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理论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原标题：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把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到党的十七大，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就是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面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和解决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在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深刻认识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八大，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党的十三大，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理论发展史上的这些重大决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足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这个理论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阶段，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党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实现新的飞跃！（作者：龚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

任何历史都是在延续、变动中发展的，之所以变动，往往是由于新的历史情境或趋势的作用，即便其中出现『断裂』的情形，也可以视为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而寻绎『断裂』前后的承接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助于穿越『断裂』而将历史的客观进程有机连接起来，进而实现历史真实状况的完整性。近代书法，百度一般来看，二十世纪的书法发展进程，上半叶是变动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断裂』期，随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复兴期，所以，梳理和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的书法与书学极为重要。吴大澂 篆书一方面，它处在『断裂』之前，如果不对它进行研究，必然忽视其应有的传统地位。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断裂』，这个时期关于书法的新思想与新认识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造成了今天人们对于书法在广泛层面上的诸多误解。吴大澂 书法，百度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上半叶书法理论的建树是前所未有的，书法与实用的渐次分离、书法艺术身份的获取、书法学科建设的开启等都是在此一时期出现的重大现象，这些现象可以说是开书法千年未有之变局，同时，其本身也是社会、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部分，进而与我们今天的时代连接最为紧密。吴大澂 行书，百度换言之，今天书法中的很多问题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而当时的一些学人或书法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即有着敏锐的洞悉和探讨，并取得一定成果。因此，理解这些问题与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和把握今天书法与书学发展的历史文脉，并提供学理依据。吴大澂 ，百度历史变动时期最为显著的因素是新与旧的交织，这在书法的理论表达层面亦表现得非常突出。总的来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书法理论有着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为传统形态，一种为现代形态。所谓传统形态，即延续古典书学的传统路径，以考据、注疏及运用传统书学观念对书法进行论述等为主，如杨守敬、罗振玉、吴大澂、张宗祥、沙孟海等人的书学论著即为此列。张伯英书法，百度现代形态则指的是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认识、现代阐释与现代表述，它开启了书法理论(含美学)现代性的进程，所以谓之为现代书学的开端，即与古典书学相对，呈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现代书学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段历史对于书法最大的贡献，它应对的是书法转型时期的时代问题情境，是从观念、思想与理论层面做出的对于书法新的认知与解释，承担着与时俱进、承上启下的关键价值。

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及其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承载着这一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天下担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汲取五千年中华文明灵感，承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现代化梦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境界，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人类”是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思想和天下观的时代升华。近代欧洲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滥觞于世，既稳定了国际秩序也带来不公，许多国家仍然是部落制，现代国家能力建设滞后于时代，且强者逻辑、先发逻辑一直在拷问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天下，贯中西，怀南北，高瞻远瞩提出“人类”为单元的世界观，超越国家、民族的分野，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系统论，以及民本思想和天下情怀。“命运”源于一百八十年来中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理念，鼓励各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是以中华国运带动人类命运，树立了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整体身份和未来认同，体现了中国世俗文明的时代魅力和天下担当。“共同体”超越民族作为想象共同体、中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层次，追求人类共同体的大同，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一家梦想，超越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矛盾，是对近代以来中心-边缘全球化体系的超越，实现一体化地理、政治、文化的合一，成就人类命运。