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译文

第一次写学术论文，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做实验、看文献、查资料、写论文、翻译论文、查重…多项任务，该怎么办？对于本科生来说，不会有太多要求，完成一篇论文也就那么几周的事，通常不会有什么大的创新，但对于硕博生来说，就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实验，才能着手准备论文。那么该从哪儿开始呢？首先，可以找一些相关领域的文献综述，阅读之后可以了解目前大家的研究内容有哪些，以及研究程度。由于大部分文献都是英文，而且这部分只需要通读个大概有个了解，为了加快阅读速度、提高效率，其实可以使用翻译工具来辅助阅读。几分钟就能完成多篇文献的翻译，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来阅读了，何乐而不为呢~比如像翻译狗这样的，特别适合用来翻译文献，可以一键上传整个文档，然后选择好目标语言，就可以坐等译文啦。而且，它还有批量上传功能，所以如果要一次性翻译很多篇，也同样很方便。读完多篇文献之后，大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有了了解，相信也就能找到一些感兴趣的方向。接着，就可以在这基础上做一些深入研究，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提出新观点，或是自己开辟一个新的领域。通常为了表达严谨，作者会在结论最后指出数据样本太少、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及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论文的突破口，说不定就能写出一篇不错的论文哦。最后，写论文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工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像文献检索网站、文献翻译工具、论文查重工具等等，真的能帮上很大的忙~

所谓论文摘要就是对整篇论文的一个概述，具有概括的效果，而且对论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翻译公司表示，论文摘要翻译是将其翻译成目标语言，从而方便进行学术方面的交流。为了不对论文的整体水平造成影响，论文摘要翻译也需要选择正规的翻译公司。那么在进行论文摘要翻译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一、要确保论文摘要翻译是完整的上海翻译公司翻译人员在进行论文摘要翻译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证其完整性，特别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论文摘要是让读者快速了解论文内容的关键一环，所以论文摘要的王铮亮、准确性是不能打折扣的。要让论文所表述的方法、过程、结果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完整的表达。二、不能有语法方面的错误在翻译过程当中语法错误算是比较多见的，针对论文摘要的翻译，一定要尽可能避免出现语法方面的错误。还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在翻译的时候必须要遵从目标语言的习惯，时态应用要准确。时态一般包括了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如果是表述作者工作的通常是用过去时态，而表述工作结果的就要用现在时态。三、选择词语要谨慎论文的用词都是非常慎重的，精准简洁的词汇可以达到准确的、清楚的效果。因此翻译人员在进行论文摘要翻译的时候也必须要遵守这一原则。选词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小心，不能出现歧义，争取做到准确、专业。四、要注重逻辑性论文摘要对于论文的整篇内容来说是一种概括性的表述，所以其逻辑性通常都是非常强的，每个句子都结构紧凑，修饰成分相对比较多。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一定要先明确句子的主干，搞清楚每一个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和顺序，然后用简洁明了、生动的词汇来进行表述。五、格式和语言要规范学术论文是针对一个科学领域当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的研究，并且将研究成果表述出来的文章。所以，一定要使用规范的格式和语言，避免用非专业的语言或者是符号、缩略语、生僻词等。在进行论文摘要翻译的时候，也需要做到这一点。以上的这些就是论文翻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了，作为专业的上海翻译公司，在进行论文翻译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这样才能保证最终的翻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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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孙佳雯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译者之道：海外中国研究学术翻译工作坊”在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燦、上海外国语文学研究院教授张熠、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副馆长尹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照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力、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傅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李丹婕等19位教授、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着英语和日语的学术翻译这一议题，先后就学术翻译的选材及其相关的学术对话问题、海外汉学翻译中的文献还原、丝绸之路古语言研究论文的翻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享和探讨。