎样的,是什么样的适应症,这样就会假设出来患者的目标人群是多少。此后我们假设渗透率,这样能算出来整个药品一年能覆盖多少患者,因为还未上市,治疗费用未知,我们根据已知的同类型上市产品,或同类适应症的产品大概定价/海外产品的大概定价,然后假设国内这款新上市产品的治疗费用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了目标患者,也知道了治疗费用,一乘就是它的销售额,这样假设它未来每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此后我们假设净利率就能对应每年的净利润了,再假设它的成功率,这就是折现NPV的估值,产品值到底钱就算出来了。投资者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假设,因为没有上市,无论是未来的销售情况、放量情况、什么周期,成功率是怎样的、利润率多少、折现率多少,其实都是假设,假设非常多,微调一个假设对应的结果都不一样,也是为什么当期大家看到部分创新药这边股价有一定波动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不停的变化,包括当前假设一款药品可能是今年上市,突然之间低预期了明年才上,股价就会出现波动,这是当期创新药明显的变化点,当期更多是研发管线这边给予比较高的估值。当期头部公司,比如大药企恒瑞,市场也是把比较多研发管线的估值放到了当期的市值中,这是为什么大家看恒瑞当前估值绝对额相对不低的核心原因,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研发管线值多少钱,恒瑞确实是当期国内创新药的标杆企业,它的研发管线相对而言贡献了比较多的估值,这块也是为什么恒瑞能实现那么好股价走势的核心因素。当然只是举恒瑞的例子,别的公司都有比较好的股价表现。这是当期创新药的估值方式讨论,在传统估值方式的情况之下我们还需要把它研发管线的估值放入,同时还需要考量一点,包括前面我提到的,销售能力强不强、现有管线能不能稳定成长,有没有现金流,这块也是需要考量的,包括销售能力强不强也影响到整个创新药研发管线的估值。恒瑞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估值和它本身销售能力强也相关,这块放在前面我说到的DCF模型假设里考量,比方说它销售能力比较强,意味着它未来峰值会比别的品种高,这块也会放在我们的假设中进行估算,会是在假设中可以体现出来的点。当下整个创新药市场处于井喷期,我们可以把创新药进行价值重估装入整个价值体系中来,这是当下二级市场创新药可以这么繁荣的重要原因,它是价值的重估。这些点我前面大概提到了当下整个创新药估值体系,传统PEG走向PEG+pipeline,因为管线这边给它贡献了估值。以上是对创新药的简单讨论,怎么看一个创新药企业,除了前面讲到的点,核心多了一个方面就是对研发管线的估值,临床数据、推进时间节点等一系列因素都要考虑,相比前面讲的中药和化学仿制药需要多考虑这一点,大概差异就在这里,主要方式是通过DCF方式进行测算,做个DCF模型,能够算出来它大概值多少市值,这是我们对创新药的简单总结和汇报。下一块讨论OTC和中药消费品。对中药消费品简单举例,比如东阿阿胶、片仔癀、云南白药,它们具备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如片仔癀是独家配方,片仔癀是OTC产品,本身具备提价能力。这块是OTC比较典型的特征。包括消费品和OTC都需要提高品牌力和溢价能力,此外管理层的能力、营销渠道、推广能力和横向扩张能力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但最核心的还是我前面提到的点,本身的品牌力和本身的提价能力。当下来说,如果我们去看传统OTC企业,确实相对偏向成熟,成长性不佳,同时当下来看整个新产品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更多考虑它本身的品牌力和本身价格上提价能力。中药消费品也一样,有提价可能,会带来增量,如果量价齐升就是更好的逻辑了。当下整个OTC行业成长空间相对而言是稳成长,成长性确实不高,未来更多保持小幅增长的状态,我们统计过去五年复合增长率是7%左右,不是很快,因为过去五年整个医药行业大概是10-15%的行业增速,比行业增速慢一些,确实是比较偏成熟的市场,传统OTC主要来自于提价带来的重要驱动力,如果是一些中药消费品,提价能力就更加重要,比较典型的是东阿阿胶、片仔癀,历史上它们都有比较稳定的提价趋势,我们也列举了片仔癀累计提价的情况,相对来讲甚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还要低一些,这意味着未来它会有比较好的成长空间,只要它提一次价,随着价格的增长,公司就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成长。我们的结论是,品牌突出的中药消费品在低谷期时都是比较好的买入机会,长期看好,其它OTC行业需要看本身周期波段机会。这里以片仔癀为例讨论整个医药消费品的情况,大家会发现片仔癀这两年无论市场关注度、业绩还是各方面都很好,核心点在于一方面量价齐升,它是整个消费品最好、最核心的逻辑,提价还能放量,两者一叠加,公司一定会实现比较好的业绩成长,这也是这两年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其次是管理层战略布局很好,一核两翼持续发力,同时管控力非常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优点。此外,过去限制片仔癀的放量跟上游原材料(如麝香)有关,当期这块得到了解决,也意味着瓶颈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这也是因素,这些因素一叠加就实现了比较好的成长,也是我们看消费品需要关注的核心几个点,一是量价关系,二是管理团队,三是原材料因素,这是分析消费品的核心逻辑。最后我们再讲一讲当下整个市场关注比较高的细分领域:医疗服务。先讲一下为什么医疗服务的关注度比器械、药品关注度更高、估值更贵、成长性更好,前面讲第一章也有提,整个医疗服务无论是涨幅还是估值都在整个医药细分领域处于很高的状态,核心原因还是在于:1、成长逻辑很好。2、不太受政策影响。前面我有提及,整个医药还是以政策为导向的行业,这样的话控费降价等一系列因素还是会给行业带来一些扰动,但服务领域整体来说受政策影响相对没有那么多,这也是这个行业为什么大家关注高的原因之一。首先我们讲医疗服务医院这块,当期全科医院的整个模式还不是很清晰,我们讨论比较多、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还是专科连锁医药机构,比较典型的是爱尔眼科,口腔科通策医疗,包括港股的锦欣生殖、海吉等一系列公司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他们比较典型的特征是三个关键词:资产比较轻、可以实现快速的复制扩张、有品牌。只要具备这三个属性这就是很好的赛道,前面我提到的眼科、口腔科,包括体检,都符合这个逻辑。前面提到了很多因素:1、资产比较轻但折旧少,可以高ROE;2、科室比较好,一是不用跟三甲医院抢热门科室,二是科室比较好复制,眼科是很典型的案例。3、可复制性。这里讲的是完善的医生培养的机制,爱尔眼科有自己的学校培养医生,眼科医生也是相对比较好培养的领域。4、善用资本工具。比如通过一些并购资金实现快速并购和扩张。这是医疗服务比较好的逻辑。我们这里有个梳理,要兼顾举办门槛和可复制性,一是医生是否好培养,投入成本高不高,回报快不快,这是举办门槛;可复制性是指是否能在一个地方基于本身口碑和品牌实现快速的扩张复制,爱尔眼科确实落在它的中间区域里,这是为什么爱尔眼科这家公司有这么高的市场关注度、市场认知度,包括大家对它的未来成长性那么认可的核心原因就在这里,这确实是很好的赛道。简单举个例子,以爱尔眼科为例,包括前面提到的通策等一系列公司也确实是非常优质的公司,本身兼顾了举办门槛和可复制性的领域。第二个赛道是CRO&CDMO,其实指研发外包服务和生产外包服务两个赛道,CRO这个赛道其实是自上而下的投资逻辑,首先我们得确认行业有比较高的景气度,再考量头部公司能不能比行业更快实现很好的成长,当期为什么CRO赛道有那么高的市场关注度,核心就在于整个市场保持比较好的扩张,同时头部公司这边订单非常饱满,产能非常投入,实现非常好的成长,这是为什么当下市场得到高关注的原因。怎么看这个市场的情况,怎么算市场空间呢?其实空间不难测算,整个算法就是研发投入、渗透率,这是测算整个行业空间的大概方式,细分研发投入这边,大药企来自本身的研发意愿,小药企来自于融资,因为还没有利润。我们看中国,目前能看到国内整个大药企和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研发费用率也保持提升,包括融资数据也确实处于比较好的状态,能驱动这块的增长,投入变量是增长。当下虽然整个创新药市场在不断繁荣,但竞争也在加剧,无论是海外头部企业产品在中国的上市,抑或是国内仿制药企业的转型,再包括很多创新药企业不断加大对创新药的投入,竞争是在不断加剧的,简单举PD-1的例子,当下已经有六款产品上市了,后面还有很多企业在PD-1这个产品,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需要拼时间、拼速度、拼成本、拼效率、拼质量,这时候可能很多企业,过去他们不看重这些东西时可能会做比较好的研发,当下需要考量这方面,可能他们不一定做得到,那就会选择外包,越是恶劣的竞争格局反倒会促进CRO的渗透率提升,所以CRO也是一个增长变量,这是当下CRO得到高关注的原因。目前来看全球CRO市场大概保持5-10的行业增速,国内CRO行业是20-25%的增速,头部公司比行业更快,很多公司实现30%以上的业绩增长,往后看整个新药研发格局是可持续的,这样整个CRO行业的增速,三五年之内都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增长,这就是当下为什么CRO行业会享受比较高的估值,CRO行业为什么关注度高的核心原因就在这里,行业可以维持比较高的景气度,同时上游公司可以实现非常好的成长。如果去看这个行业我们需要关注的点跟药品完全不同,CRO/CDMO是订单式的情况,也就是说,中短期看CDMO,看固定资产,看在建工程,只要看它产能的情况,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有比较好的短期指标。中长期要看客户结构、订单生命周期,销售峰值情况。CDMO的产能是来自于固定生产、工厂,CRO的核心产能是来自于人员,能效怎么样,各条线上的人员数量是它的指标,可以推断它的产能情况和对应的业绩。中长期也一样,订单情况和市场景气度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这是CRO进行盈利测试需要考虑的很多因素,这是CRO大概的投资逻辑。最后一块是药店,药店市场相对而言逻辑是比较清晰的,短期整个药店市场,当下药店关注度比较高,是市场比较认可的赛道,核心就在于它的逻辑比较清晰,因为行业集中度比较低,目前我们看统计数据,前三家市占率大概是20%多的水平,跟美国比的话,前三家占了90%的市占率,国内大概率不会像美国那么高,但我们觉得前10家占50%的市场份额还是很有可能的,短期公司依托它上市之后的资本运作实现快速的并购驱动,这样可以实现业绩的确定性,中长期来自于医药分家、处方外流,过去很多药品是从医院开出来的,当下无论是控制药占比、集采等一系列因素,整个药品确实在慢慢往药店外流,这样的话逻辑上来讲,中长期处方外流药店拿的蛋糕会变大,同时提升集中度,分蛋糕的玩家变少了,这就是很好的逻辑,也是为什么当下市场对药店保持高关注度的核心原因。药店这边其实比较类似于零售,是店龄模型,前面讲到连锁医疗机构,它们的分析方式也是店龄模型,什么是店龄模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店当期能开多少新店,关多少店,本来有多少店,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数据,也可以假设未来可能每年会新开多少家店,未来总共多少家店,不同店对应的利润水平、收入水平不一样。比如药店一两年就会实现扭亏为盈,这样你可以假设出标准化模型,比如一年店挣多少钱亏多少钱,两年店挣多少钱亏多少钱,基本可以假设出来,比方说2014年对应多少新开店,每个店的店龄是怎么样的,对应每个店可以挣多少钱,基于这个假设可以算出来每年对应的多少收入和利润,这就是模型大概的简单解释。包括前面的连锁医疗机构也是,当下有多少医疗机构,当下开多少店,未来假设开多少店,这样就可以算出来对应的大概每年收入和利润,通过这种模型我们可以进行预测未来这家公司会实现怎样的增长。我们这边简单举个例子,比如金域医学,它是做ICR诊断室的龙头公司,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它之前大概是从2013年到2017年,从16家点扩到39家家店,这意味着四五年之后的当下很多店开始进入扭亏为盈的状态,也确实能看到金域医学从2019年开始业绩加速,就来自于这些店的扭亏为盈开始放量,可以预期金域医学这家公司往后看三五年都会保持比较好的成长,本身老店成长叠加一部分新店带来的利润,这就是当下店龄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时候这家公司可以开始实现业绩的加速放量,店龄模型,这是我们当下对这块的预测方式。