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钟朋荣,著名经济学家,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兼任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曾在乡、区、县、中央四级政府任职。钟朋荣教授在2019财经头条全球经济学家年会上,就保货币还是保GDP发表主题演讲,以下内容摘自演讲实录。1通货膨胀不能只看CPI一部分经济专家讲必须保6,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多发点货币没事,货币多了没有通胀,日本发那么多货币照样没有通胀。但我们央行行长说的不错,他说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不要让老百姓的钞票货币变“毛”了,好行长啊!如果像央行行长所说,我们就不需要多买房,就不需要多存茅台,房价、茅台酒就不会涨那么多,中国的市场也就没有那么浪费。经济专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通货膨胀,通货就是流通性的货币,通货膨胀就是流通性的货币多了,就像是下大水,洪水可能流到鄱阳湖,可能流到洞庭湖,但今天,水没有流到鄱阳湖。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一般有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是,票证多了,东西少了,钱多了买不到东西,过去价格不涨,实行计划价格。买猪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1980年我在武汉为了买两斤猪肉,两个通宵没睡觉,吃了晚饭穿军大衣排队,价格不涨,钱多了买不了东西,票证增加,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表现是买房,货币多了什么都不买,买房保值,越买房越涨,越涨越买,结果一套房子把几家人的购买力全部锁死了,没有钱消费。但其他东西的价格不涨,专家就说没有通胀。其实不是没有通胀,而是通胀被房子吸收了。我们这20年基本情况是,货币增一倍、房价涨一倍,货币增十倍,房价涨十倍;多发的货币被房价吸收了,所以CPI现在不能反应中国的通胀。第三就是买猪肉,买消费品。因为我们现在的CPI只等于猪肉、不等于房价,所以CPI没有涨不等于没有通胀。建国初期到90年代,我们的货币量几十年才滚了1.5万亿,而今年一年新增加15万亿,我们的货币存量195万亿,增加8.4个点,你算一算,一年新增加15万亿,还说没有通胀放心印钞票?我们现在要保什么呢?要保福利!GDP不代表福利。我的亲妹妹退休金1900,前几年没买房,她那个小城市前几年5千一平方米,去年9千一平方米,她憋不住了,买了,每个月拿1000帮她女儿还房贷,只消费900块钱,现在鸡蛋买不起,猪肉买不起,只能吃青菜。所以我建议经济学家不要看着数字研究经济,要看老百姓饭碗研究经济,要看看老百姓饭碗装的什么东西。CPI不增长不等于没有通胀,CPI只是通胀表现方式之一,不要混淆概念,通胀是货币多了膨胀,货币多的表现不一定CPI涨,房价涨也是。2GDP增加不等于复利增长GDP增长不等于福利增长,有的GDP增加福利,有的GDP减小福利。举个例子,我有十个鸡蛋,我吃了十个,很爽,但是为了以后,我吃五个留五个,养五个小鸡,为了明年和以后增加更大的福利,结果五个小鸡孵出来都是公鸡,永远不下鸡蛋,那我的五个鸡蛋就永远减少了。而且我不但没有增加鸡蛋,这五个公鸡又不死,每年还得吃饲料,母鸡抢不过它,母鸡下的鸡蛋越下越少,我只能吃一个鸡蛋,更多的饲料只能喂公鸡。类比一下,如今我们有的项目投十个亿,每年还要补贴一个亿。要知道,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GDP,是为了搞福利,是为了吃到嘴里的东西好一点、多一点。有一个县很贫困,贷款6千万建一个大门,老百姓不会因为这个门而幸福。我上个礼拜到一个县,这个县花了10几个亿修景观,县财政投了8个亿,县长跟我讲,老百姓今年要少花8个亿,还没有完,以后每年还要补贴四千万,因为这个项目没有人看。我再讲一个项目,在山东两个科长陪我看一个景点,规模很大,投资好几个亿,但整个景点只有我们三个人看,没有第四个人看。基建有三种,有的基建减少今年的消费,但可以可以增加更多以后消费,有的基建今年减少了消费,以后永远不增加消费。还有的基建今年减少消费,以后继续减少更多的消费,这种经济叫做伤口经济,流血经济,就是伤口产生之后还会持续流血。高速公路收费那么多,一年亏三、四千亿,就是在流血。我们今年到明年准备再投两万亿到西部修高速公路,但有的高速公路一个小时没有一辆车的,需要补贴,就像持续流血,这个伤口流血,那个伤口流血,伤口一多你就完蛋了。中央提出来三大攻坚战,第一是防范金融风险,怎么防范,很简单,减少伤口,不要制造新伤口。我们要保福利,GDP增长福利不一定增加,但是货币增加快,福利肯定减少,因为老百姓钞票买的东西越来越少。既没有经济效益又没有社会效益的项目,搞它干嘛?举个例子,当前我们的投资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用贷款投,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国企,效益低,不少投资无论对后续增长还是福利增加都没有用,这种项目本来就不应该上。上个月,我家周边这几条街,去年铺的砖还是新的,拆了。拆砖增加GDP,买新砖增加GDP,施工增加GDP,老砖搬走增加GDP,我的幸福增加没有?一点没有增加,GDP增加了。我不知道专家为什么那么关注GDP?造房子增加GDP,炸房子增加GDP。很多项目有考古价值不一定有观光价值,专家感兴趣游客不一定感兴趣,项目建设要考虑投入产出。北交大一个教授研究高铁经济,他讲新疆和内地修个高铁,每天可以开160对但只开了4对,产能利用率不到3%,97%的场地闲置,收入不足以支付电费。普通铁路没有人坐,高铁也不能运货。高速公路亏损越来越多,下一步还要修两万亿。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责任感太强,恨不得把几代人的事都搞完,有些路,下一代修嘛,你都搞完了下一代就没事干了,责任感太强了。所以有些既没有经济效益又没有社会效益的项目应该坚决制止。3在保货币的前提下保有用的GDP我在中国跑了1000多个乡镇,我做了一两百个县的咨询,我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很少看统计报表,因为我不是看统计报表研究经济。坐高铁的时候,有的背行李、有的背小孩,大家都希望下了车就赶快上车,越近越好,但很多地方修了个大广场,投很多钱,却不让停车,你得走,要走十分钟。我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高铁站门口修这么大的广场,不让停车你修它干吗,跳广场舞?从信阳到北京,一路上都是这么大的广场。浪费了大量资金,浪费了大量土地,给老百姓却带来很多麻烦。这种项目经济效益是负的,社会效益也是负的。全国的高新区工业园有几千个,很多的县搞工业园,几十平方公里,每个乡镇再搞一个,招不到商,结果大量的空闲园区只能在那晒太阳。我们现在最大的过剩不是产能过剩,是舞台过剩。以上这些项目都能增加GDP,但人的福利有没有增加多少,而且大量无效投资导致货币超发。在中国,一个县长、乡长搞基建,最后都会迫使央行印钞票。企业搞生产是不会产生通胀的,一个企业从市场上拿走一个亿的原材料,把一个亿的货币给市场上,过了半年把面料做成服装,服装值1.2个亿,我把服装一卖我收回1.2亿我半年前抛一个亿,半年收回1.2亿。地方政府搞基建,从市场上拿走一个亿原材料,把一个亿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上,永远没有东西回笼货币,不断抛、不断抛,央行就只能在后面放水。我在30多年前以前写了一篇文章《中国通胀的倒逼机制》。我们的通货膨胀是自下而上,一步一步逼出来的,这种倒逼机制的根源是信贷资金的软约束。一个老板投资失误2个亿要跳楼,一个县长投资200个亿失败没有跳楼的,一点损失都没有,连一个免官的都没有。所以就出了三个拍,拍脑袋上项目,拍胸脯要贷款(找银行行长),拍屁股开溜。这种倒逼机制我是三十年前写的,现在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进一步强化了。那时候一个县长打破脑袋投一个亿,现在一个县长一个项目100亿、80亿,他在前面搞基建,央行就在后面放水。现在经济喜欢搞基建来搞GDP,基建多了通胀,通胀多了老百姓发慌,要保值,老百姓保值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买房,多造房要钢铁水泥,搞基建要钢铁水泥中国这四者之间相互推进,不断循环,这就是当前的中国经济。我们这种经济循环,通过搞基建,通过印钞票搞GDP这种经济的后果,低效无效的投资成为金融风险的源头。