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博士历史学

今日问题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有哪些？博士论文是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所撰写的学位论文代表其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优秀的博士论文其独创性的见解甚至对该学科该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月20日我社转载了《人类历史上最牛的五篇博士论文》一文许多粉丝吐槽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应当入选好吧 好吧 好吧……本期的#问题来了#请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要评选最牛历史学博士论文你会推荐哪篇呢？参与方式直接文末评论处留言（作者+论文题目+推荐理由）届时我们会将大家的回复整理出来进行投票喔！#送个福利#获得最高点赞数的一位将获赠价值129元的历史研习社VIP会员名额一个往期互动话题博导来了，这些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都是80后……关于历史，你听过什么正儿八经的一派胡言？你见过哪些富有人格魅力的学者大咖？有哪些影响广泛的人文社科经典丛书？策划：@林大蕾

问题来了：3月22日，我们发布了“问题来了丨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有哪些？”，发现大家推荐的博论大部分均以著作面世，阅读极为方便。根据各位粉丝的热心推荐，小编向大家介绍以下这些牛轰轰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心目中的牛逼文？（若有遗漏，欢迎补充，页末投票吧！）▼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西汉人口地理》是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师从谭其骧。该书研究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考察自然、经济、政治、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对汉末人口地理分布的影响，探讨关中、西北、东南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人口迁移。并附有各郡国人口数量、增长及迁移的表格，为研究汉代历史必备之书，也是硕博士研究生撰写论文的经典参考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周振鹤，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西汉政区地理》是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谭其骧。本书通过对西汉史的全面考察，论述了西汉政区地理沿革过程，复原了西汉各个时期郡国一级政区面貌，描述了二百年间郡国置废离合的全过程，并略及县邑一级政区沿革的若干问题。探究了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弥补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填补了断代政区沿革研究方面的空白。全文分两篇，上篇叙述了高帝十王国的地区沿革。下篇概述了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的沿革，同时对《汉书·地理志》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考证。▼陈苏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陈苏镇，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为其就读北京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祝总斌。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200余年。其间，除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该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后扩充、修改以《〈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卢云，毕业于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其博士论文《汉晋文化地理研究》是文化分区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全书分别从学术、宗教、婚姻和音乐（俗乐）等角度，对汉晋时期（包括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和魏晋时期）文化区域的分布状况和地域特征进行了系统探讨。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为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韩昇。本书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是针对学界沿袭陈寅恪的魏晋统治阶级两分法进行反思，试图重新解读和描绘政治集团内部的复杂情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毕业于复旦大学，《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黄仁宇，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明代的漕运》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全稿共分前言、京杭大运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目的、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漕粮的运输、宫廷供应品的运输、征税与商业及劳役、结论、附件等部分，重点论述了明代对大运河的管理与大运河的功能，以及大运河对明帝国的影响。对于研究明代商业运输、经济发展等均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为其就读于厦门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傅衣凌、杨国祯。本书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教授。《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为其就读于厦门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陈支平。后以《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一书出版。本书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闽东福安县的乡村天主教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当地乡村宗族对天主教信仰的皈依，是天主教能够深入福安乡村社会传播、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一些乡村宗族的天主教化，天主教信仰得以依附在这些宗族中。依靠地方宗族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成为对当地民间社会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区域性主流宗教。▼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为其就读于南开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冯尔康。