还有一个赛道是医药分销,也是医药商业利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比如港股国药控股,A股的九州通、上海医药,集中度会相对高一些,前三家:上药、国控跟华润大概占40%多的市场份额,往后看还有提升空间,相对没有药店那么多,但还有空间可以提升,同时这个赛道上我们需要关注一点,一是总体销售规模怎么样,是不是全国龙头公司,毛利率怎么样,业务利润率怎么样,整个分销是偏向低毛和低利润率的业务,这块的变化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点。在此可以开展新的业务模式,比如PDM、药房托管、医药电商等,这可能是中长期发展的点,这是医药分销需要关注的因素。总结来看是这几个词:1、稳定增长。2、行业存在集中度提升的逻辑。3、未来可能有新的模式进行尝试。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医药行业的大概梳理和各个投资逻辑的简单汇报。雪球联合机构间市场投教基地推出【看穿十大行业】给聪明投资者的行业分析课!9月14-25日已有十大行业金牌分析师讲解,带你穿透迷雾看本质!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发文《关于创办<新文科教育研究>期刊的批复》(国新出审〔2020〕2670号)正式批准我校创办《新文科教育研究》这是教育部全面推进新文科教育之际国内首个新文科教育研究期刊2019年10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教政法〔2019〕16号)。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顺势而为于2020年1月向教育部提交办刊请示,经教育部同意后又于2020年7月向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正式提交办刊申请。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大力支持我校申报工作,及时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呈送申报材料,并于近日得到批复。《新文科教育研究》档案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2-1915/G4出版周期:季刊主管单位:教育部主办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单位:《新文科教育研究》编辑部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1-社会科学的研究步骤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其中,在检验研究假设结束之后,需要与现有的文献对话,再次发现新问题,开始新一轮的研究过程。在这个环节之中,资料分析作为重要一环,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极为重要。-2-资料分析的方式分类教育研究包含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及分类。一般情况下,按照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也有部分学者按照研究目的、手段等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比如别敦荣和彭阳红将研究方法分为:理论思辨、经验总结、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数学分析、质的研究和个案研究;在国内,根据刘良华对研究方法的分类大体上有三个基本类型:实证研究(量化的、质化的)、思辨研究(又称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常以教育对策、教育反思、教育改革形式显现)。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的方式进行论证并有规范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报告。陈向明指出,“研究方法”一般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方法论,即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基本的理论假定、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第二,研究方法或方式,即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第三,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即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文中所采取的分类是按照陈向明定义中的第三个层面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大多数时候是以一种研究方法为主,其他为辅,交叉使用的。以下内容是介绍每一种具体的方式。那么资料搜集上来了?该如何分析呢?-3-具体的资料分析方式| 思辨分析1. 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但不是断章取义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现状,而是系统地研究它们以往的发展及其变迁的原因。历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各种事件的关系中找到因果线索,演绎出造成制度现状的原因,推测该制度未来的变化。2. 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3. 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文献法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提出课题或假设、研究设计、搜集文献、整理文献和进行文献综述。文献法的提出课题或假设是指依据现有的理论、事实和需要,对有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或重新归类研究的构思。研究设计首先要建立研究目标,研究目标是指使用可操作的定义方式,将课题或假设的内容设计成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可以重复的文献研究活动,它能解决专门的问题和具有一定的意义。| 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法语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个新领域与语言学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经济被重新定义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活动,正如它的内涵一样,它存在的前提是:特殊对象的生成、观念系统的状态、新颖恰当的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的框架系统的状态。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批判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话语历史背景分析。例如:如果有一部有关第三世界的纪录片始终把第三世界的穷人当做及物动词性的宾语,那就必然给读者、听者留下这样的印象:穷人是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斗争的参与者。例如:对何人使用何种称谓,体现着作者(讲话者)的态度。情态是人际功能的体现形式之一,主观情态反应话语生成者与陈述者的亲近性,而客观情态则模糊了个体和团体的观点。| 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内容分析法的信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者按照相同的分析维度,对同一材料进行评判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它是保证内容分析结果可靠性、客观性的重要指标。ROST content mining是一款免费的大型内容分析研究性工具平台,主要功能包括:辅助各学科进行研究,协助完成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面的研究,凡是需要分析论文、微博、博客、论坛、网页、书籍、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本地文本类格式文件、数据库中各类文本字段的学科,都可以使用本软件,分析方法目前支持:分词、字频统计、词频统计、聚类、分类、情感分析(含简单和复杂)、共现分析、同被引分析,依存分析、语义网络、社会网络、共现矩阵等分析方法。| 质性研究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相对量化研究而言。质性研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许多不同研究方法的统称,由于他们都不属于量化研究,被归成同一类探讨。其中包含但不限于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研究,论述分析,访谈研究等。1. 民族志研究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2. 口述史研究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在该校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这个概念。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成立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音像设备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尚未得到过的原始资料。3. 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一种适合于广大教育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它既是一种方法技术,也是一种新的科研理念、研究类型。行动研究是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课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从而达到解决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的目的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行动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于资料收集、合作探讨、自我反省、多方总结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4. 扎根理论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Strauss和BarneyGlaser两位学者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5. 个案研究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称个案调查。对某一特定个体、单位、现象或主题的研究。这类研究广泛收集有关资料,详细了解、整理和分析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内在与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形成对有关问题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结论。个案研究的单位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事件或者某一类问题,由此而产生人员研究个案,各生活单位或社会团体个案、传播媒介个案,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个案等。6. 文本分析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新批评细读法“新批评”细读法不是一种自我感兴趣的印象式批评,而是一种“细致的诠释”,是对作品作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其操作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了解词义,然后是理解语境,再次是把握修辞特点。