“译者之道：海外中国研究学术翻译工作坊”现场。学术翻译向来是个小众圈子，尤其是海外汉学这类对译者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都有极高要求的领域，更是曲高和寡。由于内容的专业性，出版社极少主动出版汉学翻译书籍，这也使很多译者都面临着这一尴尬窘境。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照杰以自身为例，他曾在攻读博士期间与同学一起合作翻译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的《文选赋部译注》，但事实上，当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著作翻译完成后，出版社只希望用三千元买断版权，译者投入与回报的严重不对等由此可见一斑。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著名汉学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晓光也有类似的困境。他在与出版社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与精深的学术专著相比，出版社更加亲睐浅显的科普读物。这类读物往往是外国学者为毫无中国古代史背景的外国读者所写，内容过于浅显，没有翻译的必要。而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因为市场期望和学术理念的错位，使得向读者科普最前沿的学术研究变得更加困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傅扬以台湾为例，出于对利益的考量，之前台湾出版社也极少出版学术性著作。但近年来，随着相关部门提供了用于支持人文社科经典书籍翻译的社科基金，对学术翻译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与译者的关系，也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外界在讨论译者和作者的关系时，往往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译者更多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仿佛任何一个会外语的人都能做这件事。而事实上，汉学著作的译者所扮演的角色远重于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需要考虑翻译本身——即如何将英文原句用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方式改写，还扮演着审校的角色。比如一些汉学家所犯的史实错误，增大了搜寻原文的难度。白照杰说，他曾经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个直译为“绿色的小孩子”的名称感到困惑，联系上下文反复琢磨以后，才意识到原作者想说的是“青铜帝君”。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丁俊，以《〈唐代财政〉与〈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译介始末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为题进行了报告。她以自己的经验出发，阐明了作为译者核实史料的重要性。在翻译《唐代财政》时，她发现其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758—760年，朝廷又派遣御史去推行新的青苗税。” 经过她的核实，《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有三处关于青苗税的记载，时间都在永泰二年，即766年。而在翻译《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附文《内蒙古的粟特聚落》时，她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其中关于都蓝可汗的叙述存在问题：其一，都蓝的妻子是北周的公主，而非陈朝的；其二，都蓝并非6世纪末与北突厥相争的突厥酋长之一，而就是北突厥的可汗。对于这两个问题，她最终都以译者注的形式展示了出来。这也是译者在发现所引史料有误时的常用方式，既保留了著作原貌，又避免了对读者进行误导。这样对史料的反复核实也使得丁俊对唐代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精进了自身的翻译水平。她曾将 “parasitic horde”翻译为寄生群体，直到二次修改时，才意识到这个短语指的是食租税群体。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建志同样肯定了史料核实的重要性。他指出，因为古汉语和英语表达方式的差异，前者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经常会被简化。《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对于“时海内和平”、“开元以后，四海晏清”等四五种不同的表达，原著统一翻译为“the world was at peace”。这就要求译者在将其翻译回中文时不能简单地直译，而应找到原文进行对照。傅扬认为，最好的译著，应该由作者与译者齐力改写。上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受某活动邀约，写过一篇名为“Human and Heaven”的长文，探讨中国古代的天人思想，这篇文章一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直到前几年，才有编辑向余英时建议将其翻译成中文，而此时余英时已近80岁高龄，不适宜长期伏案工作。因此，最终大家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由傅扬等人合作将其先翻译成中文，再交由余英时提出修改意见。当傅扬重新拿到稿子时，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余英时的手写批注，几乎是重写了一遍全书。