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史学研究甚少注意的社会现象入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法）路易·德尔米尼：《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年）》《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年）》一书是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就读于法国高等试验学院时的博士论文。全文400余万字，是法国国家级的博士论文。该文以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共有5大卷。第一卷是《东印度公司时代》,第2 卷是《茶叶时代与中国的债物》,第3 卷是《广州与鸦片的时代》,第4 卷是有关18 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地图、图表和照片,第5 卷是《夏尔·德·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教授主持该书的汉译工作，认为德氏该书不仅限于广州，可以说是一部当时整个中国的贸易史。不仅局限于贸易，而是一部通过贸易而反映出的中西关系史，涉及了中西双方的政治、文化、伦理、价值标准诸方面的差异。▼（美）孔飞力：《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孔飞力，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为其就读于哈佛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后易名《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正式出版。该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该博士论文初稿完成于德国战俘营中。该文由独立的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第二部分从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战争等各方面论述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叙述菲利普二世统治下地中海发生的具体的事件。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的理论，把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种类型，为法国和世界的新史学运动树立了一面崭新的旗帜。▼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陈侃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为其就读于北京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陈苏镇。后以《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一书出版。本书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走向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克利福德·达比，《北平历史地理》为其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该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作者在本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析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对北京城的兴起和发展变迁史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阐释，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该书是以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商会问题的学术专著，探讨了商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商会内外部关系、商会的功能与作用。不仅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考察和剖析商会,而且还把中国商会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中来加以观察与对照。好啦，看完这么多历史学博士论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动动手指头，投出你心目中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吧！▼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推荐！编排：@林大蕾

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有这么一段话，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刘瑜奶奶知道她是个博士，但也不了解到底是个啥，所以才有了这对话。作为当今最高级别的学位——“博士”，如果你身边有个博士的朋友，多少对他能潜心读书做研究表示惊讶敬佩。其实“博士”在我们中国古代，含义与现代是有区别的，那么让我们来细说“博士”的前世今生。现在我们所说的“博士”，是一种学位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是一种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证明。真正意义上的学位，是19世纪，世界各国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学位制度。据说我国最早的获博士学位的人，是李鸿章的医生——黄宽，而有最多博士头衔的人是胡适，达35个（这个应该能嚣张的说句，还有谁了吧？），惊讶。我国很早便出现“博士”这个词，“南方之博士也”《战国策》“鲁博士也”《史记》。“博士”秦朝是官职，也包含博学的意思，“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汉书》。汉朝初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每一经设一个博士，职责一是以儒家经典教授弟子，其二是充当皇帝的参谋和顾问。可见与现在的博士不一样，真所谓博古通今。汉后期，博士“出谋划策”的职责逐渐淡去，成为专门讲儒家经学的学官了。汉朝以后，“博士”的名目又开始多起来，不仅仅是传授经书，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博士官位，魏晋南北朝设太常博士，掌管礼仪。唐朝设太学博士，国子学博士，不同的博士传授的对象不一样，太学博士教授的是太学生，国子学博士教授的是高官和国公的子孙。直至封建统治最后的王朝——清朝，依然设博士学官，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上国子监，就是那时候的国子监博士办公传授经学的地方。在古代，“博士”除了是一个官职，对于一些专精某一专业的人，也授予“博士”名称，唐朝有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等，宋朝有武学博士……这些都是专家性质的教授官。这个和我们现在说的“博士”含义类似。除了朝廷的官职，在民间中也有“博士”称谓，这是一种对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师傅）精通某门手艺的劳动者的尊称。“今江南俗，椎油卖茶者尚称博士”《陔余从考》至于“博士”在我国最早为学位并有法律颁布，是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时候，后来因为战争原因中断。而后经过了近50年，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才正式建立得以实施。网上有个段子，这个世界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中国传统观念里，讲究男尊女卑，读书从来都是男性的事情，女性安分守己，相夫教子，当我们现在调侃“女博士”的同时，不正好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吗？

