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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浅议陈寅恪学术之研究方法——兼答饶佳荣先生使之治国

陆扬|浅议陈寅恪学术之研究方法——兼答饶佳荣先生

陈寅恪(1890.7.3-1969.10.7)对于中国史界而言,今年是深具意义的,因为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本人的一篇以笔谈为基础的论文《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发表于近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十七卷第四期,2020年7月),随后各网络公众号多有转载,在读者间似乎也颇有些反响。日前《上海书评》转来饶佳荣先生的一篇读后感,对拙作既有过誉的肯定也有批评。因为这是一篇严肃的评论,《书评》希望我能对此有所回应。我读过后,感佩于饶君的认真,因此想就饶君此文的一些看法提供一点我的回应,借此机缘对陈寅恪研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也稍做申论,目的并非出于为我本人观点作辩护,而是想促进学界乃至大众对作为史家的陈寅恪的理解。先容我说明三点情况:第一,因为拙作并非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可完全通过实证来论说的主题,对此主题学人间有不同观点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因此本人的回应也只以进一步阐明本人撰文之时的考量为主,有便于读者衡量不同观点间之异同得失。但这种讨论永远是开放性的,不可能定于一尊。第二,这篇文章乃去岁深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之后《北大学报》和文研院希望我能组一组稿子,先发表部分有新意的文章。本人因忝为北大历史学系教员和文研院工作委员,组稿的责任便自然交给了本人。同行们也许都知道,我写稿容易拖延,往往一改再改,错过规定交稿时间几乎是日常行为,这次若非有严格时间限定,且因本人有组稿之职责,不能不提交文章,否则恐怕未必能刊出。也就是说,本人对自己的著述其实从未满意过。而这篇论文令我感到遗憾的另一原因是学报对字数的限定。学报规定只能在一万五千字以内,由于学报的宽容,使本人的这篇的字数得以略有超出,但也不能越限太多。其实其他三位作者也都面临同样问题而不得不作出大幅的删节。本人曾对学报编辑部同仁开玩笑式地威胁说要转而投稿给北大隔壁的另一家学报,因为后者几乎不限字数,容许尽情发挥。学术论文的质量固然不能以长度来衡量,但探讨陈寅恪的学术,不深入到具体的例证,便易流于印象式的浮泛。但因学报的限定,本人在不影响主要立论的基础上不得不对拙文作出删节。删去内容包括正文和脚注,往往涉及具体的例证。比如饶君文中提到的“视域之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一语,饶君提示最早提到应是王汎森先生的报告,其实这是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创造的著名语汇,而最早用到陈寅恪的例子是余英时先生1986年发表的论说(见余英时:《“明明直照吾家路”——一九八六年版自序》,收入《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对此饶君可能失察。笔者原本有注解稍作说明,但因篇幅不得不删去。有些必要的注解,比如提及余师对陈寅恪某些论文时代意义的分析,也因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删。如上之故,原本三万字以上的文章被删到两万字以内。文中三个部分的讨论均受不同程度之影响,有些议题更是悉数删去,比如讨论陈寅恪的史学学问养成的可能途径。第三部分讨论中略去了对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更细致的分析,以及陈氏关于唐代党争的论说和相关论说的比较等等,这些大都未为以往陈寅恪研究所涉及。但对于学报的宽容,我仍要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好在三联即将出版本人一本以讨论陈寅恪学术为中心的小书,到时读者应该仍有机会看到这篇论文的“全貌”。第三,这其实不是佳荣君第一次就本人的陈寅恪学术的观点提出批评。前些年本人发表有关以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为中心的论文《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文史哲》2015年第三期)一文后,佳荣君也对其中某些观点提出过疑问,我记得他最主要的看法是不甚同意本人在该文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陈寅恪所出的对对子题有对胡适暗中表示敬意的意味。佳荣君虽不在学术圈内从业,但对学术抱有极大之热诚,历史素养也佳,且长年通过媒体力量致力于将严肃之学术推广给社会,这些在文史学从业者间有口皆碑,不容我赞一词。佳荣君对本人的研究也多有留意,拙作《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出版之后,曾非常细致地就相关议题采访过本人。不夸张地说,本人和佳荣君应在广义的朋友圈内,只是本人性格疏懒内向,近年极少与学界同行或知识界同好私谊互动。在彼此间久疏音问的情况下,能获饶君细致之评论,我很感动,于是想就此机缘,对佳荣君的批评作出认真的回应,以表对友人的敬意。以上三点大略澄清一下拙文产生的一些客观情况,接下来我想先就陈寅恪学术讨论的基本方法作一两点申说。由于陈寅恪学术面相的宽广深入,以及他被当作某种文化偶像而具有的影响力,多年来探讨其学术人生的文字如汗牛充栋,几乎遍布陈氏的各个方面。说实在话,要在这些文字之外再别出新意并非容易,更何况本人一向的立场是避免如钱锺书所言,将他人的书放入自己书中,再将自己的书放到书架上。若无真正的心得,则宁缺毋滥。本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感觉,即当下对陈氏学术的研究,最为缺失的往往是其核心部分,即对他的学术研究的脉络化的了解。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尤其是与他学术领域相关的学者没有重视他的史学论点。学界对他具体的观点往往不乏有价值的评论,也不乏对他的学术作整体关照,缺乏的是能通过他在各类具体研究中呈现的脉络,将之整合,提升到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告诉今天的读者,陈氏作为史家居于何种位置。陈氏涉及的学术领域众多,即便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专注于其中一部分,由此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又以往对陈寅恪史学的分析,较难脱离仰视的角度,即便这种角度是隐形的,因此立论难免会假设陈氏的学术能力。对于诠释陈寅恪学术立场的整体性而言,学者也更多从强调其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或者从强调其“贯通”能力出发,这些角度无疑是重要的,但也容易形成对陈氏学术评价的单一面相。在这些研究中,陈氏本人的言论往往成为自证其学术性质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造成一种封闭的怪圈。对他学术产品的评估,也流于描述性的表彰。尤其没能将陈氏的史学和同时期前后域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相比照,更少考虑到作为方法的西方史学理论是否能在解释陈寅恪学术中发挥作用。拙文之所以选取陈寅恪为何会转向以唐史为核心的中古史研究作为讨论主题,并非因为唐史是笔者在陈寅恪学术中唯一熟悉的领域,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没能得到充分讨论的大问题,与陈寅恪涉及的其他学术领域关系密切,攸关对陈寅恪的整体理解。同时因为在这一领域内,笔者采取和陈氏极为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更有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同其他人文课题,最重要的是能提供独立思考后的观点,而非将前人观点简单放大。但虽以唐史为重心,笔者从未忽略陈氏其他领域的贡献得失,及其与唐史研究之关系,这些领域基本都在笔者思考的背景之中。除此之外,正如好友沈卫荣兄所言,一千个人有一千个陈寅恪。对于陈氏的学术的认知,不同代际的学人应该会有不同的理解,这绝不影响对前辈学者的论说的吸收和尊重,但新的理解有助于激发这一课题的生命力。还有一点,就是研究陈寅恪,应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只从掌故之类的记录入手,试图从中发现陈氏的学术生涯的秘密。人世交往之点滴,同时代人对于陈寅恪的随意性评价(casual remarks),对于了解陈寅恪这样长期处于学术中心的人物而言,自不应忽略,现代史学也提倡生活史与学术史的交融。但掌故类事例,即西人所谓 anecdotal accounts,若不能将之放置于学术本身的脉络去考察就不会对了解重要学人之学术有真正的帮助,多半会流于说外行话。而且掌故的史料价值,若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学术语境和问题,讨论起来会容易无的放矢。我在此试举一两例来说明掌故与学术脉络结合的必要。金克木先生回忆过,他和陈寅恪曾在一次聚会中会面,当陈先生听说金先生曾在印度问学后,临离别前走到金先生身边,轻轻耳语问他是否读过梵文《妙法莲华经》,而陈先生是用梵文读出《妙法莲华经》的名称。事后金先生评论说,他是在印度受的梵学训练,而印度正统古典训练是不会去读这类佛典的(笔者案:犹如吾国的国学训练只重四部之学,极少旁及内典)。这一故事几乎没见学者在讨论陈寅恪时用过,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细节颇有意义,陈先生那一刻意发问或许有试探金先生学力的意思,但提出的问题本身仍是有些低级的,说明陈寅恪所受的以德国梵语语文学为基础的训练并不重视印度本土的学术训练脉络,那是一种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欧洲汉学式的训练方式。这一点在本人撰写的有关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会再详细说明。但如果你不将这类掌故例子和陈氏某些特定的学术系谱连接,就不会注意其可利用的价值。同样道理,只有对某些掌故背后的学人关系有了解,才能对陈寅恪论著中的一些被看作是客观的宣称(statement)有更细腻的了解。比如他发表在1942年的《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广为学界所流传。其中称说:“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污也。”以陈寅恪当时之学坛地位,这段话自然体现一种无可辩驳的客观性。但若细读杨树达回忆录,会发现在三十年代,杨树达眼中最大的学术竞争对手就是黄季刚。这一点多年前笔者读《积微翁回忆录》时,余英时先生便特别提示笔者留意,认为杨树达有与黄侃争胜的潜在意味。余先生的这一看法可谓卓识。而在当时,黄侃才是通常被认为训诂小学之第一人。陈氏撰写此文时,黄侃虽已故去,但陈氏的这一宣称,恐仍不无在此种背景下公开推崇杨树达之意。又比如陈寅恪在为杨树达的另一部著作《论语疏证》撰写的序文里,着重谈天竺中土儒释经诂传统之不同,这更是陈氏自身学术的表达,与杨树达该著关系可谓若即若离。当然杨树达也是笔者深为佩服的学者,但陈寅恪的这些序言在客观成分之外,更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意味,其弦外之意是值得思考的。其实陈氏给几位一流学者撰写的序文和审查报告都是他个人学术立场的宣言,而这些宣言本身既彰显陈氏学术的一贯立场,也有特殊书写语境下的特殊意涵,在讨论这些撰述时,我们不应忽略这两方面中任何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对待陈氏的文字必须和陈氏对待史料一样的审慎(critical)。最近一期《北大学报》陈寅恪纪念特辑中也有王汎森先生一篇大作,提到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特别强调“序”在明清文士关系中的重要性,并且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王汎森:《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陈氏的这种史学观察和他自身写序的实践同样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陈寅恪研究要避免的第二种倾向,是不能轻信耳食之言,这一点是近年来陈寅恪研究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坊间流行的一些有关陈寅恪学术的分析著作,有些出自资深学人,固然不无创获,但也常犯以耳食之言为基础展开讨论的毛病。不是真正去细读陈氏的专业学术论文,并了解其学术论点和论证的来龙去脉。陈寅恪身前为当时一流之学者所环绕,即便是仰慕他的后辈,亦不乏学术上卓越人物,因此他们对于陈寅恪会有各类评价。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同样必须以史学态度对待之,不管这些言论出自俞大维傅斯年胡适钱穆还是出自钱锺书季羡林周一良。这绝非因为这些学人的评论已经过时或没价值,而是他们的评论同样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学术训练背景和特定时候的学术立场作出的,有时恰恰因为和陈寅恪关系接近,反而容易只注意他的某一面相,而未必能保持一种 critical distance。有时甚至不同的著名学人,对陈寅恪学术特征采用同一种评语,其内涵也可能大不一样,比如认为陈寅恪学术以“考证”著称。所以这些评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其价值究竟如何,仍需经史学之拷问,拷问的最佳方式仍是深入了解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本身,才能洞悉他们的评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不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笔者在讨论陈寅恪对对子之文中特别指出俞大维回忆中提到的陈寅恪的文学旨趣纵然有参考价值,却并不全面,不能依赖以解释陈氏的文学观。同样的,傅斯年激赏陈寅恪的论文《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认为是利用语文学来研究历史的学术典范,但以笔者的浅见,这篇文章固然有贡献,却并非一篇需要极高学术造诣的研究,心得主要还是来自对德国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利用和对汉文史料的熟悉。这一点只有与同时期类似研究相较,才能清晰看出。陈氏的创获主要还是有较好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中文史料的充分和巧妙利用,能找到线索和联系。笔者自从事学术工作起,周边师友几乎都是对陈寅恪学术有精深了解之辈,对于他们的相关分析,笔者在尽量采纳之余,采取的也是同一立场,这里毋庸再加说明。要避免的第三种倾向,是不加考索地将陈寅恪所欣赏的学人的学术旨趣和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旨趣或目标划上等号。陈寅恪欣赏的学人,至少从其比较公开的言论来看,往往近于考据或实证类型,比如陈垣、杨树达等人。而极少有对胡适等新派学人作公开的褒扬。所以我们很容易将陈垣、杨树达的学问旨趣或特征当作陈寅恪自身的学术特点。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陈氏固然有重视实证和考据的一面,但他自己最有创获的论著(为数绝对不少)则往往不是在传统意义的实证层面上作出的,有时是以实证面目出现,但实际却包含大量非实证所得的史学预设或者历史想象力。或许王国维和陈寅恪之间存在着别人和他之间少有的学术共相。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明以上几点,一个原因是笔者发现饶君对笔者的批评中,不同程度存有以上种种取向。饶君的判断,常常是通过非常间接的论述作出的,很少直接深入陈氏的史学文本。比如佳荣君曾对本人就陈寅恪对对子之文史学取向的分析提出异议。如果本人记忆不误的话,那么佳荣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不同意本人认为的陈寅恪所出对对子考题中,对应于“孙悟空”的“胡适之”是出于对胡适的一种敬意的调侃,认为陈氏和胡适的学术立场观点有很大差异,如何可能是出于敬意的调侃。笔者的那一篇文章的主旨之一是重新探讨在何种意义上“孙行者”与“胡适之”的对子能体现陈寅恪所提倡的“正反合”的语言思辨能力。要谈这一问题,自然便涉及陈寅恪与胡适的学术关联。当然胡适和陈寅恪学术旨趣甚至立场均有所不同,这本是学界的老生常谈,有时今日之学界中人甚至会以陈氏学问的深度来反衬胡适学问的浅近。老生常谈固未必谬误,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对理解陈氏的学术脉络会产生误导,对当时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之间关系的解读也会过于表面。笔者文中着重引证的是来自陈氏在那一段时期学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古佛教史的著述,发现与胡适的研究有密切关联,不但呈现平行状态,且明显受到胡适研究的刺激。陈寅恪是一位不甘于二流的学者,他对于胡适的态度,并不能只依据他在不同场合的某些言论或对某些立场来作机械推衍,而要深入他的研究轨迹,才能得出更为可靠的判断。同样的例子还有陈寅恪和顾颉刚的关系。陈弱水曾指出,陈寅恪对民国学术界最反感的“既不是旧派学问,也不是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而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这一判断本身是中肯的,相关论证可见其《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收入《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2000年)。但我们同样注意到陈氏在1931年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起首便提出层累造成古史的观点,所谓蒙古民族之起源,“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面较新者也”。任何对当时学术潮流有所了解的人,不会不意识到层累说是顾颉刚疑古派的标志性学说,但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在文中却用的是东洋史家之论说。表面看就蒙古源流的具体论证而言,白鸟库吉等东洋史家的确有类似的史观,但陈氏这样明显之提示,难以排除有间接对顾颉刚的这一立场表示认同之可能。如果我们细读《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会发现自二十年代末起,同在北平的顾颉刚和陈寅恪个人关系日渐密切,两人参加共同聚会的次数也颇频繁。事实上尽管两人学术取向有所不同,1943年陈寅恪甚至还作诗公开讽刺过顾颉刚献九鼎(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仍是友好的。1944年12月15日,顾颉刚在其日记中突然记了一行:“寅恪两眼皆不见物。”(见《顾颉刚日记》第五卷)可见此事给顾颉刚带来的震动。一流学人间的关系往往有很多层面,从学术上的佩服到隐性竞争乃至相轻或遥相呼应、暗中支持,都可能同时存在。以上是对佳荣君就《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一文批评之简单回应,接下来笔者想就佳荣君此次评论作些解释。这里先将佳荣君批评的主旨略加概括。拙作有三个部分,佳荣君对其中第三部分,即对陈寅恪的唐史研究贡献的再评估,多有谬赞,集中批评的是文章的第二部分,即陈寅恪在其学术生涯的成熟期,是否出现过一个“唐史转向”。假如本人的理解不错的话,佳荣君的批评意见的重点大致是这样的:拙作过于突出唐史研究在陈寅恪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而有意忽略他对于六朝史的贡献。