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指的是什么

（原标题：清华女教授怒批：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或称为知识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冬的凛冽。我很能理解为何人们有春天之感，因为确乎有繁花似锦的热闹局面。而这并不是发明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繁荣（早有人发出为何中国缺少创新和创造力之问），而是各种头衔、名目、计划、工程的五花八门。先来看头衔，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有人统计达38种之多，真可谓名目巧立，名山大川占尽，地理知识见长。不独头衔，计划和工程也名堂多多。“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因确立于1998年5月而得名）；“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目前许多重点著名高校都明文规定：青年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方能获得引进，不知这种类似于出身论的规定合法合理性何在。至于马工程系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业内简称为马工程）项目，近年来可称得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教材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各学校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的数量在影响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加分上，可谓是举足轻重。上述头衔、计划和工程当然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有没有这些招牌关涉到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薪金、资金、奖金、基金的最重大问题，哪个学校哪级领导会掉以轻心呢？层层叠叠的项目预期为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各学科领域领军人才，初心不可谓不良好。然而，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安排与学术研究和创新发明真的有关吗？学者们在头衔项目林立中忙于申请，报批，竞争甚至抢夺，如何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追求真实、真知、真理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够忠于自己的良知和本职？我的同事沈原曾经把当今的科研体制称之为“项目制运作，斗狗式管理”，可谓话损理不错。乱花渐欲迷人眼，骨头阵中失心智，科学研究如何能够不迷失于头衔计划工程的丛林之中？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须有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人为设置种种头衔，让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长此以往，计划工程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上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甚至战场。巧立名目是当今科研体制的一个维度，另一维度则是事无巨细、强制束缚的行政化教育科研管理。这种管理是全方位的，仅举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申报课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每年由某部领导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列项目课题指南，指南说明共计十九条，就选题要求、申请人条件、申请单位条件、申报范围、立项要求、具体填写要求、资助额度、结项要求、完成时限等等等等做出规定。其后再为23个学科列出每个学科大多超过一百项的具体研究题目。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未知未明的探索，如果事先为科学研究规定了指导思想，科学便已不再是科学。学术研究是以问题发起的，现实中的问题或者学理上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构成研究的缘由和动力。由一个主管部门规定研究问题却不知原因、动力何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可能是各学科的专业人士。更何况，许多题目的设定真可谓“命题”：XX虚伪本质的研究，XX自信的研究，坚定XX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研究，强化XX意识的研究，伟大XX（四个）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不难看出，题目设定不合学术的基本逻辑，既已知晓了答案、判断了性质、明确了信念（信仰），问题就不存在了，还用得着研究吗？再看科研的财务管理方面。有关研究课题的报销制度从来以繁琐、苛刻、不近情理著称，而今愈发呈变态趋势。比如，差旅住宿费用的报销要求提交往返机票（火车票）和相应天数的当地住宿发票（并附水单—还不知是什么东东），缺一不可；如果有其中一项由接待方或私人负担了，必须提供证明材料，否则就无法报销。再如，研究者购买书籍资料，除要开具发票外还要求附上写有具体书名的小票以证明购书确实与研究课题有关，但不知是否“有关”的判断如何做出及由谁来做出，难不成是由负责报账的财务人员来做？要求所有课题负责人办理公务卡（信用卡），所有研究开销要刷卡消费，之后研究者自己要先垫付还款，报销后再返还给研究者个人。如此课题经费管理方式几乎是无法操作的，比如，研究生完成其硕/博学位论文需要进行田野工作，调查差旅费用是由导师支付的，如果有不止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工作，一张公务卡该如何使用？让谁刷不让谁刷？刷后又如何向财务报账？研究和交流中发生的餐费问题我在微小说《年关》中已有展现，此处不赘。这样一套不合逻辑又不近情理的科研财务管理制度大概是为了防止腐败而设计的，管理者们是不是以监督防范官员贪腐的思路来对待教授们？像看贼一般看着教师们，有没有想到这样地不信任、不尊重研究者，百般刁难的报销制度，让研究者如何能顺心、安心、全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又或者制定如此财务制度的人们是不是犯了以己度人之误？教学管理也是大学工作的重要面向。行政化的教学管理从教材、教法、教学大纲、培养计划、社会实践、教学纪律，……到授课时间与学生课下学习时间的比例要求，甚至开放交流时间（Open Office Hour），无论巨细全有规定和要求，难以一一尽述。仅开放交流时间为例：学校要求每个教师（无论本学期是否上课）必须固定每周一小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答疑时间，按此规定时间、地点落实后要层层上报学校有关部门（听上去怎么像是“双规”？）。这种强制性规定交流时间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密切的、跨学科专业的师生互动，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形式或仪式，其实际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效果如何，恐怕不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首先，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实包括任何正常交流）本是自愿的、开放的、自由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应该完全建立在自主交流的基础上，由教师与学生经自主协商自行安排，而不应由行政方式强制安排；强制安排这种关系与活动的做法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背道而驰。其次，自主的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多样的场合、情境、机会，比如带学生做田野调查（社会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课后的问题讨论，与学生一起出行、运动、娱乐，请学生吃饭、喝茶，…… 并不是一定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比如坐在办公室里才能进行交流的。更何况，喜欢和能够与学生通过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老师自然会这样做，不需强加这样的安排；不愿意或不能做的老师即使被迫安排了“开放交流时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如此简单自然的事情，一经行政化的强制就变得无比别扭。将教师和学生的手脚都捆得死死的，似乎教师是根本不会教书的白痴，学生是完全不会学习的傻瓜。殊不知这里是高等学校，不是幼儿园（即便是幼儿园也须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种种原本与教学和研究无关的东西偏偏要强行干预甚至支配教学和科研，这如何能够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既要马儿跑，又要绊住马儿脚，至此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进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已有答案。有无数XX学者头衔，无真正的学者，有各种人才计划，无真正的人才，有大项目，无大师的大学现状，实在不足为怪。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灵魂是萎顿猥琐的、心胸和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环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其中耀人眼目的只是浮于表面的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人文底蕴、学术志业、社会关怀统统被卷入水底。大学的本质、教育之根本万万不可什么都要，唯独缺了良知和学术。呜呼，我的大学！（作者：郭于华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科技日报

