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论

主要有:①漳州作者对刊物的反应，说名家文章发得太多了;②我的厦门植物园特写《艺园流连》，想请贾老审阅;③《科学与文化》第二期的编辑情况。告贾老对《科学与文化》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①是否可以考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内容，这也是一个特色。2“地县科普作品选”栏目也是一个特色，要坚持，但缺一个接语《首次要有按语》，目的在于鼓励地县作者，在全国也显出其特点。①对科学与文化》上刊登的我采写的《在天空电影院里》《现习作2》,他笑着说:“那篇还写得查好但题目不甚好应是‘天空电影’更确切，但问题也不大。”我说本刊发表的篇纪念达尔文的文章，却用了方宗黑先生的头像，文不对题，感谢您为我们指出这个错误。他笑了笑说:“不过，那张照片还照得不错。”《1982年3月8日记》《3》“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贾老是我们刊物的总顾问。《科学与文化》创刊两年多来，贾老不仅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每期给我们审稿、看清样。他看清样是那样认真，那样快，往往一个晚上七八万字的稿子他都可以看完，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多么不容易啊!他经常发现稿件中的问题，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少错误都是贾老看出来的。《科学与文化》能少出差错，在读者中留下好印象，跟贾老的严格把关分不开。为此，春节之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因为他从来不要审稿费，有一次开给他100元，他坚决不要，退了回来。所以我们只好买点东西给他。我跟尤廉一道上街，在八一七路南街食杂店给他买了4瓶酒《两瓶竹叶青，两瓶厦门丹凤高梁》，老人家很客气，说:“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于是反而送我们两袋红枣，要我们非拿不可。《1983年2月10日记》《4》“这篇写得蛮好!我去福建日今天上午天气非常炎热，室内温度高达32C。路过贾老家，报社处理《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广告事宜，就去找他并还他几本书。我每回借书时都主动留有借阅登记，我帮他找到登记本后，他就划掉了这几本书的书名。前两天《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清样已送贾老审阅，我问及他对本期的意见。他问:“银耳篇[指《徐碧如和银耳》，见习作《3》》是你写的?”“是的。”他高兴地说:“这篇写得蛮好唉，但如果把徐碧如研究白木耳的事与古田县推广发展白木耳联系起来讲，就更好些。这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后还可以再写一篇古田的专访。”这篇文章受到好评我很高兴，因为贾老从不轻易夸奖人，我的文章给他看过的有好多篇，得到好评的一篇是，1979年8月12日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的《动物世界之囱》《见习作《》》,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转载。现在这篇名为《徐碧如与银耳的文章，是我去三变争和香慈新品种塞定会时写的。再长植同志陪间来访，并做些文字修正工作。接着，贾老对清样中《仿生经经济学趣谈》一文提出批评，认为就文章观点有销把生物间的竞争套到人人类社会中，这是牵他提议册联制会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早裁删掉这篇文章。有大马列主义批判过的东西。但格他老人家还问及作者其人，我日记》自精神很好，身体仍很健来，的始终笔不缓耕。我略作介绍。贾老层已83岁《1983年6月25《5》“可请好婷写文章”我们谈到一是改成《科学与文化》《花鸟虫鱼》;二是改名为一的成问现我据了两个看法，120版社原来办了了一个青《科学家》。他老人家对年科学家的杂去后来停办了。他主张刊名不要改。具体如何改革，他说自己考虑的不多，不过有几点想法:①文化内容要增加;②可以请舒婷给《《科学与文化》写文章;③最好改成月刊，这样可使读者有新鲜感。出接着，我又问了贾老1939年在广西桂林办《中学生》杂志的做法。他说，他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年多时间，主要找十几位作者写文章，一年12期，一人一期写1篇，一年就有12篇，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作者写作文平较高，所以来稿并不需要怎样修改!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来稿，那是需要修改的。发行量几千份。我告诉贾老上期已经把周家俊写的《仿生经济学趣谈》撤下来了，贾老问及作者有何看法，我说没有什么大意见。11时许告辞，老人家仍然像往常一样送我到楼梯口。《1983年9月25日记》小中个J《6》“《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今天上午去省科协遇到王恭同志，谈到贾老赴京开民进大会已经返回，决定一齐去看望他。商团三句不离本行，我又谈及《科学与文化》及〈花鸟世界》的事。对再办一个刊物，贾老以为不妥。他说:“《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没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改成月刊。”他问办《花鸟世界》为了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与文化》内容太泛、太散;二是可以扩大发行，增加销路。贾老说，如果不会增加销路呢?他认为人力不足，且已有一个《学艺》《林珊办的》，他坚持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刊物好。《1983年12月1日记》还是办《科学与文化》好”今天登「门拜访是专门向贾老请教如何继续办好《科学与文化》的。因贾柏松调走《调至福建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冯度同志退休，胡善美同志升任副总编辑，其他同志又去办别的刊物《科学与文化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理论研究更是一路扶摇直上,欧洲高校理论联盟（igem）在2016年度全球igem年会上与欧洲多所著名院校展开合作,获得共计217个参赛组别的高额奖金,为参赛选手打造出一系列的比赛课题,以期为中国量子信息学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动力。igem中国大赛自2013年由海外华人学生在中国大陆境内创办以来,已经取得迅猛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优秀学子。到2016年度,igem中国大赛已更新了超过1500个参赛学校名单,其中超过700所优秀院校承办本赛事。同时,我们近期推出了国内外量子信息学最优秀的100名学子项目研究团队,着力扶持国内量子信息发展。项目成立三年来,受到了国内外量子信息领域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合作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厚爱,共同推动中国量子信息事业的发展。1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为学员提供了一个空旷的环境,可以更深入的研究量子信息理论。在每次的实验设计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实验设计模块,例如电磁、光子、激光及其他材料等,使得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以及可用的量子信息基础知识进行综合处理、计算,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可视化表征。在实验过程中,还可根据各个模块的需要进行自由组合,加上前馈算法、正交量子对撞等等。实验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解决所选实验设计中未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指导量子信息学科研,从而也可以为各类产品的研发及测试提供科研参考。因此,我们的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实验环境,在丰富学员的实验经验的同时,也为学员提供一个科研平台,从而大大促进中国量子信息学及相关领域的发展。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与igem量子信息实验结合,指通过量子信息激发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的公式与量子比特的数量无关,在科研过程中,量子计算机并不是必需品,真正能够提高量子信息生成器性能的是信息计算中的量子比特数,其数量即正是决定量子信息生成器在性能与应用上的重要性能。量子信息生成器可以生成二进制数字量子比特,三进制,五进制量子比特,10进制量子比特,甚至十进制量子比特;既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大的量子比特,也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小的量子比特;如果要求生成对角密度较大量子比特,则需要用到量子信息大量加密方法。然而量子信息生成器生成的量子比特的所有构成单元均包含正电荷和负电荷,为量子信息的二进制的构成设置了门槛,可以有效保证量子信息生成器理论性能的实现。

