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研究报告

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 在26日举行的由财政部、北京大学指导，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PPP50人”论坛首届年会上，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北京大学·中国PPP市场蓝皮书》《PPP示范项目案例选编——幸福产业》《PPP支持脱贫减贫的探索》等研究成果正式发布。下为相关成果简介：《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报告》简介《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报告》（以下简称北大PPP指数报告）全面展现了地方政府保障水平、社会参与情况以及PPP市场整体运行状态、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提出了促进各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保障、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的相关建议。课题组本着系统性、客观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的基本原则，经过反复论证以及对数据多方位对比监测，从政府保障、社会参与和项目运行三个角度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强调地方政府责任和信用、参与企业责任（即项目双方责任）。北大PPP指数报告建议，我国要加快建立健全PPP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法治水平强化政府公信力程度，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促进中部和北部地区省份PPP发展。报告建议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规范社会资本退出方式是提高社会资本总体参与度的有效途径，重视风险识别分配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风险防控，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北京大学·中国PPP市场蓝皮书》简介《北京大学·中国PPP市场蓝皮书》（以下简称北大PPP蓝皮书）围绕PPP发展现状，系统分析和跟踪国内典型行业应用与热点评论，在兼顾学术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方向与趋势研判。北大PPP蓝皮书全书共八章，分为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为“中国PPP发展的背景与实务”，该篇对PPP内涵进行了系统辨析、详细介绍了PPP的历史沿革，并对轨道交通、污水处理、园区开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文化场馆、五个典型行业实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在中篇“中国PPP发展的数据与现状”中，蓝皮书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各省PPP发展机会评估指标，通过量化的方式对我国各地PPP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为政府和社会配置PPP资源提供了决策支持。蓝皮书下篇“一个理想的PPP发展思考”，通过对PPP项目中存在的合规性问题、热点问题、未来发展改革方向的梳理，认为未来在继续完善监管体系的同时，PPP项目的“中后端”监管，即运行阶段的监管和约束必将加强。《PPP示范项目案例选编——幸福产业》简介《PPP示范项目案例选编——幸福产业》（以下简称案例集》）由财政部PPP中心和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联合编制，主要围绕PPP示范项目中幸福产业案例进行选编。幸福产业涉及养老、教育、体育、旅游、文化共5个与人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行业。幸福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国民幸福感、改善国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可以拉动消费升级增长，推动消费升级增长。本案例集通过严格的专家评选、实地考察，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对幸福产业优秀PPP项目进行提炼和总结，对已实施优质项目进行表彰和推广，推动后续项目更好、更规范实施。《PPP支持脱贫减贫的探索》简介《PPP支持脱贫减贫的探索》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财政部PPP中心和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联合完成。报告指出，改善当前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和发展现状，使贫困人口有机会享有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总福利。报告认为，能否将政府职能转变与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有效结合，是推动当前扶贫工作高效有序进行的关键之一。在扶贫领域引入各方力量并积极探索相互之间有效的合作模式是激发社会潜能的关键所在，积极引导、利用社会资源参与扶贫开发是当下扶贫开发的大势所趋。PPP的核心要素与扶贫工作的内涵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能很好地实现“政府、企业和贫困户”的三赢。

中新社北京12月26日电 (记者 赵建华)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近年来发展较快。26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PPP指数报告》表示，按照区域划分，华中和华东地区PPP发展情况较好，各省市区可分成三个方阵。当天由中国财政部、北京大学指导，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PPP50人”论坛首届年会在北京举办，年会上发布了上述报告。报告划分的三个方阵包括：第一方阵：北京、广东、河南、江苏、山东、浙江。第二方阵：安徽、福建、贵州、海南、河北、湖北、湖南、江西、陕西、上海、四川、新疆、云南。第三方阵：重庆、甘肃、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天津、西藏。报告建议，加快建立健全PPP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法治水平强化政府公信力程度，促进中部和北部地区省份PPP发展。降低融资成本、规范社会资本退出方式是提高社会资本总体参与度的有效途径，重视风险识别分配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风险防控，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根据有关规定，中国建立了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及项目管理库。PPP项目按全生命周期分为识别、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5个阶段。其中，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4个阶段的项目纳入管理库。中国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管理库新增项目1152个、投资额1.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截至2018年三季度，管理库累计项目数8289个、投资额12.3万亿元。1到9月，全国新增落地项目1360个、投资额1.7万亿元。截至2018年三季度，管理库累计落地项目数4089个、投资额6.3万亿元。(完)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张守营“随着我国PPP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尽快培育PPP二级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各方重要关切。”日前由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PPP行业发展报告（2020）》做出以上论述。报告专题组专家分析，之所以做出以上论述，基于以下四点：首先，打开PPP二级交易市场大门。2014年以来，我国PPP项目经历了“潮起潮落”的发展，后逐渐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项目完成建设期逐步进入运营期，项目的流动性需求激增，这使得PPP二级市场开始萌芽。财金201910号文提及要加大PPP项目融资支持，引导保险资金、中国PPP基金加大项目股权投资力度，拓宽项目资本金来源，鼓励通过股权转让、资产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项目存量资产，丰富社会资本方进入和退出渠道。从项目可行性到项目可融资性再到资产可交易性，是项目资产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流动过程。若要实现二级市场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打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通道，实现互相联动。PPP项目是非标资产，若要进行二级市场的交易，需要监管层面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支持。PPP二级市场的发展根基在一级市场，有了二级市场的活跃，更能助力一级市场的良好发展。PPP模式开启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的大门，PPP一级市场已具备庞大的市场基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PPP项目竣工并逐步进入运营期，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PPP二级市场应运而生。其次，探索基础设施股权投资新路径。PPP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如今已得到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肯定，但有一个长期困扰PPP项目的问题，那就是项目投资的资金如何筹措与监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企业将资金留存在项目中，以降低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各项风险；但对于PPP项目而言，只有在建设期才需要大量项目资金滚动投入，一旦进入运营期，实际需要的流动资金非常少，长期沉淀资金无疑影响企业投资的效率，变相降低投资利润。随着PPP二级市场及REITs等资产证券化通道打通，PPP项目的财务投资人将获得更多种、更灵活的退出渠道，这无疑将促进PPP项目的真股权投资。2020年是基建大年，也可能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股权投资元年。建立一个完整、健全、高效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市场，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再次，孕育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机构。目前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参与方以建筑承包商为主，专业基础设施资产投资方和管理机构占比极低。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长线投资者仍然没有系统性地布局基础设施股权资产，在债务融资利率下行和资管新规的双重约束下，名股实债等传统投资方式需要找到一个新的配置方法。PPP模式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为上述资产配置提供了足够灵活和具备保障条件的途径。基础设施资产作为优质资产必将得到越来越多长期股权出资人的认可和配置，无论是资产管理机构自身培育，还是建筑承包商下属投资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专业型基础设施资产机构的成长空间将进一步打开。随着国内基础设施领域二级市场的逐渐形成，预计基础设施项目股权投资人结构的多元化和资产交易会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形成国有、民营和外资背景的专业投资机构同台竞技的市场局面。最后，加快基建投资企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来临，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等技术为产业带来了无限机遇，也为企业高速高质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积极拥抱变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摆在每个企业面前的课题。基建投资企业的投融资业务受政策周期影响较大，要顺应从BT到PPP、“F+EPC”与专项债等多种模式的不同要求，即使是同一模式，到具体项目上也是千差万别。加上涉及交通、能源、环保或片区开发等不同行业领域，和需要工程、金融、法律和财税等不同专业能力，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学习使用成本高。为了顺应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基建投资和城投企业不得不紧跟政策，尽可能积极地响应投资项目需求的变化，发展新业务，提供新服务。随着PPP二级市场形成和Reits等证券化退出途径出现，基础设施资产的升值和流动有了更多的机会。数字化手段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基建投资企业抓住这样的机会，真正实现从项目管理，甚至是施工管理，到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的转变。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记者 张守营“随着我国PPP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尽快培育PPP二级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各方重要关切。”日前由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PPP行业发展报告（2020）》做出以上论述。报告专题组专家分析，之所以做出以上论述，基于以下四点：首先，打开PPP二级交易市场大门。2014年以来，我国PPP项目经历了“潮起潮落”的发展，后逐渐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项目完成建设期逐步进入运营期，项目的流动性需求激增，这使得PPP二级市场开始萌芽。财金〔2019〕10号文提及要加大PPP项目融资支持，引导保险资金、中国PPP基金加大项目股权投资力度，拓宽项目资本金来源，鼓励通过股权转让、资产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项目存量资产，丰富社会资本方进入和退出渠道。从项目可行性到项目可融资性再到资产可交易性，是项目资产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流动过程。若要实现二级市场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打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通道，实现互相联动。PPP项目是非标资产，若要进行二级市场的交易，需要监管层面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支持。PPP二级市场的发展根基在一级市场，有了二级市场的活跃，更能助力一级市场的良好发展。PPP模式开启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的大门，PPP一级市场已具备庞大的市场基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PPP项目竣工并逐步进入运营期，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PPP二级市场应运而生。其次，探索基础设施股权投资新路径。PPP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如今已得到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肯定，但有一个长期困扰PPP项目的问题，那就是项目投资的资金如何筹措与监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企业将资金留存在项目中，以降低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各项风险；但对于PPP项目而言，只有在建设期才需要大量项目资金滚动投入，一旦进入运营期，实际需要的流动资金非常少，长期沉淀资金无疑影响企业投资的效率，变相降低投资利润。