这三方面均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开创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创新，也在新时代践行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理想，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世界人民的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继提出中国梦后的世界梦。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专门机构的决议多次写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表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标志中国逐渐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展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关键词。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超越消极意义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就是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开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国家的狭隘、利益差异，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出了中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时代号角，彰显了全体中华儿女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心与决心。（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把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到党的十七大，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就是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面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和解决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在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深刻认识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八大，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党的十三大，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理论发展史上的这些重大决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足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这个理论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阶段，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党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实现新的飞跃！（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

海外网3月21日电 21日上午，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海外网承办的中国理论海外传播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举办，多位理论问题专家共聚一堂，探讨中国理论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刘志明在中国理论海外传播研讨会现场（谢明 摄）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主任、研究员刘志明在会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传播平台”的成立，是我们理论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刘志明表示，成立一个理论传播平台向海外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味着世界将不仅仅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将更多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过去，中国对外理论宣传的工作做的还不够，究其原因多多少少与理论不自信有关。目前海外理论传播平台的建立，是理论自信的重要展现。刘志明指出，中共十九大以来，海外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热潮，而且今后，海外对中国的理论需求、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注的热度，只会增不会减。外国媒体对中国理论的热切关注，为建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传播平台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海外网 介瑾）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经典之作。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重读《论持久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诞生背景。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饱受外来侵凌欺侮的血泪史。日本军国主义者变本加厉的侵略，更是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必然激起中国人民最顽强的抵抗。抗战犹如一道严峻的历史考题，考验着当时国人的政治智慧。能否正确解答这道考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甚至关系到世界历史的走向和结局。抱定“亡国论”的人被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吓破了胆，以为抗战必败、中国必亡，因而在抗战之初即沦为汉奸，理所当然地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盲信“速胜论”的人在残酷的抗战现实面前，迅速陷入苦撑待变的悲观泥潭，找不到一条赢得抗战的正确途径。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抗战的特殊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对抗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解答，才能牢牢掌握抗战主动权，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理论价值。《论持久战》既准确把握了中华民族求独立和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时代精神，又科学分析和解决了抗战的性质、路径、结局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总体而论，《论持久战》在指导抗战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一，贯穿毛泽东抗战著作的一根主线。