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底有何区别？硕士和博士又有什么不同？这是很多人都有的困惑，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也有很多版本，自考君挑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版本，一起和大家一同探讨。一、学生版二、圈圈版想象这个圆圈代表了人类的所有知识。你小学毕业时，了解了其中一小部分。高中毕业时，了解了更多。拿到本科学位后，你有了自己的专业。硕士学位让你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深的钻研。继续阅读学术论文，你会逐渐抵达人类知识的边界。一旦抵达了边界，你便专注于此。你花几年的时间试图突破边界。终于有一天，你推动了它。这个凸出来的部分，让你获得了博士学位。当然，对你而言，这个世界看上去不一样了。但别忘了全局是长这样的。这是一组非常生动的图画，最后那张图更是“意外结局”的典范。它让人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对于走在硕博道路上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提醒：不要因为推动了一点边界而洋洋自得，也不要一味沉浸在自己的领域中，忘记了这个世界的辽阔和丰富。三、兔子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比喻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是：导师负责给研究生指出兔子在哪里，并指导学生学会打兔子的本领。反之，研究生则是从导师那里了解到兔子的位置、大小、肥瘦，并采用从导师那里学到的打兔子本领擒获一只兔子（就是做完论文）。有人由此衍生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之区别的“兔子理论”：本科生：学习捡“死”兔子。本科及以前所学知识都是别人已经发现并经过了反复验证的知识，是固定、稳定的，属于“死兔子”。此阶段的学习训练只是学会找到一条比较便捷的路径把已经死在那里的“兔子”拿回来。硕士生：学习打一只在视野中奔跑的活兔子。这只兔子在哪里？需要导师指给你，或者需要导师和学生一起来确定其位置。导师在“指兔子”的同时还应该告诉学生瞄准并射死兔子的本领。硕士生需要遵从自导师处学来的方法和技术，去把这只尚在活动中的兔子打死，然后再通过以往已经具备的方法把兔子擒在手中。博士生：学习打一只看不到的活兔子。此时的兔子也是活的，但可能不在你的视野里跑着，而是在树林里跑——导师可以确认一定有这只兔子存在，可是，需要你先从树林里把这只兔子撵出来，判断是否值得去猎取，再用更高级的猎取技术去射击并沿用原有方法将兔子取在手中。博士后阶段：此时，导师叫合作导师，他就要和博士后一起来确定究竟到哪里去寻找兔子，此时面对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森林，需要一起商量后确定是否需要在这里伫足，并重复以上过程。四、红烧肉版本科论文第一章：红烧肉的定义和类型；第二章：各种红烧肉区别和特点；第三章：东坡红烧肉的具体特点；第四章：烹制东坡红烧肉的主要问题和对策。结论：东坡红烧肉可以更好吃。硕士论文第一章：关于猪肉做法的文献综述；第二章：红烧肉做法的历史演变过程；第三章：传统红烧肉制作和研究方式介绍和比较；第四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红烧肉做法的启示；第五章：剩余价值红烧肉的具体做法；第六章：剩余价值红烧肉的创新之处和进一步研究建议。结论：红烧肉很好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注意区分，剩余价值理论指导下的红烧肉做得会更符合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博士论文序言：历史中猪肉食谱的文献综述、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足和问题；第一篇（第一章到第三章）：猪是怎样养成的；第二篇（第四章到第五章）：猪的各个部分肉质的区分和作用；第三篇（第六章到第七章）：马克思理论不同发展阶段对红烧肉发展的影响和启示；第四篇（第八章到第十章）：红烧肉制作的实证研究（变量选取、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结论：红烧肉是不是可以吃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总体来看，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红烧肉是不错的营养、美容食品，但操作过程的障碍还需要通过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支持，使红烧肉更好地实现增加营养、避免增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五、专业分析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较为全面的从学习、分析、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本、硕、博学习的区别，我们节选了部分内容：1.本科学习与研究生学习的区别本科是素质教育，是从未成年到成人的教育，是让他们完成文明教育的过程。素质教育不在乎学什么专业。例如，家长们对子女找配偶的要求是要找个大学生，而不是要求找学某种专业的。家长们未必能解释为什么，但他们知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不动手打配偶。本科教育是培养做人的品格和修养的过程。研究生教育不是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这就是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的最主要区别。这个区别决定了你们应注重学习什么的问题。你们的学习带有研究性质，这对你们毕业后的工作选择与本科生有了不同。本科生毕业后终生从事其所学专业的人数比例原则上不会超过10%。这里我说的不是上世纪5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而是指有了博士生教育以后的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终生从事其硕士专业的比例会高一点，约15%。而博士毕业生以博士专业为终身职业的人数应不低于三分之二，低于这个标准则说明博士教育本身不成功。也可以说明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性质是专业教育。2.硕士生学习与博士生学习的区别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生的区别是专业水平差别，不是素质差别。两类毕业生在为人的素质上没有差别，其区别是研究技能。研士生教育培养的是工作技能，而博士生教育培养的是学术技能。硕士生毕业后的工作主要是从事事务性的工作，做学术研究的很少。因此硕士生要注重学习普遍性的研究技能。完成上级交待下来的任何一项事务性工作，都需要进行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判断问题的性质，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找到实施的方案和路径。这些解决问题的程序和学术研究的方法很相似，例如，文献回顾、找到有意义的问题、提出假设、进行实证、做出结论。无论是研究具体的事务性问题还是研究学术性问题，都需要广义上的研究能力，懂得基本的研究程序和常用的研究方法。由于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前者是事务性的，后者是学术性的，因此你们对于学术的态度不能一样。博士生要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即发现错误的能力，因为发现现有知识的缺陷，才能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硕士生如果有了这种批判精神，那你最好选择毕业后读博。否则，你到了工作单位，总是发现领导的决策有缺陷，你会不甘心情愿地执行领导决定，你工作就做不好。因此硕士的学习主要是学研究技能，学会如何将研究技能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培养成清华人的“能干、出活”精神。我以为能达做到这一点，硕士教育就达到了目标。博士教育重要的一点是寻求真理、发现规律、探索人类尚不知道的知识。要发现新知识不仅需要研究能力，还需要学术激情和学术奉献精神。