所以通过投资基建增加GDP,需要对投资进行结构转变,投资主体由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转向民企为主,投资的资金来源由贷款为主转向股权投资为主、资本市场投资为主,投资主要的领域由传统基建为主转向新基建为主。我们应该在保货币的前提下保有用的GDP,有用的GDP是指增加老百姓福利的GDP。对话早餐钟朋荣:大家好,我是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主持人:今天非常荣幸能采访钟教授。2019年全球分化的趋势越发明显,站在岁末年初的当下,如果满分是10分,您会给2019年的全球经济打多少分?给中国经济打多少分?钟朋荣:全球经济6分,中国经济8分。主持人:能解释一下这其中的逻辑吗?钟朋荣:中国经济总的增长速度在全球是领先的,我们有6个多点。主持人: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中国挑战机遇并存。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您怎样看待今天这场大会?钟朋荣:大会集中一批高端专家来做一个总结回顾。更多的是对未来、对以后一个展望,出思路出主意,通过大会、通过我们的媒体传播,把一些专家的好的建议意见能够传递给社会,对经济发展也是个正能量。主持人:钟教授,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领域有多年的研究。201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CPI快速上升,ppi持续低迷,市场上有些人认为除去猪都是通胀,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钟朋荣:首先,我们现在经济专家里面有个概念没理清,通胀不通胀,就是CPI涨不涨?有人认为:“CPI没有涨,那就没通胀。CPI涨了就通胀。”什么叫通胀呢?通货多了,流通中的货币膨胀了,有三个表现,一个是票证增加,钱多了买不到东西,过去它价格不涨,计划价格。买猪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当时我在武汉为了买两斤猪肉,1980年我两个通宵没睡觉,吃了晚饭排队穿军大衣,第2天早上没有了。但是,猪肉它不涨,有计划价格不能涨,钱多了买不了东西,票证增加,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表现是CPI上涨,物价上涨。第三个表现是房价上涨。货币多了,不吃猪肉,去买房,为了保值都去买房,把房价炒高,结果一套房子本来买的50万、60万,现在甚至1000万,把几代人的钱都凑在一起,买了房还要付按揭付利息,就没钱消费了。这样货币多了,老百姓反而没想消费,被房子套死了,CPI这里并不涨。我们绝对不要讲,CPI不涨就没通胀,这叫不懂通胀。物价涨只是通胀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我们这20多年来,通货膨胀,物价不涨,是因为人们买房,一个房子把全部购买力,都榨干了,没钱消费。专家以此为依据,说我们没有通胀,这完全是不懂通胀。我们的货币量从建国初期一直滚到1990年才只有1.5万亿,今年一年新增加15万亿,我们的货币存量195万亿,增长8个多点,而GDP六点几。通胀还是很严重的,他只是没有通过物价涨表现出来,是通过房价涨。今年房价不怎么涨的,所以CPI开始快速涨。明年水往哪流的很重要,是往股市流还是继续买东西吃?还是买房?如果明年CPI不涨,房价肯定涨,所以我一定要纠正一个概念,物价涨不涨是通胀的表现的方式之一,不是没有水,水很大,只是没有留到洞庭湖,流到长江去了。
中新社北京10月16日电 题:“半路出家”研究经济 白重恩坚持实践出真知作者 马秀秀近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中新社记者见到了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他亲和的气质、严谨的态度,与清华园的那份沉淀感“不谋而合”。日前,白重恩获得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作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白重恩对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收入分配、经济结构转型、户籍制度、公共财政税收等领域的问题均有研究,为国家及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然而,当社会上有热点经济问题出现,白重恩却鲜有发声。“提出观点需有研究支撑。”白重恩说,因为自己说的话可能会产生一定社会影响,所以对于没有研究基础的观点还是少发表。虽然在经济领域造诣深厚,但研究经济,白重恩算是“半路出家”。1979年,未满16岁的白重恩,因喜欢数学严谨的逻辑思维,而进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学习。在中科院数学所读研期间,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当时大家对中国经济改革都很关心。”白重恩说,自己对许多经济问题也很感兴趣,但由于知识所限,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留学美国后,在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支持下,白重恩在拿到数学博士学位后,又改学经济学,最终考进了哈佛大学,并于199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对白重恩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开始是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白重恩说,先前在清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的经历,让他觉得学校环境条件不错;学成回国,也是希望深入中国经济的实践,用自己的观察和实证研究得出观点和建议。在白重恩看来,很多思想源于实践,要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同样需要与实践相关。“不管是教育还是研究,希望立足长远,多基于中国经验,才能产生较大影响。”他同时坦言,方法论的研究同样必不可少,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要保持平衡,互相交流、促进。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和营商环境并非尽善尽美,但中国经济却能够保持快速增长,白重恩将其归因于中国的“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营商环境造成的障碍。”而目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中国的“后发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地方政府挑选“特惠对象”也不再那么容易。因此,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白重恩认为,需要完善普惠制度,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企业负担是一方面,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企业降低税负。”自8月份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以来,白重恩更加忙碌了,“但做研究的心一直都在。”在未来,他希望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能继续做研究,“多了解研究情况,才能更好地为老师们服务。”(完)