这次奇妙的体验让傅扬得以一窥作者的内心活动，也让他更加确定，优秀的译著需要作者与译者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因此，与其将译著单一地视为原著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不如说这是一场作者与译者间留在纸面上的遥远对话。程章燦提到，他翻译了几本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书后，对于他的一本名为《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的书仍迟迟不敢动笔。这本讲述唐代人对星空、天文认识的书籍和他本人的学术背景可谓南辕北辙，因此即便有出版社邀约，他也一直拒绝。直到去年，他偶然招了一个天文系本科毕业的硕士生后，才开始考虑以合作的形式将此书的翻译提上日程。《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Pacing the Void：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薛爱华(Edward H.Schafer)著。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李丹婕在与著名唐史研究专家、英国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麦大维的交流过程中受益良多。迄今为止，唐代出土了一万多方墓志铭，但从方法论上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的更新却微乎其微，仍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的方式为主，而麦大维在1989年写的学术论文“周利贞之死”，对现在墓志铭的创新性研究仍起到重大作用。麦大维（David McMullen），著名唐史研究专家，英国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终身院士。2015年，麦大维在北大讲学时，曾进行过一次名为“李舟与代宗、德宗时期的排佛论”的演讲。李舟其人在唐代史料里几乎没有记载，只有朱熹在《家礼》中引用了他的一句短话。麦大维正是从此入手，勾勒出了这样一个对韩愈排佛论影响巨大的人物。李丹婕提到，她曾经询问过麦大维，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否会觉得和中国人相比在研究中国文化上处于弱势，但麦大维的回答是：“不，历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外国。”作者丨孙佳雯编辑丨安也校对丨翟永军

学术论文一般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文中通常会出现大量的专业词汇和短语。在进行英汉学术论文翻译时，人们需要在信息对等的基础上，实现两种语言可接受性的转换。下面，医刊汇编译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从词汇和句式两个方面探讨学术论文英汉翻译的策略。一、在词汇方面，英语单词的词义丰富，一个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往往意思也不一样，这给学术论文翻译带来较大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看，自然科学的词汇比较专业，根据不同的学科特点和语义特点，比较容易找到一一对应的词汇转换；而社会科学的词汇比较丰富，且通常具有共通性，词汇转换的空间相对较大。从微观层面上看，每个学科领域尤其是科技类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进行词汇转换时必须充分考虑专业性的特点。1.确定英语词义的专业适用范围。在翻译学术论文时，专业术语词义的确定是实现英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础。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翻译文本所属的领域，将语义范围进行缩小，并找到对应的汉语专业词汇。2.建立术语表。一般在翻译前，尤其是翻译科技类学术论文之前，需要建立该文本所涉及的领域中相应部分的术语表，以确保词汇在翻译过程中的整体一致性。术语表在翻译自然科学类的学术论文中尤为重要，它基本确保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3.实现英汉两种词汇的准确转换。通过比较，选择等值或同义的汉语词汇，尽可能准确地在语境中将原英语词汇和汉语词汇进行转换。在此过程中，需要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使用习惯，进行必要的词性转换，以符合目标语言即汉语的表达习惯，但在进行语义搭配时，可进行更贴近汉语的表达习惯。因此，翻译学术论文时，应做好译前的术语表准备，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英汉两种语言使用的习惯表达，坚持翻译的专业性、简洁性和一致性的原则，才能较好地完成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二、在句式方面，英语学术论文的语句通常多用长句，这使得语义表达能够完整、准确及富有逻辑性。而汉语学术论文的语句则以短句居多，必要时会将一个逻辑严密的长句进行断句。功能对等理论认为，在语句翻译时，最基本的原则是译文读者能产生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反应。英语学术论文句子结构严谨，逻辑关系严密，在转换成汉语时，尽可能和原英语结构保持较高的相似性。1.语序的调整。主谓结构是英语句子的主干，其它成分补充完整语义表达，语法结构清晰层次明确，利用连词可以用一个长句子表达非常复杂的语义；汉语中，没有明显的限制，以主题为基点呈线性发展。如英语被动句转化为汉语主动句，长句转化为短句等等，因此，语序的调整是进行英汉翻译的重要方式之一。2.句义转化。在学术论文翻译中，在英汉两种语义的准确转换基础上，除了必要的英汉句式结构的调整外，尽可能和原文本保持一致，因为学术英语有严密逻辑性，过分强调汉语的接受度可能影响对原文本语义的理解。首先，在结构上，英语学术论文以长句为主，结构复杂，注重形合，呈树形结构；汉语学术论文以单句为主，结构简单，注重意合，呈线性结构。因此，在翻译英语学术论文长句时，先辨明句子的主次结构，找到主干，理清关系，提炼核心信息；再将这些英语核心信息转换成汉语核心信息；最后，依据汉语结构特点，对汉语信息进行重组，转换成汉语读者接受的方式。