《论持久战》的诞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毛泽东同志长期思考抗战问题的理论结晶。早在1916年，毛泽东就通过对世界时局的正确研判，作出“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科学预见。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两国力量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分析，得出抗战是持久战的科学结论。紧接着，他又写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创作《论持久战》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之后，毛泽东根据抗战实际需要，写作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论联合政府》等力作，既持续丰富和发展了持久战理论，又为抗战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第二，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的鲜明体现。《论持久战》以科学的矛盾观为理论支撑。1937年8月，毛泽东同志就写作了《矛盾论》这一哲学经典，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的经典之作，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娴熟驾驭；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夺取抗战胜利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中国人民，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准把握。历史充分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又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至此，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第三，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武器。《论持久战》在国内外一经公开发表，就立即作为战略指导思想运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实践中。抗战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完全验证了《论持久战》的真理性。历史证明，《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和国内残暴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科学理论指南。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重读《论持久战》，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发展科学理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一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出种种“质疑”，这凸显了深入研究《论持久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遵循正确的研究途径则首当其冲：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途径。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是持久战理论的哲学前提，否则，注定无从正确分析和妥善处理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中日两国、世界两大阵线等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问题。二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途径。同所有抗战理论相比较，《论持久战》不仅具有理论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特点，而且经受住了抗战实践的严格检验，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三是历史观途径。《论持久战》以唯物史观为根基；倘若持唯心史观，打心眼里瞧不起人民群众，既不能创立科学的持久战理论，也不知如何正确进行持久战。其次，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历史使命。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必然遭遇国内外各种矛盾问题的考验与挑战，因而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以史为鉴，开辟未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牢记抗战历史，并非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凝聚起维护世界和平的磅礴伟力，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这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尤其要与所有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进行不懈斗争。只有进行持久战，才能使一切美好梦想化为现实。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袁杰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一哲学的意义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在其现实性上，人的存在主要展开为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成己即认识人自己和成就人自己，成物则表现为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二者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处境。理解哲学的意义，难以离开人的以上存在处境。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包含不同的视域。大致而言，这里可以区分知识的进路和哲学的进路。在知识这一层面上，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说明主要侧重于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对象，其特点在于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这个世界。相对于知识的进路，哲学对世界的说明和把握首先以跨越知识界限的方式展开。以特定的领域、对象为指向，所达到的往往是彼此分离的存在形态。然而，世界在被知识分解之前，并非以这种相分的形式存在。真实地把握世界，相应地不能仅仅停留在分解、分化的层面，而是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在这里，哲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知识的视域。人与世界的关系既涉及“是什么”，也关乎“应当成就什么”，对世界的理解和说明主要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对世界的成就则进一步指向后一问题。在成就世界这一层面，“应当成就什么”所关切的，主要是世界变革的价值方向，即成就何种形态的世界。从总体上看，知识性的进路更多地体现于在事实层面“是什么”的问题，价值层面的“应当成就什么”则并不构成其题中之义。尽管知识也与特定对象的变革相联系，但它主要在技术的层面、经验的环节方面牵涉相关问题。