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研究生

提起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北大、清华甚至于是西南联大等诸多有名的高校。不可否认这些高校在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确实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还有一所学校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如果不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的话，今天的中国将会再多一所世界级顶级学府，这所高校就是燕京大学。谈到燕京大学就不得不提到今天北大的燕园了，那里曾经就是燕京大学的旧址。作为一所由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教学质量最好的大学之一，冯友兰、钱穆、周作人等人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过。和中国其他高校一样，燕京大学也曾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火而被迫搬迁到四川办学，并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北平，燕京大学见证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可惜的是，1951年教育部亲自发表条令，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开办大学。条令一下发，作为教会学校代表的燕京大学首当其冲，1952年，无奈之下的燕京大学被迫拆分，其中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了北京大学，就连校址燕园也成为今天北大的校园。在大家的印象中，一所世界级名校就此烟消云散，却很少有人知道远在大洋彼岸至今还有燕京大学的遗留，并且时至今日早已经是世界顶级研究机构，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了。从哈佛燕京学社这个名字上我们就知道这所学社是有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共同组建的，是燕京大学在今天的延续。而哈佛燕京学社今天也成为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场所，培养了诸多有名的汉学家。1914年美国铝业大王赫尔去世，在他的遗嘱中特意申明保留一部分用来研究中国文化，由于此时巧合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尔的遗嘱直到数年后才得以实施。在赫尔的遗嘱中，将分别从美国与中国选取一所高校，共同组建一所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机构。其中美国选取的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了，而在选取中国高校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原本遗嘱执行机构选取的中国高校是北京大学，并且已经初步开展了合作。1924年，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前往敦煌千佛洞“考古”，在这次“考古”中华尔纳捐献了70两“香火钱”就将千佛洞中部分壁画连同泥土一起刨回了美国。尝到甜头后的哈佛大学于次年再次派遣华尔纳前往敦煌“考古”，同时邀请合作高校北京大学一起前往。此时已经吃过一次亏的敦煌当地政府自然不会再让华尔纳得逞，多方防范下，华尔纳只能简单拍了几张照片就姗姗离去。消息传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耳中，为了获得赫尔的这笔遗产，司徒雷登一方面向教育次长秦汾透露华尔纳在敦煌的所作所为，利用政治压力使得哈佛大学迁怒于北京大学。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遗嘱执行机构建立联系，最终取得了赫尔遗产里中国大学名额。1928年，哈佛大学正式与燕京大学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学社的总部位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并在燕京大学建立北平办事处，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第一任执行干事由美国人傅晨光担任。靠着赫尔的遗产的资助，燕京大学获得了快速发展机会，成为一所不逊色于北大、清华的高等学府。出了资金的资助之外，哈佛燕京学社还开始招收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在本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将互派留学，培养了很多汉学家。同时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华文化，哈佛燕京学社还在哈佛大学建立了汉和图书馆，收藏了多达十多万册的文物古籍，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持。1952年燕京大学被迫拆分之后，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也随着取消，至今仅有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总部保留着，中国境内再无相关机构。时至今日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更换到第七任社长，同时也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机构，同时也是燕京大学留在世界上最后的记忆。

1934年，20岁的王世襄走进了燕京大学的校门。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而燕京大学此时的校长，就是著名的司徒雷登。王世襄开始就读的专业是医科，这仍旧是父亲的选择。一朝天子一朝臣，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父亲王继曾便逐渐淡出了官场，赋闲在家。宦海沉浮多年，每每感到时局变迁、世事难测，父亲因此并不愿让幼子世襄走上和自己相同的道路，更希望他在大学能修成一门有专业技术的学科，未来可以赖其安身立命。而当时燕京大学的医科远近闻名于是王世襄凭着自幼的家学教育和一口学自美侨学校的英语，顺利地考人了燕京大学，开始了他在未名湖畔的求学之路。燕京大学的求学岁月，开启了王世襄人生的新篇章，但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初入燕京大学，王世襄对父亲所选的医学课程颇感枯燥，仍旧流连于他过去的玩乐生活中。当时，王家恰在燕京大学附近的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1市亩=666平方米)的园子，时人称之为“王家花园”。园子内地方宽敞、花草茂盛，可供王世襄继续他的各种玩乐喜好:他在园内搭起了葫芦架，播种、引藤、自己范制、火绘葫芦;邀请京城有名的养狗家荣三、小崇搬进园内居住，交流探讨各种养狗经验……此时的王世襄虽身在燕大就读，心却放在他的各种爱好上，“王家花园”极盛之时，单单是养的狗，就有“浑子”、“壬子”、“青花雪儿”三条，正好凑成一围。一心难二用，心不在焉的王世襄显然无法兼顾他在燕京大学医科的繁重学业，两年预科结束，王世襄的成绩是数、理、化科目均不及格。“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这是后来年近老耋之年的王世襄老人对自己当时的评价。当然，那个时期，王世襄对此却是毫不在意的。按燕京大学的规定，王世襄的成绩无法进入正式医科学习，要么转学别科，要么退学回家。而此时的王世襄却仍旧暗自庆幸:他终于可以摆脱恼人的医科学业了。1936年，22岁的王世襄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应该说王世襄的庆幸是对的，在国文系，他凭着自小的私塾教育、家学熏陶，应对国文系的功课是游刃有余的。有一次，在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上，王世襄就择兴趣所好，写就了一篇题为《鸽铃赋》骈文。 弃医从文，王世襄获得了较多的闲兴游玩时间。在大学四年级时，他曾用明人笔法写作《燕园景物略》一篇:“予来燕京四年，不惮霜雪，不避风雨，不分昼夜，每于人不游处游，人不至时至，期有会心，自悦而已。”堪称他在燕园求学生涯的写照。1938年夏天，王世襄顺利地拿到了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人生的转折点如期而至，人生选择众多，经过考虑，王世襄最后仍旧作出了书香世家的“最主流”选择，在人生中最好的年华里，继续学业深造。于是，在1938年秋天，他考人了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成了一名研究生。真正让王世襄“改玩归正”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39年。这年，一直以来对他关爱备至的慈母金章过早地离世了，年仅56岁。慈母的早逝，与王家的家道败落关系最大，父亲的赋闲，使王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日本侵略军烧进北京城的兵火，使那个年代的生计愈发艰难了。打理王家的金章，正是在这种窘困的压力下一病不起的。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富贵入凡尘。这个中国人相信多年的道理在这一年也印证在了王世襄的身上。痛定思痛的他，深感自己的生活荒诞不经，为虚掷大好光阴而悔恨不已，他下决心痛改前非，驱散鸽群，送走了大鹰、獾狗，将蛐蛐罐、葫芦、鸽哨等东西也统统束之高阁，决心在研究院苦修自励。与其说此时的王世襄放弃了驯狗、养鹰等活动，不如说他把这种活动硬生地“升华”了。199年，他结合亲身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分三次发表了关于大鹰和老北京人玩鹰民俗的文章，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详细讲述捕鹰、养鹰、驯鹰、放鹰的诸多程序，还追根溯源，在各种文献中找寻和考据了中国人养鹰的历史，自此王世襄将民俗风情提炼升华到学术历史高度。之后，王世襄又发表了《关于姚最(续画品录〉中的一个错字》，这是一篇颇具深度的学术论文。该文围绕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绘画批评家姚最的《续画品录》展开，回顾了刘海粟等七位现代艺术家对该著作所作研究的各自观点，表述了自己研究的结论，资料丰富、条理清晰，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全文用地道流畅的英文写作。这是当时难得的论文，这一切都得益于王世襄中西兼备的治学才华。 1939年，王世襄在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上，选择了当时还未有人深入研究的题目一《中国画论研究》，这可以看作是他对母亲的敬礼，因为母亲金章是近代著名的鱼藻画家。至1941年历时三载，他终于完成了论文先秦至宋代部分的撰写，同时顺利完成答辩，取得了燕京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此时的王世襄，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顽童形象，正在向学者、大家的道路迈出坚实的脚步。玩是全身心的，要学也就是玩命地学”，王世襄自己的话，正是求学时期的自己的深刻写照。

