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是什么意思

近年来，东西方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兴趣持续升温，研究成果迭出，《儿童文学翻译读本》（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Reader）即为其一。该书由吉莲·拉西（Gillian Lathey）主编、英国多语种图书出版有限公司（Multilingual Matters Ltd.）出版，收录了西方15位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重量级学者的17篇代表性论文，是翻译学与儿童文学合流产出的研究成果。教化功能使“忠实”屈居次席书中通过理论反思、个案研究和译本比较，探讨了儿童文学的双重功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突破性的方法，以及译本“风格的可接受性”和“对话式翻译”策略等问题。儿童文学具有娱乐和教育双重功能，在文学多元系统内部处于边缘地位。由于译本目标是小读者，他们对译本接受具有特殊性，因此译本倾向于“融入”目标语言现有的文化系统。儿童文学作品被赋予教化功能，使得“忠实”原则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往往“屈居次席”。儿童文化及儿童文学可视为狂欢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透过与文本及周遭世界的情景式“对话”，译者应学会尊重原文、儿童的狂欢世界以及自身。译者和文本只有在互动中产生共鸣，才能确保翻译的有效性。译者是化解文化差异的媒介，不是隐身而无声的文化交流工具，好的译本可以传递出隐含译者的声音。因此，应把“隐含目标小读者”和“隐含译者”纳入叙事沟通翻译模式之中。儿童文学图画书的翻译重点是处理英语原作中的互文性及互图性的问题。如果译者对原作中的图画翻译掉以轻心，就会损害图画书原有的完整性。原作中文字与图画所传达的内容及精神是浑然一体的，如果译者忽略两者之间的协调统一，儿童读者的参与程度必然受到限制。跨文化之旅受文化帝国主义牵制书中指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间如何实现平等的文化对话是21世纪的重大命题。目标文化政治、社会及历史背景的变迁，对外来童话的接受均会产生深刻影响。以欧美为中心的白人儿童文学经典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一直以来压制亚非拉国家本土儿童文学发展。为求得强势文化的接纳，译者处理文化因素时会对原文任意增删、无故窜改，使得儿童文学经典经历跨文化之旅后必然被严重删削。作者认为，不同来源的儿童文学经典应当采用不同的跨文化传播方式。比如，专为儿童创作的作品应采用忠实再现原文“文学性”的翻译方式；改编自口述民间童话或成人小说的作品，可采用民间故事的传播方式，包括复述、修订、多媒体改编等。此外，全球营销策略及改编成电影，对儿童文学经典跨界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图画书翻译是儿童文学作品特有的翻译难题。图画书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发展已相当成熟，近几年在中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份额也在大幅增加。儿童文学批评家方卫平认为，“我们对图画书的文化认知和审美感受程度，在整体上还十分有限”。儿童文学翻译家林良也曾指出，我们对儿童书中的插图不甚重视。西方学者在图画书及其翻译上的实际经验和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研究者和译者学习借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目前还属于小众研究，甚至可说“处于边缘的边缘”，为数不多的研究对翻译行为所涉及的社会文化语境的考察也鲜少提及。林良认为中国并不是缺乏儿童文学作品，而是“缺失翻译”。如何把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成外国人感兴趣的东西，是中国译者面临的紧迫问题。学者胡功泽建议，描述学派和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或许是可以参考的理论架构”。面向源语系统转为面向译语系统正所谓瑕瑜互见，该书也存在如下三方面的瑕疵。其一，未能全面反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采用的重要理论路径。例如，在书中仅仅提到了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中的文本类型理论，却不见其核心理论目的论的影子。目的论对研究儿童文学翻译颇为适用，提供了一个讨论儿童文学翻译的广泛基础。而且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运用目的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问题均不乏其人。其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不够鲜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可以借用多学科理论，如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该书主要反映了对话批评、接受美学、诠释学及叙事学理论在本领域的应用，而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盛行的“新理论”并未在书中体现。其三，全书侧重介绍面向译入语系统的研究范式，对传统面向源语系统的研究有所偏废。例如，童诗、儿歌和文字游戏是公认的儿童文学翻译中最难的部分。如何处理此类翻译难题，值得探讨和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没有正面涉及这些实际问题。总而言之，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范式已从面向源语系统转为面向译语系统，表现为目前该领域学界已形成以下共识。一是儿童文学译作被视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二是儿童文学作品因其文本独特性对译者构成挑战；三是多元系统理论把儿童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内部的一个地位低下的次系统；四是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具有年龄特殊性，可分为隐含读者和实际读者两类。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过去30年来西方学者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上的这种转向。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红玫精彩推荐：朱光潜人学思想视域下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路径良好生态协调人与微生物关系通过说理构建司法公信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编者按：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于2021年1月3日举办“佛教中国化研究的历史与展望”内部座谈会，本纪要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本文为上篇。参会学者：王俊淇（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王 颂（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孙国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史经鹏（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李 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陈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张雪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杨 浩（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赵 文（南开大学哲学学院）赵 悠（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胡士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喻 静（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王颂：欢迎大家！我们这个座谈会的题目叫做“佛教中国化研究的历史与展望”，我想有几层意思。首先“佛教中国化”是现在大热特热的话题，我们也不能免俗。这个概念当然有政治上的含义，是党和政府制定的宗教中国化方针的一环，有治国理政、妥善处理宗教民族问题，促进宗教与社会和时代相适应的考量，我们暂且不议。“佛教中国化研究”与此着重点有所不同。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一种研究范式，就是把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作为一条线索来给中国佛教把脉，汤用彤先生、许理和先生等前辈学者，他们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个思路。另一方面是我借题发挥的，就是中国式的佛教研究。我们现在常讲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社会科学》的公众号就叫做“中国学派”，我们也不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我们是座谈，大家兴之所至、畅所欲言。我们在座的青年学者大概每一位都有留学或者出国交流的经验，大家对国际学术界的历史与现状都比较熟悉，平时对国外的学术动态也很敏感，所以大家对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研究学派，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如何把中国的佛教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进一步搞上去，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不妨就这方面也聊一聊。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全当是抛砖引玉。我们目前对佛教研究有多种称谓，其实体现了思路的不清晰，如“佛学”“佛教学”“佛教研究”。我们中心叫做“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这个名字不是我定的，成立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是楼老师定的还是姚老师定的，当时这样命名的初衷是什么，我一直想问，一直都忘记问了。现在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机构都叫“佛学研究中心”，所以我们到外面办会、交流，之前经常会有人把我们的名称打错，要不和人家强调，就会写成“北京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弄得我不得不更正解释好几次。我想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大家约定俗成喜欢用“佛学”这个词，“佛教研究中心”反而用的少。其实我个人倒觉得“佛教研究”更准确、更能概括我们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这几个词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佛学”出现的很早，佛教界内部大都也是这么用的。“学佛”和“佛学”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带有以佛教信仰为本位的色彩。“佛学”在历史上是以佛陀的教诲为真理、为“圣言量”而展开的一门学问。现代学术有时候也沿用这个词，但内涵却不一样，从这个角度而言，用法不是很恰当。“佛教学”是日本学术界爱用的一个词。原本和“佛学”的意思有重叠，但是由于在日本，“佛教学”一词普遍应用是在引进了西方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分支的现代佛教学术之后，“佛教学”就带有了以佛教为对象的客观色彩。日本学术界目前仍然是在这个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例如大多数相关的学会、杂志都使用这个词，“佛教学”带有现代学科建制的含义。那么“佛教学”与我们说的“佛教研究”有什么异同呢？我举个例子。我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原实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学者，日本学士院院士，相当于我们的两院院士。据我所知，佛教领域的学者能够荣任日本学士院院士的屈指可数，他那个位子是接荻原云来的，是很高的学术荣誉和地位。原实先生在开会时经常讲“我不懂佛教学”。起初我认为这是日本式的谦虚客套，后来我觉得他这样说也算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日本的“佛教学”虽然已经属于现代人文学科的一支，强调学术的客观性、实证性，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硬核的佛教领域，例如佛教义理、佛教历史，相关的宗教学的、社会学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严格来说是不被算做“佛教学”的。所以尽管原实先生一生的研究都与佛教有关，但因为他主要是研究梵巴语言和佛教文学的，他说自己不懂“佛教学”并不全然是客套话。换句话说，“佛教学”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佛教义学的继承与发展，是运用哲学、历史学、文献学等手段对佛教思想和历史的学术研究，因此，他的外延并不是那么宽广。而我们今天放眼世界，我们看欧美的佛教相关研究，从事纯粹“佛教学”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肯定是少数派。我想未来从世界范围来看，包括从我们国家、日本、韩国这样的具有深远佛教传统的国家来看，纯粹“佛教学”研究的比例都会不断下降，更广泛的，跨学科的、多元的佛教研究将是主流。只有这样，佛教研究才能跳出狭窄的小圈子、摆脱文化背景的束缚，在更广泛的领域和其它人文学科形成对话，对社会产生影响。也许这对我们展望中国佛教研究的未来会有一些启发。好，我的开场白已经很长了，下面请老师们来讲。喻静：我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刚才王老师提到佛教艺术的研究，我正在做一个课题，是和中原地区佛教石窟寺有关的，涉及很多佛教艺术的内容。中国艺术研究院正在推进“三大体系建设”，“三大体系”指“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三大体系建设”这个框架去寻找各自选题。“三大体系建设”着眼于“有中国特色”，这和“佛教研究中国化”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发覆“中国”特征。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说法叫“中国文化基因”，可能和佛教有一点关系。这个说法最近有点火，和2020年《读书》杂志上的一篇书评《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有关，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陈胜前教授，一位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他从考古学理论中达尔文范式的文化基因论出发，结合考古事实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整理了部分文化基因的史前渊源，用以帮助理解中国文化特性的起源。我们私下聊过，他说像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理念诸如此类，都不如“中国文化基因”这个概念具有解释力。他总结的“中国文化基因”有“勤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等。我理解“文化基因”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有相对恒定的一面，它使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通过某些日用不知的知识和观念呈现出来。陈教授说如果不喜欢“基因”这个词，也可以称之为“传统”、“习惯”或“偏好”。我一直在研究“慈悲”，“慈悲”这个观念，它在佛教进来之前是没有的，中国典籍中只有单音词“慈”和“悲”，这两个观念是单独使用的，和周公制礼作乐以后的中原礼乐文明有关。这两个观念在东汉以前不同历史阶段承载了不同的价值，比如“悲”从负能量变成正能量。佛教里的“慈悲”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从东汉开始，佛教里的“慈悲”观念会选择中国原有文化中的“慈”或“悲”这两个词来对译呢？我研究了下，发现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所以与其说是中国文化基因，还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观念，佛教进来以后，和中土固有文化体系一起，共同去开创了一种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佛教中国化可以理解为佛教如何参与“中国文化基因”的“进化史”。同时我也做佛教石窟寺的研究，石窟寺是从丝绸之路传入的跟佛教有关的建筑，涉及佛造像、佛教壁画等佛教图像。石窟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我们到今天也日用而不知的观念，这些观念从西向东传播，从边疆向中原传播，我们可以考察下，从图像实物、考古遗存中总结出来的所谓的观念变迁，和我们仅仅通过文献而得出的结论是否一样。