随着PPP二级市场及REITs等资产证券化通道打通，PPP项目的财务投资人将获得更多种、更灵活的退出渠道，这无疑将促进PPP项目的真股权投资。2020年是基建大年，也可能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股权投资元年。建立一个完整、健全、高效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市场，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再次，孕育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机构。目前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参与方以建筑承包商为主，专业基础设施资产投资方和管理机构占比极低。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长线投资者仍然没有系统性地布局基础设施股权资产，在债务融资利率下行和资管新规的双重约束下，名股实债等传统投资方式需要找到一个新的配置方法。PPP模式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为上述资产配置提供了足够灵活和具备保障条件的途径。基础设施资产作为优质资产必将得到越来越多长期股权出资人的认可和配置，无论是资产管理机构自身培育，还是建筑承包商下属投资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专业型基础设施资产机构的成长空间将进一步打开。随着国内基础设施领域二级市场的逐渐形成，预计基础设施项目股权投资人结构的多元化和资产交易会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形成国有、民营和外资背景的专业投资机构同台竞技的市场局面。最后，加快基建投资企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来临，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等技术为产业带来了无限机遇，也为企业高速高质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积极拥抱变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摆在每个企业面前的课题。基建投资企业的投融资业务受政策周期影响较大，要顺应从BT到PPP、“F+EPC”与专项债等多种模式的不同要求，即使是同一模式，到具体项目上也是千差万别。加上涉及交通、能源、环保或片区开发等不同行业领域，和需要工程、金融、法律和财税等不同专业能力，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学习使用成本高。为了顺应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基建投资和城投企业不得不紧跟政策，尽可能积极地响应投资项目需求的变化，发展新业务，提供新服务。随着PPP二级市场形成和Reits等证券化退出途径出现，基础设施资产的升值和流动有了更多的机会。数字化手段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基建投资企业抓住这样的机会，真正实现从项目管理，甚至是施工管理，到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的转变。

中新社上海12月18日电 (记者 缪璐)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18日发布的《2019中国PPP市场透明度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PPP市场透明度总指数为76.19，较2018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当前，中国的PPP模式已不仅是政府的一种市场化投融资手段，更是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社会化改革举措，因而各界希望PPP能起到引领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助力公共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作用。当天，《2019中国PPP市场透明度报告》发布中英文双语版。报告对2019年年底财政部PPP管理库9398个项目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详细评估，编制了一套“2019中国PPP市场透明度指数”。该指数囊括75个指标字段，并分为即时公开透明度指数、适时公开透明度指数，以及识别阶段、准备阶段、采购阶段和执行阶段等各阶段的透明度分指数。中国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表示，信息公开加快了中国规范、透明、高效、统一的PPP大市场建设，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建成的PPP信息平台又进一步提高了信息公开能力，让中国高质量高水准PPP市场建设如虎添翼。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经济事务官员安倍正人(Masato Abe)认为，有效的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方积极参与PPP项目，中国PPP市场信息公开取得良好成效且在不断发展，值得继续进行跟踪评估，并加强国际交流。(完)

为更好的了解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编制的规范性情况，财政部PPP中心对截至2018年1月末已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7446个PPP项目进行了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规范性的评估分析，并发布一篇万字文章，得出六个结果、发现四个问题、提出四个建议。全文要点总结如下：一、规范性分析（一）全国财承报告规范率超70%截至2018 年1 月末，全国PPP 项目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中PPP 项目共7446 个。其中，有5400 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规范，占项目总数的72.5%；2046 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不规范（其中有1046 个项目财承报告无法获取或读取），占比27.5%。全国PPP 项目财承报告编写工作总体情况较乐观。（二）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升随着21 号文出台，各地逐步加强PPP 财承论证工作，财承论证日趋规范化。近三年来，财承报告规范率总体呈增长趋势。目前，财承报告规范率已由2015 年初的不足30%，提高至90%以上。（三）各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差异不大从全国各区域财承编写情况来看，华北、西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较高，分别为78.9%、74.2%。东北、西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8.4%、69.8%。具体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来看，除去上海、西藏、天津等PPP 项目数量较少的地区外，山西、云南、河北、湖南、福建财承报告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1.2%、84.1%、83.6%、83.2%、81.0%。（四）12 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高于70%19 个行业中，有12 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在70%以上，其中，林业、科技、旅游等行业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0.9%、82.4%、81.8%。（五）国家级示范项目财承规范程度较高截至2018 年1 月末，管理库中国家级示范项目共1093个，财承报告编写规范的项目共954 个，总体规范率达到87.3%。其中，第一、二批示范项目由于财承论证完成时间较早，规范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四批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高到90%左右，高于非示范项目的70.0%。（六）入库咨询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程度略高在7446 个项目中，提供财承报告编制机构名称的共5279个，涉及3088 个编制单位。其中，进入财政部PPP 咨询机构库的编制单位有318 个，财承报告规范程度为89.3%；其余2770 个单位财承报告规范程度为87.6%。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财承报告缺失或不完整本次统计的7446 个PPP 项目中，共计1046 个项目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用财承报告的政府批文文件代替财承报告；2、用合同节选、实施方案节选等文件代替财承报告；3、仅上传测算表或测算说明等部分截图；4、对财承报告关键数据进行遮挡；5、以照片形式上传，且图片清晰度较低导致无法正常阅读。（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做测算或概念混淆21 号文规定，在进行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时，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可参照前五年相关数额的平均值及平均增长率计算，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本次统计中，部分项目在开展财承论证时对“一般公共预算预测”这一步骤，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未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直接得到财承通过的结论；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测算过程中未提供或计算历史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3、计算是否超过10%红线时，未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数据作为分母，错将本级财政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年度预算等代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计算。（三）支出责任未按各本级和渠道理清根据21 号文规定，PPP 项目能通过财承论证的主要依据是当地全部PPP 项目每年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本次统计中，存在多个本级共同支付、多种支付渠道的PPP 项目，未按照各本级或各渠道的支出责任分开论证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对于涉及到上下多级财政部门按照约定比例分别进行政府付费或补贴的项目，未按不同财政本级分别评估每级政府目前全部PPP 项目的支出责任情况；2、跨区域项目未分开评估每个地区财政支出责任是否超限；3、打包项目未明确子项目对应的政府支出责任；4、通过政府性预算基金等渠道支出的项目，未说明每年通过各类渠道的支出金额。（四）财承论证步骤有缺失21 号文明确规定，财承论证是对本级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PPP 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汇总测算。本次统计发现，7446 个项目中72.5%的财承报告能够汇总并计算本项目各年度财政支出占比，但能够综合考虑本级内其他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的项目不足五成。同时，在财承论证中还存在以下步骤缺失问题：（1）在支出测算时，不考虑风险承担、配套投入；（2）仅有全生命周期内四项支出总数，无分年度数据；（3）未分年度汇总四项支出，无各年政府支出责任总额；（4）未说明项目起止年份，导致无法将各年支出责任与一般公共预算进行对比；（5）多个项目通过一份财承报告进行评估，没有对单个项目进行支出测算；（6）未按21 号文要求编制报告，不经详细测算和论述直接得出通过财承论证的结论。三、规范建议（一）加强数据录入规范化管理一方面，财政部PPP 中心对省级财政部门进行信息填报的培训指导，省级财政部门定期组织对所辖市县的PPP 信息录入对口联系人的培训，确保规范录入的操作方式贯彻执行到基层；另一方面，省、市财政部门在组织每个季度对所辖行政区域内PPP 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对财承数据录入的规范性审查，对财承数据填报准确、财承报告上传完整的地区，在PPP 奖励政策和项目上报优先级方面给予优先考量；对于数据填报错误、财承报告上传不完整的地区，视情节严重予以警告或禁止新入库项目等惩罚。（二）统筹管理预算支出预测一方面，建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统筹管理本级PPP项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工作，组织专业机构采用统一的方法和口径，对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作为当年项目进行财承论证编制的依据，并为调整以往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建议财政部门开展本级PPP 项目财承管理专题研究工作。在地方财政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战略格局中,研究PPP 模式的推进和支出增长趋势，为财政支出责任评估提供科学依据。（三）加强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汇总评估一方面，提高地方财政部门对财承报告的科学审核能力，确保财承论证的质量。对于由多个财政主体承担支出责任的PPP 项目，建议相关财政主体明确各自政府支出责任，并纳入到各自的本级财政预算中。另一方面，建议各地财政部门建立和完善地方PPP 项目名录，为财承编制单位提供参考。同时，选取名录中各行业较为规范财承报告作为示范样本，为同类项目的财承论证提供案例借鉴，更高效地推进各行业PPP 项目财承评估规范化。（四）加强咨询机构管理一方面，以绩效导向、能进能出、动态调整、公开透明的原则，定期公布操作规范、考核良好的咨询机构白名单。各级财政及PPP 管理部门在开展财承论证工作和宣传培训时，应优先考量与白名单中咨询机构合作。另一方面，各地政府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咨询服务质量的管理，通过咨询服务合同的条款明确对咨询服务的绩效考核要求。最后，建议咨询机构建立并形成行业自律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共同维护咨询服务市场秩序，促进PPP 咨询服务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高质量供应。全文：PPP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规范性分析财政部PPP中心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摘要截至2018年1月末，全国PPP项目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中PPP项目共7446个。对这些财承报告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果：（1）5400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规范，占项目总数的72.5%；2046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不规范（其中有1046个项目财承报告无法获取或读取），占比27.5%。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编写工作总体情况较乐观。（2）近三年来，财承报告规范率总体趋好。目前，财承报告规范率已由2015年初的不足30%，提高至90%以上。（3）各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差异不大。华北、西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较高，分别为78.9%、74.2%。东北、西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8.4%、69.8%。（4）19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在70%以上，其中，林业、科技、旅游等行业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0.9%、82.4%、81.8%。（5）国家级示范项目在财承论证工作中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带头作用，财承报告规范率为87.3%，高于非示范项目的70.0%。（6）财承报告编制单位共3088个。其中，进入财政部PPP咨询机构库的编制单位有318个，财承报告规范率为89.3%；其余2770个单位财承报告规范率为87.6%。入库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率略高于非入库机构。