中国最难考的5所研究生院校是哪些？北大有一个，清华上榜两个！2019考研落下帷幕，2020的考研大军也拉开了新一轮的战斗号角。大家都选择了什么样的院校呢？了解过的人都知道，考研是分学校和专业的，难度也会有所不同，要说最难考的院校专业，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应该是985大学中的热门专业，所以今天小编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最难考的5所研究生院校，为什么大家都说，只要能考进去，未来就不用愁了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说到清华大学，大家可能想起来网上流行过的“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的段子，今天要了解的是五道口金融学院，其实小编有点疑问，直接说金融学院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五道口三个字呢？这个学院史成立于2012年3月，是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建，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看到这里大家心里也就明白了，考进去了前途无量，但是想考进去就得玩命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要说学院有多厉害呢？每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高考状元会被光华管理学院录取，在本科阶段就这么厉害了，那考研进去的难度就不言而喻了，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北大人看光华，就和其他人看北大一样。如此受瞩目受重点培养的学院，毕业出来找工作确实不成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要说这个学院的由来，历史就有点悠久了， 195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划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来到了1985年，在新闻系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说的新闻学院正式成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新闻报道，就是出自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之手。在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被评估为新闻传播学科综合实力第一名。为什么说他难考呢？因为人大新闻学院的招收人数一共就20个人，可想而知竞争压力有多大。要知道在信息传播高速化的时代，新闻媒体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那么这方面的人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要是能考上人大的新闻学院，那肯定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前途一片光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高级翻译学院的前身是1979年成立的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是中国专门为联合国培养同声传译和笔译人才的机构，查找资料的时候小编觉得，看到联合国三个字，就能知道考进去有多难了。学院每年招收研究生60名，相较于人大的新闻学院要好一点，但是依然令人头皮发麻。要知道这类人才毕业后多为中央领导人服务，陪同在领导人身边当翻译官，前途发展怎么样相信不用小编强调大家也都明白的。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小时候就知道，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是超级厉害的，而土木水利学院则是在土木工程系和水利水电工程系的基础上于2000年成立的。要说他有多难考呢？根据世界大学学科综合排名，清华大学土木学科连续三年位居全球前十，这难度可想而知，而土木水利向来是好就业的专业，毕业后的身价估计能翻几倍。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领略了一番名校风光，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学习好才是真正的王道，希望大家在备战考研的过程中能顺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记得关注小编哦，我们会持续为你提供有价值的教育资讯！

今天很多家长和教育家都在抱怨为啥现在的大学质量如此之差，大学只剩下了大，而缺乏了很多文化内涵和精神信仰，成为了当今国人心中的痛处，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年代，科研人才和文学人才的出现可谓是凤毛麟角，这也导致了我国缺乏专业人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落后于别国教育，有数据显示中国最顶级的清华大学在世界所有大学中也只能排在五十多名开外，而其他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或许大家不知道在我国曾经有五所世界顶级的大学，培养出了新中国很多顶尖的优秀人才，但是今天这些学校都消失了，今天就听小编一一盘点一下吧！第一所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或许大家从很多科学家的自传中看到过，比如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中就曾经提到过燕京大学的同学来找他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燕京大学当年也是很牛的，燕京大学是20世纪由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会在北京所办的大学，当年第一任校长由司徒雷登担任，曾经和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多次合作，校训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第二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临时由当时几所国内最顶尖的大学合并起来的大学，当时正处于抗日时期，北平沦陷，后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就搬到了昆明，后来又合并了十多所院校，一时之间人才济济，成为了当时文化人的圣地。建国后的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都是由西南联大出来的。第三所大学是之江大学，之江大学也是由外国人办起来的，是基督教徒在中国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在当时中国科技并不发达的时期，之江大学采取新式教育，设置了先进了科学实验基地，聘用的教员也都是外国人，建国后，美国人回国，之江大学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后来被分为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等。第四所大学是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当年金陵大学在世界的含金量非常高，所有拿到金陵大学毕业学位证书的学生都可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当时社会声誉也非常好，很多人称金陵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后来金陵大学并入了南京大学。第五所大学是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亚洲最好的大学，比日本的教育理念还要先进，当时国立中央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可以说是相当于今天清华在中国的位置，当年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它面前只能是小弟，但是后来国立中央大学被分割成了几部分，一部分并入了南京大学，一部分并入了东南大学，这两家大学都称自己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嫡传，但是实际上两家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

清末民初，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一大批新式学堂在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其中，不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顶级名校。时光如梭。100年过后，许多人已经忘了，在这批顶级名校名单里，曾经有一所叫“燕京大学”的大学。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00年前的1919年。1919年，美国人司徒雷登将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这几所由英美教会创办的大学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这所新的综合性大学最初命名为北京大学，但中国已经有了一所由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成的国立北京大学，为了避免混淆，遂接受诚静怡博士的建议命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亲自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燕京大学成立之初，办学地址位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旧址，这里房屋简陋，规模很小，第一批学生只有94人。教员也是寥寥可数，一部分外籍教员甚至不具备在大学教书的资格。更重要的是，燕京大学严重缺乏办学经费。怎么办呢？司徒雷登决定回美国向企业家筹集办学经费。从1922年开始，司徒雷登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美国，回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筹款。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一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企业家也愿意拿钱出来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司徒雷登每次回美国，都没有空手而归。有一年，司徒雷登一次就筹集了150万美元。有了钱，好办事。鉴于盔甲厂旧址办学条件有限，司徒雷登决定给燕京大学重新找一个办学地点。经过一番艰难的寻找，司徒雷登看上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一个皇家废园淑春园。淑春园毗邻圆明园、颐和园等，本来是皇家园林，后来被乾隆皇帝赏赐给和珅，成为了私家园林。和珅死后，又辗转落到醇亲王一族。清朝灭亡后，淑春园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司徒雷登专门来到陕西，与陈树藩商谈转让淑春园的事宜。陈树藩虽是一介武夫，只读过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却很支持发展教育。他欣然决定，以6万银元的低价，将淑春园转给燕京大学作为校址。同时，将2万银元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奖学金。司徒雷登获得面积有40公顷的淑春园后，再买下附近的勺园，作为燕京大学校址。随后，司徒雷登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主持校园规划设计，建成了体现着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校园里既有北方园林的宏伟气度，又有江南山水园林的秀丽特色，而在中国古典建筑的内部，尽量采用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被称为“燕园”。司徒雷登对自己一手缔造的燕园很满意，曾经自豪地说：“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大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最美丽的校园，当然得配上顶尖的教学。