我觉得这也可以置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王颂：您说的这个“基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佛教有一些我们文明中本来就有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就像基因遗传一样，是这个意思吧？喻静：对，他是这个意思。王颂：所以这个“中国化”其实就是说先天就具有的，其实无所谓“中国化”，可以这么说吗？喻静：在佛教传进来之前本来就有那个基因，但是佛教进来以后依然还有，也许通过佛教的方式表达出来。但现在我们说“中国文化基因”的时候，经常是忽视佛教的。“佛教中国化”和“中国文化基因”都是当下的意识形态建构，两个议题有相通处。张雪松：我觉得“佛教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刚才王老师也强调：不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和展望，而是佛教中国化研究的历史与展望。佛教中国化研究，北京大学确实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汤用彤先生是绕不开的人物。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北京大学诞生，我们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从晚清民国近代开始的，在北大才真正开始形成体系。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受到美国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影响，一个印度传来的异质文化到中国后，有一个碰撞、冲突，最后磨合、融合的过程，这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思路。所以汤用彤先生比较重视“老子化胡”“格义”等问题，他的许多重要思考都是从这儿来的。汤用彤先生的这个外来文化传入、碰撞冲突、最后融合的思路，可以说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研究的范式，但是汤先生的这个研究模式的来源，还是比较西洋化的一个研究。贺麟先生原来说过汤用彤先生这个研究是按照策勒尔的《古希腊哲学史》的思路来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从人物、学派之类来谋篇布局，是参考了策勒尔。最近这个很大套的六卷本被聂敏理翻译过来了，以前翻译过策勒尔一册的《古希腊哲学史纲》。把汤先生和策勒尔对照来看，我们可能会有新的想法。实际上虽然他强调中国化，但是他也是用源于西洋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佛教。当然佛教中国化的思路近年来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太史文为许理和的名著《佛教征服中国》最新的一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讲到佛教中国化研究范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佛教实体化，然后把中国也实体化，就像喻静老师说的文化基因，就好像有一个实体化的中国固有文化，有个实体化的佛教，两个东西硬碰硬。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实体化的佛教，也没有一个实体化的中国固有文化，所以这个思路本身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在学理上对汤先生进行了很大的批评。我们也知道柏夷他研究“佛道论衡”，也在强调没有一个实体化的道教实体，没有实体化的佛教。为什么很多道经好像受了佛教影响，其实是想吸引佛教徒，在道经里头加入佛教的东西，为了吸引佛教徒。不存在一个实体化的佛教，也不存在一个实体化的中国固有文化，这对文化人类学影响下的佛教中国化研究范式是一个很大的批评。但不管怎么说，汤用彤先生开创的受文化人类学影响的佛教中国化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日本的研究。除了佛教学、佛教研究，日本学界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叫法，是“教学”，比方说天台宗教学、净土宗教学，比较像“宗学”。所谓宗学，是日本佛教每一宗派自身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学说体系，原则上宗学研究不破师说，即不能反对宗派祖师的既然说法，这样的宗学研究有点像中国经学中常讲的“疏不破注”。实际上，日本佛教原本是有“三国史观”的，就是印度、中国、日本三国，基于这样的观念，便天然有佛教在印度怎么样，在中国怎么样，然后到日本怎么样的思路。后来引入了马克斯·韦伯的学说，马克斯·韦伯打破宗学，要让学者去作纯客观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具体研究，即《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对日本佛教研究也有直接的影响。贝拉写的很有名的《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就是说日本出现了净土真宗、日莲宗这些日本特有的宗派，就相当于新教一样，是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这套东西就有点儿像余英时后来写《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都是类似的思路。佛教中国化，出现了南宗禅、净土念佛，简便易行。晚唐以来，禅净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跟“唐宋转变”关系密切，这样的中国佛教史宏观研究思路，也是一种佛教中国化的思路。在佛教中国化研究之前，西方学术界其实有一个佛教研究的“印度化”历程。近代印度是西方的殖民地，西方人原来主要注意到的其实是印度教，后来才慢慢发现南亚存在佛教。佛教在印度等地影响不多，周边国家和地区佛教存在的形态相对分散。西方人今天发现这里有佛教，明天看见那个地区有佛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形态还非常多样化，这样一来，怎么才能建成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佛教学科呢？19世纪，西方学术界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佛教经典化、梵文化、印度化、历史化，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佛教，就是你要用梵文经典做研究，把佛教上溯到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存在过的释迦牟尼这个人，他生活在印度或者在尼泊尔。这样的话，中国的大量的汉文大藏经就变成二手文献了。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要在佛教研究中讲中国学派、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就不能完全跟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做法。其实三大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都有自己的神圣典籍。日本学者也提出“东亚佛教”的概念，就是以汉语为圣典的佛教，对信徒来说，汉文就是具有神圣性的语言，无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其实也包括历史上的越南人，都以汉文藏经为圣典，举行宗教仪式，僧尼要念诵汉文藏经。藏语系佛教，不仅藏族僧人，蒙古族僧人在许多重要的仪式场合也要念藏文佛经。记录汉文大藏经的语言，本身就成了一种宗教语言，对于汉传佛教信徒来说，它的神圣性就足够了。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佛教、佛学。简单一点来说，汤用彤是“佛教”研究，吕澂则是“佛学”研究，吕先生经历了信仰者到研究者的转变。“佛学”研究，按照欧阳竟无先生开创的支那内学院的学术传统是先有结论再大加研究，这是一套神学的思路，也就是先有结论，疏不破注。这种研究思路也有存在的依据，也可以锻炼思维等等。像欧洲中世纪神学反复讨论的一个针尖上能不能站两个天使，这种研究是对思维的训练，是有意义的。吕澂研究的时候区分了佛教的传入和佛学的传入，他虽然也讨论“伊存授经”等佛教传入的问题，但他其实觉得这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佛学的传入，他认为佛学传入是在公元二世纪中叶，佛教义理的传译。我觉得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其实就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一百来年当然有政治的，有宗教的，有学术的等等各个角度。我觉得佛教研究更多是一个领域，很难说是一个学科。构建学科是19世纪做的工作，而非当下的任务。因为学科划分会抹平一些东西，也会遗漏一些东西。学科之间是有空隙的，学科划分就会让这些空隙间的研究没法生存。王颂：“佛教中国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其实是雪松老师一贯注意的，他的《唐前中国佛教史论稿》一书的序言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刚才提到许理和和太史文的观点，包括沙夫在他有关《宝藏论》研究的那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个观点，就是反对将佛教和中国实体化，我不知道他们谁提的更早，但可以看出来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欧美学术界的一个主流想法，因为他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权威学者。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在方法论上还是沿袭西方的，或者说以西方为模板，受到西方很大影响。韦伯那么伟大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经典，我们下意识地、不自觉地总想往上靠。有时候也是一种思考上的怠惰。有了一个模子往里面套材料比自己另起炉灶当然要舒服多啦。刚才张老师提到了日本历史上的“三国史观”和近代受西方影响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日本佛教研究方面表现的很突出。就是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以后，日本人大讲“镰仓新佛教”，其实就是要强调日本本位、日本民族宗教的优越性，二战以后批判了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建构，但是左翼学者却把镰仓“新”“旧”佛教的框架继承下来了，只不过把“新佛教”当做了底层民众力量的代表，和我们曾经流行的阶级斗争史观有类似之处，旧瓶装新酒，这也是束缚于既有框架的典型。当然，近些年这个框架在学界基本上被抛弃了。最近有一本书很热，就是赵汀阳老师的《历史·山水·渔樵》。赵老师和学术界的一些同仁近些年在积极探索做中国的哲学，围绕着他这本书三联还组织了一个对谈，我也在线上旁听了，很受启发。现在做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的人，很想摆脱掉胡适先生、冯友兰先生他们那个时代的影响，胡也好、冯也好，他们明显是把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套路拿来往中国哲学上套，讲得好像很清晰，但缺少了中国味儿。所以赵老师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西方的哲学是以概念为中心的，围绕着概念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国思想是以意向为中心的，有一套不同的讲法。他捕捉了“山水”和“渔樵”这样两种意向，将它们与“历史”构成了一组三角的“折射”关系，渔樵寄情于山水，渔樵又代表了山水中人的活动，同理，历史在渔樵口中获得另一种不同于正史的言说，历史透过山水呈现其沧桑的时空感等等。我觉得很有意思，至少我们可以试探着实现另一种讨论中国思想的方式。不过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创意仍然是以西方为前提为预设的，要么是你有的我也有，要么是你和我的不一样，总之是话里话外总有一个不在场的作为他者的西方在。这样就还是容易犯非此即彼的武断毛病。例如有的学者就指出了，西方在历史上也不是不讲意向，意向也丰富的很，我们也不是不讲概念。所以我们谈方法论，西方是绕不开的，今后仍然如此。另外就是汉语佛教或者东亚佛教的问题。这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讲口号，我的老师木村清孝先生都提过，他应该还是最有力的发声者，日本的“东亚佛教研究会”就是他创办的，还主编了一大套以此为题的丛书。不过讲汉语是佛教圣典语言，以此来与梵、巴、藏来区别，或者强调东亚，这后面其实仍然采用的是西方人制定的标准，或者说是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衡量问题的。不是说西方的标准就一律不该采用，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强调我们要注意到这背后的思维惯性，我们要对此有所省察。再就是雪松老师谈的学科与研究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也挺受启发的。陈志远：王老师点出“中国化”的两层意思，一是作为研究范式，或者说作为佛教史叙事框架的佛教中国化，二是作为研究特色，换言之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是否有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挥这种优势。这里我想谈谈后一个问题。我不是中国特殊论者，不同的国别有各自的研究传统，中国学术传统不比其他传统更独特。这里谈的只是从现有的研究业绩来看，未来中国佛教研究可能汲取的一些资源。在我上博士的时候，也就是2010到2013年左右，那时哲学系佛教专业的学生似乎比较少人能掌握梵、藏语，这几年发生了挺大的改变，大家不再视学习古典语言为畏途。但一直比较遗憾的是对历史、文献方面的进展，至少在北大的这个传统里面，还缺少充分的交流和借鉴。从20世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中古即魏晋到隋唐这个断代的研究，是几代非常卓越的学人建立起来的。从陈寅恪以降，名家辈出，魏晋南北朝史就有“四大名旦”（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四小名旦”（田余庆、韩国磐、高敏、万绳楠）之说。几代学者所勾勒的历史解释框架，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富有相当的建设性。另外由于中古史材料集中，对任何问题的研讨，都要求穷尽当时的各类史料，这样就迫使断代内各个领域的学者时刻处于同行严苛的批评目光之下。坦率地说，中古史对史料的开掘和方法论上的反省深度，是宋以后其他断代无法比拟的。我们举一些近年比较重要的研究进展。比如关于官修正史的编撰流程，在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带动下，已经发表了不少重要的研究；与此相关，马楠新出的《唐宋官私目录研究》解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方法和两宋之际的书目编定过程，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对于佛教史传类作品生成机理的认识，以及佛教目录学的理解。再比如关于敦煌、吐鲁番写本的研究，荣新江老师主持整理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不仅比定方法非常精密（我随后准备撰写书评），史睿老师撰写吐鲁番写本断代的文章，从纸笔等书写工具、执笔方式、审美风尚的变化立体地描述各个时代的书写风格，摆脱了过去“观风望气”式的写本断代方法，也超越了藤枝晃先生当年建立的写本断代理论。以上是文献学。在历史学的领域里，我和几位青年学者都致力于掌握全部的中古佛教史料，比如《全唐文》《太平广记》之类的大书，数以千计的造像记、碑铭材料，敦煌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宋代寺院的全部地理信息数据，未来会出版相关的整理成果。我一直觉得这些并不仅仅是社会史素材，对于理解佛教寺院的律仪制度，中古时期三教交涉的思想氛围都大有助益。说到底是通过对多样的史料的掌握，构筑起中古时期历史的整体面相。第二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张雪松老师也提到，在日本学者构建的中国佛教史叙事里，有一个印度、中国、日本的目的论历史阐释。关于中国佛教的讨论，很多是从日本佛教的问题引发的。最近读聂顺新的《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他指出日本学者长期以来的官寺研究，关心的是奈良朝国分寺制度的渊源；欧洲学者富安敦讨论西域官寺，着眼点又是中原的政治宣传对西域的影响力。然后再读聂老师的研究，论题还是官寺，展现出来的图景完全不同。我就在想其他论域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对于唐代佛教的理解，如果转换视角，以宋代佛教为基准，会不会有新的理解？遗憾的是我们对宋代佛教的知识还是太少了。王颂：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古史研究已经发展到高度娴熟的阶段了，而宋史等断代史研究尚无法相提并论。敦煌学这样的显学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学科高度精细化，明清佛教现在研究的人也多起来了，宋代还是比较少，为什么呢？陈志远：我觉得研究宋代有一个两难的处境。明清史料太多，有想法总能组织一批材料论证它；宋代的材料穷尽难，找足够的材料支撑个人的想法也难。而且宋代似乎缺少一个线索，比如唐代有佛道论衡，武周崇佛，玄宗一度迷恋道教，密教传来，唐末又有会昌灭佛，还有若干宗派的谱系，宋代一直是日常，缺少起落。