比较而言，哲学则不仅关注世界“是什么”或“何物存在”，而且也从价值之维关切世界“意味着什么”以及世界“应当成为什么”。在“应当成为什么”这一层面，问题涉及的首先是成就世界的价值方向。哲学既关注人的理想和需要，也关切变革世界的价值方向，由此，哲学也从不同的角度为人的价值选择提供了某种引导。广而言之，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哲学本身又内含不同的进路。首先是“以物观之”。这一进路的特点在于从“物”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它所指向的，主要是对象和世界的本来形态。相应于此，“以物观之”主要以世界实际是什么为关注之点，其侧重之点在于对世界的观照，而不是对世界的变革。与“以物观之”相对的是“以心观之”。在理解世界这一方面，“以心观之”趋向于对象向“心”的还原。这里的“心”可以取得不同形态，包括感觉、理性、直觉、意志、情感等等。从“心”出发理解世界，固然涉及对世界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更多地着眼于观念层面的构造，而不是对世界的现实变革，所谓“以心法起灭天地”，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以心观之”中，对象向心的还原与世界的思辨构造，往往相互交错。20世纪初以后，哲学又经历了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与之相联系的是“以言观之”。“以言观之”注重的是语言中的存在，它固然体现了比较严密的逻辑分析，但其关注之点主要在于我们言说对象时所运用的语言，语言之外的存在，往往处于其视野之外。与上述基于物、本于心、诉诸言的进路相对，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以事观之”。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的“事”，广而言之也就是人之所“作”或人之所“为”，亦即人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包括知和行。“以事观之”的前提是区分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本然世界尚未与人发生关联，现实世界则是对人呈现多样意义的存在，它形成于人的实际活动，而人自身则生活于其间。“以事观之”意味着走向以上论域中的现实世界：在肯定通过“事”而扬弃世界本然性的同时，它也基于“事”而赋予世界本身以现实的品格。二与“成物”（成就世界）相关的是“成己”，后者以认识人自身和成就人自身为具体内容。在认识人自身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知识的与哲学的不同进路。人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品格，又有心理学意义上的规定，还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属性。与之相应，对人的理解，也可以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之维展开。知识性进路对人所作的理解，主要限于人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相对于此，哲学对人的考察更侧重于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历史地看，从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辩，至近代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或“何为人”，一直到晚近随着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出现而发生的人机之辩，等等，都涉及从哲学层面理解何为人的问题。在儒家那里，道德意识被视为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对康德而言，相对于受因果关系支配的现象界的对象，人既具有为自然立法的理性能力，又包含自我立法的善良意志。从人机之辩看，可以进一步区分自然之人（natural human being）与人工之人（artificial human being）。自然之人也就是没有为外在技术所改变的人，人工之人则是与生物技术（包括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相联系并受到这些人工因素影响的人。作为广义技术的产物，以上视域中的人在什么意义上仍是与物分别的人？这是需要反思和回应的问题。仅仅以知识性的考察为进路，显然难以对以上问题获得深入的理解，这里，哲学的视域同样不可或缺，而它所关涉的“何为人”或“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则往往被哲学家视为“哲学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在宽泛的层面，可以把人看成是追求意义的存在，这种意义追求又通过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而实现。就此而言，人无疑因“事”而在：不仅现实世界生成于人所做之“事”，而且，人自身也因“事”而在。正是在“从事”多样活动的过程中，人取得了不同的存在形态：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人逐渐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人逐渐成为科学技术人员；以从事艺术创作活动为前提，人逐渐成为艺术家；如此等等。从这一视域看，所谓人工之人（artificial human being），更多地表现为“事”的产物或“事”的结果，而不同于作为做“事”主体的人。如上所述，知识对人的理解，侧重于人的不同规定，包括生物学规定、心理学规定、社会学规定等等。从哲学层面看，具有不同规定的人又呈现相关性和统一性。正如哲学对世界的理解趋向于跨越知识的界限达到世界被知识分化之前的统一形态一样，哲学对人的理解也侧重于跨越知识对人的分离，由此达到对人的真实把握。宽泛而言，在哲学的视域中，与人的存在相关的理性与感性、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社会乃是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展现，这种关联同时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真实形态。从成己（成就人自身）这一层面上说，问题不仅关乎实然，而且涉及当然。“当然”所指向的是人的理想形态。就精神之维而言，在实然的层面，知、情、意在人的存在中相互交融，在当然或价值理想的层面，知、情、意的这种交融同时又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紧密联系。同样，前面提及的理性和感性、存在和本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不仅仅表现为人之实然（人的真实形态），而且也构成人之当然，与之相联系，就成己或成就人自身而言，在更为自觉的层面达到人的以上统一形态便成为内在的要求。进而言之，在哲学的视域中，人的更为终极的走向，体现于对自由的追求。事实上，人类历史的每一演进，都表现为在一定层面上向自由之境的迈进。从成己这一角度看，人的自由同时意味着成就自由的人格，后者并非抽象、宽泛的精神形态，而是具有实质的内涵。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一视域中的自由人格可以理解为德性和能力的统一。此所谓德性不同于狭义上的道德规定，而是表现为综合性的精神形态，它与中国哲学所讨论的本体和工夫中的“本体”具有相关性。以对工夫的制约为指向，“本体”包含认识、审美、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从不同方面引导着工夫的展开。比较而言，与德性相联系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成己与成物的内在力量。从根本上说，人的自由具体展现于价值创造的过程，正是这种创造，使人不同于仅仅受制于因果必然性支配的对象。以人的自由为指向，价值创造既涉及价值方向的确立，也离不开化价值理想为现实的内在力量。