学术型研究生很难考吗？学术型研究生和专硕的区别是什么？相对来说，学术型研究生却是会比专业硕士难考一些，为什么呢？一方面学术型院校的招生名额少，导致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在考试试题上学硕难于专硕。政治一样，但是学硕考英语一，专硕考英语二。学硕考数学一，专硕一般考数学二、数学三。相对来说，英语一要比英语二难，数学一笔数学二、三难。因此总体来说，考学硕的难度要高与专硕。学硕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有什么区别？1、培养目标不同学硕士研究生主要是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主要重视做理论与科学研究；而专硕培养在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总体来说，学硕重理论，专硕重实践，主要适用于企业型人才。2、培养方式不同学硕的课程设置侧重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重点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创新工作的能力和素质。专业学位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教学内容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3、导师制度不同学硕一般只有一个导师，专硕会实行双师制。在校内的一个老师是知道学生的理论，在校外实习期间还有一个导师指导实践。4、学习费用不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收费标准为8000元/学年，不同专业有所不同。专业硕士学费按照不同专业类别差别较大。有的学校每年2万，有的学校每年十几万。不同的专业学费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看专硕的学费要比学硕的贵。5、读博方式有人说，专硕不能读博，其实不是的，专硕不能直博，只能通过考博。学硕就可以直博，这是两者在读博方式的区别。专硕报考人数在增多。近几年，从报考人数来看，考研报名人数在增多，2018年达到了238万人，同时专硕与学硕的人数也在发生变化。并且2017年报考专硕人数首次高于学硕人数。未来专硕的报名人数也会逐渐增多。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各大高校的专硕招生人数也在逐年增长。如果你以后想做科研或者去高校做老师可以选择考学硕；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好就业，增加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建议报考专硕。选择哪一种，看你未来的职业规划。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成功实践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学者们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是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学者们认为，新中国70年、五四运动10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真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在民族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学者提出，要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哲学基础，明确“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党为什么存在、党需要什么作为”等重大理论问题。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增强防风险能力和斗争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学者提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主要表现是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世界正面对大调整、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国家治理机制、手段和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就不会改变；中国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敌对势力越会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渗透，加大策动“颜色革命”力度。“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战略，我们要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长期准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重大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有学者表示，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为解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减少资源的错配推动高质量发展资源错配问题持续成为经济学界的重要话题。在资源错配的原因方面，有学者指出，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了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了资源错配，降低了社会总福利。因此，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减少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扭曲。另一些学者指出，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导致抵扣链条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扭曲中间投入价格，由此造成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此，应该尽量减少增值税的税率差异，最好是实行单一税率。还有学者认为，城市之间的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如果消除资本配置扭曲，将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此外，有学者运用企业数据进行估计，认为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仍然很大，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改革生育和养老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学者研究发现，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正效应正在消退，向负效应转变。因此，当前中国应尽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以便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多位学者注意到，养老金政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有学者发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激励职工提早退休。这意味着，中国应稳定养老金增长率，并适时推出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还有学者指出，为了弥补养老金不足，可考虑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发现，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看，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并引导父母同等重视子女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与延迟退休政策相比，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提高中国出口地位学者们对中美贸易摩擦高度关注，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有学者从贸易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入手，分析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的稳定性，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及时达成贸易协议，消解贸易摩擦，对两国企业的福利损失会较小，而错过最佳窗口期则会使两国企业利益受损。还有学者从舆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舆论环境恶化会促使美国进口贸易下降，但舆论环境趋好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加工程度越复杂、差异化程度越大的产品受到的负面舆论影响越大。要减少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负面冲击，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地位。诸多学者均发现，产业或区域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质量的重要渠道。至于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是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是中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升级。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拥抱数字经济完善金融监管互联网革命使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学者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渠道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应加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有学者梳理了我国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发现出险前网贷平台普遍面临较大的资金流压力，而规模较大、利率异常的平台出险会加大网贷系统风险；网贷行业出险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不确定性存在溢出效应，而舆情不是网贷平台出险的决定因素。因此，应重视新业态风险对正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并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明确准入机制、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并实行穿透式监管、加强对风险预警和缓释机制的建设。（作者聂辉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伦理学篇】诠释“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中国道路价值引领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景和向往，也是人类世代相续的梦想与追寻。新时代美好生活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独创性而展开的。