研究生们在论文答辩和学术投稿时经常得到的反馈意见是：学术理论性不强或理论深度不够。而这种学术理论性或学术理论深度确实是评价学术成果的关键性指标，绝非可有可无、漫无边际的东西。下面我们就如何理解论文的学术理论性进行探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仅是论文的学术理论性本身。这其中既不蕴涵对论文的其他性质，比如学术传播性、实践应用性等的贬抑性评价，也并不认定学术理论性高的论文就必然具有其他方面的积极性质，尽管能够做到多位一体的那些论文自然是好文章。基于上述前提，赛恩斯编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论文的学术理论性。首先，学术理论性的判定尺度包括研究性议题、学术性话语和理论视角。判定一篇论文的学术理论性，最先要看它所选择的研究议题的性质、所使用的话语的学术化程度和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理论视角。论文的研究性议题归根结底来自于社会实践，但一个具体、鲜活的社会现象要想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性的议题，需要经过复杂的理性思考与理论凝练过程。需要澄清的是，许多研究生认为只有纯理论性的现象或问题才能成为学术研究性议题，而那些与现实联系密切或实践性较强的问题则不会，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更有甚者，一些研究生将价值观念推延到研究性议题的认定，这更是无稽之谈。论文的学术性话语很有些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行话。这既是指一般性的学术化语言表达方式，也是指各个学科、各个议题研究过程中逐渐被学者们公认的论域、范畴、概念，甚至习惯性用法。需要强调的是，这与追求或鼓励一种文辞上的艰深或晦涩无关，而是说学术论文写作者必须遵循一种圈内可识别的话语，从而使相互间的理解与对话成为可能。我们并不否认深入浅出、大道至简之类格言的合理性，但更强调通用学术话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论文的理论视角是指一篇论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观察分析议题的理论工具。许多论文都有一个副标题，目的就是强调一篇论文所遵循或借助的理论视角。另外，在我们看来，即使一篇10万字左右的博士论文，也不应当采取两个甚至更多的理论视角，而这方面往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某一个理论视角贯彻到底。其次，学术理论性的基本内容是理论假定的构建与经验证实。任何一个理论都始于一个(或某些)特定前提下的理性假设，结束于对这样一个理论假设的证实或证伪。也就是说，任何一项学术性研究的基本任务都是致力于验证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一个理论假设。这意味着，一方面，它要借助研究者的理性分析能力切断某一社会现象所处的纷繁复杂的多维度相互关系，只对准其中某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这些就构成了学术研究设定的相互关系，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关系方面则构成了前提性因素。另一方面，被选中的某一个(或少数)关系方面就构成了一种变量关系，比如变量A与变量B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因变量，后者是自变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种因果关系，也可能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而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间既不是一回事，也不存在绝对性的鸿沟；而且变量关系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数量问题，因变量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只有一个，但自变量的数量也宜少不宜多。自变量数量的增多可以增加一个理论的包容性或普适性，但也往往使得理论的解释力和内在一致性成为问题。如果一个理论假设得到了经验数据的证实就可以成为一种理论。因而，学术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是指研究者对有关假设关系的设定及其证实，而非对某一个现有理论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观点的简单罗列和套用。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它不仅可以阐明明确的适当使用环境与条件，而且可以在变化了的环境与条件中被修正和补充。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普遍性的理论都必须声明自己的限制性条件。就此而言，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理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如此。第三，学术理论性的实现手段是概念界定、理性判断和推理过程。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我们就比较容易达成如下共识：提高学术理论性的基本手段是对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适当运用，或者说主要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一篇论文的学术理论性必须依赖于一个系统而独特的理论分析框架。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框架，我们必须首先从某一个核心概念的界定或重新界定开始，然后试图设定某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基于特定理论视角下的相互关系，随后尝试去测量和验证这种假设关系的正确性，最后进一步对这种被验证的关系或理论做出更大理论背景下的科学解释或说明。如果这些方面在一篇论文中都得到了充分考虑和实现，那么，它的学术理论性自然就有了保证。反之，人们就会得出其学术理论性不强或理论深度不够的判断。强调这一点，绝非是说实践体验或现实观察对于学术理论性的提高无足轻重，而是说离开了独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学术理论性将无从谈起。

我们人类的肉体力量，要是不借助外物，那么在自然界中，是处于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的。比速度，比不过猎豹。比力量，比不过大象。在自然界中，我们知道弱肉强食是恒定的法则。那么我们人类是如何战胜这些动物，走上食物链的顶端，成为地球的主宰的呢？当然是靠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用智慧和极强的创造力，发明了很多的保护我们人类的武器。而这些武器和技术，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依据上的。有很多的科学理论已经被运用到我们人的生活中了，但是有些就还难以证明，这最难理解的3大理论，研究出来第1个，人类可穿越时空。1.光速恒定理论速度是一个我们人类所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而我们知道光是我们地球上最快的速度，所以我们人类一直想突破这个速度。但是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有说，光速不仅是我们地球上的最快速度，在宇宙中也是一样。而且没有办法突破。因为在物体高速移动，快要接近光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摆脱自身质量的变大的，会和光始终差了那么一点点速度。这点速度是无穷小的，但是达不到光速。但是这个还没能证明，因为我们人类还到没有达过光速，差距无穷小也没有。可是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我们人类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这个银河系了。如果突破这个理论，那我们人类可以穿越时空了。2.无限猴子理论我们人类的智慧，一直是我们人类引以为傲的东西，所以才有了我们人类的文明。但是在自然界中，也有很多有智力的生物。而且很多的科学家认为，我们的文明不是一个人创造的。于是他们就按照这个理论，假设有无数个猴子同时在打字机前敲打，在没有时间条件的约束下。它们同样可以敲打出我们人类的很多著作。如果换做一只猴子来说，它要打出banana这个单词，需要100万年才能有一个。那么我们人类只要几十万年，就如此强大了。这说明了我们人类智慧的强大，可能有某种别的因素在影响。3.莫比乌斯环理论莫比乌斯环我们可以随手就做一个出来，用一张纸条扭曲后，把两头粘起来。然后你沿着一个面开始划线，持续不断就可以得到一条连起来的线。如果我们人类是在这个环上走的话，那么生命的尽头是开始，开始也是结束。那么生命是一个循环？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者们认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背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选择，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学者们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美国优先”是想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有学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正在式微的美国霸权。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见得能够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诈；其次是战略遏制；最后是模式打压。有学者认为，美国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四处出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分裂，美国内部政治也在面临分裂与极化。有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杠杆率高速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消费增速放缓，有学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费疲软”的判断，“消费降级”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这是“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也在保持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讲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有学者认为，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走实体经济振兴之路为民营企业适时纾困制度性改变。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于长期性问题，将会无果而终；如果将长期性手段用于周期性问题，周期过后可能出现新的风险。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有学者认为，民企危机已经到来，民企违约事件频发，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宏观监管环境趋严，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表外融资的通道被大大收紧，而前期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一些企业在这时更容易遭遇流动性危机，风险难免相继暴露。