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红楼梦开题报告

《红楼梦》的研究学者众多， 他们研究的意义何在？《红楼梦》的研究学者们之所以痴迷于红学的研究，肯定有他们的道理，也肯定有他们的收获。我不是红学研究者，我只能从文学的角度来谈一谈红楼梦对自己的影响以及自己的收获。《红楼梦》是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课外文学书，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看《红楼梦》开始的。1981年我17岁那年考到城里读书之后，我的一位同桌是河南洛阳城里的，他建议我有空看一点文学书籍。这位同学是红学爱好者，对《红楼梦》情有独钟。于是为了便于学习请教，我看的第一部文学书就选择了《红楼梦》，里面的所有诗词，谚语警句成语，不认识的字，我做了一大本笔记，很多妙句至今还能信口道来。《红楼梦》里的遣词造句之精美让我第一佩服；第二是那里面朗朗上口有深刻人文警世味道的诗词歌赋也让我情有独钟；还有里面的人物描写，其言语生动、个性鲜明的形象跃然纸上，读着读着仿佛自己就成了其中一员。《红楼梦》的写作场景，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空间上来看，可以用宏大和深远两个词来形容。可以说每一个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悟和队获，都能从中找到一些与自己现实生活相通的东西。另外，对于红学研究者来说，还可以从《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研究曹雪芹的人生轨迹与家庭生活背景；还可以通过《红楼梦》对贾府兴衰变化描写，窥探清朝社会的一些真实史料。普通读者可以通过《红楼梦》中人物命运的安排，细研也能明得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红楼梦》对我都能有如此大的意义，对于那些研究者们就更不用说了。最后，欢迎大家关注《山人的生活感悟》探讨人生，感悟生活，共话养生，闲聊文学，共同学习进步。

在《红楼梦》研究中，一个文学形式与语言的问题，值得谈一下。《红楼梦》开卷不久，就谈文艺理论，主要是文学形式问题，说的是：“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是假借汉唐名说，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文艺创作，最忌老套。“不借此套”，就不落套。落了套就不是“新鲜别致”的了。这段话是比较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源流问题的论述的。不去假借汉唐名说的一套套，因为是过去的文艺作品，“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曹雪芹强调的“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就是生活本身的事体情理：“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样才叫搞创作。不假借，不模仿，不抄袭，不剽窃，不落套，不雷同，这才成为创作或创造。但《红楼梦》还是有继承和借鉴的。我们不可以拒绝继承和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但继承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借鉴不是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曹雪芹在这段话里提到“洗旧翻新”的任务，为此而创作出来了这部洗旧翻新的现代小说。这种现代小说，今天是很多的了。我们已经见惯，不以为奇。可是当初它是第一部，独创一格，别开生面，前所未见，独步一时。所谓“洗旧”就证明曹雪芹是有继承又有批判，有借鉴而不生搬硬套的。他洗了旧，翻了新，推陈出新了。《红楼梦》正是中世纪之末、近世纪之初，在文学形式上打破了陈腐旧套，有了创造和翻新的典范之作。 谈到文学形式，要紧在于语言。形式不落旧套，首先在于语言。 《诗经》《楚辞》只有形式上的区别，主要是由于语言上的区别。语言不同了，形式不能不变动。汉赋这形式尤其有语言上的特色，是语言大发展的特色。五言七言的形式，即用语言为名称了。唐诗宋词的形式区别也是由于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语言是不断变动的，文学形式也就随着不断地变动。后来唐宋散文，什么文起八代之衰，也在语言的刷新上。而这些都主要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语言，封建地主的语言。被剥削阶级的语言，形成民歌，但记录下来的却比较少。宋元明以后，民间的语言在话本小说的形式中逐步出现。到清代，有了新阶级的新语言，就产生了新的文学形式，以《红楼梦》为代表。 《红楼梦》的辉煌业绩之一，在于它写下了“假语村言”。它写下了奴隶阶级的语言，下层劳动人民的语言，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从而，它产生了崭新的文学形式。它开启了现代文风!《红楼梦》的语言，十分完美，不借老套，洗旧翻新。虽然距今有两个多世纪了，还是鲜龙活跳的。竟然直到今天 依然活在我们口头，并比我们今天好些人的口头语言还完美呢。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读起这部小说来，总是为它的生动语言感到惊讶，感到亲切。 《红楼梦》里，有上层社会奴隶主贵族地主阶级的习惯语同行话。高级艺术品的诗词歌赋，各与其人的身份相合，并各个都具有其人的性情与风格。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了。但做到这一点，还不算什么了不起。许多杰出的文学家也做得到，并做到了的。 但是《红楼梦》还是第一个，大量地，绘声绘影地写下了奴隶阶级、下层劳动人民、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语、白话、各种村言、俚语、民谣、民歌。它们是被压迫阶级的声音，道出了被压迫阶级的衷曲。这一点，只有少数文学家做到了。屈原是用了民歌的。司马迁只记录了例如“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似的一些民间语言，就这一句也了不得。罗贯中、蒲松龄、吴敬梓只能偶尔得之，并没有能够更多地做到，而曹雪芹做到的，超过了白居易、施耐庵。 我们可以看一看《红楼梦》第一回到第五回，主要是写奴隶主贵族地主阶级那一方的。这五回的语言，尽管也写得好，但比起它以前，一向来的小说诗歌，还并未增添多少新鲜别致的东西。到了第六回，刘姥姥出场，开始写到下层劳动人民的时候，随后写到奴隶阶级这一方时，就不然了。刘姥姥开口：“姑爷，你别嗔着我多嘴。咱们村庄人家，哪一个不是老老实实的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呢？”“从这一句辛酸的语言开始，不但整个故事抽出了头绪，语言方面也有了头绪。从这一句话，引出狗儿的，荣府门上的人们的，后街上的小孩子的以及周瑞家的许多话语来。从这以后，引出了 奴隶阶级劳动人民和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丰富的实际生活的语言，洒满了整部书。经过曹雪芹记录、提炼出来的这些话是标准的北京话。把它们固定成为文字的《红楼梦》就成了北京话的第一部标准书。 凤姐接见刘姥姥，还说了日常生活中的北京话。凤姐不识字，不会作文章作诗。她也能掉几句文绉绉书袋儿文言文。自然她最能说奴隶主贵族的习惯语和同行话。但在日常生活中，凤姐和其他奴隶主也说北京话。凤姐的语言泼辣。她很会骂街。凤姐和刘姥姥对话，各有身份。她们都用了俗话儿。凤姐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 亲呢”，不算精彩。刘姥姥说的是：“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后来又说：：“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 腰还壮哩!”这俗话 儿和这句话是生动的。全书中俗话多，很有许多是非常之精采的。而周瑞家的却认为刘姥姥说得粗鄙了，只管使眼色止她。