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还没找到理解宋代佛教基本线索的恰当方式。王颂：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思想都有惰性，前人搭起来个好用的框架，我们在这个框架里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肯定好啊。宋代缺少比较有吸引力的框架，缺少灯塔。宋代资料多，浩瀚如海，在大海上行舟，有灯塔就好办，再辛苦也不怕，没有灯塔就心里没底了，就好比大航海时代，如果不知道地球那边有个美洲，那个勇气是要很大的，因为弄不好就无功而返，甚至万劫不复呢。陈志远：我个人研究六朝佛教史的时候，就感觉每条材料都有人讨论过，到了唐代，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积累比较深，遇到问题往这里靠还有所依凭。宋代真是相当陌生了……王颂：学科精细化当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很强的局限性。那么多优秀的头脑，在那里集中探讨有限的问题，不能说没有意义，也不能说不是学问，是真有学问，因为在前人那么多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起点当然高了，但是意义感也是有边际效应的，稀释了。要想突破就要靠外来刺激了，所以经学发展到极致就要被玄学替代了，又有佛学进来了，才别开生面。开拓性工作还是很重要的，没有开拓性工作，就难以发展。张雪松：我觉得宋代佛教研究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禅宗的文献不会读。它有大量的禅宗文献，但是，一来我们好像是读不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比方说公案、灯录，跟《高僧传》是没法比的。你看完《高僧传》，六朝佛教你就知道个大概了，你看完《五灯会元》，还是不知道宋代佛教怎么回事。禅宗历史文献，需要新的方法论去研读。王颂：的确啊，宋代佛教文献有形式化、泛滥化的毛病，禅宗以外的宗派文献也是，千篇一律、人云亦云，有创新的不多，反映的问题也不系统，怎么阅读需要思考。张雪松：你可以选一两个重要人物来通读，读后可能会找到宋代佛教的感觉。比如说慧洪的东西比较多，还是比较值得读一读的。你把慧洪通读一遍，就能把握一下北宋佛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挺重要的。研读禅宗文献是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其实唐代的框架也不清楚，搞中古史的虽然很多，但对佛教很不熟悉。前几天和人大国学院的几位老师聊天，虽然大家都知道李建成的小名叫毗沙门，但毗沙门天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含义，很多人是不清楚的。李世民杀了弟弟和哥哥，娶了弟媳杨氏，没有娶他的嫂子，大家开玩笑说：因为他嫂子叫郑观音，而长孙皇后叫观音婢，没法处理好这妯娌关系，挺有意思。其实唐代佛教里面也有好多事，比如唐代的“妖僧”对政治的影响很大。研究宋代佛教不仅是材料多的问题，还有你需要知道唐代佛教的脉络，光研究宋代还不够。会昌灭佛之后，好像只有禅宗兴盛，但这可能只是宋朝甚者只是南方佛教的脉络，辽金的华严、唯识还是挺兴盛的，还有大理、吐蕃等等，唐之后佛教的可能性非常多，光研究宋还不够。因为唐是个世界性的帝国；宋，按照葛兆光先生的说法，就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型了。李灿：我比较关心翻译史，说实话在汉魏两晋时期中国佛教史的书写中，翻译史还是比较吃重的一个方面。所谓佛教中国化，第一点就是语言的中国化，先从印度的语言翻译、转换成汉语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对一个语言和文本的诠释其实是有边界的，比如一个概念在印度语文本中可能无论如何也解释不出来的意思，但是转换成汉语之后，这个边界就被打破了，有点类似于跳转了，跳转到另一个框架中去，同一个概念或文本就可能产生新的意义，从而有了新的边界。这是非常重要的起点，因为会产生一系列在梵本中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的意涵。所以说，转换语言，就会带来新发意涵的可能性。然后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讲佛教中国化，第一步就是诠释边界的跳转，第二步就是跳到新的框架后新的话语体系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中国的本土观念往这个框架里填，这个框架就会被填得越来越满，就会产生一个和以前很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我也在想什么叫佛教中国化呢，我来举个例子。其实“望文生义”在每个国家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即便一部经典在印度，也会产生对文本的误读，甚至是刻意的误读。来到了中国之后，翻译成汉语的文本，也会产生误读。我一直在想，这两种误读之间有区别吗，难道误读就是本土化吗？我想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国这种误读可能性一下子转换了一个新的基础吧，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中国化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讨论早期中国注释史的问题，当然现在还没发出来，也没有写完。在之前的书写中，我们容易假定东汉三国的早期注释史比较稚嫩，创新不多，多多少少有些像是在忠实地继承西域、印度的师说，那些西域的僧人讲什么，他们就老老实实写什么。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去对比现在保留下来的几个文本，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属于印度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很少，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汉语体系中生发的新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在想，我们谈“中国化”的时候，会不会所谓“中国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至少在经典文本的解读上，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彻底的中国的东西。只不过这个“很彻底的东西”在历代不断变化，但从义学的角度来说，可能一开始是非常“中国化”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中国化”当成一个逐渐走向深入推向高潮的东西，会不会有些问题。我都是瞎说的，对这个问题没什么专门的研究，只是有个很初步的想法。王颂：我在想，虽然我们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佛教研究是一种传统，主要是语文学传统，我们不能将之奉为唯一的路径，但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对西方这种传统的吸收和借鉴才刚刚开始，我们首先得把人家的东西学好才能谈得上创新。我是没有这个能力，仅仅是感想而已，我们李灿老师，还有在座的赵悠、赵文老师，他们都在做很出色的研究，赵悠老师最近的一篇文章和相关的讲座，就体现了对西方的语文学传统的忠实的继承。她的文章研究早期安世高等人的译经，指出早期翻译中，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中国式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化”的进程是不是一个逐渐被推向高潮的过程需要有思考，发展并非线性的，是曲折的。罗什就是典型的例子，罗什之前是所谓传教不传学，罗什的关河之学是传学的，把地道的印度学说传进来了，换句话说之前的观点是不系统的、不正统的，掺杂了很多中国人的理解。罗什从佛教史的角度来看是相对较晚的，旧译时代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重量级人物了，包括和他同时代的道安，被公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划时代人物。那你总不能说罗什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吧，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张雪松：我觉得李灿老师讲的佛教中国化判断的标准是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不一定全从佛教自身文献出发，中国其他文献对佛教的征引和吸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指标。像柏夷就拿道教吸收的佛教内容来考察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这也是他打破实体性佛教、实体性道教的方法论。当然这样也解决了以往道教研究最反感的道教抄佛教的研究范式。实际上的“中国化”过程非常复杂，会有波动，比如三国时代支谦译的是《大明度无极经》，鸠摩罗什又音译回去了。另外，可能有地域性的问题，有西方学者指出南方喜欢用意译，北方喜欢用音译，比如也有人用这个标准来判断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的翻译地点以及相关疑伪经出现地点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中国历史非常复杂，一会儿汉化，一会儿胡化，特别是关中地区波动很大。所以说中国化不是线性的，也不是整体的，不同地域可能呈现不同特点。翻译是很多人合作的，有人觉得意译好，有人觉得音译好，一直在找一个相对合适的统一“质”和“文”的点。所以说，不是越来越中国化，而是“中国”本身就很多变化，在什么时代要适应什么样的中国。王颂：这其实是一个历史哲学和历史的差异问题。历史哲学有人为的构建，是有目的论前提的，所以看起来有清晰的脉络，但历史不过是事件的堆积，所谓偶然性因素太多了。我们以前总喜欢历史哲学先行，把历史事件套进去得出一些僵硬的结论，而实际上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不同的侧面。赵悠：李灿老师提到经典语言转换的过程打破了语义和阐释的边界，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种表述也很有启发性。就个人有限的研究经验，我想顺承着补充一点想法。这样一种突进式的、“彻底”的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我非常同意：语言介质变了，表达力变了，意味和解释的空间都变了。其彻底性在于，作为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语言转化经历的突变，后面一系列的思想开展大概率上很难实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彻底性并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完成时的。我们或许需要考虑一下是“对谁”而言的（甚至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化”。历史上的解释群体，包括译者群体本身，对于文本的理解可能会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写作阶段甚至会有不同的目的。通过古往的汉语注释文本，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学僧对多重意义、多重语境其实是颇有意识的。换言之，这种“彻底性”恰恰是解释群体不断在介入的东西，有的人直接继承，有的人主动打破，有的人添加筹码。就像张雪松老师刚刚说的，边界的突破，尤其放到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当中，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关于如何研究教育科学？（选自《教育科研与教师成长》）陈：在认识和理解了什么是教育科学以后，现在我们讨论应该如何研究教育科学。周：陈老师，最近我也看了一点关于研究方法的书，看到了研究“范式”的提法。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研究“范式”？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研究范式？陈：“范式”的概念和理论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我想，我们可以简捷地认为，范式就是一种模型或者一种模式。只是这种模型或者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2）它是一个由科学观念和假设、基本定律和理论、行为方式和规则、乃至相关的工具手段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为认识、理解和交流研究的相关历史和现实实践提供了一幅地图；（3）它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指引，比如应该研究什么，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进行研究，如何表达和交流研究成果……沿着这样的指引，研究更容易得到理解和认同，也更容易获得研究的成功。周：陈老师，你这样说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一说。陈：这对我还有真有一点困难。陈向明老师在《教师如何做质的研究》认为：“质的研究不认为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之间是可以相互分离的。事物（或意义）就像是一个洋葱（与二元论的核桃模式不同），其本质与现象实为一体；如果对其进行分解，一瓣一瓣地剥到最后便是什么也不存在了。在质的研究中，重要的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针对现象本身再现现象本身的‘质’。”这一段文字启发了我对洋葱研究的思考，这或许可以引起我们对研究范式的思考。但我先要说明的是，这个例子可能未必恰当，这只是我个人的联想。这里也有一个洋葱，如果要你研究，你会怎么研究呢？周：我想，首先是观察，观察它的大小，颜色，形状等等。通过观察，可以对洋葱得出一个初步的印象。陈：然后呢？周：如果我注意到这是一种植物，我可能会猜想，它是否可以食用？然后尝试食用。在知道可以食用以后，我可能在食用过程中尝试了解洋葱的味道，并研究不同的加工方法。陈：很好，我以为这里就有了两种研究的方式。从方式到范式，需要科学假设，需要为大家接受和理解。假定取得了这样的资格，我们就可以说是这里有两种研究范式。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察阶段，仅仅让洋葱作用于研究者，人对洋葱的认识和研究尽管有行动，但缺乏人对洋葱的能动作用，我们可以说人的研究行动是被动的，认识结果也仅仅是表面的。这种对洋葱的研究，就可以说是一种机械反映的研究范式。如果人在洋葱面前，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愿望，比如，“想知道是否可以食用”，“味道如何”，“如何加工味道更好”……有了这些想法以后，人对洋葱采取了主动的行动，比如剥开一瓣尝一尝，发现是什么味道……这时，人在洋葱面前，不仅有了目的性，而且有了能动性，这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能动认识的研究范式。你知道，洋葱是可以生吃的。现在把它洗净，你剥开几瓣尝一尝。在剥和尝的过程中，你有什么发现？周：剥洋葱的时候，我闻到了刺鼻的味道，有点冲，有点呛，多剥几瓣，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吃一口洋葱，我发现洋葱的口感有微微的辛辣，淡淡的清甜。陈：我也来试一试。吃过后，我认为你的说法不对，我觉得洋葱的口感是苦的。周：不对不对！应该是清甜的。难道你的味觉有问题？难道这一个洋葱有两种口味？陈：我的味觉应该没有问题，洋葱的口味本身我们也可以认为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周：那是怎么一回事？陈：这里就有一个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显然，口味既然是同一的，结论就应该一致，表达口感的词语也最好一致，这才方便我们一起交流和讨论洋葱的口感。现在，我和你是两个同时研究洋葱研究者，对洋葱口感研究的结果，我用了“苦”，你用了“甜”，我们有了不一致，这时，我们就需要交流和分享，需要协商和讨论。讨论什么呢？要讨论对于这种口感，到底用什么词来表达更好，以及生洋葱给人的口感是什么。这种讨论除了协商，还有妥协让步，以求得一致。比如，我们两位协商的结果，是把生洋葱的口感用“清甜”来定名更好，我们就可以说，生洋葱的口感是“清甜”的。我们的认识如果被更多的人接受、认可和运用。这时，“生洋葱有一种清甜的口感”就变成了知识，研究就得到了这种知识。周：你的意思，这里的研究还有一种协商和妥协？陈：是的，很多研究成果都与研究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协商、让步和约定相关。研究共同体在研究中运用对话、协商的方式做研究，这可以说又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研究范式。周：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陈：这只是根据你的要求，拿出的一个应急和简单的方法。你说自己明白了，那你再看一看陈向明老师关于质的研究的见解，从范式的角度，说一说你的理解。周：陈向明老师认为“‘质的研究’这个名称可以与‘量的研究’相对应”，她比较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不同。从范式的角度，是不是可以说，质的研究是一种范式，量的研究是另外一种范式？在质的研究范式中，一个基本看法或者价值观念是“本质和现象”实为一体；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针对现象本身再现现象本身的‘质’”。这样的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就成了“质的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核？