财承报告编制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财承报告缺失或不完整；二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做测算或概念混淆；三是支出责任未按各本级和渠道理清；四是财承论证步骤有缺失。下一步工作的建议：一是加强PPP数据录入规范化管理，分级逐层确保PPP数据全面准确；二是统筹管理预算支出预测工作，确保地方财政支出能力评估科学合理；三是加强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汇总评估，确保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清晰明确；四是加强咨询机构管理，鼓励地方咨询机构形成行业自律机制。正文一、财承论证的目的和意义为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施，保障政府切实履行合同义务，有效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2015年4月，财政部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指导各地开展PPP项目财承论证工作。开展财承论证能够科学评估项目实施对当前及未来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更加高效的利用财政资金，统筹考虑未来财政负担，优先发展最为迫切的高质量项目；能够有效防止某一行业和领域PPP项目过于集中，从而避免产能过剩等问题；也能够打消社会资本方的顾虑，为双方履行合同义务提供重要保障，有利于实现PPP及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财承报告规范性分类本次财承报告规范性分析，仅对财承报告编写形式是否规范进行分析，不讨论财政支出实际测算过程的规范性。根据财金[2015]21号文（以下简称“21号文”）规定，财承报告编写应包含以下18项关键点：表 1财承报告编写关键点根据21号文中明确的财承报告18项关键点，目前管理库中的财承报告的规范性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财承论证步骤完全符合21号文要求，财承报告包含了以上18个关键点；二是财承论证步骤存在部分缺失，但可以通过汇总统计得到本项目分年度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数额；分年度财政支出总额；分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预测值；分年度财政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以上两种情况在本次分析中定义为“规范”类型。对于没有满足21号文规定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无法完整汇总出以上数值的财承报告，以及管理库中无法获取或读取财承报告的项目，在本次分析中定义为“不规范”类型。财承报告规范的项目数量占项目总数的比例称作“规范率”。三、财承论证规范性分析（一）全国财承报告规范率超70%截至2018年1月末，全国PPP项目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中PPP项目共7446个。其中，有5400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规范，占项目总数的72.5%；2046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不规范（其中有1046个项目财承报告无法获取或读取），占比27.5%。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编写工作总体情况较乐观。（图1）图 1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规范情况（二）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升随着21号文出台，各地逐步加强PPP财承论证工作，财承论证日趋规范化。近三年来，财承报告规范率总体呈增长趋势。目前，财承报告规范率已由2015年初的不足30%，提高至90%以上。（图2）图2 2015-2018年各季度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三）各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差异不大从全国各区域财承编写情况来看，华北、西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较高，分别为78.9%、74.2%。东北、西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8.4%、69.8%。（图3）图3各区域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具体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来看，除去上海、西藏、天津等PPP项目数量较少的地区外[1]，山西、云南、河北、湖南、福建财承报告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1.2%、84.1%、83.6%、83.2%、81.0%。（图4）图4各地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四）12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高于70%19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在70%以上，其中，林业、科技、旅游等行业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0.9%、82.4%、81.8%。（图5）图5各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五）国家级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程度较高截至2018年1月末，管理库中国家级示范项目共1093个，财承报告编写规范的项目共954个，总体规范率达到87.3%。其中，第一、二批示范项目由于财承论证完成时间较早，规范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四批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高到90%左右，高于非示范项目[2]的70.0%。国家级示范项目在财承论证工作中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图6）图6国家级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六）入库咨询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程度略高在7446个项目中，提供财承报告编制机构名称的共5279个，涉及3088个编制单位。其中，进入财政部PPP咨询机构库的编制单位有318个，财承报告规范程度[3]为89.3%；其余2770个单位财承报告规范程度为87.6%。入库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程度略高于非入库机构。3088个编制单位中，规范程度在80%以上的有2601个，规范率不足60%的有408个。咨询机构的技术能力和规范性操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对本级财政支出能力的判断准确度（图7）。图7 3109家财承报告编写单位规范程度分布图选取3088个机构中编制数量最多、项目覆盖地区较广的100个单位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机构在不同地区的规范程度平均有8.2%的差异。由此可见，同一机构在不同地区开展财承论证时，报告质量也存在一定差别，咨询机构有待完善内部技术管控体系、统一技术标准。四、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显示，目前PPP项目财承报告总体上规范率和规范程度较高，主要体现财承论证流程和报告要素的完整性，但财承工作不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仍存在问题，特别是论证测算不科学、不准确等问题，影响论证质量。（一）财承报告缺失或不完整本次统计的7446个PPP项目中，共计1046个项目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使得财承信息无法全面统计，对综合信息平台的管理工作造成了影响。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用财承报告的政府批文文件代替财承报告；（2）用合同节选、实施方案节选等文件代替财承报告；（3）仅上传测算表或测算说明等部分截图；（4）对财承报告关键数据进行遮挡；（5）以照片形式上传，且图片清晰度较低导致无法正常阅读。财承报告是各级政府在进行PPP项目支出前的主要依据。以上问题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未严格落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17]1号）要求，在上报和审核项目信息时对报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重视不足。（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做测算或概念混淆21号文规定，在进行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时，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可参照前五年相关数额的平均值及平均增长率计算，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本次统计中，部分项目在开展财承论证时对“一般公共预算预测”这一步骤，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未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直接得到财承通过的结论；（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测算过程中未提供或计算历史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3）计算是否超过10%红线时，未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数据作为分母，错将本级财政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年度预算等代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计算。以上做法违背了21号文的要求，导致无法准确衡量PPP项目财政支出的占比情况，弱化了财承论证协助监管PPP项目的作用。（三）支出责任未按各本级和渠道理清根据21号文规定，PPP项目能通过财承论证的主要依据是当地全部PPP项目每年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本次统计中，存在多个本级共同支付、多种支付渠道的PPP项目，未按照各本级或各渠道的支出责任分开论证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对于涉及到上下多级财政部门按照约定比例分别进行政府付费或补贴的项目，未按不同财政本级分别评估每级政府目前全部PPP项目的支出责任情况；（2）跨区域项目未分开评估每个地区财政支出责任是否超限；（3）打包项目未明确子项目对应的政府支出责任；（4）通过政府性预算基金等渠道支出的项目，未说明每年通过各类渠道的支出金额。以上做法反映了部分地区对财承论证的意义和目的理解不深，导致在财承论证中存在责任不明、分级不清等诸多问题。（四）财承论证步骤有缺失财承论证步骤的严谨程度，影响当地未来财政支出风险防控能力。21号文明确规定，财承论证是对本级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PPP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汇总测算。本次统计发现，7446个项目中72.5%的财承报告能够汇总并计算本项目各年度财政支出占比，但能够综合考虑本级内其他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的项目不足五成。同时，在财承论证中还存在以下步骤缺失问题：（1）在支出测算时，不考虑风险承担、配套投入；（2）仅有全生命周期内四项支出总数，无分年度数据；（3）未分年度汇总四项支出，无各年政府支出责任总额；（4）未说明项目起止年份，导致无法将各年支出责任与一般公共预算进行对比；（5）多个项目通过一份财承报告进行评估，没有对单个项目进行支出测算；（6）未按21号文要求编制报告，不经详细测算和论述直接得出通过财承论证的结论。以上问题反映出提供财承论证服务的咨询服务的机构和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政策理解不透、把握不牢。部分机构从业人员为了迎合政府和投资人推动项目尽快落地的需求，而忽略财承论证质量，有悖于通过财承论证有效化解和防范PPP项目风险的初衷。五、财承论证规范建议为适应规范发展PPP的要求，针对当前PPP项目财承工作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切实把21号文各项规定落实到位，避免财承论证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通过财承规范化操作，促进财承论证指引进一步优化，不断提升论证科学性和质量。（一）加强数据录入规范化管理完整准确的PPP数据信息是财承论证规范化开展的基础，是PPP综合信息平台运行管理的首要环节。财金[2017]1号文强调各级财政部门要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录入应公开PPP项目信息。按照财金[2017]1号文要求，建议加强对地方财承报告上传录入的规范操作培训，进一步优化升级综合信息平台系统的信息收集和上传管理功能。同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需加强PPP项目信息录入审查工作，形成自上而下、层层把关的规范化指导机制。一方面，财政部PPP中心对省级财政部门进行信息填报的培训指导，省级财政部门定期组织对所辖市县的PPP信息录入对口联系人的培训，确保规范录入的操作方式贯彻执行到基层；另一方面，省、市财政部门在组织每个季度对所辖行政区域内PPP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对财承数据录入的规范性审查，对财承数据填报准确、财承报告上传完整的地区，在PPP奖励政策和项目上报优先级方面给予优先考量；对于数据填报错误、财承报告上传不完整的地区，视情节严重予以警告或禁止新入库项目等惩罚。（二）统筹管理预算支出预测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是在测算PPP 项目的预算支出责任的基础上，评估PPP 项目实施对当前及今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其中，对于PPP项目所在本级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预测工作，是影响支出能力测算准确性的关键指标。针对部分PPP项目在进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时易出现的步骤缺失等问题，一方面，建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统筹管理本级PPP项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工作，组织专业机构采用统一的方法和口径，对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作为当年项目进行财承论证编制的依据，并为调整以往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建议财政部门开展本级PPP项目财承管理专题研究工作。在地方财政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战略格局中,研究PPP模式的推进和支出增长趋势，为财政支出责任评估提供科学依据。（三）加强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汇总评估财承论证是为了科学的评估PPP项目对当前及以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根据21号文规定，PPP项目的财承评估，是在财政部门识别和测算单个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对年度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 项目的汇总评估。因此，最新一个PPP项目的财承报告必须反映本级之前所有PPP项目的政府支出责任。对于目前财承论证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只考虑单一项目支出责任的问题，一方面，建议各级地方财政部门加强财承论证的专题学习，从政策解读、测算方法等多方面进行应用指导，提高地方财政部门对财承报告的科学审核能力，确保财承论证的质量。对于由多个财政主体承担支出责任的PPP项目，建议相关财政主体明确各自政府支出责任，并纳入到各自的本级财政预算中。另一方面，建议各地财政部门建立和完善地方PPP项目名录，为财承编制单位提供参考。同时，选取名录中各行业较为规范财承报告作为示范样本，为同类项目的财承论证提供案例借鉴，更高效地推进各行业PPP项目财承评估规范化。（四）加强咨询机构管理根据21号文规定，财政部门可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协助进行财承论证工作。鉴于目前财承报告中存在一些常识性的编制错误，建议加强对咨询机构的管理。