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方法

编者按：一篇论文的写作凝聚了作者的辛勤付出。在一篇看似普通的论文背后我们往往没有深入的研究它是如何产生，当前处于什么样的现状，未来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鉴于当前学术之路学术稿件来源较少，又特别需要一些普通学子的学术探索去呈现我们常人的学习、研究状态，经学术之路学术评审小组提议，赵广开主编同意，我们决定去深入“批判与分析”其论文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积极加入到批判（或商榷）的队伍。限于篇幅及有利于进行学术评议考量，我们特将全部材料按照1000-2000字的篇幅分开单篇推送，欢迎持续关注。研究方法本选题的研究主题为“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研究”，内容涵盖金融学、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等内容，因此本课题的研究的研究方法之一为交叉学科法；本选题从实践中的案例出发，研究非法集资的刑民交叉问题，因此本课题还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法。本选题拟利用典型案例分析法、交叉学科分析法对相关争议焦点问题分别站在刑法、民法的角度展开探讨，并适当的涉及金融法、行政法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内容。本选题拟在梳理相关裁判要旨后结合法学基础理论进行争议焦点的概括与分析研究，并反思现有的刑事立法、行政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以期梳理出造成司法认定逻辑混乱的深层原因之所在。同时本选题深入挖掘法律、司法解释制定背后的法理基础与利益基础，本选题认为只有深挖这些规定背后的法理与利益基础才能更好理解现有立法与司法解释给出的认定标准的深层原因。选题文章结构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研究（初步设想，后来推翻了）摘要：关键词：刑民交叉；非法集资；实体问题；非法占有目的；民间借贷绪论（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不足、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等）第一章 研究问题界定第一节 非法集资类犯罪概述第二节 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研究重点第二章 非法集资的认定第一节 如何理解非法集资的“四性”第二节 如何认定社会公众第三节 行政行为对非法集资认定的影响第四节 实践呈现（案例分析部分）第三章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第一节 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一般标准第二节 非法占有目的推定第三节 实践探究（案例分析部分）第四章 刑事犯罪认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第一节 相关学说及评价第二节 实践评述（案例分析部分）第五章 刑民交叉其他实体问题第一节 犯罪数额的认定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的挑战第三节 违法阻却事由结语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典型案例案情简介，本部分摘录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研究优化版摘要关键词绪论第一章 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一般理论一、刑民交叉的概念二、刑民交叉实体问题在非法集资案件中的体现第二章 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不法论一、非法集资的认定二、非法集资中的罪与非罪三、非法集资中的违法阻却事由第三章 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责任论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二、非法集资中的责任形态三、非法集资中合同的效力第四章 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救济论一、非法集资中刑事与民事救济范围二、非法集资中刑事与民事救济方式三、非法集资中刑民救济程序第五章 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一、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原则二、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方法结语参考文献致谢附录

作为新时代的支柱，不管是准研究生们还是未来考研读研、或是甚至在某些工作中，甚至在某些工作中进行学术研究都是很普遍的。这方面的能力是你应该具备的！那很多的同学们作为“学术初学者”，面对着专业的学术研究，懵懵懂懂迷迷茫茫，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做。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一、学术研究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我们去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首先，它可以锻炼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任何事物我们都会尝试去看到它的本质，并且会全面的去归纳它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平时的思维方式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次，培养良好的学术研究能力，你可以站在一种更加宏观的层面去思考更加本质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讲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二、学术研究要从如何下手？研究生最重要的工作肯定是从事学术研究了。对于刚刚考取研究生的同学来说，对学术研究是很迷茫的，既想投入学术研究，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其实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直接拿出一张纸来写你的观点，正确的做法是读文献。读文献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础，甚至说读文献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实写论文90%的工作是读文献。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你需要花90%的时间读文献，再用10%的时间做整合。研究一个话题时，先别急着发表你的意见，要先阅读一下相关话题：古今中外都有哪些学者对这个话题已经进行过什么研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来开展自己的研究。三、学术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学术研究会1.做综述刚刚说读论文是学术研究的的入门，之后应该干什么？如果你只是写一篇小论文，你至少要读十篇以上的文献；如果你要写一篇硕士论文，你至少要读三五十篇文献；如果你要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应该读200篇文献。读完了论文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行归纳，去进行综述。对于初学者来讲，你一点自己的意见都可以不提出，你读了三五十篇文献之后，把已有的文献分类进行整理和归纳。那么形成的关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成果了，这是属于初步的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2.找到别人的不足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审查来完善它们的不足。人们在研究此主题时还有哪些其他缺陷？总结后，我们可以编写自己的论文来弥补他人的缺点。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找出两个足以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找出五个缺点足以撰写博士学位。从错误中吸取经验3.在实践中进行研究然后，如果再进一步学习，应该离开书本，离开办公室，离开教室，并在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学术研究的最高重点是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调查。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样的学术论文变得越来越完善。实践出真知关于怎么做学术研究，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用上！

考证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基本特征为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证据，无证不信。考证工作必须多方搜集证据，可以是本证，也可以是旁证，只有获得了足够的证据，才可以得出结论，因此结论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这种批评方式首先强调对作为证据的材料要充分搜集，认真甄别，进行归纳，然后依据理性的推导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使用充分体现了学术活动的严谨。词话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批评工具，考证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批评方式。由于考证既是对材料的搜集，也是对材料的使用，所以当词话中使用考证的方法时，词话的发展就走出了第一阶段，即以采录本事以资闲谈、以广见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开始进入更为成熟的时期，这也意味着词话作为词学批评工具的作用获得了直接体现。南宋初年王灼创作的《碧鸡漫志》中已经有大量的内容是考证性的，卷一用考论结合的方式探讨歌曲源流，卷三至卷五则考述词调源流。其后，吴曾胡仔、张侃、周密等人的词话著作中都将考证作为一项重要论词手段，或考词史源流，或考词人词作创作情况，或考文字、词语、声律、腔调，以考证的方式证明自己所述内容之权威。后世词话中考证的内容在南宋词话中都已经有所涉及，只是此时的考证显得零碎、简单，缺乏系统性。元、明两代的词话中，考证文字虽然有限，但颇有见地的考证也时而出现。其中，杨慎在《词品》中多有对词调来源的考证，虽有牵强之处，亦可启发后人的思路。到了清代，对欧阳修伪词的考证更加深入，而结论并未超越吴师道清代词话中的考证文字非常普遍，然而良莠不齐。许多人热衷于汇集前人所论，不加辨别直接采用，如对词调的“考证”多是如此。许多词话中此类内容都是出自对杨慎《词品》中相关内容的抄录，这样的考证实际上是伪考证，并不具备考证的真正价值。考证的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其在词学研究中的发展客观体现着词学本身的发展。当考证在宋人的词话著作中出现时，标志着词学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受到重视；而当清人不断扩大词学考证的领域，并以严肃的学术态度考证词学问题时，词学的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开拓，考证的意义也得到彰显。第一，考源流、析传承，以明词史。词话中考证最受重视的就是词的源流问题。有人认为词源于唐诗，演唱时的泛声在填词时填入实字而成长短句；有人认为词可上溯至汉魏六朝乐府，认为它们具有共同的音乐性的特征，而且六朝宫体诗的华丽辞藻、女性题材与词的传统非常相似；也有人认为词的源头应上溯至《诗经》，因为二者不仅都具有歌唱的特点和句式的长短不齐，而且词与风诗都有民间的因素。上述三种观点是古人对词的源流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在这些考证的基础上，他们继续考察每个时代的创作，考证词坛风气的传承和影响以此为古人划出体式或流派，最终推出自己所尊崇的风格，在给前人定位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词史中的地位。第二，考调式、辨声韵，以正词体。词话中对词调的考辨非常普遍，有偶尔为之者，也有系统进行研究的。调式的正确使用在词乐盛行的时代本不是问题，但随着词走向案头，不再歌唱，调式的选用就逐渐成了一门学问。词调与音乐存在联系，本来是与情感基调和表现的题材有所关联，如燕南芝庵《唱论》中所谈及的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虽是言曲，词其实也是适用的。然而，词乐得过早失传使得后人填词在选择调式时往往随心所欲因此，词学家们试图通过对词调的考证纠正这些偏颇。然而，仅仅考证词调的起源、演变并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新的创作。唐宋时代的词人是根据音乐曲调填词的，检验词的高低的基本标准是能否顺畅地歌唱，如苏轼的有些词不合音律，被称为“拗折天下人嗓子”。词乐失传后，这一检验标准不再存在，人们填词只能模仿前人词的声韵，因此相应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清人的词话著作，多有对声韵问题的考证，前引毛先舒考证“越韵”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历代词学家的考证成果使得词调和词的声韵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由于其专业性，对于普通人填词或许并没有太大帮助，然而当词已经成为一种文人创作的时候，其作为词体规范的价值是非常突出的。正是这些考证研究中形成的一系列区别词体与诗、曲的规则，使得词的创作能够保持其文体特征，在清代词坛得到再度振兴。第三，考词作、究本事，以阐词旨。考证中还有一项突出的内容是查考推究词的创作契机和背景，其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旨在阐释词的历史背景另方面试图寻绎词人在其中的寄托。这种阐释方法与中国传统文论精神中“知人论世”的思想密不可分，也是对儒家诗教精神的反映。宋代理学兴起，重视对经义的重新阐释，这种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文化和学术，因此从词中探寻微言大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王士禛对鲖阳居士的一段批评可反映出宋人考究词作隐义之一斑：坡《孤鸿》词，山谷以为不吃烟火食人语，然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此与《考槃》诗相似云云。”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韦苏州《滁州西涧》诗“叠山亦以为小人在朝，贤人在野之象。令韦郎有知，岂不叫屈。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鲖阳居士解释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就是在考究词中的“隐义”，最终陷于牵强附会）。王士禛不仅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又举出了同样有此遭遇的韦应物。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自宋代起就有一些强作解事的人对一些词的本事进行了过度考证，走入歧途。这种情况随着常州词派登上词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常州派强调意内言外，注重发掘词作的“比兴寄托”之意，对符合需要的词作本事进行考证就成为必须做的工作然而，考证的结果并非都恰好符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常州词派的重要人物谭献为了按自己的要求阐发词旨，甚至提出了“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理论。