陈：很好。我再说一说我从陈向明老师的表述中体会到的另外的东西。一种情形是，如果定位于要揭示对象的“本质”，研究者追求的就是关于“本质”的结果，着眼点在结果，就可能对研究的过程和现象关注少一些。我们能不能说这可能成为一种更关注结果的研究范式？另外一种情形是，当研究者认为，现象就是本质，研究的过程是对本质的直观，研究的目的和结果是“在变动不居的意识流中去把握事物稳定的，常住不变的状态”时，研究者将更加关注研究的情境和过程，这能不能成为一种关注过程的研究范式？周：这很有道理。你这样理解，对我们参与教育科研有什么启示呢？陈：我个人的经验，是结果范式还是过程范式，不仅仅涉及教育科研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而且也涉及我们如何选择人生的态度和方法问题。我们先从旅游的例子入手。不知道你最近是否有过旅游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你旅游后最深刻的感受？周：我的感受是，旅游是跟着导游马不停蹄地走，就是累。也可以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还不是最近这一次旅游的感受，很多次旅游回来，大家交流，都有这样的体会。陈：乘兴而去，是我们怀着一个美好的目标和愿望而去。败兴而归，是到那里看过了，发现和自己的期望距离实在太大，美好的目标和愿望落空了，这时，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奔着一个最终的目标去旅游，这是否可以说是一种旅游的结果范式？周：可以这样认为。那过程范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陈：“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我想，不是为了最终的目标，而是在路上，在过程中用“慢慢走，欣赏啊”的方式和态度去感悟、发现、体验路途和过程中的美，这可能就是一种过程范式。周：这只是旅游过程中的结果范式和过程范式。但你刚才特别强调的是目标范式和过程范式涉及人生的态度和方式。陈：如果我们把人生也当成一次旅游，想一想，从结果和目标上看，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周：你的意思是死亡和虚无？陈：是啊，这就像我们剥洋葱，剥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了，人生最后的结果，也就是死亡和虚无。这就是说，定位于一个结果的人生，最终只能得到一个最必然的结果，死亡！这样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奔着结果而去的人生是多么荒谬，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周：从结果上看，的确是这样。但如果人生的过程范式就是指人生要及时享乐，我就不能同意和接受这种范式。陈：我可不赞成及时行乐的人生选择。行乐本身就要指向一定的对象，一定的目标，这种指向一定对象和目标的生活方式说到底还是一种结果或者说目标范式，只不过把终极的目标换成一个一个过程中的目标了。这个过程中，只要快乐实现了，目标被消耗掉了，人生同样产生会无聊和虚无的感觉，“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也还是在所难免。我想，人生的过程范式是朱光潜先生所欣赏的“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也就是关注过程，关注创造，过一种艺术化的人生。这样的人生，过程很丰富，很充实，留下了故事，留下了回忆。即使从想要获得好的结果来看，人生的结果在过程中，高质量的过程可能带来高质量的结果。也就是说，关注过程的人生可能得到更好、更理想的人生结果。周：陈老师，关于人生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太玄了。我们还是讨论当前的教育科研问题吧。陈：我个人认为，没有对人生的认真思考和一定程度上的透彻领悟，自己人生的意义问题没有经过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做什么事情都可能迷失方向，都可能南辕北辙。所以，我建议，首先需要对人生问题认真思考，要认真对待。好，现在我们把话题收回来。你能不能想一想，我们对结果范式和过程范式的理解对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有什么启示？周：比较两种范式，我想，对中小学教师的科研而言，可能采用过程范式更为实际和有价值。首先，从结果上，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很难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教育是慢的艺术，因此也很难通过一次科研或一个课题研究就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现状，这样，关注结果也往往使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在最终的结果上为创新而创新，在过程中的技术和水平又没有保障，最后的结果要么生搬硬造，要么弄虚作假，结果也就成了假的东西。科研也就成了虚假的科研。其次，过程范式实际上是让我们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在研究的状态下工作，在研究中生活，改变生活过程，享受创造性、超越性的工作过程，以高质量的教育过程享受高质量的教育生活。陈：那你看一看，目前一线教师的教育科研主要表现是结果范式还是过程范式？周：结果范式更多一些。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目标追求看，很多学校组织教育科研，很多老师搞科研，定位就在于发表论文，出专著，最后要得什么什么奖，大家关注的是最终的结果，真正把改变教育教学实践，改变过程的定位放在首位的并不多。第二，在教育科研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虚”的，并没有具体实践和研究的行动，恰恰是过程上“空”了。结果是等到要结题了，才匆匆忙忙找几个人来写材料，所以，才有“开题会叫做启动会，结题会叫做追悼会”的说法。第三，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效果。因为没有效果，老师们越来越反感，这也就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陈：我最近做了一次调查，主要是针对老师们参与研修活动的。其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开放的题目“你觉得最没有效果的研修方式依次是什么”，请老师们填写。有三十位老师对此作答，我发现，把“科研”排在第一的有七位，排在第二的有三位。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老师认为现有的教育科研方式没有效果。老师们说，他们反对“不注重过程，只管收集资料的科研”、“空谈理论，不结合实际的科研”。周：这就是学校教育科研在一线教师身边的现状。陈老师，你说一说，该怎么办呢？陈：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周：什么是“范式转换”呢？陈：假如我们把包括科学观念、研究方式和工具手段的某一范式比作一件衣服，把运用这种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群体比作这件穿衣服的人。那范式转换就可以说是一件衣服不合身了，需要重新换另外的一件衣服。换衣服的过程就是范式转换。周：生活中，什么时候换衣服我知道。教育科研中，范式转换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陈：换衣服是因为衣服不合身了，范式转换则是因为现有范式不适合研究实践了。我想，这里的不合适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首先是不适合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者群体具有不同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我认为，对于研究者的不同研究实际，需要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其次，是现有范式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应对和回答实践中新的问题与现象了，这时需要一种新的范式来回答和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出现了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新的理论和方法在与现有范式的理论和方法的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研究者的喜爱和“选票”，大家选择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使新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成为了新的研究范式。这就相当于一款新衣服出现了，大家更喜欢，于是放弃了旧衣服，选择了新衣服。周：就你的看法，现在，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就需要这样的“范式转换”？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首先是有些方法不适合中小学教师。比如，为了发现和比较效果，过去的教育科研方法十分强调数量化，这就涉及样本、控制、测量、统计、分析诸多问题。实践中我们发现，用思辩的方法对复杂的教育现象进行分析，然后再精确地、完整地找出这些众多的变量，最后对这些变量进行相应的控制来进行实验，对一线教师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味道。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中小学教师一般就教一个班、两个班，你很难让他一个班做实验班，另外一个班做对比班，在有了好的想法和思路以后，他总要尽可能调动相关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学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他很难撇开其他相关因素，搞单因素的实验研究。其次，是对教育科研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这些认识和发现为教育科研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教育科研范式转换有了可能。这里略举一些观点和看法。狄尔泰说：“自然需要说明，而人则必须理解。”教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主体相联系，它的一些对象是观察不到的，不服从量化分析，因此，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精确性。“教育行为只能在目的和手段关系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教育科学并不只是一种描述事实的科学，而是一种分析目的和手段的科学。我们应该抛弃过去那种认为教育学理论是自然科学的认识的错觉和批评，教育学应该是获得教育行为的客观认识的教育科学，规范教育行为和价值趋向的教育哲学，只为实践不为科学的指导合目的教育行为的实践教育学的总和。”在这里，“不只是一种描述事实的科学”意味着教育科学不只是解决“是什么”的认识问题，而主要是解决“分析目的和手段”的“怎么做”的实践问题。（此处删掉600字）我想，这些批判与思考将不断推动和促进研究范式的改变，认识、理解这些批判和思考，有利于增加教育科研范式转变的自觉性．。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过去有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身份分离，教师没有研究的任务，也没有意识到研究的责任，研究是专家的事，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专家的方法。现在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要参与研究了，但一线教师的研究范式还并没有真正确立，只好借用专家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一线教师在研究中也有创新，但在专家的学术优势和话语霸权面前，这些方法还没有赢得被广泛承认和独立发展的地位。因此可以说，现在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方面穿的衣服很多是做研究的专家所穿的“衣服”，或者是专家给的“衣服”。由于缺乏量体裁衣的过程，很多一线教师穿着专家的“衣服”很不合身。就其结果看，由于不合身，穿着不舒服，很多老师已经对这件“衣服”抱怨和抵触，他们需要新的“衣服”，需要自己的“衣服”。周：换什么“衣服”呢？陈：教育研究本身的对象和任务，研究者的状况和可能都是教育科研范式转换的依据和前提。从我们刚才的讨论，从过程和结果看，我个人认为，从结果范式到过程范式可能是一条思路。从“现象和本质”的分析入手，陈向明提倡了“质的研究”。应该说，与“量的研究”范式比较，“质的研究”范式更适合教育的实际和教师的实际。对于“质的研究”，陈向明这样定义：“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从认识论的角度，贺武华、廖明岚也从本质主义知识观批判入手，有教育科学研究从“科学认识论”到“生活认识论”的意见。在这里，“生活认识论”又是一种不同于“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范式。（此处删掉1230字）周：你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意见和方法呢？陈：那我岂不是在把自己的衣服给你穿？不过，你放心，在后面的交流中，我将用自己的实践来讨论，它或许可以为你思考如何进行教育科研的具体实践有所帮助。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方法没有一个绝对好的标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比如我能不能用这种方法，是否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达到目的问题。量的研究也好，质的研究也好，生活认识论也好，科学认识论也好，它们也并不是一定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彼此是可以有效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教育科研实际的情况而言，可能更多的是“范式并存”、“范式竞争”，而不只是“范式转换”。本文作者陈大伟，系四川西部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大学教授。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科学内涵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三个重要构成部分，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逻辑遵循。由于当前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把握不完整，导致先后出现解释范式、实践范式、方法论范式、目标范式等多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在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并深刻考察不同研究范式缺陷的基础上，发现把“创造性运用”这个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创造性“相结合”起来的关键问题看作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核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根本要求，又契合了当前不同研究范式的共性特征。[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研究范式；创造性运用[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政治逻辑研究》(GD18XMK13)。[作者简介]孟源北(1964-)，男，河北丰润人，法学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孙宜芳(1982-)，男，山东枣庄人，法学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特别是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之后，理论界就从未停止过对何以“化”“化”什么、怎么“化”、谁“化”、什么时间“化”等一系列元问题的思考[1]。但由于价值理念、研究视角不同等各原因，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先后出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核心概念，需要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共性，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一、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既是理清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关键，又是为我们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逻辑前提。从语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构成是由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共同组成的，其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此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什么？