本人强调清华学术体制变化对于陈寅恪的影响也值得存疑。佳荣君不认为陈寅恪在内心有以唐史研究作为安身立命的想法,换句话说,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固然成就卓著,其实是其整体学术中“自然”导出的结果,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佳荣君也对本人提出的唐代与清代,尤其是晚唐与晚清之间在陈寅恪心目中的联系以及对陈寅恪倾向于唐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了保留。以上看法中,有些其实属于佳荣君对拙作略有误读所致,有些则显示彼此对学术评价的方法稍有不同。具体而言,比如陈寅恪的六朝史与唐史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应过于钻牛角尖的问题。拙作已明确说:当然学术环境变化的因素只能解释为何陈寅恪必须致力于历史研究,却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为何选择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这里固然突出唐史,但仍是以中古史作为整体范围而言。在拙文中,“中古史”与“唐史”交互出现。论及陈氏史学特色时,所举例子也是六朝与隋唐均有。在拙文更为完整的版本中,涉及陈氏南北朝研究的例子会更多。也就是说在学术方法的层面,陈氏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是贯通一致的,但方法上的贯通一致与学术构架的建立仍有重要区别。陈氏六朝史的创发以宗教与思想层面为最重要,创发也最多,这一方面原因是这些方面的探讨和以中亚语文为基础的梵学佛教学的关系更为贴近。当然陈寅恪对于六朝史,尤其是南北朝族群流动和文化政治变化,也有许多灼见,特别是能用语言习惯和宗教习俗来推断南北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政治纽带,这类方法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论文中使用得尤其得心应手。但应看到的是,他的南北朝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是以对隋唐有整体了解为导向,而且他的唐史研究是从政治制度和文化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涵盖的面相远比他涉及的六朝史课题来得宽广和深入,不仅数量多,原创性也更强些。当然两者中有不少重叠的部分。拙文指出:须注意的是,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能分割,着力于这两个领域使他具有超越同时代很多中外学者的长时段的眼光。这体现在他对隋唐国家体制形成的看法上,也使他在观察唐代前期的体制形成脉络时能避免了某些后见之明。这段话要说明的一个重点,即陈寅恪南北朝史的研究对他的唐史研究中特有视角和论说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其落脚点最终仍在唐代而非南北朝。这是就学术构架和质量而言。笔者曾特别提醒读者,陈寅恪的两“论稿”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属于从南北朝看隋唐,用王汎森的话讲,更注重一种“历史的逻辑”,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呈现的从宋代回望唐代的“史家之逻辑”有所不同。这其实都是在表彰其六朝史研究的重要。佳荣君似乎并未理解笔者以上这些考量,才会有本人故意忽略陈氏南北朝史方面贡献的误解。其实笔者在评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特别标举陈寅恪对北齐的独到分析,这不正是强调他在南北朝研究方面的成就吗?只是这种分析仍是落实在解释隋唐制度之来源,并未用作讨论北齐的文化对其自身政权兴衰等的作用。因此笔者强调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更多以隋唐为重心,是丝毫不夸张的。陈氏对南北朝的历史过程也是有通盘认识的,否则不可能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样的著作,但南北朝头绪众多,有通盘认识是一回事,能否建立像两“论稿”这样更完整和有原创性的构架则是另一回事。其实陈氏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研究在中国学界影响也很显著,有导夫先路之功,但有些方面很快被“后起之健者”渐次赶上甚至超越。比如前面提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发表于194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第一分),周一良先生有一篇题为“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的长文,发表于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在处理的历史问题上与陈文非常类似。《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虽发表在先数年,受到陈氏诸如《东晋南朝之吴语》等论文的影响,《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也自有其创获,但相比两文,周文却在广度和细腻处有超越陈文之处。发表在1938年同一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周一良另一篇论文《论宇文周之种族》,对北周政治族群的分析也有陈氏未及之处。周一良当时只是初出茅庐之青年学人,尚未赴哈佛学习域外语文,但在南北朝史的某些重要领域内已隐然足以与陈氏相抗。但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唐史领域,则尚未有相类似的情况出现。当我们在慨叹陈寅恪与时间赛跑时,同样不可忽略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陈寅恪其实也不得不和后起之秀赛跑。虽然从历史回望,后起之秀如周一良后来也同样面临与时间赛跑的困局,不过那是另一种境况了。拙文着重于谈陈氏为何选择唐史作为重点,有哪些此前不为学人所关注的内外因对理解这一转向有帮助,而非讨论陈氏在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是否也有卓越贡献。佳荣君在此问题上纠结,恐怕更多是源自对本人提供的陈寅恪重视唐史的思想心态层面,以及学术体制对他学术规模形成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说的质疑,并由此反推,于是产生笔者忽略陈寅恪南北朝研究之判断,又将之作为自身论证的依据。在批评拙文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贡献概括上有所偏颇时,佳荣君采用了一个比较常见的立论方法,即认为不能忽视历史上“可能之有”,也就是假若陈氏不因时代离乱而使所作笔记大量丢失的话,则必然有大得多的学术产量。关于这一论点,笔者原则上有同感,实际在拙文中也已点到过。但具体到哪一个领域,则笔者认为需要做细致的分析,不能泛泛而谈。其实拙文所谓陈氏以唐史为“安身立命”之领域,本旨是这一领域在陈氏看来最能体现他对史学的追求,而不是说只有唐史才是他想要致力研究的领域。他从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推崇《通典》、司马光的《考异》和欧阳修的《新唐书》,任何对中国史学稍有熟悉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三者精彩处均在唐代。也许笔者在论述中未能完全把这一层意思说清楚,以至于造成佳荣君之误解。但笔者仍要指出,当佳荣君在强调不能忽略历史上“可能之有”时,主要的依据仍是耳食之言。佳荣君说:具体些说,陈寅恪在抗战期间遗失了两大箱特别珍贵的札记和资料,尤其是蒙古史、佛教史方面的“半成品”,包括他想日后成书的《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和《蒙古源流》考证。这些待完成著作的流产,对陈寅恪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甚至“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9页)。这里佳荣君是在未经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就采纳了汪先生的论断。引文中列出的《史家陈寅恪传》的大陆版出版年份固然是2005年,海外版的出版却远在此之前,当时有关陈先生笔记的存留情况的信息并不完整,比如《高僧传》批注不仅基本保留了下来,还有《高僧传笺证稿本》存世,可供我们推测后者假若完成后可能是个什么情况。看来佳荣君没有细读这些文本,没有去梳理这些笔记或笺证中哪些是陈氏本人真正的心得,哪些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那些心得和陈氏诸种学术论文之间关联何在,它们在陈氏已发表的论著中居于何种位置。这些问题过于复杂,这里自然无法展开,但笔者仍想作个提示,现存大多以批注形式出现的陈寅恪读书札记固然只是其全部读书札记的一部分,但其中精华部分其实大都进入了他已发表的著作之中,或者已经在其论述脉络之中,这种对应颇为惊人,恐怕不是巧合。很多相关论文也发表在某些批注尚未丢失之前,从逻辑上很难说陈氏的那些札记如不丢失,其学术样貌会有很大不同。东方语文方面的问题下面另说,像《世说新语》这类眉批的散失固然有可能对陈氏涉及该方面的细节论说有所影响,但也不会很显著。原因颇简单,假如陈寅恪能在目盲情况下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需要依靠大量记忆和细琐论证的著作,那绝无理由因眉批丢失而对《世说新语》这样根本不算冷僻的著作不能有所撰述。1945年作为单行本出版的陈寅恪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其中包含了陈寅恪阅读《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的诸多心得,和发表于1937年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后者也是围绕《世说新语》材料展开的讨论。由于三十年代陈寅恪中古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占据重要位置,《世说新语》的确是他经常利用的材料,但他在该方面的撰作始终是讨论大问题的论文,因为那才是他主要的学术表达方式。与此类似的是,现存陈寅恪对《高僧传》所作的眉批的精华部分也大都反映在他已发表的论文之中。现存札记中最详细者是关于《鸠摩罗什传》的札记。笔者在多年前发表过有关该传的论文(中译可见《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中国学术》第二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已吸纳陈氏某些洞见。但以笔者的阅读经验,不得不说该部分札记主要仍属印度佛教学一般性知识,而非陈氏自己的发明。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些知识也许很有价值,但难以想象它们能满足陈寅恪这一层级学人的学术雄心,再说那类知识早已体现在德国学者诺贝尔(Johannes Nobel)对《鸠摩罗什传》的德语译注之中。现存《高僧传笺证稿本》中记录的心得固然也有价值,性质仍属零散,作为研究学术问题的准备工作可以,构成专门著述的条件则还真谈不上。假若这些现存笔记是我们的向导的话,那么笔者有把握认为,陈氏其他笔记或眉批也不会在性质上有多大不同。认为陈氏有意愿或者可能最终发表学术上颠覆性的《世说新语笺证》或《高僧传笺证》,以笔者之见属于从仰望陈寅恪角度作出的猜测,既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不符,也与陈寅恪的学术创造模式不甚吻合。这倒不是要质疑陈氏本人的学术能力和信念(conviction),而是如何辨别陈氏的学术重心所在和哪种学术形式更适于他的问题。笺证这种形式并非能展现其所长的学术表现形式,按他一生撰述体现出来的特点和学术旨趣,也只能推断他无意作笺注式的学问。只要读一下现存笔记,就会发现陈氏读那些典籍主要在乎的是与他所关心的问题有关的点,而非面面俱到地为作一般意义上的札记。除此之外,坦率地说,在中古佛教学领域,陈寅恪固然有卓越之眼光与贡献,就展示的功力和投入精力而言,在三十年代后其实已渐渐不如汤用彤,而在印度佛教学方面,他更不如吕澂精深细致。我们固然可以说相关笔记的丢失在最终学术出产量上对陈有所影响(这也仅是一种假设),而不能说对他学术贡献的质量甚至学术重心在哪会有明显影响,更没有理由说那些是他原本特别想要着力的课题。同样地,佳荣君在其文中特别引述近期发表的孔令伟君的论文《陈寅恪与东方语文学——兼论内亚史及语文学的未来展望》(《新史学》三十一卷一期),特别是其中有关1938年陈氏《蒙古源流》等笔记遗失而导致转向的看法。孔文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在越南遗失书籍一事,严重地影响了陈寅恪学术生命的发展。陈寅恪早年对《蒙古源流》与梵、巴利、藏、汉文多语佛教文献用功最深,然而当1938年其手稿尽失,因此不得不放弃早年关注的语文学。(83页)……与其辛勤注释的《蒙古源流》相比,《旧唐书》和《通典》不过是“略有批注”。由此或可见陈寅恪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对于《蒙古源流》及梵藏佛典的关注,远较唐史官书为多;而陈寅恪“略有批注”的《旧唐书》和《通典》由于没有被放置在最为要紧的两个书箱内,因此得以幸存。由此可见,1938年后陈寅恪遗失重要手稿后,治学重心由内亚语文研究与佛教文献学彻底转入唐史研究,可能主要与1930年代中国的图书收藏条件有关……(83-84页)对于以上两段引文中令伟君的论点,笔者均不赞同,因为无论从陈氏学术出版的明显倾向,还是他在域外之学方面显示的功力而言,都远不足以支持此观点。虽然孔文不无保留地说1938年后陈寅恪才将治学重心“彻底转入”唐史,这样的断语仍属常识性错误。孔文似乎把陈寅恪唐史乃至中古史的研究看作一种可以余力为之的工作,这本身也是史学上的谬见。上文已反复说明,陈寅恪最晚从1930年代起,无论研究还是撰述都以中古史为核心,不仅如此,只要有唐史基本训练并愿意认真阅读陈寅恪三十年代以后的唐史撰作,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研究是十分有序的,各方面的分析最终融入两“论稿”的体系之中。若没有这种有步骤的学术工作,陈寅恪是没可能在1939、1940年的境况里写出两“论稿”的。诚然,陈寅恪有些唐史的重要论文一直到五十年代才发表,那是因为五十年代前半叶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安定的阶段。比如发表于岭南岁月的著名论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其基本论点、方法均见于三四十年代论著和讲义中,也就是重视东晋政权下地方豪族与北方门阀之关系,这是陈寅恪研究南北朝社会的主要视角之一。又比如《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更是用具体讨论填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经提示的观点。笔者相信这些论文其实多半是旧稿的完成,而非新起炉灶。陈寅恪对于蒙古史的确有相当大的兴趣,也在德国受到过相应的训练。发表于1929年的《元代汉人译名考》体现出他这方面的训练,这也许是陈垣看重他的学术的一大因缘。但陈寅恪有关《蒙古源流》的四篇研究都在1932年前发表,其中唯在《彰所知论》的研究上独具只眼,认识到其将蒙古王统之源流与吐蕃王统挂钩,对后来蒙古历史传统建构之影响。其他几篇,包括傅斯年赞赏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均为史地人名的考订,这些当然有贡献,但毕竟属于局部性的发现。他的研究工作真正受到时局影响是在1938年以后,1932至1938间数年,可谓他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研究条件也相对良好,但他却再也没有相关著述发表。孔文以批注数量多少来衡量陈氏学术重心何在,在方法上是难以成立的。谁都没有见过陈寅恪《蒙古源流》批注究竟处于何种学术层次。至于孔文同时将陈寅恪梵藏佛经相关的札记与手稿的丢失,亦作为陈氏不能再在此方面有所进展的重要客观原因,笔者更不能认同。因为孔文专注于陈氏的域外,尤其是内亚史文之学方面的涉略情况,而不是对其本人的学术转型作通盘之考察,也就是说,拙文提到的各种情况,特别是陈氏中古史研究的种种学术理路和清华等学术体制的变化,未进入孔文之视野。同样熟悉史语所相关档案的陈弱水的文章明确提到:陈寅恪的研究生涯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他放弃中外交通、内亚史地之学,改而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另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撰写《论再生缘》后,逐步停止有关中古史的著述,全力探考柳如是、钱谦益的姻缘以及明季清初史事,终于勒成巨著《柳如是别传》。(《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这个说明和笔者的看法基本一致,陈氏从1929年起,无论教学还是课题取向、发表的论文的主题均明显以中古史为核心。虽然到1932 年,陈寅恪发表的论文中与域外语文之学相关的主题仍占重要篇幅,但那显然应该看作是此前积累所致。即便在那些论文里,真正涉及对梵典的利用和发明的也不多,主要仍然是在中亚语文佛教学的视野下对中土经典的开掘。事实上在专业领域内,一位学者是否具有前沿工作的能力,其能力范围如何,是不难判断的,往往两三篇代表性论文已然足够。我们需要将陈氏的学术兴趣和他致力的学术工作作必要的区分。孔文的优点是通过史语所档案和书信等记录,将陈寅恪在内亚史和东方语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活动和关怀作更为丰富的呈现,但笔者不得不说,该文虽然条理颇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所提供之关键信息实际未有超出学界已知范围者。而孔文的一个缺失是并未对陈氏在蒙藏研究方面的工作本身作具体分析,或者与同时期西方日本学者的类似工作相比照,由此来评估这方面研究在学术体系中可能具有的位置,犹如笔者在陈氏唐史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那样。假如能细致做一下比较的话,那么笔者相信其答案恐将不同。佳荣君认为孔文利用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立论有据,于是对陈寅恪学术转向的“内在理路”有所怀疑。笔者则认为,三十年代陈寅恪之所以积极参与此与“四夷之学”相关的一些学术工作,除了其自身的学术训练和兴趣外,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对于以历史语言为基础的学术怀有热枕,而陈寅恪正是他在这方面最为信赖和倚重之人。孔文提供的陈氏通过史语所购书的记录等,也同样只能说明陈氏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对域外之学的兴趣仍在,甚至仍想有所作为,但却不足以证明其相关学术工作能否再深入进行。这些档案信息并不是通向了解陈氏学问质量的捷径。仅凭这些材料,若不作更具体的学术考究,仍是“对塔说相轮”,得到的看法是空泛而表面的(superficial)。比如孔文中提到的陈氏对《唐蕃会盟碑》的研究,陈氏在探究《蒙古源流》时对吐蕃王名的比定有所贡献,但整体而言却无法与寺本婉雅、戴密微、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等人的工作相比。假若读一下李方桂对《会盟碑》藏文碑文的研究(T’oung Pao, vol. XLIV, 1956),则可知陈寅恪有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汉文史籍中之可黎可足)在位时间的意见已为李方桂所吸纳,但李方桂所倚重的与该碑文直接有关的研究里,出自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有姚薇元发表于1934年的《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陈寅恪在蒙元学方面的工作性质也与此类似,属于零散的发现,与他在中古史方面的研究格局无法比拟。