殊不知正是这粗鄙的语言打动人心，《红楼梦》正是得力于这种语言，获得了强大的不朽的生命力。凤姐最能说会道，几乎可以说她是一个语言学家。第二十七回，凤姐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不象她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她向李纨说：“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她们哪里知道？我们平儿先也这末着。我就问着她，难道必定装成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儿了?说了好几遭儿，才好些儿了。”李纨笑道：“都像你这泼辣货才好!”凤姐说：“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儿就很剪断。”当然凤姐是坏人，但这些话是 对的。我们不可以因人废言。 《红楼梦》中最光辉的篇页之一是尤三姐怒斥贾珍贾琏的一段。这是对尤三姐的热情洋溢的赞歌，也可和《庄子·杂篇》中写到的盗跖的名文相比，是豪光四射的。三姐儿指着贾琏冷笑道：“你不用 和我花马掉嘴的。咱们清水下杂面一-你吃我看。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一上来就用了三句谚语歇后语。尤三姐是愤怒已极了：“我有本事 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出来，再和那泼妇拼了这条命!”这是最义愤的声讨书。她这一席话就把贾珍贾琏禁住了。只见她“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酒落一阵”。曹雪芹写尤三姐的语言在《红楼梦》全书中也数得上最有特色的。《红楼梦》之所以这样引人入胜，是语言上头功夫到了家了。偌大一部小说，一点也不拖泥带水。鸳鸯批判她嫂子，批判平儿和袭人，最后批判贾赦和宝玉，这三篇“大批判”，真是痛快淋漓，斩钉截铁，人人拍案叫好!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之后，指着王善保家的就批判起来：“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这时凤姐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心中甚喜。真正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凡有写到晴雯的语言，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是一件，我死了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就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这是深沉的声音，千古奇冤，冤沉海底的声音，直薄《离骚》了。 《红楼梦》里，往往十几、二三十个字，就高度概括地描绘出一幅精美绝伦的图画。我们在书中，随手翻阅，几乎到处都是。这里略举一二例子，如金钗们豁拳的“红飞翠舞，玉动珠摇”，宝玉昏死过去又醒来时见到的“案上红灯，窗前皓月”等。《红楼梦》里，往往一串串对白，满台都是戏。也是随手翻阅，到处都是的。如刚才引过的晴雯批判王善保家的就是一台戏。长卷正中的几回奴隶之间的骚动不安就是好几台戏。曹雪芹运用语言是这样自如，这样娴熟，这样得心应手。古诗里头说过的“剪不断，理还乱”，是说乱七八糟的事体情理的。剪断就不乱了。一剪刀剪断，理出头绪来就明白清楚了。《红楼梦》确实语言剪断，干净得闪光。 那咬文嚼字，拿着腔儿，蚊子哼哼是老八股。贾宝玉深恶老八股：“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奥博。”对于这些东西做了肃清工作、打扫工作的是《红楼梦》。 《红楼梦》扫清了中国语言的积秽，引进了新鲜活泼的语言，提炼了中国语言的精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散文。曹雪芹记录和提炼了现代中国的语言，就像十四、五世纪的但丁对于现代意大利语言，十五、六世纪的马丁·路德对于现代德意志散文，十六、七世纪的莎士比亚对于现代英语，十八、九世纪的普希金对于现代俄罗斯语言所贡献的一样。 那些人是资本主义黎明时期的语言大师。他们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批判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旧世界，促进了对于他们来说已是旧的，那旧世界的灭亡。他们给新事物，对他们来说已是新的，那新事物的萌芽，清理了现场，他们为他们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准备了一种最重要的建筑材料，就是语言，民族国家的语言，叫做国语。关于语言的功能，高尔基借用民间谜语说得很形象：语言是蜜，粘着一切。但这话简单了，还需阐述。马克思对于语言作过一个哲学唯物主义的光辉论断。马克思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马克思给我们阐明了语言和意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关系。 列宁则深刻地指出了语言的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列宁这段话可以解释但丁、路德、莎士比亚、普希金所以能在语言方面作出贡献，正是由于他们各自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促使他们挺身而出，清除障碍，把民族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这同样也可以解释《红楼梦》的语言方面的贡献也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所提出来的要求。曹雪芹应运而生，挺身而出，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语言的建设任务。这也可以说明，《红楼梦》不仅仅是封建时代封建制度的挽歌，而且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制度的摇篮曲。不能仅仅把《红楼梦》当作封建社会崩溃灭亡的一面历史的镜子来看待。这样来评论《红楼梦》，就是只做了事情的上半截。它破中有立。它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暮鼓，也是资产阶级和雇佣奴隶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晨钟。 《红楼梦》的语言将与商品经济共存亡。 在我国现代语言发展史中，《红楼梦》第一个成功地记录和提炼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说着写着的语言文字，因此《红楼梦》的出现，就是我国近代的一次语言革命。它简直是惊蛰的春雷。它为现代中国语言破了土，并奠了基，建筑了一座精美绝伦的大观园，作为典型环境的榜样示范。 《红楼梦》的语言并且是我国奴隶阶级、下层劳动人民和广大人民群众勃然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登上历史舞台的运载工具。《红楼梦》用现代语言写作时，写出了那创造了历史的奴隶们的控诉和反抗，愿望和要求，思想和感情，灵魂的深处和革命的行动。 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人们就已经在用散文说话了。北京人多少世纪来就在说着北京话，可是要到曹雪芹出来，他才认真地把北京话提炼了和成功地记录了下来，在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中，固定成为文字，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也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一直适用到今天。这是何等辉煌的业迹!《红楼梦》的语言，到鲁迅才得到进一步的加工与发展，然后到毛泽东同志才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我们现在所用的语言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还在进展中。本文由青雩文化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