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传导机制、解决民企融资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为民企纾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我们应该在这场纾困民企运动中保持冷静，既要认识到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更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产业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目标，也是关键出路。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核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要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生态空间”支撑“发展空间”、优化“生活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重要保障。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政策指向与效果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仍是高风险的最大来源，在中长期仍应保持有序去杠杆的政策定力。有学者认为，在完成一个时期的“去杠杆”任务后，“稳杠杆”实际上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当前稳的是金融杠杆，去的是国企杠杆。居民杠杆要不要去，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了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了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高杠杆国企的资金供给却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去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看，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的融资平台。政策指向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的偏离值得关注。（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政治学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协商民主地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方面的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是人民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情怀的执政本色、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有学者在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标，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原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改革。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学者指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十分重视协商民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增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形成强烈的震慑效应，必将大大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为案例，通过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五年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会公众的廉洁感知指数评分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反腐败满意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评分则持续上升。（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种能力必将更为增强。有学者指出，十九大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伦理学篇把握新时代机遇彰显新伦理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赋予了中国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视阈下的新时代，不只是一个客观实际的描述概念，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价值主导力和价值影响力。为实现这一使命，伦理学研究者必须积极把握新时代机遇，明确伦理学新问题，迎接伦理学新挑战，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对于具体的路径选择，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学者则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立足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挖掘儒家道德文化助力当代社会发展儒家道德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论资源，儒家伦理理应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与应用之中；借鉴儒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和解决当今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可能进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以及个人对共同体的合作与责任意识。“仁”是儒家普遍伦理的出发点，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取向，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为人类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应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探索农业伦理新问题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近年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乡村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成为农业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局限的农耕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建设美丽乡村，亟须拓展新时代的伦理容量，重构农业和乡村、城市耦合共生的伦理基础。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农业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业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关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借助于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其道德治理功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坚守人工智能发展宗旨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挑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既有诸如失业问题、隐私问题、算法偏见、机器权利等 “近忧”，也有人们对具有自我意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危害到人类存在的“远虑”。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近忧远虑，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价值为基础，以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操作上，有学者指出，必须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而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则应具有“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学者认为还要对人工智能机器带来的伦理挑战和“技术性风险”采取法律规制、技术监管、伦理建模、程序正义等综合策略选择。叩问生命科学技术维护人类根本尊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一些技术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其中，尤以基因编辑技术与增强技术聚讼纷纭。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支持者主要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而反对者则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面对这样的伦理论争，有学者提出“有限开放”的解决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与人的尊严的价值。