对于陈寅恪在蒙元史方面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将其放在中国该领域的发展脉络中评估。沈卫荣先生曾言,韩儒林等学成归国的年轻一辈无论在相关语言还是蒙元史训练方面都超越了陈寅恪。这是准确的观察。孔文在利用陈氏书信以佐证陈氏之“虏学”之时,其实也忽略了颇为明显而重要的证据。1936年10月11日,陈寅恪致信闻宥。闻宥当时致力于西南民族语言研究。信中说:大著拜读,敬佩之至。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承询各节愧无以对,甚歉甚歉。丁君(指丁文江)只搜集材料,经先生加以考订,遂于此学增一阶级之进步,真可喜也。近日友人王君(指王静如)归自欧,渠本治西夏语文者,最近于契丹女真文亦有所论说。寅数年以来苦于精力之不及,“改行”已久,故不能详其所诣,然与之谈及亦欣羡不已。今又读大作,尤幸我国学术之日进而惭恨无力以追随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212页)这应该是陈寅恪在尚未遭遇巨大离乱之前,对“虏学”在自身学术中之情形的最为诚实的说明。揣诸上下文意,他信中提到的“改行”不会专指西夏之学,而是指整体性的域外语文之学。而他对中古史的投入是“精力之不及”的根本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真切表露他与这些领域新起之专家谈论时,仍“欣羡不已”。说明它们仍在他的学术兴趣版图之内,只是他已不能再坐拥之了。陈寅恪的确在给刘永济等人的书信里对他大量批注本的丢失感到痛心,但这些批注中并不只有《蒙古源流》,还包含《新五代史》等。笔者不否认陈寅恪即便在此时仍对早年致力过的“虏学”或“四夷之学”深怀感情,对其工作也倍感珍惜,但这和那一刻的他是否还认为这才是他毕生未竟之业,是有重要区别的。1944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讲课介绍唐代史料,当提到回纥、突厥、吐蕃碑文时,说自己在这方面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参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可说是很贴切的自我评述。对批注丢失的痛惜,在心理上也完全可以是一种长期积累的遗憾的最终爆发,若允许笔者用较为文学性的语言来描述的话,那么这种遗憾可能更接近于和早已貌合神离但又恋恋不舍的情人之间的最终被迫诀别。相较于陈寅恪的蒙古研究,学界公认他在梵学上下的功夫更为深厚,但即便是那一方面,在陈寅恪前期生涯中,真正属于他的创获也并不多。因为这是笔者更熟悉的领域,近期已撰写了一篇小文,集中讨论陈寅恪梵学和佛教学方面的研究,会以比较充分的证据说明,陈寅恪在佛教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能力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神话故事,孔文中涉及的相关信件也会作进一步分析。众所周知,四十年代后期陈寅恪因为生活窘迫,将一大批图书卖给北大东方语文系,这批图书主要是东方学方面的。笔者在北大读本科时,曾利用特殊关系,多次到北大东语系图书馆阁楼上查看这批图书。占满一整个阁楼的图书内容包罗万象,Hendrik Kern、Sten Konow 和Georg Bühler等许多重要印度学家、佛教学家的著述均在其中,当然也包括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批图书迄今应该仍在北大。陈氏出售这批珍贵图书,固属不得已,但也可以反映他这方面学术关联之终结。其实在这一点上陈怀宇的论说远为贴切。怀宇君认为陈寅恪的东方学学养其实是一种以文献主义为导向,以中亚语文训练为基础,以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训练为辅助的学问(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三、四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一概括更符合陈氏在这方面学问规模的性质。可惜无论孔文还是佳荣君,对陈怀宇的论说均未能注意和引证。其实无论是梵学还是满蒙之学,陈寅恪都属于广博无疑,精深则谈不上,他的渊博加上超等敏悟,使其能准确判断学术前沿何在以及学术质量高下,并且能发现和感召(inspire)有志于这些领域的青年才俊,几乎成为广大教化主。他本人也能在某些特定范围内作出贡献,但并不具备在东方学领域开疆拓土的能力,这一点即使他周边的人未能判断,他本人不可能没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他那些学术背景能为他提供学术参照体,在他真正能开拓的史学领域内启发他的思路。陈氏在世时,其实能对他的梵学能力作出专业层面判断的中国学人实为寥寥。据笔者所知,当时中国学者中唯一能从梵文角度对陈寅恪论说提出质疑的是俞敏。当然俞敏对陈寅恪《四声三问》的批驳本身未必一定成立,这一点平田昌司等学人为陈文作了颇为有力的辩护。但笔者想表达的是,陈氏身边虽多为一流学人,但在域外语文之学等方面大都不算内行,因此对陈寅恪这方面的造诣基本是仰望的,他们的评论难以被用作学术客观评估的标准。至于陈寅恪“唐史转向”的外在原因,佳荣君不赞同笔者提出的清华学术体制改革对陈氏学术规模的关键影响之说,而认为王国维之死亡与陈寅恪对当时学界两大势力不满,而想另立门户,是陈氏转向史学更为关键的原因。首先笔者必须指出,拙文的论说与佳荣君提到的两点并无矛盾,完全可以互补。但体制变革影响说的重点是陈氏史学研究框架及其规模是如何出现的,相较于佳荣君的理由,拙文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更具客观性的描述。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对陈氏学术的整体取向作出的。陈寅恪唐史研究的解释性取向和他在《蒙古源流》等方面所作研究的特色截然不同,前者与陈氏强调通识的旨趣更为吻合。当时清华以蒋廷黻为领导的史学教研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陈寅恪史学方向的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着完全可以对应的关系,这和国学院较为松散随意的学术风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种客观要求无论最初是否得到陈氏的支持,最终仍会在学术上让陈寅恪受益,或者使他在无形之中调整方向。正是清华的体制改革,使得陈寅恪的史学目标朝向更系统的方向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他的隋唐史研究也就变得越发重要,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取得的成效最大。这是一种交互加强的过程。就笔者所知,以往学界从未强调过清华体制改革对陈寅恪学术的重要影响,一般都将他生涯中从国学院到现代分科院系看作一个自然的过渡,笔者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这里笔者想再举一例加以说明。蒋廷黻回忆他在清华的岁月时,提到清华历史系的情况,他说: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中略)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129-130页)这段回忆对于杨树达的评论颇为负面。蒋廷黻对杨树达本人的学术工作的描述是否精确另当别论,他提出的要求却正是陈寅恪从这一时期开始注重的工作,即探讨历史上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只是把汉代换成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而已。蒋廷黻提到的推荐杨树达来历史系教授汉史的学者里必然有陈寅恪。《积微翁回忆录》中屡屡提到这期间陈寅恪对杨树达的赞誉,包括称之为“汉圣”(该《回忆录》1932年4月8日)。“汉圣”几乎就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的简洁文雅说法。如果以此为背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向专注于训诂之学的杨树达突然会在1931年6月30日开始起草《汉俗考》(见《积微翁回忆录》),即1933年出版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恐怕正是在此种压力之下要显示自己也有能力从事“那样”类型的史学撰述。其实笔者关注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前些年受侯旭东兄之邀请,参加清华历史系的成立纪念会,才开始重视清华当年历史学科的西方体系化过程。学术体制对学人治学规模和旨趣的重大影响,这在现代学术史上司空见惯,从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人物与 Sorbonne和法兰西学院的关系对年鉴史学的影响,到今日“一带一路”号召下的种种学术产物,都可以作为参照。我们不应将陈寅恪想象为完全能够脱离学术环境的学人。笔者认为今日我们所了解之陈寅恪是清华人文科系形成之后的产物,而且同时任职于历史与中文两系,在陈寅恪后来不同类型学术课题的选择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佳荣君在其文章最后特别提到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基于陈氏在中文系任教期间的教研心得。笔者记得曾有清华老人回忆过,当时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时,陈寅恪特别提问学生有关《连昌宫词》的制作目的。学生答不上,不久陈先生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拙文的完整版中,有关陈寅恪教学和他的唐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多探讨。王汎森在《陈寅恪的历史解释》里特别提到,陈寅恪在论证中常使用“隐形的条理”,他说:在陈寅恪文的文章中,经常出现“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 或“通解礼法之君子”之类的话。言下之意是只要具此“通解”者,则不需要再摆出直接证据,即可共同相信某种不言可喻的证据。当然这种“通解”必须处在一个相同的背景文化之中,分享同样的文化符码才行。假如允许笔者在此也借陈先生这种方法一用的话,那么不妨说,通习现代学术体制对学者型塑作用者,自会对清华体制对陈氏的影响有特殊的敏感。佳荣君可能未像笔者那样,长期在学院体制中讨生活,对于教学能给研究带来的影响会比较隔膜。佳荣君屡次用余英时先生《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一文作为依据,认为笔者试图“在其师的基础上再作突破,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破绽”。佳荣君似乎将笔者的论点看作是刻意但却不甚必要的努力,这也是未能理解笔者的用意。其实笔者向来深受余师此文影响,说是“再作突破”实属夸张,但笔者的确在一个重要的点上和余先生的看法略有差异。余先生认为陈寅恪学术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以中古史为核心的研究,是由前期犹如散钱的域外之学研究上升到有整体性规模的史学阶段,而陈氏学术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才是融合自身经验和历史解读的“心史”阶段。笔者则认为,其实这一“心史”阶段从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显现了,之所以不那么显眼,只是因为陈寅恪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政治与制度等整体变化,看起来更像纯客观之研究课题,实际在这纯客观史学主题的表象之下,涌动的仍是陈寅恪的史心。笔者在拙文第三部分特别讨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突出礼制的核心地位,正是强调这其实是陈氏在危难局面下的史学回应。有意思的是在该著出版不久,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王锺翰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详细的书评。书评以对该书的摘要为主,但在文末,王锺翰高度赞扬《略论稿》的成就,并在书评结尾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陈氏这部著作(《燕京学报》第三十期,1946年6月)。该书评虽未将《略论稿》与现实境况相联系,但这一形容却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该著的神采。而《柳如是别传》之所以“心史”的征象更明显,一大原因是和书写对象的特殊性有关,讨论的文学材料本身就有强烈个人色彩,因此这种论述较讨论制度更能凸显与研究对象心灵之交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选题本身也代表某种史学倾向,但笔者从唐史从业者角度,希望提醒读者,陈寅恪唐史研究中同样存在“心史”成分。在这种语境下,特别强调的晚清与晚唐之联系之意义,就至少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了。以上大略是笔者对佳荣君质疑部分的回应,最后还想就佳荣君的个别建议提供一点感想。佳荣君在谬赞拙文有关陈寅恪唐史研究评估之时,认为拙文“如果没有最后一节,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成千上万的 paper 之海”。对于他人谬赞,笔者素不敢沾沾自喜。自学术史眼光,任何著述均难逃被淹没之运命。但这里笔者还是要说明一点,即拙文写作,虽表述或有不清,论据或有不足,全文三个部分之间却有内在关联,未可轻易取一而弃其余。佳荣君全未提及的第一部分看似有点玄虚,因为是从西方史学理论角度谈陈寅恪史学的方法,实则是笔者思考时间最多的。陈氏与西方学术理论之关系常为学者讨论之对象,但以往的取径,大多着眼于找寻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理论对陈氏史法的直接影响,这一路径在笔者看来取得成效有限,因为陈氏并不像钱锺书这一类型的学人,一般不会去直接借用某一西方史观来佐证自己的研究,即便他所运用的概念如“种族”“阶级”有明显西方学术背景,其运用方式也有他鲜明的个人色彩。借用陈寅恪自己喜用的佛教术语,他对西方史观的借用,更多恐怕是“熏习”的结果。也有学者强调陈寅恪史法中对“通则”的强调和对假设的运用,这自然是准确的,但强调陈氏史学中的假设,虽然能解释陈寅恪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推衍方式,仍不是对他的史学立场的分析。至于“以小见大”这种传统经验式的评论,更容易流于印象。因此笔者决定暂时抛开这些取径,直接将陈氏的工作放置于现代西方史学方法的关照之下,对之加以解释,或者将其与类型相似的现代西方史学大家相比。这并非机械“翻译”的过程,即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简单地“翻译”成西方史学的概念,而是希望能通过一种新的框架,去解析出被以往解释框架遮蔽的陈寅恪史学特色,这一框架其实直接影响到笔者对陈寅恪唐史贡献的评估。无独有偶,同样在王汎森有关《柳如是别传》的分析文章里,他采取了同一路径,当然他的分析比笔者更为灵活丰富,非常推荐读者参看。但在试图做到对陈寅恪有“了解之同情”这点上,本人与王汎森先生则为一致。佳荣君文章的最后部分认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在陈氏的唐史研究中同样重要,且认为该著的影响更多存在于文学研究界。他为其未能引起史学界足够重视而表示遗憾,并认为拙文若能包括对此著的讨论,或许就“更周到透彻”。笔者非常感谢佳荣君这一提示,也完全同意《元白诗笺证稿》是一部卓越的著作。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著作其实从未离开过笔者的视野。佳荣君可能忘记了,在笔者关于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一文的最后部分,就专门谈到了这部著作的隐含意蕴,近期笔者发表了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的长文(《孤独的白居易: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北京大学学报》第五十六卷第六期,2019年11月),其实是用另一种学术的方式向陈寅恪的这一著作致敬和对话。对于此著的特点和内容,笔者是相当熟悉的,因为笔者从撰写博士论文的时代就离不开元白诗作和陈氏的解读。在三联将出的小书的序言里,笔者会进一步谈及这一问题。之所以未能包括在拙文中,倒不只是篇幅限制,而是因为此著并不像两“论稿”那样有整体结构,胜处与谬误更多呈现于具体论说之中。不过话说回来,也许笔者对相关材料比较熟悉,以今日唐史研究的深度而言,笔者感觉陈氏在元白诗作笺证的尝试存在不少问题,但非三言两语可以阐明,“以诗证史”的内涵也须反省,这些只能留待合适的机会再集中讨论。笔者在拙文末强调陈寅恪是不应该被简化的史家,在这一点上笔者相信应该与佳荣君是高度一致的。笔者实无意作陈寅恪之解人,撰写拙文关心的仍是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陈寅恪史学遗产的问题,同时也希望能与陈氏史学之间多少有种视域之融合,知我罪我,the jury is still out。(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花枝俏

第一次接触学术论文,到底该怎么写?