2011年9月8日上午，笔者撰写一封“致刘梦溪先生”的信，向刘先生谈及正在做的“当代学人红学批评综论”课题（即《红学学案》），并请求先生与笔者交流拟写中的《刘梦溪红学综论》一文的意见和建议。全信内容如下——刘梦溪教授先生：中秋快乐！晚辈高淮生向先生请教：我正在撰写《新时期学人的红学批评综论》一书，每位学人一章，约2万—3万字，已经陆续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包括：蔡义江、胡文彬、张锦池、吕启祥诸位先生的综论。正在撰写其他学人的综论。我是希望能对新时期红学批评进行学术史地观照，不知先生能否不吝赐教。由于我是读通一位写一位（加之学人论著能够完整收集阅读），所以，并未按影响大小排出写作顺序。我有意于撰写先生的红学研究评论，但担心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先生红学批评思想精髓，故函告以请先生教我。先生的大作《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影响甚巨，不知先生有何教导以指点迷津。由于先生精研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传统文化，先生之撰著，气魄宏大，非用力所能探得真义。晚生力拙，故请先生耳提面命，以免误读，不知先生意下如何？晚生恳切盼望先生能函复以教导，当不胜感动之至。诚颂撰安晚生 高淮生 拜呈信中的《新时期学人的红学批评综论》是当时暂拟的题名，后来确定《红学学案》题名时竟发生了若干小插曲，此处不表。9月13日下午16时，“致刘梦溪先生”的信于南湖校区邮局国内挂号寄出。寄出之前复印一份自存，以备核查。笔者寄出的信绝少留存复印件，除了这一封之外，便是“致李希凡先生”的第一封信自存了一份。笔者当时并未与刘梦溪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据有些师友相告，刘先生个性不甚一般，如果写他，当求妥当为好。此时，刘先生的主要著作已经基本阅读，欲罢不能，便毫不犹豫地写了起来。于此同时，撰写一封“致李希凡先生”的信，希望李先生读了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第5期的《坚守成说、拓展新境：李希凡的红学研究——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五》（2万6千字）一文时，能够谈谈读后观感，以便结集修订。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李先生很快回复了第一封长信，此后更是每信即复。由于彼时李先生年事已高，复信的劳动和烦扰无疑也使笔者心生不安了。当然，虽心存愧疚，仍希望讨教，向每一位先生讨教，目的是为了此后成书的“精善”。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第一部《红学学案》中的十二篇文章是为健在的十二位红学学人立案昭传，讨教的机会是现成的。而今，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都已驾鹤西行了。刘梦溪先生则一直没有回信，笔者的疑惑一直存于心而不能发于口。2012年3月24日上午9时，新区南湖办公室，拟写几封书信，分别寄给诸位先生，希望他们能够将个人学术简历言简意赅地写来回信，包括他们的研红动因、学术要点、学术贡献、代表作、对红学的观感和瞻望等，以便作为即将结集出版的《红学学案》“附录”，以帮助读者全面了解诸位先生们的学术历程。笔者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不能如约收到回信，便亲自整理其学术简历了。此番交流过程中，刘梦溪先生仍然没有回复笔者寄去的挂号信。蔡义江先生最先回复了他的“自述”信，此后陆续收到胡文彬先生、吕启祥先生、周思源先生、曾扬华先生诸位先生的“自述”信，以及李希凡先生、张锦池先生、郭豫适先生惠寄的资料，再由笔者整理成“学术简历”。王蒙先生则难以联络，冯其庸先生则没有回复寄去的邮政特快专递信函。于是，笔者只好简要整理《王蒙学术简历》，而从《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中摘录冯先生和刘先生的个人学术资料。至于周汝昌先生的资料，则因他在正刊发《周汝昌红学研究综论》一文时驾鹤西游而不能联络，同样是从《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中摘录。值得一提的是，冯先生在收到邮政特快专递信函后通过吕启祥先生转达了他的不满和疑惑，即“为什么写我而不事前跟我打招呼？”。欣慰的是，吕先生及时给他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2013年2月，《红楼梦学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笔者将拙著分别寄奉诸位案主，有些案主寄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这一次仍然没有收到刘先生的回信。于是，笔者在2013年10月22日晨的日记留言道：“我则宁愿理解为先生并没有收到这‘信’与‘书’，这对于维护先生在我心目中的‘美誉度’不无益处。”有趣的是，当第一次登门拜访刘先生时，先生主动告知之所以没有回信的真情，笔者哑然失笑，顿释前惑。此后反观笔者日记所记之文字，书生之“痴”和“愚”跃然纸上矣！2016年7月29日下午第一次登门拜访刘梦溪先生，这次拜访是事先与乔福锦兄约定的,在交谈中我们谈及2018年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之事。刘先生说：既然是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你们就要拿出成果来！福锦牵头主编《周汝昌全集》，淮生通论写得好，可以写一本小册子《周汝昌论》，十几万字即可。有了这些成果，效果才会更好。周汝昌先生值得做，借此开一个新局面。当时刘先生希望笔者撰写的《周汝昌论》并不仅限于周先生的红学业绩，包括周汝昌的诗词、书法等方面，笔者听罢，虽然觉得这建议很好，却并不敢即刻承应下来。因为，笔者所撰著的《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书稿尚待完稿，且尚有一些学术活动需要策划组织，担心没有精力做这件事情，畏难情绪油然而生。不过，写一本《周汝昌论》的想法倒是此前已经想过的，当然不是现在就写，打算把多卷本《红学学案》书稿最终完成之后再来构思，笔者深知完成一部《周汝昌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此后，在师友的鼓励下，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先写《周汝昌红学论稿》吧。于是，经过三个月的奋笔疾书，25万余字的《周汝昌红学论稿》于2017年12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当刘先生收到拙著后，打来电话谈了感想，先生对笔者写作勤苦的慰问以及拙著笔法的褒扬的确令笔者至今感佩！最难得的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时的交谈中，刘先生对笔者的一番学术期许溢于言表，令笔者心存感念。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刘先生题赠了几部大著，此后便常常收到先生题赠的大著。