由此可见，考证词作的本事只是为了阐释词的内在含义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证之外，还有对字句、俗语、用事的考证。这些考证对于解读前人作品，指导后人创作，深入研究词的历史面貌都具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词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您查看下CNKI的学位论文，基本100%的人文社科以及部分理工科论文，在研究方法一章多会写上，“本研究采用了文献法……”。那么，所谓“文献法”到底是一种什么研究方法？我想，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理顺三件事：1.学生为什么写上“文献法”；2.什么是“文献法”；3.什么是研究方法。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来讨论吧！01、什么是研究方法？我的解释是，“在得出结论前，你的研究是如何一步步进行的”。随便找本研究方法书的学术解释就是“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方法”。无论何种解释，根本是研究方法是和研究内容本身相关的。这话看着有点奇怪？那么我再解释下。作为论文，特别是学位论文，正文的结构上通常分为五部分（名字如何叫、结构融合或分解都可以）：Introction、Methods and Materials、Results and Findings、Analysis and Discussion，以及Conclusion。大家会说，这我很清楚，不用累述！可是，请不要着急，微笑下，我们还真的不得不再把这五部分再再再说下。Introction交代清楚你要研究什么，相关研究到什么程度巴拉巴拉，Methods and Materials说明要怎么做你想做的事，据此他人能复制你的研究，Results and Findings把你的研究结果陈列出来，Analysis and Discussion挖掘结果背后的规律和关系，Conclusion…………。至此，哪部分是准备功夫？哪部分是真的“做”研究？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和我的想法一致，真正和研究相关的是后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交代”，中文比较贴切的翻译了其内涵，即——背景！那么是否可以说，在第一部分无论用的什么方法，实际都和你真正做的研究是无关的？因为这一部分是在交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而真正的研究还没开始呢~ 什么时候才开始，从第二部分研究方法！同意吗？所以，研究方法是和研究密切相关，和做研究之前的铺垫、以及表达你的观点，无关。再赘述下，研究是设计无人飞机，研究方法就是告诉大家你怎么设计的，在此前关于无人飞机研究到什么程度，你为什么要做无人飞机，做无人飞机过程中的感想，你借鉴并改进了XX的研究，这些和研究方法均无关。猜想至此，研究方法与研究（论文）的关系基本能说清楚了吧。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下“文献法”。02、什么是文献法？实际我这也是在做个半真半假的“研究”，既然是研究那就有假设。假设，如果“文献法”作为研究方法的专有名词不是由我国定义缘起的，那么它应该有对应的英文表达。这个假设有个前提，那就是“文献法”非国产。好在至今未有一篇国内文献或者国人来声明TA是提出者,即使是百度百科亦没有。基本可以认为，现在广为传播的“文献法”是某个研究方法的“翻译”，或者是“造词”，这也是我们实际要探讨的。我通过几种途径尽力挖掘其英文表达：途径1：CNKI翻译助手有两种表达，method of historical documents和literature method途径2：爱词霸翻译literature study、literature review和Documentary途径3：百度词典显示有documentation method、documentary study、Documental Analysis、document analysis、Documentary Analysis、literature study、literature research和biliographical research以上部分英文对知道研究方法的朋友们应不陌生，部分有点模糊。我把以上词汇在SAGE研究方法数据库顺了下，基本标准表达为：DOCUMENT ANALYSISDocumentary ResearchHISTORICAL ANALYSIS/methodsCONTENT ANALYSISdiscourse analysisTEXTUAL ANALYSISBiographical method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 (SLRs) 这些涉及国内研究方法的中文翻译有诸如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作品分析、传记法、历史研究、系统综述等。我把其笼统归为“原始研究”，即完全基于文献的研究，这些文献为：历史档案、访谈记录、书稿、图片、录音、书函、教案、作业、成绩等等。研究这些文献的途径、深度因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同而会有差异，如内容分析与系统综述。说明至此，我要添加一个众所周知的词汇，“文献综述”。这里的文献综述不是说在论文第一部分Introction包含的综述，而是论文通篇即是一篇综述性论文。到这里，我又要增加两个概念，即“元分析”、“文献计量”，这是在做文献综述时候常用到的方法，当然，不是仅用在文献综述。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过汉英词典反译“文献法”找到的英文表达，其对应的实际是诸如“内容分析”、“历史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这类的研究方法是说研究本身完全基于文献的研究，从文献中直接找到答案。具体的操作不同，具体的研究方法亦有差异，如作品分析、文献计量。好了，来让我们看看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吧。03、学生为什么写上“文献法”？其理由无外乎任何研究都要有大量文献阅读，在研究时间分配中广为转引的说法就是，60%的时间是在文献调研上，虽然我一直都没找到其原始出处。特别是在论文第一部分Introction，需要有大量文献为基础才能阐述清楚本研究的研究现状，且在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随时要和这些文献进行“对话”，所以，在研究方法那一章，——哦，不！现在基本还不是一章，只是一“小”段，在洋洋洒洒10多万的博士论文中能分其300字已是相当的荣幸——就出现了“文献法”！概括下是否可以说，这里的“文献法”=综述。再回头看看什么是研究方法？思考1，如果研究是要实地去一小学课堂……，看文献只是为了了解这方面别人如何做的、做到什么程度，那么“文献法”是这项研究的研究方法吗？思考2，如果要写一篇综述，通过检索把相关文献都找到然后借助某可视化工具软件分析，那其研究方法具体说来是什么呢？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一样，思考1 不是，思考2，文献计量，那么，我很荣幸，我们有了共识!让我们彻底告别所谓的“文献法”吧，其不仅不是研究方法，确切说，这个词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即使你的研究完全基于文献，那么也有对应的不同的具体的研究方法词汇。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不同，那么我检讨，不是我错了，就是我的表达不清，希望是后者。可能有人说，不就是个词吗，纠结出这么多字的文，有何必要，是在无病呻吟。而我要说的是，虽然表面只是个无伤大雅的词， 而其背后反映的是对“研究方法”的科学认识，直接关系的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如果我说，现在太多的研究只在文献上下功夫，而不是真正的“做”实在研究，那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可如果我说，希望我们国内的科研走向世界，与国际融合，用统一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科学内涵——交流，不闭门自赏，且这种交流的主体是“论文”时，就不要夭折在投稿上，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赞同。让我们来看看Daniel W Byrne在 Common Reasons for Rejecting Manuscripts 一文中分析的拒稿原因如果一项研究的基础出了问题，其他做的再漂亮，也都是空中楼阁！就拿我这篇博文来说，按照现在的投稿模式，整理整理也许能发表，可这实际完全违背了学术论文的规则，不要让我们的学术充斥太多的“感性描述”了~ 导师、编辑、评审专家，把好这科研的关！

陈寅恪（1890.7.3－1969.10.7）对于中国史界而言，今年是深具意义的，因为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本人的一篇以笔谈为基础的论文《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发表于近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十七卷第四期，2020年7月），随后各网络公众号多有转载，在读者间似乎也颇有些反响。日前《上海书评》转来饶佳荣先生的一篇读后感，对拙作既有过誉的肯定也有批评。因为这是一篇严肃的评论，《书评》希望我能对此有所回应。我读过后，感佩于饶君的认真，因此想就饶君此文的一些看法提供一点我的回应，借此机缘对陈寅恪研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也稍做申论，目的并非出于为我本人观点作辩护，而是想促进学界乃至大众对作为史家的陈寅恪的理解。先容我说明三点情况：第一，因为拙作并非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可完全通过实证来论说的主题，对此主题学人间有不同观点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因此本人的回应也只以进一步阐明本人撰文之时的考量为主，有便于读者衡量不同观点间之异同得失。但这种讨论永远是开放性的，不可能定于一尊。第二，这篇文章乃去岁深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之后《北大学报》和文研院希望我能组一组稿子，先发表部分有新意的文章。本人因忝为北大历史学系教员和文研院工作委员，组稿的责任便自然交给了本人。同行们也许都知道，我写稿容易拖延，往往一改再改，错过规定交稿时间几乎是日常行为，这次若非有严格时间限定，且因本人有组稿之职责，不能不提交文章，否则恐怕未必能刊出。也就是说，本人对自己的著述其实从未满意过。而这篇论文令我感到遗憾的另一原因是学报对字数的限定。学报规定只能在一万五千字以内，由于学报的宽容，使本人的这篇的字数得以略有超出，但也不能越限太多。其实其他三位作者也都面临同样问题而不得不作出大幅的删节。本人曾对学报编辑部同仁开玩笑式地威胁说要转而投稿给北大隔壁的另一家学报，因为后者几乎不限字数，容许尽情发挥。学术论文的质量固然不能以长度来衡量，但探讨陈寅恪的学术，不深入到具体的例证，便易流于印象式的浮泛。但因学报的限定，本人在不影响主要立论的基础上不得不对拙文作出删节。删去内容包括正文和脚注，往往涉及具体的例证。比如饶君文中提到的“视域之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一语，饶君提示最早提到应是王汎森先生的报告，其实这是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创造的著名语汇，而最早用到陈寅恪的例子是余英时先生1986年发表的论说（见余英时:《“明明直照吾家路”——一九八六年版自序》，收入《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对此饶君可能失察。笔者原本有注解稍作说明，但因篇幅不得不删去。有些必要的注解，比如提及余师对陈寅恪某些论文时代意义的分析，也因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删。如上之故，原本三万字以上的文章被删到两万字以内。文中三个部分的讨论均受不同程度之影响，有些议题更是悉数删去，比如讨论陈寅恪的史学学问养成的可能途径。第三部分讨论中略去了对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更细致的分析，以及陈氏关于唐代党争的论说和相关论说的比较等等，这些大都未为以往陈寅恪研究所涉及。但对于学报的宽容，我仍要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好在三联即将出版本人一本以讨论陈寅恪学术为中心的小书，到时读者应该仍有机会看到这篇论文的“全貌”。第三，这其实不是佳荣君第一次就本人的陈寅恪学术的观点提出批评。前些年本人发表有关以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为中心的论文《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文史哲》2015年第三期）一文后，佳荣君也对其中某些观点提出过疑问，我记得他最主要的看法是不甚同意本人在该文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陈寅恪所出的对对子题有对胡适暗中表示敬意的意味。佳荣君虽不在学术圈内从业，但对学术抱有极大之热诚，历史素养也佳，且长年通过媒体力量致力于将严肃之学术推广给社会，这些在文史学从业者间有口皆碑，不容我赞一词。佳荣君对本人的研究也多有留意，拙作《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出版之后，曾非常细致地就相关议题采访过本人。不夸张地说，本人和佳荣君应在广义的朋友圈内，只是本人性格疏懒内向，近年极少与学界同行或知识界同好私谊互动。在彼此间久疏音问的情况下，能获饶君细致之评论，我很感动，于是想就此机缘，对佳荣君的批评作出认真的回应，以表对友人的敬意。以上三点大略澄清一下拙文产生的一些客观情况，接下来我想先就陈寅恪学术讨论的基本方法作一两点申说。由于陈寅恪学术面相的宽广深入，以及他被当作某种文化偶像而具有的影响力，多年来探讨其学术人生的文字如汗牛充栋，几乎遍布陈氏的各个方面。说实在话，要在这些文字之外再别出新意并非容易，更何况本人一向的立场是避免如钱锺书所言，将他人的书放入自己书中，再将自己的书放到书架上。若无真正的心得，则宁缺毋滥。本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感觉，即当下对陈氏学术的研究，最为缺失的往往是其核心部分，即对他的学术研究的脉络化的了解。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尤其是与他学术领域相关的学者没有重视他的史学论点。学界对他具体的观点往往不乏有价值的评论，也不乏对他的学术作整体关照，缺乏的是能通过他在各类具体研究中呈现的脉络，将之整合，提升到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告诉今天的读者，陈氏作为史家居于何种位置。陈氏涉及的学术领域众多，即便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专注于其中一部分，由此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又以往对陈寅恪史学的分析，较难脱离仰视的角度，即便这种角度是隐形的，因此立论难免会假设陈氏的学术能力。对于诠释陈寅恪学术立场的整体性而言，学者也更多从强调其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或者从强调其“贯通”能力出发，这些角度无疑是重要的，但也容易形成对陈氏学术评价的单一面相。在这些研究中，陈氏本人的言论往往成为自证其学术性质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造成一种封闭的怪圈。对他学术产品的评估，也流于描述性的表彰。尤其没能将陈氏的史学和同时期前后域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相比照，更少考虑到作为方法的西方史学理论是否能在解释陈寅恪学术中发挥作用。拙文之所以选取陈寅恪为何会转向以唐史为核心的中古史研究作为讨论主题，并非因为唐史是笔者在陈寅恪学术中唯一熟悉的领域，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没能得到充分讨论的大问题，与陈寅恪涉及的其他学术领域关系密切，攸关对陈寅恪的整体理解。