以及结合什么、怎么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什么(也有研究者用“化什么”“怎么化”“化”的结果来表述)等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内涵所指。(一)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由于“走俄国人的路”影响深远，再加之早期有些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运用，中国革命布满艰辛。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懂得，必须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取得革命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惨痛教训之后的必然选择。(二)中国化到底是什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概括起来，“中国化”就是在包含了中国特点、中国特性、中国国情等内容基础上，使之在中国具体化之后“才能达到”。总结到一点，就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特点，着力解决重大实践问题。或者说，就是因时因地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认识清楚具体的研究对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着力解决那些能够影响全局的重大实践，更简单一点说，“化”的内涵就是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化”或者“使之具体化”的真实内涵。(三)关于“相结合”的问题结合什么？无疑结合的是“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范畴内，结合的对象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国情”“中国特性”“中国实践”等内容。其实，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说得非常清楚：“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4]概括起来，结合的就是我们正在着力解决的重大实践这个研究对象的周围环境、时代条件、基本依据等，离开了对这个这些问题的考察，就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需要注意，这个结合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做出新的调整和变化的。怎么结合？强调的是结合的方式或者结合的媒介，也就是通过什么因素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紧密联系起来，或者沟通二者的桥梁(包括如何建构桥梁)是什么的问题。结合的结果是什么？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两个关键结合对象共同构成的，自然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定会通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两个母体分别呈现出来，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定是理论形态的，也就是通过“相结合”之后，产生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中国化”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定是过程形态的，即是说，通过“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实际向前发展，解决了具体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一定进程的历史再现。来源: 社科院网站

理论和实践可谓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产生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而实践催生理论又为理论所牵引。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一定是不科学的、形而上的或纯逻辑的，反过来说，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定要以实践为基础、为依据。一、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观察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种脱离实践的倾向需要我们注意和警惕。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在摆脱热衷于政策解释、文件辅导、经典注解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需要警惕的几种倾向或问题：其一，越来越热衷于闭门造车。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毫不沾边，既不是实践进程的科学总结，也不是未来发展的务实建议，而是仅凭主观意志、热衷于异想天开的逻辑演绎和文字幻变，除了孤芳自赏外，毫无社会意义。其二，越来越精心于概念创造与话语标新。习惯于把简单的道理用晦涩复杂的词汇表述，热衷于生搬硬套外来的词汇，不管是否符合中文的逻辑和法式。其三，越来越沉迷于数理范式。无论需不需要、严不严谨都要堆砌一些复杂的函数关系和数学公式，满篇充斥着并非必要的希腊字母和拉丁文字，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明了的实践问题繁琐公式化。其四，越来越专注于引论立论。习惯于通过引述论点来论证观点，不注重实践依据，不注重是否“需要”或者“必须”。只是与过去言必求马、恩不同，现在是无论是否贴切和需要，都言必引用欧美学者的观点，似乎一篇论文不引述若干西方学者的话语，就不成为论文了。其五，越来越屈服于外来标准。撰写论文、采用文稿、评价文章都以西方特别是欧美刊物或偏好为标准，西方论文范式成了衡量文章形与实的唯一范式。总的来说，这些倾向使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进”或“西化”的色彩。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它似乎不同于我们一些学者的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是符合的。我们熟知的萨缪尔逊主编的《经济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出了第19版，而修订的依据就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国发展创造的成功实践经验。而我们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却是一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进”与“西化”，因而这种西化带来的必然是虚化。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7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走出一条在整体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对这种道路的自信在于，中国从一个基本毁于战火的“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是很多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既然如此，偏离中国独特发展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显然是不科学的。二、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诚然，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汲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方市场经济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应该充分体现这些内容，包括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范式，一味排斥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经济学不能仅有这些内容，特别是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范式，它应当同时甚至更多地反映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独特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以自身伟大实践相符合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范式呈现，但不应是全盘追崇西方而导致的与中国实践脱节的虚化。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否具有实践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及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主体上体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也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方面都认同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口众多，数量达14亿人;底子薄，人均资源很少。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可谓十分短缺。美国按大口径算，国土面积超过中国，但人口刚刚超过3亿人;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近1.5亿人;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超过中国，而人口只有3600多万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殊为不易。与此同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既不能走1949年前的道路，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更不可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的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环境不一样。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可谓内困外扰，始终处于紧约束之中。从内部看，因常年遭受战火侵害，新中国建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废墟，只能白手起家;又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只能自力更生。即便没有外部侵扰，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从外部看，由于制度差异及其他重要原因，中国始终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中国坚持奉行不称霸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对外原则，从不侵略别国，也从不从外部掠夺资源;中国不处于世界发展的高位，引进资源要素不容易，在自身的资源要素还容易流失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时常伸出援手支持落后或贫穷国家。第三，发展方式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有自己的体制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地、科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把握“两个抓手”：一手抓最落后群体的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抓解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温饱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一手抓与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科技手段的对接运用，力求后发先至，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实行“两个途径”：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实施分类指导;同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推动发达地区运用各种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四是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坚持眼睛向内，深入广泛地开拓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运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五是重视“两个手段”：一方面，科学运用物质手段或经济杠杆，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尽心出力。六是形成“两个支撑”：充分发挥各类功能平台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发展和促进创新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建立横向、纵向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七是推进“两个转变”：在发展道路上由实行资源要素驱动向实行创新驱动转变;在发展内容上由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八是紧扣“两个目标”：千方百计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和谐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中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足以使我们对深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充满自信。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跟随。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照套照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教科书编写不能以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的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为标准，如果在内容上模仿，甚至分析方法、语言表达都完全套用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及经济学范式发展创新的最坚实基础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实践。三、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应在三个方面推进创新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也需要我们把实践中做对、做好的东西总结出来，这样不仅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特色实践为依据或导引，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作为方向，就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至少可以依次或同时在三个方面推进：第一，在现有框架和范式下寻求创新与突破，重点是根据中国经济活动的状态与变化，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做出新的总结归纳，给其以科学的描述与揭示。第二，对现有框架和范式做适度的改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做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提炼概括，形成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规制或守则。第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创造，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与基本要求，创造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基于中国成功实践、由中国经济学人主创、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研究重要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教科书。