很多学术研究所发现的知识都没有实际用处，不能转化成为物质财富。从经济学的理性角度讲，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属于非理性的，因为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得不到实质性的经济收益。然而，人类的科学进步就是建立在发现了很多人们认为没用的知识的基础上的。然而，发现新知识是有乐趣的事，于是很多博士选择在低工资的大学就业而不选择高工资的企业。家长们常说的，“这孩子读傻了”，就是这个异化过程。社会上常说的“笨得像个博士，傻得像个教授”，就是异化的结果。当你领到博士学位证书时还没被异化，你可能是个含金量不高的博士。涨知识：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就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大学学历、研究生学历学位：学士（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硕士研究生毕业），博士（博士研究生毕业）注意：博士后不是学历也不是学位，而是一种工作经历。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啦！自考君每天为你分享更多相关文章，欢迎关注我们，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文章。

我们.知道，在现代“博士”是学业的一个阶段，学问到了这个阶段就可以被称为“博士”，所以在现代社会有形形色色的“博士”，比如，经济学博士、数学博士等等。不管怎么说，“博士”都带着现代味儿，仿佛和古代是绝缘的。但其实我国古代就有“博士”，而且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这时候的“博士”是秦国的一种官员，主要职责是掌管文书，保管文献档案，并准备随时回答皇帝提出的疑问，有一些图书管理员加随身顾问的意思。因为职责里就有当皇帝百科全书的意思，工作的隐性要求下，“博士”的学问必定渊博。比如，秦国的“博士”伏生，学问相当高深，尤其精擅《尚书》，对于《尚书》的每句话都有很深的理解，到汉文帝时，90多岁的他仍然能够背诵《尚书》全文。这才使得《尚书》这本书，能逃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祸乱。因为西汉复兴文教时，《尚书》原文毁于一炬，全是靠他的记忆滕录，这部宝贵的文献才得以流传后世。同样也是在西汉时期，因为汉武帝比较推崇儒家文化，所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设立了专门“五经博士”，以研究儒家的经意，并把结果讲解传授，使之流传天下。在唐代，官方设有国子、四门等博士，负责教授知识、传播学术，属于文化类官职。时间前行到宋代，朝廷设立国子博士，官职五品，并延伸到明清时期，官位偶有变化，没有多大变化，依旧是做学问，传播学问。五经古代还设有一种“博士”官职，这些人的性质和上面提到“博士”类似，主要研究和传播，只是研究和传播的对象是所谓的“奇技淫巧”“微末小道”，所以不太受认可。比如说，西晋设立的“律学博士”，北魏设立的“医学博士”，唐朝设立的“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就是因为不受主流文化认可，所以在宋代时候，这种偏向专业性的“博士”被废除了。到了现代，“博士”这颗蒙尘的明珠，才重新焕发出光彩，成为一个单纯学术性的专业人士的称谓。应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在古代，社会结构简单，学术没有生存依托的土壤，只能屈服于强权，举步维艰的发展。而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各种“博士”兴起，学术逐渐和权力脱离开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导向，进而影响了社会这艘巨轮的航向。从古今的“博士”地位对此来说，古代的“博士”显然要比如今的“博士”地位要高一点。古代的“博士”通常是官职，在行使传播知识的义务同时，享受国家的俸禄。而现在的“博士”仅是指专业学术研究的人的一种学位，不代表什么正式的职务，也没有什么薪俸。即便有某个“博士”担任什么职位或者享受什么津贴，也是因为他兼任的身份，而不是来自于“博士”。你还知道哪些博士知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博士，古为官名。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的人的统称，例如：茶道博士、酿酒博士；武术博士，木匠博士等，下面硕博通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在各个领域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名人：成龙武博士成龙成龙是当今社会名副其实的“武博士”，如果李小龙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功夫，那成龙才是真正将中国功夫带向世界的人，世界上很多高等学府，也都对他的成就高度认可，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柬埔寨大学都曾颁发博士学位给他。马云商博士马云马云是名副其实的“商博士”，在商业创新，公益事业上都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马云拥有五个博士头衔，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师大、菲律宾德拉萨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其中第三个是该校首个科技创业名誉博士学位。特拉维夫大学授予博士理由为:“马云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改变了世界的商业模式，成为全球商业领袖，他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项目、中小企业和年轻人的支持堪称楷模，并且广泛致力于教育、扶贫、环保等公益事业”。郎朗乐博士郎朗钢琴王子郎朗就不用多说了，当之无愧的“乐博士”，博士学位就有5个。他在2011年获得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博士学位，2012年5月11日获得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授予博士学位，2014年获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音乐学院博士学位，2015获美国纽约大学艺术博士学位，2017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类荣誉博士学位。姚明体博士姚明NBA曾经的“要命”，当之无愧的华人“体博士”，因为在推动篮球运动在华人中普及和公益事业对社会的贡献，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给姚明。对于表彰理由，香港大学官方网站称，姚明先生致力于推动慈善和公益，积极参加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活动，改变了社会人士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负面标签和偏见。金庸文博士金庸查大侠为华文世界创造了武侠宇宙，是名副其实的“文博士”，另外查老爷子还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可贵的是，他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86岁高龄的金庸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以「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博士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在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名衔时向该校申请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的。此外，他还获得清华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表彰理由是其在文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及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袁隆平农博士袁隆平袁隆平是中国实至名归的“农博士”，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所以，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行行出状元，只要您在某个领域一辈子持之以恒的付出，做到专和精，都会获得社会的认可，我们近两年国家提出的匠人精神，其实也是在宣扬这种品格。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欢迎留言。关注硕博通老师百家号，获得更多硕士博士的资讯和知识。