无论是论文的书写还是数据的收集分析,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其思维方法,在开始行动之前就要对整个项目有个大致的计划和把握,每一个步骤的实施都是建立在计划之上的。比方说如果论文数据需要以问卷的形式来收集,那么问卷设计就非常非常关键,问卷设计一开始,基本上已经确定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所以不是等到拿到数据才开始想怎么写论文,而是要从结论出发,设计研究思路,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写作之前需要完成以下几个事情:一、了解什么是论文?一篇论文有哪几个组成部分?二、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方向确定选题三、搜索相关文献资料(当然还要知道从哪里搜索)四、确定题目、制定研究路线接下来就是计划实施阶段,包括数据的收集分析,以及论文的撰写等等。一、关于论文框架标题标题应是整个论文总体内容的体现,要用词恰当,力求简短,能反映出论文的内容。关键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目录目录即文章的框架,一般在写论文之前就应该认真考虑定好大纲,注意逻辑清晰,根据文章标题样式可以使用Word自动生成。内容摘要摘要应说明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新见解,语言精炼。提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要便于检索 。中文摘要200字左右 。正文正文一般包括:引言、论文正文两部分。引言包括:研究对象和目的。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讨论,结论。正文不要车轱辘话来回说,一句话表达准确即可,尤其不要多次出现主观感受性话语,类似于感受性的需要不可以作为论文的论据。参考文献引用参考文献要注意使用标准的引用格式。二、关于选题尽量避开研究内容过于空泛或者难度太大的题目。所选题目要有创新的余地,可以展示自己研究的创新之处。三、关于搜索文献通常学校校园网都可以直接进入知网并且都是免费的,用来搜索文献完全够用。国外文献下载推荐使用SCI-hub,大部分论文都能搜索到,并且可以直接下载。四、关于研究路线如果研究涉及数据的收集分析,在研究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些基础的统计学知识,方便日后能更好的分析辛苦收集来的数据。想快速了解SPSS的使用方法可以阅读:快速掌握SPSS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中用到的工具一般就是EXECL和SPSS,简单的表格制作用EXECL即可,具体数据分析用SPSS,同时也推荐使用在线版SPSS(SPSSAU),使用方法比SPSS更简单,效率更快,还提供智能化的文字分析,适合统计学小白使用。五、关于论文撰写其实确定了研究思路,有了论文的整体框架,剩下的行文只要确保前后的逻辑关系一致,文章也就水到渠成,核心还是写作论文之前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关于数据报告的撰写对很多人来说,得到了数据甚至分析完数据,还是不会撰写数据报告。这主要是对数据分析和分析结果的掌握不够。单独从数据分析角度上看,建议以实际需求出发,比如研究差异关系,那么首先得需要知道有没有差异,接着有了差异,具体差异情况如何。有了差异或者没有差异时,对应的建议措施应该如何。按照这样的思路,相信数据研究报告的撰写并非难事。如果是对具体数据研究方法的结论撰写有困难,也可以直接使用spssau进行分析,参考里面的智能文字分析。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在于,数据研究结论对应有什么意义,价值在哪里,对实际学术价值或者指导在哪里?这才是重点。(SPSSAU支持在线进行数据分析,拖拽点一下的傻瓜操作,帮助用户提高分析效率。同时针对每种分析方法都有详细的讲解和案例说明,想要获得更多内容可登录SPSSAU官方网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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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小白怎么开始写论文?这篇文章满满的都是干货!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文章较长,慢慢看从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到作为研究人员,几乎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如何写好一篇学术论文的问题。在读书期间,导师一般是交给学生专业知识和获得专业知识的方法,而不会教给学生写好论文的方法,从事研究之后,大多数人又忙于写论文,急于发表论文,而不会去考虑撰写论文的方法。因此,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拿学位、为职称、为获奖而撰写论文,基本上不会去考虑如何使自己的论文有学术创新。结果,都很难发表出来,而为了发表出来就走关系,找熟人。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学术就永远拜拜了,什么学术研究、学术创新,都不过是人生目的的手段而已,根本就不是目的。因此,有学术责任感的学者越来越少,甚至根本没有,而为学术之外的目的来捞取学术功名的却比比皆是。也难怪有中国学术大多数是垃圾之说了。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撰写好一篇学术论文,必须要掌握好撰写学术论文的方法。本人从事研究二十余年,从事学术刊物的主编已有近十年的经历。从事学术研究使我有专业的眼光来看待学术问题,而作为主编则使我有机会抛弃学术研究的浮躁而冷静地从刊物的角度来思考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因而,我可以有机会把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角交织在一起来谈谈如何撰写好一篇学术论文的问题。1选题选题是否成功是研究成功的前提。有一种说法,哲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没有成功与不成功之说,只要愿意去做,最后必然成功。此话谬矣。没有好的选题,即便是洋洋洒洒数万言乃至数十万、数百万言,结果都是无用的废话。这就不能视为成功的研究。成功的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成功的选题之上的。那么,什么是成功的选题呢?简而言之就是选题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什么呢?一是指研究的目标取向。成功的选题应该是揭示研究的目标取向,也就是要使研究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研究的目标取向所反映的是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研究。因此,从选题来看就可以知道该问题研究的状况和可能发展的趋势。如果选题没有揭示研究的目标取向,而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那么就意味着该研究不值得研究,或者说前人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在目前的状况下已经没有深入的可能了。这种选题就不应该去选。二是指研究的具体范围。成功的选题应该是范围具体的,不是大而全的。也就是选题不能过大,过大的选题会使研究无法深入下去,只是如蜻蜓点水。另一方面是题目太小,研究就会过于沉迷于琐碎的细节,从而使研究失去了价值和品位。特别是有的细节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能真正反映事物发展的趋势,但由于研究者的视野太小,没法从细节中发现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做历史史料研究的往往都有这样的毛病。三是要对一个学术问题产生质疑,或者说要有争鸣性。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真理更是无止境的。很多学术观点在当时是对的,或者说是真理,但时间和条件都变化了,因而其真理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选题一定要敢于质疑,但质疑必须要有理有据,而不是随便怀疑。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的怀疑,这样的选题一定是有价值的。总之,选题是很讲究技巧的。选题实际上是积累后的第一次思想井喷,没有积累就无法进行选题。好的选题可以使研究事半功倍,好的选题是论文成功的前提。在选题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题目的表达,即怎样把这个内容表达出来。内容表达方式一是题目不宜太长。太长表明作者缺乏概括能力和抽象能力,题目要求精炼、简洁,要力求达到多一个字太长、少一个字太短的水平。二是核心概念不宜多,最多两个,最好一个。这就必须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核心概念超过两个,论文到底研究什么就非常难把握了,而且概念太多通篇很可能就是在解释概念,实质性的内容就被冲淡了。三是表达要精准。题目如果引起歧义,或者模糊不清,那么论文在写作是很可能出现跑题现象。2文献梳理和文献的使用文献是写好论文的材料,也是研究的基础。它反映的是研究者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能力。没有文献,就相当于造房子没有砖块一样;同时,没有文献也像在空中造房子一样没有基础。文献是学术传承和学术伦理的载体。尊重文献就是尊重前人的研究,尊重文献,也体现了学术发展的脉络。因此,文献在撰写论文中至关重要。在撰写论文之前,一是要对文献进行必要的梳理,二是要善于使用文献。关于梳理文献的目的1. 梳理文献的目的选题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对文献的阅读和分析,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既有的研究而发现问题。梳理文献的目的在于:其一,梳理所选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发展脉络,不了解学术发展的脉络就不能对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才能预判这个问题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是什么。不仅要梳理这一问题国内的研究现状,而且还要梳理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从而全面把握这一问题研究的基本状况。如果打开电脑就直奔主题,对某一具体问题洋洋洒洒地写下去,也不去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可能是低水平重复的东西。这样的论文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即便发出来,也仅仅是作为工作量或评职称的成果而已,并不代表它对学术有什么贡献。在学术论文中,开头就直奔主题的论文,一般都不是好的论文。人贵在直,文贵在曲。论文的贵也在曲。而这种曲是通过对前人既有研究的追述和分析表现出来的。其二,梳理文献是充分肯定前人所做的学术贡献。任何人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这就是牛顿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研究中,这个巨人不是具体的一个人,而是所有对该学术问题作出了贡献的前人。学术的传承就是要尊重历史,不尊重前人的学术贡献,就难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也难以对学术研究进行深入研究。不尊重历史,我们同样会陷入盲目自大的学风,以为别人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水平,从而最终也会陷入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故事,浪费学术资源。其三,梳理文献最根本的目的是发现前人研究中的问题,从而为自己的研究找到突破口。学术问题大多不是一代学人就能解决的,一代学人只能解决那一代学人的认知水平之下所能解决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存在着研究的疏忽和漏洞,也会因主观能力的不足而存在着研究的缺陷。因此,后辈学人就是要反复不断地阅读、比较和分析前人的既有研究成果,从中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这样,自己的选题就有可能或者延续前人的研究使之深化,或者发现前人研究的漏洞和不足以进行弥补,或者在原有的问题领域发现新的研究处女地。这才真正体现了所做选题的研究价值。2. 如何梳理文献?不少作者喜欢在引言中一口气把所有相关的文献都罗列出来,认为这就叫文献梳理。但是,把所有相关文献罗列出来肯定会占据了论文的篇幅,会导致喧宾夺主的论文结构。文献罗列太多,正文就要腾出篇幅来,结果正文想写下去但发现篇幅越拉越长而不敢深入下去了。这种文献梳理方法是最不可取的。正确的文献梳理方法是:其一,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献。即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权威论著,这些论文论著代表了学术发展的基本状况。不能把那些不入流的刊物上的文章都罗列出来。其二,选择有代表性的作者的论文。也就是权威学者,或者是活跃在学术界的作者的论文、论著。这些论文论著同样也代表了学术发展的基本态势。其三,选择研究的视角来梳理文献。也会是结合你要研究的视角特别是具体的问题来梳理文献,这样范围就大大缩小,也有利于作者把握文献。其四,不一定千篇一律地在引言中进行文献梳理。引言可以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适当阐述,在正文撰写的过程中,可以对具体的观点进行文献追述。这种方法要求作者对学术史特别是前人的学术观点十分清楚,对论文的写作已经有娴熟的技术。这就不是一般的新手能够把握的了。如何使用文献在文献的使用上,相当多的作者以为文章有注就是使用了文献。但是,论文究竟使用了什么文献?还有就是所用文献是否与所引用观点具有一致性。在使用文献上有以下几种错误倾向:一是为文献而文献,即是在文献上凑数。用一大堆文献来吓唬读者,显示作者是阅读了大量文献的,但仔细看后,会发现文献与论文的观点关联度不高。实际上就是假文献。一般的审读者可能不会认真看文献,但作为编者,特别是主编第一眼就是要把好文献关,决不能让作者在文献上鱼目混珠。二是文献与所引用的观点属于张冠李戴。引用的观点本来是张三的,但作者因有惰性不愿意去查对,只是在二手文献中看到了李四用了该观点,于是就以为这个观点就是李四的。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三是绝大多数是自引文献,完全回避其他学者的研究。这种情形体现出作者的是自傲,以为这个问题没有人超过自己,因此不愿意引用他人的观点。甚至为了突出自己,把自己在非常不起眼的刊物、报纸上发表的小文章都自引出来。这种情形表明作者有沽名钓誉之心。因此,使用文献是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方法的,必须老老实实。使用文献体现了一个学者治学是否严谨,研究是否下功夫。因此,使用文献时:一是切忌文献堆砌。使用文献的价值在于体现论文的研究深度和严谨性,而不是通过堆砌文献了炫耀自己的专业知识多么广博。如果是这样,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二是切勿张冠李戴。一定要去查找文献的源头,如果是经典著作的文献,就更加需要去阅读和查对。比方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合在一起的,但有的作者没有去读他们的著作,而是从别人的引用中直接就引过来。同时由于没有弄清楚究竟是马克思的观点还是恩格斯的观点,可能会弄错了。这样就成为学术笑话了。切记要查阅文献,不可“人云亦云”。尤其是外国文献有的作者不愿意阅读,而别人引用之后,自己在没有阅读的情形下而引用了,甚至还想用外文形式来冒充。这在学术界是有公案的。张冠李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引用观点时是一个学者,但注释文献时却是另一名学者。这表明,作者根本没有读过被引观点的学者,而是从注释文献归属作者的论文中看到了这句话,同时又不愿意花时间去查对,所以也是一种张冠李戴的情形。三是切勿用网络文献、报纸文献。学术的浮躁与否,学术的严谨与否,从文献的使用上一看就清清楚楚。如果通篇文章的文献都是网络文献或者是报纸文献,这样的论文无论如何都是不深入的。有的作者会说,网络文献、报纸文献表明论文是最新的观点。但是,网络文献和报纸文献并非是学术观点,也并非是经过严格论证的学术观点。或者说,这样的观点没有学术底蕴。因而,这些文献不能支撑一篇学术论文。当然,网络文献、报纸文献是否就不能用了呢?那也未必。有的数据必须通过网络来发布,如一些统计机构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等都是从网络上发布的。简而言之,权威机构的网站、权威学术机构的学术网站、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网站等,这些网络文献完全可以用。四是切勿想当然地使用文献。包括弄错出版时间、引用内容错误、页码错误、作者和译者错误等。这些会导致论文出现严重的硬伤。3论证的逻辑研究是一个论证的过程,论证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过程。然而,当前众多的论文缺乏这种思维,大多数用发散性思维来写论文的,因而论文就缺乏深度。论争的逻辑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层次感,而不是平面感好的论证逻辑一定是立体的、有层次感的,而不是平面性的。世界是平的,这只是一种臆想,论文的论证逻辑是立体感的,这是一个刚性的现实要求,而不是臆想。好的论证逻辑就像拨洋葱,一层一层拨到中心,最后才知道洋葱中心究竟是什么。而平面性的论证逻辑缺乏新奇感,就像摊大饼,一开始就知道大饼中是什么内容了,所以这样的论证不会给人遐想,也不会带来新奇。好的论文,同样要给读者带来出人意料的结果。缜密性,而不是一盘散沙论证缜密性体现的是作者的思维能力,也体现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程度。专业基础扎实的,其逻辑思维能力肯定要强。相反,没有扎实的专业根基,那么其论证肯定是碎片化的。因为,他掌握的专业知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碎片化的专业知识,只能导致碎片化的论证逻辑。有不少学者,虽然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专业基础并不扎实,所以在撰写论文时,基本上就是用1、2、3、4……进行罗列,而缺乏缜密的逻辑推理和逻辑证明。这种状况可能还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代人的问题。因为,中国又一代学人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不多,且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缺乏专业素养,但通过自己的努力也的确跻身于知名学者之列,但这种缺陷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弥补。所以,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碎片化的知识结构中提出一些碎片化的观点,而不可能成为治学严谨、有深厚学术底蕴的学者、思想者。科学性,而不是宣传性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大量的事实或史料经过逻辑论证之后才能得出结论。正是这样,学术才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然而,当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缺乏这样的精神,做历史研究的不愿泡图书馆、档案馆,做现实研究的不愿做田野调查,用的是二手材料和二手数据,并且先预设一个价值立场,用这些材料和数据来证明这个预设的立场或观点。殊不知,同样的材料和数据可以证实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这样,学术研究因没有按照学术规范而导致学术失去了科学性和真理性。反过来,预设一个观点,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相应的材料和数据来证明这个观点,这同样也会导致难以找到学术的真理。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对学术的伤害,即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学术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尊严,也无所谓学术权威可言。正确的方法是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而形成新的观点,然后再回到材料通过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的科学性。预设观点然后来找材料,这是宣传的基本方法。当前学术的科学性越来越被宣传性所取代,原因在于:一是当今行政干预学术的现象非常严重,学术质量(评奖)、学术水平(各种学术称号)、学术考核等都是行政领导来评价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行政级别与学术水平成正比。在行政干预之下,学术就越来越多地为行政服务,从而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为政治宣传服务。二是一些学者为了尽快地提升自己的行政级别而不断做政治宣传的“学问”,学理性的研究被束之高阁,应景性的宣传文章则一挥而就,但往往是正确的空话、无用的废话。三是宣传性的“研究”比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容易出成果,而且也轻松。看几份报纸,浏览几个主流网站的文章,就马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篇文章。而且,只要政治正确,这类文章不愁没有地方发表。学术界的浮躁也就可想而知。学理性,而不是口语化学术论文肯定是学术性很强的,它必须要超越日常生活的口语化表达。口语强调是能让读者听得懂,所以具有随意性。而学术论文并不是要大众听得懂,而是要有专业背景的人才能听得懂。如果都能听得懂,那就不是学术论文了,那就是日常的讲话了。有一种观点在嘲笑,学者的论文是在自娱自乐,别人都看不懂,这种论文对社会根本就没有用。我觉得这种观点实在是肤浅可笑。