【来源：中国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开辟研究新范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大数据研究范式变革势在必行，但变革过程当然不能像常规地购买一些商业数据库或配备几个计算机管理人员那么简单，而应从组织层、资源层、方法层和平台层四个方面整体推进，构建新型智库大数据信息支持服务体系，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能力建设和研究范式转型。组织层，即数据分析专家参与新型智库团队建设。智库作为智力密集型机构，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更迫切，需要由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学者组成决策服务的综合性团队。由于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存在着巨大差异，大数据的巨大规模以及结构上的杂乱无章，需要专业的数据分析师进行数据挖掘，以期将毫无规律的数据转化为知识和解决方案。这对于大数据分析师的要求非常高，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巨量数据的扫描过程，又要发现数据的关联性，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智库要应用大数据，就必须拥有一支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在智库的资源建设、知识共享、情报分析、战略决策等各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组建新型智库团队时引入数据分析专家，尤其是具有实践经验和大数据分析特长的人才，能有效提高智库产品形成过程中信息情报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升智库服务产品的质量。资源层，即多源数据融合助力新型智库资源建设。大数据时代，智库研究的信息源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研究文献，而是扩散至网络信息、信息系统、监控终端、人际交流信息、舆情等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资源，具有大数据特征。在智库建设中，丰富的信息来源和有效的知识共享机制，是形成高质量成果的重要基础条件。信息是保障智库高质量思想产品产出的基础，智库应加强专门数据库建设，并探索非涉密数据的合作开发和共享机制。大数据参与到新型智库建设中，更能发挥大数据技术在多源数据融合方面的优势，整合社会网络环境下自媒体、全媒体信息资源，提供充分有效的数据准备与利用、推动智库进行资源整合与共享和集成多种分析技术与软件工具，让海量数据的处理及分析变得更加容易。从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并形成各种智库产品，进而用于验证、指导及规范组织或个人的决策行为。因此，拥有完整的自建专业数据库，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方法层，即大数据思维为新型智库研究提供理论方法支撑。在大数据环境下，要想产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离不开理论研究与方法支撑。大数据时代的智库研究逐渐从数据基础、计算能力和分析需求的综合角度提供战略决策，已形成一系列有效的分析方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大数据时代要谋求发展和转型，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大数据思维，科学合理地将大数据思维应用到新型智库建设之中。大数据思维依据的是全体数据，而不是随机样本，善于从数据的混杂性中洞悉未来，着眼于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大数据思维能够促使新型智库从传统思维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突破传统样本数量的限制，引入研究对象更多方面的信息，处理那些传统数据分析方法无法处理的数据资源，找寻容易被忽视的数据细节。另外，作为新型智库大数据，在思维层面上从因果思维转变为相关思维，将会对事物有更加深刻独到的认识。作为新型智库的核心特征，能否善用大数据思维，以实现智库结构的深刻变化，将决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未来成败。平台层，即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平台是新型智库必不可少的工作载体，是“互联网+”在新型智库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应从顶层架构、功能模块建构以及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对新型智库大数据平台进行设计。平台是为了充分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解决传统智库发展存在的弱、小、散问题，达到提升新型智库研究质量、效率和扩大影响力的目的。因此，我们应从新型智库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着手设计平台的顶层架构，通过将大数据技术引入智库研究工作的不同环节来实现智库运作过程的变革。在功能模块建构方面，具体体现在边界层（“智库门户模块”）、核心层（“研究协同”“研究辅助”“研究管理”）、基础层（“数据库模块”及其“大数据分析处理模块”），这六大模块相互协作实现新型智库大数据平台的有机运转，促进新型智库知识创新服务能力和智库影响力的巨大提升。在运行机制方面，大数据平台作为新型智库运行的综合平台，应以需求驱动机制为核心，推动相关研究人员、大数据分析人员和管理人员紧密协调配合，创造最大智慧生产力，实现智库效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方兴未艾，新型智库只有大力加强大数据信息支持服务能力体系建设，积极布局大数据研究设施，推进新型智库研究范式变革，才能抓住机遇，在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智库决策支持信息保障协同创新机制研究”（17XTQ007）、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工程西北信息中心建设研究”（16Z20）阶段性成果）（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学生与指导老师都应该重视开题报告，而不应该视其为可有可无或是走过场的环节。所谓开题报告，就是提出问题，并论证思路。开题报告主要包括：提出问题、回顾文献及论证研究设计与思路，其中文献回顾是基础，它是提出并论证问题的关键。撰写开题报告需要注意三个要点：一、应以问题为导向来考虑和安排开题报告；二、开题报告的主体应是内容，而不是“思路”或“角度”；三、开题报告是供大家交流和探讨的，因此尽量要写清楚，且在态度上要谦虚、能让人愿意提意见。内容结构一、为什么要写：正确认识开题报告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二、写什么：问题、文献与思路（一）提出问题（二）回顾文献（三）论证研究设计与思路三、怎样写四、开题报告之“开题”环节五、结语一、为什么要写：正确认识开题报告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本科生毕业要写本科毕业论文，他们在开题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普遍问题是：问题意识不强、研究方法误用、研究缺乏创新以及写作水平不高等。归纳一下，成因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主观上的，即学生本人不认真、不努力，就是想对付对付，只为开题而开题。另一类是客观上的，即学生未能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能，对于开题报告的性质、作用及基本要求不了解或了解不多。就后一类情况来看，指导老师更有必要加强学生开题报告的指导工作，告诉学生开题要做些什么、怎么做，避免开题报告会变成开题现场指导会，成为滞后的指导活动。为此，首先应该帮助学生明确开题报告的重要性。（1）开题报告是对大学本科四年的理论学习与思考以及应用能力的一次检验，它是本科生撰写学位论文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从经验上讲，好的开题就是学位论文成功的一半。开题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位论文写作是否顺利，甚至能否完成。（2）开题报告的第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出所研究的问题并论证研究思路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开题报告不仅要明确提出研究者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还要阐述提出这些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因此，撰写开题报告就不能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将本科生培养计划中开题报告的表格逐一填满，而是要围绕研究目的，理清研究报告中所包含的各项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根据其内在逻辑去表达。（3）开题报告还有一个潜在作用，就是交流与探讨。学生在准备和撰写开题报告时就应考虑到，写出来的开题报告，就是要让老师、专家和同学来帮忙判断一下：将要研究的问题有没有研究价值、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等等。其中，“基本论点和研究方法”是指导老师考察的重点。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学生在研究报告中往往花费大量笔墨铺陈文献综述, 喜欢谈论别人的东西，但一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便寥寥数语、一掠而过。这样的话, 指导老师怎么能判断出你的研究前景呢? 又怎么能对你的研究思路给予切实的指导和建议呢?二、写什么：问题、文献与思路开题报告是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第一个任务，其作用是阐述论文选题依据，以及对研究设计与思路的初步构思。从内容上看，开题报告包括三大要件：一是提出问题；二是回顾文献；三是论证研究设计与思路。（一）问题的提出虽然开题报告的第一部分要求陈述的具体内容有较大差异，但其核心却是一致的，即都内在地指向所要研究的问题。所谓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在理论或实践中存在但又还没有研究或没有得到彻底研究的问题。对初学者而言，所研究的问题可以暂时撇开创新性，但至少应该具备理论性，有现实意义，并符合一定的方法规范。（1）问题提出是有专门格式要求的！所提出的问题至少应包含理论概念，如能涉及到相关理论，那就更好了。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研究聚焦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包含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发展起来。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达。同时，所提出的问题应符合专门的格式。对于初学者而言，要么是“临摹”相关文献模仿着提出一个像模像样的问题，要么是在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下，提出一个自己感兴趣、同时也能得到同行认可的问题。最忌讳的是，随意随性地将现实世界中的一些现象、矛盾或冲突简单地构造成所要研究的问题。（2）问题不是一下子跳出来的！提出问题，好比“剥笋”，是一个思维逐渐聚焦的过程，结合已有文献和自己的思考，一层一层地剥，还是比较艰辛的。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思维训练。值得推荐的是“三步走”训练，即：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小微企业贷款、合作金融、金融监管等，以此为圆心，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研究视角来分析该“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和实证方法等。第三步，考察研究该问题的可行性。例如，现有理论是否可以解释所关注的问题？或者，同一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将上述些问题细致捋一遍，就可以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即自己研究究竟与已有研究有哪些异同。（3）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问题陈述其实应包含研究者的初步判断，即假说。从假说的提出及验证角度来讲，研究者脑海里其实已有对问题的初步认识和回答。应该注意的是，所谓的假说或针对问题的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4）如何才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最好能满足以下四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该问题能够直接锁定当前经济社会中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即该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形成破解现实难题的政策举措；第二个要求是该问题的提出应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最好能与经济学研究中的某个理论基准直接对应，这将反映研究者的专业思维范式与思考深度。对初学者而言，可以说，所从事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理论应用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提出其实也是找准一个理论并在理论指导下展开观察和思考的过程。切记，这里的理论是“基准”或“参照”，可以运用或借助它们来更好地观察、分析现象和问题，而不应该是直接应用。第三个要求是问题的提出应包含对研究方法的考虑。第四个要求是问题的提出应暗含问题的解答，即提出者应有初步结论或待检验的假说。因此，对问题的思考或提出，至少需要从现实需求、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及初步研究结论四个方面综合考虑。大部分初学者在问题提出阶段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上述四个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或者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统筹考虑不周。提出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阐明其依据。从问题所处的研究背景来看，这个依据就是问题、方法与观点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所提出问题的价值与意义，其核心就在于，要阐明这种相互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具体表现在：①问题与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研究者可以从他人所提出的问题中生出新问题，研究者首先要熟悉相关文献，并对其加以研究（包括文献综述或述评），找到其中所研究的问题。通常，问题都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如果不把握问题发展的历史及现状，不仅难以理解当前正在研究的问题，而且无法觉察问题的发展趋势。②问题与方法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而言，如果不从方法层面考虑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以及方法与问题之间的匹配性，对方法的理解就不可能充实，同时也不可能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于解决问题的新方法。③观点与问题、方法是相互联系的。观点与所研究的问题、所运用的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对问题的梳理、没有对方法的分析，就很难判断出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可见，对研究文献中的观点加以研究，绝对离不开对问题和方法的考察。因此，基于现有文献所呈现的观点为基础去提出问题，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对问题、理论、方法及观点的综合性认识，这种综合性可以表现在问题的澄清、方法的修正、新观点的生成上，当研究者把新观点的生成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就相当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考虑到文献综述基本上都是围绕问题、方法与结论来陈述的，如果研究者能够认真完成文献综述工作的话，完成提出问题的这个任务就不那么困难了。毫不夸张地讲，做好文献综述是提出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5）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背景。一般而言，在引言或导论中都应先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并要有针对性，注重结合文献回顾并以资料分析为基础。关于研究价值，既不能空而大，也不能去套，或罗列那些根本解决不了的研究目标。