而增强技术，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有学者指出，随着这种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认为增强技术将使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有关哪种增强的伦理论争，都围绕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点，若这种基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人的自主性、自由选择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党史学篇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视角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从改革开放本身出发，认为“老题”亦可新做，比如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践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要在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又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着眼，讲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还比如，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区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创设和建构“改革开放学”，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其他学术体系有明确的界线。以纪念重要人物诞辰为契机不断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2018年，以纪念党史重要人物的诞辰为契机，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写《论持久战》主要不是为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者该不该打持久战的问题，而是着力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最终取得胜利，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为了向党内轻视游击战略思想的同志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有学者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面旗帜，主要体现在周恩来是共产党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践行者以及体现者。有学者对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恩来精神进行了阐述，认为要深化周恩来生平事迹、历史功绩、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风范研究，汲取伟人智慧，树立共产党人学习榜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理论薄弱、党内的错误斗争中的态度和方式等是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因为党内存在党的队伍不纯和宗派主义等问题，是为了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他者”角度拓宽苏区史研究路径收集民间史料深化苏维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苏区历史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应该运用整体史的视野来研究苏区史，可以将苏区与国统区进行比较研究，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苏区史研究，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以突破当前苏区史研究的瓶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有学者从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华苏维埃史，认为根据目前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苏区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间”特色，全面收集与整理民间史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社会，利用民众的记忆来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拓展仍处于薄弱阶段，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专题收集与研究，运用大数据平台，创建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等。多渠道收集文献资料多角度研究知青历史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知青史研究要基于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要尊重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要正确处理当时的认知与当下认知的关系，避免以研究的名义改写历史；在不断发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时要深化理论研究，不能就知青谈知青。有学者指出，知青集体回忆录是研究知青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当前最受关注的知青回忆录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当下知青集体写回忆录处于高潮时期，原因是知青们已到退休年龄，有时间和精力，学界也应重视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知青史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范围，不要仅局限于知青，要从多个层面发掘史料。农民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当中被忽略，因此从知青叙事转向农民叙事，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发掘农民的声音，从农民和农村的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个案研究反映国共关系演变抗战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有学者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演变作为考察对象，对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学者对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民间防空建设进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战事的教训，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民间防空建设，并在组织施工、经费筹集、防空宣传、防空计划制定、灯火管制与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防空业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少，有必要对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者王倩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硕士研究生；王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副教授]文化学篇文化旅游融合已成趋势助力文化发展创新升级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有助于加快资源合理整合，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减少条块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学者认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求旅游业能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而且要发挥文化旅游业在传播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承担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协调配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立IP，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有学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传统乡村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作用明显。2018年，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这次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文化与旅游不断融合，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各项行业交叉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文化普查、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领域各类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这为体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发挥中华文化核心载体作用近年来，首都文化建设成为关注和研究热点。学者认为，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促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新时代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有论者指出，北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新形象，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需要积极开拓外部文化发展空间，发挥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北京的文物、戏曲、电影、电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或创意衍生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赋予更多的意义，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发展机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深化探索，以更实举措提高改革发展成效。