来源:一财网“懂经济、敢讲话、敢讲真话!”是坊间给黄奇帆的评价。2018年从全国人大财经委离任后,“退休”的黄奇帆转身成为经济学者,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后,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宏观经济上,常常活跃在各大论坛并公开发表演讲,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一气呵成,大量经济数据如数家珍。金融从来都是他研究和演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黄奇帆曾这样用三句话总结金融的本质: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全能型宏观经济学者1952年出生的他,用自己的话讲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16岁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多年的基层工作,使得他在演讲中说的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观点中也闪烁着人文关怀。黄奇帆关注金融市场,对资本市场、金融风险防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房地产发展、城乡地票制度、国际贸易格局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在今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黄奇帆以“5G背景下数字化平台的金融科技发展路径”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数字金融机构并不像商业银行那样可以从老百姓存款中获取低成本的资金,或者像中央银行那样从货币市场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所以它们大量加杠杆的行为容易引发金融风险。“最合理的方式是它们把产业互联网运营中获取的客户信用信息、尽职调查的信息转让给商业银行,实现数据开放和机构合作,形成强强联合,资源优化配置。而产业互联网金融的现实意义在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黄奇帆指出。在市场热点问题的讨论中也不乏黄奇帆的身影。对于公积金存废问题,黄奇帆旗帜鲜明地指出,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而其带来的社会资本运营低效率、高消耗、不公平等问题逐渐显现。为了确保取消公积金后老百姓不会吃亏,黄奇帆提出三个措施:第一,取消公积金不是单一的政策,一定要和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年金体系配套实施。年金的运行可以进入资本市场,通过保值增值产生更高的收益。第二,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一定利率优惠政策转化为商业贷款。第三,取消公积金后,企业原本替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转变为企业给职工缴纳的6%企业年金,而职工个人的6%年金并不强制缴纳,职工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缴纳。为什么在中国很多企业老板、高管都在公司拿1元年薪?对于个人所得税问题,黄奇帆也是“敢于直言,直击痛点”。“现在个人所得税年收入超过100万的还按45%征收,而企业所得税已经降到25%。所以,反正所有花销都从公司走账,企业老板宁愿拿1元年薪。”黄奇帆说。他还指出,很多高收入行业的白领也在个人所得税上采取了避税措施,这些行业的公司会把发工资的总部放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香港个人所得税15%,新加坡17%。“结果我们就拿不到高收入阶层、企业主的税收。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缴纳主体就是普通工薪阶层,他们占到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70%~80%。”从上海转战重庆成为一名拥有宏大视野的“学者型官员”离不开他作为政府官员的丰富实践经历,谈起黄奇帆的职业生涯绕不过两个地方,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重庆。16岁,黄奇帆成为上海焦化厂的一名工人,一步一个脚印,用了15年时间从一名普通工人做到国企副厂长。1983年12月,黄奇帆离开上海焦化厂,任职上海市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正式进入党政系统。几个月后,黄奇帆出任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由此开始涉足宏观经济管理。1987年1月,黄奇帆担任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这些经历,为其成为学者型官员打下了底子,也养成了黄奇帆对数字非常敏感并擅长运用数据的习惯。在上海工作期间,黄奇帆就十分重视金融。在担任市体改委副主任期间,他一手操作了1998年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净壳”概念,被称为“上海模式”,为重振上海本地股作出了巨大贡献。21世纪初,结束了在上海33年的职业生涯,时年49岁的黄奇帆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也把在上海积累的金融工作经验带到了重庆,由于在任期间擅长处理经济金融问题,他被坊间称为“金融市长”。黄奇帆是一手打造“重庆金融模式”的策划人和指挥者,资本重组、打造本土“影子银行”、建立区域性要素市场。他拥有朴实的金融观,在他看来,把金融搞得极其复杂的人都是“骗子”。他当市长期间,拒绝一切P2P公司在重庆落户,严格约束金融业发展方向,控制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和按揭信贷规则,坚持金融红线思维。在渝工作十五载,黄奇帆严把金融风控、推动经济转型、控制房价稳定成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就。50年经验和思考如今,从政府官员位子上退下来的黄奇帆又多了几个学术头衔。作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工作的重心更多地从实战转移到更宏观的理论思考和研究。他曾对记者表示,“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而他也在身体力行地为此实践。如今,在他看来,“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今年,在疫情期间难得的闲暇时间,他把自己50余年的经验与思考,写进了《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一书中。书中的内容包括,“如何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聚焦去杠杆与金融风险防范”、“解读新时代下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之路”。书中,黄奇帆从基础性、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我国供给侧的关键矛盾并对症下药。已年近七十古稀之年,但身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黄奇帆对自己的要求是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研究、多思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评价,《结构性改革》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如果中国其他同样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大员都能像黄奇帆这样,在退出一线之后,深入总结自己为政的经验教训,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将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之幸,而且是国家之幸。