为此，司徒雷登不惜重金聘请教授。他制定了教授的月薪标准，最高是360银元。这一标准，远超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月薪。司徒雷登非常尊重教授、讲师，给予他们很大的教学自主权。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司徒雷登规定，所有教授、讲师都可以不信教。经过一番努力，燕京大学云集了一批堪称大师级别的教学团队。吴宓、周作人、郑振铎、钱穆、陈寅格、冯友兰、张东荪、俞平伯、顾颉刚、费孝通、冰心、王世襄、吴文藻等都曾经在燕京大学任教。经过10年发展，燕京大学成为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综合性大学，许多教育方法与课程设置还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模仿。1928年春天，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利用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的遗产基金，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两校同时招收研究生，共同培养。这意味着，燕京大学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分拆给5所大学。其中，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留下的燕园，作为北京大学的校址，一直至今。经过拆分后，燕京大学宣告结束历史使命，销声匿迹了。自此，世上再无燕京大学。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现在正值高考学子择校之际，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百年名校，成为了不少学子的憧憬之地。可你知道，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有两所大学，办校仅50余年，就可与今日百年老校清华北大相媲美？甚至有人说：“如果它们还存在，国内任何一间高校，都得让道！”迄今为止，在国内仍无任何一所高校能复制它们，被称为中国教育界的奇迹！它们就是，北京燕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提起燕京大学，一开始，它并无名气，反而因为是四所教会联合创办，创办人办学理念的分歧，让它一度无任何建树。直到191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将其正式更名为“燕京大学”，它才正式走上正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司徒雷登要想搞好教育，必须得有好的教学环境。可校长刚接手它时，别说什么优美校园了， 校址小得可怜，教职工和学生加起来，都不足百人。改造燕园！这个，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可手头只有空头支票，资金问题，成了最大的阻碍。于是1921年，他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筹集募捐，购置数处前清皇家园林，聘请特级建筑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校园内的建筑，尽显中西结合的风范，学生宿舍的设备，均为世界先进设备，包括热水器、抽水马桶……他用尽一切资源，最终，打造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校园，北大著名的未名湖、博雅塔、燕园等，均为当时所打造。燕京大学校景巷内佳话频传：“不敢说燕京大学是民国最好的大学，但一定是最漂亮的大学！”这个在硬件上就倾尽心血的校长，在软件上的建设，当然不肯有一丝马虎！如果你以为，它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肯定以基督教教育为主基调，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而它的校训，是“以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它，把当时一流的教学思想，带入中国。它主张自由教育，开设男校和女校，男女平等，因材施教，引入西方学科，正式设立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20个系。经过司徒雷登多番努力，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它，居然能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勇于冲击“闭关锁国”思想，致力于中西知识碰撞，此学社也成为民国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大胆与外界交流，让中国的教育第一次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更重要的是，它不生搬硬套国外思维，不受基督教信仰等西方思想的束缚，积极寻求中国民众的反馈，在西方教会的眼皮底下，大胆贯彻“让燕大彻底中国化”的理念，宣布宗教并不是必修课，学生甚至不一定需要做礼拜。单单从学校的环境布置上，也可看出燕京大学为培养“不忘初心”人才的苦心，一台一楼均有中华文化的影子，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莘莘学子，应时刻不忘古老的文化。首创中西交融，既崇尚自由、又扎根祖国，如此先进、得民心的办学理念，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前来任教，学校对学问，有纯粹的尊重，从来不问学者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学术流派，前后有著名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等踏入燕京大学，为燕大培养了一批批的英才。吴文藻和冰心结婚时的照片，司徒雷登（最后一排中）作为证婚人。难以想象，这所办学仅33年的高校，注册学生不足一万人，竟然先后出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家冰心、物理学家袁家、外交家黄华等英才等均出自燕大。 可惜的是，当它正要对，国内僵化的教育体制进行冲击和改革之时，抗日战争打响了，日军封锁了燕京大学。战时被抛弃的燕京大学校匾后来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了，可还没多久，中国高校院系就开始做调整，燕京大学因其出身教会大学而被拆分，各学科被分配到北京不同院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等，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等。其中北京大学，继承了燕京大学的校舍，故如今人们一提燕园，会第一时间想到北京大学；殊不知，背后其实真正的根基，是燕大，这样一所对国内教育体系影响深重的高校，更不知，北大其实只继承了它一部分的灵魂，它更宝贵的东西，其实消失！而用了大半辈子打造它的校长：司徒雷登，更是由于其身份受阻，1949年，含憾离开燕园，在去世后的整整46年，才获许把骨灰安葬回他的第二故乡，燕园，这个，无数国之栋梁的母校，这个消失得无可奈何，让人惋惜不已的学府。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而当时中国与燕京大学齐名的，还有被称为“东方哈佛”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它与燕京大学相似，也是教会创办的大学，早在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办了他的雏形：圣约翰学院，它比燕京大学历史还悠久，可谓是在华历史最长的教会高校。民间也传有佳话：“中国大学始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始于圣约翰。”施约瑟而获得如此高的赞誉，还得多亏一个人：他就是后来该校校长，卜舫济，他常与司徒雷登相提并论，“北有司徒雷登， 南有卜舫济”，一直在民间被传颂。圣约翰大学在他的带领下，成了众多教会大学中最突出的一个，首创全英教学，被称为“全中国最适宜学英语的地方”；首创运动会，鼓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首创校友会，足球队……一个个首创背后，是自由奔放的教学体系，学校引进了整套西方教学方式，学科涉猎面广，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拥有新闻专业、中国近代最早的建筑工程系发源地，还设有神学院、医学院、文理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等四个学院，让中华大地上不同才能的学子，在此处均能找到归属。卜舫济校长不遗余力地争取国外资源，目的就是要给中国学子，更好的学科教育以及思想教育。卜舫济与圣约翰大学大门该校虽是以基督教为办学基础，但它跟燕京大学一样，引进西方教学制度和学问的同时，绝不会让学生“忘本”。由它的校训便可见一斑，“光与真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出自基督教信仰，而后半句则为孔子名言。其中西交融的教学体制，给当时中国的教育体制一个强大的冲击，由此，也开启了我国对西方教育界的探索，对完善国内教育体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比于燕京大学，该校的办学理念更贴近学生生活，希望从道德伦理层面培养人才。学校实行“污点制”，哪怕是床位不整、在公共场合喧哗这些生活细节，都会被记下一个污点，且由校长亲自监督；它还主张“绅士教育”，给学生传授需彼此尊重的理念。校园内，始终流传：“有智育不能无德育”因此无怪乎，从该校毕业的才俊，个个待国忠诚，正直果敢。除了德育，它对传统办学理念，造成最大冲击的，还有它对学生思维的引导和尊重。在这里，丝毫找不到旧科举制中，“八股文”的影子，学校鼓励学生们抛弃死记硬背，主张发散思维，这一点，恐怕时至今日中国任何一所高校，也鲜少能做到。而除了课本学习之外，它还举办了多项文体比赛，颠覆以往“东亚病夫”、“书呆子”的形象，给无数中国才俊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在现代中国教育中都较难实现的事情，它仅花了50年，就实现的淋漓尽致，给无数萌发的新思想孕育的摇篮。具有完备办学理念，优秀生源与师资力量的它，办学73年中，纵使中国社会政治历经巨变，也能不断输送高端人才，外交界有唐绍仪、施肇基、顾维钧等外交家；教育界有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法学界有史久镛；新闻界有邹韬奋；科学界有钱绍祯……学科线之广，栋梁之才之多，让人咋舌！不仅如此，该校的毕业生，均有资格就读于美国名校：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等，甚至可以免试攻读耶鲁大学！这对于当时世界上许多大学，以及现在的中国高校来说，都是天方夜谭之事。该校在国内外都有极高的享誉度，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一批又一批，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结束学业后，都会选择回国，做出重大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圣约翰大学这番英才，中国近现代势必会暗淡许多！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部分杰出校友然而尽管有着光辉的发展前景，但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一样，都是教会大学出身，同样逃不过被“拆解”的命运！1952年，国内私立学校全部被撤下，美式、英式的教育一律改成苏联式，圣约翰大学被拆分至上海各大高校，原校址给了华东政法大学，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名校，由此，落下帷幕。20世纪50年代的圣约翰大学这两所中国大学，以极其辉煌的成绩开始，最终却都败给了时代，消失在国人的视线中！燕京大学仅存33年，圣约翰大学仅存73年，然而与校舍一起消失的，还有那最宝贵的教学理念，过往岁月中，他们拼尽全力，就为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带给东方学子，实现真正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可如今，反观某些中国高校，且不说育人理念，光是部分高校逾越底线的行为，就足以让人寒心！