有学者认为，正确阐释的美好生活必然是自主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它内在地包括了“人民主体，政党引领”的主体样态、“矛盾转变，供需融合”的发生样态、“劳动为本，共创共享”的实现样态与“理想同构，世界延伸”的外部样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扬弃“物的依赖性”并秉持“自由个性”的实践意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方能完成向“人本身”的“复归”，实现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有学者认为，立足当代中国境遇和接续人类精神谱系的新时代美好生活诉求，既有必然的现实逻辑，也有内在的哲学逻辑，其充分展开离不开这样三个维度：一是在本源维度中基于感性生活、德性生活与超越性生活的共生，守护美好生活的生成根基；二是在认知维度中聚焦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在，重塑美好生活的观念认知；三是在价值维度中基于意义逻辑、价值尺度与品质境界的共显，映照美好生活的价值关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的价值依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并彰显了当代人类增进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它以强调“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国际道德价值观念或国际伦理精神的核心，同时倡导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五种国际伦理意识。当今世界强有力的伦理整合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有学者指出，我国提出的“公平正义”在方法论上是集体主义的，是破解个人利己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疑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方法。也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应对数据时代挑战构建数据伦理规范大数据技术具有强大的张力，给人类社会生产、交往活动及思维方式带来系统性、革命性的改变，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有学者指出，数据是人的第二肉身，数据时代隐私的核心是数据隐私，隐私危机的核心是数据隐私危机。人既是复数的存在，亦是单数的存在。无隐私则无人性陶冶、人格及其尊严。有学者则从“微观权力”的视角切入，认为数据对世界的“解蔽”是对人的“赋权”，“遮蔽”是对人的“祛权”。数据的“赋权”与“祛权”既体现在“同一主体”身上，也体现在“不同主体”之间。其结果会引起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权力结构被建立。有学者认为，数据化催生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主张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为本，用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从强调人的自由走向强调数据的自由，用数据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因此，为避免数据主义的弊端，应倡导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审慎对待“人类增强”维护人类根本尊严“人类增强”是当今时代超人类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希望利用新科技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超越人类现有状态和限度，趋向后人类目标。基于人类增强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增强是否可以作为道德义务的疑问。对这一疑问，有学者认为人类增强的伦理学呼吁一种负责任的人类增强事业，只有作为一项负责任“事业”的人类增强才是我们应当去推进并接纳的道德义务。有学者则认为，人类增强虽不会侵犯人类直接来自物种的普遍尊严，但会通过破坏主体间性，给个体发展各种人类的典型潜力设置障碍，从而侵犯或威胁人的获得性尊严。在人类增强技术中，道德增强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学篇】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中国制度优势持续化为治理效能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核心元素和鲜明特色包括“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并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同时，中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理的成就源于治理观念变革、治理体系改革、治理政策变迁和治理行为调适。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与时俱进，这是中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定型、保持制度定力、完善制度定向，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自近代以来的制度自卑，走进制度自信，走向制度自觉，取决于党的品格。党的初心使命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道德性，党的科学理论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党的群众路线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党的开阔胸襟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党的组织力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革命性。中国的制度优势之所以能够持续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取决于党的领导制度。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基本形成全力融入中国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制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渐进演化，研究也不断精细化、科学化，已经基本形成结构合理、特点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学健康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全力融入到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必须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和“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要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时代挑战。研究者普遍认为，要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政治，就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熟读党史国史文献，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理解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潜心研究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善于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角度看问题，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正确认识对待危机不断革新治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几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并就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制定政策，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风险往往具有意外性和破坏性，化解风险不仅要为事后危机的发生做好应对预案，而且也要为实施的政策和行为事先制定备选方案，必须警惕概率小而影响大的“黑天鹅”事件和概率大且影响大的“灰犀牛”事件。有研究者指出，对待危机，一方面，要明白问题和危机很多时候是系统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机会和动力；另外一方面，要从治理的角度，提升制度化水平进行风险管控和危机应对。研究者指出，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准确判断风险所在；其次，倡导不变性应变，即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最后，创新性应变，即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政治中诸如极端宗教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纷纷抬头，一些发达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措施。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风险防御要重点放在抵御“颜色革命”风险上，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手构筑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的铜墙铁壁，一手铲除境内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党史学篇】党史和文献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党史国史基本理论与方法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史和文献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史和文献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把深化党史研究作为党史和文献工作的第一位任务进一步抓好；党史和文献工作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不仅要见“人”还要能见更为丰富的“人”近来，中共制度史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开设“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专栏。有学者提出，“中共制度史”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共制度史”是指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其实践的历史，广义上的制度史则包括中共自身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历史、中共主导下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及实践。