会议现场。红网时刻株洲3月24日讯(株洲日报记者 胡文洁 记者 聂千川)3月24日晚,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全市1-2月经济运行有关情况汇报,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会议强调,要坚定目标不动摇,深入分析各项经济指标,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奋战100天,冲刺“双过半”,全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加强经济形势研判,密切监测经济运行情况,善于从经济运行的监测分析中发现短板、找准工作着力点,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要大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和温暖企业行动,进一步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坚持一月一调度、一季一分析,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在加强项目前期、向外招商引资和向上争资立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以及温暖企业行动中精准发力。要加大促进消费的力度,及时出台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线下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鼓励领导干部带头自费消费,共同帮助企业度过暂时的困难期,提振经济发展信心。要严格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对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交办的问题进行再梳理、再排查、再督查,进一步明确任务、明确责任人,坚决确保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四战两行动”,持续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战、净土持久战、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攻坚战,深入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大见成效。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及时总结株洲生态文明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注重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书从筹备、酝酿、编辑修订到最终付梓,不觉历时一年时间。如今掩卷覃思,既感如释重负,也有些恋恋不舍。回想起来,实在是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太多的思考感悟、人生阅历,每重拾这些文字,眼前不觉重现那些忘我工作的激情岁月,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晃就是50多年。回想这50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工作,不论是下基层调研,还是政府部门内综合协调,抑或是与专家、企业家座谈讨论,中心议题大多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之余,闲暇时光,我最多的放松是浏览国内外财经新闻,最好的享受是阅读财经类书籍,最大的乐趣是从各类财经事件中发现规律、察觉大势。退休后,身边的家人、朋友劝我好好享受生活,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黄奇帆著,中信出版社出版况且,作为一名受党教育44年的老党员,身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更应当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研究、多思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近两年,我受有关部门、省市或大学邀请,参加了一些论坛、讲座活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经整理后发布在报刊媒体上。出于一名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自觉,也出于对活动主办方的负责,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一是不讲违背中央精神的话,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己所能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二是不讲没有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山海经”,呈现的观点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常识。三是不搞脱离实际的“空对空”,以问题导向立论点、摆论据、做论证,努力让听众、读者有所思、有所获。四是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发表观点必须道人所未道,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五是不做重复的报告,只选取一些重点活动、特定主题参加。为了恪守这5条“负面清单”,我推掉了十之八九的邀请,并且每次参会前几天的早晨,都会到家门口的公园兜兜转转,精心构思演讲的主题观点和结构框架。寒来暑往间,这片喧嚣中的宁静,带给我许多灵感,使我发言的内涵视角能达到“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的境界。2019年7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部的同志找到我,邀请我把这两年的演讲稿件和署名文章汇编成册、印刷出版。新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加之恰逢假期,各项事务告一段落,自己也能够静下心来闭门编书,随手收录散作,不觉已有35万余字。宅在家中,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闲暇时光里,我对过往文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观点、表述逐句推敲,对数据、案例逐一核对,对篇目、结构精心考量,每天写作6-7个小时,从隆冬腊月到春暖花开,最终形成了这本书。“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我们这代人,按照老话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轨迹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拥护者、推动者。现在回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我们党40多年来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以我本人为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行而不自知。20世纪90年代初,我主动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请战,到新成立的浦东开发办工作。上任后头一件差事,就是牵头制定中央“十条政策”的贯彻落实举措。在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十分罕见的,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外资市场准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其中已见端倪,并收获了很好的成效。但那时的自己,更多是扮演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第二阶段,自知而不自觉。