同时因为在这一领域内，笔者采取和陈氏极为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更有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同其他人文课题，最重要的是能提供独立思考后的观点，而非将前人观点简单放大。但虽以唐史为重心，笔者从未忽略陈氏其他领域的贡献得失，及其与唐史研究之关系，这些领域基本都在笔者思考的背景之中。除此之外，正如好友沈卫荣兄所言，一千个人有一千个陈寅恪。对于陈氏的学术的认知，不同代际的学人应该会有不同的理解，这绝不影响对前辈学者的论说的吸收和尊重，但新的理解有助于激发这一课题的生命力。还有一点，就是研究陈寅恪，应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只从掌故之类的记录入手，试图从中发现陈氏的学术生涯的秘密。人世交往之点滴，同时代人对于陈寅恪的随意性评价（casual remarks），对于了解陈寅恪这样长期处于学术中心的人物而言，自不应忽略，现代史学也提倡生活史与学术史的交融。但掌故类事例，即西人所谓 anecdotal accounts，若不能将之放置于学术本身的脉络去考察就不会对了解重要学人之学术有真正的帮助，多半会流于说外行话。而且掌故的史料价值，若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学术语境和问题，讨论起来会容易无的放矢。我在此试举一两例来说明掌故与学术脉络结合的必要。金克木先生回忆过，他和陈寅恪曾在一次聚会中会面，当陈先生听说金先生曾在印度问学后，临离别前走到金先生身边，轻轻耳语问他是否读过梵文《妙法莲华经》，而陈先生是用梵文读出《妙法莲华经》的名称。事后金先生评论说，他是在印度受的梵学训练，而印度正统古典训练是不会去读这类佛典的（笔者案：犹如吾国的国学训练只重四部之学，极少旁及内典）。这一故事几乎没见学者在讨论陈寅恪时用过，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细节颇有意义，陈先生那一刻意发问或许有试探金先生学力的意思，但提出的问题本身仍是有些低级的，说明陈寅恪所受的以德国梵语语文学为基础的训练并不重视印度本土的学术训练脉络，那是一种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欧洲汉学式的训练方式。这一点在本人撰写的有关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会再详细说明。但如果你不将这类掌故例子和陈氏某些特定的学术系谱连接，就不会注意其可利用的价值。同样道理，只有对某些掌故背后的学人关系有了解，才能对陈寅恪论著中的一些被看作是客观的宣称（statement）有更细腻的了解。比如他发表在1942年的《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广为学界所流传。其中称说：“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污也。”以陈寅恪当时之学坛地位，这段话自然体现一种无可辩驳的客观性。但若细读杨树达回忆录，会发现在三十年代，杨树达眼中最大的学术竞争对手就是黄季刚。这一点多年前笔者读《积微翁回忆录》时，余英时先生便特别提示笔者留意，认为杨树达有与黄侃争胜的潜在意味。余先生的这一看法可谓卓识。而在当时，黄侃才是通常被认为训诂小学之第一人。陈氏撰写此文时，黄侃虽已故去，但陈氏的这一宣称，恐仍不无在此种背景下公开推崇杨树达之意。又比如陈寅恪在为杨树达的另一部著作《论语疏证》撰写的序文里，着重谈天竺中土儒释经诂传统之不同，这更是陈氏自身学术的表达，与杨树达该著关系可谓若即若离。当然杨树达也是笔者深为佩服的学者，但陈寅恪的这些序言在客观成分之外，更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意味，其弦外之意是值得思考的。其实陈氏给几位一流学者撰写的序文和审查报告都是他个人学术立场的宣言，而这些宣言本身既彰显陈氏学术的一贯立场，也有特殊书写语境下的特殊意涵，在讨论这些撰述时，我们不应忽略这两方面中任何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对待陈氏的文字必须和陈氏对待史料一样的审慎（critical）。最近一期《北大学报》陈寅恪纪念特辑中也有王汎森先生一篇大作，提到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特别强调“序”在明清文士关系中的重要性，并且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王汎森：《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陈氏的这种史学观察和他自身写序的实践同样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陈寅恪研究要避免的第二种倾向，是不能轻信耳食之言，这一点是近年来陈寅恪研究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坊间流行的一些有关陈寅恪学术的分析著作，有些出自资深学人，固然不无创获，但也常犯以耳食之言为基础展开讨论的毛病。不是真正去细读陈氏的专业学术论文，并了解其学术论点和论证的来龙去脉。陈寅恪身前为当时一流之学者所环绕，即便是仰慕他的后辈，亦不乏学术上卓越人物，因此他们对于陈寅恪会有各类评价。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同样必须以史学态度对待之，不管这些言论出自俞大维傅斯年胡适钱穆还是出自钱锺书季羡林周一良。这绝非因为这些学人的评论已经过时或没价值，而是他们的评论同样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学术训练背景和特定时候的学术立场作出的，有时恰恰因为和陈寅恪关系接近，反而容易只注意他的某一面相，而未必能保持一种 critical distance。有时甚至不同的著名学人，对陈寅恪学术特征采用同一种评语，其内涵也可能大不一样，比如认为陈寅恪学术以“考证”著称。所以这些评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其价值究竟如何，仍需经史学之拷问，拷问的最佳方式仍是深入了解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本身，才能洞悉他们的评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不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笔者在讨论陈寅恪对对子之文中特别指出俞大维回忆中提到的陈寅恪的文学旨趣纵然有参考价值，却并不全面，不能依赖以解释陈氏的文学观。同样的，傅斯年激赏陈寅恪的论文《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认为是利用语文学来研究历史的学术典范，但以笔者的浅见，这篇文章固然有贡献，却并非一篇需要极高学术造诣的研究，心得主要还是来自对德国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利用和对汉文史料的熟悉。这一点只有与同时期类似研究相较，才能清晰看出。陈氏的创获主要还是有较好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中文史料的充分和巧妙利用，能找到线索和联系。笔者自从事学术工作起，周边师友几乎都是对陈寅恪学术有精深了解之辈，对于他们的相关分析，笔者在尽量采纳之余，采取的也是同一立场，这里毋庸再加说明。要避免的第三种倾向，是不加考索地将陈寅恪所欣赏的学人的学术旨趣和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旨趣或目标划上等号。陈寅恪欣赏的学人，至少从其比较公开的言论来看，往往近于考据或实证类型，比如陈垣、杨树达等人。而极少有对胡适等新派学人作公开的褒扬。所以我们很容易将陈垣、杨树达的学问旨趣或特征当作陈寅恪自身的学术特点。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陈氏固然有重视实证和考据的一面，但他自己最有创获的论著（为数绝对不少）则往往不是在传统意义的实证层面上作出的，有时是以实证面目出现，但实际却包含大量非实证所得的史学预设或者历史想象力。或许王国维和陈寅恪之间存在着别人和他之间少有的学术共相。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明以上几点，一个原因是笔者发现饶君对笔者的批评中，不同程度存有以上种种取向。饶君的判断，常常是通过非常间接的论述作出的，很少直接深入陈氏的史学文本。比如佳荣君曾对本人就陈寅恪对对子之文史学取向的分析提出异议。如果本人记忆不误的话，那么佳荣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不同意本人认为的陈寅恪所出对对子考题中，对应于“孙悟空”的“胡适之”是出于对胡适的一种敬意的调侃，认为陈氏和胡适的学术立场观点有很大差异，如何可能是出于敬意的调侃。笔者的那一篇文章的主旨之一是重新探讨在何种意义上“孙行者”与“胡适之”的对子能体现陈寅恪所提倡的“正反合”的语言思辨能力。要谈这一问题，自然便涉及陈寅恪与胡适的学术关联。当然胡适和陈寅恪学术旨趣甚至立场均有所不同，这本是学界的老生常谈，有时今日之学界中人甚至会以陈氏学问的深度来反衬胡适学问的浅近。老生常谈固未必谬误，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对理解陈氏的学术脉络会产生误导，对当时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之间关系的解读也会过于表面。笔者文中着重引证的是来自陈氏在那一段时期学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古佛教史的著述，发现与胡适的研究有密切关联，不但呈现平行状态，且明显受到胡适研究的刺激。陈寅恪是一位不甘于二流的学者，他对于胡适的态度，并不能只依据他在不同场合的某些言论或对某些立场来作机械推衍，而要深入他的研究轨迹，才能得出更为可靠的判断。同样的例子还有陈寅恪和顾颉刚的关系。陈弱水曾指出，陈寅恪对民国学术界最反感的“既不是旧派学问，也不是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而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这一判断本身是中肯的，相关论证可见其《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收入《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2000年）。但我们同样注意到陈氏在1931年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起首便提出层累造成古史的观点，所谓蒙古民族之起源，“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面较新者也”。任何对当时学术潮流有所了解的人，不会不意识到层累说是顾颉刚疑古派的标志性学说，但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在文中却用的是东洋史家之论说。表面看就蒙古源流的具体论证而言，白鸟库吉等东洋史家的确有类似的史观，但陈氏这样明显之提示，难以排除有间接对顾颉刚的这一立场表示认同之可能。如果我们细读《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会发现自二十年代末起，同在北平的顾颉刚和陈寅恪个人关系日渐密切，两人参加共同聚会的次数也颇频繁。事实上尽管两人学术取向有所不同，1943年陈寅恪甚至还作诗公开讽刺过顾颉刚献九鼎（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仍是友好的。1944年12月15日，顾颉刚在其日记中突然记了一行：“寅恪两眼皆不见物。”（见《顾颉刚日记》第五卷）可见此事给顾颉刚带来的震动。一流学人间的关系往往有很多层面，从学术上的佩服到隐性竞争乃至相轻或遥相呼应、暗中支持，都可能同时存在。以上是对佳荣君就《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一文批评之简单回应，接下来笔者想就佳荣君此次评论作些解释。这里先将佳荣君批评的主旨略加概括。拙作有三个部分，佳荣君对其中第三部分，即对陈寅恪的唐史研究贡献的再评估，多有谬赞，集中批评的是文章的第二部分，即陈寅恪在其学术生涯的成熟期，是否出现过一个“唐史转向”。假如本人的理解不错的话，佳荣君的批评意见的重点大致是这样的：拙作过于突出唐史研究在陈寅恪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而有意忽略他对于六朝史的贡献。本人强调清华学术体制变化对于陈寅恪的影响也值得存疑。佳荣君不认为陈寅恪在内心有以唐史研究作为安身立命的想法，换句话说，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固然成就卓著，其实是其整体学术中“自然”导出的结果，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佳荣君也对本人提出的唐代与清代，尤其是晚唐与晚清之间在陈寅恪心目中的联系以及对陈寅恪倾向于唐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了保留。以上看法中，有些其实属于佳荣君对拙作略有误读所致，有些则显示彼此对学术评价的方法稍有不同。具体而言，比如陈寅恪的六朝史与唐史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应过于钻牛角尖的问题。拙作已明确说：当然学术环境变化的因素只能解释为何陈寅恪必须致力于历史研究，却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为何选择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这里固然突出唐史，但仍是以中古史作为整体范围而言。在拙文中，“中古史”与“唐史”交互出现。论及陈氏史学特色时，所举例子也是六朝与隋唐均有。在拙文更为完整的版本中，涉及陈氏南北朝研究的例子会更多。也就是说在学术方法的层面，陈氏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是贯通一致的，但方法上的贯通一致与学术构架的建立仍有重要区别。陈氏六朝史的创发以宗教与思想层面为最重要，创发也最多，这一方面原因是这些方面的探讨和以中亚语文为基础的梵学佛教学的关系更为贴近。当然陈寅恪对于六朝史，尤其是南北朝族群流动和文化政治变化，也有许多灼见，特别是能用语言习惯和宗教习俗来推断南北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政治纽带，这类方法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论文中使用得尤其得心应手。但应看到的是，他的南北朝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是以对隋唐有整体了解为导向，而且他的唐史研究是从政治制度和文化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涵盖的面相远比他涉及的六朝史课题来得宽广和深入，不仅数量多，原创性也更强些。当然两者中有不少重叠的部分。拙文指出：须注意的是，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能分割，着力于这两个领域使他具有超越同时代很多中外学者的长时段的眼光。这体现在他对隋唐国家体制形成的看法上，也使他在观察唐代前期的体制形成脉络时能避免了某些后见之明。这段话要说明的一个重点，即陈寅恪南北朝史的研究对他的唐史研究中特有视角和论说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其落脚点最终仍在唐代而非南北朝。这是就学术构架和质量而言。笔者曾特别提醒读者，陈寅恪的两“论稿”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属于从南北朝看隋唐，用王汎森的话讲，更注重一种“历史的逻辑”，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呈现的从宋代回望唐代的“史家之逻辑”有所不同。这其实都是在表彰其六朝史研究的重要。佳荣君似乎并未理解笔者以上这些考量，才会有本人故意忽略陈氏南北朝史方面贡献的误解。其实笔者在评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特别标举陈寅恪对北齐的独到分析，这不正是强调他在南北朝研究方面的成就吗？只是这种分析仍是落实在解释隋唐制度之来源，并未用作讨论北齐的文化对其自身政权兴衰等的作用。因此笔者强调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更多以隋唐为重心，是丝毫不夸张的。陈氏对南北朝的历史过程也是有通盘认识的，否则不可能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样的著作，但南北朝头绪众多，有通盘认识是一回事，能否建立像两“论稿”这样更完整和有原创性的构架则是另一回事。