其次，完成结构转换以后，进行适当的语义转换将帮助读者最大可能地接近原英文语义，既忠实原文语义，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实现语义的准确转换。最后，在文体上尽可能保持英汉两种语言的一致。英语学术论文整体上具有正式性、客观性、逻辑性、简明性和规范性的特点，修饰语较少，进行英汉转换时，汉语应尽可能和英语文体保持一致。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都会先去看一些文献，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外文的。今天，小编就来分享几个常用的文献检索平台，不仅有汉化版的，而且还能在线把外文文献翻译成中文！Pubmed——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检索PubMed 拥有超过3000万的生物医学文献引文，其引用和摘要涵盖了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化学科学和生物工程学等各个部分。此外，它还提供对其它相关网站的访问以，及与其它NCBI分子生物学资源的链接，资源丰富。Springer——世界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Springer的出版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以及建筑等各个学科领域，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它还致力于提高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运作，并创建了“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涵盖了各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90余种，其中近50%的期刊被SCI索引。BioMed——经同行评审的公开取阅平台它拥有近300种经同行评审的书籍期刊，主要包括BMC生物学 、BMC医学 、基因组生物学和基因组医学等书籍，还有血液学、肿瘤学、微生物学、疟疾等学术期刊。而且，该平台内的研究文章，一经发表，都可以公开取阅哦。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三个文献检索平台，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为了方便大家检索，翻译狗还将这些网站汉化了！只要登录翻译狗官网，就可以在首页菜单栏的【网站翻译】里找到这些网站的汉化版。除了能让你在全中文的环境下检索文献外，翻译狗还支持在线将外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只要一键上传整个文档，选择好目标语言，就可以点击翻译了。用翻译狗翻译文献文档，不仅准确度高，译文还能保留原文的排版，大家快去试试吧~

屠呦呦研究员与王继刚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官网图6月17日，新华社发布屠呦呦团队最新重磅研究成果，很快在网络刷屏。澎湃新闻从国际学术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官网获悉，相关研究论文在第12个世界疟疾日、4月25日发表。该论文为Persective（前瞻性观点），一共有三页。国内学术期刊出版界人士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Persective的文体属于摘要，未透露实验细节。该论文标题为《“青蒿素耐药”的应势解决方案》（A Temporizing Solution to “Artemisinin Resistance”），论文一共有六位作者，分别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特聘专家王继刚研究员、Chengchao Xu博士、廖福龙研究员、姜廷良研究员、Sanjeev Krishna和屠呦呦研究员。其中王继刚为论文主笔。早在4月26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发布消息称，屠呦呦等专家在该论文中，基于青蒿素药物机理、现有的治疗方案、耐药性的特殊情况和原因、以及药物价格等诸多因素，从全局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方案。前述消息称，该论文除提出了解决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问题的治疗方案，文章还讨论了一个常常被研究人员忽略的问题：抗疟药物的价格。该消息称，“用好青蒿素仍然是人类目前治愈疟疾的必须选择，在临床中优化用药方案是完全有希望克服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青蒿素成本低廉，一个疗程仅需几个美元。而疟疾疫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及非洲地区，开发高效廉价药物是有效遏制疟疾扩散和根除疟疾的关键。纵观现有的全新抗疟药物的研发，还未有任何潜在的药物能够像青蒿素那样高效和安全。即使有新药开发成功，药物开发的成本会不可避免的反映在药价上，这些药物是否能真正服务到需要它们的人群也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综上所述，用好青蒿素仍然是人类目前治愈疟疾的必须选择，在临床中优化用药方案是完全有希望克服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官网提供的论文中文版如下：抗疟药耐药在过去曾频繁出现，导致常用方案治疗失败，有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新的治疗方法研发成功之后，耐药最终得到了控制，但研发新药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数十年努力和大量资金。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消灭疟疾运动取得了成功，但许多疟疾流行区出现了耐药寄生虫，导致氯喹等廉价药物治疗失败。这些治疗失败推动了对药物研发项目的投资，包括中国政府为整合其研究资源而设立的国家项目。数百名科学家的贡献和数十年的努力（作为“523项目”的一部分）最终促使我们发现了青蒿素类药物。论文截图。