有学者认为，“中共制度史研究”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探讨，既体现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理论自身演变的“钟摆效应”规律，也彰显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学术批评和学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有学者提出，从纵向界定符合中共制度史研究实际的“长”单位，从长时段理论开拓制度史研究的问题渠道，从横向层面对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有学者认为，对于制度史研究而言，或许更要拓展的问题在于，不仅要见“人”，而且要能够见到更为丰富的“人”；不仅要关注制度的实践过程，还要关照制度的生成过程；不仅要讨论制度的历史效果，还要考察制度的理念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思潮史的深入展开，或可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进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路径。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进展“人民”如何转化为现代政治概念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在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有学者考察了“规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的过程。有学者考察了毛泽东1912至1921年对“国民”“人民”等词汇运用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变化,阐述“人民”怎样从一个倾向于泛指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整体性社会概念,转化为以阶级为标准、以区分敌我为功能的现代政治概念。有学者考察了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解放”观念在五四时期从作为启蒙观念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有学者考察了对五四运动性质的“反帝反封建说”是如何取得经典地位的，强调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系统论述充分体现了革命、理论和历史的统一，此后人们再谈及五四运动,很多都是围绕毛泽东的论断而展开的。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根本意义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方法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国史研究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主要是指国史通史。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根本意义，其学理基础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有学者提出了国史编纂学，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法。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国史、国史研究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多重性。概括起来，国史通史具有如下相互联系、交叉融合的“八通”研究和编纂法：中华民族史总体法，新旧中国对比法，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统一法，“五位一体”统筹法，思想、制度和实践融合法，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法，中国与世界比较法，党史国史一体法。（作者宋月红、孙钦梅、章舜粤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学篇】回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创发展文化建设新征程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史研究给予高度关注。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7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一大理论成就，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坚持中华文化立场、立足民族本位、依靠自身力量，更要有世界眼光、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在总体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传统文化市场向现代文化市场转移、中国文化市场向全球文化市场开放、城乡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现实文化与网络文化市场交相呼应等状貌特征。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最重要的趋势。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遇，新的创意、新的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传统文化以当代审美和当代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5G构建“文化+科技”战略新格局重构文化产业布局推动跨越式发展5G是下一代移动互联网连接技术，是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学者指出，在以5G为背景的“加速度”时代，5G带来的数字技术创新，将促使文化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实现优化组合，为文化产业赋予更多的新内涵，催生更多业态涌现，具有可视化、交互性、沉浸式等特性的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将成为5G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5G通信技术加快了人类社会传输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在“万物互联”语境中，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这对移动办公安全、敏感数据乃至国家基础设施都带来致命的影响。学者认为，首都作为全国文化、科技高地和5G的首批试点城市，为5G时代“文化+科技”的战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9年中关村5G创新应用大赛”“2019世界5G大会”“北京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北京市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的公布，意味着北京将集中优势力量在5G关键元器件等技术及应用薄弱环节补齐短板，这有助于首都文化企业在全国发挥引领示范效应，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提前布局，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以业态创新开辟文化消费新模式探索文化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随着新业态的涌现及影响力的提升，以文化科技为核心支撑的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学者指出，新常态下数字文化产业表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工业化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发挥了引擎功能，其业态彰显出的“跨界创意融合”特征，有助于文化产业寻求价值链的提升、重塑和协同，推动了传统的文化产业通过融入新技术、新模式、新要素等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新业态必然需要新消费模式与之相适应，有学者在论述消费新模式时，以“消费降级”的批判性质疑为突破口，梳理了当前电商平台消费模式、“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模式、垂直传播消费模式、IP产业和IP消费模式、网络直播消费模式、众筹消费模式、文惠卡消费模式，重新配置了传统消费模式的生产关系，展现了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学者认为，社交网络营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影视剧中弹幕的流行、消费者对网站评论的关注等，都彰显出数字时代生产、营销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夜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夜间文化消费得到培育与拓展《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的出台，使得“夜经济”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学者认为，“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也彰显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夜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升级，体现出新时代人们内在的更高的文化需求、中国城市构建新的社会功能的需求，以及新一代消费群体时尚、浪漫、休闲的新潮流。大力发展“夜经济”，有助于驱动当代城市经济的创新发展。学者指出，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旨在推动北京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夜京城”消费品牌，而实现这一目标，应跳出“深夜食堂”的传统思路，完全释放夜间消费潜力，这需要破解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夜间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夜间经济整体布局不足等突出问题。强化夜间文化消费内容的时尚化、创意化、体验化是拓展消费空间的关键，而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加强“互联网+”宣传助力夜间消费，以及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等，成为探索北京夜经济消费的重要途径。