其实陈氏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研究在中国学界影响也很显著，有导夫先路之功，但有些方面很快被“后起之健者”渐次赶上甚至超越。比如前面提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发表于194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第一分），周一良先生有一篇题为“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的长文，发表于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在处理的历史问题上与陈文非常类似。《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虽发表在先数年，受到陈氏诸如《东晋南朝之吴语》等论文的影响，《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也自有其创获，但相比两文，周文却在广度和细腻处有超越陈文之处。发表在1938年同一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周一良另一篇论文《论宇文周之种族》，对北周政治族群的分析也有陈氏未及之处。周一良当时只是初出茅庐之青年学人，尚未赴哈佛学习域外语文，但在南北朝史的某些重要领域内已隐然足以与陈氏相抗。但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唐史领域，则尚未有相类似的情况出现。当我们在慨叹陈寅恪与时间赛跑时，同样不可忽略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陈寅恪其实也不得不和后起之秀赛跑。虽然从历史回望，后起之秀如周一良后来也同样面临与时间赛跑的困局，不过那是另一种境况了。拙文着重于谈陈氏为何选择唐史作为重点，有哪些此前不为学人所关注的内外因对理解这一转向有帮助，而非讨论陈氏在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是否也有卓越贡献。佳荣君在此问题上纠结，恐怕更多是源自对本人提供的陈寅恪重视唐史的思想心态层面，以及学术体制对他学术规模形成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说的质疑，并由此反推，于是产生笔者忽略陈寅恪南北朝研究之判断，又将之作为自身论证的依据。在批评拙文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贡献概括上有所偏颇时，佳荣君采用了一个比较常见的立论方法，即认为不能忽视历史上“可能之有”，也就是假若陈氏不因时代离乱而使所作笔记大量丢失的话，则必然有大得多的学术产量。关于这一论点，笔者原则上有同感，实际在拙文中也已点到过。但具体到哪一个领域，则笔者认为需要做细致的分析，不能泛泛而谈。其实拙文所谓陈氏以唐史为“安身立命”之领域，本旨是这一领域在陈氏看来最能体现他对史学的追求，而不是说只有唐史才是他想要致力研究的领域。他从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推崇《通典》、司马光的《考异》和欧阳修的《新唐书》，任何对中国史学稍有熟悉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三者精彩处均在唐代。也许笔者在论述中未能完全把这一层意思说清楚，以至于造成佳荣君之误解。但笔者仍要指出，当佳荣君在强调不能忽略历史上“可能之有”时，主要的依据仍是耳食之言。佳荣君说：具体些说，陈寅恪在抗战期间遗失了两大箱特别珍贵的札记和资料，尤其是蒙古史、佛教史方面的“半成品”，包括他想日后成书的《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和《蒙古源流》考证。这些待完成著作的流产，对陈寅恪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甚至“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9页)。这里佳荣君是在未经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就采纳了汪先生的论断。引文中列出的《史家陈寅恪传》的大陆版出版年份固然是2005年，海外版的出版却远在此之前，当时有关陈先生笔记的存留情况的信息并不完整，比如《高僧传》批注不仅基本保留了下来，还有《高僧传笺证稿本》存世，可供我们推测后者假若完成后可能是个什么情况。看来佳荣君没有细读这些文本，没有去梳理这些笔记或笺证中哪些是陈氏本人真正的心得，哪些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那些心得和陈氏诸种学术论文之间关联何在，它们在陈氏已发表的论著中居于何种位置。这些问题过于复杂，这里自然无法展开，但笔者仍想作个提示，现存大多以批注形式出现的陈寅恪读书札记固然只是其全部读书札记的一部分，但其中精华部分其实大都进入了他已发表的著作之中，或者已经在其论述脉络之中，这种对应颇为惊人，恐怕不是巧合。很多相关论文也发表在某些批注尚未丢失之前，从逻辑上很难说陈氏的那些札记如不丢失，其学术样貌会有很大不同。东方语文方面的问题下面另说，像《世说新语》这类眉批的散失固然有可能对陈氏涉及该方面的细节论说有所影响，但也不会很显著。原因颇简单，假如陈寅恪能在目盲情况下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需要依靠大量记忆和细琐论证的著作，那绝无理由因眉批丢失而对《世说新语》这样根本不算冷僻的著作不能有所撰述。1945年作为单行本出版的陈寅恪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其中包含了陈寅恪阅读《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的诸多心得，和发表于1937年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后者也是围绕《世说新语》材料展开的讨论。由于三十年代陈寅恪中古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占据重要位置，《世说新语》的确是他经常利用的材料，但他在该方面的撰作始终是讨论大问题的论文，因为那才是他主要的学术表达方式。与此类似的是，现存陈寅恪对《高僧传》所作的眉批的精华部分也大都反映在他已发表的论文之中。现存札记中最详细者是关于《鸠摩罗什传》的札记。笔者在多年前发表过有关该传的论文（中译可见《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中国学术》第二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已吸纳陈氏某些洞见。但以笔者的阅读经验，不得不说该部分札记主要仍属印度佛教学一般性知识，而非陈氏自己的发明。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些知识也许很有价值，但难以想象它们能满足陈寅恪这一层级学人的学术雄心，再说那类知识早已体现在德国学者诺贝尔（Johannes Nobel）对《鸠摩罗什传》的德语译注之中。现存《高僧传笺证稿本》中记录的心得固然也有价值，性质仍属零散，作为研究学术问题的准备工作可以，构成专门著述的条件则还真谈不上。假若这些现存笔记是我们的向导的话，那么笔者有把握认为，陈氏其他笔记或眉批也不会在性质上有多大不同。认为陈氏有意愿或者可能最终发表学术上颠覆性的《世说新语笺证》或《高僧传笺证》，以笔者之见属于从仰望陈寅恪角度作出的猜测，既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不符，也与陈寅恪的学术创造模式不甚吻合。这倒不是要质疑陈氏本人的学术能力和信念（conviction），而是如何辨别陈氏的学术重心所在和哪种学术形式更适于他的问题。笺证这种形式并非能展现其所长的学术表现形式，按他一生撰述体现出来的特点和学术旨趣，也只能推断他无意作笺注式的学问。只要读一下现存笔记，就会发现陈氏读那些典籍主要在乎的是与他所关心的问题有关的点，而非面面俱到地为作一般意义上的札记。除此之外，坦率地说，在中古佛教学领域，陈寅恪固然有卓越之眼光与贡献，就展示的功力和投入精力而言，在三十年代后其实已渐渐不如汤用彤，而在印度佛教学方面，他更不如吕澂精深细致。我们固然可以说相关笔记的丢失在最终学术出产量上对陈有所影响（这也仅是一种假设），而不能说对他学术贡献的质量甚至学术重心在哪会有明显影响，更没有理由说那些是他原本特别想要着力的课题。同样地，佳荣君在其文中特别引述近期发表的孔令伟君的论文《陈寅恪与东方语文学——兼论内亚史及语文学的未来展望》（《新史学》三十一卷一期），特别是其中有关1938年陈氏《蒙古源流》等笔记遗失而导致转向的看法。孔文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在越南遗失书籍一事，严重地影响了陈寅恪学术生命的发展。陈寅恪早年对《蒙古源流》与梵、巴利、藏、汉文多语佛教文献用功最深，然而当1938年其手稿尽失，因此不得不放弃早年关注的语文学。（83页）……与其辛勤注释的《蒙古源流》相比，《旧唐书》和《通典》不过是“略有批注”。由此或可见陈寅恪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对于《蒙古源流》及梵藏佛典的关注，远较唐史官书为多；而陈寅恪“略有批注”的《旧唐书》和《通典》由于没有被放置在最为要紧的两个书箱内，因此得以幸存。由此可见，1938年后陈寅恪遗失重要手稿后，治学重心由内亚语文研究与佛教文献学彻底转入唐史研究，可能主要与1930年代中国的图书收藏条件有关……（83-84页）对于以上两段引文中令伟君的论点，笔者均不赞同，因为无论从陈氏学术出版的明显倾向，还是他在域外之学方面显示的功力而言，都远不足以支持此观点。虽然孔文不无保留地说1938年后陈寅恪才将治学重心“彻底转入”唐史，这样的断语仍属常识性错误。孔文似乎把陈寅恪唐史乃至中古史的研究看作一种可以余力为之的工作，这本身也是史学上的谬见。上文已反复说明，陈寅恪最晚从1930年代起，无论研究还是撰述都以中古史为核心，不仅如此，只要有唐史基本训练并愿意认真阅读陈寅恪三十年代以后的唐史撰作，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研究是十分有序的，各方面的分析最终融入两“论稿”的体系之中。若没有这种有步骤的学术工作，陈寅恪是没可能在1939、1940年的境况里写出两“论稿”的。诚然，陈寅恪有些唐史的重要论文一直到五十年代才发表，那是因为五十年代前半叶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安定的阶段。比如发表于岭南岁月的著名论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其基本论点、方法均见于三四十年代论著和讲义中，也就是重视东晋政权下地方豪族与北方门阀之关系，这是陈寅恪研究南北朝社会的主要视角之一。又比如《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更是用具体讨论填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经提示的观点。笔者相信这些论文其实多半是旧稿的完成，而非新起炉灶。陈寅恪对于蒙古史的确有相当大的兴趣，也在德国受到过相应的训练。发表于1929年的《元代汉人译名考》体现出他这方面的训练，这也许是陈垣看重他的学术的一大因缘。但陈寅恪有关《蒙古源流》的四篇研究都在1932年前发表，其中唯在《彰所知论》的研究上独具只眼，认识到其将蒙古王统之源流与吐蕃王统挂钩，对后来蒙古历史传统建构之影响。其他几篇，包括傅斯年赞赏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均为史地人名的考订，这些当然有贡献，但毕竟属于局部性的发现。他的研究工作真正受到时局影响是在1938年以后，1932至1938间数年，可谓他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研究条件也相对良好，但他却再也没有相关著述发表。孔文以批注数量多少来衡量陈氏学术重心何在，在方法上是难以成立的。谁都没有见过陈寅恪《蒙古源流》批注究竟处于何种学术层次。至于孔文同时将陈寅恪梵藏佛经相关的札记与手稿的丢失，亦作为陈氏不能再在此方面有所进展的重要客观原因，笔者更不能认同。因为孔文专注于陈氏的域外，尤其是内亚史文之学方面的涉略情况，而不是对其本人的学术转型作通盘之考察，也就是说，拙文提到的各种情况，特别是陈氏中古史研究的种种学术理路和清华等学术体制的变化，未进入孔文之视野。同样熟悉史语所相关档案的陈弱水的文章明确提到：陈寅恪的研究生涯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他放弃中外交通、内亚史地之学，改而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另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撰写《论再生缘》后，逐步停止有关中古史的著述，全力探考柳如是、钱谦益的姻缘以及明季清初史事，终于勒成巨著《柳如是别传》。（《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这个说明和笔者的看法基本一致，陈氏从1929年起，无论教学还是课题取向、发表的论文的主题均明显以中古史为核心。虽然到1932 年，陈寅恪发表的论文中与域外语文之学相关的主题仍占重要篇幅，但那显然应该看作是此前积累所致。即便在那些论文里，真正涉及对梵典的利用和发明的也不多，主要仍然是在中亚语文佛教学的视野下对中土经典的开掘。事实上在专业领域内，一位学者是否具有前沿工作的能力，其能力范围如何，是不难判断的，往往两三篇代表性论文已然足够。我们需要将陈氏的学术兴趣和他致力的学术工作作必要的区分。孔文的优点是通过史语所档案和书信等记录，将陈寅恪在内亚史和东方语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活动和关怀作更为丰富的呈现，但笔者不得不说，该文虽然条理颇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所提供之关键信息实际未有超出学界已知范围者。而孔文的一个缺失是并未对陈氏在蒙藏研究方面的工作本身作具体分析，或者与同时期西方日本学者的类似工作相比照，由此来评估这方面研究在学术体系中可能具有的位置，犹如笔者在陈氏唐史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那样。假如能细致做一下比较的话，那么笔者相信其答案恐将不同。佳荣君认为孔文利用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立论有据，于是对陈寅恪学术转向的“内在理路”有所怀疑。笔者则认为，三十年代陈寅恪之所以积极参与此与“四夷之学”相关的一些学术工作，除了其自身的学术训练和兴趣外，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对于以历史语言为基础的学术怀有热枕，而陈寅恪正是他在这方面最为信赖和倚重之人。孔文提供的陈氏通过史语所购书的记录等，也同样只能说明陈氏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对域外之学的兴趣仍在，甚至仍想有所作为，但却不足以证明其相关学术工作能否再深入进行。这些档案信息并不是通向了解陈氏学问质量的捷径。仅凭这些材料，若不作更具体的学术考究，仍是“对塔说相轮”，得到的看法是空泛而表面的（superficial）。比如孔文中提到的陈氏对《唐蕃会盟碑》的研究，陈氏在探究《蒙古源流》时对吐蕃王名的比定有所贡献，但整体而言却无法与寺本婉雅、戴密微、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等人的工作相比。假若读一下李方桂对《会盟碑》藏文碑文的研究（T’oung Pao, vol. XLIV, 1956），则可知陈寅恪有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汉文史籍中之可黎可足）在位时间的意见已为李方桂所吸纳，但李方桂所倚重的与该碑文直接有关的研究里，出自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有姚薇元发表于1934年的《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陈寅恪在蒙元学方面的工作性质也与此类似，属于零散的发现，与他在中古史方面的研究格局无法比拟。对于陈寅恪在蒙元史方面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将其放在中国该领域的发展脉络中评估。沈卫荣先生曾言，韩儒林等学成归国的年轻一辈无论在相关语言还是蒙元史训练方面都超越了陈寅恪。这是准确的观察。孔文在利用陈氏书信以佐证陈氏之“虏学”之时，其实也忽略了颇为明显而重要的证据。1936年10月11日，陈寅恪致信闻宥。闻宥当时致力于西南民族语言研究。信中说：大著拜读，敬佩之至。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承询各节愧无以对，甚歉甚歉。丁君（指丁文江）只搜集材料，经先生加以考订，遂于此学增一阶级之进步，真可喜也。