21世纪初,我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当时的重庆,主导产业重,经济能级低,面临“东北现象”和“西部特征”的叠加,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转移机遇,从产业链升级的供给侧着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上下游“整装+零部件配套”垂直整合、同类企业扎堆集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我在这个时期想问题、做决策的过程中,对经济供给侧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但客观地讲,更多是属于以问题导向见招拆招的,没有上升为系统性、条理化的经济学思考。第三阶段,自觉而且自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随后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陆续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等重大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一个重大战略性举措,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改革理论,也让我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义”,再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飞跃。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潜力,取得了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治本之策、务实之举,更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结构性改革》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性改革》虽以当前的经济概念为命题、以当代的经济问题为导向,实则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我愿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献给所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付出心血智慧的同辈人、同路人。至今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早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伴随我事业的发展,带给我思考的乐趣,指引我看遍经济现象的万千风景,走过经济改革的万水千山,结下了一段段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不解之缘。而今的自己虽然已近七十岁,仍愿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不断探寻经济学真理的迷人光芒,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奇迹。此时此刻,当我轻轻合上书稿,放眼望去,上海已是一片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黄浦江的涛声在我耳畔隐隐回响,仿佛娓娓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又仿佛在告诉我,中国经济的巨轮将迎着新一轮的朝阳,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劈波斩浪、扬帆远航!(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标题为《我对自己每篇文章开列5条“负面清单”》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黄奇帆编辑:袁昕流程编辑:王梦莹
原重庆市长黄奇帆近日推出新著《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在该书后记中,黄奇帆自述:本书从筹备、酝酿、编辑修订到最终付梓,不觉历时一年时间。如今掩卷覃思,既感如释重负,也有些恋恋不舍。回想起来,实在是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太多的思考感悟、人生阅历,每重拾这些文字,眼前不觉重现那些忘我工作的激情岁月,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晃就是50多年。回想这50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工作,不论是下基层调研,还是政府部门内综合协调,抑或是与专家、企业家座谈讨论,中心议题大多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之余,闲暇时光,我最多的放松是浏览国内外财经新闻,最好的享受是阅读财经类书籍,最大的乐趣是从各类财经事件中发现规律、察觉大势。退休后,身边的家人、朋友劝我好好享受生活,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黄奇帆著况且,作为一名受党教育44年的老党员,身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更应当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研究、多思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近两年,我受有关部门、省市或大学邀请,参加了一些论坛、讲座活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经整理后发布在报刊媒体上。出于一名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自觉,也出于对活动主办方的负责,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一是不讲违背中央精神的话,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己所能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二是不讲没有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山海经”,呈现的观点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常识。三是不搞脱离实际的“空对空”,以问题导向立论点、摆论据、做论证,努力让听众、读者有所思、有所获。四是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发表观点必须道人所未道,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五是不做重复的报告,只选取一些重点活动、特定主题参加。为了恪守这5条“负面清单”,我推掉了十之八九的邀请,并且每次参会前几天的早晨,都会到家门口的公园兜兜转转,精心构思演讲的主题观点和结构框架。寒来暑往间,这片喧嚣中的宁静,带给我许多灵感,使我发言的内涵视角能达到“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的境界。2019年7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部的同志找到我,邀请我把这两年的演讲稿件和署名文章汇编成册、印刷出版。新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加之恰逢假期,各项事务告一段落,自己也能够静下心来闭门编书,随手收录散作,不觉已有35万余字。宅在家中,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闲暇时光里,我对过往文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观点、表述逐句推敲,对数据、案例逐一核对,对篇目、结构精心考量,每天写作6-7个小时,从隆冬腊月到春暖花开,最终形成了这本书。“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我们这代人,按照老话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轨迹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拥护者、推动者。