（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民法典编纂意义重大引发学界讨论与热议2019年12月23日，民法典草案以完整版形态首次亮相，并首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法学界从未停止过对民法典编纂中难点疑点问题的讨论，其中既有民法基础理论及民法典内在体系的研究，比如对民法典编纂体系而言，有学者对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的“两步走”思路进行反思，认为结合当前立法实际，有必要对这一立法思路进行修正,回到法典化的目标上来,完善民法典的整体设计,对总则编和分则各编草案进行系统的整合，也有各分编相关制度构造及立法技术的分析，比如有学者在对民法典担保权编立法模式的研究中指出，担保权独立成编，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既符合法典编纂的形式逻辑，也有利于激活各类担保交易，且域外担保法改革确有先例。还有针对司法实务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探讨，比如大数据时代公众普遍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有学者认为草案应当跳出“信息自决”的束缚，以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平衡为视角，重构相关内容尤其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条款，从而实现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保障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目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引发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改变，也给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大量立法空白需要填补，网络空间衍生的新问题也需要法学理论予以解释。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部门法领域的基础理论、立法规制、法律适用等问题，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技术进行的“深度伪造”问题，大数据“精准画像“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个性化算法模型信息推送问题，算法偏见甚至算法歧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武器化问题等等，都引发全球性的法理与伦理争议。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内服服务方面，网络生态治理就成为突出问题。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认识偏差并存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需要理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立足现实，继承传统，借鉴西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构建。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战略要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对依法执政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完善经济法治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社会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法治提出新要求。但是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法治认识偏差，法治建设宏观成就巨大但公民个体微观感受不佳，法治倒退论不时响起。在这情况下，应将法治建设的重心转向更加具体的实践方面，倡导“微观法治”，让法治成为公民的生活常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识国内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关注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要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特别是近两年来，围绕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打压，以及美国压力下加拿大对孟晚舟女士的非法扣留，“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或者“长臂管辖”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为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变革，法学界围绕“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课题开展研究。“长臂管辖”是美国的惯用手段，近几年美国愈加频繁地在涉中国事项中滥用“长臂管辖权”，也引发国内学者对我国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和域外适用问题进行思考。有学者认为，不同于美国霸权主义的“长臂管辖”，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基础上适度采取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可以起到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利益的作用，这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诉求基本契合。（作者刘晶晶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新闻传播学篇】新闻传播学成为显学各学科成就前所未有新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的学科发展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者认为，“新闻无学”的认知和论争贯穿其百年学科史，但新闻学最终形成理论谱系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学者认为，新闻史方面通史、专题史、个案史、史料整理方面成绩斐然，研究方法突破了过去的革命史范式；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分为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四个逻辑主线，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学者认为，中国广告学从无到有，从一个研究领域到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宣传话语、去意识形态话化、市场逻辑主导、技术与断裂的转型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学者还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方法上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影响远建设性与断言式新闻流行传播技术的发展一直在重塑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最近又引发了建设性新闻和断言式新闻模式的流行。建设性新闻主要根植于积极心理学，要求采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技巧进行采访报道。它关注的议题包括政治挑战、冲突和社会问题。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注重赋予受众权力。建设性新闻能对受众的情绪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受众精神的健康，有更强的社会政治参与感，推动社会稳定。建设性新闻对改善我国网络环境中的负面化情绪具有较大意义，媒体可以通过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方式对受众情绪加以引导，促进其产生积极的态度与行为。随着新闻传播技术的不断改进， 新闻的传者与受众愈加重视新闻时效性，其结果之一就是断言式新闻逐渐取代传统的确证式新闻，成为当今全球的主要新闻模式。断言式新闻有利于促进传统新闻定义向“对话”与“知识”转变，并从生产过程出发关照新闻失范行为，进而反思“后真相”的新闻模式。这一新闻模式强调，如果我们发现记者或内容提供者只是让人们说话，却不尝试核实事实、质疑断言和检验证据，那他们就在践行一种新闻失范行为，而不需要等到对新闻生产结果的判定。区块链技术助力提高公众信任高度透明性实现权威重塑可能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偏向空间的技术，目前还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它将在互联网上建立一本公共账簿， 所有参与者都被允许记账和核实，这点决定它能够对“后真相”进行重构。尤其是在构建透明公开的新闻生产模式、社交传播平台、重塑公众信任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技术优势和发展前景。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区块链技术能够扩大传播的空间，有效地将碎片信息整合到公共的新闻公告板上。在传播过程中，“技术把关”代替传统的“价值把关”，中心节点的存在将不再固定，由人们自由决定。学者还认为，在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中，透明性是一种追求事实与真相的方法与程序，其背后包含了互联网时代机构媒体针对当下新闻业危机的自我救赎和权威重塑。区块链技术提供了这种技术操作上的可行性。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范式，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高度透明性、防篡改和可溯源等特性， 为陷于重围中的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透明性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大数据背景引发对隐私问题关注隐私权保护需多种手段齐头并进近十年来，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学界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隐私侵权的一个新特点是隐私主体对隐私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痛苦”会“无感”。这种伤害不能及时感知, 它有滞后性, 因而其造成的“精神痛苦”往往会更严重。学者认为，公共监管机构、商业机构、公众对隐私问题都负有相应义务。我们不仅要借鉴欧盟、德国、美国监管部门与立法机构的经验，尤其要借鉴全球性商业巨头在数字信息经济中平衡商业利益与公众伦理诉求的做法，以在技术层面、法律层面、个人自控层面建立一套隐私保护机制。学者提出，未来的立法可在信息与数据之间作出区分，研究将信息纳入市场机制考虑其财产化的可能；延用分级理论中“保护弱者”的理念，通过事后救济补偿数字弱势群体。（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图片：楚云舒 流程编辑：吴越