叙述学分析法叙述是人类社会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叙述学”分析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用于描述和测量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通过这些关系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如信息、资源等。根据分析的着眼点不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视角: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关系取向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通过社会联结本身——如密度、强度、对称性、规模等——来说明特定的行为和过程。位置取向则关注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且在结构上相处于相等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化(patterning),它讨论的是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强调用“结构等效”来理解人类行为。| 引文分析引文分析法,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研究方法。引文分析的主要内容:引文年代分析、引文量分析、集中和离散规律分析、引文类型分析、引文语种分析、引文国别分析。引文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测量学科的影响和重要性、研究学科结构、研究学科信息发布、确定核心期刊、研究文献老化规律等。| 统计学分析1. 统计描述它研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数据,并通过统计所特有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表明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水平、速度、比例和效益,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发展规律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作用,描述社会经济现象数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动规律,也是进一步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2. 方差分析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简称ANOVA),又称“变异数分析”或“F检验”,是R.A.Fisher发明的,用于两个及两个以上样本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所得的数据呈现波动状。造成波动的原因可分成两类,一是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另一是研究中施加的对结果形成影响的可控因素。方差分析是从观测变量的方差入手,研究诸多控制变量中哪些变量是对观测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3. 二元相关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之一种。二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是在一元回归基础上的延伸,式中y是因变量;x1、x2是自变量;a、b1、b2是回归系数。二元线性回归法适用于分析有两个主要自变量的预测,一般运用计算机进行计算。4. 元分析元分析(meta-analysis)统计方法是对众多现有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统计指标利用相应的统计公式,进行再一次的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元分析程序输入参数包括:各个观察到的相关系数(已有研究文献中变量间的相关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5. 多元回归“多元回归”在工具书中的解释:1、研究一个依变量、依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回归。2、亦称为多元线性回归,是反映一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依多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动的规律。3、建立多个变量之间线性或非线性数学模型数量关系式的统计方法。在肥料试验中广泛应用。6. 多元变量分析多元分析,是指同时考虑多个反应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均值向量的假设检验、多元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典范相关分析等。7.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C.E.斯皮尔曼提出。他发现学生的各科成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一科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其他各科成绩也比较好,从而推想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或称某些一般智力条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8.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又称主分量分析。实际课题中,为了全面分析问题,往往提出很多与此有关的变量(或因素),因为每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个课题的某些信息。主成分分析首先是由K.皮尔森对非随机变量引入的,尔后H.霍特林将此方法推广到随机向量的情形。信息的大小通常用离差平方和或方差来衡量。主成分分析作为基础的数学分析方法,其实际应用十分广泛,比如人口统计学、数量地理学、分子动力学模拟、数学建模、数理分析等学科中均有应用,是一种常用的多变量分析方法。9. 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指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聚类分析的目标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收集数据来分类。聚类源于很多领域,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很多聚类技术都得到了发展,这些技术方法被用作描述数据,衡量不同数据源间的相似性,以及把数据源分类到不同的簇中。10. 非参数检验非参数检验(Nonparametric tests)是统计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参数检验共同构成统计推断的基本内容。参数检验是在总体分布形式已知的情况下,对总体分布的参数如均值、方差等进行推断的方法。但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无法对总体分布形态作简单假定,此时参数检验的方法就不再适用了。非参数检验正是一类基于这种考虑,在总体方差未知或知道甚少的情况下,利用样本数据对总体分布形态等进行推断的方法。由于非参数检验方法在推断过程中不涉及有关总体分布的参数,因而得名为“非参数”检验。11. 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 SEM)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该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熟,可惜国内了解的人并不多。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市场、管理等研究领域,有时需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或者会碰到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这些都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方程模型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成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
根据现有的资料和认识水平,我们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年代学的任务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研究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纪年方法及其特点古人很重视纪年。早在距今六千多年前,古埃及人就根据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它为后来的公历的出现创造了一定条件。阿拉伯人制定了伊斯兰历,即回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干支纪年、星岁纪年等纪年法,并和世界许多民族一样,釆用帝王纪年法和年号纪年法。此外,我国少数民族还创造了彝历、傣历、藏厉、滎历、佤历等多种年历,这些纪年方法,较准确地记载了历史,推动了古代文明的发展。但是由于受不同观念和习俗的影响·它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还造成不少混乱,这就给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带来了不少困难例如,为什么“太平”、“建平”、“永熙”等年号在历史上有好几个,它们究竟代表着哪些年代?有些年代(如公元1582年10月5日至10月14日)为什么在历史纪年中不存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为什么“狗骨、象血、猴皮”也可表示年代?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对历史年代学的学习和研究,全面深入地了解各国各种历史纪年方法。为了便于论述和理解,这些纪年方法叮按国别分,也可按类型分,每一种包括历理、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等几个层次(二)研究各种特殊的年代时间概念历史上,年、季、月、句、日、时等概念变化不小,用法较讲究。如在中国,“年”又称“岁”、“载”、“兹”、“祀”、“祚”等。它们有的意思相同,有的只是相近;有的在各种时候均可通用,有的则主要在某些时期流行,甚至国家明文规定某一时期只能用种而不能用其它。季可分别用颜色、行星、音调和方位等代替,如秋可称为素秋、金秋、商秋等。月可用花名、乐律名、八卦名《尔雅》名等分别代替,如三月可称为桃月、姑洗月、央月、病月等。“浃日”表示十天,而“浃辰”表示的则是十二天。日除了用韵目和蓂荚凋生现象代替外,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习称。古代一般将一昼夜分为十二段,也可分为十五段,每一段同样有许多特殊的称呼及其内涵……历史年代学之所以把这些特殊的年代概念也作为基本内容之一,是因为这些概念都实实在在代表着一定的时间,而且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影响。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年代学是研究历史年代的科学,就不能忽视这些概念,而应对其进行很好的归类整理,比较分析,找出正确认识和使用这些概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必要时,还应对一些复杂的概念追根溯源,以便正本。(三)研究各种历史年表和历表的使用及改进方法各种年、历表由于编辑时间、体例以及所依据的史实等情况不同,因此在使用中会碰到许多问题。例如,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是公认的一本查阅中西回史日历的价值颇高的工具书,但此书在推算汉代太初改历以前的朔闰是依据“殷历”,而据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此之前所使用的是“颛顼历”,因此该书这一段的历日有误。另外,由回历查公历和中历,须先由回历岁管确定公历和中历相对应的日期,然后按回历的历法逐月、逐日推算下去,比较麻烦。针对这些情况,一些学者创造性地编制了一些辅助表,与《二十史朔闰表》配合使用,效果甚好。既然年表和历表是查阅历史年代的必备工具书,而这些工具书在使用过程中又存在一些误差,或值得改进、完善的地方·那么,历史年代学的研究视野也就不能不投向这里。