自由的人格一方面以具有价值内涵的德性引导价值创造的方向，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生成的能力为价值创造提供内在的力量。作为自由人格的相关方面，德性与能力彼此交融：能力如果缺乏德性的引导，往往会失去价值方向；同样，德性如果缺乏能力的依托，则容易导向玄虚化。正是德性与能力的统一，赋予自由的人格以现实的形态。三前面所述，大致关乎“何为哲学”。与“何为哲学”相联系的是“哲学何为”，后者体现于对世界和人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和。人作为人，总是有大的关怀或终极性的关切。从何物存在、如何存在，到何为理想的存在、人自身为何而在，等等，都属于人需要关切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地看，西方哲学很早就形成了哲学起源于惊异的看法，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哲学最初产生于人类的惊异或好奇。如所周知，“惊异”涉及对世界的理论兴趣或认识兴趣，以“惊异”解释哲学的起源，相应地着重从人类的认识兴趣或理论需要来探讨哲学的产生。与这一思路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家更多地从忧患的角度来理解上述问题。中国最早的哲学经典之一是《易经》，在、探讨《易经》如何产生的时候，早期哲学家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事实上，这是用问题的方式提出一个正面的见解，这里的“忧患”相对于“惊异”来说，更多地表现为从价值的层面对现实和人生的关切，以“忧患”为哲学之源，相应地主要是从人类的现实需要、价值关切这一角度讨论哲学的起源，这与前面所说的惊异着重于认识兴趣和理论兴趣，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视域。不过，在对世界的终极性方面，二者又呈现相关性：“惊异”所体现的认识兴趣并不是对寻常之事的好奇，而是对世界的根本性；同样，“忧患”所展现的价值关切，也不仅仅与日常活动相关，而是涉及与人的存在相关的人道等本源问题。这些根本性的和关切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哲学的问题。就个体而言，在其成长过程中也总是会涉及各种超越性的问题。陆九渊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向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很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天地何所穷际？”[3]481换言之，天地的界限在哪里？这一问题从今天来说，涉及世界在空间上的无限性问题。朱熹也问过类似问题。幼年时，他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朱熹便进一步：“天的上面是什么？”这既关乎时空的无限性，也涉及所谓超越的问题。王阳明在十二岁时，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曰：考取功名（“读书登第”）。王阳明对这一回答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天下第一等事应该是成为圣贤（“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对“第一等事”的以上，同样表现为根本性的关切。相对于世界在时空上的无限性而言，以成就圣贤为第一等事更多地具有社会价值关切的意味。以上事实表明，不管是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人总是面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哲学的关切则以这一类问题为指向：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包括知识学科，很少表现出上述本源性的关切。宗教固然也涉及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它主要是以信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相形之下，哲学对以上问题则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的。从哲学的历史衍化来说，20世纪初以来，似乎出现了某种与哲学作为智慧之思偏离的趋向。以分析哲学而言，其特点逐渐表现为把哲学引向形式化和技术化。分析哲学讨论问题，往往并非基于现实存在，它对人生的意义等问题，也常常缺乏实质的关切，其推绎每每建立在思想实验之上，而不是以现实存在为根据。此外，分析哲学在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上，也渐趋技术化的走向，即使其所作的日常语言分析，也需要以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为前提，这种技术化的工作，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沉思。与“做哲学”方式上形式化、技术化相联系的，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或多或少的忽略，它往往以形式上、局部性的清晰，模糊了实质上、根本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哲学对技术层面细枝末节的关注，已压倒了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关切。晚近尚可看到所谓“实验哲学”。实验哲学强调哲学的实证化，它所借助的工具，一是所谓问卷调查，一是所谓科学实验。但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做这些调查和实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业余的科学家、业余的社会学家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这种进路，似乎很难真正从哲学的层面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根本性问题。哲学当然需要关注经验事实，但它既不是以经验还原的方式，也不是以实验科学的方式展开自身的研究。哲学的实证化趋向对古希腊以来通过理论思维的形式世界与人生根本问题的哲学进路，显然有所偏离。四从形式的层面看，哲学的意义与人在知行过程中的理性化追求相联系。这里所说的理性化的追求，首先表现为“说理”过程。“说理”在总体上以理性或逻辑的分析、推论为内涵，其具体内容大致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使之明晰”（make it explicit），当代哲学家布兰德的一部著作，即以“Make It Explicit”为题。作为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使之明晰”既体现于概念的界定、辨析和澄清，也表现为思维过程的条理化、脉络的清晰化。这一意义上的“说理”，是把握世界、处理日常事务的必要前提。二是给出理由，所谓给出理由，也就是在提出某种观点或看法之时，提供一定的根据，进行相应的论证。这一给出理由的过程，使哲学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随意的感想或独断的议论，而是表现为一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过程。个体性的内在感想可以见于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但是哲学却很难接受这类缺乏理性根据的感想或断言。与“说理”相关而又有别的是“讲理”。“说理”和“讲理”之别与“合理”和“在理”或“有理”的区分相联系。这里的“合理”主要是在于合乎理性规则或存在的法则，“在理”则表现为既合情又合理；“说理”更多地与“合理”相联系，“讲理”则较多地关乎“在理”。“合理”相对于不合理来说，所谓行动计划、施工方案等等，便存在合理或不合理的问题，其中的实际内容涉及是否合乎存在法则。“在理”或“有理”是相对于无理而言，它具体表现为通情达理或合乎情理。通常所说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便与上述意义上的“在理”或“有理”相联系。