粗略统计：自2016年7月至2018年11月，刘梦溪先生先后题赠“淮生先生惠正”“淮生先生指正”“淮生先生教正”“淮生先生存正”的著作大概11部13册，特分列如下，以见真迹：《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牡丹亭与红楼梦——刘梦溪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现代学人的信仰》，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马一浮与国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陈寅恪的学说》（三卷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学术与传统》，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七十述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以上著作的阅读收获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对于修订《刘梦溪红学学案》的直接帮助。2019年4月18日上午10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将举办2019年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特邀台湾中研院院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一农先生主讲“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重探与证真”讲题，演讲地点设在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4楼第五会议室。刘梦溪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始者，先生邀请笔者参加这次学术活动，并在演讲开始前对笔者做了热情洋溢的推介，此番推介亦显见刘先生对笔者学术期许之真切。笔者参加此番演讲会的主要目的即在于请教刘先生谈谈他对笔者主编的《现代学案选粹》一书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方便的话，邀请先生参加拟于5月19日举办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栏20周年暨《现代学案选粹》出版座谈会”。遗憾的是，时间仓促，刘先生忙于接待嘉宾，未能从容交谈。“现代学案”乃衍生于笔者《红学学案》，学术格局究竟如何，尚待时日评说。笔者心存另一个私心，希望刘先生能够为《现代学案选粹》写几句话（如能写序则最佳），这主要基于刘梦溪先生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颇具影响的考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是笔者为研究生开列的学术史参考之一，其他几种包括：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通义》，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胡文辉著《现代学林点将录》等。有意味的是，真正的红学家往往不情愿自己被称作“红学家”，刘梦溪先生同样不能例外。不仅如此，刘先生一再说要“告别红学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题序”）。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起初以为是因为割舍不了“红楼情结”，正如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作曲家王立平所说：“我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其实，当拜读刘先生的新著《七十述学》之后，笔者从刘先生谈写作这本书的“缘起”中的一段话中找到了更加合理的答案：我之为学，不谙异域文字，无家学可承。所长在识见，词采也不错，但积宝不足。一定找出有什么优势，我想在文本阅读，不厌其细，反复推求，每有会心。即“六艺”经典，也能因细详而得雅趣，明其义理。故陈寅老“了解之同情”一语，深获我心。但治学写作，全然不是预先设计，而是自然而然走过来的。也可以说是跟着阅读的感觉走过来的。古人的学思著述和前贤风范，成为我引路的向导。开始只是读书而已。读而有得，才作研究。研究有得，发为文章著述。学问的路径，似乎是读到哪里，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而且见异思迁，互相串门。常常一个题目未结，又跑开做另外的题目。后来它们贯穿起来，是贯穿起来之后我才发现的。由王、陈、钱进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近现代学术史，由陈宝箴、陈三立进入晚清，由陈寅恪进入六朝和隋唐史以及明清史，由《红楼梦》进入明清鼎革和乾嘉之学，由马一浮进入宋学和先秦诸子。最后殊途同归，归于“六经”。（《七十述学》第291-292页）由以上陈述可见，之所以“告别红学了”，岂止兴之所至而已，实乃学术格局气象之召唤吧！由此格局气象的自我期许，再来体味其“悔少作”（刘先生戏称自己的红学文章著述乃“儿童团”时期的作业）之真义，读者自然心会了吧！不过，在笔者看来，做学问也如交朋友，有缘即订交，无缘则离散，“欣悦”而已！由此说来，《绝交书》不写也罢，如果文章做得极好，不妨闲来吟几首《咏怀诗》吧！记得笔者2017年6月24日参加于韩国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2017韩国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韩中红学家对话”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期间，韩国加图立大学（Catholic）韩惠京教授在综合答疑阶段提问：请问高淮生教授，您对刘梦溪先生著作《红楼梦与百年红学》怎么评价？笔者这样回答：《红楼梦与百年红学》写作体例新颖，材料编织巧妙，学术史影响较大。如果说到不足之处，那就是不能像学案史那样把学人写得足够鲜明生动，也不能像通史那样按照时间顺序把事件写得更加系统全面。韩惠京教授听罢表示比较满意，这是为什么呢？会议闭幕现场，韩惠京教授主动告知笔者，她翻译了韩文版《红楼梦与百年红学》，不久将出版，所以对《红楼梦与百年红学》的评价很关心。又据韩惠京教授相告：此前已经翻译出版了刘梦溪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参见《2017韩国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韩中红学家对话》，载《红楼梦研究》2017年第一期）。看吧！刘先生的“儿童团”时期的作业竟然“漂洋过海”了呢。刘梦溪先生与笔者的几次通话中，总是告诫笔者不要在无趣无谓的选题上虚度光阴，浪费精力和才情，否则就可惜了！纯粹的读书人或学人，要有格局，有担当，不拘格套。2019年5月30日晨于槐园书屋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昨天，到书店，看到一本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书籍——冯其庸的《敝帚集》，我二话不说就把它买下来了。这本书，是从研究曹雪芹祖辈开始的:曹振彦——曹玺——曹寅——曹颙、曹——曹雪芹在代序《我与红楼梦》中，作者列出了曹家衰落的三个原因:第一、康熙南巡曹寅接驾四次所造成的亏空。第二、家庭矛盾，即曹寅与嫡母孙氏及弟弟曹宣之间的矛盾。第三、政治原因，也即是康熙的去世，曹家失去靠山。作者说:了解曹家的家世和抄家败落的过程，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非常有利于我们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曹雪芹以自己的家庭和亲戚的家庭（如李煦）等为素材而进行的一种伟大的艺术创作。所以研究《红楼梦》，既要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又不能拘泥于曹雪芹的家世。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理解《红楼梦》这本书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一定会安排好时间读完这本书的。至于这本书的内容，如果有与现实或史实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姑且相信它们。至于其它章节内容，我会认真看完，做到有始有终。

