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意义何在

对于历史爱好者，我们总会想知道更多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后辈人好好向他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的品质，从观历史，研究历史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首先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LOGO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对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生观、世界观、道德信仰和精神意念等万面。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传授基础知识、培养学科能力、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陶冶情操等方面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学习历史主要有以下几个好处（一）不懂历史,就难以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经验和启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自身的学科体系和广泛的包容性,它包括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际关系、社会风俗等。历史是反思之学,我们理应从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获得启迪，以前人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二）不懂历史,就难以揭示社会规律,预示未来的发展历史的最高层次是社会功能,即历史揭示社会发展奥秘、预示社会未来的前进方向。当今中国，国人只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才能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才能更好的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去（三）祖国振兴需要爱国精神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我们迫切需要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及其巨大的凝聚力，从而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做出努力我们应当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历史文化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史料，这些历史遗产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史,给人智慧,叫人更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

季我努学社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传播历史知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甲午战争以后因倡导维新变法而扬名天下；梁启超同时也是知名的学者，尤其在史学领域有突出贡献。梁启超在写作梁启超从小就爱好史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前往日本。在日本，梁启超接触了大量西方历史、政治、文化方面的书籍，其史学思想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成为梁启超史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文中梁启超首先批判了中国传统史学，认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历史，只是各个王朝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而普通的老百姓则被忽视了。梁启超因而提出“新史学”的倡议，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革命”，所谓“新史学”是要以西方的进化史观为原则指导史学的研究工作，“新史学”关注的对象是民族国家中的全体国民，只有民族国家中全体国民的进步才能使国家获得进步。晚清时期的梁启超一战结束以后，梁启超与友人一起前往欧洲，欧洲在一战后的破败景象以及西方学术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也深刻影响了梁启超。1920年代梁启超回国后专注于学术，先后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书。在这些书中，梁启超放弃了此前十分推崇的进化史观，转而强调史学方法的运用。梁启超提倡使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在研究中借鉴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梁启超还重视整体的历史发展，希望从历史大势中总结规律；梁启超强调史学研究中要有怀疑精神，大胆的怀疑并寻求“真”，求真是史学的重要使命。梁启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政治，因此他认为史学的功能就是为政治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中国历史研究法》总体上来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很深，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尽管有失偏颇，但仍然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史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和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或多或少都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参考文献蒋广学：《梁启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编辑 | 胡一舟 别毕卉