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官网图在精心研发的联合治疗方案中应用的青蒿素衍生物自此成为大多数无并发症疟疾的一线治疗药物。青蒿素与其他药物组成联合治疗方案，其中快速起效的青蒿素负责立即减轻寄生虫血症，而联合应用的长效药物负责清除剩余寄生虫。青蒿素化合物青蒿琥酯单药治疗用于重度疾病的初始治疗。在青蒿素联合治疗方案有效的地区，我们没有必要改变治疗方法。柬埔寨最早报道患者接受青蒿琥酯治疗后体内寄生虫清除速度减慢，这一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之后，缅甸、泰国、老挝和中国（统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亚洲国家均观察到寄生虫清除出现类似延迟。目前已确定青蒿素治疗后清除速度较慢的寄生虫携带疟疾kelch13（K13）基因推进器结构域突变。尽管K13突变与治疗失败风险增加之间并无明确关联，但携带这些突变的寄生虫却被称为“青蒿素耐药”寄生虫。在表型方面，“青蒿素耐药”的定义是寄生虫清除延迟。患者完成青蒿素联合疗法（ACT）的常规3日疗程后，这些寄生虫的复发频率高于对青蒿素敏感的寄生虫。然而，根据在中国开展的临床研究，3日疗程并未包含治愈感染（持续7～10日）所需的青蒿素类药物的全治疗量。采用青蒿琥酯7日疗程时，即使寄生虫有早期清除延迟，该方案仍然有效。其他类别抗疟药耐药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这些药物即使完成全疗程也不能治愈感染。青蒿素治疗中的寄生虫清除延迟应该定义为“耐药”还是“耐受”？不论如何定义，在大湄公河次区域，3日疗程在对抗疟疾寄生虫方面正在丧失疗效。因此，对于患者和风险人群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一新出现的威胁。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合理和战略性地应用ACT是应对治疗失败的最佳解决方案，也可能是唯一解决方案。这一主张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这两点考虑涉及青蒿素类药物及其在成功抗疟治疗中的贡献。第一点考虑是目前青蒿素耐药仍表现为寄生虫清除延迟，并无关于完全耐药表型的证据。青蒿素仍然有效，虽然需要较长疗程或对联合治疗方案做出其他调整。相比之下，当寄生虫对其他抗疟药产生耐药时，全疗程达到的治愈率会有所下降。尽管有寄生虫延迟清除表型，但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治疗失败可直接归因于其他联用药物。例如，如果双氢青蒿素哌喹在某一地区发生治疗失败，另一种联合治疗方案（如甲氟喹联用青蒿琥酯）可能被证明非常有效。寄生虫对含青蒿素的不同联合治疗方案表现的敏感性具有互反关系（例如对哌喹耐药的寄生虫往往对甲氟喹敏感，反之亦然），上述互反关系的相关耐药机制（此处为pfmdr1拷贝数）影响与青蒿素联用的其他药物的疗效，而非青蒿素本身的疗效3。为什么是联合治疗方案中的其他药物发生治疗失败，而不是青蒿素发生治疗失败？近期阐明的青蒿素类药物作用机制表明，它们是由铁或血红素激活的前体药物。铁和血红素是血红蛋白消化后产生的副产品，在疟原虫滋养体成熟期达到最高浓度。青蒿素类药物一旦被激活，它们就会将寄生虫的许多蛋白质和血红素烷基化。血红素烷基化也可抑制血红素解毒过程。这一独特的激活和广泛靶向机制提示，据推测，单一蛋白质靶点的突变不太可能引起耐药，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青蒿素类药物在广泛应用数十年之后仍然有效。上述作用机制是否也可解释寄生虫延迟清除表型？血液内青蒿素类药物的消除半衰期相对较短，而游离血红素和铁的浓度在寄生虫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波动很大，在环状体早期很低。如果寄生虫停留在血红蛋白降解有限的环状体早期，则存活机会较大。如果疟原虫发生增殖同步并且感染后在环状体早期暴露于青蒿素，则即使是对青蒿素敏感的疟原虫株似乎也会发生青蒿素耐药。青蒿素耐药株（清除延迟表型）的生命周期发生变化，由于环状体期延长，滋养体期缩短，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青蒿素类药物的激活。它们还进化出更强的应激反应途径，这些途径可修复环状体期有限的青蒿素靶向作用所导致的细胞损伤。这些变化增强了寄生虫的生长能力，在青蒿素类药物短期暴露所产生的效应减退之后，寄生虫可以更好地生长。至关重要的是，只有到达滋养体期，“青蒿素敏感”和“青蒿素耐药”寄生虫才能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同样好的应答。因此，寄生虫“耐药”反映的是寄生虫最大限度缩短脆弱期，从而使生存时间超过青蒿素类药物短期暴露的时间段。对上述机制的这一理解阐明了我们应如何应对所谓的青蒿素耐药。由于患者对青蒿素类药物的耐受性良好，因此应认真考虑在寄生虫脆弱的滋养体期增加药物暴露的策略。延长治疗期等相对较小的治疗方案调整即可有效克服目前的“青蒿素耐药”表型。目前仍然完全有可能依靠青蒿素及其联用药物来消除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疟疾，我们只要调整目前的常规治疗方案和考虑联用的其他药物的耐药情况即可。各地区诊断出感染之后，应在新的并发症出现之前尽快采取包含现有联合治疗方案（通过优化来维持高治愈率）的干预措施。第二点考虑是我们可否研发出有望替代青蒿素类药物的其他药物。学术、公共和私人合作计划（如抗疟药品事业会，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取得了值得称赞和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我们不应低估药物研发过程的不可预测性。螺吲哚酮（spiroindolones）是化学品筛选工作中发现的强效抗疟药，但疟原虫阳离子ATP酶PfATP4（提出的靶点）的耐药突变甚至在此类药物用于患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将新药与现有抗疟药联合应用可降低耐药风险。但最常用的其他联用药物（青蒿素类药物以外的其他药物）往往会出现疗效降低。在效力、安全性和耐药风险方面优于青蒿素类药物的下一代抗疟药似乎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大多数ACT价格低廉（例如加纳一个蒿甲醚-苯芴醇疗程的费用不到10美元）。药物研发项目的高昂成本会影响新药的价格，并有可能阻碍最有需要的患者获得药物。在研发成功40年之后，青蒿素类药物仍然是联合治疗时首选的抗疟药类别。据抗疟药品事业会称，在赞比亚偏远农村的疟疾治疗中，即使用作单药治疗，青蒿琥酯栓剂仍将死亡率降低了96%。因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通过简单调整现有治疗方案（包括明智地联合应用具有互反敏感性的药物）来使目前最强有力的抗疟武器发挥最大潜力。现在我们亟须采取这些行动。