学术论文都听得懂、看得懂,那就不叫专业学术论文了,学术论文肯定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懂;而且学术论文传承的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发展最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它的影响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当前的普罗大众能不能看得懂和听得明。当然,学术的思想肯定要进行大众传播,这时候就需要用通俗的口语化方式来跟大众交流。严谨性,而不是随意性学术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因而需要研究者必须在论文写作中要有严谨的态度。当前学术的浮躁特别是科研管理部门要求快出成果,从而助长了学术上的各种不端行为。例如,一是随意使用数据。学术论文在使用数据时一定要是权威性的数据,也就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然而,由于当前数据发布的机构比较多,一些作者在选取数据时太随意,不去研究一下机构本身的权威性,结果所用的数据被学界所质疑。有的甚至因找不到数据的来源而随意改动数据,导致数据失去了真实性。包括所用材料和文献也是一样,近年来,外国著作引进翻译太多,翻译也太随意,甚至译著中曲解了原著的意思的都有,但作者在使用这些翻译著作时没有认真挑选,手中有什么就是用什么,结果把错误的文献内容引入自己的论文中,导致论文出现一些硬伤。此外,研究的严谨性还可以从使用文献中体现出来。有的丛书文献出版时间是不一样的,而引者可能会想当然地就整套丛书都是同一出版时间,这也是论文的严重硬伤。如《邓小平文选》(1-3卷)其出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关于调查的可靠性在于,调查的手段是否可行,抽样的方法,以及统计的方法等。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论证,而不是学术散文天马行空学术论文肯定有一个核心观点,因而在论证过程中就必须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所有的材料的目标都是指向这个核心观点的,而不是从核心观点延伸出去。一旦延伸出去就有可能偏离主题。然而,现在不少作者完全是为了凑字数,为了这个目的,论文的关键词非常多,几乎是每一小节讲述一个关键词,整篇论文很有可能是一个拼盘,而不是在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核心观点统领之下的论文。结果,篇幅很长,但不知所云,完全是如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拉不回来。这样的文章只可以说是学术散文,而不是学术论文。4论文的修改与查证文章不厌百回改。这是研究的一种态度。如今大多数人不愿意修改,也不愿意查证文献和材料。这显然缺乏对学术研究的认真和严谨性。作者自己修改文章的要求其一、对文章的总体结构在进行斟酌。主要是看是否在结构上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如虎头蛇尾;或者是结构上的不相称性(把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其二,对文章的逻辑进行梳理,看是否存在逻辑上的不连贯性;其三,对文句进行斟酌,看表达是否存在问题;其四,对文献进行查证,看是否存在着文献的错误;其五,对数据进行核对,看是否存在数据的错误;其六,对注释进行核对,看是否存在差错;如何对待编辑部修改的意见其一,在正常情况下,编辑部提修改意见就意味着此文有可能经过修改后达到发表的水平。而没有任何新意的情形下和没有人脉的情况下,编辑部不会对没有任何新意的文章提修改意见;其二,编辑部看问题一般视野要宽一些,看问题的视角要大一些,提出修改意见,作者要尽可能满足编辑部的要求;其三,如果编辑部的修改意见确实不妥,作者可以回信阐述自己的观点,编辑部认为说的有道理的话,一般也会尊重作者;其四,不要以为编辑部可以刁难,多次的来往只会使论文更加完善,而不是在修改多次后否定作者的文章。即便有的修改是多余的,编辑部也会反复推敲的。5论文的结尾论文的结尾既是整篇论文的点睛之处,也是揭示学术在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因而,结尾一定要有气势,气势磅礴的结尾,往往能够凸显论文的整体品质。从当前的学术论文来看,结尾主要有以下几种问题:其一,论文根本就没有结尾,当论证完毕后,论文就嘎然而止。这是典型的虎头蛇尾;其二,没有对前面的研究进行总结,而是离开前面的研究谈体会,因而没有体现结束语的作用;其三,对前面的研究泛泛而谈,没有集中到观点上来,从而显得太平淡;其四,太简单,有结尾与没有结尾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结尾就没有意义。那么,什么样的结尾才是好的结尾呢?我认为至少要体现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能够从宏观上对论文进行观点性的总结。前面主要是论证,证实或者证伪,但尚未突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结尾来提炼作者的观点,使读者更清楚作者的观点。二是要有大气磅礴之势,有行云流水之气。前面的论证是一个小心求证的过程,不能展示作者的文笔,但在结尾部分,可以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可以充分展示作者的文采来归纳和抽象论文的要义。三是要有科学预测和思考。结尾除了归纳观点外,也可以对该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以及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6遵守学术规范,信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学者必须要按照学术规范从事学术研究,而不可随心所欲提“想法”。如果仅仅是提“想法”,没有被证明的“想法”,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一个假设性的观点决不能代表一种学术水平。只有用理论方法进行了符合逻辑的证明之后,如果这个“想法”具有创新性同时又符合学术逻辑,那么这个“想法”才能转变为学术观点,这个观点就代表了学者的学术水平。当前,社会的浮躁也同样渗透到学术领域,使学者不再沉寂于象牙塔,而是通过学术论文的大跃进而成就自己的虚名,从而获得各种各样的学术荣誉和学术奖项,最终获取相应的学术地位。结果,有的就不折手段,通过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进行学术制假造假。当前,学术不端、学术制假造假行为在论文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抄袭剽窃或抄袭观点,或抄袭材料,或抄袭段落,或抄袭文献,或将别人的文章略作改动整体性剽窃,或仅仅是把题目改动署上自己的名字。强行在他人成果上署名这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形:一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导师规定学生发表文章必须把导师的名字署上,甚至要求署名第一作者,但导师并没有审阅文章,一旦文章被人举报,导师就千方百计回避;或者公然宣称自己不知道,是学生自作主张署上的。二是上下级同事关系,尤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或者是下级刻意为领导捉刀代笔;或者是上级借用行政权力强行要求篡改文献和数据、故意断章取义这主要是不愿意去核对数据和文献,而自己的论文可能又特别需要这样一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结果只好对边缘数据进行为我所用地篡改,或对文献的观点进行刻意地曲解,或断章取义地引用,以迎合自己研究的需要。注释有误或做“伪注”,如前面所说的张冠李戴。低水平重复不愿意去阅读文献,因而不知道学术发展动态,导致自己的研究在重复着前人的研究,甚至重复着同辈学人的研究。转引二手文献并且未核对导文献导致以讹传讹只引证自己的论文,自我吹嘘阅读中文文献却引用外文表达文献,结果弄巧成拙源于外文书刊却译成中文,结果牛头不对马嘴转引外文注释却不注明原出处,让人难以查找原文献,难以辨认其真伪一稿多投,有的甚至是略作一点“乔装”后就投给不同的多家刊物

不知端倪

如何正确地开启自己的科学研究之路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在刚刚踏上自己的科学研究之路时,一定是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也同时有一点点恐慌和不安,因为你们无法预测未来的科学研究是否会一帆风顺。以下是施一公教授基于自己的切身经历所提出的对学术品味、学术道德、学术道路的一些看法。一、做一个优秀的研究生,时间的付出是必须的所有成功的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实际上,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和心力。有时,个别优秀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或媒体的问题时,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成功凭借的是运气,不是苦干。这种客气的回答避重就轻,只是强调成功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因素,常常对年轻学生造成很大的误导;一些幼稚的学生甚至会因此开始投机取巧、不全力进取而是等待所谓的运气。说极端一点:如果真有这样主要凭运气而非时间付出取得成功的科学家,那么他的成功很可能是攫取别人的成果,而自己十有八九不具备真正在领域内领先的学术水平。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在多个神经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几年前,身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蒲先生曾经有一封电子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一段翻译过来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的紧张实验操作和两小时以上的与科研直接有关的阅读等。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应该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这封邮件写得语重心长,用心良苦。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的内容转告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我从小就特别贪玩,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自己尽量刻苦读书,保送进了清华。尝到了甜头以后,我在大学阶段机械地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提前一年毕业。当然,这种应试和灌输教育的结果就是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专业也提不起兴趣。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博士一年级,因为对科研和专业没有兴趣,我内心浮躁而迷茫,无法继续刻苦,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对科学研究有了一点儿兴趣,并开始有了一点儿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会得意地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儿自信。这时,博士学位要求的课程已经全部修完,我每周五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7、8点,周末也会去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和奥妙,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更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1993年我曾经在自己的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激励自己。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再也不会感到枯燥,时间安排则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其实,这段时期的工作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刻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三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四点以后;但每天早晨八点都会被窗外街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九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9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周的周五,周五晚上乘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十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很苦,但我心里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我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心公园很近,那里也常常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心公园一步。我常常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我实验室的学生,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回答,“只有自己没有兴趣的时候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 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很骄傲、很振奋!我在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那七年半的努力进取,为我独立科研生涯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做一个优秀的研究生,必须具备批判性的思维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只有时间的付出和刻苦,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人类长期以来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的知识,而探索新知识必须依靠批判性的思维逻辑。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培养critical analysis的能力,养成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举几个让我难忘的例子。1.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 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期的结果,除个别研究领域外,可能一般只需要6至24个月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在美国,生命学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PhD学位。这一分析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很多低年级的博士生一看到负面结果就很沮丧,甚至不愿意仔细分析原因。 其实,对负面结果的分析是养成批判性思维的最直接途径之一;只要有合适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研究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就是排除不正确、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靠的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 非常遗憾的是,大多数学生的负面实验结果并不可靠,经不起逻辑的推敲!而这一点往往是阻碍科研课题进展的最大阻碍。比如,对照实验没有预期结果,或者缺乏相应的对照实验,或者是在实验结果的分析和判断上产生了失误,从而做出“负面结果”或“不确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对整个课题进展的伤害非常大,常常让学生在今后的实验中不知所措、苦恼不堪。因此,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靠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很快就会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批判性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在我的实验室,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以内,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不仅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2.耗费大量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Nikola Pavletich是我的博士后导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Nikola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预期的20%左右。见到Nikola,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虽然已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Nikola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实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的溶液生化性质并不理想,不适合结晶。我通过遗传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之后,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很快得到了有衍射能力的晶体。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这样一个来自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告诉实验室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主义。我把这个方法论推到极限:只要一个实验还能往前走,一定要做到终点,尽量看到每一步的结果,之后需要时再回头看,逐一解决中间遇到的问题。3.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 的取与舍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Jeremy Berg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有每周一次的实验室文献讨论,讨论重要的相关科研进展及研究方法,作为学生我受益匪浅。