研究的创新是相对别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别人没有的，这种“不同”才可能是自己文章的亮点。这方面不强求，也不做硬性规定。但对研究价值与创新的阐述，都应立足于自己的研究，不要把与自己无关的或自己根本解决不了的罗列上去。应切记：尽量写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价值与意义！（6）选题的若干细节一个清晰的选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因此选题应本着以下原则：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综合训练的基本要求，难易度及任务量适宜。与自己实际教育背景、科研工作或实践相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反映本学科的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或新政策的题目。所选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一个悖论：越小的题目需要阅读的文献越多，思考也越多，但越容易去做！其中的道理其实比较简短，只有下了大功夫，才可能将题目“缩小”下来。（二）文献回顾文献综述是撰写开题报告的基础环节，在整个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地位。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也称为“文献回顾”、“文献考察”、“文献评论”、“文献评估”等，这些词彼此可替代使用。文献综述即是一个“过程”，即是对目前为止与某一研究问题相关文献的系统查阅和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研究状况，也是一个“结果”，即最终要梳理出一个将要研究的问题、命题或假说，尽可能地呈现自己研究与已有研究的联系与区别。1. 为什么要写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展示性”；二是“导向性”。前者反映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全貌、脉络以及内部结构的整体把握，后者则反映文献综述的最终归宿与“结晶”，如果没有归宿，说明就是瞎逛，而没有结晶，说明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概而言之，文献综述就是在全面、深入理解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及可行思路。一方面，展示自己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掌握情况，必须具体，否则没有人相信；另一方面，分析已有文献并论证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其价值（理论上与实践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献综述其实是一项“研究”工作，即从文献角度来论证自己接下来的研究是有价值并可行的。从论证性质来看，它应该是议论文。2. 如何写“文献综述”？写文献综述，应该围绕文献综述的目的来写。文献综述的目的有二：一是提出问题，二是论证思路。那么，文献综述首先最好能够按照所考察的问题来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其次，文献综述在梳理过程中还应该对已有相关研究的角度、方法及发现展开评价，由此为自己的问题与思路开辟道路。（1）文献综述应为选择和界定研究问题服务文献综述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确定研究问题的价值和方向。研究问题始于文献回顾。应该看到，一些学生会对如何选题特别是如何选择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以及如何提高研究课题的价值等方面提出疑问。这些提问既与研究问题的选择相关，也与文献回顾的工作相关。而文献回顾工作就应该为聚焦问题而服务。其次，研究问题提出需要文献回顾来提供学理支持。值得强调的是，问题不是提出来的，而是论证出来的。而论证问题的价值、意义及研究的可行性，其关键还要依靠文献回顾，只有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才能阐明清楚自己将要进行的研究、所要研究的问题值得做。文献回顾将表明已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空间，以及自己研究与已有研究的联系与区别。（2）文献综述需要为研究设计与思路服务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可以了解到以前的研究者在探索该问题领域时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研究策略，所采用的各种具体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手段。这些研究角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代表了以前研究者所尝试过的各种探索道路。无论其成功与否，结论如何，都为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确定研究视角、进行研究设计以及选取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参考的框架。文献回顾同时还是研究者呈现其研究逻辑的重要过程，通过将研究的问题与分析框架、资料性质等紧密联系起来，文献回顾也可以清楚地呈现出研究设计的内在逻辑。研究者通过评价前人研究中各种各样研究设计的成功之处，就十分便于在自己的研究中进行借鉴。从这角度来讲，文献回顾部分最好按照自己研究的内容来安排，这样可以做到有针对性和可比性。当然，正是有了前人研究的这些帮助，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才能够避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甚至还能够有所创新。（3）文献综述写作需要注意的三个要点要点之一：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与“背景描述”区分开来。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如“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历程”、“中国合作金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实现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与之相对的是，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要点之二：围绕自己的研究问题对已有研究进行比较与梳理。其中的关键是比较，找出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其已有研究在视角、方法及结论上的异同，有点像“将钟表拆成一个一个的零件，然后对这些零件进行比较”，这是基本功。要点之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很多时候，初学者写的文献综述就像是流水账，没有归纳和概括。这反映出作者对问题的把握还不够深刻，或者说是在综述时，对用问题串联文献还不够自信。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直路最短、最省事。因此，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 就行了。（三）论证研究设计与思路在开题报告里你还应当说清楚你选了这个题目之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了问题之后，接下来准备怎么去找答案，即要阐述大致的研究思路，以及具体方法，如案例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理论模型法和计量实证研究方法等。研究设计与思路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概念界定。即对论文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借鉴前人已有的经验和经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尤其是要解释清楚自己本研究中的相关概念的实际含义。2．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是对整个研究分析思路的部署与安排，它可以是理论性的，也可以是概念性的，但它在形式上是简约的，而不是很复杂的。3．研究方法。一个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 必须以严谨规范的方法为支撑。在论文研究写作过程中，学生应在对研究方法的认识、理解的基础上，选择与应用某特定研究方法, 并将其具体实施于自己的论文工作中。学生在介绍自己的论文方法时，不是对方法概念的解释，而是要介绍如何使用该研究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法，学生需要阐述清楚自己的问卷是自制的呢？还是沿用的前人的呢？在写这部分内容时，不要罗列一大堆的研究方法，主要介绍一下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具体过程和选择依据讲清楚就可以了。更进一步来看，研究方法要与所研究的问题匹配。虽然许多研究方法有着比较广泛的适应性，但是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角度、路线、方式就不同，研究方法不仅仅与论文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由问题的提出来完成）相互对应，更重要的是要与研究内容中的具体问题基本对应（不一定一个问题对应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方法对应一个问题），因此，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对研究内容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归类，然后根据各类问题设计适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与思路这一部分，需要把握的是，整个行文是“论证”而不是描述，即向读者或同行阐述你的研究设计与思路之于你的研究问题是贴切的，是可行的。在问题提出、文献回顾以及研究设计与思路论证三个方面中，文献回顾是重点。没有文献综述，研究者就无法找到自己的题目，也不知道这个题目别人已经做得怎么样了，所以要认真进行综述。当然，综述的目的还是引出研究者自己的问题，所以不能忘记评述。三、怎样写开题报告框架主体部分包含的内容主要有：选题缘由、文献综述、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研究的步骤、研究提纲。题目。题目是毕业论文中心思想的高度概括，题目就是文章的眼睛，要明亮而有神，是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题目就是告诉别人你要干什么或解决什么问题。要求：①准确、规范。要将研究的问题准确地概括出来，反映出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出研究的性质，用词造句要科学、规范，切记简单的罗列现象或者陈述事实。②简洁。要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一般不得超过20个汉字。③文章题目要体现研究的侧重点，要呈现研究对象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的对象和研究内容一定要在题目呈现）；如果确因研究需要，就采用主副标题。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需要背景。一般先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的综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阐述该选题的目的、相关研究进展情况、理论适用性、研究方法等。提纲。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明了论文的基本框架。开题报告的提纲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①课题的目的、意义（论证）；②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有关文献资料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梳理）；③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有关指标、主要研究方法；④进度安排；⑤预期研究结果。参考文献。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四、开题报告之“开题”环节在本科生开题环节，指导老师要从硬性要求与非硬性要求两个层面，来判断学生的开题报告是否合格，并围绕这些要求提出完善意见。1. 硬性要求所谓硬性要求，是指决定开题报告是否合格的要求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选题是否符合专业要求。这一点从论题就可以观察得出，凡不符合专业培养要求的则一律视为不合格，应重新选题和开题。（2）选题意义是否得到了有力论证。这从开题报告中的选题理由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中可以看出。如果选题意义是东拼西凑，或是牛头不对马嘴，同样需要重新开题。（3）选题是否具有可操作完成的可行性。这可以从研究基础、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项目中审议得出。如果题目太大，显然是本科生无法完成的选题，或者是其没有能力完成的，则必须重新开题。2. 非硬性要求所谓非硬性要求，是指在已经具备开题“要件”的基础上，对其是否能够做得更好而提出的要求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研究现状的把握情况。对这部分内容的审议主要看：对文献掌握是否充分；对文献资料的内容介绍是否具体；对文献资料是否进行了分类整理再加以介绍；对文献资料研究内容是否有自己的归纳评议; 是否阐明了研究现状与本人要做的研究之间的关系等。其中，特别要反对“流水账”式的文献综述。（2）写作提纲的逻辑关系情况。对这部分内容的审议主要看：论文题目、章节标题是否准确鲜明；一级章标题是否紧扣了论文题目内容、二级标题是否紧扣了一级标题内容;；章标题是否符合平行展开或递进深入的逻辑关系；二级标题是否符合平行展开或递进深入的逻辑关系；写作提纲是否完备等。其中特别要反对“思路式”或“编书式”的写作提纲，因为它们缺乏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写作提纲最好能按照内容或观点来写，按重要性排序。（3）参考文献的准备情况。对这部分内容的审议主要看：是否包括著作、论文等各类参考文献：是否包括对本项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学术论著; 是否包括反映最新研究的文献; 是否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文献; 是否包括国内外的参考文献等。其中，特别要反对“杂烩式”式的参考文献。（4）开题报告书撰写的情况。对这部分内容的审议主要看: 写作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各项内容是否完备；各项内容的填写是否具有针对性; 文字是否表达准确、简练，是否有条理等。其中，特别要反对临时“拼凑式”式的开题报告书。五、结语现如今，本科生开题报告都以规范的表格形式来呈现，这种形式在确立标准与规范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表格内含的项目被分割符号分离开来，从表面看，每个项目都有自身的独立性，但这样却很容易忽略各项目之间的联系。许多本科生狭隘地认为，似乎填好了表格所要求的项目，开题报告就算完成了；再加上学生们以日常思维来理解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的可行性、研究实施方案、研究工作计划等，在他们看来，开题报告似乎就是他们的学习计划或工作计划，按部就班的痕迹太重。个人认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首要药方是“以问题为中心”。开题报告就是有依据地提出问题，对问题加以分析，谋划解决问题的方法。界定清楚了问题，才能做到目标明确。从内容来看，开题报告至少需要提供问题、理论及方法方面的思考内容。只要学生们坚持一切以问题为中心，就不难找到开题报告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也不难写出能够真正指导自己研究的开题报告来。开题报告的关键是文献综述，它是提出问题的重要依据所在，也是确立研究思路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关键支撑。可以说，文献综述最能反映学生所完成的工作量。开题报告的主体应是内容与观点，而不是“思路”或“角度”。也就是说，应以推进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不是搞一些概念或方法上的噱头及花拳绣腿。开题报告中一定要明确所运用的方法是什么，该方法的特点是什么？选择该方法的依据是什么？等等，最好能拿出一个专题部分来把所要使用的方法阐述清楚。最后，再次重申个人对学生的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做到言之有据、文字表述准确。一言以蔽之，宁做一条对社会有价值的清澈小溪，也绝不做貌似高大上的一池浑水。Ps：请同学们重视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撰写！