在重度考察社会研究方法的学校和专业中,研究设计是难度较大的题目类型。通常的考察方式是,给出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要求学考生做出一个研究设计。例如清华真题:对近期发生的热点环境议题、媒体报道情况和扮演的角色,进行一个实证研究,说说你的研究设计。为了能答好这种题目,我们需要在考前自己准备几个研究设计,包括定量研究设计、定性研究设计、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设计、网络研究设计等。同学们可以研究书本上给出的范例,也可以查找列出具体研究过程的论文,总结出一般的套路和格式,然后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尝试做一个研究设计,有条件的还可以请研究生学长学姐进行修改。在考场上遇到这些题目时,直接套用准备好的研究设计模板,并进行适当修改即可。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设计,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主要说明研究题目的产生背景,以及这一课题要解答哪些问题、达到哪些目的。研究意义。介绍此次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架构。一般的研究课题往往以某个理论为基础,此处要结合研究课题介绍该理论。研究假设。从理论出发,结合研究课题提出假设。研究方法。此处说明本次研究应用的概念操作化方法、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以及使用的工具,例如SPSS。抽样方案。这里要尽可能详细地阐述抽样的过程、结果。调查问卷/访谈提纲/编码表。如果使用调查问卷/访谈提纲/编码表搜集资料,这里要列出这些工具的部分内容。调查时间、场所。根据研究课题,列出调查时间、场所。研究反思。指出本研究设计的不足之处,或者不周全、未考虑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设计大概遵循这种逻辑顺序,但不一定包括以上所有内容,不重要的部分可以不写、略写;研究设计不必写出研究结论,这是一个研究实施前的设计。接下来,将给出本文开头提到的清华真题的一个参考答案,同时也是对研究设计案例的展示:热点环境议题的议程互动与建构研究——以上海市垃圾分类为例1、研究背景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公布《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合理分类,增加了可回收物的多样性。该条例于2019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上海市成为全国城市垃圾分类管理的“领头羊”,也由此进入生活垃圾分类强制时代。上海市垃圾分类引起了网民的持续关注,多次登顶微博热搜榜。垃圾分类这个环境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垃圾分类的践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垃圾分类的推行过程中,媒体在信息传播、新闻报道、宣传引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等的主要平台。因此,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网络媒体传播环境,研究2019年1月31日至2020年1月31日之间微博平台上的上海垃圾分类事件的议程互动与建构情况。2、研究意义在理论层面,有助于验证媒体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现象,并根据这一理论提出针对性建议。在现实层面,有助于了解垃圾分类这一议题的宣传与传播状况,从传播方法和技巧层面给予适当的帮助和关怀。3、理论架构议程设置理论(the agenda-setting theory)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提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注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议程设置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在较长时间跨度内的一系列报道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随着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议程设置的合理性面临着质疑和挑战。但仍有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网络环境下媒体对公众具有议程设置功能,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网络媒体之间存在媒体间议程设置效果。4、研究对象议程建构理论(the agenda-building theory)指出在议题构建过程中,媒介、政府和公众互相影响,决定什么是重要事件。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媒体议程、政府议程、网民议程各自的特点以及互动关系,并分析上海市垃圾分类这一环境议题的建构过程。媒体议程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澎湃新闻》《中国环境报》三家媒体的微博账号在2019年1月3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发布的相关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位于上海的《澎湃新闻》是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中国环境报》是环境保护部主管、全球唯一的国家级环境保护报纸,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使用网络爬虫工具,以“垃圾分类”为关键词,搜集并整理本研究时间段内,这三家媒体微博账号内的相关新闻报道的内容。政府议程政府是社会公共事业和活动的领导者、管理者,从社会整体利益层面推动社会发展。在上海市垃圾分类这一环境议题中,上海市政府多从顶层设计层面加以关注并出台相关政策。因此,本研究选取2019年1月3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涉及垃圾分类的国家和上海地方政策文件、官方通报等,例如《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作为政府议程的代表。网民议程确定网民议程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通过网民在微博所讨论话题的热度确定,二是通过新闻浏览量、点赞量、转发量和评论量决定,三是通过对网络搜索关键词的排序确定。因此,本研究把2019年1月3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微博“上海垃圾分类”相关话题下的原创微博作为网民议程的代表。对网民原创微博在这一时间段内的数量变化进行研究;并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均匀抽取页码,每页抽取10条微博,一共顺次抽取100条微博,以进行内容分析。5、研究假设基于此次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现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议程直接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置网民议程;◆ H2:当网民的关注形成一定规模或者发展到线下行动时,会影响政府议程;◆ H3:媒体议程与网民议程相互影响,媒体、网民对待垃圾分类的态度是一致的。6、研究方法本研究对政府议程主要采用描述法进行研究,对媒体议程、网民议程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数据和统计分析则是使用SPSS。内容分析法需要根据样本特点建构类目,将所有类目构成一份编码表,再对照编码表阅读每一篇符合要求的内容,同时进行编码。编码要求每一个研究对象在一个维度只属于单一属性,例如,一篇新闻在信源上只能是“官方”或者“非官方”,报道内容横向属性只能是“事实”“问题”“议题”三者之一。对于内容较为综合的新闻,一般根据文章主要观点强调的属性而定。之后,需要对这一编码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部分编码表可建构如下▼7、研究反思研究对象方面,选取的是有限的样本,结论的可靠性、代表性面临挑战。媒体议程仅选取了三家媒体微博账号的新闻报道,网民议程并不能代表公众议程,因此接下来的研究中,样本的选取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方法层面,对于政府议程的研究采用的描述法主观性较大,之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量化的方法。对于网民议程的研究,可以采用访谈法、观察法等质化方法,获得网民的态度、情感、认知等信息,配合内容分析法使用,使得研究更加直观、可靠。参考资料[1]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我的成绩91分,考试时间:2020年04月04日 单项选择题1、从研究的空间维度分类来看,学校的办学思想、方针、模式、管理等的研究是(3 分)A.宏观研究B.中观研究C.微观研究D.以上选项都不是我的答案:B得分:3分2、什么是问题?(3 分)A.问题就是假设B.问题就是矛盾C.问题就是疑问D.问题就是意见我的答案:B得分:3分3、对测量学生高层次的认识水平更有利的题型是(3 分)A.填空题B.选择题C.判断题D.分析题我的答案:D得分:3分4、( )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文献。(3 分)A.《论语》B.《学记》C.《礼记》D.《春秋》我的答案:A得分:0分5、测量的标准是( )(3 分)A.法则B.数量C.参照点D.量表我的答案:C得分:0分6、下列要素哪个不是测量定义包含的要素?(3 分)A.事物及其属性B.数字或符号C.过程D.法则我的答案:C得分:3分7、( )指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程度。(3 分)A.信度B.效度C.难度D.区分度我的答案:B得分:3分8、下列诸因素中影响实验内在效度的是(3 分)A.测量的反作用或交互作用B.统计回归C.实验安排的反作用效果D.多重实验的干扰我的答案:B得分:3分9、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能否在相同或相似的背景下重复研究,这是指(3 分)A.内在信度B.外在信度C.内在效度D.外在效度我的答案:B得分:3分10、对教育测量而言,最重要的效度是 (3 分)A.效标关联效度B.预测效度C.内容效度D.结构效度我的答案:C得分:3分11、( )指的是实验期间,另一相关的同时事件可能影响了实验的效果。(3 分)A.成熟因素B.历史因素C.测验因素D.工具因素我的答案:B得分:3分12、年龄是( )(3 分)A.社会学变量B.教育学变量C.心理学变量D.生理学变量我的答案:A得分:3分13、提高问卷效度的关键是(3 分)A.正确选题B.写好指导语C.设计“目标体系”D.注意问卷题目的行文技巧我的答案:C得分:3分14、( )是表示数据差异程度或分散程度、离散程度的量数。(3 分)A.集中量数B.差异量数C.标准分数D.T分数我的答案:B得分:3分15、样本的第一个个体被随机选定后,其他的个体按一定的规律依次选出来。这是( )方法。(3 分)A.简单随机抽样B.等距抽样C.分层随机抽样D.整群抽样我的答案:B得分:3分16、下列特征哪个不是假设的特征?(3 分)A.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B.具有一定的猜测性C.具有多样性D.具有确定性我的答案:D得分:3分多项选择题17、相关关系有以下几种( )(3 分)A.正相关B.因果关系C.负相关D.零相关我的答案:ACD得分:3分18、问题的主要来源有(3 分)A.教育实践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B.教育理论方面的来源C.各级科研主管部门的选题指南D.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以及培训我的答案:ABCD得分:3分19、一份完整的问卷包括以下内容(3 分)A.