一方面，深入贯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咨询机构库管理暂行办法》中的关于PPP机构库的绩效导向、能进能出、动态调整、公开透明的原则，定期公布操作规范、考核良好的咨询机构白名单。各级财政及PPP管理部门在开展财承论证工作和宣传培训时，应优先考量与白名单中咨询机构合作，推动PPP咨询服务市场规范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各地政府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咨询服务质量的管理，通过咨询服务合同的条款明确对咨询服务的绩效考核要求。最后，建议咨询机构建立并形成行业自律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共同维护咨询服务市场秩序，促进PPP咨询服务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高质量供应。附件.财承论证规范案例依据21号文的18项关键步骤，规范的财承报告编写主要包含四项内容，分别为：①项目概况，描述项目基本信息；②责任识别，明确PPP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的政府财政支出责任；③支出测算，分别对各项财政支出责任进行测算；④能力评估，包括财承评估及行业和领域均衡性评估。具体如下：（一）项目概况项目概况主要参照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等，对项目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通常包括项目性质（新建项目/存量转让项目）、实施机构（政府方、社会资本合作方基本情况和项目公司名称）、选址、建设内容、规模、投资估算、资金筹措、项目运作方式、回报机制、合作期限、建设期限等内容。（二）责任识别PPP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的财政支出责任，主要包括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四部分。本节内容需要对项目是否承担各项支出责任进行判断。其次对具体支出责任组成进行说明，如不需承担某项支出责任，则说明原因。1、股权投资明确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的出资比例及出资额，并说明所组建项目公司的股权出资结构。2、运营补贴对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不同的收入方式进行明确区分。并根据不同付费模式明确政府在合作期内的运营补贴支出责任。3、风险承担PPP项目大多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并且可能出现临时接管、合同终止补偿等情况，政府应与社会资本共同承担一定的风险，并对风险来源进行全面合理识别。4、配套投入充分考虑土地使用价值及相关支撑政策等方面带来的财政支出责任，对配套支出责任进行全面合理识别。（三）支出测算支出测算是根据各类支出责任的特点、情景和发生概率等因素，对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财政支出责任分别进行测算。本节根据责任识别情况分别对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四部分支出进行合理测算，以表格形式分年度列明政府各项支出及支出责任总额，并注重区分建设期和运营期支出。1、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支出=项目资本金*政府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2、运营补贴运营补贴支出根据项目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及利润水平合理确定，并按照不同付费模式分别测算。政府付费模式项目：在测算过程中：①测算支出责任时使用应使用财金[2015]21号文规定的计算公式，未使用的应当说明取舍原因。②折现率、合理利润率等重要参数应参考财金[2015]21号文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及咨询PPP财务专家意见，确保参数测算结果符合实际，并对参数来源加以说明。③对于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应当测算使用者付费金额，每年财政支出责任总额应为非负值。④充分考虑合理利润率变化对运营补贴支出的影响。⑤PPP项目实施方案中的定价和调价机制通常与消费物价指数、劳动力市场指数等因素挂钩，会影响运营补贴支出责任。在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下，运营补贴支出责任受到使用者付费数额的影响，而使用者付费的多少因定价和调价机制而变化。在计算运营补贴支出数额时，应当充分考虑定价和调价机制的影响。3、风险支出参考21号文可采用比例法、情景分析法、概率法，计算各种风险发生带来的风险承担支出。4、配套支出配套投入支出数额=政府拟提供的其他投入总成本社会资本方支付的费用在完成四项支出测算后，汇总计算每年政府支出责任，如表2所示：（四）能力评估财承评估包括财政支出能力评估以及行业和领域平衡性评估。包括以下步骤：1、对项目财政支出本级在项目实施期间的财政预算支出预测注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预测方式和取值，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金额。参考21号文规定可采用下列测算方式：①计算前五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一般可根据应发生支出的财政本级近五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测算历年平均增长率。如表3所示：②预测未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根据历年平均增长率及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得出未来项目实施期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③按年度列明未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按照预测增长率对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测算，并分年度列明。如表4所示：测算中参考当地以往PPP项目财承预测数值，并加强咨询机构和财政部门沟通，尽量保证同一地区同一年度的各项目对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的预测保持协调一致。2、PPP项目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根据地方PPP项目名录，汇总该财政支出本级的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项目支出，分年度列明各项目的政府支出责任，并以该财政支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做为分母分年度计算政府支出责任占比。对于未建立地方PPP项目名录的地区，财承报告编写单位应与地方财政部门充分沟通，将当地已实施和拟实施的项目对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汇总分析。此外，如果本项目部分支出通过基金等非一般公共预算渠道进行支出，需要按不同渠道列明每年支出金额，并将每年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进行的支出与预算预测值相比较，如表5所示：21号文要求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根据这一标准，可对所评估项目是否通过论证进行初步判断。3、行业和领域平衡性评估应对本地区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项目所处的行业和领域进行总结分析，明确本项目的实施是否会导致某个行业的PPP项目过于集中的问题。4、论证结果结合PPP项目财政支出能力评估及行业和领域平衡性评估说明本项目的论证结果。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每一年度相应财政本级内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项目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都不超过10%，且该项目的实施可以实现行业和领域平衡，则该项目通过财承论证。（五）报告撰写注意事项①各分项支出责任的加总应等于财政支出的总额，各项数据应当保持前后一致。②PPP项目财政支出能力评估中，分母只可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这一指标，且同一行政区不同项目对公共预算支出预测差别较大时，出于谨慎性原则，建议同财政部门沟通后采用较小值。③应当明确项目对应的财政支出本级。涉及到不同的财政支出本级的跨区域项目，应分地区按以上步骤分别进行财承论证。其中，需要计算各本级涉及的支出责任，并加总对应地区所有PPP项目支出责任，再和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比较。④对于行业相同或相近采用打包方式进行采购的PPP项目，应将政府支出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个子项目，⑤得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符合政策要求的结论时必须有具体数据支撑。⑥使用基金等渠道承担部分支出的项目，建议根据谨慎性原则，以明确落实可使用的基金等渠道类别、预算规模的文件作为依据。（来源：财政部PPP中心）（说明：微信平台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对于无法核实真实作者或者作者出处有误的，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保护知识产权是对作者的基本尊重。）

根据省发改委关于开展《陕西省PPP发展报告（2020年）调研的通知》（陕发改投资﹝2020﹞1504）精神安排，11月20日，受省发改委委托（北京大道厚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路一行3人，对我市PPP项目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策建议及亮点、特色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延安北过境线改建、延延高速连接线二期、延河综合治理城区两岸段城市夜间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和延安市中心城区停车场（楼）等4个PPP项目现场调研，通过查资料、看现场、深交谈等方式方法，详细了解我市在PPP项目识别、准备、采购、运营、移交等5个环节的合规性和合法性。并与发改、财政、城管、交通等部门就PPP项目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新时代推进PPP工作新路径。调研组对我市率先成立组织机构、研究制定配套政策、规范实施PPP项目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也希望我市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契机，持续健康推进PPP项目落地，为延安经济追赶超越做出更大贡献。【来源：延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北极星水处理网讯:摘要：水务行业包含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等方面，行业上游依赖区域内水资源禀赋，下游依赖于居民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在城镇化进程推动下，行业整体产能持续扩容，行业周期性弱，其发展受经济和政策导向影响，准入壁垒较高，行业整体呈现区域垄断和行业龙头集中度提升并存的竞争格局。近年来，我国供排水需求不断加大，伴随着节水提效和加大城镇污水治理等政策的出台，供水行业提质改造和城镇污水处理扩产空间进一步释放，资金和技术实力较强的行业龙头成为异地扩张的重要主体。近年来，我国重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整体呈现小幅上涨趋势，水务企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呈现增长趋势，收现能力强。同时，随着项目投资进度的加快，水务企业投资活动净流出进一步扩大，债务负担有所加重，偿债能力有所弱化，但整体偿债风险可控。水务行业债券融资成本呈下降趋势，发债主体进一步向高级别集中。整体看，水务行业风险很低，行业展望为稳定。一、行业概况水务行业产业链主要涉及从自然水体中取水、加工处理、供应及污水处理等环节。产业链的最上游是水源的获取，水资源的丰富程度、水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水务行业原水获取的难易程度和水生产的成本。水务行业下游主要是城镇居民生活、生产等方面用水需求，城镇人口的增长及环保节水等政策的要求对水务行业下游需求端影响较大。从最上游水源供给方面来看，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区域分布不均衡。一直以来，我国水资源总量保持高位，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名列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17－2019年，我国水资源总量有所波动，分别为28761亿立方米、27462亿立方米和28670亿立方米。近年来，我国水资源开发总量基本维持在20%~25%之间，主要来源于地表水，地表水占比在95%以上，地下水占比不足5%。水资源区域分布上，我国水资源主要分布在南方区域，北方水资源仅占水资源总量的20%左右，但我国北方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0%。我国水资源分布与人口和区域经济分布不匹配，广大北方和部分沿海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其中，部分省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000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匮乏成为制约区域水务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南水北调和沿海地区海水淡化方式解决水资源缺乏和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南水北调方面，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相互联接，改善河南、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区用水问题。海水淡化方面，海水淡化主要分布在沿海且水资源相对缺乏区域。近年来，我国海水淡化设计产能逐年增长，但规模仍较小。截至2019年底，我国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21个，工程总规模达到日产水100.88万吨，最大海水淡化工程规模为日产水20万吨。从水质来看，我国地表水质有所改善，但北方区域水质较南方仍差。我国水质分为Ⅰ~劣Ⅴ，其中Ⅰ~Ⅲ类水质通过加工处理可作为饮用水源。根据《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7－2019年，我国地表水中Ⅰ~Ⅲ类水质占比分别为67.9%、71.0%和74.9%，污染水质占比有所下降，地表水质有所改善；分区域来看，长江、珠江、浙闽片河流水质较好（除巢湖中度污染，太湖和滇池轻度污染），北方（除西北，西北水质较好）水质处于轻度污染状态，尤其是海河流域和辽河流域水质主要处于中度污染状态。地下水水质总体较差，Ⅰ～Ⅲ类水质仅占13.80%。从需求端来看，水务行业产业链的下游主要涉及工业和生活用水等方面用水。2016－2018年[1]，我国用水总量波动下降，分别为6040.20亿立方米、6043.40亿立方米和6015.50亿立方米，其中工业和生活用水占比在35%左右，农业用水占比在60%左右，生态环境用水占比较小。从变化趋势来看，受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的要求影响，工业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21.65%下降至2018年的20.97%；受城镇化进程下城镇人口增长的影响，城镇生活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13.60%增长至2018年的14.29%。农业用水方面，在加强农业节水等政策的影响下，近年来农业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62.38%下降至2018年的61.39%。在环保生态治理等因素影响下，生态环境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2.36%增长至2018年的3.34%，但仍维持较低占比。水务行业基本不存在替代品风险。替代品的风险与是否存在替代品、替代品的价格、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制等因素有关。供水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从一定程度上看，水是比石油、天然气、煤更加宝贵的不可替代自然资源。污水处理的功能是污水净化、产生的产品是水，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产品上，均没有替代产品。现阶段，我国水价基本由政府定价，水务行业受政府监督，市场化程度低，且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敏感度较低；水务行业作为市政公用事业，其发展受政府规划影响较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和当地的区域规划、经济发展状况相互关联和统一，供排水管网具有不可移动性和不可替代性。