研究人类最合适的对象是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人类随笔》人们研究心理学就意味着研究灵魂，现代心理学家更倾向于称其为“心智”。但无论哪种情况，心理学都是模糊的、难以形容的东西，它赋予了身体生命，它代表着思想、感觉、创造力、怀疑、内心挣扎和无数其他活动。现代研究对心理学的定义是“对行为与心理过程的研究”。心理学中包含行为非常重要，无论我们在“心智是否属于行为”这一问题上做出怎样的决定，行为都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人性的科学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决心设计一门“人性的科学”，这门科学可以像天文学家伽利略和物理学家牛顿设计的物理科学那样有逻辑性并可被证实。虽然这门科学和物理实验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但他还是决定将这门学科称为实验性科学。它是通过改变一种条件或另一种条件来观察结果的。这种实验方法将建立在对体验的观察以及体验和行为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此后他的梦想又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1879年，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威廉·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标志着具有现代概念的心理学研究的正式开始。冯特也是第一个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心理学家”的人。如果我们因为1879年之前的心理学家们没有自我标榜，就认为当时没有心理学，那这种假设是错误的。虽然，人们早在古希腊或者更早时候就开始对思维的本质及其运作情况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此外，中国古代的著作中也对个体的心理特征进行了描述。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最早的心理学一词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将其命名为“De Anima”（灵魂）。心理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本文选自《极简心理学史》作者安妮·鲁尼从追溯心理学的哲学起源开始，描述了如今的心理学与许多其他学科的融合。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人们说心理学研究的是心理和心理过程，这只是说了故事的一半，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运作显然也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不只如此，心理学还包括行为和知觉、反射动作和生理需要，以及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作用，还涉及人类的进化和心理适应如何帮助生存和繁衍。心理学这门学科研究了以下这些问题：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人？人类的共同点是什么？它还涉及对动物的研究（比较心理学），人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在外面的世界里或者在一个人的大脑里研究心理活动。在某些方面，心理学涉及人类的全部生活，它是一门关于人类的状态以及人类是什么的学科。欢迎来到大脑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的手稿中最早出现“大脑”一词，这是人们已知的最早的医学文本，它写于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但也可能是一份更加古老的文字手抄本。这本手稿描述了48例人类大脑创伤以及应该如何治疗。这些创伤大多数似乎都是人们跌倒或战斗受伤的结果，有27例与颅脑有关的损伤都涉及大脑、脑膜（大脑周围膜）和脑脊液。大脑复杂的表面被描述为“像熔铜中形成的波纹”。尽管该文的内容并不涉及心理学本身，但其中的观点认识到了人的大脑和脊髓损伤对身体其他部位的影响。心理学是科学吗休谟准备建立一门新的“科学”，但很难说心理学就被认为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例如，人们对该学科的构成以及它该如何发展还没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此外，心理学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适合让人们进行科学研究。传统科学模型是从经验观察开始（我们曾注意到的这个世界的某些事情），并通过归纳推理来解释它，提出规则（构建理论），使我们能够做出预测。这个实验验证了预测结果。如果预测结果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就会被加强，并且会变得更加强大；如果预测结果不正确，就必须修改或抛弃这个理论。任何时候，一个新的观察都可能推翻原有理论。然而，这种传统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探究并不是从观察开始，而应从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开始，这个出发点将会引导经验观察。最重要的是，他声称，一个理论必须能证伪，它应该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为此，任何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先陈述哪些结果或者观察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假设有种理论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正如人们曾经相信的那样），而当我们发现一只不同颜色的天鹅时，这个观点将被证伪。人们对传统模型的另一个挑战来自美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认为科学是由“范式”驱动的。范式指的是人们普遍或广泛接受的总体框架，研究则是在范式的范围内进行的。有时，某些范式会被人发现不够适当。然后，革命性的变化发生了——出现了一种“范式转换”。例如，许多世纪以来，天文学都是在地心模型的基础上发展的，该范式将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最后，这种范式越来越难以与经验观察相适应。哥白尼革命性地发展了新模型，将太阳置于太阳系中心，这代表了一种范式转换。心理学能适应这些科学模型吗？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但当我们处理他人的行为或想法（甚至是我们自己）时，总会出现一个具有客观性和可证明性的问题。人们可以撒谎，或者以一种故意歪曲实验结果的方式行事；实验者常常不得不依靠主观判断；结果很少能被准确再现；某些类型的实验或观察是不道德的，人们因此无法进行研究。不管是什么，心理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完全客观的科学，比如，它与化学不同。很多事可做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尽管在所有科学中仍有大量的发现，但心理学比大多数学科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精神世界如何工作及其本质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心理学家们还在使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探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将心理学与其他许多学科结合起来，这给予它更多进步的潜力，但仍然很难对“什么是心理学”这个问题进行准确的描述。心理学流派心理学流派从1879年到20世纪末，心理学的历史被一系列的心理流派所主导，以下是大致按照心理学流派出现的顺序排列的。唯意志论它是实验心理学的第一种形式，由威廉·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创立。结构主义它是由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Titchener，1867年—1927年）领导的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发展了冯特的观点，试图将心理过程分为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元素来进行研究。功能主义在美国，威廉·詹姆斯开始研究大脑“如何”工作？大脑“为什么”这样工作？精神分析它率先由奥地利神经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9世纪90年代在维也纳提出，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第一种心理动力学的治疗方法，试图将神经症与压抑的经验相联系，并通过“谈话疗法”减轻症状。格式塔心理学它是一种反对打破心理过程的方法，出生于捷克的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试图“整体”地看待心理事件（在整体的背景下）。行为主义它开始于约翰·布鲁达斯·华生在1913年所做的工作，行为主义只注重行为，而不关心其背后的心理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它反对对人类的意识和心理采用消极和局部的研究方法，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旨在激发和改善人类的状况。认知心理学它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关注以下心理过程，如学习、理解和加工信息，从乔治·A.米勒和恩里克·奈瑟尔的工作开始。社会心理学它是一种探讨个人在与他人有关的情况下以及在社会情境下如何行动的方法，是由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和菲利普·津巴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提出的。在20世纪末，心理学分裂成许多领域，并与神经生理学、进化生物学、计算、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

众所周知，早在社会学创立之初，社会学先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已经将“社会学”这一学科，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门类。前者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社会基本构成及社会结构，后者则主要从动态角度研究社会发展及社会变迁。社会静力学这一传统被之后的很多社会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得其逐渐成为了社会学的主流研究传统，但相对而言，社会动力学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纵观早期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轻而易举便能发现：诸多社会学家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希望借此来凸显社会学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同时确保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稳固与制度化。自迪尔凯姆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深受结构功能主义风靡的影响，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团体纷纷从宏大的历史架构中转移，甚至与历史学分道扬镳，从而转向现代的系统性研究，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上，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学界尤为突出。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极大了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但是，也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他认为，社会学家变成了“结构与进程专家”，而非“时空专家”。不过，自上世纪中叶伊始，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与社会变迁的加剧，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大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猛烈地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打破了人们对社会和谐静止的理想化状态的幻想，而这也使得社会学研究开始不断出现对这种主流派非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1959 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并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米尔斯极具眼界的洞见和倡导被60、70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所补充并付诸实施。人权运动、福利计划、反战以及相应的妇女运动，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之后，随着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工业中的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stry）（1956）和斯梅尔瑟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strial Revolution）（1959）这两本著作的问世，历史社会学开始复苏。此后，学术界一小部分学者便提出：促进历史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使用，加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合作。此时，如贝拉（R.Bellah）、李普塞特（S.M.Lipset）等早期历史社会学家，都坚持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过相比于比主流社会学，这类的研究的社会学家极为稀少，研究的成果也是凤毛麟角。直至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1963）、汤普森（E.T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蒂利（C.Tilly）的《旺代》（The Vendee）（1964）以及摩尔（B.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al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1966），这四部著作的接连发表，以其关注的“大问题”、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及这四部著作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的历史取向从而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震动。历史社会学得到了学界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其进入起飞发展阶段。等到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冷战秩序逐渐瓦解的时代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界则涌现出了一股“集体性的自信潮流”。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受到来自于社会学阵营内部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抨击，“普遍规律与个别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与行动”之类的争论也日益激烈。70年代中期开始，在查尔斯·蒂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社会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与共同参与下，“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的研究范式在美国社会学界逐步流行起来，这也彰显了历史社会学时代的来临。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变迁”是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其常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变迁的“被突显的因素”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抽象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Chirot,1986）。”而日常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费尔南·布罗代尔则十分重视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研究，他曾说“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可以说，社会生活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最为直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