学术作品的翻译如何影响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翻译过来的作品又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一把海贝》译者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外国史作品让许多水平不够的学者“露出了马脚”。那么，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翻译过来的学术作品又如何冲击了中国学术界？近期，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举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第三场“翻译与学术：翻译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识体系？” 在福州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黄荭、“帝国密码三部曲”作者和《一把海贝》译者郭建龙、陕西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立君和历史写作者张明扬一起探讨了这些问题。活动现场。嘉宾 | 谢寿光 黄荭 郭建龙 张明扬 冯立君整理 | 徐悦东社会低估了出版社在人类文明交流中的作用黄荭表示，在翻译一本书时，译者处理文本时还会涉及许多副文本。在大学毕业的暑假，黄荭翻译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该书辑录了杜拉斯在1962年到1993年间撰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和随笔。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许多当时的电影、音乐、戏剧和社会问题。这些内容都是翻译文本的副文本。杜拉斯的虚构作品与这些副文本之间形成了庞大的互文关系。在这期间，黄荭发现，翻译不仅是对文本进行语言转换，译者还要收集许多资料，通过了解副文本，敏锐地捕捉其所翻译的作家和所处时代的隐秘联系。翻译《外面的世界》激发起了黄荭对杜拉斯的兴趣。在攻读博士期间，黄荭就选择研究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和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在黄荭研究杜拉斯的时候，黄荭开始关注女性写作这个议题。为此，黄荭参与翻译了波伏娃回忆录第二卷《岁月的力量》和波伏娃的传记《战斗的海狸》。波伏娃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后来，黄荭翻译了第三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女性学论集》。安托瓦内特·福克提出了女性学的概念。她认为，以前的女性主义更多是在追求平等，女性学则是一个知识体系。比如，孕育这个过程就是唯一一个完全接受他者、无私奉献的生产，生育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女性在社会中的贡献完全被低估了。此外，黄荭很喜欢圣艾克絮佩里，她还翻译了《小王子》。今年是圣艾克絮佩里诞辰120周年。黄荭翻译了一本《小王子百科》，这本书将给读者揭秘《小王子》里面的人物来源。小王子是今天世界上最成功的IP之一——其衍生出电影、动画和游戏等文化产品，还成了法语世界的民间大使。由于翻译圣艾克絮佩里的作品，黄荭也开始研究圣艾克絮佩里。黄荭认为，研究者可以从翻译开始进行学术研究。黄荭郭建龙谈到，以前他发现中国很少有关于东南亚、印度和外蒙古的历史书。因此，郭建龙决定去当地实地考察，写一些历史入门书。2012年，郭建龙想写中东的历史，但当时他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资料供他参考。郭建龙就按照老方法，穿越中东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穿越百年中东》。不过，这本书刚出版没多久似乎就“过时了”。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如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就翻译出版了大量中东历史题材的作品。后来，郭建龙将目光投向了较少人关注的非洲。当时在中国，有关非洲的资料很少，郭建龙按照老方法去实地考察，并写出了《穿越非洲两百年》。在《穿越非洲两百年》出版后，甲骨文决定将《一把海贝》这本书交给他翻译。郭建龙看完《一把海贝》后感慨道：“要是早一点拿到这书就好了”。因为《一把海贝》里有非常多新发现——西非历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黄金实际上要依靠西非供应。西非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本书对郭建龙的知识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也是翻译对知识体系的影响之处。冯立君主要研究东亚历史。他提到，在日本和韩国的语言里，经常会出现中国已经不太用的古语词汇。比如，韩语里的“对不起”，实际上是“请恕罪”。因此，翻译除了能发现东亚语言上的往复交流之外，还能发现许多东亚历史内部的有趣联系。冯立君谢寿光认为，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出版机构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没有将翻译视为学术生产或知识生产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最近几十年里，社会低估了出版界的作用，还矮化了出版界。在德国或英国，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人，也是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德国有一家出版社完全是由学者组成的。