作者：王彬题目中的月例，在《红楼梦》中也称月银、月钱，今之表述是：月薪、月工资。而要说明这个问题，绕不开金钏儿。且说金钏儿死后不久，突然有几位家人来给凤姐送礼，凤姐初始没有在意，次数多了，便生了疑心。问平儿这是怎么回事？平儿听了冷笑道，这些家人的女儿必定是王夫人房里的丫鬟，如今金钏儿死了，她们必定盘算金钏儿的月例呢！平儿的话提醒了凤姐，凤姐认为这些人也太不知足了，“钱也赚够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这个”，也太过分了。而且平常和这些人并无来往，“他们几家的钱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寻的，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横竖我有主意。”安下这个主意，凤姐“只管迁延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回禀王夫人，商量金钏儿死后，给王夫人补一个丫鬟。虽然按规矩，贾母，也就是老太太有八个大丫鬟，王夫人有四个大丫鬟，但多一个少一个王夫人并不在意，她伏侍了我一场也没有得到好结果，“剩下她妹妹跟着我”，把金钏儿的月例给她的妹妹玉钏儿，“吃个双分子”也“不为过逾”。凤姐认可这个主意，回头找玉钏儿，笑道：“大喜，大喜”，拉玉钏儿过来磕头感谢王夫人的恩德。那么，金钏儿的月例是多少？现将凤姐等人的对话，引述于下，读过之后便明白了。（平 儿）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只几百钱的。如今金钏儿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儿呢。（王夫人）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凤姐）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凤姐）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她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乎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她的。若不裁她的，须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五百，还是老太太的话，别人如何恼得气得呢？在荣国府，丫鬟的月例是分等级的。贾母与王夫人房里大丫鬟的月例是一两银子；宝玉房里的大丫鬟晴雯、麝月等人是一吊。那么，一吊是多少钱？一吊也称一贯，有一千个铜钱，也就是一千文，折合白银一两。但这只是理论计算，实际是，有些朝代，一吊钱折合不到一两白银。在曹雪芹的时代便应该如此，否则为什么要出现一两与一吊之分呢？①袭人、与故世的金钏儿，虽然跟随的主人不同，但是月例却是一样的，都是一两。晴雯因为跟随的是小主人，虽然也是大丫鬟，但月例却减少，不是一两而是一吊，小丫头减半，只是五百钱，半吊而已。②那么，当时的一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同样是在《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贾琏偷娶了尤二姐之后，“一月出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供养尤氏一家三口。平均起来，每人不足二两银子。尤氏的生活虽然不能与贾府比，但不会低于中等水准。由此推断，当时中等之家的月生活费，平均到每个人，也不过在一二两银子之间，可见一两银子的分量——可以维持一个人半个多月的生活。金钏儿死后，她遗留下来的月例，怎么可能不争？这是丫鬟的月例，再看半个主子，介于奴婢与主子之间姨娘的月例。在同一回，讨论金钏儿月例的第三十六回，王夫人问凤姐，赵姨娘与周姨娘的月例是多少，凤姐回答：“那是定例，每人二两。”王夫人按数给她们吗？凤姐回反问道：“怎么不按数给！”王夫人说，前儿恍惚听见有人抱怨，少了一吊钱，“是什么缘故？”凤姐忙笑道：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钱。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乐得给她们呢，他们外头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份的。为是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叫我也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她们呢。先时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姨娘，无论是周还是赵，她们的月例都是二两，而她们的大丫鬟同宝玉的大丫鬟同样也是一吊，现在突然被减少了一半，怎么会没有怨言呢？凤姐的解释，这个责任不在她，是外头决定的，我倒愿意给呢，但是谁出这个钱？“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她们”，还不知足？就知足吧！在王夫人房里，凤姐说完话，转身出来，然而余怒未消，“刚至廊檐上，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她回事呢”，见凤姐出来，都笑着问道：“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说这半天？可是要热着了。”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诉众人道：“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刻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作娘的春梦了！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才扣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几，也配使两三个丫头！”凤姐骂谁呢？当然是赵姨娘。与周姨娘不同，赵姨娘肚子争气，育有一儿一女，探春与贾环，贾环虽然人物猥琐，但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封建制度里，如果宝玉物故，贾环成年以后则有可能成为荣国府的主人，明白了这个道理，自然就晓悟了为什么赵姨娘不惜写下五百两纹银的欠契，结交马道婆而使用魇魔之术，用十几个“纸铰的青脸红发的鬼”并两个纸人，写下年庚八字，掖在宝玉与凤姐的床上。迫害宝玉是为了贾环接班，迫害凤姐是为了出气。在凤姐面前，赵姨娘避猫鼠一般，大气不敢出，即使在背地里，说到琏二奶奶，也吓得摆手，“走到门前，掀帘子”看外面有没有人。贾母、凤姐、王夫人犹如三座大山压在赵姨娘头上，有机会怎么会不反抗？哪怕是最下作的反抗。而作为压迫者，却又时刻对其施以损伤，即便是月例，一吊钱还是半吊钱，也要表现出来。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相互之间的斗争，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曹雪芹当然不谙阶级斗争理论，就其而言，不过是没落的公子哥儿而已。然而，恰是这样的人物，经历了大变故，较之平稳度日之人，于社会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便领略得透彻、深邃，发于笔端，相对仅晓纸上生涯的白面书生——他们的文章，自然活泼生动，在《红楼梦》看似庸常笔墨的缝隙之间，时常可以嗅出绞肉机气息的道理就在这里。注释①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凤姐与王夫人在讨论袭人月例时，王夫人说：“明日挑一个好丫头送去老太太使，补袭人，把袭人的一份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可见一吊钱不等于一两银子。②这也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情况是，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十八《户部·俸饷》,第159页，“每银一两折制钱九百文”，那么一吊钱还要少于九百文。小丫头的五百钱应是半两多银子，而超过半吊。原题《荣国府月例》