标题B.指导语C.问题D.答案我的答案:AC得分:0分20、根据评价的时间和作用不同,教育评价可分为(3 分)A.诊断性评价B.综合评价C.形成性评价D.总结性评价我的答案:ACD得分:3分21、教育文献检索的方法有( )(3 分)A.顺查法B.倒查法C.追溯法D.循环法我的答案:ABCD得分:3分22、影响问卷效果的因素主要有:(3 分)A.被试的主观倾向B.测量工具的因素C.情境方面的因素D.研究者的准备情况我的答案:ABC得分:3分23、变量按取值的精确性程度可分为(3 分)A.类别变量B.等级变量C.等距变量D.比率变量我的答案:ABCD得分:3分24、行动研究的实施原则是(3 分)A.行动原则B.合作原则C.弹性原则D.持续考核原则我的答案:ABCD得分:3分25、非随机抽样的方法主要有(3 分)A.全面抽样B.最大差异抽样C.极端个案抽样D.典型个案抽样我的答案:ABCD得分:3分26、个案研究法的哲学基础来自( )(3 分)A.逻辑学B.现象学C.统计学D.阐释学我的答案:BD得分:3分判断题27、信度是测验所得分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程度。(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错误得分:2分28、一次文献是指对大量分散、零乱、无序的原始文献加工整理,以便于查找利用的检索性文献。(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错误得分:2分29、开放式问卷比较适用于小样本。(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正确得分:2分30、定性研究是指在研究中通常采用文字、图片的形式,引征第一手现场材料或文献资料的一种方法。(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正确得分:2分31、效度是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正确得分:2分32、内在效度高的研究,外在效度也一定高。(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错误得分:2分33、在各种实验设计模式中,较严谨控制并较通用的实验设计是等组前后测或等组后测设计。(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正确得分:2分34、实验研究是指根据某种规则对客观事物进行某种数量化测定的方法。(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错误得分:2分35、美国布鲁姆把认知目标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正确得分:2分36、是非题适用于测量较高层次的学习结果。(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错误得分:2分37、如果一个变量伴随着第二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下降而下降,那么这两个变量的关系为负相关。(2 分)正确错误我的答案:错误得分:2分
在校期间发表18篇高水平国内外论文其中CSSCI来源期刊10篇参编3部法学知名学术著作省部级决策报告4部参与国内7个司法实践调查改革项目曾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访学一年曾获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蔡定剑宪法学优秀论文奖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光华奖学金、京东奖学金等多个奖励……这位性格开朗、成绩优异、热爱法律、坚持不懈,将学术科研与司法实践充分结合的人大人,就是2020年度吴玉章奖学金获得者、法学院2017级博士生聂友伦。在持续的求知和探索中,他不断超越自我,同时积极投身司法实践,为中国司法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潜心学术,夯实理论基础作为一名博士生,聂友伦在学术写作上孜孜以求,成绩斐然,发表了《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规则研究》《论司法解释的立法性质》《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的三种模式》等18篇国内外期刊论文。聂友伦读博的初衷源于第一次论文投稿的经历,当时对刑法比较感兴趣的他,系统地选修了相关理论课程。在一边听课一边读文献的学习过程中,他发现文献中有些观点似乎值得商榷,这些不时涌现出的疑问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研二时,他针对财产犯罪的界分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并成功发表,种子经过一年的精心浇灌,渐渐萌芽。分专业后,他有幸受到陈卫东教授、刘计划教授和程雷教授等师长的栽培,并在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担任科研助理。期间他一直跟随着研究中心的老师们学习和工作,并成功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成为了一名博士研究生,当初的幼芽在诉讼法学的道路上不断汲取知识的养分,茁壮生长,变得枝繁叶茂。聂友伦参加2019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年会“不论是科研还是学术研究,都没有捷径可走。”谈及研究方法,聂友伦擅长使用法解释学展开研究。法解释学具有体系性,需要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来证立证伪自己或前人提出的命题。运用这种方法,往往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材料。聂友伦分享了他总结的“三步走”文献阅读方法。首先,确定必读文献。确定研究主题后,检索相关书籍和论文,有些相关研究的引用量或者下载量很大的,基本可以确定属于必读文献。对这些著作或者论文,需要非常小心的精读,并做一些笔记;其次,在阅读必读文献时候,这些文献本身引用了一些其他的文献,可以按照引用的内容确定这些文献的重要性,按图索骥地进行进一步、广泛地阅读;再次,对于一些比较新的文献,可能代表了较为前沿的研究方向,对这些文献可以适当选择阅读的粗细程度。2018年,聂友伦曾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访学一年。期间,他参与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组织的多项学术研讨活动。参与各项学术研讨会之余,他基本处于闭关状态,他一到美国就买了台打印机,每天就是打印材料、看文献、写论文、改论文,“毕竟人在国外,除了一些国内来的同学朋友,谁也不认识,这种例外状态好像特别适合做法学的相关研究”。聂友伦参观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今年聂友伦发表了7篇CSSCI论文,其中4篇就是在伯克利闭关期间所作。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一段时间,除了有效地提高自我生存能力,“我还收获了论文、小肚子和腰间盘突出吧”,聂友伦笑道。躬行实践,投身司法改革求学问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阅读文献、撰写论文是科研人的“读万卷书”,那么深入实践,将所学所思应用于实际则是他们的“行万里路”。“科研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衡量科研的价值在于它产出成果的实践意义。”聂友伦认为学术应当与实践相联系,科研之余,他参加了不少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项目,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深入研究提供解决方案。他参与过减少审前羁押与逮捕诉讼化、完善监狱服刑人员投诉处理机制试点项目、法官检察官遴选业绩评估与惩戒制度研究等十余个试点与调研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聂友伦参与律师法的修改与完善研究项目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陈卫东教授主持的完善监狱服刑人员投诉处理机制试点项目。聂友伦与其他项目组成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由第三方参与的监狱巡视制度,组建了一个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构成的委员会,开展巡视、设置投诉箱、重视服刑人员反馈等工作。在试点地区监狱管理局、检察院等的支持下,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续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意义重大。聂友伦认为,科研要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要有实际作用、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点,人民大学可能是全国做的最好的,因为毕竟有校训在嘛”。代代传承,终遇人大法学在科研和实践都收获颇丰的聂友伦,学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也曾感到迷茫。本科阶段他就读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由于对所学的国际政治与会计专业都不太感兴趣,他基本“放空”了三年。直到大三,发现身边的同学准备出国、开始实习,逐渐步上了人生正轨,他才意识到了差距。他觉得自己应该奋起直追,便选择了考研。选择专业时,他选择了从小就感兴趣的法律专业并一鼓作气,决定“索性就考最好的学校”,最后如愿以偿,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聂友伦对法律的热爱,离不开父亲的影响。他小时候刚记事那会儿,父亲正在准备律师考试,买了很多法学相关书籍在家里研究。“这个影响是持续的,因为当时律考的通过率不高,他考了好几年才考过。”聂友伦笑道。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从小都对法律有兴趣,结果后来高中学了理科,他当时以为一辈子没有机会再学习法律了。不过,人生无常,兜兜转转又回来了。来到人大后,聂友伦被整个学校的氛围感染了,“个人的发展很依靠平台支持”,身边的每位同学都十分优秀,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精进自己的学业和工作,期待以后能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在人大,你会不知不觉就被带入奋斗者的角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大人的力量更是无穷的。”聂友伦硕士毕业与同窗合影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诉讼法方向,聂友伦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机缘巧合。人大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是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导向,当时入学伊始不细分方向,到了研二才分专业方向和导师。想学刑法的他被分到了刑事诉讼法方向,幸运的是,他似乎这才找对了方向。“刑事诉讼法教研室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不仅有着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氛围,每位老师也都特别优秀”,他说。聂友伦在硕士和博士期间分别受教于程雷老师和刘计划老师,两位都是法学界年轻一代学者里的佼佼者,他们指导学生叩开了刑事诉讼法的大门。诉讼法的学科带头人陈卫东老师,更是经常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亲自指导学生,在学习、科研以及生活上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与关怀。“我非常感谢他们。师恩无以为报,那就在学术的路上继续努力吧。”