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文｜冷丝栏目｜丝说教育改革我国第三方机构对国内一流大学的近两年的高水平论文进行了统计，按照论文总数、被引数量和排名前1%三个指标综合测算并排名，15所高校胜出。被排在最前列的高校，这也基本代表了我国内地高校的科研能力和论文国际发表水平。15所高校情况，绿色线条表示发展速度快那么，我国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论文发表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第一，我们先看看排行榜的论文数量包含的意思。排在第一名的是北京大学，论文发表总数是6.62万篇，被引用的数量是98.17万次。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发表总数量是8.31万篇，明显高于北京大学，但是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略低于北京大学，为97.94万次。第三名是清华大学，论文发表总数与北京大学略高一点，数量为6.70万，被引总数为92.64万，低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其他排名靠前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各高校，它们在国际高质量学术论文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发展速度较快。第二，我们再看看，影响论文质量排名的三大因素，这给我国内地高校带来哪些启示呢？其一，当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整体观察整体师均引用表现时，人选相应层次的大学愈多，所覆盖的大学和学科类型愈广，大学之间表现的波动性也很大。南京大学比如，中国入选QS排名1-200名以内的大学，是全球最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5个国家国最低。而且，我国入选的高校基本是理工学科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相应层次内及层次间的标准差较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我国引进教师的空间还很大。其二，师均引用表现与人选大学的论文总引用次数呈正相关、与教师规模呈负相关。因中外大学对“大学教职员工“理解不同，各个高校在上传这项数据时可能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这很容易极易致使某一大学师均引用整体表现的逆势扬高。我国就属于这种类型——大学教师人数多，发表论文数量多。其三，引用水平与卓越科研成果有较强关联。清华大学美、英、德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在“卓越科研维度”上的一贯优秀表现和良好学术传统是其总引用、篇均引用、引文引用居高不下的根本保证。我国虽为论文总量大国，但“卓越科研维度”上几乎没有特别突出的大学。这与我国多年的现实情况以及注重学术产出数量的评价导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引文引用”“篇均引用”和“总引用数”的表现不佳。第三，我们还看看，我国高校论文发表所呈现的利弊。其一是优点，我国国内一流大学的学术论文效率优势体现在英文发表而不是中文发表。我国高等院校的中文发表效率开始下降，但英文发表的效率正逐渐提高。与英文科技发表相比，我国高校论文发表的效率在英文社科发表中增长更快、对增长的贡献率也更大一些。这充分说明，我国学术论文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好，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浙江大学其二是弊端，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等5所高校已经达到甚至超越全球TOP100大学论文发表的平均水平，在高水平发表指标表现方面与全球TOP100大学仍有一定差距，各项指标均低于世界一流水平，高质量成果比率偏低，这反映我国论文发表的“量大质劣”问题尚未完全扭转，学术质量亟待提高。总之，我国高校目前要克服的就是“急功近利”四个字，必须由对“量”的追求转到对“质”的追求上面来。这样才是正道，也是光明之道。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敬告｜冷丝所有文章首发『』，如有错漏和最新信息，作者将在评论版块及时更正和补充，也请网友批评指正，谢谢您！同时严正声明『非法转载必究』。

考证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基本特征为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证据，无证不信。考证工作必须多方搜集证据，可以是本证，也可以是旁证，只有获得了足够的证据，才可以得出结论，因此结论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这种批评方式首先强调对作为证据的材料要充分搜集，认真甄别，进行归纳，然后依据理性的推导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使用充分体现了学术活动的严谨。词话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批评工具，考证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批评方式。由于考证既是对材料的搜集，也是对材料的使用，所以当词话中使用考证的方法时，词话的发展就走出了第一阶段，即以采录本事以资闲谈、以广见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开始进入更为成熟的时期，这也意味着词话作为词学批评工具的作用获得了直接体现。南宋初年王灼创作的《碧鸡漫志》中已经有大量的内容是考证性的，卷一用考论结合的方式探讨歌曲源流，卷三至卷五则考述词调源流。其后，吴曾胡仔、张侃、周密等人的词话著作中都将考证作为一项重要论词手段，或考词史源流，或考词人词作创作情况，或考文字、词语、声律、腔调，以考证的方式证明自己所述内容之权威。后世词话中考证的内容在南宋词话中都已经有所涉及，只是此时的考证显得零碎、简单，缺乏系统性。元、明两代的词话中，考证文字虽然有限，但颇有见地的考证也时而出现。其中，杨慎在《词品》中多有对词调来源的考证，虽有牵强之处，亦可启发后人的思路。到了清代，对欧阳修伪词的考证更加深入，而结论并未超越吴师道清代词话中的考证文字非常普遍，然而良莠不齐。许多人热衷于汇集前人所论，不加辨别直接采用，如对词调的“考证”多是如此。许多词话中此类内容都是出自对杨慎《词品》中相关内容的抄录，这样的考证实际上是伪考证，并不具备考证的真正价值。考证的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其在词学研究中的发展客观体现着词学本身的发展。当考证在宋人的词话著作中出现时，标志着词学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受到重视；而当清人不断扩大词学考证的领域，并以严肃的学术态度考证词学问题时，词学的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开拓，考证的意义也得到彰显。第一，考源流、析传承，以明词史。词话中考证最受重视的就是词的源流问题。有人认为词源于唐诗，演唱时的泛声在填词时填入实字而成长短句；有人认为词可上溯至汉魏六朝乐府，认为它们具有共同的音乐性的特征，而且六朝宫体诗的华丽辞藻、女性题材与词的传统非常相似；也有人认为词的源头应上溯至《诗经》，因为二者不仅都具有歌唱的特点和句式的长短不齐，而且词与风诗都有民间的因素。上述三种观点是古人对词的源流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在这些考证的基础上，他们继续考察每个时代的创作，考证词坛风气的传承和影响以此为古人划出体式或流派，最终推出自己所尊崇的风格，在给前人定位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词史中的地位。第二，考调式、辨声韵，以正词体。词话中对词调的考辨非常普遍，有偶尔为之者，也有系统进行研究的。调式的正确使用在词乐盛行的时代本不是问题，但随着词走向案头，不再歌唱，调式的选用就逐渐成了一门学问。词调与音乐存在联系，本来是与情感基调和表现的题材有所关联，如燕南芝庵《唱论》中所谈及的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虽是言曲，词其实也是适用的。然而，词乐得过早失传使得后人填词在选择调式时往往随心所欲因此，词学家们试图通过对词调的考证纠正这些偏颇。然而，仅仅考证词调的起源、演变并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新的创作。唐宋时代的词人是根据音乐曲调填词的，检验词的高低的基本标准是能否顺畅地歌唱，如苏轼的有些词不合音律，被称为“拗折天下人嗓子”。词乐失传后，这一检验标准不再存在，人们填词只能模仿前人词的声韵，因此相应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清人的词话著作，多有对声韵问题的考证，前引毛先舒考证“越韵”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历代词学家的考证成果使得词调和词的声韵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由于其专业性，对于普通人填词或许并没有太大帮助，然而当词已经成为一种文人创作的时候，其作为词体规范的价值是非常突出的。正是这些考证研究中形成的一系列区别词体与诗、曲的规则，使得词的创作能够保持其文体特征，在清代词坛得到再度振兴。第三，考词作、究本事，以阐词旨。考证中还有一项突出的内容是查考推究词的创作契机和背景，其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旨在阐释词的历史背景另方面试图寻绎词人在其中的寄托。这种阐释方法与中国传统文论精神中“知人论世”的思想密不可分，也是对儒家诗教精神的反映。宋代理学兴起，重视对经义的重新阐释，这种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文化和学术，因此从词中探寻微言大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王士禛对鲖阳居士的一段批评可反映出宋人考究词作隐义之一斑：坡《孤鸿》词，山谷以为不吃烟火食人语，然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此与《考槃》诗相似云云。”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韦苏州《滁州西涧》诗“叠山亦以为小人在朝，贤人在野之象。令韦郎有知，岂不叫屈。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鲖阳居士解释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就是在考究词中的“隐义”，最终陷于牵强附会）。王士禛不仅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又举出了同样有此遭遇的韦应物。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自宋代起就有一些强作解事的人对一些词的本事进行了过度考证，走入歧途。这种情况随着常州词派登上词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常州派强调意内言外，注重发掘词作的“比兴寄托”之意，对符合需要的词作本事进行考证就成为必须做的工作然而，考证的结果并非都恰好符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常州词派的重要人物谭献为了按自己的要求阐发词旨，甚至提出了“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理论。由此可见，考证词作的本事只是为了阐释词的内在含义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证之外，还有对字句、俗语、用事的考证。