现在回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我们党40多年来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以我本人为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行而不自知。20世纪90年代初,我主动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请战,到新成立的浦东开发办工作。上任后头一件差事,就是牵头制定中央“十条政策”的贯彻落实举措。在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十分罕见的,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外资市场准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其中已见端倪,并收获了很好的成效。但那时的自己,更多是扮演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第二阶段,自知而不自觉。21世纪初,我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当时的重庆,主导产业重,经济能级低,面临“东北现象”和“西部特征”的叠加,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转移机遇,从产业链升级的供给侧着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上下游“整装+零部件配套”垂直整合、同类企业扎堆集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我在这个时期想问题、做决策的过程中,对经济供给侧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但客观地讲,更多是属于以问题导向见招拆招的,没有上升为系统性、条理化的经济学思考。第三阶段,自觉而且自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随后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陆续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等重大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一个重大战略性举措,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改革理论,也让我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义”,再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飞跃。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潜力,取得了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治本之策、务实之举,更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结构性改革》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性改革》虽以当前的经济概念为命题、以当代的经济问题为导向,实则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我愿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献给所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付出心血智慧的同辈人、同路人。至今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早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伴随我事业的发展,带给我思考的乐趣,指引我看遍经济现象的万千风景,走过经济改革的万水千山,结下了一段段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不解之缘。而今的自己虽然已近七十岁,仍愿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不断探寻经济学真理的迷人光芒,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奇迹。此时此刻,当我轻轻合上书稿,放眼望去,上海已是一片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黄浦江的涛声在我耳畔隐隐回响,仿佛娓娓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又仿佛在告诉我,中国经济的巨轮将迎着新一轮的朝阳,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劈波斩浪、扬帆远航!作者|黄奇帆 来源|长安街知事
经济学是一门显学,被称之为女王头顶最闪耀的明珠。由于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备受人们关注,名人也是辈出。现如今,郎咸平、茅于轼可谓是中国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与经济学相关的还有一个经济师,同样是研究经济学,经济师和经济学家到底有何不同?一、定义不同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理论及其应用的专家,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家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米尔顿·弗里德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纳什、萨缪尔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等。他们的理论对于现代国家的经济决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经济师,则是我国的职称之一,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共三级。想要获得初中级经济师职称,需要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想要获得高级职称,还要进行评审。二、研究内容不同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怎样有效率地分配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资源于各种用途,以达到既定目标的一门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的内涵愈发扩展,研究内容也愈发广泛。因此经济学家研究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可以说一切和经济有关的事情都是他们的研究内容。经济师由于本身只是一个职称,因此并没有涉及太多研究的领域,大多数经济师职称获得者仅仅是为了升职加薪罢了。要论研究的话也是高级经济师往上的总经济师这种高端经济师的事情。以总经济师为例,其研究的内容主体是企业、市场、产业,利用专业的研究方法为企业的经营生产提供合理化的建议,以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三、分类不同经济学家依据经济学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经济史学家、财政学家、金融学家、人口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家、消费经济学家、劳动经济学家等等。经济师则可以按照专业划分为工商管理、农业经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经济、运输经济、建筑与房地产经济、知识产权。四、级别不同经济学家其实并不好划分级别,主要分为经济学者、一般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在著名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可说是达到了生涯的巅峰。经济师的划分则很清晰,初级经济师、中级经济师、高级经济师。一般市面上考中级经济师的比较多,能通过高级经济师的则是凤毛麟角。高级经济师如果能担任集团总经济师一职,基本也可算作职业巅峰。虽然同是研究经济学,但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师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毕竟经济师其实只是一个职称,真正研究的应用少之又少。但是如果你评到了高级经济师,那么才会开始真正专业起来。#经济师#