现在,他正准备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大展身手,为中国的司法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读书足球,是课余所好生活之余,聂友伦会读一些与专业以外的其他书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意思就是,不凭空臆测,不武断绝对,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他认为这句话是人生修为的最高追求,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人生不长,本就充满了各种风险,即便修为极高,也不一定能有所成就,何况自负固执。“要坚决杜绝这四种毛病,调整心态,客观对待他人和处理事情。”除此之外,聂友伦还喜欢看动漫和足球。作为足球二级裁判的他,将裁判与法官两个不同的角色联系起来,裁判需要为突然发生在面前的事情迅速作出决定,法官需要根据案情及律师的陈述做出判决。“一个正常的人,连在他面前刚刚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完完全全说清楚,可想而知法官面临的情况是多么复杂。”聂友伦在旧金山北湾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在今后的日子里,他计划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继续研究手头项目,包括司法解释制度、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等问题。“我感觉这些研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他将继续追随内心的声音,走出自我的偏狭,坚守良心的指引,从而自由而不放纵,独立而不狂狷,尽责而不懈怠,为中国法治建设添砖加瓦。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为年初面向高榕资本研究院(以及部分投资团队)作交流的文字纪要,主题为《我的行业研究方法论》。该交流持续约八小时,文字纪要约八万字,涉及宏观、产业、产品,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我们作一定删减,并根据时间顺序逐步整理出。目录一、关于研究阿丽塔仙子精灵反乌托邦洛丽塔二、什么是研究话语体系行业划分知行合一虚假世界你做不出成果只恨黑夜太漫长观察生活解放天性/当众孤独/时刻准备着游戏规则与市场机制三、核心方法论(基础)驱动力与信号验证核心驱动要素草根调研代理变量假说成长红利/ABH效应四、核心方法论(进阶)影子魔法与水晶球人民币汇率问题毛利杠杆与库存周期晴雨表宏观经济问题社会文化问题金融反身性与产业反身性精确的错误与模糊的正确话语体系的损耗数据挖掘五、核心方法论(艺术)非线性外推PE是什么成长与周期股票价格估值上帝视角数字货币的例子价格决定预期差投资五要素六、小结待续……注:本文为目录中的第一章与第二章,约1.2万字。第一章:关于研究阿丽塔放个视频给大家看,我用抖音自拍的阿丽塔,抖音的美颜算法很强,看完电影后,我就想到“抖音或成最大赢家”,因为看到阿丽塔首先想到的就是抖音的大眼瘦脸。我还有一些,大家也可以拍一些,女生肯定可以拍的,不管是不是因为美颜总之抖音能看到很多美女,抖音会帮你发现自己的美,为什么火是因为这是一个好产品。我穿的这件蓝色毛衣也是一件典型的“软妹服”,我们后面也要讲到。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行业研究方法论吧。过去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的研究成果,但这是第一次讲研究方法论。我会结合做产品的一些经验,以及过去在券商的一些经历和案例。首先大家想一个问题:什么是研究?以及什么是好的研究?前几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只有一天的时间解决,他会用95%的时间去研究问题是什么,再用5%的时间去解决问题,我很认同这一点。就是95%的审题和5%的解题。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搞清问题是什么,当问题被界定清楚时,答案便显而易见了,你离问题越近,就离答案越近。我们现在讲研究方法论,我们可以把“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研究一下,研究以及好的研究其本身到底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问题界定清楚时答案便显而易见。还有一句话是“万解皆可包,唯有题无价”,即所有解决方案都是可以外包的,提出关键性问题才最有价值。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一些困扰,你想该怎么解决,你潜意识里有一个问题,但可能并没有仔细界定这个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讲的到底什么是研究?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什么是爱情?以及什么是二次元?什么是萝莉?什么是社交?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又是新零售?仙子精灵什么是爱情?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爱情,即便没有经历过也至少向往过,知道爱情“大致”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当问到什么是爱情时,你脑子里会蹦出很多概念,很多感动,那到底什么是爱情?我和朋友做过这个事情,一天他问我什么是爱情,我们几个朋友回答是美好是痛苦,是希望是绝望等等,每个人都在说,最后差点声泪俱下。你发现爱情场景中的点点滴滴太多,是我人生的希望,是我人生的绝望,是我的全世界也毁了我的全世界,是精神交流,是肉体融合,是小鹿乱撞,也是胃痛,失恋的时候胃是会痛的。说到爱情脑海里会出现大量场景,对应的词便会蹦出来,到最后越来越深刻,你就接近崩溃了。所以我这里提到了很多词,是阳光明媚,是乌云密布,是喜笑颜开,是声泪俱下,是轰轰烈烈,是万劫不复,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爱情到底是漫不经心还是掏心掏肺呢?阿丽塔就是掏心掏肺,看到一个帅哥就爱上了,缺乏爱情经验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男人也是如此,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喜欢,然后不切实际地追求,搞得双方都很尴尬,但这也恰恰是最宝贵最美好的经历,所以爱情是包含很多方面的。然而,在今天掏心掏肺的纯情却被称作舔狗。这是因为,爱情游戏的本质在于你需要“漫不经心”。爱上一个人时,你会变得卑微,因为你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美好品质,全都赋予了你最深爱的人。这是矛盾,也是人性无法逃脱的宿命。所以我说爱情是不稳定的存在物。热恋很幸福失恋很痛苦,这和投资很像,投资赚钱和亏钱的感觉与热恋失恋高度一致,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有天堂和地狱同时存在的反差。真爱像稀有金属一样难以以单质形式保存,条件苛刻,你需要很好的经营,但大部分人都很着急。所以对于爱情,我说她是森林里的仙子精灵,如果有生之年你曾经遇到过她,曾经看见过她,这是“曾经”这个词在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次使用场景。因为你可以骄傲地说出,我曾经相信过、看见过爱情。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定义本身就是主观的,并不严格存在一个客观世界,正因爱情的这种主观性,最近流行在任何一句话后面都加上“像极了爱情”就立即深刻起来,也是这个道理。投资,像极了爱情。那什么是美女呢?其实类似,金融市场选股就是选美,其实就是你要去关注“主观”是什么而不是“客观”是什么。其实不仅资本市场,互联网以及2C的产品,都是在判断大众主观在如何变化,那什么是美女?我不展开了,我讲一下结论。首先我们讲的是异性眼中的美女,男人眼中的美女首先是长得好看,这没问题,但美女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呢?是“社会属性的难以接近性”。比如你的亲妹妹长得再好看你也不会对她有什么想法,因为社会关系太接近,这是结论,原因在于“美”是“感而不应”。具体我不展开了,因此美女界定核心恰恰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反乌托邦那什么是社交呢?我在《社交产品方法论》中已经阐述,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了。当我们提及社交时,不同人心中会有不同概念,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无论是为了避免交流时各说各话,还是更重要的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首先都要界定问题。社交产品有多种界定方式,我从技术逻辑界定成通讯、媒体与交友三大类。通讯是既定社会关系沟通工具,媒体是社会化传播工具,交友是社会关系扩展工具,三者有区别,但正因他们都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并通过互联网完成,所以我们都叫它们社交产品,但三件事背后的产品逻辑和技术逻辑都是不一样的。通讯产品出现需要计算平台级技术进步,这是怎么超越中国移动的问题。社交媒体依赖平台内技术进步,从3G到4G再到5G,抖音全称叫抖音短视频,和当年快手GIF一个道理,GIF是3G环境的产物,短视频则是4G环境。接下来抖音一定会把“短视频”三个字去掉,就像快手去掉“GIF”一样。交友产品则是另一逻辑,其实我们可以出一道题,请在下列选项中选出完全与其他几项不一样的选项:微信、微博、抖音、陌陌。你会怎么选?不同视角不同答案,但有一个“更深刻”的答案。你可以选微信,因为是熟人社交,是即时通讯。你可以选微博,因为是最大的舆情平台,社交媒体。你可以选抖音,因为是短视频。如果我选,我会选陌陌。因为他有着更深刻的差别。陌陌和其他三个产品之间的差别已经上升到了“阶级关系”。我们说这么多年,即时通讯一直被很好的满足,社交媒体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今天唯一没有被解决的,就是交友问题,包括婚恋。App Store社交排行榜基本上是最浪得虚名的排行榜,因为除了前面的一些产品外都是“垃圾”。这个品类太缺产品,永远是“今夜寂寞”、“同城约”等字眼,因为交友需求从来就没有被正真满足过。这也是为什么交友类产品,永远是一波一波,爆发之后又掉下来,水分蒸发剩下淤泥变成酱缸,陌生人社交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对都会短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交友类产品的创新与酱缸周期,也源于陌生人社交的根本矛盾:社会化大交友与优质的脸和钱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大家都要找最好的脸和钱,但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是“阶级关系”。这是交友类产品和社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的最大区别,因其涉及社会关系拓展,阶级性是社会规律,永远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反乌托邦模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社会模型。阿丽塔也一样,人们想去一个地方,但不让去,但可以通过参加比赛去,目标明确,反而简单了,只是现实社会比这个复杂,真是像极了爱情。洛丽塔什么是萝莉呢?萝莉(可爱的低龄少女)一词源于洛丽塔(小说)但不等于洛丽塔,更不等于穿着Lolita裙子的人(lo娘)。刚才大家提到最近在调研Lolita用户,在做用户访谈,其实了解圈子的最快方法就是进入这个圈子,调研会因为技术问题失真,事实上大多数调研都难以接近真相。真正的用户调研来自一种“主观感知”能力而非客观统计学调查。因为永远无法通过抽样接近客观真相,只能形成主观感知能力来判断真相,类似金融反身性原理,这是一种社会反身性。我过去买了很多Lolita裙子和Cosplay裙子作收藏,最近我开始尝试。我对漫展很了解,也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去漫展,但这更多是一种理性认识,或尚不深刻的感性认识,直到穿上裙子那一刻,我才真正获得了感性认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穿上裙子那一刻,你开始发自内心期待漫展,因为你开始渴望展示自己,开始思考如何变得更美。哪怕只是通过拍照及后期做出完美的平面效果,而不是在现实中,但这件事情,也已经足够引人入胜。我妹妹玩了十年Cosplay,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她的大多数作品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的“完美”,后来发现男女审美并不一致,进而在视觉展示上(包括角色选择)追求的重点就不一样,女性更多追求 “华丽大气”,而非“吸引力”。