具体而言，合情合理意义上的“合情”之“情”，涉及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情，即实际的情形，引申为情境；一是情感。从前一层涵义来说，“有理”首先要求合乎真实情形或事物的真实状况，在这一意义上，“讲理”与“说理”是相互联系的，“说理”需基于实然，“讲理”同样不能罔顾事实。进一步看，合情同时关乎情境，而情境总是具有特殊性，由此便发生了普遍之理和特定情境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普遍之理无法涵盖一切特殊的情境，唯有对特定情境加以具体分析，才能为普遍之理的运用提供比较切实的前提和根据，使实践过程既不拘泥于一般的抽象原则，也不囿于特定的情境，而是趋向二者的具体沟通。这一意义上的合情合理，同时表现为前文所说的“合宜”。普遍之理与具体情境的结合，基于“情”的实情义。合情合理中“情”的第二重涵义关乎情感，与之相联系的“讲理”不仅仅要求其中的推论、言说有事实的根据并合乎逻辑，而且也意味着所言合情合理，能打动人，并使人心悦诚服、乐于接受。在此意义上，“讲理”与“合乎情理”彼此相通，其内容关乎理性和情意之间的关系，而“合乎情理”则蕴含着与人的内在意愿之间的一致。进一步看，人在社会生活、交往过程中的所言所行，不仅应当合乎逻辑规范或理性程序，而且需要合乎通常所说的“天理良心”，就其实质内涵而言，这里的天理良心可以视为一定共同体在价值观念和价值情感方面的普遍共识，合乎天理良心相应地意味着所言所行与这种普遍共识的一致，后者构成了合情合理的具体要求之一。五以上所说的讲理，同时渗入了价值内容，事实上，合情合理意义上的讲理，已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推论过程。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哲学总是包含价值关切和引导。在知识的层面，可以主要着眼于逻辑或事实，但在哲学的视域中，没有价值关切的说理、讲理最终都将趋向于空泛。前面曾提到，成己与成物既涉及“如何做”，也关乎“做什么”，其中“做什么”便与价值关切相联系，这种价值关切同时规定着人的知行活动的价值方向，包括人应当追求什么、人自身应当成为何种存在形态，以及更普遍意义上人与世界应走向何方，等等。以实质层面的价值关切为指向，哲学在个体之维进一步关联人生意义的探讨，事实上，古今哲学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讨论这一问题。孔子曾认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其中所肯定的便是：就存在意义的而言，生相对于死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换言之，对孔子来说，唯有真正把握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人才能对死的意义有更具体的了解。与之相对，海德格尔将人的存在理解为“向死而在”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与对死之“畏”相联系，在他看来，正是对死的这种“畏”，使人领略到个体存在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从而回归真实自我或本真之我。这一思路可概括为“未知死，焉知生”，相对于“未知生，焉知死”，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人生进路：如果说，“未知生，焉知死”注重的是人的生命存在，而生命存在又构成了价值创造的前提，那么，“未知死，焉知生”则缺乏这样一种创造意义，二者内含着对价值创造在人生过程中意义的不同理解。人生意义的关切同时也涉及什么是好的生活，从古至今，哲学家们都在不同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儒家来说，好的生活就是合乎仁道的生活，仁道原则需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具体展现。与之相对，对于道家来说，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是合乎天道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往往被视为理想的存在状态，这里同样体现了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儒家在后来衍化过程中所展开的“理欲之辨”，进一步涉及感性存在和理性本质之间的关系，其中同样关乎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如何趋向好的生活。不同个体、学派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当然存在差异。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比较普遍的层面，对何为好的生活形成某种共识。在基本的价值方向上，可以将好的生活理解为合乎人性的、有利于自由走向的生活。就人的存在形态而言，合乎人性既意味着道家所注重的天性和儒家所注重的德性之间的沟通，或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相互关联，也表现为感性和理性、存在和本质、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相互协调。进一步看，这一意义上的人性化存在，同时意味着避免或超越人的物化。人的物化可以视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挑战。晚近以来，资本、权力、技术等等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导向人的物化的可能根源。如何应对资本、权力、技术对人性的可能扭曲，是现代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社会的层面，往往面临和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和谐高于正义”或“正义高于和谐”，则体现了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事实上，社会的合理的形态，离不开正义与和谐之间的沟通。如所周知，正义以“得其应得”为本源的内涵，尽管罗尔斯后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便涉及以上方面，这一意义上的正义，以个体权利的尊重为核心。比较而言，和谐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内在存在价值的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从根本上说即以彼此承认内在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从社会存在来看，以上两个方面，即仁道的关切和个体权利的尊重，都是理想的社会形态应有的内涵。从更宽泛的层面来说，这里同时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逻辑前提是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往往使之无法共存。由此进一步考察，则面临什么是好的文明形态、如何处理和应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回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对话，而且离不开从哲学层面上对文明的形态和内涵作深层理解。概要而言，把握哲学的意义，既涉及对哲学本身的反思，也关乎对世界和人的理解，这种反思和理解，无法离开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本文系作者于2019年4月在华中科技大学“首届哲学教育与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记录。）