前有某大学爆出，“研究生复试成绩作假”后有“学生高考身份虚报”，此般作为，何以为大学？当日，在燕京大学消失之际，校长司徒雷登曾言道：那些献身于燕京事业的诸位，看见自己一生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无不感到悲伤。然而，我知道有些东西尚未毁灭，不可毁灭，将来也不会毁灭。在中国，仍然有许多火焰在燃烧，那永不熄灭的信仰的火焰、勇气的火焰、自由的火焰。把一生都奉献给燕大的他，对中国教育界寄予了无限的厚望。然而可叹的是，他的预判，正确了一半。的确，我们的高校资源越来越丰富，有了更好的硬件设施，可其他呢？近些年中国大学，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越来越心浮气躁，大楼越盖越高，设施越来越豪华，甚至有大学还筹建高尔夫球场，进行斗富，可谓一掷千金，财大气粗。不务实，在国外大学的排名上，我们捞不到，干脆我们自己来排名，把现在的清华和北大，都排在耶鲁大学之前，这拙劣的做法惹毛了，耶鲁大学的校长施密德特。他曾炮轰中国大学，在《耶鲁大学学报》撰文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十三亿人之多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此批评不可谓不狠辣，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一针见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以爱国为基础，以自由、思考为载体，以学生个人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办学理念，究竟时至今日被传承保留了有多少？！不能不让人感慨，时过近百年，国内竟无一所高校能完全达到，燕京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的育人境界！圣约翰大学校徽（上）与燕京大学校旗（下）教育需要梦想家和诗人来经营，需要信徒和殉道者来朝圣；需要肉体的投入，灵魂的参与，精神生命的支撑。理想和信仰的死去，正是中国产生不了大师的真正原因。看着曾灿若星海的民国时期大师们，足以令当今那些，以教育之名、谋私利之实的猥琐之人们汗颜。如今，又是一年择校季，重温两所消失的大学，致敬经典，更是祈愿当今中国高校教育：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精神和信仰，早日回归！

1949年以前，有多所中国大学是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的，其办学理念、规模、质量，在当时都可跻身世界级名牌大学。不过，在1952年“院校大调整”中，这些大学便集体被消失了。像“燕京”“辅仁”“齐鲁”“东吴”“圣约翰”……这些赫赫扬扬的校名，逐渐被后人遗忘……一、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美的大学。该校创办于1916年，校长是司徒雷登。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二、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驰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创始人之一同为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现辅仁大学旧址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三、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齐鲁大学在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四、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成为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五、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原校址给了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亡。但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六、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该校系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由中国神父马相伯于1903年2月27日，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所设学科有语文、象数、格物、致知四门。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将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上海有关高等学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七、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系中国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如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被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八、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于该校。金陵大学是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当时被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的美誉。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被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九、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岭南大学的前身是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1922年6月，有志于金石学的容庚 （1894.9.5—1983），经过罗振玉的推荐，拜见马衡、沈兼士，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以中学学历直接攻读研究生，同时进一步编纂他几年前开始并已成型的巨作《金文编》。从此，容庚在北京一直呆到1946年2月，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近出版的《容庚北平日记》（夏和顺整理，中华书局，2019年，882页）便是他24年来记下的在北京的学习、研究和生活， 内容极其丰富。这本日记，不仅是一部容庚研究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1920年代至1940年代学术界的重要资料，对于考察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成就容庚的北京容庚日记从1925年元旦始，至1946年2月26日终，虽然有些年份比较简略，但总体而言，涉及人物有数百人之多 （书后人名索引约900人），包括前清遗老、学界泰斗、民国政要，也包括青年俊杰、时代女性以及商人百姓，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在现当代史上云隐的人物如赵叔雍、卫聚贤等。后来在学界、艺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郑德坤、陈梦家、启功、王世襄等人也频繁出现，颇为难得。北京当时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金石和考古研究的中心，也是国际学者必然参观访问和寄居之地。正是在这里容庚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一览故宫所藏的古代器物和流落古董市场的商周彝器，使得他的古文字研究和实物相对照，成就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容庚有机会结交了许多研究中国或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国际大腕如明义士、伯希和、福开森、安特生、顾立雅、叶慈、叶理绥、葛维汉、戴闻达、鸟居龙藏、内藤虎、平冈武夫等。这大大开阔了容庚的眼界，增加了他的见识，有助于他学术研究的成长成熟和国际化。容庚北京也是容庚学艺兼通的福地。容庚自小跟着四舅邓尔雅学习金石书画，到了北京，他接触到了更多的艺术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司徒乔、周怀民、蒋兆和、以及溥儒等人，与他们频繁往来；而对于收藏和金石的爱好，促使他开始大量的收集青铜器和古代书画，这不仅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也使得有更多的机会欣赏模仿和研究传统艺术，从而在书画领域造诣颇深。比如，1940年4月22日至24日，他接连三日临摹王鉴山水，“殊不惬意”（612页）。“殊不惬意”四字，道尽了容庚当时满足的心情。研究金石甲骨的容庚，并不是大家想像的老夫子。读者须知，北京的容庚正是从三十而立的青年成为知天命的中年，他关心时事，热爱祖国，支持抗日，同时作为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出来的一代青年，他积极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比如，1934年容庚就有意识地把金石学会改名为考古学社(381页)，表明了他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化。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容庚痴迷电影。在1925年，他几乎每周都去看一次电影，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后来随着工作的繁忙，不得已减少了次数乃至放弃。容庚1922年到北京，1946年2月离开，中间除了去广东探亲，以及短暂的旅游考察外，这二十三四年年内几乎都在北京。这是容庚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北京，他从一个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成长成为一言九鼎的学术大家。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容庚。而成就容庚的一个关键，便是他受聘在燕京大学任教。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成立于1916年，是由在北京的五所英美教会大学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担任教务长，开始大刀阔斧地前进。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和哈佛大学合作，争取了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的遗产基金，成立了以两校校名命名的哈佛燕京学社 (1928—至今)。从1928年到1949年，哈佛燕京学社获得了霍尔基金会上百万美元的支持，成为民国时期中美学术交流的中心。燕京大学也因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后来改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负责管理学社在燕京大学的研究工作，并维持与哈佛燕京学社及同在中国之六个相关大学的联络。首任总干事为燕大哲学系博晨光（Lucius C.Porter），1939年由洪业继任。容庚受聘后不久，便躬逢其盛，参与了燕京学社的许多工作。容庚1926年7月加入燕京大学，1941年底因为燕京大学被关闭而终止，约十五年时间。