整体看，水务行业基本不存在替代品风险。水务企业的水费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农村水费征收范围和收入规模有限。目前我国水务企业的水费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受目前配套设施尚未健全及农村水费征收尚未完全普及等因素影响，我国农村水费征收范围和收入规模有限。因此，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水务行业需求端研究主要针对城镇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供水和污水需求。城镇化进程推动用水人口稳中有升，城市生活用水占需求端比重持续增长。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用水人口稳中有升。2016－2018年，城镇用水人口分别为8.0亿人、8.0亿人和8.3亿人；同期，城市用水人口占比分别为59.04%、60.75%和60.96%，县城用水人口占比分别为17.57%、18.25%和17.84%，乡镇用水人口占比分别为23.39%、21.00%和21.20%。2016－2018年，我国城镇用水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2.44%，分别为833.7亿立方米、851.1亿立方米和874.9亿立方米。其中，城市用水分别为580.69亿立方米、593.76亿立方米与614.62亿立方米，分别占当年城镇用水总量的69.65%、69.76%和70.25%。按用途划分，生活用水占比最高，2018年占比为52.55%，其次是生产用水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用水。污水处理行业需求量增速高于同期用水需求，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发展较快，城市生活污水成为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的主要来源。污水排放量是衡量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的重要指标。2016－2018年，全国城市和县城污水排放量年均复合增长4.06%，分别为573.02亿立方米、587.46亿立方米及620.52亿立方米，高于同期用水需求增速；其中城市污水排放量分别为480.30亿立方米、492.39亿立方米及521.12亿立方米，占比分别为83.82%、83.82%和83.98%；按性质分，生活污水占全国污水排放总量的比重持续维持在60%以上。整体看，污水处理行业需求持续增长。在供水和污水处理的需求增加及政策要求的双推动下，我国水务行业整体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2016－2018年，我国城镇供水能力[2]分别达3.57亿立方米/日、3.69亿立方米/日和3.86亿立方米/日。同期，全国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能力分别为1.79亿立方米/日、1.90亿立方米/日和2.02亿立方米/日。同时，国家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要求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尽快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和全处理。在需求及政策的双推动下，我国水务行业整体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居民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需求仍将持续稳步增长。同时，随着国家政策对水务相关设施投资的倾斜及相关配套资金的大力支持，我国供水和污水产能将进一步释放。联合资信认为，水务行业从供需两端均将保持稳步增长趋势。[1]部分指标2019年数据暂未披露，故相关数据更新至2018年，下同。[2]由于城乡统计年鉴尚未披露乡镇供水能力，故该数据仅包含城市和县城供水能力。二、行业环境（一）宏观环境及对水务行业影响2017－2019年，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更趋明显、国际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水务行业在政府债券、外部融资等方面获得有力的支持，同时水务企业债券发行量明显增加，宽信用政策效果明显，融资成本呈下降趋势。2020年1－11月，随着专项债配套资金补充支持及整体降杠杆控风险的要求，水务企业发债规模有所缩减。2017－2019年，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更趋明显，国际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财政方面，通过拓宽PPP模式应用范围等手段提振民间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加强基建补短板投资；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落实个税改革政策；通过大幅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为基建补短板和提高有效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货币金融方面，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市场利率水平相对稳定；通过改革贷款基准利率形成机制降息并付诸实施，引导信贷市场利率实质性下降。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以及全球的扩散蔓延，我国宏观政策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力对冲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巨大负面影响。财税政策方面，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增加有效投资。2020年1－9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累计2.09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降费1.37亿元，翘尾新增减税降费7265亿元，对纾解企业资金困难、稳定市场主体、支持复工复产和平稳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引导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2020年1－9月，央行三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1.75万亿元，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净投放中期流动性4100亿元，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中长期流动性需求。在此基础上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季节性因素和政府债券发行等因素，维护短期流动性平稳。在基建补短板和提高有效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的背景下，2017－2019年，水务相关专项债发行规模大幅增长，年均复合增长589.52%；2019年为1691.80亿元，同比增长62.80%。2020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水务项目专项债发行规模继续快速增长，2020年1－11月，水务相关专项债发行金额2646.25亿元，远超2019年全年发行规模。整体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水务相关项目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水务相关项目投资预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指导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及开通债券融资等措施刺激水务行业发债规模快速增长，发行利率有所下行。2017－2019年，水务企业发债规模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52.03%；2019年，水务企业发债规模为574.60亿元。2020年以来，随着专项债配套资金补充支持及整体降杠杆控风险的要求，水务企业发债规模有所缩减。2020年1－11月，水务企业发债规模为366.40亿元，占2019年全年的63.77%，较上年同期下降33.93%。发行成本方面，在降融资成本政策指导下，2017－2019年，水务企业发债成本持续下降；2019年，水务企业整体发债平均成本为4.30%，较2018年下降1.51个百分点。2020年1－11月，水务企业整体发债平均成本进一步下降至3.98%。考虑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多种方式引导利率下降，未来水务行业发债成本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二）行业政策及对水务行业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供排水需求和政府环保整治力度的加大，水环境治理需求不断拓展行业增长空间。水务行业政策重点体现在以下方面：用水提质增效，实施严格节水制度；加快城镇污水设施建设和污水排放检测，进一步释放污水处理产能；推进水费改革，提升水务行业盈利空间；通过中央，地方和外部融资等方式保证项目建设资金。预期我国水务行业在提质增效，扩展污水产能方面将得到突破。要求用水提质增效，实施严格节水制度。在《国家节水行动方案》要求下，我国将进一步实施最严格的节水制度，通过降低漏损率，提高用水效率，降低单位产能水资源使用量，并在用水总量上进行严格控制。2018年，我国用水总量6015.50亿立方米，在目标控制总量限额以内；同期，我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达14.62%，较2020年10%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城镇用水持续增加，我国用水总量控制将面临一定挑战，未来节水及相关配套项目将成为水务行业发展的方向，加快城市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成为节水提效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在2035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要求加快城镇污水设施建设和污水排放检测，进一步释放污水处理产能。2017年以来，各部委陆续出台关于环保治污方面的政策条例，推动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主要包括农村水环境治理和流域综合整治两方面内容。其中农村水环境治理主要包括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流域水治理要求将“水十条”水质目标分解到各流域，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8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印发《生态环境部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污水排放和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整治力度。2019年，相关部门陆续发文要求要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造和建设，规范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监测重点排污企业污水排放。2020年，要求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对重点排污企业安装监测设备。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等机制，要求强化污水处理能力建设、积极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强调新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提升管网建设质量等。在加快城镇污水建设和加强污水排放监测等指导下，我国污水处理覆盖范围和处理对象将扩大，需求端的增长将推动城镇生活和工业污水处理量的进一步释放。要求推进水费改革，提升水务行业盈利空间。近年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尽快将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调整到位，并综合考虑企业和居民承受能力，完善差别化定价，统筹使用污水处理费与财政补贴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水务企业支付服务费。在节水政策下，预期政府可能将通过水价的调节作用促进节水目标的实现，水价将持续增长。此外，在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改革政策指导下，要求污水处理费定价机制考量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设施正常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该政策预期将有效推进我国水费征收的市场化改革，提升我国水务行业盈利水平。要求通过中央、地方和社会融资等方式保证项目建设资金。2017年7月，国家财政部、环保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的通知》，明确了政府参与的新建污水、垃圾处理项目的全面实施PPP模式；要求部分开展PPP模式强制试点；强调政府参与PPP项目的风险隔离，指出政府不得提供融资担保，不得承诺最低收益。水务行业的投资模式逐步向多元化转变。2019年，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和《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地方为主、中央补助、社会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对补短板的社会民生等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在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前提下，可适当降低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2020年，根据政策要求，规定生态保护等重点项目可纳入中央项目储备库管理，加快中央预算执行，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统筹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财政需求，建立健全常态化、稳定的中央和地方环境治理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北极星电力新闻网，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马家进 熊柴 连一席导读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经济深度衰退、中美贸易摩擦、转型升级等重大挑战，我们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2月28日发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报告，微信公号阅读量几十万，全网相关转发阅读上亿，点燃市场广泛关注和业界大讨论，“新基建”成为年度热搜，各界对新基建的呼声极高，但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和误解。总体上这些讨论是客观理性的，推动了认识深化、公共政策形成以及社会进步。我们先后发布了《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启动新基建》《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系列文章，推动形成社会共识。随后3月初央视专题报道新基建7大领域，进一步推向大众。“新基建”将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提振各方信心，是应对疫情、经济下行和推动改革创新的最有效办法。正成为朝野共识，中央密集点名，地方纷纷发力，市场普遍响应。“新基建”成为国策，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4月1日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等20多个省市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需要新基建，是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的最有效的办法，最有力的抓手，利国利民的国策。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我们面临三大战役：抗击疫情、复产复工和扩大内需，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产复工快速开展，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327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基建，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冲经济下行，防止出现大规模倒闭潮、失业潮。