近日友人王君（指王静如）归自欧，渠本治西夏语文者，最近于契丹女真文亦有所论说。寅数年以来苦于精力之不及，“改行”已久，故不能详其所诣，然与之谈及亦欣羡不已。今又读大作，尤幸我国学术之日进而惭恨无力以追随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212页）这应该是陈寅恪在尚未遭遇巨大离乱之前，对“虏学”在自身学术中之情形的最为诚实的说明。揣诸上下文意，他信中提到的“改行”不会专指西夏之学，而是指整体性的域外语文之学。而他对中古史的投入是“精力之不及”的根本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真切表露他与这些领域新起之专家谈论时，仍“欣羡不已”。说明它们仍在他的学术兴趣版图之内，只是他已不能再坐拥之了。陈寅恪的确在给刘永济等人的书信里对他大量批注本的丢失感到痛心，但这些批注中并不只有《蒙古源流》，还包含《新五代史》等。笔者不否认陈寅恪即便在此时仍对早年致力过的“虏学”或“四夷之学”深怀感情，对其工作也倍感珍惜，但这和那一刻的他是否还认为这才是他毕生未竟之业，是有重要区别的。1944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讲课介绍唐代史料，当提到回纥、突厥、吐蕃碑文时，说自己在这方面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参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可说是很贴切的自我评述。对批注丢失的痛惜，在心理上也完全可以是一种长期积累的遗憾的最终爆发，若允许笔者用较为文学性的语言来描述的话，那么这种遗憾可能更接近于和早已貌合神离但又恋恋不舍的情人之间的最终被迫诀别。相较于陈寅恪的蒙古研究，学界公认他在梵学上下的功夫更为深厚，但即便是那一方面，在陈寅恪前期生涯中，真正属于他的创获也并不多。因为这是笔者更熟悉的领域，近期已撰写了一篇小文，集中讨论陈寅恪梵学和佛教学方面的研究，会以比较充分的证据说明，陈寅恪在佛教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能力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神话故事，孔文中涉及的相关信件也会作进一步分析。众所周知，四十年代后期陈寅恪因为生活窘迫，将一大批图书卖给北大东方语文系，这批图书主要是东方学方面的。笔者在北大读本科时，曾利用特殊关系，多次到北大东语系图书馆阁楼上查看这批图书。占满一整个阁楼的图书内容包罗万象，Hendrik Kern、Sten Konow 和Georg Bühler等许多重要印度学家、佛教学家的著述均在其中，当然也包括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批图书迄今应该仍在北大。陈氏出售这批珍贵图书，固属不得已，但也可以反映他这方面学术关联之终结。其实在这一点上陈怀宇的论说远为贴切。怀宇君认为陈寅恪的东方学学养其实是一种以文献主义为导向，以中亚语文训练为基础，以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训练为辅助的学问（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三、四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一概括更符合陈氏在这方面学问规模的性质。可惜无论孔文还是佳荣君，对陈怀宇的论说均未能注意和引证。其实无论是梵学还是满蒙之学，陈寅恪都属于广博无疑，精深则谈不上，他的渊博加上超等敏悟，使其能准确判断学术前沿何在以及学术质量高下，并且能发现和感召（inspire）有志于这些领域的青年才俊，几乎成为广大教化主。他本人也能在某些特定范围内作出贡献，但并不具备在东方学领域开疆拓土的能力，这一点即使他周边的人未能判断，他本人不可能没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他那些学术背景能为他提供学术参照体，在他真正能开拓的史学领域内启发他的思路。陈氏在世时，其实能对他的梵学能力作出专业层面判断的中国学人实为寥寥。据笔者所知，当时中国学者中唯一能从梵文角度对陈寅恪论说提出质疑的是俞敏。当然俞敏对陈寅恪《四声三问》的批驳本身未必一定成立，这一点平田昌司等学人为陈文作了颇为有力的辩护。但笔者想表达的是，陈氏身边虽多为一流学人，但在域外语文之学等方面大都不算内行，因此对陈寅恪这方面的造诣基本是仰望的，他们的评论难以被用作学术客观评估的标准。至于陈寅恪“唐史转向”的外在原因，佳荣君不赞同笔者提出的清华学术体制改革对陈氏学术规模的关键影响之说，而认为王国维之死亡与陈寅恪对当时学界两大势力不满，而想另立门户，是陈氏转向史学更为关键的原因。首先笔者必须指出，拙文的论说与佳荣君提到的两点并无矛盾，完全可以互补。但体制变革影响说的重点是陈氏史学研究框架及其规模是如何出现的，相较于佳荣君的理由，拙文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更具客观性的描述。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对陈氏学术的整体取向作出的。陈寅恪唐史研究的解释性取向和他在《蒙古源流》等方面所作研究的特色截然不同，前者与陈氏强调通识的旨趣更为吻合。当时清华以蒋廷黻为领导的史学教研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陈寅恪史学方向的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着完全可以对应的关系，这和国学院较为松散随意的学术风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种客观要求无论最初是否得到陈氏的支持，最终仍会在学术上让陈寅恪受益，或者使他在无形之中调整方向。正是清华的体制改革，使得陈寅恪的史学目标朝向更系统的方向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他的隋唐史研究也就变得越发重要，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取得的成效最大。这是一种交互加强的过程。就笔者所知，以往学界从未强调过清华体制改革对陈寅恪学术的重要影响，一般都将他生涯中从国学院到现代分科院系看作一个自然的过渡，笔者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这里笔者想再举一例加以说明。蒋廷黻回忆他在清华的岁月时，提到清华历史系的情况，他说：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中略）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129-130页）这段回忆对于杨树达的评论颇为负面。蒋廷黻对杨树达本人的学术工作的描述是否精确另当别论，他提出的要求却正是陈寅恪从这一时期开始注重的工作，即探讨历史上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只是把汉代换成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而已。蒋廷黻提到的推荐杨树达来历史系教授汉史的学者里必然有陈寅恪。《积微翁回忆录》中屡屡提到这期间陈寅恪对杨树达的赞誉，包括称之为“汉圣”（该《回忆录》1932年4月8日）。“汉圣”几乎就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的简洁文雅说法。如果以此为背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向专注于训诂之学的杨树达突然会在1931年6月30日开始起草《汉俗考》（见《积微翁回忆录》），即1933年出版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恐怕正是在此种压力之下要显示自己也有能力从事“那样”类型的史学撰述。其实笔者关注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前些年受侯旭东兄之邀请，参加清华历史系的成立纪念会，才开始重视清华当年历史学科的西方体系化过程。学术体制对学人治学规模和旨趣的重大影响，这在现代学术史上司空见惯，从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人物与 Sorbonne和法兰西学院的关系对年鉴史学的影响，到今日“一带一路”号召下的种种学术产物，都可以作为参照。我们不应将陈寅恪想象为完全能够脱离学术环境的学人。笔者认为今日我们所了解之陈寅恪是清华人文科系形成之后的产物，而且同时任职于历史与中文两系，在陈寅恪后来不同类型学术课题的选择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佳荣君在其文章最后特别提到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基于陈氏在中文系任教期间的教研心得。笔者记得曾有清华老人回忆过，当时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时，陈寅恪特别提问学生有关《连昌宫词》的制作目的。学生答不上，不久陈先生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拙文的完整版中，有关陈寅恪教学和他的唐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多探讨。王汎森在《陈寅恪的历史解释》里特别提到，陈寅恪在论证中常使用“隐形的条理”，他说：在陈寅恪文的文章中，经常出现“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 或“通解礼法之君子”之类的话。言下之意是只要具此“通解”者，则不需要再摆出直接证据，即可共同相信某种不言可喻的证据。当然这种“通解”必须处在一个相同的背景文化之中，分享同样的文化符码才行。假如允许笔者在此也借陈先生这种方法一用的话，那么不妨说，通习现代学术体制对学者型塑作用者，自会对清华体制对陈氏的影响有特殊的敏感。佳荣君可能未像笔者那样，长期在学院体制中讨生活，对于教学能给研究带来的影响会比较隔膜。佳荣君屡次用余英时先生《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一文作为依据，认为笔者试图“在其师的基础上再作突破，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破绽”。佳荣君似乎将笔者的论点看作是刻意但却不甚必要的努力，这也是未能理解笔者的用意。其实笔者向来深受余师此文影响，说是“再作突破”实属夸张，但笔者的确在一个重要的点上和余先生的看法略有差异。余先生认为陈寅恪学术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以中古史为核心的研究，是由前期犹如散钱的域外之学研究上升到有整体性规模的史学阶段，而陈氏学术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才是融合自身经验和历史解读的“心史”阶段。笔者则认为，其实这一“心史”阶段从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显现了，之所以不那么显眼，只是因为陈寅恪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政治与制度等整体变化，看起来更像纯客观之研究课题，实际在这纯客观史学主题的表象之下，涌动的仍是陈寅恪的史心。笔者在拙文第三部分特别讨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突出礼制的核心地位，正是强调这其实是陈氏在危难局面下的史学回应。有意思的是在该著出版不久，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王锺翰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详细的书评。书评以对该书的摘要为主，但在文末，王锺翰高度赞扬《略论稿》的成就，并在书评结尾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陈氏这部著作（《燕京学报》第三十期，1946年6月）。该书评虽未将《略论稿》与现实境况相联系，但这一形容却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该著的神采。而《柳如是别传》之所以“心史”的征象更明显，一大原因是和书写对象的特殊性有关，讨论的文学材料本身就有强烈个人色彩，因此这种论述较讨论制度更能凸显与研究对象心灵之交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选题本身也代表某种史学倾向，但笔者从唐史从业者角度，希望提醒读者，陈寅恪唐史研究中同样存在“心史”成分。在这种语境下，特别强调的晚清与晚唐之联系之意义，就至少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了。以上大略是笔者对佳荣君质疑部分的回应，最后还想就佳荣君的个别建议提供一点感想。佳荣君在谬赞拙文有关陈寅恪唐史研究评估之时，认为拙文“如果没有最后一节，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成千上万的 paper 之海”。对于他人谬赞，笔者素不敢沾沾自喜。自学术史眼光，任何著述均难逃被淹没之运命。但这里笔者还是要说明一点，即拙文写作，虽表述或有不清，论据或有不足，全文三个部分之间却有内在关联，未可轻易取一而弃其余。佳荣君全未提及的第一部分看似有点玄虚，因为是从西方史学理论角度谈陈寅恪史学的方法，实则是笔者思考时间最多的。陈氏与西方学术理论之关系常为学者讨论之对象，但以往的取径，大多着眼于找寻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理论对陈氏史法的直接影响，这一路径在笔者看来取得成效有限，因为陈氏并不像钱锺书这一类型的学人，一般不会去直接借用某一西方史观来佐证自己的研究，即便他所运用的概念如“种族”“阶级”有明显西方学术背景，其运用方式也有他鲜明的个人色彩。借用陈寅恪自己喜用的佛教术语，他对西方史观的借用，更多恐怕是“熏习”的结果。也有学者强调陈寅恪史法中对“通则”的强调和对假设的运用，这自然是准确的，但强调陈氏史学中的假设，虽然能解释陈寅恪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推衍方式，仍不是对他的史学立场的分析。至于“以小见大”这种传统经验式的评论，更容易流于印象。因此笔者决定暂时抛开这些取径，直接将陈氏的工作放置于现代西方史学方法的关照之下，对之加以解释，或者将其与类型相似的现代西方史学大家相比。这并非机械“翻译”的过程，即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简单地“翻译”成西方史学的概念，而是希望能通过一种新的框架，去解析出被以往解释框架遮蔽的陈寅恪史学特色，这一框架其实直接影响到笔者对陈寅恪唐史贡献的评估。无独有偶，同样在王汎森有关《柳如是别传》的分析文章里，他采取了同一路径，当然他的分析比笔者更为灵活丰富，非常推荐读者参看。但在试图做到对陈寅恪有“了解之同情”这点上，本人与王汎森先生则为一致。佳荣君文章的最后部分认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在陈氏的唐史研究中同样重要，且认为该著的影响更多存在于文学研究界。他为其未能引起史学界足够重视而表示遗憾，并认为拙文若能包括对此著的讨论，或许就“更周到透彻”。笔者非常感谢佳荣君这一提示，也完全同意《元白诗笺证稿》是一部卓越的著作。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著作其实从未离开过笔者的视野。佳荣君可能忘记了，在笔者关于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一文的最后部分，就专门谈到了这部著作的隐含意蕴，近期笔者发表了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的长文（《孤独的白居易：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北京大学学报》第五十六卷第六期，2019年11月），其实是用另一种学术的方式向陈寅恪的这一著作致敬和对话。对于此著的特点和内容，笔者是相当熟悉的，因为笔者从撰写博士论文的时代就离不开元白诗作和陈氏的解读。在三联将出的小书的序言里，笔者会进一步谈及这一问题。之所以未能包括在拙文中，倒不只是篇幅限制，而是因为此著并不像两“论稿”那样有整体结构，胜处与谬误更多呈现于具体论说之中。不过话说回来，也许笔者对相关材料比较熟悉，以今日唐史研究的深度而言，笔者感觉陈氏在元白诗作笺证的尝试存在不少问题，但非三言两语可以阐明，“以诗证史”的内涵也须反省，这些只能留待合适的机会再集中讨论。笔者在拙文末强调陈寅恪是不应该被简化的史家，在这一点上笔者相信应该与佳荣君是高度一致的。笔者实无意作陈寅恪之解人，撰写拙文关心的仍是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陈寅恪史学遗产的问题，同时也希望能与陈氏史学之间多少有种视域之融合，知我罪我，the jury is still out。