根据容庚日记的记载，考察他在燕大的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一个不懂外语的中国学者在燕大的经历，也有助于还原燕京大学包括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特别是某些官方文献和档案所无法补充和替代的细节，故作本文，略述大概。南归？1925年底，容庚在北大毕业。此时，他的《金文编》已经出版，来北京也已经四年，只是妻儿尚在广东，所以他有南归的计划。南归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要解决谋生的问题。他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半工半读，先当临时书记，月薪8元，后来升为事务员，月薪50元，可是经常不能及时发放，有时还要打折，所以生活比较拮据。因此毕业还乡， 既可以谋生，又可以和寡母妻儿亲人相聚。无疑是一个美满的选择。这时，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25年9月28日，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寄广东大学聘书来，聘为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 ”。（43页）这当然是好事， 三天后（10月1日），容庚即“复陈钟凡信”（43页）。 容庚在回信中大约是答应了聘请，或者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当然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的妻儿在广东，母亲虽然此年夏随容庚到京暂住，但必然要南归。他此时在古物所月薪五十元，可经常拖欠；经过朋友争取“交通部派容庚为本部咨议令” （29页），月薪90元（30页）； 如两处均发实薪，不过140元。此外，容还去林白水家为其女儿、侄女授课，当有收入。无论如何，从收入而言，广东大学的月薪240元对于容庚吸引力更大；何况还是教授的职位；同时又回到家乡。胡不归？不过，12月2日当容庚咨询老师沈兼士时，“沈先生劝弟勿南归，云清宫古物馆需人，可以兼职。吾意颇犹豫。归寄萧作宾、吴敬轩信，刘绰纯信。”（52-53页 ）犹豫的原因首先在于北京的学术环境好，尤其适合容庚的金石甲骨文研究；广东则几乎毫无基础；犹豫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时广东政局不稳。旧历正月的时候，容庚家里遭到散兵抢劫，妻子和九妹首饰衣服损失颇多，字画、法帖也有被抢。（12页，14页）两难之间，容庚写信给在广东大学任教的萧作宾、吴敬轩和刘绰纯咨询。12月15日，容庚看到《顺天时报》载广大文科教员因时局政治原因“辞职”,“亦不复作归计。” （55页）可是，毕竟在北京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所以1926年1月7日容庚接到刘焯纯的来信，“云广大风潮平息，教员发表复职宣言，劝吾归去。寄陈仲和信，嘱查复情形，以定行止。” （69页）这样，容庚又动了南归的心思。受聘燕大无巧不成书，正当容庚准备回乡的时候，他在北京古董市场认识的裘善元（字子元，1890-1944）把他介绍给了燕京大学。1926年1月12日，“裘子元来云，燕京大学欲聘余为教员，月薪二百元，征余同意。余竟允之，使此事成，余不复回广东矣。” （70页）裘善元是考古学家，当时担任教育部办事员兼历史博物馆馆长（70页下注）。裘向洪业推荐了容庚 （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 花城出版社，2010年，41页）。燕京大学虽然创办不久，可是经费充裕，月薪实发，是当时人人欲往的大学。以月薪而言，燕大不过200元，比广东大学的240元少了40元；可是，容庚可以依旧在北大以及故宫兼职，实际收入绝对不会低于240元。这样，从经济和学术两方面综合考虑，容庚马上答应了燕大的聘请。不久， 他的妻子儿女北上团聚。因为燕大的聘请，容庚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这是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容庚立刻决定应聘，裘善元也十分够朋友，他马上给燕大回复。第二天（1月13日），“裘子元来，回说各事皆容易商量，惟有一件，须暑假后授课，月薪可自暑假起计。吾意亦无不可。约后日与燕大文科主任在北海漪澜堂相见时再商议也。” （71页）1月15日，“午后二时往北海，见燕京大学文科主任洪煨莲，裘子元先在座。商定由暑假七月起聘余为教授，月薪二百元。因美国某大王捐基金一百万元以为研究中国国学之用，以三分用于燕京大学，以三分之一用于美国哈佛大学，故于暑假前聘定教授数人，专研中国国学。闻俞平伯、冯友兰诸人皆已商定云。” （71—72页）《容庚北平日记》1926年3月24日， 这天，“燕大洪煨莲电约明日送聘书来”；次日，“洪煨莲于十二时送聘书来，年薪二千四百元，分十二期，由七月一日起计。”（83页）这样，容庚就接受了燕京大学襄教授(副教授)的职位。须知，容庚没有上过大学，只有研究生学历， 而且不曾在外国留学游历，燕京大学直接跨越讲师和助理教授两级，聘他为襄教授，可谓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等气魄和胸襟，非一般大学所能具备。3月25日洪煨莲送来聘书的时候，还请容庚为燕大寻找历史教员。当时容庚的弟弟容肇祖正在寻找工作，举贤不避亲，容庚一时动了小心思，就向洪业推荐容肇祖。当日日记记载，洪业“嘱代觅历史教员，晚间复信荐三弟任之”。（83页）4月3日，“洪煨莲来信，约有暇往谈。”（ 84页）洪业约谈就是关于容肇祖的事。4月5日，容庚 “九时许往燕京大学访洪煨莲。祖弟任历史教员事，因祖弟初毕业，恐学生反对不成。沈兼士下学年恐不能往兼中国文字学，嘱余任之。”（85页）容庚尚未到燕大就职，便推荐自己的弟弟担任历史教员，其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此事还是显得他不够成熟。实际上，容庚在燕大工作期间从同事交往共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试举二例。1931年1月5日，容庚“十一时往图书馆，与洪煨莲长谈。彼言国人病在不能合作，吾与援广因小故即不到图书馆参与购书委员会，思之自失。”（215页）“援广”是陈垣的字。容庚能够自我反省，值得称许。所以次日，容庚“六时起，灯下作购置古铜器议案，以备提出研究所会议”（215页），这是君子补过的行径。而洪业之启迪与帮助，亦颇为重要。日记中容庚与洪业频繁相聚，多次畅谈，想必互相受益颇多。如1931年3月12日，容庚“往洪煨莲家长谈，甚快。”（231页）黄子通也是容庚在燕大的另一个益友。容庚鉴于燕大国学研究所事事需要通过委员会或者会议商讨通过，办事效率不尽如意，有些气馁。1931年1月23日，“黄子通来，言外国会议制度办事迟缓，虽无大功，亦无大过，不进锐退速，自然日起有功，劝吾对于研究所不必过于燥急。其言甚是。先祖尝谓先父求治太急，任事太勇，余亦正坐此病。顾颉刚在广东中大建设甚多，然頡刚一去即行停顿，皆未尝养之以渐。故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220-221页）再次南归？1927年6月，容庚在燕大工作将满一年。此月15日，“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来电云，务请来任文字学教授。覆函云，欲为购置参考书籍，下年归任教授。由祖弟转去。”（133页）这是广东第二次聘请容庚，条件大概与上次相似。容庚似乎又起了南归之心，于是回信要求中大购买相关参考书籍，以为容庚教学研究之用。容庚的要求，看起来有些过分，实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的金石和甲骨文研究，是当时的新兴领域，资料和研究层出不穷，而研究中心仍在北京，如果要去中大任教，则中大应当为他配置相关的图书文献资料。6月23日，容庚接到弟弟容肇祖的来信，信中劝他南归。容庚似乎下定了决心，当日“余乃向校长辞职，往见吴副校长，未遇”（134页）；次日，“国文系开会。向吴副校长辞职。吴劝余考虑数日，俟校长自西山回来再商。余允之。”（134页）吴副校长即吴雷川，他劝容庚再考虑几天，同时等待司徒雷登从西山回来，大家再商量商量。与此同时，燕大也出动同事劝说容庚打消辞职的念头。6月27日，“黄子通来，劝余勿辞。” (134页) 黄子通时任燕大哲学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经过黄子通的挽留，容庚似乎开始犹豫。6月29日，“吴雷川先生来商挽留余辞职事，允学校即有变故，余仍可支满全年薪金”； 看到燕京的诚意，“余遂决意不南归”，燕大也马上行动，“校长送聘书来。”（134页） 7月1日，容庚“接中山大学朱家骅来电云，购书四千可即办，仍盼即来。”（134页）可知容庚上次向中山大学提出了4000（元）的购书费用（《容庚传》言为4000册书，45页），朱家骅虽然爽快地同意了，可是容庚这边主意已经改变， 已经打消了南归的念头。需要指出的是，燕大为了挽留容庚，不仅在情感上心理上劝说容庚，而且也破格给与容庚极高的待遇。那就是，在容庚担任燕京大学襄教授才一年的情况下，再次破格提拔他为教授（《容庚传》，45-46页），月薪自然相应增长，不可谓不优裕。容庚在这次和燕大的博弈中，可谓名利双收。反过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燕大对人才的尊重，提拔人才的气魄和见识。从此，容庚除了在中研院、清华大学等兼职外，一直服务于燕京大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燕京大学对容庚的重视及其优厚的待遇，容庚自然能够体会，所以他也准备长期服务燕大。1931年3月24日“购珍珠梅等花八株，植于园中，价三元”（233页）；1932年3月25日种梨树二，葡萄一架，枣树十，垂杨二，洋槐四，珍珠梅四（257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容庚这是准备在燕大和北京长居了。容庚作为中学毕业生破格研读研究生，而后破格被燕大聘为襄教授，一年后又破格提升为教授，和自己当年在北大的老师马衡、沈兼士以及国内最著名的学者平起平坐，心中颇为自豪。1932年2月18日，“早九时往学校，与洪煨莲谈研究所事。余所编之《殷契卜辞》印费三千元，已由美出版委员会核准，《善斋彝器图录》缓议。核准者尚有顾颉刚《古史研究》六千元，分三年付;《宋会要》补助北平图书馆印费一万元；《碑传集补》请款一千元，付半数。未核准者，《俞曲园日记》、钱穆某书。” （251-252页）日记简洁扼要，用的是白描手法，可也抑制不住容庚的自豪。1940年5月6日，北京的《实报》发表了侯少君关于容庚的《访问记》，这是侯未见容之前写的，所以容庚说“不无少误”（615页）。不过，容庚还是把这篇文章特地剪下来，贴在日记里，这也表明他看到此文的高兴。侯的文章说：“你绝不会生疏燕京大学的哈佛研究社吧?所以你应该知道那里的一位著名金石文字学家容庚先生的。他是个没有什么资格的大学者，他不曾受过完美的大学教育，但他现在是任着大学的教授。他不曾出过国，但在他所研究的金石图录中是包括了中国流传国外的古器的考证。” （615页）这段话，大概说中了容庚足以自傲的资历，尤其是燕京大学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的头衔。他未曾上过大学，也未曾出过国，可是却和留学归国博士平起平坐，而且在待遇和名望最高的大学和学社任职，这不是普通学者所能做到的。1941年3月27日和28日，《实报》分两次再次刊登侯少君的文章，题目改为《人物志：容希白》。这篇文章，大概是经过了容庚的核对，所以和前文略有差别。容庚再次剪报贴在日记上，不再提文章有差错。（647-49页）大概他对于这篇报道是满意的，再次从侧面说明容庚对于任职燕大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自豪。学英文，买古物，编学报容庚在燕大的十几年，教书研究以及指导学生是主项，特别是讲授古文字学，学生有郑德坤、杨明照、周一良、陈梦家以及王世襄等当时的青年俊杰。他同时还参与了燕大其它管理事务，如搜集古物、购书、接待外宾等等，而其主编《燕京学报》特别值得一书。在燕大，容庚和许多国外学者同事，不仅有公务上的往来，也有频繁的宴请和游玩。通过燕大，他也有幸结识了熟谙新旧文化兼通中西学术的归国学者如洪业等，他们的学术和行事都给容庚以很大的启发；同时，燕大也提供了容庚和许多前辈以及同龄中的俊杰如顾颉刚等人的深交乃至相知。这一切，都极大地增加了他的阅历，扩大了他的视野，升华了他的鉴识。此前，容庚接触的外国学人主要是金石学者和甲骨文研究收藏家；在燕大接触的外国学者教授涵括了文学神学心理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这都是容庚过去的教育和经历所缺乏的，同时有助于他的金石研究。比如，他曾经请燕大的同事用先进仪器和方法测量分析青铜器。1929年1月18日，容庚“交一斗一升鼎与谢玉铭博士，试验容量”（164页）。