南京于春秋时名为长岸，战国属越，楚威王时重归楚国版图，因当时钟山名为金陵山故此“因山立号，置金陵邑”成为南京流传千年的别名，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东吴在此定都并改名建业，首开南京作为长江以南政权首都的滥觞。后东吴为西晋所灭，改建业为建邺，后五胡乱华，中原陆沉衣冠南渡，东晋于此建立政权为了避讳晋愍司马邺之名旋即改为建康，随后建立的刘宋、萧齐、梁齐、陈四朝都以建康为名并且定都于此。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南京作为首都必然拥有易守难攻的绝佳地理环境，依靠前方难以逾越的长江，结合连绵起伏的钟山山脉，“凭高据深，形势独胜”。长江自南京到苏州这一段，“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宁镇，曰砂夹，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则有芜湖、繁昌”。其余地段都是“芦蓧之场，或崎岸危矶，水势湍悍，难施舟楫”，所以只要派遣重兵把守上述六个地点就可以阻碍江北的敌人通过长江进攻南京。建康以三吴为东门，荆、蜀为西户，七闽、二广为南府三吴是指位于太湖平原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因为其“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田赋所出”是南方政权的重要财税来源。为了保障南京安全就必须先保障作为南京藩篱长江的安全，而保障长江安全必须夺取位于长江上游的荆州和四川盆地，因为北方敌人得到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南京城下。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首唐人所写的诗短短十四个字就道明了东吴灭亡的原因，西晋先灭蜀汉然后从四川盆地顺江而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孙吴。七闽因在秦之前福建土著居民建立的八个政权而得名，二广之名起源于宋朝在今广东建立的广南东路和在广西建立的广南西路，这些地方作为南方政权的大后方格外重要。建康自古用武之地，然必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自古以来就有守江必守淮的说法，淮河是南方政权的前沿阵地也是抗击北方进攻的第一线，也是建立纵深防御的重要地理条件。北方军队如果占领江北，那么千里长江可能任何一处都会成为对方的突破点，面对这条脆弱的防线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结合淮河建立纵深防御阵地。北军如果从正面攻打淮河的话，位于后方的兵员和补给可以通过长江淮河之间的运河源源不断的补充到淮河前线。而北军如果绕开淮河直抵长江那么就等于将侧翼暴露给了南军，很可能会被截断后路导致全军覆没。故此，充分显示了历史上的南京城建康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战略地位，以至于后来的明朝、太平天国等政权都把南京城作为国都。

最近，一部由台湾公视与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简称《与恶》）令不少观众大呼惊艳。“金钟奖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等赞誉声不绝于耳。《与恶》讲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整部剧泪点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评分网站豆瓣上获得了5万多观众高达9.5分的高评价。目前的剧评大都肯定了《与恶》的观点立场，譬如将善恶去标签化、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体作用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少量尖锐的批评。考察剧集的内容固然重要，不过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观点如何正确，或是表明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人们对《与恶》的不同意见，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种正义，追求怎样的共同生活。那些让我们缠斗不休的剧情议题，或许埋藏着解读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撰文 | 李静《与恶》热播：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水似风，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表述。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时代转轨的1993至1996年间，大陆的人文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人文精神讨论”。当时，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虑。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谈论方式，这场讨论最终流于空泛，影响有限。此后，在市场化与个体化的双重夹击下，发生着种种形变。知识界内外其实也从未放弃对之加以捕捉与把握的努力。而《与恶》的热播，无疑又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在当下公共领域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于精神状况的描述中，起码存在四条主要脉络。其一，情感市场的形成。他们或以心理“科学”之名，将“人”物化为若干指标，从而教人精确计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获利；或善于搅动时代的焦虑情绪，精准收割流量，然后再给出相应的抚慰商品。滚滚情绪流，在情感市场中俨然成了滔滔资本流。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层化。他们或将情感完全回收到个人层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学“知识”解剖和认识自己，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寻求小圈子的支撑，孕育自己的“同温层”，以此抱团取暖，互相点亮。而对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体的转述，在“吃瓜”和“反转”间张扬自己的“正义感”。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绪氛围的形成。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丧文化”以及“人间不值得”等种种观念，传递出了许多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虚无感。不少年轻人循此过早进入“中年心态”，主张与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绪落差。其四，情感与精神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关注点。一些学者突破学院壁垒，开始尝试直面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再居高临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将个体精神状况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因素相勾连，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者贺照田对于“潘晓讨论”和雷锋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在我看来，对《与恶》的解读，不妨置于这四条脉络交织形成的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认知结构之中。