2011年8月22日，《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2万8千字）结稿。《郭豫适红学研究综论》这一篇可谓颇费笔者心力，表达时的文字斟酌方面并不容易，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学术史评论或评价方面。一则需要相当大的学术勇气，二则需要熟知学术史知识和理论。笔者选择这一课题已经表明学术勇气具有相当的饱和度了，并且随着这一课题的推进而愈加地高涨起来。至于学术史知识和理论方面则尤其需要“恶补”一番了，此前积累显得捉襟见肘了，虽然“恶补”的难度比较大，竟也能乐此不疲。《郭豫适红学研究综论》一文的写作过程使笔者取得了意外的收获，即这一“学案式”写作的学术目的更加鲜明了，也就是通过“综论系列”以寻绎并表彰那些在现代学术史或学术发展过程中更具有恒在意义的东西！笔者因此“意外的收获”而快慰，犹如武陵人探访桃花源一般。笔者把《郭豫适综论》发给张燕萍主编之后的第二天即8月23日，便收到她的问候:高老师：看到您的信息又进邮箱，两个文件都看了。又费了您多少脑细胞啊，这样的高速度（您正好姓高）写学术论文，且写作内容难度之大，把握角度之妙，涉及人物名气之隆，展与收拿捏之自由，在我的作者队伍中是极为少见的（绝非夸饰之辞）。当然这其中的苦与乐也是无能为之之人所难享受到的，我有幸作为您的第一读者（自猜的），在编稿过程中已领悟其味，三个字“很感动”。接下来，我强烈规劝您真的要歇歇了，把您累垮了，我于心不忍啊！今日出伏，天赐凉爽，趁着还没开学，放松放松吧。“把您累垮了，我于心不忍”，这句话尤其令笔者安慰。是啊！《郭豫适综论》的确写得很累。这一写作过程中出现了最不惬意的状况，即身体的某些器官相继地闹出毛病来。无可奈何，笔者彼时正处于写作的亢奋状态中，正如驶入快车道的跑车，一路狂奔，又焉能刹得住！笔者尊敬的师友即河海大学尉天骄教授一语点破：你已经进入了写作的“井喷期”啦。彼时，天骄教授兼任中国写作学会现代写作委员会会长，询问笔者能否参加暑期召开于江苏盐城的写作研讨会，笔者告之以全身心地投入“综论系列”的写作，心无旁骛，欲罢不能啊！2011年12月5日下午，笔者于南湖校区取回《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于是，迫不及待地将《郭豫适红学综论》仔细阅读了两遍，心情大好。（笔者按：每一期“综论”出刊后总是迫不及待地读上几遍，这一过程足以将写作过程导致的疲惫消解泰半。）5日晚8时，胡文彬先生打来电话，笔者与胡先生通话一个多小时。胡先生热情地说：我也是下午阅读了你的这一篇郭豫适的《综论》。你把这么难写的话题竟然写出来了，很不容易啊！不过，有些材料你没有读到，有点不足。接着，笔者与胡先生集中谈了两个话题：如何写史（尤其学术史）？如何评价周汝昌？彼时，我们之间这样的学术通话已经不止一次了，这次则有些不同，彼此就像心有灵犀似的，同一篇文章，笔者在阅读，胡先生几乎同时也在阅读。那一晚，即便胡先生不给笔者通话，笔者也一定要与他通话的，所以印象极深。《郭豫适红学综论》的撰成与刊发，以及胡先生的首肯，毕竟使笔者自我陶醉了一段时日。其实，每一篇《综论》刊发后的阅读过程，笔者都会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之中，并且也会不时地在阅读过程中嘀咕着：“还可以写得更好！”此后，在与张燕萍主编的交流中，她认为笔者撰写的李希凡先生的《综论》这一篇能够看出来是写得最累的了。笔者说：你的感觉很对，不过，在这一组“综论”稿中，比较满意的是《胡文彬红学综论》《张锦池红学综论》，最满意的则是《郭豫适红学综论》，主要因为这一篇关涉到现代红学史甚至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认知和评价，毕竟写出来了。该文有些评论足以触动一些人的神经末梢，不吐不快啊！12月6日上午，南湖校区办公室，伏案写就三封书信：一封给郭豫适先生的信，并附上复印的《郭豫适红学综论》，期望郭先生谈谈读后感或意见；二封给李希凡先生的信，期待李先生谈谈《李希凡红学综论》读后感或意见；三封给蔡义江先生的信，并附上笔者复印的评论蔡先生《红楼梦》评点的拙作（即《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一——以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为例》一文，刊于《中国矿业大学》社科版2011年第3期。）期望蔡先生谈谈读后感以及对《红楼梦》当代评点的看法。遗憾的是，12月5日开始胃病复发，一年来的积劳与饮茶过量而致，（笔者按：一日三个时辰饮茶：上午九时左右、下午三时左右、晚上九时左右，因为没有抽烟喝咖啡的习惯，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于是，写作进度受到了影响。那一日，无意间翻阅龚自珍《己亥杂诗》，读到其中一首：“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是啊！万事都从缺陷好啊！兼美，何其难哉！2011年12月9日下午，收到一份中通快递，是笔者的一位弟子委托家人寄来的风味熏肉腊肠。不幸的是，若遵医嘱，吃药期间不宜享用此等美味。笔者彼时所想：尽听医嘱不如无医，少食无妨。2011年12月13日晚，读《吴宓诗话》至第250页，宓公录存《五苦诗》五首，作者乃北周释无名氏作，原载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四十。笔者有感于近日胃疾所致精神不畅，特录存以求自我宽解而已——一、《生苦》可患身为患，生将忧共生。心神恒独苦，宠辱横相惊。朝光非久照，夜烛几时明？终成一聚土，强觅千年名。二、《老苦》少时欣日益，老至苦年侵。红颜既罢艳，白发宁久吟。阶庭惟仰杖，朝府不胜簪。甘肥与妖丽，徒有壮时心。三、《病苦》拔剑平四海，横戈却万夫。一朝床枕上，回转仰人扶。壮色随肌减，呻吟与痛俱。绮罗虽满目，愁眉独问隅。四、《死苦》可惜凌云气，忽随朝露终。长辞白日下，独入黄泉中。池台既已没，坟陇向应空。惟当松柏里，千年恒劲风。五、《爱别离苦》谁忍心中爱，分为别后思。几时相握手，呜噎不能辞。虽言万里隔，犹有望还期。如何九泉下，更无相见时。2011年12月30日晨，早餐后返回文昌校区家中的校园小路上，遇见文法学院的张晓虎教授，他说：你的气色不很好，应去看看中医，开些滋补的药调理一下。你这样给自己加压，我看你是“心理强迫症”。我自己每年写一篇论文稿子，能完成教学量即可。（笔者按：张教授正是在读博期间熬出了深度失眠的毛病，一直困扰至今。）“心理强迫症”一词很准确地描述了彼时笔者的精神状态，彼时，笔者竟总以如下联句以自我劝勉——“苦处休言苦，乐时只须乐！”“无功名则易受辱，有默守则能圆通！”2012年1月13日下午，于南湖办公室书写春联，收到郭豫适先生来信，先生信封将“高淮生”误写成“江淮生”，学院办公室值班学生收信后询问笔者：这封信是老师您的吗？笔者恳地地回答：一定是的！这封来信签署日期即2012年1月8日，笔者展读后得知先生因癌病化疗影响十指而提笔困难仍坚持亲笔回信，的确感动不已。此后，征得先生允可，于《红学学案》“后记”中引用此函：“高淮生教授：来函询问意见，我只能说，尊文及尊文所涉评论，彼此见解有同有不同。顺便寄奉一点资料供您参考……至于红学研究中的新老索隐派的问题，我很不赞成把科学考证和主观猜测混为一谈，有人提倡两者结合，实难苟同，请酌。当然，如您所知，《红楼梦》和红学问题，只能各陈所见而已。鄙见供大家参考。来函说尊处该课题已完成过半，盼望继续努力完成。”郭先生随信附寄诗作二首以供笔者存念，即《感悟生命、时间与自由——重病后感言》：癌魔无端袭击我，万幸手术得成功。桑榆非晚乃古训，人生当求夕阳红。（其一）哲人新解‘自由’义，身健无病即自由。有病必须及时查，切莫延误酿祸尤。（其二）尤其难得的是，郭先生又对此二首做了如下注释：①“无端”，原以为不沾烟酒不会得癌症。②“万幸”非套语，我同时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此病也因拖延多年所致。手术需要七八小时，倘若施术过程中呼吸暂停那怎么办？故我这次开刀增加了困难和风险。③周策纵先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陈庆浩先生（法国科研中心）曾先后转告，北大张岱年先生说：“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身体好，没有病。”张老所言甚是，他突出阐释人们应当是非敬畏、爱护人类个体的生命和自由。