谢玉铭，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土学位，时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34年12月17日，“早往访曹敬盘，商试验铜器事。”（393页）曹当时为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2月27日，容庚吸收了科学分析的结果，“作‘铜器之起原’和‘成分’二段”（394页）。为了能够和外国同事顺利交往，1928年12月17日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容庚请燕大历史系学生李书春教授英文，这是他学习英文的开端（152页）。1929年1月他尤其勤奋，几乎天天学英文。大概是事务太多，精力不济，到了2月12日，容庚“决停习英文，李书春来，告之。” （172页）容庚过去为了研读日本学者的论文，曾经一度学习日文，后来放弃；这次学了一个多月的英文，又决定放弃。以容庚之聪颖和他对语言文字之敏感，在三十多岁时学英文依然觉得困难而放弃，可见外文之不易！容庚在燕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燕京大学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议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当日，国学研究所开会，“余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拨款二三千元为购买古物之用。陈援广谓考虑俟下次开会再议”（163页）。陈垣虽然不同意，不过，似乎多数人都赞同容庚的建议。1月19日，“国学研究所议决拨补助博物馆费二千圆，为购买古物之用。” （165页）购买古物这个事情非容庚莫属。这既是他的兴趣，又是他的专长。为燕大购买古物，公私两顾，何乐而不为？次日 （1月20日），容庚便为燕大购买了第一件古物，可见他的兴奋。“早与黄子通进城，往琉璃厂看古玩字画。为研究所购得一汉永光五年鼎，价一百二十元 。” （165页）此后容庚为国学研究所购物连连。不妨撷取日记数则。容庚书法1929年2月8日，“为学校购商爵一于古光阁” （169页）；3月2日，“结算代学校购买古物账。凡四百九十五元，除来三百五十元尚欠一百四十五元。此数由国学研究所预定《彝器图录》款挪用” （174页）；4月6日，“余为学校购一绍兴至德坛铜炉”（178页）；5月5日 “在尊古宅为学校购钟二”；5月6日， “在英古斋为学校购神人镜一”；5月7日，在琉璃厂德宝斋“为学校购汉保子宜孙洗一。在大古山房购周剑一”（182页）；1935年3月11日，“至学校。送父己簋至哈燕社，”价四百五十元（408页）。需要指出的是，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回报。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籍碑拓等古物的习惯，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1928年4月28日，他开始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收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获的欣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时出手收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丰厚，使得容庚有财力支撑这项爱好。查他1925年、1926年和1927年的收支情况可知他入职燕大前后经济状况的改变。1925年容庚全年收入1121.5元，支出1123元；1926年上半年未入职燕大，半年收入不过649.8元，支出639.8元； 下半年入职燕大后收入为1567.7元，支出为1417.7元 （128页）；1927年全年总收入3464.3 元，支出3192.3 元，结余272元 （149页）。1927年结余虽然不多，但收入大大增加，因而水涨船高，开支也随之增加。这说明，到燕大任教后容庚生活逐渐宽裕，逐渐兴趣不可压制，从1928年春容庚进入了庶几古董自由的十几年时间，开始了他的青铜器收藏，奠定了他青铜器收藏大家的基础。这也是拜燕大之赐。1927年3月，容庚担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开始主编《燕京学报》（《容庚传》，47页），这是他学术事业高峰的一个象征。日记中最早提到《燕京学报》反而比较晚，是在此年11月7日，“下午四时半开《学报》编辑委员会，到者:吴雷川、冯友兰、许地山、黄子通、洪煨莲，连我六人”（135页）。《燕京学报》由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设立的编辑部负责，前后出版40期，其中容庚主编了23期，顾颉刚主编6期，齐思和主编了11期 （《容庚传》，48-49页），可见容庚的突出贡献。日记中容庚参加学报编辑委员会开会，阅读、校对《燕京学报》以及学报其它事务达百则以上，不再赘引。哈佛燕京学社容庚还积极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活动。笔者也曾是哈佛燕京学社社员，故不惮其烦，将容庚之有关日记一则则摘录余下。1934年6月13日，“至学校，阅请求哈佛燕京奖学金之学生”（374页）。1936年 7月6日，“四时开哈佛燕京奖学金会”（466页）。1937年 3月16日，参与接待“燕大驻美托事诺尔思参观哈燕学社”（494页）；6月15日，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1889-1975)来访，司徒雷登在其住宅开茶会欢迎；次日晚七时，“校长请叶理绥于北海公园董事会”，容庚也参加了，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 （503—504页）；6月15日，“叶理绥约晤谈” （504页）；6月23 日，“二时至学校，哈燕社开会，给予研究生奖学金。”（505页）1938年4月5日，“到哈佛燕京社演讲‘古铜器之时代及其真伪’”（529页）；6月19日，“归哈燕社”（538页）；6月27日，“下午三时至学校，开燕哈奖金会”（539页）；9月28日，“下午图书馆、哈佛燕京社、历史学会开会。一日而三开会，可知其忙也”（549页）。1939年6月28日，“八时往学校开哈燕奖学金审查会”（579页）。1940年1月26日，“九时半哈佛燕京顾问委员会开会”（603页）；2月20日，“三时哈燕开会”（605页）；3月28日；“哈佛燕京社茶会” （609页）；6月28日，“开燕哈奖金审查会”（620页）。1941年7月7日，“九时至哈燕社开奖金会”（659页）。上述日记可以知道，容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参与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选拔。选拔和资助优秀的中国学生留美是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核心项目，周一良、陈梦家等人就是申请获得了这个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而容庚当时就是他们的老师，直接参与了面试和选拔工作。第二，根据容庚日记，可见，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就有“哈燕社”或“哈燕”的简称，则今日“哈燕社”此简称乃当年之流传可知；不过，日记中容庚有时也简称“燕哈社”或“燕哈”（539页；620页），突出了燕京大学的地位，则当日燕京大学之自豪自信亦可稍知。被迫终止1941年11月20日，“晚八时到博晨光家开会” （672页）；28日，“早授课。四时半历史研究会在邓之诚家开会”。（673）这是容庚日记中最后几次提到他在燕京大学的工作。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封闭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入狱。这就结束了容庚在燕京大学的生活。不过，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从日本监狱中出来，容庚即去拜访校长以及洪业等人。根据日记，1945年8月19日，“九时与饶引之访司徒雷登。归访吴熙曾” （774页）；8月30日，“访洪业未遇” （775页）；10月16日，“早至燕京，访洪煨莲、陆志韦诸人，晚乃归” （780页）；11月17日，“早至燕大，取回所补薪金，五个月计美金三百元，联钞十九万千四百元” （783页）；12月28日，“燕大补发五月薪金，除取三十馀元美金外，尚有支票三百元，换得现美金二百七十二，合法币每元一千二百元，共得法币三十ニ万六千四百元” （787页）； 12月29日，“寄陆志韦信” （787页）；1946年1月5日，“陆志韦复信说可将美金仍存燕大” （788页）；1月6日，“早访齐思和，托其将支票退回燕大” （788页）； 2月12日，“早访顾颉刚于花园饭店。下午顾来。访朱鼎荣，交燕大支票百四十二元，属代取现款”（792—793页）。容庚日记止于此年2月26日，2月12日这则是容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燕大。从容庚在抗战胜利后频繁拜访燕大的上司、同事和朋友可以看出，当时他非常希望能够回到燕大任教。可惜，由于局势的变化，他被迫离开北京，不能延续燕大的工作，这实在是燕大的遗憾，也是容庚的遗憾！1940年12月25日，容庚对当时的甲骨和金石名家作了评价。他说：“校《通考》稿并世诸金石家，戏为评骘：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638页)容庚对郭沫若、唐兰、商承祚、于省吾、吴其昌以及自我评价，可谓妥帖，而其所得独多，岂非北京及燕大之赐哉？

1922年6月，有志于金石学的容庚 （1894.9.5—1983），经过罗振玉的推荐，拜见马衡、沈兼士，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以中学学历直接攻读研究生，同时进一步编纂他几年前开始并已成型的巨作《金文编》。从此，容庚在北京一直呆到1946年2月，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近出版的《容庚北平日记》（夏和顺整理，中华书局，2019年，882页）便是他24年来记下的在北京的学习、研究和生活， 内容极其丰富。这本日记，不仅是一部容庚研究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1920年代至1940年代学术界的重要资料，对于考察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成就容庚的北京容庚日记从1925年元旦始，至1946年2月26日终，虽然有些年份比较简略，但总体而言，涉及人物有数百人之多 （书后人名索引约900人），包括前清遗老、学界泰斗、民国政要，也包括青年俊杰、时代女性以及商人百姓，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在现当代史上云隐的人物如赵叔雍、卫聚贤等。后来在学界、艺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郑德坤、陈梦家、启功、王世襄等人也频繁出现，颇为难得。北京当时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金石和考古研究的中心，也是国际学者必然参观访问和寄居之地。正是在这里容庚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一览故宫所藏的古代器物和流落古董市场的商周彝器，使得他的古文字研究和实物相对照，成就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容庚有机会结交了许多研究中国或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国际大腕如明义士、伯希和、福开森、安特生、顾立雅、叶慈、叶理绥、葛维汉、戴闻达、鸟居龙藏、内藤虎、平冈武夫等。这大大开阔了容庚的眼界，增加了他的见识，有助于他学术研究的成长成熟和国际化。容庚北京也是容庚学艺兼通的福地。容庚自小跟着四舅邓尔雅学习金石书画，到了北京，他接触到了更多的艺术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司徒乔、周怀民、蒋兆和、以及溥儒等人，与他们频繁往来；而对于收藏和金石的爱好，促使他开始大量的收集青铜器和古代书画，这不仅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也使得有更多的机会欣赏模仿和研究传统艺术，从而在书画领域造诣颇深。比如，1940年4月22日至24日，他接连三日临摹王鉴山水，“殊不惬意”（612页）。