文化创意发展进入“E时代”积极适应创新2.0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的发展进入到“E时代”，大数据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促成了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创意经济的勃兴，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呈现出“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的新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预示着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进程。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它既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机制。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有学者从市场准入的层面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和加快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才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传媒影视乱象制约行业发展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势在必行学者指出，视频主播低龄化、影视内容涉黄涉暴涉假、艺人逃税漏税、天价酬薪、伪PPP项目充斥市场等不良现象，影响到文化生产的整体品质，破坏文化行业健康生态。针对这些乱象，有学者指出，应以更高标准来引领文化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等不良倾向。这既需要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违法行为标准和违法处罚标准，又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在治理文化PPP乱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挖掘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规范PPP的投入机制，确保文化项目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性。（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聚焦宪法的修改推进合宪性审查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历时14年之后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现行宪法历史上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改”成为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此次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到了实处。“合宪性审查”当之无愧地成为2018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关切。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功能、主体、筛选程序、启动程序，以及整个制度设计和模式构造，都亟待研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产业呼唤法理依据步伐，围绕“网络犯罪”“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P2P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版权保护”“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探讨传统法律在网络空间的适应性与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治理、互联网平台责任、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职能等问题，引导网络空间建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学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国家需要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以实现对互联网产业的有效监管；互联网产业呼唤法学研究提供适应其发展规律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则，以确保产业发展健康合规；社会公众期盼法学研究提供减低信息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以规制信息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学者还指出，2018年我国法学研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激活国际法研究热点学者认为，修订的宪法序言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项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为国际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脉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国际法问题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长臂管辖、数字跨境等。“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重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给人类生活、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科技发展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既有制度与规则的不足，这些领域的冲突与纠纷也不断出现，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的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某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了。2018年，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对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经济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尤为明显，使得法学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等趋向于多学科的交叉、整合与互补。有学者指出，“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成为法学研究新趋势，重视经验的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法学研究面向未来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智慧交通等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给传统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学研究的前瞻性决定其不仅要关照当下，更要面向未来，2018年法学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与致害责任”“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等问题给予了理论回应。无人驾驶、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成品的知识产权，都成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论性的法学问题。（作者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晶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新闻传播学篇重视党性论、导向论等重要论述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新闻工作定位论、党性论、导向论、使命论、规律论、融合论、创新论、人才论，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论、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论等众多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战略表述进行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展利用互联网的目标愿景、核心任务、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谋划的成功探索。超越“科层”和“市场”鉴别“新闻专业主义”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未经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随意使用的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本质，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动的意识形态景观，以往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甚至包括争论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测到了它的某一侧重点，并且将这一侧重点看成了整体与客观的存在而已。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异性质，指出现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不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与新闻实践。