《与恶》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由此看来，《与恶》更接近于前述当下认知时代精神状况的第四条脉络。而难能可贵的是，与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学术语言不同，《与恶》贡献了一个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正是在争论的胶着点上，时代精神状况中的难题被凸显出来，而一种关注时代精神状态的建设性方式也由此展开。这大概是我们在《与恶》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剧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以下我将从三个争议点，逼近《与恶》里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真问题。议题一 理解加害者伪善or止恶？《与恶》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上帝视角的“事件全景”，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不少观众认为，正是此剧引导他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他们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但批评意见也由此而生。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全景呈现”，并不意味着去“平均”地展现事件各方。《与恶》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无数观众泪花奔涌，剧情达到高潮。这的确是以往的同类影视剧中着墨不多的面向。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现在剧中却没有那么“惨”。比如受害者宋乔安、刘昭国一家虽痛失一子，但他们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为新闻行业的精英高管，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师。在这些种种设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来自底层，而受害人则为精英，观众自然会给予加害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同情。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剧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显得“毫无灵魂”。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与恶》矫枉过正，以呈现全貌为名，却以加害者家属作为实际主角，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价值倾向性。《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另一方面，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经总结道：“刑法只知道两个要素，即违法行为和刑法。而新犯罪学却认识到存在三个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人”概念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初精神病学开始涉足司法领域。这使得犯罪“病理学化”，犯罪开始被视作一种病症。法律精神病学认为，通过对罪犯的心理鉴定，可以剖析出“危险因素”及其形成原因。在王赦和黄致豪看来，他们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有鉴于此，黄致豪持有司法教化与修复式司法的理念，这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中“以礼入法”的经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此有着精彩论述）。我们当然可以有无穷尽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职能是否兼容的辩论，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还是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及身处的社会少受伤害？议题二 关注精神病患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在这部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几乎每集的开头都会播报一则社会热点新闻，并附上网友们的犀利留言，舆论场上一片腥风血雨。第四集《病识感》片头，虐杀儿童的犯人陈昌因为被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旧名“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气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来一张”，“禽兽和律师一起装疯卖傻，律师自己带回家教化好了”。留言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些留言呈现了民众普遍的观念状态与内心的道德感。剧集内容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多数人面对重大事件时的直观反应进行对话，试图引导观众形成更为全面、理性、辩证的看法。倾听、关爱、理解和包容被拧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线”（见主题曲《别让我走远》）。而精神病患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了本剧的重点理解对象。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怜之人，还是危险之人？从不同的立场看过去，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司法审判中的精神鉴定，到底是维护了法律面前人权平等和司法正义，还是沦为了对罪犯的包庇，着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再关注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都无法准确知晓其成果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因为精神鉴定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通过专业会谈、测验、检查以及访谈相关人士等多种手段，凭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过程的“精神状态断面”，推定犯罪时刻的意识状态与责任能力。