“殊不惬意”四字，道尽了容庚当时满足的心情。研究金石甲骨的容庚，并不是大家想像的老夫子。读者须知，北京的容庚正是从三十而立的青年成为知天命的中年，他关心时事，热爱祖国，支持抗日，同时作为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出来的一代青年，他积极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比如，1934年容庚就有意识地把金石学会改名为考古学社(381页)，表明了他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化。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容庚痴迷电影。在1925年，他几乎每周都去看一次电影，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后来随着工作的繁忙，不得已减少了次数乃至放弃。容庚1922年到北京，1946年2月离开，中间除了去广东探亲，以及短暂的旅游考察外，这二十三四年年内几乎都在北京。这是容庚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北京，他从一个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成长成为一言九鼎的学术大家。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容庚。而成就容庚的一个关键，便是他受聘在燕京大学任教。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成立于1916年，是由在北京的五所英美教会大学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担任教务长，开始大刀阔斧地前进。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和哈佛大学合作，争取了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的遗产基金，成立了以两校校名命名的哈佛燕京学社 (1928—至今)。从1928年到1949年，哈佛燕京学社获得了霍尔基金会上百万美元的支持，成为民国时期中美学术交流的中心。燕京大学也因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后来改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负责管理学社在燕京大学的研究工作，并维持与哈佛燕京学社及同在中国之六个相关大学的联络。首任总干事为燕大哲学系博晨光（Lucius C.Porter），1939年由洪业继任。容庚受聘后不久，便躬逢其盛，参与了燕京学社的许多工作。容庚1926年7月加入燕京大学，1941年底因为燕京大学被关闭而终止，约十五年时间。根据容庚日记的记载，考察他在燕大的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一个不懂外语的中国学者在燕大的经历，也有助于还原燕京大学包括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特别是某些官方文献和档案所无法补充和替代的细节，故作本文，略述大概。南归？1925年底，容庚在北大毕业。此时，他的《金文编》已经出版，来北京也已经四年，只是妻儿尚在广东，所以他有南归的计划。南归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要解决谋生的问题。他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半工半读，先当临时书记，月薪8元，后来升为事务员，月薪50元，可是经常不能及时发放，有时还要打折，所以生活比较拮据。因此毕业还乡， 既可以谋生，又可以和寡母妻儿亲人相聚。无疑是一个美满的选择。这时，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25年9月28日，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寄广东大学聘书来，聘为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 ”。（43页）这当然是好事， 三天后（10月1日），容庚即“复陈钟凡信”（43页）。 容庚在回信中大约是答应了聘请，或者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当然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的妻儿在广东，母亲虽然此年夏随容庚到京暂住，但必然要南归。他此时在古物所月薪五十元，可经常拖欠；经过朋友争取“交通部派容庚为本部咨议令” （29页），月薪90元（30页）； 如两处均发实薪，不过140元。此外，容还去林白水家为其女儿、侄女授课，当有收入。无论如何，从收入而言，广东大学的月薪240元对于容庚吸引力更大；何况还是教授的职位；同时又回到家乡。胡不归？不过，12月2日当容庚咨询老师沈兼士时，“沈先生劝弟勿南归，云清宫古物馆需人，可以兼职。吾意颇犹豫。归寄萧作宾、吴敬轩信，刘绰纯信。”（52-53页 ）犹豫的原因首先在于北京的学术环境好，尤其适合容庚的金石甲骨文研究；广东则几乎毫无基础；犹豫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时广东政局不稳。旧历正月的时候，容庚家里遭到散兵抢劫，妻子和九妹首饰衣服损失颇多，字画、法帖也有被抢。（12页，14页）两难之间，容庚写信给在广东大学任教的萧作宾、吴敬轩和刘绰纯咨询。12月15日，容庚看到《顺天时报》载广大文科教员因时局政治原因“辞职”,“亦不复作归计。” （55页）可是，毕竟在北京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所以1926年1月7日容庚接到刘焯纯的来信，“云广大风潮平息，教员发表复职宣言，劝吾归去。寄陈仲和信，嘱查复情形，以定行止。” （69页）这样，容庚又动了南归的心思。受聘燕大无巧不成书，正当容庚准备回乡的时候，他在北京古董市场认识的裘善元（字子元，1890-1944）把他介绍给了燕京大学。1926年1月12日，“裘子元来云，燕京大学欲聘余为教员，月薪二百元，征余同意。余竟允之，使此事成，余不复回广东矣。” （70页）裘善元是考古学家，当时担任教育部办事员兼历史博物馆馆长（70页下注）。裘向洪业推荐了容庚 （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 花城出版社，2010年，41页）。燕京大学虽然创办不久，可是经费充裕，月薪实发，是当时人人欲往的大学。以月薪而言，燕大不过200元，比广东大学的240元少了40元；可是，容庚可以依旧在北大以及故宫兼职，实际收入绝对不会低于240元。这样，从经济和学术两方面综合考虑，容庚马上答应了燕大的聘请。不久， 他的妻子儿女北上团聚。因为燕大的聘请，容庚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这是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容庚立刻决定应聘，裘善元也十分够朋友，他马上给燕大回复。第二天（1月13日），“裘子元来，回说各事皆容易商量，惟有一件，须暑假后授课，月薪可自暑假起计。吾意亦无不可。约后日与燕大文科主任在北海漪澜堂相见时再商议也。” （71页）1月15日，“午后二时往北海，见燕京大学文科主任洪煨莲，裘子元先在座。商定由暑假七月起聘余为教授，月薪二百元。因美国某大王捐基金一百万元以为研究中国国学之用，以三分用于燕京大学，以三分之一用于美国哈佛大学，故于暑假前聘定教授数人，专研中国国学。闻俞平伯、冯友兰诸人皆已商定云。” （71—72页）《容庚北平日记》1926年3月24日， 这天，“燕大洪煨莲电约明日送聘书来”；次日，“洪煨莲于十二时送聘书来，年薪二千四百元，分十二期，由七月一日起计。”（83页）这样，容庚就接受了燕京大学襄教授(副教授)的职位。须知，容庚没有上过大学，只有研究生学历， 而且不曾在外国留学游历，燕京大学直接跨越讲师和助理教授两级，聘他为襄教授，可谓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等气魄和胸襟，非一般大学所能具备。3月25日洪煨莲送来聘书的时候，还请容庚为燕大寻找历史教员。当时容庚的弟弟容肇祖正在寻找工作，举贤不避亲，容庚一时动了小心思，就向洪业推荐容肇祖。当日日记记载，洪业“嘱代觅历史教员，晚间复信荐三弟任之”。（83页）4月3日，“洪煨莲来信，约有暇往谈。”（ 84页）洪业约谈就是关于容肇祖的事。4月5日，容庚 “九时许往燕京大学访洪煨莲。祖弟任历史教员事，因祖弟初毕业，恐学生反对不成。沈兼士下学年恐不能往兼中国文字学，嘱余任之。”（85页）容庚尚未到燕大就职，便推荐自己的弟弟担任历史教员，其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此事还是显得他不够成熟。实际上，容庚在燕大工作期间从同事交往共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试举二例。1931年1月5日，容庚“十一时往图书馆，与洪煨莲长谈。彼言国人病在不能合作，吾与援广因小故即不到图书馆参与购书委员会，思之自失。”（215页）“援广”是陈垣的字。容庚能够自我反省，值得称许。所以次日，容庚“六时起，灯下作购置古铜器议案，以备提出研究所会议”（215页），这是君子补过的行径。而洪业之启迪与帮助，亦颇为重要。日记中容庚与洪业频繁相聚，多次畅谈，想必互相受益颇多。如1931年3月12日，容庚“往洪煨莲家长谈，甚快。”（231页）黄子通也是容庚在燕大的另一个益友。容庚鉴于燕大国学研究所事事需要通过委员会或者会议商讨通过，办事效率不尽如意，有些气馁。1931年1月23日，“黄子通来，言外国会议制度办事迟缓，虽无大功，亦无大过，不进锐退速，自然日起有功，劝吾对于研究所不必过于燥急。其言甚是。先祖尝谓先父求治太急，任事太勇，余亦正坐此病。顾颉刚在广东中大建设甚多，然頡刚一去即行停顿，皆未尝养之以渐。故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220-221页）再次南归？1927年6月，容庚在燕大工作将满一年。此月15日，“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来电云，务请来任文字学教授。覆函云，欲为购置参考书籍，下年归任教授。由祖弟转去。”（133页）这是广东第二次聘请容庚，条件大概与上次相似。容庚似乎又起了南归之心，于是回信要求中大购买相关参考书籍，以为容庚教学研究之用。容庚的要求，看起来有些过分，实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的金石和甲骨文研究，是当时的新兴领域，资料和研究层出不穷，而研究中心仍在北京，如果要去中大任教，则中大应当为他配置相关的图书文献资料。6月23日，容庚接到弟弟容肇祖的来信，信中劝他南归。容庚似乎下定了决心，当日“余乃向校长辞职，往见吴副校长，未遇”（134页）；次日，“国文系开会。向吴副校长辞职。吴劝余考虑数日，俟校长自西山回来再商。余允之。”（134页）吴副校长即吴雷川，他劝容庚再考虑几天，同时等待司徒雷登从西山回来，大家再商量商量。与此同时，燕大也出动同事劝说容庚打消辞职的念头。6月27日，“黄子通来，劝余勿辞。” (134页) 黄子通时任燕大哲学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经过黄子通的挽留，容庚似乎开始犹豫。6月29日，“吴雷川先生来商挽留余辞职事，允学校即有变故，余仍可支满全年薪金”； 看到燕京的诚意，“余遂决意不南归”，燕大也马上行动，“校长送聘书来。”（134页） 7月1日，容庚“接中山大学朱家骅来电云，购书四千可即办，仍盼即来。”（134页）可知容庚上次向中山大学提出了4000（元）的购书费用（《容庚传》言为4000册书，45页），朱家骅虽然爽快地同意了，可是容庚这边主意已经改变， 已经打消了南归的念头。需要指出的是，燕大为了挽留容庚，不仅在情感上心理上劝说容庚，而且也破格给与容庚极高的待遇。那就是，在容庚担任燕京大学襄教授才一年的情况下，再次破格提拔他为教授（《容庚传》，45-46页），月薪自然相应增长，不可谓不优裕。容庚在这次和燕大的博弈中，可谓名利双收。反过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燕大对人才的尊重，提拔人才的气魄和见识。从此，容庚除了在中研院、清华大学等兼职外，一直服务于燕京大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燕京大学对容庚的重视及其优厚的待遇，容庚自然能够体会，所以他也准备长期服务燕大。1931年3月24日“购珍珠梅等花八株，植于园中，价三元”（233页）；1932年3月25日种梨树二，葡萄一架，枣树十，垂杨二，洋槐四，珍珠梅四（257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容庚这是准备在燕大和北京长居了。