这也是我开始“穿女装”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在试验自己心中的审美风格。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完美女子形象,我还不曾遇到你,便只能先把自己变成你。很短的Lolita裙子,运动鞋,上身吊带(JSK无袖),里面T恤,手持宝剑向你跑来,然后启动法拉利带你认识更多萝莉。你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娶你。我的意中人则是一个盖世萝莉,我相信有一天她会开着法拉利,身穿短裙丝袜,脚踏AJ,带我认识更多萝莉。所以大家应该去买点裙子,Lolita/JK制服/汉服还是Cosplay用户很多是学生,买裙子还会有经济压力,在座的各位都不会有压力。这恰恰是了解圈子、研究用户的真正捷径。大家也可以多参加漫展,漫展信息可以看喵特APP。五年前我说过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漫展正像当年中国三四线城市电影屏幕一样快速增长,2012年便诞生了10亿票房的电影《泰囧》。去年中国漫展已经办到了3822场,除去一、二线城市外仍有2322场。下一个趋势是电竞中心。第二章:什么是研究话语体系现在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什么是研究?我把研究分成三类:一是大家日常口中所说的“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即工作和生活中都会出现的我们叫它“①求真态度”。后面两种则是专门的研究职能:一是“②学术研究”,另一种是“③商业研究”,券商研究、以及买方(包括一级市场)自己的投资研究都是商业研究。学术研究好理解,今天我们主要讲商业研究。以及更关键的,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差别。这里我会结合一些二级市场的例子。记得刚进申万研究所时,领导就给我们强调要完成学术研究到商业研究的转变。券商招人强调实习经验,一是行业节奏快没人有时间教你,二是学术研究到商业研究之间有一个鸿沟,最好在工作前你就已经跨越了这个鸿沟。但正如申万研究所的优良传统之一,申万(至少在早年)招人最不强调实习经验,甚至你最好不要有任何实习经验,学生就好好完成学术研究,申万的培训体系能在三个月内帮你完成学术到商业的转型。这一点是非常对的,研究能力相通,如果没有接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你很难完成好的商业研究。如果你在学校混日子是很难做好研究的,做商业研究时你会一脸懵逼,你要重新进入一个探索过程,因为研究是有经验的,有习惯的,需要一个持续训练的过程。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的总结是:商业研究需要有①可操作的②经济利益。你不能研究了半天,一点操作性都没有,同时背后要有经济利益,这是和学术研究的最大差别。学术研究就像一个大圆,你在圆的边缘上往外做了一点点贡献。这些东西可能当下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操作性,但把人类知识往前推了一点,这就有学术价值。商业研究则要有可操作利益。金融市场比较直接,可以买卖,产业也是类似,上马什么项目进入什么领域,都要有可操作的经济利益。因此切勿陷入探究本身的快感中。探索求知是很快乐的,但商业研究不能只是快乐。举个例子,二级市场事实上你在哪个行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职业生涯高度,比如航运这个行业,周期是三十年,你如果进入这个行业时恰逢下行周期,下行周期十年,直接超过了你的职业生涯,那你就有点麻烦了,虽然你依然可以研究的很快乐。行业划分二级市场大多券商都会对行业进行全覆盖,因此会有好坏行业之分,秘密就是你要进入好的行业,我入行看的是钢铁行业,在明确知道这个行业“没有前途”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呆在这个行业,因为我想学一下产业链。这也涉及申万的人才分类策略,行业划分整体涉及上游领域(资源品)、中游领域(制造业)和下游领域(消费品)。一般学经济的人去看上游,其更受宏观经济影响,如钢铁、有色、煤炭、建材、石油等。钢铁行业事实上属于中游制造业,但在实务中仍放在上游资源品领域。我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因此在实习时就去了钢铁行业。学管理的人看下游,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旅游酒店等,因其更受消费者市场影响。有工科背景的人则去看制造业,这一点好理解,“复合背景”在投资领域一直很吃香。TMT则跨越上述三个品类。但正如申万研究所的另一个优良传统,事实上申万可能是所有券商里招募“工科背景”最少的券商。这涉及券商行业研究的本质。券商行业研究的本质是金融研究。你需要懂行业,但你更需要懂金融,你做的研究实际上也只是金融研究,即你所在行业及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如何影响了预期进而影响了股价?这又涉及另一句申万名言:证券研究的直接目标是寻找预期差。行业知识都可以学,金融素养则更加重要(当然也可以学)。申万领导曾说只有三个行业需要有相关背景,一是医药,二是化工,三是电子勉强需要。不是因为这三个行业无法临时学,而是临时学起来太耗时间,事实上只有医药研究员需要相关背景。我正式入职前领导一度问我要不要转去化工行业,我诧异这不是需要相关背景吗?领导答只要你高中是理科生就可以了。我还是选择留在钢铁行业,因为我在钢铁行业实习了很长时间也在宏观部门实习过,有一个自己的宏观与产业链研究体系的搭建过程,钢铁行业受宏观驱动,上游涉及铁矿石和焦炭,下游涉及房地产、基础建设、造船、汽车家电、轻工业等,几乎涵盖所有上中下游产业链。我后续转行互联网行业研究,也受益于钢铁行业的训练。我研究互联网行业的时间很短,但做出了一些成果,很多人问我怎么做的,事实上就是源于钢铁行业的研究基础。行业研究是你要去洞察一些东西,即便你在航运行业,你也可以去搞清楚波罗的海指数以及世界经济周期,这背后都很有价值。知行合一讲到这里,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知行合一。前面讲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可操作的经济利益,即正确把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事物=客观+主观+主客观之间的裂痕。如果说谋士在知,主公在行,那么研究是认识世界,产业化是改造世界。知和行本身有一个交集,好的学术研究和商业研究都在这个交集里,学术研究的范围比商业研究大,且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在这个交集里。前面说的研究三种类别中的“求真态度”即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态度。就像投资经理肯定要做研究,但他需要的是 “求真态度”而不是专职的研究工作,把他分工出来就是商业化研究,但好的“研究”一定是和执行高度相关的,你研究到极致时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本身,而不再仅仅是“研究”了。某件事做的非常好的人,他一定明白其中的秘密与Knowhow。你做研究也是在逼近这个状态,即不仅“知”,还要“行”。最好的研究就是最好的执行,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看待,你就会发现研究并不是一个“后台”,而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你能做到“知行合一”你就很厉害。人都有舒适区,当你研究的很快乐时你要小心了,你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研究在操作性上的价值,事实上你要明白主观和客观之间存在的裂痕,我们永远只是在逼近真相,但你自己要明白到了什么程度。二级市场的研究都是进行获利交易,股票你买卖就行了,但炒股票实际又很难,因为你只把握了50%的概率。基本面你把握了80%,但股票价格=价值+套利+情绪——申万研究所,它由三部分组成,并且还天天变,这就变得高度复杂了。所以股票研究本质在于研究预期的变化而非基本面的变化,只是后者影响了前者。你可以把一个问题研究清楚,但你必须明白你研究清楚的东西在整个决策系统里占了多少比例,它可能只占了20%。如果你以为你搞清楚了80%,那就是在自娱自乐,在搞行为艺术。但如果你真正搞清楚一个极小的部分,至少你在这一点上你是知行合一的。由于我们当前在探讨“研究”,我便把“研究”和“执行”在逻辑上做了区分,事实上两者没有区别也不该有区别,研究者和执行者都是从两个方向无限逼近价值实现。只是当他太难实现的时候,我们便区分了职能。知行合一并不代表时时刻刻需要“有用”,大部分基础研究在当下是无用的但在某时某刻是无价的。但这涉及另一个话题,即创新是边缘溢出。当“暂时”无用的研究一旦完成“边缘溢出”便实现了价值,基础研究在等待“边缘溢出”,“知行合一”在创造“边缘溢出”。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还要问一下什么是爱情?因为如果你连什么是爱情都搞清楚了,还有什么东西搞不清楚? 虚假世界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前面我们讲到互联网行业和钢铁行业(以及周期品行业)的差别,一个是研究主观世界,一个是研究客观世界。周期品行业要不断逼近经济运行的平均水平,互联网则要不断逼近大众心理的平均水平,前者是客观世界,后者是主观世界。互联网是主观世界好理解,事实上经济周期也是主观的,都存在反身性原理。文化流行存在反身性,宏观经济也一样,经济规律、政府调控、主体行为共同构成反身性,包括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差别。巴菲特说,大部分投资人是不看年报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不认真和不用心的,投资领域无论二级市场还是一级市场都是如此,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干一份工作,只有极少数人用心,或者说,大部分人待在虚假里。奥地利学派讲,大家看到经济下行后政府会增加支出或扩大信贷,但经济规律是经济进入衰退后必须通过萧条来完成市场出清,让非理性行为得到清偿,经济自然会快速复苏。经济高涨时大家都觉得自己牛逼,进行了不必要的扩张和资本开支,借了不必要的钱,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干,你觉得你不干就落后了,就完蛋了,所以你也去干了。之后一定会带来问题,金融经济互为表里,之后就没钱了,这个过程就是市场出清,让犯错的人付出代价,从而减少总供给。市场萧条后自然就会再起来,但如果去救的话,问题就会更大。想想个人借贷就好理解了。用于消费而非价值创造的贷款,如果继续提供信贷,无异于延缓更大问题。奥地利学派就是说什么都不要管,市场出清后自然会快速复苏。现实中更多是皇帝的新装,这一点非常关键,但这一切又是“合理”的。你做不出成果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好的研究?我们来看看一九法则,以及199法则,世界永远是两极分化的。市场上1%的人赚去了99%的钱,0.1%的LP赚去了99.9%的钱,全球化和AI又加速了两极分化。研究也是如此,大部分研究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不用心的,资本市场的“虚假”程度只会远超你的想象。如果给好的研究一个定义,我叫他“建体系,出思想”,这句话也是申万研究所提出来的。申万要求研究必须建体系、出思想。当然即便在申万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少数。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知行合一,研究本身是一种艺术,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艺术家(投资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人包括在座的部分人做不好研究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常态。这个世界上90%的研究只是在“提供信息”,也即一份工作。9%的研究给人启发,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建体系”。只有1%的研究令人惊愕,我们叫他“出思想”。这便是研究三层次。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所以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并不要默认你能做出什么成果,因为大部分人都做出不成果,包括投资也是如此。