作为学生,我以为所有的科学家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博学多读。 刚到Nikola实验室,我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与Nikola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午饭前遇到Nikola,向他描述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Nikola面色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我想: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精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发表于《科学》周刊的文章,又去找Nikola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你为什么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Nikola看着我说:“我阅读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他的回答让我彻底意外,大意是“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有一个优秀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各个生命科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来演讲。有一次,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来讲,并且点名要与Nikola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去接近大人物、取得好印象。Nikola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已有安排。我们也为Nikola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讲座的那天,Nikola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早晨来了以后直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当然也没有去听讲座。以我们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他是在写paper或者解结构。后来,我意识到,Nikola常常如此。 在我离开Nikola实验室前,我带着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问他: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大意)我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我只能把我的有限时间用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如解析结构、分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写文章。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只能少读文章、少听讲座了。 Nikola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做的事情做些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是科研文献的阅读还是学术讲座的听取,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对于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4.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教育:但凡失败都有其隐藏的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Nikola 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也受到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Nikola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得分析明白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Nikola马上评论道:(大意)“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但愿下次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Nikola又把他的观点升华: (大意)“是否需要找到实验失败的原因是一个哲学决定。找到每一个不完美实验结果原因的传统做法未必是最佳做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其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的实验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比如PCR忘记加某种成分了,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打破迷信、怀疑成规,而关键的关键是:Follow the logic跟着逻辑走!这句话,我每天在实验室里注定会对不同的学生重复讲上几遍。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三、科学家往往需要独立人格和一点点脾气对社会人而言,科学研究是个苦差事;对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科学研究实在是牵肠挂肚、茶饭不思、情有独钟、妙不可言。靠别人的劝说和宣讲来从事科学研究不太可行,真正自己从心里感兴趣直至着迷、一心一意持之以恒地探奇解惑,才有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正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在这个过程中,独立人格和脾气显得格外重要。所谓独立人格,就是对世界上的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恰恰是一些有脾气的人不会轻易随波逐流,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就不举例了。四、不可触碰的学术道德底线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两方面。首先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诚实做研究的前提下,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至错误是很常见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可以说,绝大多数学术论文的分析、结论和讨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这种学术问题的争论往往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是前沿的科学研究,越容易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著名物理学家费米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发现了第93号元素。实际上,尽管费米在1934年曾报道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可以产生第93号元素,德国的化学家哈恩在1939年1月发表论文,证明产生的元素根本不是93号元素,而是56号元素钡!但这个错误并没有改变费米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事实,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在学术上的进取。费米很快提出后来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链式反应理论并于1941年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再举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例子,Edmond Fischer和Edwin Krebs因为发现蛋白质的磷酸化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如果仔细阅读他们发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几篇关键学术论文,你会发现他们当时对不少具体实验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一定差距,用今天的标准可以说不完全正确;但瑕不掩瑜,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最优秀最有创意的突破。 举这两个例子是希望大家区分error与misconct的区别。比如一个实验由于条件有限,做出了一个结论,后来别人用更高级的实验手段、更丰富的实验数据推翻这个结论,那么第一篇只要详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验条件,更重要的是基于这些描述其他实验室都可以重复出其报道的实验结果,就情有可原,无须撤稿。但如果明知实验证据不足,为了支持某个结论而编造实验条件或实验证据,这就是造假了,视为学术不端。 但诚实的学问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做出了相应的贡献(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后,才应该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署名。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大老板强势署名的事情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利用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一些年轻学者不得不在文章里挂上自己的名字,有时还以许诺未来的科研基金来换取论文署名。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学术道德,更是会严重阻碍创新,对整个学术界风气的长远恶劣影响更甚于一般的造假。五、你不习惯的常识1.我们有限的认知不足以支撑一成不变的真理你们在课堂里学到的所有定律、公理等等,都是前人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总结,是现状下最好的归纳总结,可以有效解释这些现象、甚至预测一些还未发现的现象。也许这些定律和公理可以非常接近真理;但是,这些定律和公理仅仅是对现实的近似描述,都不是永恒的真理;随着人类对周围环境和宇宙认识的加深,这些定律和公理都会有失效的时候。这里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应当是强大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它可以解释太阳系行星围绕太阳的公转,但它无法完美解释水星近日点进动的问题,而需要引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以,请同学们牢记:科学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不断改进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2.科学和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研究是探寻未知,其结果是科学发现和规律定理;而民主通常是指在决策过程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的现象和过程。很遗憾,但也许是很幸运,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实际上,在前沿和尖端的科学研究领域,常常是极少数人孤独地探索,做出一些有违常规的意外发现,这些发现也常常被大多数人排斥甚至攻击。但最终,极少数的这些科学探索者的发现还是会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从苏格拉底到布鲁诺、哥白尼,这里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科学真理最初往往被极少数人发现的道理人人知晓,但到了日常科学研究中,在各种噪音中,真正能够全力探索、冷静辨别真伪的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 其实,真正优秀的科学评价也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我从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的这18年间,常常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一场激烈的学术讨论过程中,初始阶段大多数人坚持的观点逐渐被少数几个人的观点说服,成了实实在在的多数服从少数。这些少数人制胜的法宝就是精准的学术判断力和严密的逻辑。这种现象,在基金评审、科学奖项评审、重大科研课题讨论及评审等等过程中也常常出现。3.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未必高尚走上科研的道路,每个人的动力都不同。有人可能是基于兴趣,有人可能是因为成就感,也有人就是把科研当成#科学#了追求名利、甚至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大家没有必要盲目崇拜所谓学术权威、盲目崇拜教授专家。 然而,在科学评价中,却是“论迹不论心”。也许以名利为手段的会最终心想事成,做出重大科学成果名利双收;也有清高淡泊醉心学术却因为种种原因一事无成的。这都是实实在在会发生的。但不论每一个个体是以什么目的、什么动力在做科研,科学的本质就是求真,科研的目标是不断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推动技术进步。而哪怕你的初衷只是把科研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如果你坚持走下去了,我也祝福你能够慢慢从日复一日的重复、无路可走的焦灼,到柳暗花明、灵光乍现的起伏中逐渐体会到从事科研的幸福感、满足感和成就感。真正的科研动力来自于内心的认同!真正的学术道德在完善科研管理体制之外,也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对于科研之道的认同而实现的自律。

修迪

「学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国家治理现代化新篇章。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必须增强制度自信,保持战略定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终极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发扬斗争精神,自觉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要敢于直面问题。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关键在于敢不敢于正视问题,善不善于发现问题。敢不敢于正视问题是态度问题,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对存在的问题不掩盖、不回避、不推脱。敢于正视问题,还必须善于发现问题,这是能力问题。发现问题,要求我们有一双洞察问题的眼睛,拓宽视野看世界、看中国,看历史、看未来,从而找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可以说,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步向前发展的伟大实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正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二是要科学分析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要有效解决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分析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们还将会遇到更多问题和风险。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战胜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准确把握问题实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不能科学分析研究问题、善不善于“解剖麻雀”,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有效推进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例如,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助推经济发展;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逐步缩小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成效差距,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实现人民各项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全面解剖,要挖得深、剥得细、辨得明,由浅到深、由点及面、由此及彼,指出问题实质和根源,充分剖析依附于问题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内在机理,找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和根本症结,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科学性。三是要善于解决问题。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也是破解矛盾的着力点。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问题是工作的导向,也是改革的突破口。改革,就是要敢于向问题动刀,啃硬骨头、过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迎难而上,站在高起点,进行整体性考虑和系统性设计,破难题、固基础、谋长远。一些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多年未有进展的改革得以强力推进,一些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正在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破解。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关键要有新谋划、新举措、新进展。