(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本文为年初面向高榕资本研究院（以及部分投资团队）作交流的文字纪要，主题为《我的行业研究方法论》。该交流持续约八小时，文字纪要约八万字，涉及宏观、产业、产品，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我们作一定删减，并根据时间顺序逐步整理出。目录一、关于研究阿丽塔仙子精灵反乌托邦洛丽塔二、什么是研究话语体系行业划分知行合一虚假世界你做不出成果只恨黑夜太漫长观察生活解放天性/当众孤独/时刻准备着游戏规则与市场机制三、核心方法论（基础）驱动力与信号验证核心驱动要素草根调研代理变量假说成长红利/ABH效应四、核心方法论（进阶）影子魔法与水晶球人民币汇率问题毛利杠杆与库存周期晴雨表宏观经济问题社会文化问题金融反身性与产业反身性精确的错误与模糊的正确话语体系的损耗数据挖掘五、核心方法论（艺术）非线性外推PE是什么成长与周期股票价格估值上帝视角数字货币的例子价格决定预期差投资五要素六、小结待续……注：本文为目录中的第一章与第二章，约1.2万字。第一章：关于研究阿丽塔放个视频给大家看，我用抖音自拍的阿丽塔，抖音的美颜算法很强，看完电影后，我就想到“抖音或成最大赢家”，因为看到阿丽塔首先想到的就是抖音的大眼瘦脸。我还有一些，大家也可以拍一些，女生肯定可以拍的，不管是不是因为美颜总之抖音能看到很多美女，抖音会帮你发现自己的美，为什么火是因为这是一个好产品。我穿的这件蓝色毛衣也是一件典型的“软妹服”，我们后面也要讲到。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行业研究方法论吧。过去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的研究成果，但这是第一次讲研究方法论。我会结合做产品的一些经验，以及过去在券商的一些经历和案例。首先大家想一个问题：什么是研究？以及什么是好的研究？前几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只有一天的时间解决，他会用95%的时间去研究问题是什么，再用5%的时间去解决问题，我很认同这一点。就是95%的审题和5%的解题。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搞清问题是什么，当问题被界定清楚时，答案便显而易见了，你离问题越近，就离答案越近。我们现在讲研究方法论，我们可以把“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研究一下，研究以及好的研究其本身到底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问题界定清楚时答案便显而易见。还有一句话是“万解皆可包，唯有题无价”，即所有解决方案都是可以外包的，提出关键性问题才最有价值。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一些困扰，你想该怎么解决，你潜意识里有一个问题，但可能并没有仔细界定这个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讲的到底什么是研究？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什么是爱情？以及什么是二次元？什么是萝莉？什么是社交？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又是新零售？仙子精灵什么是爱情？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爱情，即便没有经历过也至少向往过，知道爱情“大致”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当问到什么是爱情时，你脑子里会蹦出很多概念，很多感动，那到底什么是爱情？我和朋友做过这个事情，一天他问我什么是爱情，我们几个朋友回答是美好是痛苦，是希望是绝望等等，每个人都在说，最后差点声泪俱下。你发现爱情场景中的点点滴滴太多，是我人生的希望，是我人生的绝望，是我的全世界也毁了我的全世界，是精神交流，是肉体融合，是小鹿乱撞，也是胃痛，失恋的时候胃是会痛的。说到爱情脑海里会出现大量场景，对应的词便会蹦出来，到最后越来越深刻，你就接近崩溃了。所以我这里提到了很多词，是阳光明媚，是乌云密布，是喜笑颜开，是声泪俱下，是轰轰烈烈，是万劫不复，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爱情到底是漫不经心还是掏心掏肺呢？阿丽塔就是掏心掏肺，看到一个帅哥就爱上了，缺乏爱情经验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男人也是如此，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喜欢，然后不切实际地追求，搞得双方都很尴尬，但这也恰恰是最宝贵最美好的经历，所以爱情是包含很多方面的。然而，在今天掏心掏肺的纯情却被称作舔狗。这是因为，爱情游戏的本质在于你需要“漫不经心”。爱上一个人时，你会变得卑微，因为你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美好品质，全都赋予了你最深爱的人。这是矛盾，也是人性无法逃脱的宿命。所以我说爱情是不稳定的存在物。热恋很幸福失恋很痛苦，这和投资很像，投资赚钱和亏钱的感觉与热恋失恋高度一致，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有天堂和地狱同时存在的反差。真爱像稀有金属一样难以以单质形式保存，条件苛刻，你需要很好的经营，但大部分人都很着急。所以对于爱情，我说她是森林里的仙子精灵，如果有生之年你曾经遇到过她，曾经看见过她，这是“曾经”这个词在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次使用场景。因为你可以骄傲地说出，我曾经相信过、看见过爱情。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定义本身就是主观的，并不严格存在一个客观世界，正因爱情的这种主观性，最近流行在任何一句话后面都加上“像极了爱情”就立即深刻起来，也是这个道理。投资，像极了爱情。那什么是美女呢？其实类似，金融市场选股就是选美，其实就是你要去关注“主观”是什么而不是“客观”是什么。其实不仅资本市场，互联网以及2C的产品，都是在判断大众主观在如何变化，那什么是美女？我不展开了，我讲一下结论。首先我们讲的是异性眼中的美女，男人眼中的美女首先是长得好看，这没问题，但美女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呢？是“社会属性的难以接近性”。比如你的亲妹妹长得再好看你也不会对她有什么想法，因为社会关系太接近，这是结论，原因在于“美”是“感而不应”。具体我不展开了，因此美女界定核心恰恰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反乌托邦那什么是社交呢？我在《社交产品方法论》中已经阐述，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了。当我们提及社交时，不同人心中会有不同概念，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无论是为了避免交流时各说各话，还是更重要的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首先都要界定问题。社交产品有多种界定方式，我从技术逻辑界定成通讯、媒体与交友三大类。通讯是既定社会关系沟通工具，媒体是社会化传播工具，交友是社会关系扩展工具，三者有区别，但正因他们都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并通过互联网完成，所以我们都叫它们社交产品，但三件事背后的产品逻辑和技术逻辑都是不一样的。通讯产品出现需要计算平台级技术进步，这是怎么超越中国移动的问题。社交媒体依赖平台内技术进步，从3G到4G再到5G，抖音全称叫抖音短视频，和当年快手GIF一个道理，GIF是3G环境的产物，短视频则是4G环境。接下来抖音一定会把“短视频”三个字去掉，就像快手去掉“GIF”一样。交友产品则是另一逻辑，其实我们可以出一道题，请在下列选项中选出完全与其他几项不一样的选项：微信、微博、抖音、陌陌。你会怎么选？不同视角不同答案，但有一个“更深刻”的答案。你可以选微信，因为是熟人社交，是即时通讯。你可以选微博，因为是最大的舆情平台，社交媒体。你可以选抖音，因为是短视频。如果我选，我会选陌陌。因为他有着更深刻的差别。陌陌和其他三个产品之间的差别已经上升到了“阶级关系”。我们说这么多年，即时通讯一直被很好的满足，社交媒体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今天唯一没有被解决的，就是交友问题，包括婚恋。App Store社交排行榜基本上是最浪得虚名的排行榜，因为除了前面的一些产品外都是“垃圾”。这个品类太缺产品，永远是“今夜寂寞”、“同城约”等字眼，因为交友需求从来就没有被正真满足过。这也是为什么交友类产品，永远是一波一波，爆发之后又掉下来，水分蒸发剩下淤泥变成酱缸，陌生人社交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对都会短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交友类产品的创新与酱缸周期，也源于陌生人社交的根本矛盾：社会化大交友与优质的脸和钱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大家都要找最好的脸和钱，但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是“阶级关系”。这是交友类产品和社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的最大区别，因其涉及社会关系拓展，阶级性是社会规律，永远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反乌托邦模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社会模型。阿丽塔也一样，人们想去一个地方，但不让去，但可以通过参加比赛去，目标明确，反而简单了，只是现实社会比这个复杂，真是像极了爱情。洛丽塔什么是萝莉呢？萝莉（可爱的低龄少女）一词源于洛丽塔（小说）但不等于洛丽塔，更不等于穿着Lolita裙子的人（lo娘）。刚才大家提到最近在调研Lolita用户，在做用户访谈，其实了解圈子的最快方法就是进入这个圈子，调研会因为技术问题失真，事实上大多数调研都难以接近真相。真正的用户调研来自一种“主观感知”能力而非客观统计学调查。因为永远无法通过抽样接近客观真相，只能形成主观感知能力来判断真相，类似金融反身性原理，这是一种社会反身性。我过去买了很多Lolita裙子和Cosplay裙子作收藏，最近我开始尝试。我对漫展很了解，也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去漫展，但这更多是一种理性认识，或尚不深刻的感性认识，直到穿上裙子那一刻，我才真正获得了感性认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穿上裙子那一刻，你开始发自内心期待漫展，因为你开始渴望展示自己，开始思考如何变得更美。哪怕只是通过拍照及后期做出完美的平面效果，而不是在现实中，但这件事情，也已经足够引人入胜。我妹妹玩了十年Cosplay，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她的大多数作品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的“完美”，后来发现男女审美并不一致，进而在视觉展示上（包括角色选择）追求的重点就不一样，女性更多追求 “华丽大气”，而非“吸引力”。这也是我开始“穿女装”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在试验自己心中的审美风格。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完美女子形象，我还不曾遇到你，便只能先把自己变成你。很短的Lolita裙子，运动鞋，上身吊带（JSK无袖），里面T恤，手持宝剑向你跑来，然后启动法拉利带你认识更多萝莉。你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娶你。我的意中人则是一个盖世萝莉，我相信有一天她会开着法拉利，身穿短裙丝袜，脚踏AJ，带我认识更多萝莉。所以大家应该去买点裙子，Lolita/JK制服/汉服还是Cosplay用户很多是学生，买裙子还会有经济压力，在座的各位都不会有压力。这恰恰是了解圈子、研究用户的真正捷径。大家也可以多参加漫展，漫展信息可以看喵特APP。五年前我说过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漫展正像当年中国三四线城市电影屏幕一样快速增长，2012年便诞生了10亿票房的电影《泰囧》。去年中国漫展已经办到了3822场，除去一、二线城市外仍有2322场。下一个趋势是电竞中心。第二章：什么是研究话语体系现在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什么是研究？我把研究分成三类：一是大家日常口中所说的“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即工作和生活中都会出现的我们叫它“①求真态度”。后面两种则是专门的研究职能：一是“②学术研究”，另一种是“③商业研究”，券商研究、以及买方（包括一级市场）自己的投资研究都是商业研究。学术研究好理解，今天我们主要讲商业研究。以及更关键的，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差别。这里我会结合一些二级市场的例子。记得刚进申万研究所时，领导就给我们强调要完成学术研究到商业研究的转变。券商招人强调实习经验，一是行业节奏快没人有时间教你，二是学术研究到商业研究之间有一个鸿沟，最好在工作前你就已经跨越了这个鸿沟。但正如申万研究所的优良传统之一，申万（至少在早年）招人最不强调实习经验，甚至你最好不要有任何实习经验，学生就好好完成学术研究，申万的培训体系能在三个月内帮你完成学术到商业的转型。这一点是非常对的，研究能力相通，如果没有接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你很难完成好的商业研究。如果你在学校混日子是很难做好研究的，做商业研究时你会一脸懵逼，你要重新进入一个探索过程，因为研究是有经验的，有习惯的，需要一个持续训练的过程。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的总结是：商业研究需要有①可操作的②经济利益。你不能研究了半天，一点操作性都没有，同时背后要有经济利益，这是和学术研究的最大差别。学术研究就像一个大圆，你在圆的边缘上往外做了一点点贡献。这些东西可能当下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操作性，但把人类知识往前推了一点，这就有学术价值。商业研究则要有可操作利益。金融市场比较直接，可以买卖，产业也是类似，上马什么项目进入什么领域，都要有可操作的经济利益。因此切勿陷入探究本身的快感中。探索求知是很快乐的，但商业研究不能只是快乐。举个例子，二级市场事实上你在哪个行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职业生涯高度，比如航运这个行业，周期是三十年，你如果进入这个行业时恰逢下行周期，下行周期十年，直接超过了你的职业生涯，那你就有点麻烦了，虽然你依然可以研究的很快乐。行业划分二级市场大多券商都会对行业进行全覆盖，因此会有好坏行业之分，秘密就是你要进入好的行业，我入行看的是钢铁行业，在明确知道这个行业“没有前途”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呆在这个行业，因为我想学一下产业链。这也涉及申万的人才分类策略，行业划分整体涉及上游领域（资源品）、中游领域（制造业）和下游领域（消费品）。一般学经济的人去看上游，其更受宏观经济影响，如钢铁、有色、煤炭、建材、石油等。钢铁行业事实上属于中游制造业，但在实务中仍放在上游资源品领域。我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因此在实习时就去了钢铁行业。学管理的人看下游，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旅游酒店等，因其更受消费者市场影响。有工科背景的人则去看制造业，这一点好理解，“复合背景”在投资领域一直很吃香。TMT则跨越上述三个品类。但正如申万研究所的另一个优良传统，事实上申万可能是所有券商里招募“工科背景”最少的券商。这涉及券商行业研究的本质。券商行业研究的本质是金融研究。你需要懂行业，但你更需要懂金融，你做的研究实际上也只是金融研究，即你所在行业及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如何影响了预期进而影响了股价？这又涉及另一句申万名言：证券研究的直接目标是寻找预期差。行业知识都可以学，金融素养则更加重要（当然也可以学）。申万领导曾说只有三个行业需要有相关背景，一是医药，二是化工，三是电子勉强需要。不是因为这三个行业无法临时学，而是临时学起来太耗时间，事实上只有医药研究员需要相关背景。我正式入职前领导一度问我要不要转去化工行业，我诧异这不是需要相关背景吗？领导答只要你高中是理科生就可以了。