社会上精英人才不断涌现，使得整个就业领域对于人才的学历质量要求有了明显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化使得越来越多人得到更高的学历，因此各行各业的就业门槛也在随之不断提高。本科生就业难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所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已经成为想要追求理想就业的学生的必然选择。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就业上当然会有非常大的改观，但是对于文科博士而言，即便读博，就业领域也依然比较狭窄，就业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不少文科博士的主要职业道路就是留校任教，然而如今随着高校聘用教师逐渐采用“非升即走”的优胜劣汰制度，博士生想要在校站稳脚跟也并不容易，同样要面临着非常大的就业和生活压力。然而与理工科博士相比，文科博士的职业选择又主要集中于高校任教领域，可见就业压力之大。理工科博士的发展道路相对更加广泛，即便不留高校任教也一样大有施展拳脚之处；而文科博士却只能面对有限的职业选择道路，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竞争和学术研究压力。【文科博士在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领域的压力不断上升】身为高学历精英的博士群体，文科博士实际上面对着相当白热化的竞争，更是在教职、论文、学术成果和生计压力之中体会到现实的残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些文科博士面临的就业处境都不是那么乐观。就以历史学为例，本身专业性局限性很强，想要拓展发展一般没有可能，而其对应的学术就业市场同样越来越不景气。据数据统计，美国每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但是公开的教职岗位不足一半，并且这样供过于求的岗位缺口还在不断拉大。不少文科教职领域都出现这样的现象，博士生似乎已经不再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因此不少博士只能选择离开学术领域另谋出路。【文科博士另谋出路，就业范围同样比较狭窄】高校就职数量的有限，相比文科博士数量当然不值一提。因此，注定了不少文科博士无法留任高校，只能另谋出路。而文科领域本身发展稳定性极强、岗位范围有限，不少文科博士选择成为独立研究学者，或是从事中学教师、在政府部门任职等。而在这些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理想化的就业选择中，还要面临来自生活各个方向的现实问题，如家庭、婚姻、经济的多重压力，这也不禁让文科博士们产生自我怀疑，自己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攻读学业，最终却除了学历一穷二白。学术研究领域的止步不前和“我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用”之类的自我怀疑，以及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生存困扰，想必对于无数文科博士而言都是“一把辛酸泪”。在真正面对残酷的就业现实时，文科博士会发现生活中根本不能只有“诗和远方”，重重压力之下“读博何用”这般直击灵魂的逼问更是体现出文科博士们的心灵危机。曾经多少学者以自己是学术研究领域的精英而感到自豪，而随着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原来与大，现实就业压迫的隔阂越来越清晰地建立起来。精英教育的忧郁逐渐在文科博士群体中弥漫开来，生活和就业的窘困更是深刻反映出文科博士承载的重负。实际上，文科博士们真正感到忧郁和不公的，只不过是在自己花费大量精力、颜值灾难性毁灭后却难以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这样艰苦卓绝的努力白费实在心有不甘。，而这样的就业趋势却又难以改变。或许对于不少文科博士而言，得到精神的滋养大过于追求物质的缱绻。精神滋养这种东西，文科博士的自产自销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也许，只有退而求其次，才是不少文科博士寻觅生存之路的最好法则。文科博士们应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应对就业和生存的挑战、在学术界之外找到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岗位；社会和高校也更应该营造和提升人文科学的受尊重氛围，使得其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作用。

编者按：本文整理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胡适”展览开幕式上的演讲。欧阳哲生教授现任胡适研究会会长。欧阳哲生教授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挖掘和研究与胡适相关的档案资料，对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岁月做了最大程度的还原。（来源详见文末）1910年，胡适赴美，到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1915年，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1917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胡适留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关于这段经历，胡适留下一本日记，最初的名字是《藏晖室札记》。这些日记最早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究其原因，大概是陈独秀当年主编《新青年》的时候缺稿件。后来《藏晖室札记》经过整理出版单行本，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再后来商务印书馆将其改名为《胡适留学日记》。现在这本书的原始手稿本已经被找到。△1920年，胡适（左三）与蔡元培（左二）、蒋梦麟（左一）、李大钊（左四）在西山卧佛寺合影。胡适的留学经历，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占据了四章的篇幅。那么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学业究竟如何呢？前几年周质平先生发现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成绩单，这个成绩单为我们了解胡适在康奈尔的学习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在胡适第一年的成绩单上，能够看到他的英语成绩不错，第二外语德语也不错，但是农学方面的成绩一般。第二年胡适转学哲学。但是前面还学了几门农科课程，比如果树学，这门课程胡适的成绩不够理想，76分。他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受了点刺激，当时上课的时候要进行苹果分类，美国人天天吃苹果，所以对苹果非常熟悉，两下就搞定了。胡适感到自己这方面没有天赋，所以还是想学文科，他的兴趣在文学和政治。按照康大文学院的规定，每个学生只要学完一个专业也就是完成一个“学科程序”就能毕业，但是胡适毕业的时候他学了三个“程序”，也就是三个专业：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这三个“程序”分属三个不同的领域，如此众多的课程，有些是胡适利用夏季学期修完的。从这份成绩单也可以看得出来，胡适的课业成绩并没有因为他大量的社会活动而受到影响。