本报记者 昌校宇4月16日，《证券日报》记者从深交所获悉，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是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上市公司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水平和规范发展意识逐步提高。近期，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证监会开展“公司治理专项行动”，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进入以有效性提升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证监会部署要求，深交所将举办以“新征程再出发行致远”为主题的公司治理研究征文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文。具体安排如下：一、内容题材本次征文活动侧重于新形势下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推进公司治理转型升级，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司治理不科学、不平衡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制度建议，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选题内容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1.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关键少数”的职能重构与治理机制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实践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亟需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约束机制。选题可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出发，探讨实际控制人制度、“关键少数”信义义务约束机制、“关键少数”职责界限和法律责任等问题，特别针对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机制优化和重构等问题。2.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及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投资群体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本次新《证券法》进一步夯实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治根基。选题可从投资者保护工作实践和发展趋势、外部治理机制完善等角度，对公司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交流机制、中小投资者发声渠道、中小投资者索赔机制、上市公司委托代理权行使、机构投资者有效参与公司治理等方面提出思考建议。3.国企混改的实践成效、困境与思路。本轮国企改革旨在实现“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助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选题可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总结国企混改优秀案例，分析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困境及解决思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运营机制。4.ESG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需要引入有关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的理念及指标。同时，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推进，践行ESG理念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的必然选择。选题可包括完善我国ESG顶层制度设计、构建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ESG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优化ESG营商环境引导价值投资等方面。5.长效激励机制的企业创新与制度优化。监督和激励是公司治理的两个重要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长短期激励手段的搭配。选题可结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修订背景，研究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探索规则范围内激励机制创新，推进劳动者和所有者利益共赢；也可从制度设计、实务操作方面研究完善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功能。二、参选要求1.作品分为学术研究类和监管实践类，学术研究类作品字数为10000字左右，监管实践类作品字数为5000字左右，投稿文章标题下注明作品类别、作者署名及简介。2.作品必须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文章标题采用黑体小二号，各段落标题采用黑体小三号，正文字体采用仿宋小三号，行间距固定值为32磅。3.作品报送邮箱地址为dyli.oth@szse.cn，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联系人：李老师，电话：0755-88668686。三、评选标准1.研究选题：具备新颖性、前瞻性和重要性，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密切相关。2.实践意义：具备应用推广和政策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3.文字表达：分析条理分明、逻辑严密，引证规范、系统性强，阐述简练扼要、文字流畅、可读性强。四、评审奖励1.深交所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参选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2.深交所将把获奖作品编制成册，并择优在《证券市场导报》《上市公司参考》《创业板上市公司监管交流》等刊登。（编辑 李波）

二、我比较满意的12个理论及其比较性意义1、企业利润来源理论（供给难度差理论）——科学解释了企业利润的来源企业利润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命题，我们虽然可以通过会计方法计算出企业利润，但更应该从经济学原理解释企业利润的来源。最早时，经济学用“节欲”论解释企业利润，认为企业利润是企业家省吃俭用的结果。这一理论破产后，现在人们一般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解释企业利润的来源，这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够。我将企业利润来源归结为产品与原材料之间的“供给难度差”，如果原材料特别容易得到，产品但非常难生产，则是利润最高的。我认为我的“供给难度差”理论非常科学的解释了企业利润的来源，而且供给难度差理论也可以将风险和不确定性包含进去，因为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是产品供给难度的一部分。2、“底层贫困理论”（底层市场缺失理论）——真正揭示了贫困的根源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贫困被当做伦理问题，是不研究的，但研究贫困问题对人类发展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基于，我提出的“销售者主权”和“供需悖论”两个概念构建起了底层社会贫困理论，真正揭示了底层社会为何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的原因，认为底层贫困是因为服务底层社会的市场的缺失造成的。当原因看清了，我们就更容易解决底层贫困问题。