谢寿光还认为，做学术出版的出版社，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始终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若一个出版社不出翻译图书，即使这家出版社能运营下去，但这家出版社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专业出版社。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能让很多学者“露出马脚”张明扬提出一个问题，如今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在进入国内后，对国内的研究和写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张明扬黄荭认为，中国在国外出版比较多的研究成果，都是一些跨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就是比较容易获得西方青睐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很难在莎士比亚研究、杜拉斯研究里做得比西方学者还好。但是，中文系会认为自己的研究才是主流，国外的研究只是补充。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外国的研究是主流，中国学者的研究只是补充。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没有像经济影响力那样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还需要一代代学者去建设加强。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让很多中国学者“露出马脚”。以前，许多学者随随便便就能出版有关印度史、非洲史或拉丁美洲史等地区历史研究专著。当年，中国没有那么多相关书籍与他们的作品来比较。这些学者一旦出了这方面的专著，他们的学术地位很快就被建立起来。郭建龙说，“现在，在外国优秀的历史著作进入中国后，读者一看就知道哪些书是香的、哪些书是臭的。这些学者就没有那么容易混下去了。翻译过来的外国史著作对中国学者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郭建龙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翻译所带来的冲击也许没那么大。海外中国研究的数量较少，而且由于文献问题，许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也许有错。但在思想上，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启发了中国史学家。他们的叙述方式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冲击。目前，国内有很多历史写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历史写作方式，他们要将手上的史料加工成读者更愿意读、更愿意接受的文本。因此，中国历史写作者更新迭代的频率很快，因为中国历史写作者正处在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当中。冯立君提到，中国有一些中青年历史学者，是能写作能编辑，还能做翻译，也能讲课的全能人才。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做翻译是一个主动摄取的过程。比如，中山大学的范兆飞教授研究中国古代的贵族问题，即门阀大夫问题。范兆飞从欧美学者里挑选并翻译了一些有关中国贵族问题研究最经典的文章，经过编辑组成文集后出版。冯立君觉得这种做法是很好的。谢寿光认为，大家必须承认中国学术界在这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每个学科的进步幅度并不一样。因为中国设置了外语学院，所以原文研究是可靠的。在社会学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试验场里做研究。做得最糟糕的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谢寿光以前经常跟学生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可以谈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常识。所以，在电视上露脸的那些所谓的“国关明星学者”，做的都不是学术。谢寿光在“一带一路”倡议出来之后，教育部开始鼓励外语学院的老师转型深入做国别研究。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四百多个国别备案中心。这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如今，中国人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看待周边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曾提过一些项目，他们想做到对所有小语种国家研究的全覆盖。谢寿光称赞道，这将出现许多很好的学术成果。张明扬还提到，翻译也在冲击着中国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译者在做翻译的时候，肯定会碰到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作者。对此，黄荭表示赞同。法国就有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传统。比如，法国的很多作家可能是学理工科出身。理工男西尔万· 泰松在贝加尔湖畔隐居几个月，写出了很有哲理也很畅销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郭建龙就是理科生，他还会编程。因此，在郭建龙写书的时候，他会像做编程一样进行架构设计。他会先把各章标题写好，然后可以顺着他设计的架构写作。在软件设计中，首席架构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首席架构师要负责设计软件中的每一种东西，包括每个模块的接口。在架构设计好之后，剩下的部分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填补。因此，跨界对于知识产品的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系统性的思维就是在郭建龙学编程时习得的。