这些考证对于解读前人作品，指导后人创作，深入研究词的历史面貌都具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词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论文发表后被撤稿的事件越来越多被媒体报道，尤其是国际著名出版商接连发生大规模撤稿事件，更加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撤稿属于期刊正常纠错机制的一种。对作者来讲，如果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存在错误或失误，就需要及时公开说明并修正，这也是诚实守信、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的体现，科学本身就是在不断怀疑、纠错和自我修正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对期刊来讲，则需要及时去修正文献，保证文献的正确性。因此，首先正确客观看待撤稿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撤稿无论对于作者还是期刊来讲，都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会对作者、读者和期刊产生不良影响。如果是涉及学术不端行为的撤稿，作者可能还会面临来自所在科研机构和资金支持等部门的调查和惩罚，都应尽可能避免。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被撤稿呢？对此，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向编辑和出版者提供了出版道德规范方面的建议。国际著名的出版集团大多是其会员并遵守其推荐的规范和撤稿处理流程。根据COPE最新修订的撤稿有关规范，如果论文被发现存在以下情况，可能会被期刊撤稿：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论文中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是由于重大错误（如计算错误或实验错误），或者属于捏造（如数据）或伪造（如图像处理）；构成剽窃；研究结果以前曾公开发表过，但没有标明来源，没有向编辑披露，未取得再版许可，从而构成没有正当理由的重复发表；包含未经授权使用的材料或数据；涉及侵犯版权或存在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如诽谤、隐私问题）；研究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基于违反审稿规则（如：被操纵的同行评议）而获得发表；作者未披露某项重大的利益冲突，在编辑看来，这会使编辑和评审专家对文章的解读和评审产生不当影响。期刊对撤稿声明的刊登也有非常严格和规范的要求：尽可能链接到论文的所有版本（即所有的在线版本）；清楚地标明被撤稿的论文信息（例如，在撤稿的题名中包括被撤论文的题名和作者，或引用被撤的论文）；明确标明文章类型是撤稿声明（即，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更正或评论）；及时公开发表，尽量减小不利影响；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即不设置访问障碍或不仅仅对订阅者开放）；说明是谁撤稿；说明撤稿的原因；客观、实事求是，避免激烈的措辞。对学术期刊来讲，撤稿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其过程一般也比较复杂，但并不是发表后所有发现的错误都需要撤稿。例如，仅仅是作者署名存在争议或需要更改，而论文本身的数据和结论没有问题，则适用于更正的形式；再如，论文存在疑似学术不端，但暂时无法确定或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调查，则适用于编辑关注的形式。撤稿与更正、编辑关注等都属于期刊纠错机制，它既包含作者认为某些数据不准确等因素的主动撤稿，更多情况是由于读者举报，经调查后认为属于违反学术诚信和出版规范的情况，不得不被期刊撤稿。因此，作者除了应会写论文，写好论文外，还应多了解期刊的出版伦理规范，进行负责任的学术研究和发表。你，get了吗？详细信息可参考：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retraction-guidelines作者简介安瑞2006年获得中国农业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编审。《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经理助理，《科学通报》和Science Bulletin 编辑部主任。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杂志社”。《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钟澄 著ISBN：978-7-03-063906-6责任编辑：周涵本书目录向上滑动阅览目录第一章 科学探索的本质关乎人生的意义 1第二章 选题第一节了解该领域的发展情况 8一、知识库 8二、同义词库的构造 12三、检索式的构造 13四、知识库的建立和完善 15第二节 如何阅读和跟踪文献 22一、图片/文字切块归纳重组阅读法 24二、文献跟踪 30第三节 确定自己的研究 30一、追根问底的源头思维 31二、发现和成长的观念而非对错观 37三、拥抱新事物 40第三章 研究第一节实验设计 41第一节 实验设计 41第二节 实验开展 45一、“以终为始”指导下的简化法/替换法/排除法/节点测试法 46二、极致的分解 47三、想法（idea）的快速验证 52第三节 实验习惯 54实验步骤/样品编号/样品保存习惯 54第四章 总结第一节研究性论文的基本写作思路和方法 57一、依托事实/证据（fact/evidence），通过合理的逻辑（logic），阐明自己的观点（opinion）和贡献（contribution） 57二、分清观点（opinion）、事实（fact），给出合理推演它们的逻辑（logic） 58三、从知识库到素材库 65四、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思维方式扩展讨论（discussion） 70第二节 观点/综述（perspective/review）类型论文的写作 74第五章 写作常见问题汇总第一节影响表达的问题 90第一节 影响表达的问题 92一、定语太长，影响理解句子含义 92二、句子太长，影响含义表达和读者的阅读感受 92第二节 格式问题 94一、英文论文中所有符号应为英文字符和半角字符 94二、检查标点符号是否正确，包括句点、空格等 94三、字体格式不统一 95第三节 参考文献问题 97一、文献的规范引用 97二、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格式错误 98三、参考文献列表中的错误 99第四节 改动某处时，是否将其他牵连到的相关部位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动 102第五节 全文前后是否有矛盾之处 103第六节 检查清单（checklist）的使用方式 103

在学术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叫着学术影响，对某个领域你学术专业的理论影响和实践影响等。学术影响通常体现在影响因子上。影响因子是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一项数据。 就是某期刊最近所两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这个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这个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也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所以好多人发表的期刊会刊到综合影响因子0.0几，0、1几，0.2几，复合影响因子又是几点几，你所发表的期刊有没有影响因子在知网官网也了查旬。一般影响因子越高代表着这个期刊相对来说更有影响力，就是说比较好的期刊啦。例如：包装世界、中国新通信，就有影响因子的期刊。如果你需要发表学术论文的话再选择期刊上你就可以对这方面有所了解。因为有的单位对期刊的要求也是特别的严格，最好根据单位要求选择不同的期刊，以满足自己需求为准则。当然在有影响因子上发表学术论文，首先你的论文内容必要要好，质量必须把关。该引用的引用，查重满足期刊征稿要求。通常为百分之30以下，百分之20以下，有的该需要有英文翻译，具体情况以你所投的期刊为准。根据你的需求，期刊对文章质量的要求去准备好你文章吧，甩出你多年专研的学术术语，完成你的学术结论做出一份完美的答卷，只要你的文章内容质量达标就不容易被退稿啦。一旦录用，汇款版面费即可等待出刊。不要小看了这个有影响因子的期刊你，因为每个单位要求不一样，发表有影响因子的期刊大大降低了你的评职称的风险。少走很多弯路，既然搞研究，搞学术。那就好的方向走，尽可能的为学术界做出杰出的贡献，为后人做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参考依据。好了，祝你们搞学术研究的都能够高效率的完成你们的学术成果。希望你们的学术成果都是正能量的正真的学术论文。

两会3月4日这天我非常幸运，也非常高兴。我的座位紧靠过道，下午散会后，工作人员让我们靠过道的委员离开座位，站起来形成一个欢送的小夹道，总书记一路走来，跟夹道边的每一位委员都亲切握了手，包括我。总书记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一多半的时间是脱稿侃侃而谈。他还亲切地跟委员进行现场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话题非常广泛，涵盖文艺和社科两大领域。我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长期在所里做领导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总书记在讲到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时，明确指出文艺和社科领域的创作一定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我理解，所谓“正本清源”，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一定首先要记住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研究“市场经济”过程中，首先要记住“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这是研究市场经济时应该正本清源的地方。所谓“守正创新”也存在着辩证关系，就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是指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牢记我们的国情和民意，但同时千万不能忘了“创新”二字。创新，首先是指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所有机制、体制、要素、规律等等，我们不要盲目地排斥，而应该是为我所用，结合“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国情最大限度地实施对外开放，并且开放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创造性地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运用到我们的改革事业当中。归纳起来，我理解，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展望未来，这就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含义，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铭记的一个道理。