人类长期以来都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也许就可以彻底解决了。3、竞争风险累积理论——最接近经济危机本质的经济危机理论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很多，但都不接近经济的本质，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为何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现象。我从竞争风险累积的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人类经济危机的根源来源于经济体系内部竞争所积累的风险，由竞争引起的经济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这不仅是认识经济危机的一个角度，而且是直指经济核心的命题，打通了微观与宏观的鸿沟，微观的变化，引起了宏观的危机。而且这一理论用来解释历史周期律都是正确的。 4、“罗斯福经济学”概念——一个词汇看透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以前没有“罗斯福经济学”这个概念，人们对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的看法是模糊的。我提出“罗斯福经济学”的概念，认为新政的核心是凯恩斯主张的财政投资和罗斯福主张的财税改革的合体，两者缺一不可，打破了经济学界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传统，这就重新体现了罗斯福新政中财税改革的作用，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财税改革在解决经济重大危机中的作用。5、思想“简化-强化”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历史上每一位大师的思想这虽然不是经济学理论，但是却有助于我们看清楚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这是一个面向所有思想的理论。因为所有思想家的思想都会面临着“先被简化，后被强化”的问题，其中简化是指我们只能记住大师思想的主旨，强化是我们过度强调他的主旨，这两个过程都可能会出现违背大师的原意的情况，也就是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要总是要被扭曲两次。我们只要用这个理论对照下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思想，就会感觉非常符合实际情况。这种现象的揭示，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继承伟大的思想，防止对伟大思想的扭曲式继承。6、“产业-财税”双升级理论——真正把握住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我重新定义了经济发展，认为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财税升级”，这可以让人们比较清楚的看清经济发展的本质。产业升级对应的是经济增长，财税升级对应的是社会发展，两个升级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社会的发展，经济增长也不可持续。经济增长不行时，要先强大社会，这就是“子虚补其母”的经济增长理论。“财税升级”的概念提出后，可以让我们看清很多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没有财税升级做协同，产业升级也不可能完成。7、“利率激励”理论与“利率指挥棒”理论我的货币理论中，最核心的是对利率的分析，对货币学派的批判也是从利率开始的。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与金融机构的利率激励不相容，导致“货币失灵”，即量化宽松的失败。利率激励的失败，会导致金融的失败，金融的失败会导致创新的失败，从而解释一系列问题。利率指挥棒理论指出，利率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微观经济的指挥棒。我们制定利率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利率政策对微观经济结构的影响。8、市场经济“三阶段”理论——彻底厘清经济思想史，看清经济思想发展脉络人类进入市场经济才200多年，这两百多年，人类认识市场经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恐惧市场经济时期、神化市场经济时代和征服市场经济时期，每个阶段大约七十年，我们通过这三阶段理论，就可以拨开迷雾将西方经济思想史看的非常清楚，也有利于看待某些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不再让那些有历史局限性的思想影响我们现在看待问题的思考方式。9、平衡经济学、供给难度与“生产-交易分析范式”——一套全新的微观经济学体系生产、交易是古已有之的经济学概念，但只有到我这里，才发展成一种分析范式，而且在个范式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与交易的不平衡，通过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生产可以帮助经济实现平衡增长。经济学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一范式得到解答。10、新三驾马车理论——最容易被实践的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不是讨论哪种食材更好，而是要探讨什么样的厨艺更优。现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意义不大，政府只能依靠GDP三驾马车推动增长，但那不是真正的增长理论。我的“新三驾马车”理论，将经济增长归结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这最接近经济增长的实质，最有利于政策实践操作。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这一经济增长公式，有针对性的制定经济增长政策，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具体到产业政策上。11、“洛桑体系”——一词看懂现代主流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词来概括它的特征。我提出了“洛桑体系”一词，认为现代经济学本质是以“序数效用”、“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为核心的洛桑体系。洛桑体系的核心经济学范式是“供给-需求范式”，除了洛桑体系，人类还会创造出更好的经济分析范式，因为，我们没有必须拘泥或固守于洛桑体系，这不是经济学的终结，摆脱了洛桑体系的束缚，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经济学。12、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人类民生改善的新视角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是“以生存成本”概念为核心，构建的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人类的幸福程度取决于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例。人类要想幸福，必须制定可以降低生存成本的政策，福利经济学一旦进入“生存成本”的概念，其视野也会完全改观，福利改善也不再是分配的问题，而是生存成本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方法将那些提高生存成本的因素逐一化解，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生存成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但比直接发放福利效果更好，生存成本提高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