谢寿光认为，以前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但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多方共同创造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时代做准备。在中国从温饱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知识生产将会获得更大的意义，知识也会以几何式的增长被生产出来——像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会越来越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皮书也会越来越多，国别研究的读物也会越来越丰富。谢寿光希望，所有的知识分享者，也都能成为知识生产中的监督者。记者｜徐悦东编辑｜罗东校对｜李铭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我是做文学研究出身，其间开始做翻译工作，并且越做越多，从巴尔扎克开始，后又翻译《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退休以后我更以翻译为主，翻译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如《悲惨世界》以及凡尔纳、莫泊桑等人的作品，甚至还译出一万行法国诗歌。近年来我对雨果小说产生特别兴趣，索性把雨果全部小说都译出来。由于翻译数量较多，很多人以为我主要是个翻译家。其实我首先是文学研究者，然后才是翻译者。翻译建基于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在翻译巴尔扎克之前，我写过《法国文学史》相关章节、写过《论巴尔扎克》。有了对巴尔扎克的充分研究，我才开始尝试翻译这位文学巨擘。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我的研究和翻译并肩而行：《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在学界影响颇广，翻译作品超过1700万字。两者相互促进，学术研究提升翻译的雅信，细读的功夫又促成研究的深入。回望我毕生的工作，其实是翻译和研究的相得益彰。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深切感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我之所以看重文学经典，因为经典历久不衰，具有不同凡响的质量。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读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序言不能敷衍塞责，译者须像对待翻译作品那样用心才好，在有限的篇幅中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等等。只有对作品进行过实在研究才能深中肯綮地把其中妙处说个明白——研究者的身份使我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写出一篇序言佳作，才能形成一部好的翻译作品。我把近年所写序言集中在一起，编成《法国经典文学研究论集》，每篇1万余字，共42万字。这些序言大多是在翻译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详尽文本分析，探索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说明作家创作特征及文学史地位。我很看重这部分工作，这是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它与我的翻译成果连成一体。比如，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并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而不写另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原来这么写能够提升作品立意。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运用大量心理描写，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译者在序言中不说这些，读者未必全部了解，可能就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价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记》，一般读者都被小说曲折情节吸引，大仲马在小说中运用何种手法组织情节，读者却茫无头绪。如果译者能分析出大仲马的高超技术，就能让读者更深切地领会创作何以取得成功。我总结出大仲马的创作手法是：情节曲折、安排合理，结构完整、一气呵成，善写对话、戏剧性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点明这部小说的杰出成就，说明它不愧为通俗小说的佼佼者。又如《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于法国评论家普遍认为普鲁斯特的手法是心理描写，我在序言中认为“意识流”更切合普鲁斯特的手法。我把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分为五六个方面去论述，就更为透彻。我们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不能做西方文化搬运工，而要做拥有独立思想的创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同时，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决不能在西方当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声音。郑克鲁，1939年生，广东中山人。曾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编著有《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译作有《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第二性》等3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