七年多以来,从行政体制到经济体制,从社会管理体制到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从户籍制度改革到涉及医疗体制、就业制度改革,改革之全、改革之深前所未有,一个又一个矛盾得以有效化解,一个又一个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正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和不断破解矛盾的过程中,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依然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科学思维和顶层设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当前我国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从大局出发,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坚持战略思维,抓住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重点,才能牵住“牛鼻子”,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注重抓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进而明确有效破解问题的主攻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坚持辩证思维,通过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当前,利益多元、诉求各异,任何一项改革都是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也需要高超智慧和艺术。“牵得住牛鼻子,才找得准突破口。改革注重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两点和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才能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统筹兼顾、协调联动,不断发挥优势、破解瓶颈。坚持系统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需要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研究。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全面深化改革,应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坚持底线思维,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坚持底线思维,是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整体性把握,要求我们主动认识规律,自觉顺应规律,系统解决各种问题。底线思维,是“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们就能守住底线,不断逼近更优,让改革“蹄疾而步稳”、发展更上一层楼。坚持创新思维,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实践反复证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创新,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坚持创新精神,才能不断推进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激发社会活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必须加大创新力度,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敢闯敢试。保持战略定力和制度自信所谓战略定力,是在把握大势前提下为实现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而应具备的宽阔视野、战略睿智和坚定沉着的行动能力,是基于全局性根本性和长久性的稳定优势和实力。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保持战略定力,做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时保持沉着冷静,在“千磨万击”和“东西南北风”中“咬定青山不放松”,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基础。第一,在“要不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固有模式,也不固守我国某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体制,而是与时俱进,在不断自我革新中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只有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认识和精神状态,才能够不断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的辩证法,富于批判性、革命性和创造性,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反对把一切事物看作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主张不能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更要立足于改造世界。社会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不断前进的历史过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下,一个社会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低级阶段为高级阶段不断积累基础和条件,高级阶段在新的层次上解决低级阶段所带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取得辉煌成就,正是基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僵化保守和故步自封,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勇于创新、勇于变革,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不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第二,在“为谁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实践和当代形态,是在当代中国造福人民、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第三,在“往哪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和最终成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战略定力,确立底线思维,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纷争干扰所惑,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出现后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中国不实行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法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路径,也不是盲目迷信国外现代化的模式,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逻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我们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刊载于2020年第3期《中国纪检监察》,作者: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董振华)

生死决

我的行业研究方法论

本文为年初面向高榕资本研究院(以及部分投资团队)作交流的文字纪要,主题为《我的行业研究方法论》。该交流持续约八小时,文字纪要约八万字,涉及宏观、产业、产品,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我们作一定删减,并根据时间顺序逐步整理出。目录一、关于研究阿丽塔仙子精灵反乌托邦洛丽塔二、什么是研究话语体系行业划分知行合一虚假世界你做不出成果只恨黑夜太漫长观察生活解放天性/当众孤独/时刻准备着游戏规则与市场机制三、核心方法论(基础)驱动力与信号验证核心驱动要素草根调研代理变量假说成长红利/ABH效应四、核心方法论(进阶)影子魔法与水晶球人民币汇率问题毛利杠杆与库存周期晴雨表宏观经济问题社会文化问题金融反身性与产业反身性精确的错误与模糊的正确话语体系的损耗数据挖掘五、核心方法论(艺术)非线性外推PE是什么成长与周期股票价格估值上帝视角数字货币的例子价格决定预期差投资五要素六、小结待续……注:本文为目录中的第一章与第二章,约1.2万字。第一章:关于研究阿丽塔放个视频给大家看,我用抖音自拍的阿丽塔,抖音的美颜算法很强,看完电影后,我就想到“抖音或成最大赢家”,因为看到阿丽塔首先想到的就是抖音的大眼瘦脸。我还有一些,大家也可以拍一些,女生肯定可以拍的,不管是不是因为美颜总之抖音能看到很多美女,抖音会帮你发现自己的美,为什么火是因为这是一个好产品。我穿的这件蓝色毛衣也是一件典型的“软妹服”,我们后面也要讲到。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行业研究方法论吧。过去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的研究成果,但这是第一次讲研究方法论。我会结合做产品的一些经验,以及过去在券商的一些经历和案例。首先大家想一个问题:什么是研究?以及什么是好的研究?前几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只有一天的时间解决,他会用95%的时间去研究问题是什么,再用5%的时间去解决问题,我很认同这一点。就是95%的审题和5%的解题。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搞清问题是什么,当问题被界定清楚时,答案便显而易见了,你离问题越近,就离答案越近。我们现在讲研究方法论,我们可以把“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研究一下,研究以及好的研究其本身到底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问题界定清楚时答案便显而易见。还有一句话是“万解皆可包,唯有题无价”,即所有解决方案都是可以外包的,提出关键性问题才最有价值。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一些困扰,你想该怎么解决,你潜意识里有一个问题,但可能并没有仔细界定这个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讲的到底什么是研究?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什么是爱情?以及什么是二次元?什么是萝莉?什么是社交?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又是新零售?仙子精灵什么是爱情?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爱情,即便没有经历过也至少向往过,知道爱情“大致”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当问到什么是爱情时,你脑子里会蹦出很多概念,很多感动,那到底什么是爱情?我和朋友做过这个事情,一天他问我什么是爱情,我们几个朋友回答是美好是痛苦,是希望是绝望等等,每个人都在说,最后差点声泪俱下。你发现爱情场景中的点点滴滴太多,是我人生的希望,是我人生的绝望,是我的全世界也毁了我的全世界,是精神交流,是肉体融合,是小鹿乱撞,也是胃痛,失恋的时候胃是会痛的。说到爱情脑海里会出现大量场景,对应的词便会蹦出来,到最后越来越深刻,你就接近崩溃了。所以我这里提到了很多词,是阳光明媚,是乌云密布,是喜笑颜开,是声泪俱下,是轰轰烈烈,是万劫不复,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爱情到底是漫不经心还是掏心掏肺呢?阿丽塔就是掏心掏肺,看到一个帅哥就爱上了,缺乏爱情经验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男人也是如此,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喜欢,然后不切实际地追求,搞得双方都很尴尬,但这也恰恰是最宝贵最美好的经历,所以爱情是包含很多方面的。然而,在今天掏心掏肺的纯情却被称作舔狗。这是因为,爱情游戏的本质在于你需要“漫不经心”。爱上一个人时,你会变得卑微,因为你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美好品质,全都赋予了你最深爱的人。这是矛盾,也是人性无法逃脱的宿命。所以我说爱情是不稳定的存在物。热恋很幸福失恋很痛苦,这和投资很像,投资赚钱和亏钱的感觉与热恋失恋高度一致,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有天堂和地狱同时存在的反差。真爱像稀有金属一样难以以单质形式保存,条件苛刻,你需要很好的经营,但大部分人都很着急。所以对于爱情,我说她是森林里的仙子精灵,如果有生之年你曾经遇到过她,曾经看见过她,这是“曾经”这个词在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次使用场景。因为你可以骄傲地说出,我曾经相信过、看见过爱情。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定义本身就是主观的,并不严格存在一个客观世界,正因爱情的这种主观性,最近流行在任何一句话后面都加上“像极了爱情”就立即深刻起来,也是这个道理。投资,像极了爱情。那什么是美女呢?其实类似,金融市场选股就是选美,其实就是你要去关注“主观”是什么而不是“客观”是什么。其实不仅资本市场,互联网以及2C的产品,都是在判断大众主观在如何变化,那什么是美女?我不展开了,我讲一下结论。首先我们讲的是异性眼中的美女,男人眼中的美女首先是长得好看,这没问题,但美女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呢?是“社会属性的难以接近性”。比如你的亲妹妹长得再好看你也不会对她有什么想法,因为社会关系太接近,这是结论,原因在于“美”是“感而不应”。具体我不展开了,因此美女界定核心恰恰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反乌托邦那什么是社交呢?我在《社交产品方法论》中已经阐述,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了。当我们提及社交时,不同人心中会有不同概念,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无论是为了避免交流时各说各话,还是更重要的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首先都要界定问题。社交产品有多种界定方式,我从技术逻辑界定成通讯、媒体与交友三大类。通讯是既定社会关系沟通工具,媒体是社会化传播工具,交友是社会关系扩展工具,三者有区别,但正因他们都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并通过互联网完成,所以我们都叫它们社交产品,但三件事背后的产品逻辑和技术逻辑都是不一样的。通讯产品出现需要计算平台级技术进步,这是怎么超越中国移动的问题。社交媒体依赖平台内技术进步,从3G到4G再到5G,抖音全称叫抖音短视频,和当年快手GIF一个道理,GIF是3G环境的产物,短视频则是4G环境。接下来抖音一定会把“短视频”三个字去掉,就像快手去掉“GIF”一样。交友产品则是另一逻辑,其实我们可以出一道题,请在下列选项中选出完全与其他几项不一样的选项:微信、微博、抖音、陌陌。你会怎么选?不同视角不同答案,但有一个“更深刻”的答案。你可以选微信,因为是熟人社交,是即时通讯。你可以选微博,因为是最大的舆情平台,社交媒体。你可以选抖音,因为是短视频。如果我选,我会选陌陌。因为他有着更深刻的差别。陌陌和其他三个产品之间的差别已经上升到了“阶级关系”。我们说这么多年,即时通讯一直被很好的满足,社交媒体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今天唯一没有被解决的,就是交友问题,包括婚恋。App Store社交排行榜基本上是最浪得虚名的排行榜,因为除了前面的一些产品外都是“垃圾”。这个品类太缺产品,永远是“今夜寂寞”、“同城约”等字眼,因为交友需求从来就没有被正真满足过。这也是为什么交友类产品,永远是一波一波,爆发之后又掉下来,水分蒸发剩下淤泥变成酱缸,陌生人社交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对都会短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交友类产品的创新与酱缸周期,也源于陌生人社交的根本矛盾:社会化大交友与优质的脸和钱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大家都要找最好的脸和钱,但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是“阶级关系”。这是交友类产品和社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的最大区别,因其涉及社会关系拓展,阶级性是社会规律,永远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反乌托邦模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社会模型。阿丽塔也一样,人们想去一个地方,但不让去,但可以通过参加比赛去,目标明确,反而简单了,只是现实社会比这个复杂,真是像极了爱情。洛丽塔什么是萝莉呢?萝莉(可爱的低龄少女)一词源于洛丽塔(小说)但不等于洛丽塔,更不等于穿着Lolita裙子的人(lo娘)。刚才大家提到最近在调研Lolita用户,在做用户访谈,其实了解圈子的最快方法就是进入这个圈子,调研会因为技术问题失真,事实上大多数调研都难以接近真相。真正的用户调研来自一种“主观感知”能力而非客观统计学调查。因为永远无法通过抽样接近客观真相,只能形成主观感知能力来判断真相,类似金融反身性原理,这是一种社会反身性。我过去买了很多Lolita裙子和Cosplay裙子作收藏,最近我开始尝试。我对漫展很了解,也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去漫展,但这更多是一种理性认识,或尚不深刻的感性认识,直到穿上裙子那一刻,我才真正获得了感性认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穿上裙子那一刻,你开始发自内心期待漫展,因为你开始渴望展示自己,开始思考如何变得更美。哪怕只是通过拍照及后期做出完美的平面效果,而不是在现实中,但这件事情,也已经足够引人入胜。我妹妹玩了十年Cosplay,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她的大多数作品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的“完美”,后来发现男女审美并不一致,进而在视觉展示上(包括角色选择)追求的重点就不一样,女性更多追求 “华丽大气”,而非“吸引力”。这也是我开始“穿女装”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在试验自己心中的审美风格。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完美女子形象,我还不曾遇到你,便只能先把自己变成你。很短的Lolita裙子,运动鞋,上身吊带(JSK无袖),里面T恤,手持宝剑向你跑来,然后启动法拉利带你认识更多萝莉。