容庚作为中学毕业生破格研读研究生，而后破格被燕大聘为襄教授，一年后又破格提升为教授，和自己当年在北大的老师马衡、沈兼士以及国内最著名的学者平起平坐，心中颇为自豪。1932年2月18日，“早九时往学校，与洪煨莲谈研究所事。余所编之《殷契卜辞》印费三千元，已由美出版委员会核准，《善斋彝器图录》缓议。核准者尚有顾颉刚《古史研究》六千元，分三年付;《宋会要》补助北平图书馆印费一万元；《碑传集补》请款一千元，付半数。未核准者，《俞曲园日记》、钱穆某书。” （251-252页）日记简洁扼要，用的是白描手法，可也抑制不住容庚的自豪。1940年5月6日，北京的《实报》发表了侯少君关于容庚的《访问记》，这是侯未见容之前写的，所以容庚说“不无少误”（615页）。不过，容庚还是把这篇文章特地剪下来，贴在日记里，这也表明他看到此文的高兴。侯的文章说：“你绝不会生疏燕京大学的哈佛研究社吧?所以你应该知道那里的一位著名金石文字学家容庚先生的。他是个没有什么资格的大学者，他不曾受过完美的大学教育，但他现在是任着大学的教授。他不曾出过国，但在他所研究的金石图录中是包括了中国流传国外的古器的考证。” （615页）这段话，大概说中了容庚足以自傲的资历，尤其是燕京大学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的头衔。他未曾上过大学，也未曾出过国，可是却和留学归国博士平起平坐，而且在待遇和名望最高的大学和学社任职，这不是普通学者所能做到的。1941年3月27日和28日，《实报》分两次再次刊登侯少君的文章，题目改为《人物志：容希白》。这篇文章，大概是经过了容庚的核对，所以和前文略有差别。容庚再次剪报贴在日记上，不再提文章有差错。（647-49页）大概他对于这篇报道是满意的，再次从侧面说明容庚对于任职燕大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自豪。学英文，买古物，编学报容庚在燕大的十几年，教书研究以及指导学生是主项，特别是讲授古文字学，学生有郑德坤、杨明照、周一良、陈梦家以及王世襄等当时的青年俊杰。他同时还参与了燕大其它管理事务，如搜集古物、购书、接待外宾等等，而其主编《燕京学报》特别值得一书。在燕大，容庚和许多国外学者同事，不仅有公务上的往来，也有频繁的宴请和游玩。通过燕大，他也有幸结识了熟谙新旧文化兼通中西学术的归国学者如洪业等，他们的学术和行事都给容庚以很大的启发；同时，燕大也提供了容庚和许多前辈以及同龄中的俊杰如顾颉刚等人的深交乃至相知。这一切，都极大地增加了他的阅历，扩大了他的视野，升华了他的鉴识。此前，容庚接触的外国学人主要是金石学者和甲骨文研究收藏家；在燕大接触的外国学者教授涵括了文学神学心理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这都是容庚过去的教育和经历所缺乏的，同时有助于他的金石研究。比如，他曾经请燕大的同事用先进仪器和方法测量分析青铜器。1929年1月18日，容庚“交一斗一升鼎与谢玉铭博士，试验容量”（164页）。谢玉铭，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土学位，时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34年12月17日，“早往访曹敬盘，商试验铜器事。”（393页）曹当时为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2月27日，容庚吸收了科学分析的结果，“作‘铜器之起原’和‘成分’二段”（394页）。为了能够和外国同事顺利交往，1928年12月17日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容庚请燕大历史系学生李书春教授英文，这是他学习英文的开端（152页）。1929年1月他尤其勤奋，几乎天天学英文。大概是事务太多，精力不济，到了2月12日，容庚“决停习英文，李书春来，告之。” （172页）容庚过去为了研读日本学者的论文，曾经一度学习日文，后来放弃；这次学了一个多月的英文，又决定放弃。以容庚之聪颖和他对语言文字之敏感，在三十多岁时学英文依然觉得困难而放弃，可见外文之不易！容庚在燕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燕京大学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议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当日，国学研究所开会，“余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拨款二三千元为购买古物之用。陈援广谓考虑俟下次开会再议”（163页）。陈垣虽然不同意，不过，似乎多数人都赞同容庚的建议。1月19日，“国学研究所议决拨补助博物馆费二千圆，为购买古物之用。” （165页）购买古物这个事情非容庚莫属。这既是他的兴趣，又是他的专长。为燕大购买古物，公私两顾，何乐而不为？次日 （1月20日），容庚便为燕大购买了第一件古物，可见他的兴奋。“早与黄子通进城，往琉璃厂看古玩字画。为研究所购得一汉永光五年鼎，价一百二十元 。” （165页）此后容庚为国学研究所购物连连。不妨撷取日记数则。容庚书法1929年2月8日，“为学校购商爵一于古光阁” （169页）；3月2日，“结算代学校购买古物账。凡四百九十五元，除来三百五十元尚欠一百四十五元。此数由国学研究所预定《彝器图录》款挪用” （174页）；4月6日，“余为学校购一绍兴至德坛铜炉”（178页）；5月5日 “在尊古宅为学校购钟二”；5月6日， “在英古斋为学校购神人镜一”；5月7日，在琉璃厂德宝斋“为学校购汉保子宜孙洗一。在大古山房购周剑一”（182页）；1935年3月11日，“至学校。送父己簋至哈燕社，”价四百五十元（408页）。需要指出的是，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回报。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籍碑拓等古物的习惯，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1928年4月28日，他开始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收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获的欣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时出手收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丰厚，使得容庚有财力支撑这项爱好。查他1925年、1926年和1927年的收支情况可知他入职燕大前后经济状况的改变。1925年容庚全年收入1121.5元，支出1123元；1926年上半年未入职燕大，半年收入不过649.8元，支出639.8元； 下半年入职燕大后收入为1567.7元，支出为1417.7元 （128页）；1927年全年总收入3464.3 元，支出3192.3 元，结余272元 （149页）。1927年结余虽然不多，但收入大大增加，因而水涨船高，开支也随之增加。这说明，到燕大任教后容庚生活逐渐宽裕，逐渐兴趣不可压制，从1928年春容庚进入了庶几古董自由的十几年时间，开始了他的青铜器收藏，奠定了他青铜器收藏大家的基础。这也是拜燕大之赐。1927年3月，容庚担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开始主编《燕京学报》（《容庚传》，47页），这是他学术事业高峰的一个象征。日记中最早提到《燕京学报》反而比较晚，是在此年11月7日，“下午四时半开《学报》编辑委员会，到者:吴雷川、冯友兰、许地山、黄子通、洪煨莲，连我六人”（135页）。《燕京学报》由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设立的编辑部负责，前后出版40期，其中容庚主编了23期，顾颉刚主编6期，齐思和主编了11期 （《容庚传》，48-49页），可见容庚的突出贡献。日记中容庚参加学报编辑委员会开会，阅读、校对《燕京学报》以及学报其它事务达百则以上，不再赘引。哈佛燕京学社容庚还积极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活动。笔者也曾是哈佛燕京学社社员，故不惮其烦，将容庚之有关日记一则则摘录余下。1934年6月13日，“至学校，阅请求哈佛燕京奖学金之学生”（374页）。1936年 7月6日，“四时开哈佛燕京奖学金会”（466页）。1937年 3月16日，参与接待“燕大驻美托事诺尔思参观哈燕学社”（494页）；6月15日，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1889-1975)来访，司徒雷登在其住宅开茶会欢迎；次日晚七时，“校长请叶理绥于北海公园董事会”，容庚也参加了，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 （503—504页）；6月15日，“叶理绥约晤谈” （504页）；6月23 日，“二时至学校，哈燕社开会，给予研究生奖学金。”（505页）1938年4月5日，“到哈佛燕京社演讲‘古铜器之时代及其真伪’”（529页）；6月19日，“归哈燕社”（538页）；6月27日，“下午三时至学校，开燕哈奖金会”（539页）；9月28日，“下午图书馆、哈佛燕京社、历史学会开会。一日而三开会，可知其忙也”（549页）。1939年6月28日，“八时往学校开哈燕奖学金审查会”（579页）。1940年1月26日，“九时半哈佛燕京顾问委员会开会”（603页）；2月20日，“三时哈燕开会”（605页）；3月28日；“哈佛燕京社茶会” （609页）；6月28日，“开燕哈奖金审查会”（620页）。1941年7月7日，“九时至哈燕社开奖金会”（659页）。上述日记可以知道，容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参与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选拔。选拔和资助优秀的中国学生留美是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核心项目，周一良、陈梦家等人就是申请获得了这个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而容庚当时就是他们的老师，直接参与了面试和选拔工作。第二，根据容庚日记，可见，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就有“哈燕社”或“哈燕”的简称，则今日“哈燕社”此简称乃当年之流传可知；不过，日记中容庚有时也简称“燕哈社”或“燕哈”（539页；620页），突出了燕京大学的地位，则当日燕京大学之自豪自信亦可稍知。被迫终止1941年11月20日，“晚八时到博晨光家开会” （672页）；28日，“早授课。四时半历史研究会在邓之诚家开会”。（673）这是容庚日记中最后几次提到他在燕京大学的工作。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封闭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入狱。这就结束了容庚在燕京大学的生活。不过，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从日本监狱中出来，容庚即去拜访校长以及洪业等人。根据日记，1945年8月19日，“九时与饶引之访司徒雷登。归访吴熙曾” （774页）；8月30日，“访洪业未遇” （775页）；10月16日，“早至燕京，访洪煨莲、陆志韦诸人，晚乃归” （780页）；11月17日，“早至燕大，取回所补薪金，五个月计美金三百元，联钞十九万千四百元” （783页）；12月28日，“燕大补发五月薪金，除取三十馀元美金外，尚有支票三百元，换得现美金二百七十二，合法币每元一千二百元，共得法币三十ニ万六千四百元” （787页）； 12月29日，“寄陆志韦信” （787页）；1946年1月5日，“陆志韦复信说可将美金仍存燕大” （788页）；1月6日，“早访齐思和，托其将支票退回燕大” （788页）； 2月12日，“早访顾颉刚于花园饭店。下午顾来。访朱鼎荣，交燕大支票百四十二元，属代取现款”（792—793页）。容庚日记止于此年2月26日，2月12日这则是容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燕大。从容庚在抗战胜利后频繁拜访燕大的上司、同事和朋友可以看出，当时他非常希望能够回到燕大任教。可惜，由于局势的变化，他被迫离开北京，不能延续燕大的工作，这实在是燕大的遗憾，也是容庚的遗憾！1940年12月25日，容庚对当时的甲骨和金石名家作了评价。他说：“校《通考》稿并世诸金石家，戏为评骘：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638页)容庚对郭沫若、唐兰、商承祚、于省吾、吴其昌以及自我评价，可谓妥帖，而其所得独多，岂非北京及燕大之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