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确的指标数值作为判断标准，不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能会导致鉴定结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在法庭上，精神鉴定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非医学专业背景者论证自己的推论。杨天围的《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一书就结合具体案例对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有过详细梳理。总之，非专业人士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对其结果又高度关注，在两者的张力之间产生种种担忧也是无可非议。可见，消除“伪善”，恰切地惩恶扬善，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要求必须同时兼顾司法、科学与人性。《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作者: 杨添围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点击书封可进入购买页面）专业手段尚且面临诸种拷问，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难。《与恶》尝试表现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的身体感受，多次呈现幻听、幻视的场景，让观众对这一病症有了直观的体验。《与恶》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观众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身边出现类似应思聪这样的精神病患，我们该如何面对？台湾学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间在某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努力透过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幻觉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情绪和行动的影响（具体可参看，收入蔡友月、陈嘉新编《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的林淑蓉《身体、意象与变异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体经验》一文）。不过专业研究一时间还无法改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惯常印象，基本的知识普及依然非常滞后。此外，精神病患就医条例虽经修订，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乱象，又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就医。但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精神病患面对着就医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的现实状况。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兼得，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过程。《与恶》在观众群中引起的两歧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实投射。议题三 光明的尾巴用爱发电or人间必备？对犯罪原因的追索，经常会落到个性特点、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暴力与不平等机制上。剧中的精神病患应思聪最终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与姐姐和家人的关爱、同学的帮助以及心理医师的疏导是分不开的。《与恶》的导向，主要还是靠爱与理解去“翻新”、“净化”我们的“社会土壤”。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剧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寻“躲在云后的希望”。对此，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用爱发电”，是太过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和头脑懒惰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制度、现实规则与司法实践，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为“爱”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难题，《与恶》无力确定地给出一条根本的改善之道，我们也不必对一部电视剧求全责备。它留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我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一文中曾对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分析，《与恶》同样也是大团圆结局，但其温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样令人尴尬。虽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与恶》却给出了面对苦难时的希望。正如插曲《路过人间》里唱道：“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正是在困难面前的那一股真气，“笑开来好运才会来”式的迷信，让心碎者重建了对生活的信仰。批评者认为，尽管《与恶》可以自圆其说，但在现实面前莫不是太过“理想”了吗？或许可以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爱”了？在我们的时代意识中，与政经结构、国际格局、经济基础、制度契约和丛林法则比起来，“爱”显得太过抽象、幼稚、迷狂，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构和运转逻辑，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罗曼司就这样终结了吗？这或许源于一种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使之成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外部力量的规约。我们渴望爱，却又如此不满足，希望将生活的理想能够牢牢地站在更为确定的根基之上。然而，谁又能保证，当我们让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与幻想，就一定能收获确定的幸福呢？这也是一个长久的难题，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动性？或者说在一个越来越被技术、政治、资本规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与恶》抛出的问题，远比它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得多。