我还是选择留在钢铁行业，因为我在钢铁行业实习了很长时间也在宏观部门实习过，有一个自己的宏观与产业链研究体系的搭建过程，钢铁行业受宏观驱动，上游涉及铁矿石和焦炭，下游涉及房地产、基础建设、造船、汽车家电、轻工业等，几乎涵盖所有上中下游产业链。我后续转行互联网行业研究，也受益于钢铁行业的训练。我研究互联网行业的时间很短，但做出了一些成果，很多人问我怎么做的，事实上就是源于钢铁行业的研究基础。行业研究是你要去洞察一些东西，即便你在航运行业，你也可以去搞清楚波罗的海指数以及世界经济周期，这背后都很有价值。知行合一讲到这里，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知行合一。前面讲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可操作的经济利益，即正确把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事物=客观+主观+主客观之间的裂痕。如果说谋士在知，主公在行，那么研究是认识世界，产业化是改造世界。知和行本身有一个交集，好的学术研究和商业研究都在这个交集里，学术研究的范围比商业研究大，且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在这个交集里。前面说的研究三种类别中的“求真态度”即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态度。就像投资经理肯定要做研究，但他需要的是 “求真态度”而不是专职的研究工作，把他分工出来就是商业化研究，但好的“研究”一定是和执行高度相关的，你研究到极致时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本身，而不再仅仅是“研究”了。某件事做的非常好的人，他一定明白其中的秘密与Knowhow。你做研究也是在逼近这个状态，即不仅“知”，还要“行”。最好的研究就是最好的执行，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看待，你就会发现研究并不是一个“后台”，而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你能做到“知行合一”你就很厉害。人都有舒适区，当你研究的很快乐时你要小心了，你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研究在操作性上的价值，事实上你要明白主观和客观之间存在的裂痕，我们永远只是在逼近真相，但你自己要明白到了什么程度。二级市场的研究都是进行获利交易，股票你买卖就行了，但炒股票实际又很难，因为你只把握了50%的概率。基本面你把握了80%，但股票价格=价值+套利+情绪——申万研究所，它由三部分组成，并且还天天变，这就变得高度复杂了。所以股票研究本质在于研究预期的变化而非基本面的变化，只是后者影响了前者。你可以把一个问题研究清楚，但你必须明白你研究清楚的东西在整个决策系统里占了多少比例，它可能只占了20%。如果你以为你搞清楚了80%，那就是在自娱自乐，在搞行为艺术。但如果你真正搞清楚一个极小的部分，至少你在这一点上你是知行合一的。由于我们当前在探讨“研究”，我便把“研究”和“执行”在逻辑上做了区分，事实上两者没有区别也不该有区别，研究者和执行者都是从两个方向无限逼近价值实现。只是当他太难实现的时候，我们便区分了职能。知行合一并不代表时时刻刻需要“有用”，大部分基础研究在当下是无用的但在某时某刻是无价的。但这涉及另一个话题，即创新是边缘溢出。当“暂时”无用的研究一旦完成“边缘溢出”便实现了价值，基础研究在等待“边缘溢出”，“知行合一”在创造“边缘溢出”。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还要问一下什么是爱情？因为如果你连什么是爱情都搞清楚了，还有什么东西搞不清楚？ 虚假世界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前面我们讲到互联网行业和钢铁行业（以及周期品行业）的差别，一个是研究主观世界，一个是研究客观世界。周期品行业要不断逼近经济运行的平均水平，互联网则要不断逼近大众心理的平均水平，前者是客观世界，后者是主观世界。互联网是主观世界好理解，事实上经济周期也是主观的，都存在反身性原理。文化流行存在反身性，宏观经济也一样，经济规律、政府调控、主体行为共同构成反身性，包括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差别。巴菲特说，大部分投资人是不看年报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不认真和不用心的，投资领域无论二级市场还是一级市场都是如此，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干一份工作，只有极少数人用心，或者说，大部分人待在虚假里。奥地利学派讲，大家看到经济下行后政府会增加支出或扩大信贷，但经济规律是经济进入衰退后必须通过萧条来完成市场出清，让非理性行为得到清偿，经济自然会快速复苏。经济高涨时大家都觉得自己牛逼，进行了不必要的扩张和资本开支，借了不必要的钱，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干，你觉得你不干就落后了，就完蛋了，所以你也去干了。之后一定会带来问题，金融经济互为表里，之后就没钱了，这个过程就是市场出清，让犯错的人付出代价，从而减少总供给。市场萧条后自然就会再起来，但如果去救的话，问题就会更大。想想个人借贷就好理解了。用于消费而非价值创造的贷款，如果继续提供信贷，无异于延缓更大问题。奥地利学派就是说什么都不要管，市场出清后自然会快速复苏。现实中更多是皇帝的新装，这一点非常关键，但这一切又是“合理”的。你做不出成果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好的研究？我们来看看一九法则，以及199法则，世界永远是两极分化的。市场上1%的人赚去了99%的钱，0.1%的LP赚去了99.9%的钱，全球化和AI又加速了两极分化。研究也是如此，大部分研究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不用心的，资本市场的“虚假”程度只会远超你的想象。如果给好的研究一个定义，我叫他“建体系，出思想”，这句话也是申万研究所提出来的。申万要求研究必须建体系、出思想。当然即便在申万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少数。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知行合一，研究本身是一种艺术，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艺术家（投资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人包括在座的部分人做不好研究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常态。这个世界上90%的研究只是在“提供信息”，也即一份工作。9%的研究给人启发，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建体系”。只有1%的研究令人惊愕，我们叫他“出思想”。这便是研究三层次。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所以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并不要默认你能做出什么成果，因为大部分人都做出不成果，包括投资也是如此。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到底是那90%，9%还是那1%，你需要努力，以及判断自己的天赋领域，亦或是满足于只做那90%。高中艺考生越来越多，但大部分成不了艺术家，甚至只是为了逃避文化分数。即便上海戏剧学院这种层次的表演系和导演系学生毕业后不少也只能干着不相关的工作（技术进步会逐渐改变这一点），播音主持专业大部分毕业后也并不在从事主持人工作，央视、卫视的主持人要求很高，大部分人也不愿去基层电视台或相关领域，最后也就从事了其他职业。研究也是如此，研究和做学术一样需要天赋，研究和投资事实上都是高阶工作，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只是中国经济过去的加杠杆使得很多高阶职业变成了一份日常工作进而误导了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一级市场大部分人都投不出好项目，但很多人并不明白事实上大部分人也做不出研究成果，因为投资与研究本无区别。VC投资是认知、圈子、阅历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份工作，研究的迷惑性也在于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种脑力劳动，只要高学历就可以完成。研究恰恰涉及前文说的主观世界与反身性甚至“边缘溢出”，如果把研究一词换成“深刻洞察”就好理解了。研究的基础是获得信息和整理信息，当你对信息和逻辑理解非常深刻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自己的体系，比如什么是社交、什么是爱情，他一定是一个逻辑体系，你首先需要把它界定清楚，比如我们说社交包含通讯、媒体与交友，通讯依赖计算平台技术进步，媒体依赖平台内技术进步，而交友最后还是一个阶级矛盾的问题，这样就是一个体系。但很多研究也都能形成让人启发的体系，这还不够，最高阶段则是出思想，即你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种思想。做研究你必须要求自己建体系出思想，否则你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我们刚才讲的商业研究，不仅指卖方研究，而是指商业价值导向的研究，买方研究（包括VC）本身也是商业研究，必须产出商业价值。只是卖方研究你还必须把它搞得很牛逼的样子，比如一篇报告50页甚至100页，要显得牛逼，但如果只是内部汇报你的逻辑与洞察，一般3-5页足以。卖方研究出于要显得很牛逼，要把一些方方面面展开，把一些基础信息和补充信息附上，这也是有价值的，但核心还是体系与思想。大家可以尝试找一个领域或一个点进行深入洞察，你搞懂它后，他一定是一个高度简单和高度容易理解的结果，这些洞察就是有价值的，作为内部汇报的话你可以在附录里附上补充资料，逻辑和洞察本身则是简单却富有启发的结论。你可以提供信息，但这只是基础工作，你要知道如果没有体系，没有思想，你的研究就真的没什么用。研究是跨越主观和客观的鸿沟，大家想想如何建体系与出思想，强大的洞察力其实是一种性格特点，所以研究要靠天赋，我叫它“只恨黑夜太漫长”，即一种神游的感觉和创造心流的过程。我们前面讲研究要避免陷入快感，是不要让快感成为研究本身，但研究一定是有快感的，对“真理”的追求，朝闻道夕可死矣，你会一晚上不想睡觉，就像小学生想到明天要春游的那种感觉。只恨黑夜太漫长去年5月份朋友圈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大致叫悲催的成年人，什么做PPT到凌晨然后电脑坏了，很多辛苦感人的画面让大家共鸣，我当时也转了，但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正能量，一点都不辛苦。这种只恨黑夜太漫长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也是你人生中最奢侈的一段经历，只有在你最年轻的工作时期你才能体会到，加班到两三点万籁俱静身心合一的专注感觉。这也非常有利于你的职业生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职业习惯都是在工作最初的2-3年内形成的，你如果没有找到只恨黑夜太漫长的感觉，那很遗憾。什么是青春？不计回报的努力还能让你感到快乐便是青春。研究是一种天赋，事实上就是一种快速进入“神游”状态的天赋，本质是一种感知能力。我们前面说无论是互联网泛娱乐产业，还是周期品制造业，到最后都是一种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反身性的感知能力，研究的天赋即强大的感性感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强调什么是爱情，当你开始思考什么是爱情，你开始声泪俱下，爱情便深刻地理解清楚了。有中学生问我语文不好怎么办，我说你去失恋一次语文成绩就会上来，失恋后内心会有源源不断想要表达的东西，你文采会变得很好，语文成绩就上来了，本质是感性化能力上来了。人类强大的情感能力在经历痛苦后都会表现出来，所以失恋是很多人的人生转折点。所以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件高度感性化事件，我研究问题时经常听一些很中二的歌曲，非主流三巨头，徐良、许嵩、汪苏泷，即能让你快速进入青春期思维模式的歌曲。青春期是大脑算力即流体脑力的巅峰，我们虽然过了青春期，但可以通过歌曲进行超频。十几年前我用500倍杠杆炒外汇，全是手动高频交易，几秒钟下单，十几秒后平仓，我必须听着马克西姆钢琴曲，大声快节奏的音乐能让人进入一种失去自我的状态，然后下意识建仓平仓，我叫它“用感性祛除感性”。如果说研究靠天赋，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还有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法，怎么去做点事情呢？我叫他观察生活。观察生活“观察生活”一词来自表演学，演员需要塑造各种没有经历过的角色，他必须通过生活中的点滴观察进行积累，比如街头遇到乞丐，和他交流，看看他在干什么，看到建筑工地进去搬搬砖，你要深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前面聊到调研Lolita用户，调研本身是一种观察生活，但要做好一个调研本身，真正的观察生活就是亲自去尝试一下Lolita。你自己穿一次Lolita可能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要穿裙子？为什么要省钱买裙子？是因为虚荣吗？部分是，但更多是因为让你发现了自己的美，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你开始变得自信，开始很热爱这件事情，进而开始热爱生活。你开始找到了生活中的闪光点，你找到了甚至找回了少年心气，找到了疲惫生活中最后的英雄梦想。TFBoy很多粉丝是中年女性，杨超越有很多国企男性粉丝，SNH48有很多富二代粉丝，为什么，因为杨超越给了我们平淡无奇一眼到头的生活中带来了那么一点点英雄梦想，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还会闪光还有盼头的瞬间。明星只是一个法相，那么杨超越就是一个很好的法相，你追的不是一个明星本身，而是提醒你追求心中最后的梦想。明星就像一尊“佛像”，佛像本不是佛，佛像只是提醒你要敬畏心中的佛法，因为每个人都是佛，见性成佛。“偶像”就是“像偶”，一个你想成为的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正处青春期，家穷人丑，成绩还不好，如果你还不追星，你的青春期那不是一事无成？当然为什么会这样是家庭教育进而阶级关系问题。但不管怎样，追星已经是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了，因为每天叫醒你的不再是闹钟，而是梦想。蔡徐坤也是如此，其实不用质疑现在的男性偶像为什么越来越女性化，这本身是女性消费主义的崛起，把男人打扮成洋娃娃，是因为要给女性消费。所以买裙子也是观察生活，当你观察生活到极致时，你就是一个演员了，你也是一个对产业、产品和用户非常有洞察的一个人。除了观察生活，表演学里还有“解放天性”和“当众孤独”两个要素，以及我加上的“时刻准备着”。解放天性/当众孤独/时刻准备着“解放天性”作为表演第一课，简单说就是让你彻底放开，以便塑造任何与你人格性格不一致的角色，往往通过极端的表演行为来训练。比如先想象出物理上与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场景、角色行为和角色特点，然后再演出来，把视觉上和精神上最难以忍受、甚至摧毁价值观的场景自然地表演出来，那么解放天性训练就完成了。“当众孤独”作为表演第二课，简单说就是做到不受大众和旁观者影响严格遵循内心。在舞台上严格按照剧本完成角色，不受台下万千观众的唏嘘、质疑、称赞、吹捧等行为的干扰。最后我再加上了一个“时刻准备着”，这其实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提法，即时刻保持状态。商业上也是如此，成功者往往都在争议中成长，因为他们解放了天性，也完成了争议中的成长，因为他们做到了当众孤独。好的研究者/执行者也是如此，因为一个极致的研究者本身就是一个执行者。这三点本身又是和“观察生活”相关的，你要做好研究，或者说知行合一的话，首先你要做到观察生活，深入生活。更高阶段你则完成了解放天性与当众孤独，你成为了一名演员，你与这个世界已经融为一体。我一直说研究是高度感性化事件，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互联网与新兴产业，其本质都是用你的内心去同步这个世界的频率，感受这个世界（包括大众主观世界）的震动，进入群体共鸣，完成连接，完成你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个世界天地万物都在相互作用，你要做的只是融入这张大网。