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了个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在10月下旬召开专门研究经济的政治局会议,很少见。查阅资料就能发现,过去5年中,这种情况只在2016年出现过。中央政治局上一次召开研究经济的会议,是整整三个月前的7月31日。但是,那次会议的议题不止是经济,同时还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这些情况来看,这个专题研究经济的会,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还是老办法,我们给新闻稿划划重点,同时结合7月会议的内容做些对比。新闻稿不到1000字,除去电头和文尾其他事项,剩下的五段讲了三件事:整体经济形势,面临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作方向。逐一来看。第一个重点,这次会议对经济形势总体平稳的判断依旧,但具体措辞有所变化。对比这次和7月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来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这个整体判断没变。有变化的是后面的措辞。简单对比一下,能看到这么几点。一是与7月相比,这次对经济形势有很具体的描述。“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制造业投资回升到近年来较高水平,进出口较快增长,利用外资稳步扩大,秋粮获得丰收,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镇新增就业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二是对部分领域的关注点发生变化。7月强调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初步成效”,10月则突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实施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提振了市场信心。”三是用词的微妙变化。7月的时候,对上半年评价是“总体平稳,稳中向好”。10月这次,对前三季度评价是“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从“稳中向好”到“稳中有进”,变化发生在第三季度。变化从何而来?这涉及到下面的问题。第二个重点,这次会议罕见地描述了经济面临的困难。这段时间,因为经济数据的变化,舆论场中对经济走势的议论就没有平息过。比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4.1%,较8月份9.2%的增速出现明显下降。争论之中,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央如何判断。与7月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延续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判断,但也罕见地描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不仅如此,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由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之中不断升级事态,使得高层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也从“发生明显变化”,升级到“发生深刻变化”。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困难和变化,也有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政策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结合近期的数据和情况看,政治局的判断实事求是。直面问题,正视困难,是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前提。实事求是的判断,很关键,很重要。第三个重点,是“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具体内容看,会议延续了7月份的工作基调。“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则落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的困难和遇到的问题,多半是转型期间碰到的问题,而今天会议提出的解决企业困难,激发市场活力,维护外资合法权益等等,正是解决各种困难、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使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尽快发挥作用。”这些举措,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是工作推进的重点,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会议内容简单梳理完了,最后谈谈几点感受。1、不寻常时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并公开描述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这说明我国经济当前遇到了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2、这些困难的成因极其复杂,其中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是重要因素。具体来说,美国人挑起的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已经出现,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正在显现。此外,多年来经济发展积累的风险和矛盾,逐渐“水落石出”。3、高层并没有回避问题。会议对问题的描述,展现的就是正视问题直面困难的态度。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条件。4、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外部挑战,关键还是要“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在应对中美贸易战中,我们已经反复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也展现了谈判的诚意和行动,但是,不能把我们的发展寄托在别人恩赐身上,而是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把这些做好了,我们就牢牢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经济并不属于K型发展,而是整体向上增长的趋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日前在2021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2020年以来,我国防控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率先复苏,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进入2021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整体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关于未来的经济复苏、结构调整、宏观政策目标、利率汇率走势,经济学家们亮出最新观点。