但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讨论时代精神状况的可能途径。它让我们作为局内人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与“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让善与恶的思考变得与“我们”息息有关。因为在全景式的图景中，我们总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员，总会与突发事件发生必然关联。《与恶》将彼此交织的社会之网融入多线叙事中，把我们结结实实地绑到一起，赋予精神状况以真正的公共性，而这在当前无疑正是极为稀缺的。它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我们内心共同的恐惧，在此基础上启发大家寻求继续生活的可能性。它既拥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纠葛的那些幽暗地带，执着于那些无法以孰对孰错轻易判定的“难念的经”。这意味着，对精神状况的讨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而是要在一次次具体的道德选择甚至历险中展开。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观众在观看《与恶》时被代入到具体情境中，思索应当如何应对突如而至的“恶”。《与恶》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从而为辩证地、及物地、可感地展开讨论提供了中介平台，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丧失思维能力之时，恶便会真的降临。而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延展一分，恶便会被逼退一寸。在人间行走，必要怀有这份英勇。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静；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在法律面前，舆论节节败退还是步步紧逼？没有程序正义，所谓清官崇拜更是一种幻想▼

“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曾说过的话，他称吕思勉为“最敬仰的前辈学人之一”。鲜被提及的《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一生著作颇多，其中通史类的就有两种，即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以及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卷于1944年出版）。奇怪的是，作为吕思勉的成名作《白话本国史》影响甚巨；相比之下，这本被顾颉刚先生赞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的《吕著中国通史》，被提及的却很少。《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原因有三：其一，体例不同造成阅读门槛高低有别：《白话本国史》按时间脉络梳理，与中学历史课本体例近似，比较易读；《中国通史》的上卷则是专题史，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18个角度分别梳理，对于不太了解相关背景、只想读故事的读者，构成一定的阅读障碍。其二，写作诉求不同：《白话本国史》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书籍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随意使用材料，许多史实无关紧要；二是主观想象太多，背离历史事实）而作，有正本清源之效，读者比较容易接受；而《中国通史》则是吕思勉在沦陷区作为“孤岛上的斗士”，为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作，主旨是“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则世易时移，书中所含关切，后来的读者不易体察。其三，理论核心不同：《白话本国史》依照进化论写成，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观念；《中国通史》则更多关注民生，根据“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们的社会改革”的结论，可这些“社会科学的立场”较理论化，且在一些概念的使用上略显随意，有想当然的成分，影响了其说服力。通则难专的困境吕思勉的学术方法基本来自旧学，即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解。吕思勉曾说“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这种贯通性、综合性的认识，与现代史学重视的专题性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传统史学重在“通”，力图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即“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史料太多，难以尽读。以太平天国史为例，跨度仅14年，相关文献却已多达三千万字，几千年中国史的材料更是浩如烟海。在无法尽读的前提下，任何“通”都可能是以偏概全的结果。更麻烦的是，随着考古发展，不断有新史料出现，则今天勉强说“通”的，明天可能就成为“不通”。梁启超曾多次计划写作中国通史，最终却放弃了，他感慨说：“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尚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陈寅恪先生也曾计划写中国通史，最终亦不得不放弃。“通则难专”，这也是吕思勉先生写作《中国通史》时，遭遇的困境。比如写衣食，作者显然不了解现代考古成果，未将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的过程写出来，体现在文本上，似乎各地农耕过程都一样、物产都一样、文化都一样，这就很难深入揭示食物与人的关系，也无法解释农耕社会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再如写货币，作者似乎也不太了解在前市场经济阶段，熟人社会中曾盛行信用经济，从而对早期货币做出了错误的解释。细节考证常令人拍案叫绝当这些“小毛病”不断出现时，会有一些读者对《中国通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了这本书在细节考证上常有令人拍案叫绝的一面。比如在衣食部分，作者根据《仪礼》中“其牲狗”“妇特以豚馈”，提出“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反证“家”字为何从豕。再如在货币部分，作者敏锐地发现，明代黄金与白银价格比为1：5，与汉代完全相同。由此可证，古代文献中黄金记载颇多，而后来却很少，并不是这些黄金失踪了，或被消耗在宗教活动中，而是原本聚于贵族，后来多藏富于民，黄金总量变化不大，只是分配方式改变了，堪称见识非凡。这样精彩之处，在《中国通史》中比比皆是。