所以让你买裙子只是很基础的一件事而已。好的研究者/执行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最优秀的则是一名演员。游戏规则与市场机制讲到感知能力，申万在选择研究员时会有心理测试，横向思维看策略，纵向思维看行业，以及横向思维看包含产业链多的行业等。策略分析师必须相貌英俊，行业分析师则必须练好唱歌，这些都是研究中的Knowhow，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当然更大的游戏规则在商业本身，尤其是资本市场。证券分析师本质是在做销售工作而不是研究工作，原因一方面在于前文说的大部分人是做不出研究成果的，另一方面在于，这个世界大多时候比我们想想的虚幻，当大家都活在虚幻中的时候，真相便不再那么重要，大家只是在玩一个游戏而已，各方也只是在相互配合完成这个游戏。也正因为此，超额收益永远只属于少数人。这让我想起《寒战》里梁家辉的一句台词：“我服务香港警队30年，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不过在这30年里，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明也好，暗也好，第一步学会它，不过好多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死了，知道为何？自以为是。第二步，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把线头找出来，学会如何不去犯规，懂得如何在线球里面玩，这样才能勉强保住性命。”但我今天不是在讲职业生涯规划，我是在讲研究，道理一样，任何事情，你都要搞清楚其背后的秘密，包括研究的规则，研究的方法，你都要理出来。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驱动力问题，我叫他市场机制。卖方研究有外部客户作为驱动力，这一点很重要，就像任何创业的成败，本质都源于是否存在巨大的外部需求推动，外部需求会推着你走，推着你成长并给你足够容错率，这就是市场机制。一级市场VC研究团队的驱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内部投资经理和合伙人吗？我认为这个驱动力不够，优秀的人才是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但这种驱动需要建立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实现，也即大量需求和倒逼机制，这是一个关键话题，即对内服务的研究团队的驱动力来自哪里，相比外部市场的强大驱动，内部需求、领导评价等驱动会显得不足。注意，这并不涉及“自我内心满足”和“外部评价满足”的个体心理学差异，内部需求的评价对个体来说也是一种“外部评价”，该问题本质上涉及的是，对内服务的研究团队其所在机构能否源源不断产生强大需求推动研究团队成长，因此对内研究团队要是未做出什么成绩，原因可能是来自机构本身而非研究团队本身。但最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讲了这么多，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开始涉及研究方法论，而更多是关于方法论的方法论。下面，我们开始正式探讨“研究方法论”。待续……

很多写作论文的人都知道，要完成一篇较大的论文，准备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一旦真正准备好了，动手写作的时间不过数天到数周。以下是达晋编译简单总结出来的，撰写一篇论文的大致步骤。第一步，确定论文的选题。从广义上说，只要有新观点、新发现、新角度、新研究方法、新材料等，选任何本专业范围内的题目都能够写出东西来。但有些作者是第一次写学术论文，缺乏经验，也缺乏深厚的知识积累，对选题难以把握。如果选题过大，可能无法在这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展开。所以，选题是否得当，对于论文写作有很大的影响。以达晋编译对论文的选题经验来看，选题可从本专业的研究空白、发生争议的话题、对比性的话题、以其他专业角度研究本专业的话题、有新角度插入的老话题、刚冒出来的本专业新问题等方面来考虑。第二步，围绕已经确定的论文选题，回顾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或者叫文献检索。这一步的工作是较为艰苦的，需要有思想准备。因为有些中文学术资料在网上没有，需要手工查找，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能很大。拉丁文资料，特别是英文资料虽然由于网络传播的方便条件，相对好查询，但是不少资料即使找到了目录，真正能够阅读到，仍需要作者不懈的努力。全面搜集资料既可以避免重复了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也可以从中启发思路、产生观点，为下一步做观点、角度、材料上的准备。第三步，提出自己关于选题的理论假设，或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选题是指准备写的论文的大体方向和范围，在动手写作时，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具体观点是什么，可以先设想出一个或几个观点，再通过许多证据、材料来论证这些假设是否是成立的，从而形成论文的主体；二是具体论证什么问题，可以提出许多原因、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它们是不是与所论证的问题相关，相关到什么程度，这需要通过科学的调查和分析。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涉及论文的核心思想或论证主题，应当明确，且贯穿论文的始终。第四步，决定采用哪些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大体可以归为两大范畴，即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后者又可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假设、收集资料的方式和对结果的判断标准，但是各种研究方法在如今的论文写作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相容和内在的连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选题和讨论的具体问题，以一种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的方法。例如，以逻辑分析为主的论文，适当采用一些定量分析的数据，有时会给文章增添一些分量。第五步，设计论文的框架结构。一般情况下，一篇论文要有绪章、入题的第一章、主体章节，以及结束语。章节的设置在写前要有个大体的布局逻辑，使之结构合理；章和章之间有一种逻辑联系，防止盲目写下去，淹没主题，不知所云。这一步很少有一次完成的，往往会根据收集材料的情况、调查访问中遇到的新情况，经常变动。但到了写论文这个层次上，大体的文章框架不能仅仅存于脑子中，一般要形成文字，相对细致一些，具体到“节”更好，便于写作时心中有数。第六步，对已经取得的文献资料、调查材料和各种论据进行分析、归类，分别充实到各章节中，再进行解释、论证。各种材料和论据，不是天生就可以证明论点或说明具体问题的，需要通过作者对材料的组织和论证，才能使其变得富有生命力，极其自然、有力地为自己所论的题目服务。往往需要温习一下学过的逻辑学或社会调查统计的知识，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的数据组织方式，紧紧围绕已经确定的理论假设或具体问题，调动自己所学的各种知识，通过正论、反论、设论、驳论、喻论等手法，论证观点或问题，得出结论，完成论文。第七步，对论文从技术上进行规范化的检查和调整。章节设计的技术问题、文中的引证标示、注释及编号、文后的参考文献编排，以及不属于论文本身的内容提要、关键词等，都要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进行检查和调整。这些虽然属于技术性问题，但也反映出作者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引证，凡是使用了别人观点的地方，都应当注明材料来源，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将别人的研究成果变成自己的。标明的材料来源也要十分清楚，论著名称、作者或编者、出版社或发表的刊物名称、出版或发表时间等。

一般来说，没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因此，学术论文应当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表现在与已有研究论著不同的新发现上，包括新论点、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手段或新材料等。尽管创新性是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但创新却并非撰写学术论文所能做到的。学术论文只能反映研究情况，创新是研究的结果。没有研究的创新，不可能有学术论文的创新。在医刊汇编辑看来，要做创新性研究，写创新性论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主题创新。选择新问题进行研究，是科学研究创新的主要途径。研究新问题，不但能够拓宽科学研究领域，而且能够在人所未及的问题上发表拓荒性的见解和研究结论。因此，学者们无不投人大量的精力以发现新问题，开垦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但事实上，在科学研究日渐繁荣的今天，主题创新的难度也日渐加大。尽管如此，从事科学研究，就要不断探寻新问题，不断拓宽研究主题，努力为学科创新贡献自己的学术智慧。二、视角创新。面对学术研究中的老问题，要做出创新性研究，可以通过视角创新来实现。所谓视角创新，就是在科学研究中，采用现有研究中未曾使用过的相关学科分析范式或有关学说理论，研究本学科中的老主题，以期获得新的研究结论。视角的创新不但可能有助对问题本身做出新的解释，而且还可能获得从其他视角所不能获得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新的研究结论。所以，在科学研究中，提倡多学科研究，提倡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本学科问题，目的就在于通过视角创新以获得研究结果的创新。三、论点创新。论点创新是任何一项研究都不能回避的任务，只有不遗余力地追求论点的创新，科学研究工作才能对学问有所贡献，学术才能不断进步。学术论文应当反映科学研究创新的成果，科学研究创新成果到了学术论文中就体现在论点上。从科学研究创新成果到论点，需要经历一个归纳、提炼、升华和规范化的过程。归纳、提炼与升华是针对论点的科学性而言的，规范化是针对论点表述的准确性而言的。要实现论点创新，应以获取独创性研究结果为研究的根本目的，脚踏实地，潜心研究，推陈出新。而且在论文写作中，要反复推敲、斟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简练性。四、方法创新。方法是创新的工具，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的学术研究。研究方法本身的创新对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对同一个问题一般鼓励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获取不同的研究结果，丰富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促进学术的繁荣。经常看到一些学术论文在研究方法部分，陈述一堆的方法，什么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规范研究法等，但在正文中却未见作者是如何采用这些方法解决问题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在于写作者对研究方法的意义的认识不到位，对方法的运用还没有掌握，只知道有这些方法，却不知道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显而易见，这样看待和使用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做出创新性研究、写出高质量论文的。五、材料创新。材料是科学研究的素材，如果没有材料，科学研究寸步难行。以不同的材料为基础所开展的科学研究，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当然，也存在殊途同归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科学研究需要利用各种可能的合法途径，获取尽可能丰富的研究材料，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但就具体的研究者而言，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能获得的研究材料总是有限的。这样，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讲，努力获得人们未曾使用过的材料，在新材料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就可能做出创新性研究。很多人做研究、写文章，怕苦、怕累，怕做深入、细致的材料搜集，怕做历史材料的发掘清理，主要利用网络搜索寻找现成的相关材料。尽管这些现成材料的价值毋容置疑，但占有一手材料，用新的材料研究问题，是做出创新性研究的重要条件。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获得属于自己发现的研究材料，尽可能少用二手、三手材料，是研究结论创新的重要保证。

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而且学术论文的写作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所以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学术论文写作的一些方法技巧。关于选题的方法：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如何发现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是非常重要的，通常需要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分析综合，才能选择出有意义有价值又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常见有实践选择法，就是在实践中发现课题，选择课题；新角度法，就是从新角度认识已有成果，选择新的课题；机遇线索法，就是抓住灵感选题的方法；心得体会法，就是从专业心得体会形成选题。关于搜集资料的方法：搜集材料是作者在准备论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首先需要根据选题制定一个搜集计划、搜集方向、搜集范围，这样有计划有目的地搜集，既节约时间，又不浪费精力；其次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涉及这一课题的所有材料，可以从有关书籍、杂志、报纸、内部刊物、书报广告等中查找，而且还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这一课题相关研究的前沿动态；材料搜集之后还要进行整理，也就是对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编号、鉴别、分析等。关于谋篇布局的方法：也就是安排论文的结构，一篇学术论文通常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常见的写作结构有并列式、正反比论证、递进式、总分总等。关于修改论文的方法：论文写好了通常还需要反复检查和反复修改，修改一般主要是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上进行，看论点是否明确，是否经得起推敲，这决定着研究论文的水平和价值；看论据是否充分，是否与论点有对应关系，能不能证明论点；看论证手段是否正确，推理是否严密，分析是否合理；看条理层次是否清楚，结构是否完整、紧凑，布局是否合理，前后是否呼应，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否连贯；看题目是否贴切，字、词、句、标点符号是否正确，语言是否准确简洁等。以上是学术论文写作的一些方法技巧，更多可以访问“医刊汇”科研学术服务平台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