中国传播学发展要理论祛魅关注新媒体和新的学术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学科化进程中尽管在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巨变，但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乃至自我封闭的病疾。中国传播学发展要走出循环，走向进化，就必须关注当下新媒体传播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学者认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辨析那些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社会。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阶段，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并行不悖，未来传播学领域的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值得关注。如果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我们须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这类中心问题。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谋划转型智能化技术促使传媒内容全面升级当下中国互联网开始快速进入智能驱动新时代，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有学者认为，智能驱动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导并且开始布局国际市场，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积极谋划转型。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传媒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生产、分发与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将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最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智能技术。（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事关企业甚至是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的背后还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基础理论重要并不等于研究基础理论的人也同样重要，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人的殿堂千万人的坟墓！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之前你要先明白下面的这些道理，要不然就是在自掘坟墓！理论上重要，实际上无足轻重救生圈能够救人的命，但是人们只有在溺水的那一刻才需要它，才觉得它重要，更多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它的存在！图片来源于网络人们供奉的永远是财神而不是救生圈，即使救生圈救过他的命！贸易战几十年打一回，被别人卡住脖子快要死的时候，人们会想起如果拥有自己的基础理论那该多好！别人一松手人们马上又会改变了想法：原来没有基础理论也死不了！需要你的人最少，利益离你最远基础研究一般都是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工具支持的，直接需要这种理论的人大多是研究人员，这些人能有多少？基础研究处于各种研究的最底层，也处于利益链的最底层、价值链的最底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牛顿和爱因斯坦再伟大绑在一起都不比马云的钱多！雄心勃勃乃南柯一梦，坚持不懈换来的只是重重危机直到现在，人们都还在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人们以为这些理论都是一种“发现”，以为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以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会像发现金矿一样发现某种重大理论。但是当你坚持到最后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最大发现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论都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当你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你将发现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重重危机！你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几十年的坚持和努力也仅仅只是个开始，你没有发现你想要发现的，却发现了你并不想发现的：你还得面临更加艰苦的发明创造工作——你得发明出一种解释和表示这个世界的理论体系来！你将不得不超越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你将不得不超越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因为你研究的是基础理论！这些人的理论正是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石，如果不能超越他们，你将一无所获！世界上有伯乐但你不一定会遇到再好的发明如果推销不出去也是废物！耗费了你毕生心血的理论体系还需要你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推广！如果没有话语权，那就准备着再做一个百折不回的销售员吧！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你将不是千里马，而是一堆马肉！图片来源于网络冷板凳坐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只是个渣渣人们常说，搞基础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坐了N多年的冷板凳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板凳不仅没有坐热反而比以前更冷，还有比这板凳更冷的人情！没名、没权、没钱=没用！你淡泊功利一心梦想着要改变世界为人类造福！但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在金钱面前自己就是个渣渣，天大的抱负原来也只是一个气球，一个针尖就会让它变得稀碎稀碎……基础理论研究成功者寥寥，更多的都是垫背的！可悲的是坐着冷板凳当垫背的！

从最初的物理定律到神秘的量子力学，科学界一直神秘而又充满着魅力的话题，全世界经费不断拨下，科技无法发展到足够进步。好在为了消除对量子计算的这些神秘的误解，量子论学会今天在大会上公布了最新的科学观点，证明量子计算是可以被发展起来的。这将证明量子计算机可以解决物理定律以外的问题。而且量子计算比以往发展得更为迅速，必将有更广阔的前景。举例来说，那些当今人们正在看着或想着进行的实验要求通过计算机来实现。量子论学会的一位科学家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量子论学术研讨会上（量子学术大会是中国唯一的中学生量子力学学术论坛，从2008年至2017年度连续召开多届）对这一量子论的来龙去脉给出了如下的分析。“量子论之父”陈景润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和人们的直觉是不同的是，科学研究人员的理论总是在现实世界中，而且同时不能和我们看到和研究到的问题完全等同。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不仅把量子解释力带到了和我们所能看到的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完全相同的地步，而且把方程外的数学性质放到更大程度上去了。比如，速度就是是方程所要求的解。因此，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量子解释力是要超过粒子数的。甚至对量子力学一些本质的猜想也是在数学意义上的，一些人认为其中有很多数学定律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物理理论不一样。最新的实验表明，量子计算机并不像它们我们从公开论文中能够看到的那样，那么是天才智慧的杰作。我们都知道的是，我们已经知道量子计算机也就是量子比特的数量实际上太少了，而且可以从公开发表的论文得到证明，因此就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真正的量子计算机的解释力。尽管量子计算机可以解决我们看到的物理问题，但它要在物理上获得突破，这个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而且量子计算机必须要从几十至几百亿量级的，具有解释力的原始意义的问题来解决。因此这一物理目标也同样是不可能通过定义我们已经知道的量子比特的数量来满足的。基于这个物理要求，我们目前没有必要关注那些原子比特和电子比特。如果是这样的话，目前有一种基于单个量子比特量子计算机的过去才是必要的，现在它还太年轻。因此在目前看来，它并不是解决物理理论层面的问题。对于量子计算机需要用到这些在物理上强有力的概念，或者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清楚。因此在科学上，没有量子力学所需要的定义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的否认现有的发展量子计算的方法。