当然要把好事办好，让“新基建”真正起到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重大作用，防止“新瓶装旧酒”“重走老路”。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和中美贸易摩擦，应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又应以新基建和减税为主，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相比欧美量化宽松、直升机撒钱，新基建可以真正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本文旨在客观专业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新基建的内涵、潜力、影响及建议。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目录1 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1.1 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1.2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1.3 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2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2.1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是“五新”2.2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3 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3.2 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3.3 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3.4 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4 政策建议4.1 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4.2 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4.3 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重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4.4 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正文1 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1.1 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基础设施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共分为三层：狭义指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经济基础设施，更宽松的定义包括了社会性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油气和矿产，最广定义延伸至房地产。基础设施具有强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受益范围广、规模经济等特点，其基础地位决定相关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前面，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为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从数量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第37位，明显低于日本（6.4万美元）、俄罗斯（5.7万美元）、美国（4.6万美元）等。从质量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比如，在交通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分别为342、281、73、234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分别为442、351、79、154公里/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确实很低；但从人均长度看西部地区较高，2018年四大地区铁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59、0.78、1.31、1.70公里，高速公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76、0.97、1.41、1.12公里。在医疗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每千人床位数分别为5.47、6.12、6.49、6.75张，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2.85、2.38、2.39、2.65，每千人护士数分别为3.10、2.70、2.97、2.80人，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分别为1.08、0.85、1.01、1.52，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床位数、护士数、三甲医院数均不低，医师数稍低。1.2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1、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在发电量方面，根据《2019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中国发电量为7111.8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4460.8太瓦时）、日本（1051.6太瓦时），但人均发电量（5106.4千瓦时）远低于美国（13634.6千瓦时）、日本（8311.1千瓦时）。在能源消耗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数据，2018年中国消费一次能源总量3273.5百万吨油当量，高于美国的2300.6百万吨油当量和日本的454.1百万吨油当量；人均消费2.35吨油当量，仅为美国（7.03吨油当量）的33.4%和日本（3.59吨油当量）的65.5%。在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3.1%，而美国仅为5.7%。在清洁能源消费比例方面，根据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可再生能源分别占比58.2%、19.6%、7.4%、8.3%、2.0%和4.4%，清洁能源合计占22.1%；而美国分别占比13.8%、40.0%、30.5%、2.8%、8.4%和4.5%，清洁能源占46.2%；日本分别占比25.9%、40.2%、21.9%、4.0%、2.4%和5.6%，清洁能源占34.0%。2、交通运输领域：1）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其中高铁里程世界占比超2/3。201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13.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6年，22.5万公里），铁路密度为137.1公里/万平方公里，远低于美国（246.0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749.1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为0.95公里/万人，也大幅低于美国（6.88公里/万人）等发达国家。高铁方面，2019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超3.5万公里，全球占比超2/3。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铁路服务效率评分仅59分，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24，稍高于印度（57.0分，世界第30名）和英国（55.2分，世界第31名），明显低于日本（96.0分，世界第1名）、美国（69.2分，世界第12名）。2）公路：中国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密度大幅低于美日。2018年中国公路里程为484.7万公里，公路密度为5048.5公里/万平方公里；而美国为672.2万公里，密度为7348.6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2015年为121.9万公里，密度为33431.3公里/万平方公里。中国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占比分别为2.9%和2.3%，而美国高速公路占比1.9%，英国A级公路占比1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道路质量评分为59.7分，排名世界45位，明显低于日本（84.8分，第5名）、韩国（81.6分，第9名）、美国（74.5分，第17名）等发达国家。3）机场：中国公共机场仅235个，相当于美国的62%。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CIA和美国联邦航空局数据，2018年中国颁证公共机场235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6.9个公共机场；美国公众机场5099个（其中380个承担99%航空客运量），私人机场14528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16.1个公众营运机场；日本175个（2013年），平均每亿人拥有138.3个机场。中国航空运输量及注册运营商全球出港量为436万次，美国为964万次。从航空服务效率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得分仅60.7分，位居世界第66名，而美国、日本、印度分别为79.6、86.7、64.3分，分别位居世界第10、5、59名。4）城轨：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俄。按照国际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城轨分为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三类，从总量上看，根据《2018年世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与分析》，我国城轨里程共计5766.7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里程的22.09%；其中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里程分别为5013.3、420.8和332.6公里，分别占全球地铁和轻轨里程的35.3%、32.5%和3.1%，地铁、轻轨里程也是世界第一。但从人均来看，中国人均城轨里程4.1公里/百万人，高于美国的4.0，但低于日本的7.0、英国的13.1、法国17.7、德国的38.0和俄罗斯的7.5。3、通信领域：中国互联网覆盖面61%，明显低于美国的76%、日本的85%。互联网覆盖面、网速等可反映出各国通信基础设施情况。在覆盖面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和《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覆盖面61.2%，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在网速方面，根据Speedtest 2020年1月全球网速测评数据，中国大陆移动网络网速在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固定带宽网速在17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7，而美国分别排35/140、8/176。此外，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4、水利领域：中国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比达18%。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年我国供水稳定性（没有中断和流量波动）评分为64.9分，排名世界第68位，低于日本（94.6分，世界第12名）、美国（86.1分，世界第30名）、德国（84.9分，世界第34名）等发达国家；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排名74，远高于并列第一的美国、德国、英国的0.3%，日本的1.9%（世界第27名）。1.3 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1、科技领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人均科研人员数远低于美日，基础研究薄弱。在研发投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低于美国（2.8%）、日本（3.2%）、韩国（4.6%）、法国（2.2%），从绝对额看，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在研发人员方面，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234人，美国（2016年）、英国、日本、韩国为4256、4377、5305、7514人，中国约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9%、28%、23%和16%。在研发投入结构方面，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分别为16.9%、19.6%、63.5%，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薄弱。2、教育领域：中国高校数量质量全面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在教育程度方面，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3.4、12.8、14.1年；2018年中国学龄儿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6.3、15.2、17.1年。在高校数量方面，当前中国大学有2956所，而美国有7236所，日本有1112所。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教育部和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为48.1%，美国为88.2%（2017年），日本为63.2%（2015年），英国为60%，韩国为94.3%。在高校水平方面，根据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美日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大学分别有6、29、5所，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分别有7、46、10所，进入前500名的大学分别有24、89、41所。3、文化领域：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35%。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数据，2018年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分别为5354个、3176个，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众藏书楼数量分别为3.8、2.3个；美国现有30168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9057个（全美图书馆共116867个，公共图书馆占比7.7%），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为92.3、27.7个；日本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1287个、3296个，每百万人拥有数量为10.2、26.1个。4、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均护士数差距明显，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有待提高。在床位、医生数、护士数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中国每千人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为4.3张、2.0人、2.7人，而美国为2.8张、2.6人、11.7人，日本为13.1张、2.4人、11.3人。