④至今友人中尚有因“爱惜时间”不肯及时医检者，因小失大，实为不智。如能及时医检，我这次就不会吃足苦头，酿至必须全胃切除。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就因不及时医检而丧失救治的机会，此为必须吸取的惨痛教训。当晚8时，回函表示对郭先生的由衷感佩：“先生所言极是：红学之论，各陈己见。晚生以为：‘文果载心’，则‘余心有寄’，不知先生以为然否？晚生愿将刘彦和之句书于纸上奉寄先生，请先生雅正。”信函于第二日上午特快专递寄出，笔者之由衷感慨一时竟难以释怀——“疑义相析，快意在心；愧疚犹在，小子何忍？”（笔者按：距离郭先生惠寄《感悟生命、时间与自由——重病后感言》的8年多时间，即2019年6月3日，当笔者因积劳成疾而躺在手术病房时，先生那句“身健无病即自由”箴言方得切肤之感矣！又按：自1月13日起，笔者在电脑上敲字时，右手食指端疼痛难忍，只好抬起食指不去触碰键盘，坚持写完《曾扬华红学综论》再短暂休息。）值得一提的是，郭先生的来函很认真且很用心，随信附上了五则剪报，标题分别为：《纪念王元化90 诞辰——清园长者讲谈会在举行》（文汇读书周报2010-12-10）、《感悟生命、时间于自由——重病后感言》（文汇读书周报2011-01-28）、《郭豫适：实事求是，严肃谨然——<郭豫适文集>四卷本近日推出》（文学报2011-09-08）、《郭豫适：闯过生死关推出<文集>四卷》（文汇读书周报2011-11-25）、《郭豫适与红学》（新民晚报2012-01-04）等，另附一张名片，叮嘱笔者道：“来件切勿寄我校新区或老区办公室！”由上可见，先生雅量格局之大！这的确令笔者感佩。2012年1月29日下午，收到郭豫适先生惠寄的《半砖园居笔记》（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以及《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两部大著。同时收到胡文彬先生惠寄的大著《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时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12月），北京曹雪芹学会编《曹雪芹研究》总第二辑（中华书局2011年12月）一册。郭豫适先生的《半砖园居笔记》一书对于笔者修订《郭豫适红学综论》颇有助益，先生在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问题上颇为用力。2012年1月31日上午，拟写两封信函：一封给郭豫适先生，感谢惠寄先生之著作；一封给张锦池先生，征询《张锦池红学综论》写作意见和建议。2012年5月25日下午，于南湖校区邮局收发室收到郭豫适先生拟于5月22日的信函，内有复印的个人学术简介、“治学与做人”笔记五则，以及一张便条。便条上写道：“淮生同志：遵嘱寄去现成二段文字供刊用。如需增加关于拙著红学史稿的成因，请从《郭豫适文集》第一卷《说明》中摘引即可。收到此信后，请回信给我。”2012年7月30日上午，再于南湖邮局收发室，收到郭豫适的信，并同时收到胡文彬先生、曾扬华先生的两封信，可谓收获颇丰。当晚20时至20时40分，笔者与郭豫适先生通了电话。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撰写“综论系列”大稿子的同时，勤于草拟一些短篇诗文随笔以放松心情，至今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篇幅了。特附录一则拟于2011年8月3日的对话文字，题为《对话“高铁”——我与中国新时期学术“大家”的对话》，以见彼时情态：问：你正在写谁的评论呢？怎么还没有结稿啊？答：我在写郭豫适的评论，越发地收不住了，正在借力发力呢！问：你写这么多，人们读过了会以为你很喜欢他，显得他很重要。答：我所写的都重要，不是独独地喜欢谁。我与他们对话是在与新时期以来一流的或重量级的学者对话，就仿佛是乘坐在高铁上；假如我与那些不入流者对话，就像乘坐在绿皮车上，自己进步的速度就太慢了！问：你在夸他们吗？答：怎么可能只是在夸他们呢，那就不如不写了！问：那你批评他们的地方，他们能看得出来吗？周立波说过；得罪谁，都别得罪作家。答：我写的不是作家，他们是大学者，他们一定能看得出来我的批评，否则，就不是“大家”了！问：那你要注意别得罪他们了！答：如果把他们比作中国的高铁——如果不“趴窝”、“撞车”，谁又怀疑它的速度和科技含量呢！哈哈哈哈……2019年7月6日晨于槐园术后静养中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古代人比较迷信，认为数字和命运息息相关，认为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和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贾迎春在第二十二回里的制作的灯谜里就有“只为阴阳数不同”这样一句。曹雪芹也未能免俗，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某些数字特别情有独钟。曹雪芹非常喜欢十二这个数字。《红楼梦》又名《金陵十二钗》，太虚幻境里有“薄命司”正册，副册，又副册等。每一册里都是十二位女性。薛宝钗所吃的“冷香丸”的药方里反复出现十二这个数字。曹雪芹为什么那么喜欢十二这个数字呢？我觉得可能和《易经》有关。在《易经》里，十二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阴之大数。《易经》里有“十二辟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辛酉戌亥”十二地支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一一对应。在《红楼梦》第十九回里，贾宝玉把林黛玉比作“小耗子”；《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里，薛宝钗说过“司马牛之叹”；贾元春的判词里有“虎兔相逢大梦归”；王熙凤经常被贾母戏称为“猴儿”，贾母也讲过一个笑话暗讽王熙凤“吃了猴尿”。可见，“金陵十二钗”正册里的女性和十二生肖里的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应关系。曹雪芹对四这个数字也很喜欢：《红楼梦》里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贾府有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和贾惜春四位千金；贾宝玉给蕙香改名为四儿；太虚幻境里有痴梦仙姑、钟情大士、引愁金女、度恨菩提四位仙姑。这可能和中华文化对“四”这个数字的崇拜有关。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才艺有琴棋书画四门。而贾元春的丫环叫抱琴，贾迎春的丫环叫司棋，贾探春的丫环叫侍书，贾惜春的丫环叫入画，正好对应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是文房四宝。书籍被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乾隆朝还修成了《四库全书》。但是，“四”也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四”和“死”谐音。秦可卿去世的时候，“只听二门上传事云板连扣四下”。四儿也因为和贾宝玉同一天生日而被王夫人撵走。曹雪芹也很喜欢三这个数字：第五回里有“三春争及初春景”，“勘破三春景不长”，“一从二令三人木”，“一帆风雨路三千”，“将那三春看破”，“荡悠悠三更梦”；贾探春是三姑娘，生日是三月初三；第十三回里有“三春去后诸芳尽”；第二十五回里一僧一道也告诉贾府众人，“三十三日之后，包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曹雪芹如此钟爱“三”这个数字恐怕和《兰亭集序》有关。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在上巳节，也就是三月初三那一天和谢安等人在绍兴兰亭那里饮酒赋诗，编成诗集《兰亭集》，《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兰亭集》所作的序。这篇散文文辞隽永，耐人寻味。