胡适平时的演讲活动和社会活动非常多，当时是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美国人请他讲中国辛亥革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胡适对研究中国政治产生了兴趣。胡适1914年5月在康大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接着他在康大又读了一年硕士课程，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胡适进哥大的打算，在康大念文科的时候就已经萌发了。1912年2月6日他给章希吕，他的一个朋友写信就谈到了这个想法，他谈到康大不长于政治文学，他想学政治文学，想到哈佛或者哥大或者威斯康星去。威斯康星是在中部靠北一点，临近五大湖，这个地方学费很便宜，一般来说要去美国留学，美国中部都是很便宜的，但是去东西两岸学费就很昂贵，生活费也很昂贵。1915年胡适转学的一个直接因素是他申请延长康大哲学系奖学金被拒，理由是他“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7月11日，他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报告了他想去哥大的七个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就是讲康大所在地是一个小城，他想到纽约去看看美国的大城市，第三个理由是纽约是大城市，书籍比较多，第七条就是哥大哲学教授杜威是此邦的哲学泰斗，他想投奔他的门下。显然他已经选择了要去哥大。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还提到他转学哥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喜欢在康大哲学系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这一派对杜威的攻击反而引发了胡适对杜派哲学的兴趣，在1915年暑假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系统阅读和研究之后，他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胡适留学日记》自题“卅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收到这重印第一版”胡适在《口述自传》中对哥大的文科教授阵容做了详细介绍，除了上述提到的杜威以外，胡适还提到了几位当时在哥大声望很高的大牌教授，比如以研究希腊哲学见长的研究院院长乌德瑞(Frederick J.E. Woodridge)，西方“现实主义”的代表之一芒达斯(W.P. Montague)，美国“伦理文化学会”发起人厄德诺(Felix Adler)，历史系有政治理论史的开山宗师顿宁(William A.Dunning)，“新史学”的倡导者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美国宪法史专家毕尔(Charles A.Beard)，社会学系著名大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另外还有专治“汉学”的夏德(Frederich Hirth)。在哥大，胡适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第二副修是经济理论。胡适在哥大的学业成绩因为事涉私人隐秘，至今还没有公布。胡适在哥大所选的课程，他在《口述自传》里都提到了，有杜威的“伦理学之宗派”和“社会政治哲学”，乌德瑞的“历史哲学”，顿宁的“政治理论史”，厄德诺的伦理学，夏德的“汉学”讲座（又叫丁龙讲座，以一个华人名字命名），这几位教授的课程都对他影响很深，其中杜威的“伦理学之宗派”一课启发胡适决定做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适在哥大的主要学业之一是写作博士论文，他首次提及博士论文的写作是在1916年5月10日在给他母亲的信中。9月27日他再次给母亲写信的时候，他说“而所作博士论文，夏间约成四分之一。今当竭力赶完，以图早归。今年归期至多不过九、十月耳。当此九、十月时间，有许多事均须早日筹备。”当博士论文完成后，胡适在1917年5月4日日记中以《我之博士论文》为题，写道：“吾之博士论文于四月廿七日写完。五月三日将打好之本校读一过，今日交去。此文计二百四十三页，约九万字。原稿始于去年八月之初，约九个月而成。”他的博士论文写的不是太长，两百多页，跟另外一位在哥大毕业的著名学者陈焕章的博士论文相比，胡适的就很单薄。陈焕章的是两大本，一毕业哥大就帮他出版了。博士学位口试完成后，5月27日他追记了五天前的博士考试：“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他写的非常简略，但是可以注意到，他是用“考过博士学位”，而不是“通过博士学位”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怀疑的空间。因为胡适用什么词还是有斟酌的，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君子。金岳霖也是在哥大毕业的，比胡适晚三年。他回忆说：“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这个话带有贬义，所谓“始作俑者”并非事实，1911年初毕业于哥大且获博士学位的陈焕章，其博士论文就是《孔门理财学》，也是以中国为题材。1917年与胡适同时毕业的蒋梦麟，他是哥大教育系的，他的毕业论文是《中国教育原理研究》，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中国人去美国留学假如以中国为题材的话，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所以金岳霖有一点讽刺他，金岳霖的博士论文是纯哲学的。△1917年胡适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胡适的博士学位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20世纪50年代。据唐德刚先生回忆，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Howard P.Linton)为纪念哥大二百周年校庆，着手编撰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这本书在1957年出版。这本书包罗万有，但是就是把胡适的论文编漏了，校园里一时传为笑谈。林氏也不明其故，他把校方正式记录都查了一遍都没找到胡适的博士论文的记录。1961年袁同礼（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做过北大的图书馆馆长，之后又去美国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在哥大工作，他也发表了一份《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在这本书中，袁将胡适的博士授予时间放在1917年和1927年，他写了两个年代，因为他不敢肯定是哪个年代。在袁同礼编这个书的时候，他要唐德刚去查有关胡适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唐德刚在哥大档案中发现胡适获得博士学位的注册时间是在1927年，并将这个结果告诉了袁同礼。袁同礼是胡适的学生，他不愿意胡适的学位问题被外界政治所利用，所以煞费苦心地做了这样的处理，把胡适的博士学位系于1917和1927两个年头，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个年头。20世纪70年代，胡适的博士学位风波再起。1977年10月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4期发表了唐德刚的《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之三》，这是连载的唐著《胡适杂忆》的第三章，披露了他当年为袁同礼查找胡适获取博士学位材料的上述内情。后来在1978年12月第33卷第6期《传记文学》刊登的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译稿《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中，他做了一个长篇的注释，就是讨论“胡适的学位问题”，他明确说明胡适的学位问题，不是什么真假的问题，问题是他为什么迟了十年才拿到这个博士学位。唐猜测牵涉到胡适1917年5月22日参加的那场口试，到底是“通过”的“哪一柱”(which column)。