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论坛上表示,财政政策历来是调结构最有力和最关键的工具。今年,一方面需要对疫情造成的新的不平衡进行修补、恢复,另一方面要面向未来进行结构调整,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在这个节点上,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朱民认为,抓好结构转型是大事,总量刺激不是今年最主要政策目标,再平衡和结构恢复、发展、转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他认为,2021年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年,更多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实际上,我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但经济恢复仍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肖钢认为,应当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全面落实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如疫情防控逐步见效,全球市场面临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带来的挑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仍然是新兴市场必须直面的现实。”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后期美元流动性逐渐回收,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资本的流向造成较大影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在部分新兴市场引发资本外流就是预演。管涛认为,中国在应对这种溢出效应方面处于相对有利位置,一方面,我国应对跨境资本流动性的抗冲击能力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也增强,另一方面,预计后续我国经常项目仍然有较大盈余,国际收支基础比较强劲,可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有力支撑。展望后续人民币汇率走势,管涛认为,目前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二季度人民币汇率或维持双向波动偏弱的局面,美债收益率上行短期看不会有大的变化,随着疫苗接种,美国经济加速重启,对资本流动、市场形势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展望我国的货币政策、利率走势,多位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宏观政策、货币信贷投放整体趋于正常化。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判断,二季度银行间市场短端利率易上不易下,长端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下半年的上升动能会稍弱一些。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后续利率可能存在两种走势,一种是高位徘徊,另外一种是二季度末之前再升一波,目前不太建议判断利率见顶。他认为,影响利率的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是PPI走势还不明朗,二是碳中和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比如粗钢去产能,可能会给工业品价格带来一定影响,这些影响也会向利率进行传递。天风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宋雪涛认为,利率方面,大多数利空因素已经充分反映到价格中,十年期国债利率对PPI上升、美债收益率上升等因素反应较弱,当十年期国债利率升至3.3%以上时,市场出现了较强的配置力量,基本在3.2%至3.3%的位置徘徊。“无风险利率可能在3.3%至3.4%会形成高位,未来向上的空间不大。”宋雪涛认为,接下来大多数利空因素不会给债券市场带来太大波动,低评级包括弱资质企业的融资利率还是会向上;货币政策方面,预计今年不会出现显性加息。来源:上海证券报
新华社东京3月9日电 (记者 刘春燕)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坚敏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IT企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密切合作,大量数字技术产业化加速落地,“中国正在‘化危为机’,推动数字经济转型”。金坚敏说,2019年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开始发挥新动能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治理、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带来了挑战,短期内确实给产业和市场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不过,他同时表示,在抗疫过程中,数字技术在快速准确发布信息、维持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开展医疗健康事业及恢复产业、经济活动等方面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在非常时期发展起来的数字技术社会化实践可带来数字化创新、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机遇,这同时也是数字化经济大发展的机遇。首先,疫情期间的网络生活将大大提高中国网络普及率。目前中国网络普及率约为60%,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本次疫情使中国网络快速向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和老年人口渗透。如果中国网络普及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85%的平均水平,将产生2亿至3亿新网民。中国不仅可以大大填平“数字鸿沟”,新网民也将成为新的数字消费者。因此,鼓励和培育信息消费,应该是恢复扩大消费的优先政策之一。其次,疫情期间企业采用远程办公系统,并转变为数字化经营管理模式。中央产业主管机构和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引导企业应用云技术等数字技术转变经营管理模式。阿里巴巴、腾讯等大量数字技术公司也加速开发应用解决方案,满足用户数字化需求,有助企业提高利用数字化创造价值的能力。有调查报告显示,面对疫情,中国许多创新型企业已开始思考寻找“转危为机”的商业机会。金坚敏表示,从杭州开始的“健康码”系统就是地方政府与IT企业合作推出的有效治理手段,兼顾了抗击疫情与恢复生产生活的需求。可以预期,疫情结束后,中国各地区将加速缩小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的差距。金坚敏总结说,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政府的加速推进等动向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将加快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金坚敏表示,他期待中国政府出台的宏观及产业政策能与全社会的数字化体验和采集到的社会化数据相结合,推动数字化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