“茂林修竹”正是潇湘馆的环境，“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和曹雪芹对人生苦短，聚散无常的感慨也十分契合。贾探春在大观园里成立诗社的时候，在写给贾宝玉的花笺上也写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而东山也在浙江绍兴，是谢安隐居的地方。道教和佛教都认为有三十三重天。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十三重天，离恨天最高”，警幻仙姑就住在“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当然，秦可卿在临死之前给王熙凤托梦的时候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贾府在衰败之前有过三年短暂的，美好的，繁盛的，热闹的时光。这三年是曹雪芹心中最温暖的记忆。曹雪芹对十三这个数字也颇有感情。第二十五回里，赖头和尚拿着通灵宝玉的时候，长叹一声说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目，若似弹指。”第七十六回里，林黛玉和史湘云咏月，用的韵脚就是“十三元”。十三这个数字对于清朝人来说，很不吉利。雍正皇帝登基十三年之后驾崩。乾隆十三年，孝贤纯皇后薨逝，乾隆皇帝因此悲痛欲绝，性情大变。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贾府被抄家那一年，曹雪芹正好十三岁，虚岁十四岁。这是不少专家在精心考证过曹雪芹的生卒年之后，已经基本认可的结论。因此，“十三”这个数字，对于曹雪芹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意义。十三岁的时候，曹雪芹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三岁之前，曹雪芹的生活是花红柳绿，精致高雅的，十三岁之后，曹雪芹的生活是穷困潦倒的，“举家食粥酒常赊”。曹雪芹对“二”这个数字也很钟爱。贾宝玉是宝二爷；贾琏是琏二爷；大家是在二月二十二日住进大观园的；贾府有宁荣二府。贾元春的生日是正月初一，薛宝钗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林黛玉的生日是二月十二，贾探春的生日是三月初三。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四个生日正好每个生日相差二十天。比如二十一减去一就是二十。从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三正好六十天，因为二月只有二十八天。六十正好是一个甲子。注意，贾元春，薛宝钗，林黛玉和贾探春正好是“金陵十二钗”正册里排名前四的人。曹雪芹为什么如此安排呢？我不是很清楚。我猜测可能和《红楼梦》的颂女主题有关。毕竟，“二”是偶数，也就是阴数的基本单位。所有的偶数都是“二”的倍数。而阴正好对应女性。可以说，研究《红楼梦》里的数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精深庞大，犹如一个巨大的谜题，强烈吸引着世人去研究和破解。清代文坛就有大量追随者写的续书，如《红楼补》、《红楼复梦》、《后红楼》等等，多歪曲了《红楼梦》的创作主旨，反衬出《红楼梦》的难以企及以及曹雪芹的笔力超凡。两百年来，不少学者将毕生研究精力放在这部小说上，出版了大量研究专著，这就是由该小说引发的一门学问——红学，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红学研究也让我们受到很多启发，在阅读中对这都小说有了更深人的认识，由此说《红楼梦》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并不为过。不论是红学家还是民间爱好者，多年来对于《红楼梦》的兴趣、研究、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以下举几点简要说明。对于主题寓意的讨论和研究。有人说红楼梦就是一场深刻的爱情悲剧。的确，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部作品能把爱情写得这么动人心弦。有人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 影射康熙时期的些政治事件。 有人说这是一部清朝中叶贵族家庭盛极而衰的历史，其中，有的说是写清初大学士纳兰明珠家的事，也有的反驳说这是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等等。对于宝黛钗爱情的讨论和研究。小说中宝黛钗的爱情是这样一种关系：宝玉和黛玉是“木石前盟”，而宝玉和宝钗是“金玉良缘”；宝黛是自由恋爱，向往自主婚姻。但结局是悲惨的，黛玉听说宝玉和宝钗结婚。绝望之余焚稿吐血身亡，被蒙在鼓里的宝玉知道事情真相后悲痛欲绝。宝钗和宝玉缺乏深厚的感情基础，即使后来因封建家长撮合而成为夫妻，也落得宝玉出家、宝钗独居的结局。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后40回作者的猜想，有些人认为即使是高鹗所作，后40回的结局尤其是宝黛钗的爱情结果就是曹雪芹的创作初衷吗？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对于小说中诗词的研究和讨论。小说优美纯熟的语言中包含大量的诗词佳句，例如对“金陵十二钗”各有诗词形容，第五回写精明泼辣的王熙风的曲子是《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写绛珠仙子林黛玉葬花，是凄美感伤的《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些诗词似乎对人物性格、命运各有所指，也是人们的探究热点。此外，也有对于作者曹雪芹的猜想。《红楼梦》太优秀了，让有些人不太相信是一个凡人所为而非名士所作，以至于竟认为作者另有其人。但是，北京西山至今仍有两处胜景，一处据说是曹雪芹故居，写红楼梦的地方；一处据说是宝黛“木石前盟”的原型(宝玉是石头，黛玉是树) ：山上有一处“石上树”的奇景。出于对这部名著的喜爱和对曹雪芹的崇敬，前去参观凭吊的人一直络绎不绝，由此也可以看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杰作”这个观念已深人人心。 《红楼梦》还待更多后来人做深人细致的研究发掘。其实，不管研究结果如何，与这么优秀的作品多方位、深层次地接触，相信大家都乐在其中。

《红楼梦版本论稿》陈传坤 著齐鲁书社本书是针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版本问题而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集结作者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7篇，凡35万字，大部分章节胪列罕见图录，文图并茂。《红楼梦》版本研究一直是红学研究的难点和热点，确立基于现存诸种本子研究之系统论尤为关键与必要。作者对《红楼梦》两个版本系统论有着独特视角，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方法科学的《红楼梦》版本嬗递系统论。同时，借助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和避讳学等版本研究方法，以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刻本之间异文问题为中心，论述百二十回《红楼梦》各抄本与印本相互影响之嬗递，并涉及有关八十回抄本与一百二十回梓印本研究及其源流关系。作者在文本分析、文献钩稽、版本校勘诸方面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新观点，内容触及当前红学研究中的热点、焦点和疑点。本书作者陈传坤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也是一名资深媒体人。本书系作者近十年来业余研学的心血之作，知名金学家、红学家梅节先生评语：“是新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开局之作，也是一位研红新学人成长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