核心阅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制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学者们应抓住机遇，通过深入研究，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制度对于规范、塑造、调整、优化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建设得好、制度竞争力强，不仅有利于提升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些思想成果既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也带来相关学术理论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进行不懈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强调，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如何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制度，如何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把握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机遇研究中国的制度理论，需要从中国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思想。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多种政治力量纷纷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自主探索实践、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历史传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等发展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从历史发展大逻辑着眼，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学者们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研究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推进中国制度理论发展完善。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不懈探索的历程，改革开放突破僵化认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程等，为我国学者建构自主性的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制度理论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社会发展对制度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不断解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融入制度建设中。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制度建设予以回应，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学者们应抓住制度研究的历史机遇，担负起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入研究，探索如何完善和创新制度以更好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将制度理论研究做实做深做透，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增强制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增强自主性是建构制度理论的前提。扎根本国土壤、汲取丰沛养分，制度理论研究才能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制度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国家制度建设实践，为国家制度的长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当前，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努力推出能够满足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理论，形成体现原创性、具有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探索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制度理论和实践，是发展中国制度理论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创新性为中国制度理论进行自主性、原创性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丰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国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在制度顶层设计和整体实现路径上的智慧，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实际治理经验等，都是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创新生长点。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另起炉灶。理论是对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制度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研究中国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地考察。中国制度要解决的大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研究中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和借鉴他国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同时，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制度理论研究迈上新台阶制度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同样，自主进行制度理论研究并形成体系化成果也要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制度理论通常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制度理论发展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发掘整理，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才可能实现突破。当前，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制度复杂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制度供给，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制度研究的重点应包括如何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如何确保各项制度设计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更加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凝聚人民智慧；如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此外，还应注重研究如何优化群众和专家参与，提高制度从思想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化效率，加强制度的回应性，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持。创新是对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要求。制度理论研究要对实践作出贡献，关键在于其创新性，能够对中国制度完善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制度理论只有增强创新性，才能具备解释力和引领性。中国制度理论创新性的本源在于制度本身具有创新性。应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努力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在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制度理念、主张、方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系统性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成体系的理论通常是要素完整、逻辑严密、洞察深刻的。在我国进行制度理论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需要打通学科界限，取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之长，努力在核心议题、基本理论与概念、研究方法、经验归纳等多个方面形成相互呼应和支持的完整体系。同时，还应关注如何在横向、纵向和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打造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制度格局，如何增强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新技术在制度建设中的应用、机构职能和程序的优化、制度如何促进创新和发挥激励功能等，也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应不断总结已有研究成果，逐步突破研究中的难题，不断增强制度研究自信，推动中国制度理论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10日 09 版)

哲学篇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术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政治学篇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篇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争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策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货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的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资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伦理学篇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