唐先生解释，那时候的博士论文答辩大概有三种情形，就是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就是“小修通过”(pass with minor revision)，第二个档次是“大修通过”(pass with major revision)，第三个档次是“不通过”(failure)，唐先生猜测1917年胡适大概只是“大修通过”，那就是博士论文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原因可能有四个：第一个就是参评的六位教授除了夏德以外，其他都不懂中文，所以他们根本读不懂胡适这篇博士论文。但根据我后来的判断，恰恰就是这位夏德阻拦了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因为只有他懂中文，懂汉文，所以其他五位教授就依赖于他的判断。而夏德是不会站在胡适的立场的，因为胡适的论文涉及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当时中国进行的孔教与反孔教之间的斗争。胡适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是反孔教的，而夏德是支持孔教运动的，他曾经为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写序，陈焕章是当时孔教运动的领袖，所以夏德大概已经选择了站在康有为陈焕章这一边，自然他就会反对胡适的立场。所以我觉得问题可能就是出在他身上。第二个原因是在洋人看来，胡适的博士论文不像博士论文。不同于一般博士论文钻牛角的体例，胡适的博士论文简直像一本不知所云的中国哲学教科书。第三是参加他博士论文答辩的像杜威这些大牌教授，对谁通过谁不通过都不是太在乎。第四个原因就是胡适在哥大研究院只读了两年，住校时间太短，连规定住校年限都不够。跟胡适博士学位有关的还有两件现存的重要材料，第一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本身，就是后来出版的《先秦名学史》，这其实跟他当年的博士论文还是略有差别。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档案材料，即1927年3月21日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注册说明。该件说明胡适留学哥大时所用的英文名字为Suh Hu，而不是后来所用的Hu Shih。这份注册说明是胡适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个硬证。其实对于胡适博士学位的怀疑，在他生前就有了，1919年9月7日朱经农给胡适写信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朱经农告诉胡适现在外面有很多人说他没有通过博士学位考试，说他的博士是假博士。他催促胡适站出来证明。对于朱经农的要求，胡适没有正面回应，但是他把攻击他留美的朋友分为三类：第一类期望太切，所以转生许多不满意的地方。第二类是因为生性褊窄，就是心胸狭窄。第三类是顽固成性，除几句“敝帚自珍”的旧式文字以外，天下事物都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在胡适看来，这些人要说就去说把，他不在意。但是朱经农作为胡适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是爱护胡适，1920年8月9日又给胡适写信，催促他一定要发表他的博士论文，证明他是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的。在朋友的催促下，胡适也经过一番考虑，在1922年将自己修改过的博士论文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图书馆一般不会出版英文书籍，但是它和胡适关系非常特殊，于是破例给胡适专门出了他的博士论文，一本英文书。这本新出的英文论文题改为《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 e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这相比他在哥大撰写的博士论文所使用的题目《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还是有所调整，应该说更有问题意识，内容也小有修改。在这本英文著作的前面，胡适还加了一个1917年6月所写的《前言》，和1922年1月所写的《附注》。其中在《附注》中，胡适交代“最近四年，我很想有机会对这篇论文作彻底的修订，但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搁置下来，这就是它长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国内的英、美友人曾读到我这本书的手稿，屡次劝说我把这本四年前写的书出版，我现在勉强地把它发表了。可以高兴的是这篇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资料的校勘，都曾得到国内学者的热情赞许。这表现在他们对于这本书的中文修订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的真诚接受、特别是关于我所认定的每一部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逻辑方法的发展。”《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他《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订进一步扩充完成的一部著作，这本书在中文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27年1月11日胡适第二次来到美国，这次他是由欧洲转道来美国访问，早在英国时，1926年12月26日胡适特致电亚东图书馆，要他们寄100本《先秦名学史》给哥大，胡适大概和哥大方面已经有约定了。现在哥大保留的档案证明，胡适博士学位注册的时间是1927年3月21日，上面除了说明胡适向哥大提供了100册《先秦名学史》，没有任何其他说明。但申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否要出版，且要交100册副本，这是否哥大的一项成文定规，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中国学人在哥大拿博士学位毕业的挺多的，但是要交100册才能够拿博士学位的这个例子，是否好像没有第二个人。所以胡适这个例子可以说是个特例。△欧阳哲生张荫麟：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南开学人：那个时代的世说新语张岂之：什么是清华的人文教育？▼编排：@耕读

翟天临涉嫌学术造假事件持续发酵，今天北大的说明确认了其“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也算是对网友质疑北大纵容学术造假行为的回应。今天带大家回顾另一起“打假事件”——北大博士涉嫌论文抄袭，北大做出撤销其博士学位的决定，该博士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北京大学撤销学位的决定未遵循正当程序，予以撤销。 事件回顾于艳茹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于2013年7月5日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13年1月，于艳茹将其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同年3月18日，该杂志社编辑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于艳茹按照该刊格式规范对《运动》一文进行修改。同年4月8日，于艳茹按照该杂志社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了修改稿。同年5月31日，于艳茹向北京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及科研统计表。于艳茹将该论文作为科研成果列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2013年待发”。于艳茹亦将该论文作为科研论文列入研究生科研统计表，注明“《国际新闻界》于2013年3月18日接收”。同年7月23日，《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刊登《运动》一文。