比如：对比唐代党争与宋代党争的区别，提出“唐世徒为私利，而宋世实有政见之不同”；指出王莽并非篡位，而是变革需要权力资源，上位是历史需要的结果；对比汉唐，提出唐朝实力远不如汉朝，因唐朝制度上存有缺陷；对秦始皇提出全新认识，“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传统学者长于立论，不甚解释，只有了解立论背景者，方知创造性所在，这可称是治通史者的又一“原罪”。吕思勉当然知道相关的肤浅议论，他的立论必有理由，只有结合历史变迁的大脉络，才知他为何这么说。遗憾的是，很多人没看过同样多的背景材料，只从直觉出发，便贸然臧否。不过，老一代学者虽然对文字材料运用得极为精熟，但缺乏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易落入观念的陷阱中。《中国通史》便有过度向“新史学”靠拢的问题。所谓“新史学”，指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应按进化论的方法写中国史，务求从史料中梳理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脉络”来。这就很容易被辉格史观所套牢，把当下的价值视为永恒的价值，从历史中找其根据。在《中国通史》中，对古代“民主”的辩护、对经济的理解，都有辉格史学的痕迹。其结果是，表面看言之凿凿，其实不自觉地为理性的狂妄提供了背书。但平心而论，《中国通史》在细节上其实与进化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毕竟吕思勉的长处是对史料的爬梳。失去了“通”，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由此引人深思：当代学者有更扎实的社会科学功底，为何却很难再写出《中国通史》这样有趣的书？当代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日渐专业化，一个小而深的话题动辄几十万字，很难有人再去做“通”的功夫，而失去了“通”，则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历史研究正沦为专业人员之间“对暗号”，只有准确说出一个词的背景，才算“自己人”。这种历史研究已不再承担鉴往知来的责任，而是走向“为知识而知识”，甚至是“琐碎即知识”。至于《中国通史》这样的著作，在今天反而被视为“文学”。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出于时代责任感去写一部历史书呢？失去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读史的意义何在？如果历史研究的结果是丧失历史视野，是放弃对历史趋势的探索，历史学还会有未来吗？历史写作必须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提升，不论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中有多少槽点，它依然是在民族最黯淡时，一位智者留给后人的不朽篇章，它注定是有力量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读它，如何从中获得营养。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温存与敬意”，也许就是读《中国通史》的最佳角度。（原标题：一个人写就的中国通史——现代人为何依然要读吕思勉）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唐山流程编辑：L006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首《过零丁洋》将文天祥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展现的淋漓尽致，作为抗元英雄，文天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气节和精神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结晶，所以关于文天祥的事迹以及他本人的作品一直都是教科书中的必备内容。不过今日却有消息称，人教版的教科书删去了与文天祥有关的内容，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和不满，好在出版商迅速做出了回应，表示并没有删减内容，并且还在初中的历史教材中重点介绍了文天祥这一人物。但网友在松一口气的同时也发现，文天祥的简介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南宋大臣”，似乎新版教材中有意淡化了“民族英雄”这一概念。其实这样的举动不难理解，只是因为立场发生了转变而已，对于当时的宋朝统治者来讲，侵犯的元朝人就是异族人，他们的文化和中原文化是不相通的，所以站在宋朝这一方去抵抗元朝的文天祥自然就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所谓“民族英雄”也就是捍卫自己民族的人物。但熟悉历史的人会知道，元朝人也就是如今的蒙古族，站在大一统的角度来看，元朝和宋朝之间的争斗只是历史推进过程中极为正常的朝代更替，从这样的观念来看，“民族英雄”这个概念就不太适用于文天祥了，相比较而言“抗元英雄”就比较合适。关于文天祥称号的改变，网上的评价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觉得这样的改动有些“斤斤计较”了，在当时的背景下文天祥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是捍卫了汉民族的民族英雄，还有一种是认为情有可原，很明显后者会比较理智一点，其实“民族英雄”这样的概念大部分是源于“民族本位”思想，有些人认为历史上汉民族是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汉民族除外的少数民族就都是“外来人”。但这种观念放到现在来看未免有些狭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政府必须慎之又慎，毕竟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造成民族分裂的恶劣后果，文化的包容性理解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未必简单，要从细枝末节去入手，只要文天祥头上还顶着“民族英雄”这样的称号，那么当年入侵的蒙古族就永远是个“外来人”。有些网友觉得这样的改动是对古人的不尊重，其实“民族英雄”、“抗元英雄”、“爱国志士”这些名头没有多大的差别，英雄不问出处，文天祥的事迹和精神并没有被否定，他依旧是教科书上的道德楷模，只是身上所蕴藏的“民族性”被削弱了而已。换一句话说，倘若文天祥是民族英雄，那这个“民族”就只能是汉民族，那对于我国其他民族而言，文天祥的地位就显得有点尴尬了，在强调民族团结的今天，我们不需要特意去标榜汉民族的民族气节和精神，平等是最重要的。而且退一步来讲，汉民族也不能算作纯粹的人类学种族，在华夏的历史长河里，被汉化的外来种族数不胜数，鲜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为了在其通知范围内推行汉化，比如姓氏，“拓跋”被改为“元”，“独孤”被改为“刘”等，这些都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现。这种情况下要严格区分民族的界限不大现实。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大气和磅礴也有不少来自于文化的包容性，海纳百川的气魄是我们祖先的优良品质，如果过分在意民族的区分未免落入下乘，有点“小家子气”了，与其纠结于文天祥的名号，还不如多学习他身上的刚毅不屈的精神，这才是我们歌颂文天祥的意义所在。而作为祖国的一员，皇汉主义肯定是要不得的。那么你对“民族英雄”这个称号是如何理解的呢？你觉得教科书的改动合理吗？