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到底是那90%,9%还是那1%,你需要努力,以及判断自己的天赋领域,亦或是满足于只做那90%。高中艺考生越来越多,但大部分成不了艺术家,甚至只是为了逃避文化分数。即便上海戏剧学院这种层次的表演系和导演系学生毕业后不少也只能干着不相关的工作(技术进步会逐渐改变这一点),播音主持专业大部分毕业后也并不在从事主持人工作,央视、卫视的主持人要求很高,大部分人也不愿去基层电视台或相关领域,最后也就从事了其他职业。研究也是如此,研究和做学术一样需要天赋,研究和投资事实上都是高阶工作,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只是中国经济过去的加杠杆使得很多高阶职业变成了一份日常工作进而误导了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一级市场大部分人都投不出好项目,但很多人并不明白事实上大部分人也做不出研究成果,因为投资与研究本无区别。VC投资是认知、圈子、阅历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份工作,研究的迷惑性也在于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种脑力劳动,只要高学历就可以完成。研究恰恰涉及前文说的主观世界与反身性甚至“边缘溢出”,如果把研究一词换成“深刻洞察”就好理解了。研究的基础是获得信息和整理信息,当你对信息和逻辑理解非常深刻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自己的体系,比如什么是社交、什么是爱情,他一定是一个逻辑体系,你首先需要把它界定清楚,比如我们说社交包含通讯、媒体与交友,通讯依赖计算平台技术进步,媒体依赖平台内技术进步,而交友最后还是一个阶级矛盾的问题,这样就是一个体系。但很多研究也都能形成让人启发的体系,这还不够,最高阶段则是出思想,即你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种思想。做研究你必须要求自己建体系出思想,否则你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我们刚才讲的商业研究,不仅指卖方研究,而是指商业价值导向的研究,买方研究(包括VC)本身也是商业研究,必须产出商业价值。只是卖方研究你还必须把它搞得很牛逼的样子,比如一篇报告50页甚至100页,要显得牛逼,但如果只是内部汇报你的逻辑与洞察,一般3-5页足以。卖方研究出于要显得很牛逼,要把一些方方面面展开,把一些基础信息和补充信息附上,这也是有价值的,但核心还是体系与思想。大家可以尝试找一个领域或一个点进行深入洞察,你搞懂它后,他一定是一个高度简单和高度容易理解的结果,这些洞察就是有价值的,作为内部汇报的话你可以在附录里附上补充资料,逻辑和洞察本身则是简单却富有启发的结论。你可以提供信息,但这只是基础工作,你要知道如果没有体系,没有思想,你的研究就真的没什么用。研究是跨越主观和客观的鸿沟,大家想想如何建体系与出思想,强大的洞察力其实是一种性格特点,所以研究要靠天赋,我叫它“只恨黑夜太漫长”,即一种神游的感觉和创造心流的过程。我们前面讲研究要避免陷入快感,是不要让快感成为研究本身,但研究一定是有快感的,对“真理”的追求,朝闻道夕可死矣,你会一晚上不想睡觉,就像小学生想到明天要春游的那种感觉。只恨黑夜太漫长去年5月份朋友圈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大致叫悲催的成年人,什么做PPT到凌晨然后电脑坏了,很多辛苦感人的画面让大家共鸣,我当时也转了,但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正能量,一点都不辛苦。这种只恨黑夜太漫长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也是你人生中最奢侈的一段经历,只有在你最年轻的工作时期你才能体会到,加班到两三点万籁俱静身心合一的专注感觉。这也非常有利于你的职业生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职业习惯都是在工作最初的2-3年内形成的,你如果没有找到只恨黑夜太漫长的感觉,那很遗憾。什么是青春?不计回报的努力还能让你感到快乐便是青春。研究是一种天赋,事实上就是一种快速进入“神游”状态的天赋,本质是一种感知能力。我们前面说无论是互联网泛娱乐产业,还是周期品制造业,到最后都是一种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反身性的感知能力,研究的天赋即强大的感性感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强调什么是爱情,当你开始思考什么是爱情,你开始声泪俱下,爱情便深刻地理解清楚了。有中学生问我语文不好怎么办,我说你去失恋一次语文成绩就会上来,失恋后内心会有源源不断想要表达的东西,你文采会变得很好,语文成绩就上来了,本质是感性化能力上来了。人类强大的情感能力在经历痛苦后都会表现出来,所以失恋是很多人的人生转折点。所以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件高度感性化事件,我研究问题时经常听一些很中二的歌曲,非主流三巨头,徐良、许嵩、汪苏泷,即能让你快速进入青春期思维模式的歌曲。青春期是大脑算力即流体脑力的巅峰,我们虽然过了青春期,但可以通过歌曲进行超频。十几年前我用500倍杠杆炒外汇,全是手动高频交易,几秒钟下单,十几秒后平仓,我必须听着马克西姆钢琴曲,大声快节奏的音乐能让人进入一种失去自我的状态,然后下意识建仓平仓,我叫它“用感性祛除感性”。如果说研究靠天赋,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还有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法,怎么去做点事情呢?我叫他观察生活。观察生活“观察生活”一词来自表演学,演员需要塑造各种没有经历过的角色,他必须通过生活中的点滴观察进行积累,比如街头遇到乞丐,和他交流,看看他在干什么,看到建筑工地进去搬搬砖,你要深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前面聊到调研Lolita用户,调研本身是一种观察生活,但要做好一个调研本身,真正的观察生活就是亲自去尝试一下Lolita。你自己穿一次Lolita可能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要穿裙子?为什么要省钱买裙子?是因为虚荣吗?部分是,但更多是因为让你发现了自己的美,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你开始变得自信,开始很热爱这件事情,进而开始热爱生活。你开始找到了生活中的闪光点,你找到了甚至找回了少年心气,找到了疲惫生活中最后的英雄梦想。TFBoy很多粉丝是中年女性,杨超越有很多国企男性粉丝,SNH48有很多富二代粉丝,为什么,因为杨超越给了我们平淡无奇一眼到头的生活中带来了那么一点点英雄梦想,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还会闪光还有盼头的瞬间。明星只是一个法相,那么杨超越就是一个很好的法相,你追的不是一个明星本身,而是提醒你追求心中最后的梦想。明星就像一尊“佛像”,佛像本不是佛,佛像只是提醒你要敬畏心中的佛法,因为每个人都是佛,见性成佛。“偶像”就是“像偶”,一个你想成为的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正处青春期,家穷人丑,成绩还不好,如果你还不追星,你的青春期那不是一事无成?当然为什么会这样是家庭教育进而阶级关系问题。但不管怎样,追星已经是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了,因为每天叫醒你的不再是闹钟,而是梦想。蔡徐坤也是如此,其实不用质疑现在的男性偶像为什么越来越女性化,这本身是女性消费主义的崛起,把男人打扮成洋娃娃,是因为要给女性消费。所以买裙子也是观察生活,当你观察生活到极致时,你就是一个演员了,你也是一个对产业、产品和用户非常有洞察的一个人。除了观察生活,表演学里还有“解放天性”和“当众孤独”两个要素,以及我加上的“时刻准备着”。解放天性/当众孤独/时刻准备着“解放天性”作为表演第一课,简单说就是让你彻底放开,以便塑造任何与你人格性格不一致的角色,往往通过极端的表演行为来训练。比如先想象出物理上与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场景、角色行为和角色特点,然后再演出来,把视觉上和精神上最难以忍受、甚至摧毁价值观的场景自然地表演出来,那么解放天性训练就完成了。“当众孤独”作为表演第二课,简单说就是做到不受大众和旁观者影响严格遵循内心。在舞台上严格按照剧本完成角色,不受台下万千观众的唏嘘、质疑、称赞、吹捧等行为的干扰。最后我再加上了一个“时刻准备着”,这其实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提法,即时刻保持状态。商业上也是如此,成功者往往都在争议中成长,因为他们解放了天性,也完成了争议中的成长,因为他们做到了当众孤独。好的研究者/执行者也是如此,因为一个极致的研究者本身就是一个执行者。这三点本身又是和“观察生活”相关的,你要做好研究,或者说知行合一的话,首先你要做到观察生活,深入生活。更高阶段你则完成了解放天性与当众孤独,你成为了一名演员,你与这个世界已经融为一体。我一直说研究是高度感性化事件,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互联网与新兴产业,其本质都是用你的内心去同步这个世界的频率,感受这个世界(包括大众主观世界)的震动,进入群体共鸣,完成连接,完成你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个世界天地万物都在相互作用,你要做的只是融入这张大网。所以让你买裙子只是很基础的一件事而已。好的研究者/执行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最优秀的则是一名演员。游戏规则与市场机制讲到感知能力,申万在选择研究员时会有心理测试,横向思维看策略,纵向思维看行业,以及横向思维看包含产业链多的行业等。策略分析师必须相貌英俊,行业分析师则必须练好唱歌,这些都是研究中的Knowhow,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当然更大的游戏规则在商业本身,尤其是资本市场。证券分析师本质是在做销售工作而不是研究工作,原因一方面在于前文说的大部分人是做不出研究成果的,另一方面在于,这个世界大多时候比我们想想的虚幻,当大家都活在虚幻中的时候,真相便不再那么重要,大家只是在玩一个游戏而已,各方也只是在相互配合完成这个游戏。也正因为此,超额收益永远只属于少数人。这让我想起《寒战》里梁家辉的一句台词:“我服务香港警队30年,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不过在这30年里,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明也好,暗也好,第一步学会它,不过好多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死了,知道为何?自以为是。第二步,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把线头找出来,学会如何不去犯规,懂得如何在线球里面玩,这样才能勉强保住性命。”但我今天不是在讲职业生涯规划,我是在讲研究,道理一样,任何事情,你都要搞清楚其背后的秘密,包括研究的规则,研究的方法,你都要理出来。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驱动力问题,我叫他市场机制。卖方研究有外部客户作为驱动力,这一点很重要,就像任何创业的成败,本质都源于是否存在巨大的外部需求推动,外部需求会推着你走,推着你成长并给你足够容错率,这就是市场机制。一级市场VC研究团队的驱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内部投资经理和合伙人吗?我认为这个驱动力不够,优秀的人才是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但这种驱动需要建立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实现,也即大量需求和倒逼机制,这是一个关键话题,即对内服务的研究团队的驱动力来自哪里,相比外部市场的强大驱动,内部需求、领导评价等驱动会显得不足。注意,这并不涉及“自我内心满足”和“外部评价满足”的个体心理学差异,内部需求的评价对个体来说也是一种“外部评价”,该问题本质上涉及的是,对内服务的研究团队其所在机构能否源源不断产生强大需求推动研究团队成长,因此对内研究团队要是未做出什么成绩,原因可能是来自机构本身而非研究团队本身。但最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讲了这么多,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开始涉及研究方法论,而更多是关于方法论的方法论。下面,我们开始正式探讨“研究方法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