其中，在ICU床位方面，根据2015年第三次ICU普查数据，中国华东地区ICU床位数占总床位数比例为1.67％，而美国在2010年就已达到13.4%。根据《柳叶刀》2018年对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HAQ指数）排名，中国得分78、排名48，而美国得分89、排名28，日本得分94、排名12，印度得分41、排名145；中国在孕产妇安全、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得分较高，但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疾病、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卒中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等对医疗水平要求较高的疾病上得分较低甚至垫底。5、体育领域：中国人均体育场地用地不到2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共有体育场地195.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25.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平方米，远低于美国（16平方米）、日本（19平方米）等发达国家。6、养老领域：中国人均养老床位数为美国84%，且利用率不高。根据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末中国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27.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9.1张。根据Statista估算，美国2015年养老床位合计166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4.8张。不过，中国现有养老床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比如2017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约为60.2%。7、环保领域：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美日2倍，空气质量居全球第120名。在能耗方面，根据BP数据，201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9.55千英热/美元，而美国为4.45千英热/美元，日本为3.63千英热/美元。在空气质量方面，根据耶鲁大学《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国环境绩效指数为50.74、在180个经济体中排名120；而美国71.19，排名第27位；日本74.69分，排名第20位；瑞士87.42分，排名第1。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PM2.5的平均浓度为53μg/m，高于世界水平（46μg/m），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PM2.5平均浓度为7μg/m、12μg/m、25μg/m、12μg/m和12μg/m。从大城市看，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9年12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数据，2019年12月北京、上海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45μg/m、50μg/m，而2019年华盛顿都市区和纽约大都市区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9.5μg/m、11.1μg/m。2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2.1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是“五新”“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当然，在一般基础设施领域，须注重通过数字化改造和升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不是四万亿重来，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规范的PPP；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腾讯、阿里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五是新的内涵。我们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中央近期密集点名新基建，其内涵不应局限在信息领域。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持续密集部署。从中央会议内容看，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根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3月2日报道，“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在央视频道划分的7大领域，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均非信息领域。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这是新基建与老基建最大的不同。从根本上讲，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为人口和产业发展服务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迈向全球中高端，新时代对基础设施产生了新要求。从需求看，新基建需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居民消费升级有两个明显变化趋势：一是服务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消费成为主导。1946-2016年美国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分别年均增长7.3%、5.6%，服务消费比重从40.3%持续增至69.0%。二是以休闲娱乐、医疗护理为代表的高层次享乐需求持续上升，1946-2019年占比从16.0%升至30.8%。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新时代，2010-2018年最终消费率从48.5%持续升至54.3%，2014-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3年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加快，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新兴消费方兴未艾。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2012-2019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上升1.2、2.5个百分点。从生产看，新基建需为中国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新旧动能最大的区别在于，由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绿色环保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从科技发展方向看，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不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人类在18世纪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进入信息与互联网时代，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2.2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新基建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设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不管是经济基建还是社会基建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当前基建存量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差距更为明显。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降至6.1%，创1991年以来新低；2月中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大降至35.7%、29.6%，创历史新低，短期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面临全球经济见顶回落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2019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增长0.5%，较上年下滑9.4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12.5%，大幅下滑23.8个百分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再次阶段性缓和，2020年依然存在形势反复可能。对冲疫情和经济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基建，近年基建投资增速处低位，是政府唯一可快速有效发力的工具（公开数据的基建投资数据一般限于（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行业）。从内需看，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5.1%、8.0%，分别下滑0.8、1个百分点。在投资中，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9%、3.3%、3.1%，分别变化+0.4、+1.7、-6.4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对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但前期拿地增速大幅放缓预示2020年将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有关，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3.3%、较上年下滑13.6个百分点，短期难以依靠。新基建长期将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从历史看，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对比，印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根据IMF数据，2017年印度公共资本存量9.8万亿美元，排名第三；人均公共资本存量7305美元，排名102位。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从投资看，2019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17.3%和13.2%，增速较整体投资分别快12.2、8.1个百分点。从生产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8.4%，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3.1、2.7百分点；服务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和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分别比上年增长38.9%、26.8%和14%。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7%，持续一枝独秀。3 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现在占比小，我们认为这种思维存在误区。第一，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第二，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央视报道的七大领域是新基建的部分核心，而非全部。第三，“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未来空间巨大；而“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以下以央视报道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为例，分析其市场及应用领域。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较4G具有高传输、低延迟、广连接的显著提升。5G技术具有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与新一代ICT技术、传统行业、新兴终端的融合，未来将产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增强型互联网，应用于8K视频、3D视频、云办公、云游戏增强现实等；海量连接物联网，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家居；超低时延高可靠通信，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自动驾驶等。在数字经济浪潮下，5G就如同“信息高速公路”，为庞大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高速公路”传来的信息学习和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连接人、机、物，推动制造走向智造。5G使万物互联变成可能，将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据市场调研机构Dell’OroGroup统计，中国5G网络将在未来5年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24年中国5G用户规模达10.1亿人，市场规模达3.3万亿元；到2030年5G用户达13.9亿人，市场规模达6.6万亿元。投资规模方面，预计到2025年5G网络建设累计达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累计投资超3.5万亿元。三大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2020年的目标是建设30万个5G基站，并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5G网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表示，将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47个城市的10万个基站建设，并在今年前三季度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的建设目标。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此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3.2 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虽然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耗能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未来还有较大提高空间。并且，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领域均是耗电大户。从区域看，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上述情况就迫切需要中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以保障能源供应，而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使得必须建立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能源互联网，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特高压能更好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特高压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其输电能力是现有500千伏直流电网的5-6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一方面，特高压将电力生产与消费更好“连接”起来，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特高压能够有效消纳清洁能源，将“三北”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出去，通过建设大容量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电，有助于提高综合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此外，特高压作为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趋势。