开卷不读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学”走过了百年，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百年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但红学却刚好相反。“百年红学”才算刚刚起步……人们颇不理解一部小说何以研究百年。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中国语言文学”算一级学科，下面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算二级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大概只能算三级学科，按照这种排法，研究《红楼梦》的红学顶多算“四级”学科。因为严格地说，研究《红楼梦》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部分。那么红学研究的意义何在？我记得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说：“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大资本、大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她还认为：“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所以研究红学的意义在于： 第一，《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是生长于中国五千年文化中的一棵大树。我们研究的红学已经远远超过了研究《红楼梦》本身的范围。在华夏文明中很难找到像《红楼梦》这样集聚众多知识、思想、哲学于一体的煌煌巨著。研究红学其实就是把《红楼梦》作为引子来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艺、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等等，换言之也就是研究整个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这是红学研究的第一大意义之所在。 第二，红学研究的意义还在于人们能从中找到终极的自我答案。当人们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时候，当人们探讨传统思想的艰难历程的时候，人们就能在《红楼梦》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答案，也许这一答案只适合于一位者，但是每一位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关怀。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文化是永远不能从根本改变的，虽然社会形态决定文化形式，但是构成一种民族文化的灵魂却永远扎根于这个民族的最根部。 第三，红学研究的意义也在于它能展示中国传统学术流派的演变史。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等。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学研究为开端的，从此把学术史分为传统学术史和现代学术史。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识性传统，而现代学术史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追求新解。 第四，红学研究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一部《红楼梦》聚集国际国内众多的文学家、美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医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的智慧与灵光把他们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专业专攻一起融会贯通与中国优秀文化之中，从而建立一种博采众长的学术体系，使华夏文化更为光彩夺目。

导语：十二宗法器都有它们很强悍的地方，可是录宗天书的作用就有点故意拔高了。为什么一个记载历史的法器，非要按上个修改记忆的功能呢？#京剧猫#录宗是文宗四守之一，作为一个记录猫土历史的宗派，实际上他们更应该专注于文献研究，可是录宗的法器却偏偏不这样。天书的修改虽然很难，可是难却有难的原因，修改天书可以修改猫土所有猫的记忆，这种设定虽然看上去很厉害，符合一个宗派镇宗法器的身份，可是怎么想都有点鸡肋。修改记忆有什么意义呢？修留下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最偏文的宗派十二宗分为文宗四守和武宗八方，而在这文宗四守当中录宗是最偏向文职的一个宗派，纳宗最起码人家还有招收学员比武论高低的说法，可是录宗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与战斗有关的事情，反倒是与文字书籍相关的比较多。因此从录宗的职能来看，其实他们应该是最好欺负的宗派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宗派，他们的镇宗法器天书帮助他们让十二宗另眼相看。记载历史乃文官本职我们知道，历朝历代，记载历史编纂书籍这本身就是文官的本职工作，在录宗所有的弟子也正是在做这些事情。天书虽然是录宗的镇宗法器，记载着猫土的历史，但是这个天书里的历史改起来却十分的麻烦，因为光锻造字模就是一个经年累月的事情。此时问题就来了，猫土这么多重大事件，天书改起来这么麻烦，如何及时更新？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了，天书可能不是记载猫土所有历史的东西，它只记载猫土的关键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修改就会直接影响猫土的命运。篡改记忆有必要吗史书就是记载历史的，附加上更改该记忆的作用真的有必要吗？柚子个人觉得，更改猫土记忆完全没有必要。记载历史如果是录宗的本职工作，那么修改猫土记忆就是多此一举。天书的功能可以是记载，但是篡改记忆这种功能总让人感觉是马编剧故意写出来给反派有可乘之机的。除此之外，甚至有漫迷怀疑修当年也改过天书，其实修才是个大坏蛋，这种逻辑大家不能怪粉丝，要怪就怪天书这奇怪的设定。神笔更像是宗门法器如果说天书不适合作为录宗的宗门法器，那么让你找一个东西代替你会用什么呢？文官与武将不同，上战场的战士都有自己的武器，而后方的文官更多的是纵横捭阖，他们的笔杆子有时候比战争中的枪杆子更致命。因此柚子觉得，如果换掉录宗的天书用另一种东西代替的话，那么欧阳手中的判官笔最合适不过了，神笔马良一样的笔，画什么都能成为现实。改记忆只是为了给黯加戏所谓存在即合理，既然录宗采用天书当宗派法器，自然也就有他们的用意了。在看京剧猫的过程中，柚子总结出了编剧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在动漫中出现一件奇怪的事物，可能性有两种：第一，埋下伏笔，一定在暗示什么；第二，纯属给某些角色加戏。而天书的改记忆功能，柚子觉得就是在给黯加戏而已，坏蛋不能总没事做不是吗？没事篡改个猫土的记忆也是一场大戏呢。结语十二宗的法器中不仅录宗的天书有问题，其实每个宗派的法器都存在一个大bug，这么设定如果不是巧合那就是编剧另有安排，也许到最后十二宗法器会合体成为打开元初锣的钥匙呢？END今日话题：录宗天书能更改黯的记忆吗？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