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认为于艳茹在《运动》一文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对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进行调查。同年9月1日，北京大学专家调查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聘请法国史及法语专家对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论文、《运动》一文及在校期间发表的其他论文进行审查。同年9月9日，于艳茹参加了专家调查小组第二次会议，于艳茹就涉案论文是否存在抄袭情况进行了陈述。其间，外聘专家对涉案论文发表了评审意见，认为《运动》一文“属于严重抄袭”。同年10月8日，专家调查小组作出调查报告，该报告提到审查小组第三次会议中，审查小组成员认为《运动》一文“基本翻译外国学者的作品，因而可以视为严重抄袭，应给予严肃处理”。同年11月12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117次会议，对于艳茹涉嫌抄袭事件进行审议，决定请法律专家对现有管理文件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2015年1月9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118次会议，全票通过决定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同日，北京大学作出校学位[2015]1号《关于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以下简称《撤销决定》），决定决定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收回学位证书。该决定于同年1月14日送达于艳茹。于艳茹不服，于同年1月20日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同年3月16日，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2015[3]号《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复查决定书》，决定维持《撤销决定》。同年3月18日，于艳茹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教委）提出申诉，请求撤销上述《撤销决定》。同年5月18日，市教委作出京教法申字[2015]6号《学生申诉答复意见书》，对于艳茹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于艳茹亦不服，于同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并判令恢复于艳茹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根据上述规定，北京大学作为学位授予机构，依法具有撤销已授予学位的行政职权。因此，北京大学向于艳茹作出的《撤销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于艳茹不服该《撤销决定》而提起的诉讼，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了该法的立法宗旨是“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关键所在。本案中，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的过程中，其行为是否合法，是本院应当审查的主要问题。“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立法原则。同时，该法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学位条例第三条规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其中博士学位是最高级。因此，为了培养我国的高级专门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院校在授予学位，特别是最高级别的博士学位过程中，应当按照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审慎进行处理；对于已授予的学位予以撤销的，亦应遵循正当程序进行，保障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北京大学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判决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二、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关于焦点一，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其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基本行政法律规范中均有体现。作为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排除或另有特殊情形，行政机关都要遵守。即使法律中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行政机关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受程序限制，甚至连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都可以不遵守。应该说，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行政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只是在法律未对正当程序原则设定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可以就履行正当程序的具体方式作出选择。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关于焦点二，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的是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通过相对人的陈述与申辩，使行政机关能够更加全面把握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防止偏听偏信，确保程序与结果的公正。而相对人只有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法律规定以及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之情形下，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陈述与申辩，发表有价值的意见，从而保证其真正地参与执法程序，而不是流于形式。譬如，行政处罚法在设定处罚听证程序时就明确规定，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本案中，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由调查小组进行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正当程序。北京大学对此程序问题提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作为一个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必须是明确的，具体法律条款的指向是不存争议的。唯有此，相对人才能确定行政机关的确切意思表示，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权利救济。公众也能据此了解行政机关适用法律的逻辑，进而增进对于相关法律条款含义的理解，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法律规范的指引、教育功能。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而上述法律规范的条款众多，相对人难以确定北京大学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