2020年特高压投资规模超千亿。特高压工程投资规模大，增加就业岗位多，在稳增长与惠民生中作用力十足。2018年9月3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中特高压直流项目5条，特高压交流项目7条。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日前，国家电网公司2020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明确投资规模1128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3.3 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实现汽车强国梦的现实选择，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汽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正在成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当今欧洲、日韩等国政府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一次次验证十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前瞻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培育，已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人离汽车强国的梦想从未如此近过。根据中汽协数据，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0.6万辆，占整车总体销量仅约4.7%。2019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2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30%；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 4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70%。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对小区电网负荷冲击较大是重要因素，未来需推广社区智慧充电有效实现削峰填谷，降低电网负荷。假设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450万辆，保有量约达2300万辆。即使按照目前车桩比3.5计算，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如果考虑车桩比提升，市场空间更大。2020年充电桩投资规模超百亿元。2018年全国新增14.7万台公共充电桩，2019年新增12.9万台，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的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个，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千元/个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超百亿元。3.4 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纵观人类每一次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都会带来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深刻改变，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国高铁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较低，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2016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至2020年底计划实现高铁3万公里，至2025年年底实现高铁3.8万公里，至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的“血脉”。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规划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打造1小时通勤圈促进都市圈内同城化。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通过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础。2020年规划铁路投资规模达8000亿元。2019年底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明确，2020年将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2020年1月2日国铁集团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将确保投产新线4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000公里。2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第九次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扎实推进川藏铁路建设，加快推进沿江高铁等骨干通道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和普速铁路建设，强化枢纽配套和“最后一公里”建设，有序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4 政策建议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除新领域外，新基建还应有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4.1 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随着人口负增长临近，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将面临人口收缩，但城市群都市圈人口仍将持续流入。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即进入人口存量博弈时代。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将更多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我们通过几十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城市化历史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在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将从城镇化转为都市圈化城市群化。根据我们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都市圈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人口的主要载体，当前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明显，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将更为突出。当前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75%的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24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34.7%的人口，创造53.8%的GDP。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受“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误导，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求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以北京为例，1983年《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要求将200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1986年即被突破；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要求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但2005年即被突破；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即被突破。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4万人，根据大数据测算的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可能已超过2500万人。当前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缘于过去城市规划长期刻意控制人口，导致土地、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等均供给不足。比如，在交通方面，北京市2019年有机动车637万辆、私人汽车497万辆，而东京圈2014年分别有1602万辆、1200万辆；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高额停车费降低汽车出行比例等改善交通。2019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仅699公里，而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高达3347、2705、1098公里。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当前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61%，东京都区更是高达81%，而北京中心城区仅为28%。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当前中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将越来越多，并且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从地级行政单元看，扣除数据缺失地区外，2001-2010年、2011-2018年人口减少的收缩地区从87个降至46个，占比从25.8%降至13.6%，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农民工回流中西部；人口正增长但低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出地区从87个升至160个，占比从25.8%增至47.5%；人口正增长且高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入地区从162个降至116个，占比从48.1%降至34.4%。随着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从现实看，不少地区政府债务水平已经比较高，2018年末西部、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高达30.5%、34.5%，而东部、中部分别为15.1%、18.7%（不含未公开债务数据的河北、湖北），其中青海、贵州分别为64.2%、57.6%。因此，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战略、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4.2 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在传统基建领域，当前民间投资仍存在不小的准入门槛。以统计局最后公布分行业投资绝对额的2017年为例，民间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60.4%；其中，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分别占比87.2%、76.0%、57.3%，但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基础设施领域中仅分别占比38.2%、20.3%、22.6%，合计占比24.5%。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信息领域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不少项目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一些企业已经进入或正考虑进入。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或涉及公共信息的、或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4.3 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意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3.5万亿。当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可控，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据BIS数据，2019年三季度中国政府总杠杆率为52.5%，较上年度提高4.4个百分点，远低于G20国家的均值82.7%和发达国家均值99.0%，与发展中国家均值49.9%相当。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要充分吸收过去基建的经验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还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不能只讲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还有外溢效应、带动效应、规模效应；并且，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中国过去有两轮大的刺激计划，一次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2008年是短时间一次性投入，而1998年是陆续投入，后者效果更好、代价更小。2008年11月宣布在2010年底前投入投资4万亿，2009年基建投资增速达42%的历史峰值，政策用力过猛，虽然总体是以成绩为主，但是出手太快太重带来很多负面效果。而1998年中启动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4年连续七年，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2.6%的阶段峰值，随着后续经济复苏、财政政策从积极逐渐转为稳健，2005年赤字率回落到1.2%；1999年增发特别国债1000亿，1999年1100亿，2000-2002年均1500亿，2003年1400亿，2004年900亿。因此，对这一轮新基建，绝不要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4.4 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新时代不光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新的软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我们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比如，在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中国进步明显，但仍有较大提高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提升15位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新西兰、新加坡、中国香港名列前三，韩国、美国、英国分别位居第5、6、8名，德国第22名，日本第29名。从分项指标看，2018-2019年间中国在开办企业（27/190）、获得电力（12/190）、登记财产（28/190）、保护少数投资者（28/190）和执行合同（5/190）方面均好于美国，其他排名如获得信贷（80/190）、纳税（105/190）、办理破产（51/190）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中国开办企业时间是美国的2.0倍，2019年中国开办企业时间为8.6天，美国洛杉矶为4.2天。责编:刘赟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来源：泽平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