听完总书记的讲话，我主要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感受是总书记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段话分量是非常重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时代画像。我们有幸赶上了新时代，那么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新时代进行画像，准确描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为时代立传。作为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我们如何立传、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第三个任务是为时代明德。就是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升华到理论层面，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第二点感受最深的是，总书记强调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四力”，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具体要求。首先要迈开双腿走出去，到基层调研、做社会调查；要善于去看到问题、发现问题，抓住本质和重点；要把看到的、发现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进行对策研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把思考出来得到东西变成精品，为时代提供精品研究，以便于我们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总而言之，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这是他继2015年10月14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讲话，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未来，我将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用“四力”来指导我的工作，在提案选题、对策研究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上紧贴中国现实，更接地气。（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所谓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其实同样来自英文单词“pragmatism”，只不过胡适在翻译的时候变换使用不同的术语。说治学目的时，胡适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说法；而在具体治学时，他则采用“实验主义”的说法。实验主义的核心精神正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尽管实验主义是西方思想，但胡适治学实际上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他在接受西方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定下了颇具实验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可以把“大胆地假设”视为一种叫作“怀疑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对任何事物与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疑。胡适自称是吸收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怀疑论”。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怀疑论”对其“大胆地假设”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但胡适的“怀疑论”更多根源于儒家的“怀疑论”传统。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算一种“怀疑论”观点。在胡适看来，儒家的“怀疑论”历史悠久。“怀疑论”最初发端于孔夫子，成型于东汉的王充，经历宋朝欧阳修、朱熹的发展，到清朝已经演变为显学。胡适在正式接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实际上已在头脑中树立了这种儒家式“怀疑论”。在上述先贤中，撰写《论衡》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广泛好评，但其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地位极高。《论衡》把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儒学正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主张“疾虚求实”的经验论。他在《论衡·知识篇》中表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校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在胡适等学者看来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怀疑论”。此外，胡适推崇的北宋大儒张载、欧阳修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宣扬“学则须疑”的治学主张。欧阳修曾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提出质疑，而朱熹也曾怀疑同为五经的《尚书》。现代史学界认为，宋朝儒者对汉唐古典儒学普遍抱有质疑态度，进而重新全面解读经典，开启了“疑古主义”的先河。胡适是当代中国疑古学派的先行者。他对王充、朱熹等人的怀疑精神大为赞赏，曾经称赞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伟大人物，称赞朱熹是真正继承了孔圣人的“苏格拉底传统”。他指出，中国儒家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他在研究传统经典时采用的新方法，也来自于所谓的儒家优良传统——“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地怀疑与小心地求证传统”。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胡适留学美国时，很可能借助儒家“怀疑论”来解读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胡适曾经把杜威在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五个思维步骤简化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而最终又浓缩成被誉为“十字真经”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思想都被胡适用这十个字来简要概括了，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杜威将实证的过程称之为“实验——探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技术，其精髓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论。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个学术术语时选取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为“有证据地调查”。“大胆地假设”是一种怀疑，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所谓考据和考证的办法，就是“有证据地调查”，就是怀疑论所依据的方法论，也即是“小心求证”的过程。在胡适看来，唯有清朝的“朴学”才具备同样的科学精神。因为朴学讲究考据与考证的方法。清朝朴学也叫做“汉学”，十分重视考据。胡适早期治学的作品都运用了朴学的考证法。学习了杜威的实证法，胡适将其与朴学的考证法融会贯通，并揉入了西方逻辑性知识。但他并不认为实证法是西方人的专利。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天然缺少逻辑归纳思维，只有直观思维。胡适对此驳斥道：“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胡适在那次会议中发表了演说，从孔子一路讲到清朝朴学。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中存在逻辑与真正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的悠久传统。基于这点来说，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认为，清朝儒家学者研究经书时就使用了归纳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来推导出共同的涵义。清朝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胡适把清朝的考据学称之为“新经学”，并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归纳法、历史的眼光、进化观念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三颗“起死之神丹”。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考据上获得丰硕的成果，正是因为大量运用了其中的归纳法。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清朝经学研究的人。许多学者认为，清朝乾嘉学派开启的考据之风一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创新能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但胡适认为，清儒的经学恰恰让人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未曾开辟的奇境。这种重视归纳与证据的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这种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思维方式，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这与其“反玄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胡适眼中，归纳法之所以最科学，是因为其建立在一连串具体证据的基础上。无论是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论，还是清朝朴学的考据方法，都遵循这条正道。胡适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由此可见，胡适治学最初是吸收了清朝朴学的考据法，在师从杜威吸收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之后，又将其与儒家的实学精神相融合。他诠释杜威的哲学理论时，实际上运用了朴学的方法论，而在论述戴震考据法时，又借用了西方的逻辑学知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仅符合杜威的治学态度，也与他眼中儒家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