你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娶你。我的意中人则是一个盖世萝莉,我相信有一天她会开着法拉利,身穿短裙丝袜,脚踏AJ,带我认识更多萝莉。所以大家应该去买点裙子,Lolita/JK制服/汉服还是Cosplay用户很多是学生,买裙子还会有经济压力,在座的各位都不会有压力。这恰恰是了解圈子、研究用户的真正捷径。大家也可以多参加漫展,漫展信息可以看喵特APP。五年前我说过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漫展正像当年中国三四线城市电影屏幕一样快速增长,2012年便诞生了10亿票房的电影《泰囧》。去年中国漫展已经办到了3822场,除去一、二线城市外仍有2322场。下一个趋势是电竞中心。第二章:什么是研究话语体系现在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什么是研究?我把研究分成三类:一是大家日常口中所说的“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即工作和生活中都会出现的我们叫它“①求真态度”。后面两种则是专门的研究职能:一是“②学术研究”,另一种是“③商业研究”,券商研究、以及买方(包括一级市场)自己的投资研究都是商业研究。学术研究好理解,今天我们主要讲商业研究。以及更关键的,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差别。这里我会结合一些二级市场的例子。记得刚进申万研究所时,领导就给我们强调要完成学术研究到商业研究的转变。券商招人强调实习经验,一是行业节奏快没人有时间教你,二是学术研究到商业研究之间有一个鸿沟,最好在工作前你就已经跨越了这个鸿沟。但正如申万研究所的优良传统之一,申万(至少在早年)招人最不强调实习经验,甚至你最好不要有任何实习经验,学生就好好完成学术研究,申万的培训体系能在三个月内帮你完成学术到商业的转型。这一点是非常对的,研究能力相通,如果没有接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你很难完成好的商业研究。如果你在学校混日子是很难做好研究的,做商业研究时你会一脸懵逼,你要重新进入一个探索过程,因为研究是有经验的,有习惯的,需要一个持续训练的过程。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的总结是:商业研究需要有①可操作的②经济利益。你不能研究了半天,一点操作性都没有,同时背后要有经济利益,这是和学术研究的最大差别。学术研究就像一个大圆,你在圆的边缘上往外做了一点点贡献。这些东西可能当下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操作性,但把人类知识往前推了一点,这就有学术价值。商业研究则要有可操作利益。金融市场比较直接,可以买卖,产业也是类似,上马什么项目进入什么领域,都要有可操作的经济利益。因此切勿陷入探究本身的快感中。探索求知是很快乐的,但商业研究不能只是快乐。举个例子,二级市场事实上你在哪个行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职业生涯高度,比如航运这个行业,周期是三十年,你如果进入这个行业时恰逢下行周期,下行周期十年,直接超过了你的职业生涯,那你就有点麻烦了,虽然你依然可以研究的很快乐。行业划分二级市场大多券商都会对行业进行全覆盖,因此会有好坏行业之分,秘密就是你要进入好的行业,我入行看的是钢铁行业,在明确知道这个行业“没有前途”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呆在这个行业,因为我想学一下产业链。这也涉及申万的人才分类策略,行业划分整体涉及上游领域(资源品)、中游领域(制造业)和下游领域(消费品)。一般学经济的人去看上游,其更受宏观经济影响,如钢铁、有色、煤炭、建材、石油等。钢铁行业事实上属于中游制造业,但在实务中仍放在上游资源品领域。我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因此在实习时就去了钢铁行业。学管理的人看下游,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旅游酒店等,因其更受消费者市场影响。有工科背景的人则去看制造业,这一点好理解,“复合背景”在投资领域一直很吃香。TMT则跨越上述三个品类。但正如申万研究所的另一个优良传统,事实上申万可能是所有券商里招募“工科背景”最少的券商。这涉及券商行业研究的本质。券商行业研究的本质是金融研究。你需要懂行业,但你更需要懂金融,你做的研究实际上也只是金融研究,即你所在行业及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如何影响了预期进而影响了股价?这又涉及另一句申万名言:证券研究的直接目标是寻找预期差。行业知识都可以学,金融素养则更加重要(当然也可以学)。申万领导曾说只有三个行业需要有相关背景,一是医药,二是化工,三是电子勉强需要。不是因为这三个行业无法临时学,而是临时学起来太耗时间,事实上只有医药研究员需要相关背景。我正式入职前领导一度问我要不要转去化工行业,我诧异这不是需要相关背景吗?领导答只要你高中是理科生就可以了。我还是选择留在钢铁行业,因为我在钢铁行业实习了很长时间也在宏观部门实习过,有一个自己的宏观与产业链研究体系的搭建过程,钢铁行业受宏观驱动,上游涉及铁矿石和焦炭,下游涉及房地产、基础建设、造船、汽车家电、轻工业等,几乎涵盖所有上中下游产业链。我后续转行互联网行业研究,也受益于钢铁行业的训练。我研究互联网行业的时间很短,但做出了一些成果,很多人问我怎么做的,事实上就是源于钢铁行业的研究基础。行业研究是你要去洞察一些东西,即便你在航运行业,你也可以去搞清楚波罗的海指数以及世界经济周期,这背后都很有价值。知行合一讲到这里,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知行合一。前面讲商业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可操作的经济利益,即正确把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事物=客观+主观+主客观之间的裂痕。如果说谋士在知,主公在行,那么研究是认识世界,产业化是改造世界。知和行本身有一个交集,好的学术研究和商业研究都在这个交集里,学术研究的范围比商业研究大,且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在这个交集里。前面说的研究三种类别中的“求真态度”即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态度。就像投资经理肯定要做研究,但他需要的是 “求真态度”而不是专职的研究工作,把他分工出来就是商业化研究,但好的“研究”一定是和执行高度相关的,你研究到极致时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本身,而不再仅仅是“研究”了。某件事做的非常好的人,他一定明白其中的秘密与Knowhow。你做研究也是在逼近这个状态,即不仅“知”,还要“行”。最好的研究就是最好的执行,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看待,你就会发现研究并不是一个“后台”,而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你能做到“知行合一”你就很厉害。人都有舒适区,当你研究的很快乐时你要小心了,你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研究在操作性上的价值,事实上你要明白主观和客观之间存在的裂痕,我们永远只是在逼近真相,但你自己要明白到了什么程度。二级市场的研究都是进行获利交易,股票你买卖就行了,但炒股票实际又很难,因为你只把握了50%的概率。基本面你把握了80%,但股票价格=价值+套利+情绪——申万研究所,它由三部分组成,并且还天天变,这就变得高度复杂了。所以股票研究本质在于研究预期的变化而非基本面的变化,只是后者影响了前者。你可以把一个问题研究清楚,但你必须明白你研究清楚的东西在整个决策系统里占了多少比例,它可能只占了20%。如果你以为你搞清楚了80%,那就是在自娱自乐,在搞行为艺术。但如果你真正搞清楚一个极小的部分,至少你在这一点上你是知行合一的。由于我们当前在探讨“研究”,我便把“研究”和“执行”在逻辑上做了区分,事实上两者没有区别也不该有区别,研究者和执行者都是从两个方向无限逼近价值实现。只是当他太难实现的时候,我们便区分了职能。知行合一并不代表时时刻刻需要“有用”,大部分基础研究在当下是无用的但在某时某刻是无价的。但这涉及另一个话题,即创新是边缘溢出。当“暂时”无用的研究一旦完成“边缘溢出”便实现了价值,基础研究在等待“边缘溢出”,“知行合一”在创造“边缘溢出”。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还要问一下什么是爱情?因为如果你连什么是爱情都搞清楚了,还有什么东西搞不清楚? 虚假世界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前面我们讲到互联网行业和钢铁行业(以及周期品行业)的差别,一个是研究主观世界,一个是研究客观世界。周期品行业要不断逼近经济运行的平均水平,互联网则要不断逼近大众心理的平均水平,前者是客观世界,后者是主观世界。互联网是主观世界好理解,事实上经济周期也是主观的,都存在反身性原理。文化流行存在反身性,宏观经济也一样,经济规律、政府调控、主体行为共同构成反身性,包括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差别。巴菲特说,大部分投资人是不看年报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不认真和不用心的,投资领域无论二级市场还是一级市场都是如此,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干一份工作,只有极少数人用心,或者说,大部分人待在虚假里。奥地利学派讲,大家看到经济下行后政府会增加支出或扩大信贷,但经济规律是经济进入衰退后必须通过萧条来完成市场出清,让非理性行为得到清偿,经济自然会快速复苏。经济高涨时大家都觉得自己牛逼,进行了不必要的扩张和资本开支,借了不必要的钱,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干,你觉得你不干就落后了,就完蛋了,所以你也去干了。之后一定会带来问题,金融经济互为表里,之后就没钱了,这个过程就是市场出清,让犯错的人付出代价,从而减少总供给。市场萧条后自然就会再起来,但如果去救的话,问题就会更大。想想个人借贷就好理解了。用于消费而非价值创造的贷款,如果继续提供信贷,无异于延缓更大问题。奥地利学派就是说什么都不要管,市场出清后自然会快速复苏。现实中更多是皇帝的新装,这一点非常关键,但这一切又是“合理”的。你做不出成果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好的研究?我们来看看一九法则,以及199法则,世界永远是两极分化的。市场上1%的人赚去了99%的钱,0.1%的LP赚去了99.9%的钱,全球化和AI又加速了两极分化。研究也是如此,大部分研究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不用心的,资本市场的“虚假”程度只会远超你的想象。如果给好的研究一个定义,我叫他“建体系,出思想”,这句话也是申万研究所提出来的。申万要求研究必须建体系、出思想。当然即便在申万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少数。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知行合一,研究本身是一种艺术,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艺术家(投资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人包括在座的部分人做不好研究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常态。这个世界上90%的研究只是在“提供信息”,也即一份工作。9%的研究给人启发,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建体系”。只有1%的研究令人惊愕,我们叫他“出思想”。这便是研究三层次。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所以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并不要默认你能做出什么成果,因为大部分人都做出不成果,包括投资也是如此。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到底是那90%,9%还是那1%,你需要努力,以及判断自己的天赋领域,亦或是满足于只做那90%。高中艺考生越来越多,但大部分成不了艺术家,甚至只是为了逃避文化分数。即便上海戏剧学院这种层次的表演系和导演系学生毕业后不少也只能干着不相关的工作(技术进步会逐渐改变这一点),播音主持专业大部分毕业后也并不在从事主持人工作,央视、卫视的主持人要求很高,大部分人也不愿去基层电视台或相关领域,最后也就从事了其他职业。研究也是如此,研究和做学术一样需要天赋,研究和投资事实上都是高阶工作,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只是中国经济过去的加杠杆使得很多高阶职业变成了一份日常工作进而误导了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一级市场大部分人都投不出好项目,但很多人并不明白事实上大部分人也做不出研究成果,因为投资与研究本无区别。VC投资是认知、圈子、阅历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份工作,研究的迷惑性也在于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种脑力劳动,只要高学历就可以完成。研究恰恰涉及前文说的主观世界与反身性甚至“边缘溢出”,如果把研究一词换成“深刻洞察”就好理解了。研究的基础是获得信息和整理信息,当你对信息和逻辑理解非常深刻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自己的体系,比如什么是社交、什么是爱情,他一定是一个逻辑体系,你首先需要把它界定清楚,比如我们说社交包含通讯、媒体与交友,通讯依赖计算平台技术进步,媒体依赖平台内技术进步,而交友最后还是一个阶级矛盾的问题,这样就是一个体系。但很多研究也都能形成让人启发的体系,这还不够,最高阶段则是出思想,即你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种思想。做研究你必须要求自己建体系出思想,否则你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我们刚才讲的商业研究,不仅指卖方研究,而是指商业价值导向的研究,买方研究(包括VC)本身也是商业研究,必须产出商业价值。只是卖方研究你还必须把它搞得很牛逼的样子,比如一篇报告50页甚至100页,要显得牛逼,但如果只是内部汇报你的逻辑与洞察,一般3-5页足以。卖方研究出于要显得很牛逼,要把一些方方面面展开,把一些基础信息和补充信息附上,这也是有价值的,但核心还是体系与思想。大家可以尝试找一个领域或一个点进行深入洞察,你搞懂它后,他一定是一个高度简单和高度容易理解的结果,这些洞察就是有价值的,作为内部汇报的话你可以在附录里附上补充资料,逻辑和洞察本身则是简单却富有启发的结论。你可以提供信息,但这只是基础工作,你要知道如果没有体系,没有思想,你的研究就真的没什么用。研究是跨越主观和客观的鸿沟,大家想想如何建体系与出思想,强大的洞察力其实是一种性格特点,所以研究要靠天赋,我叫它“只恨黑夜太漫长”,即一种神游的感觉和创造心流的过程。我们前面讲研究要避免陷入快感,是不要让快感成为研究本身,但研究一定是有快感的,对“真理”的追求,朝闻道夕可死矣,你会一晚上不想睡觉,就像小学生想到明天要春游的那种感觉。只恨黑夜太漫长去年5月份朋友圈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大致叫悲催的成年人,什么做PPT到凌晨然后电脑坏了,很多辛苦感人的画面让大家共鸣,我当时也转了,但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正能量,一点都不辛苦。这种只恨黑夜太漫长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也是你人生中最奢侈的一段经历,只有在你最年轻的工作时期你才能体会到,加班到两三点万籁俱静身心合一的专注感觉。这也非常有利于你的职业生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职业习惯都是在工作最初的2-3年内形成的,你如果没有找到只恨黑夜太漫长的感觉,那很遗憾。什么是青春?不计回报的努力还能让你感到快乐便是青春。研究是一种天赋,事实上就是一种快速进入“神游”状态的天赋,本质是一种感知能力。我们前面说无论是互联网泛娱乐产业,还是周期品制造业,到最后都是一种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反身性的感知能力,研究的天赋即强大的感性感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强调什么是爱情,当你开始思考什么是爱情,你开始声泪俱下,爱情便深刻地理解清楚了。有中学生问我语文不好怎么办,我说你去失恋一次语文成绩就会上来,失恋后内心会有源源不断想要表达的东西,你文采会变得很好,语文成绩就上来了,本质是感性化能力上来了。人类强大的情感能力在经历痛苦后都会表现出来,所以失恋是很多人的人生转折点。所以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件高度感性化事件,我研究问题时经常听一些很中二的歌曲,非主流三巨头,徐良、许嵩、汪苏泷,即能让你快速进入青春期思维模式的歌曲。青春期是大脑算力即流体脑力的巅峰,我们虽然过了青春期,但可以通过歌曲进行超频。十几年前我用500倍杠杆炒外汇,全是手动高频交易,几秒钟下单,十几秒后平仓,我必须听着马克西姆钢琴曲,大声快节奏的音乐能让人进入一种失去自我的状态,然后下意识建仓平仓,我叫它“用感性祛除感性”。如果说研究靠天赋,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还有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法,怎么去做点事情呢?我叫他观察生活。观察生活“观察生活”一词来自表演学,演员需要塑造各种没有经历过的角色,他必须通过生活中的点滴观察进行积累,比如街头遇到乞丐,和他交流,看看他在干什么,看到建筑工地进去搬搬砖,你要深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前面聊到调研Lolita用户,调研本身是一种观察生活,但要做好一个调研本身,真正的观察生活就是亲自去尝试一下Lolita。你自己穿一次Lolita可能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要穿裙子?为什么要省钱买裙子?是因为虚荣吗?部分是,但更多是因为让你发现了自己的美,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你开始变得自信,开始很热爱这件事情,进而开始热爱生活。你开始找到了生活中的闪光点,你找到了甚至找回了少年心气,找到了疲惫生活中最后的英雄梦想。TFBoy很多粉丝是中年女性,杨超越有很多国企男性粉丝,SNH48有很多富二代粉丝,为什么,因为杨超越给了我们平淡无奇一眼到头的生活中带来了那么一点点英雄梦想,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还会闪光还有盼头的瞬间。明星只是一个法相,那么杨超越就是一个很好的法相,你追的不是一个明星本身,而是提醒你追求心中最后的梦想。明星就像一尊“佛像”,佛像本不是佛,佛像只是提醒你要敬畏心中的佛法,因为每个人都是佛,见性成佛。“偶像”就是“像偶”,一个你想成为的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正处青春期,家穷人丑,成绩还不好,如果你还不追星,你的青春期那不是一事无成?当然为什么会这样是家庭教育进而阶级关系问题。但不管怎样,追星已经是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了,因为每天叫醒你的不再是闹钟,而是梦想。蔡徐坤也是如此,其实不用质疑现在的男性偶像为什么越来越女性化,这本身是女性消费主义的崛起,把男人打扮成洋娃娃,是因为要给女性消费。所以买裙子也是观察生活,当你观察生活到极致时,你就是一个演员了,你也是一个对产业、产品和用户非常有洞察的一个人。除了观察生活,表演学里还有“解放天性”和“当众孤独”两个要素,以及我加上的“时刻准备着”。解放天性/当众孤独/时刻准备着“解放天性”作为表演第一课,简单说就是让你彻底放开,以便塑造任何与你人格性格不一致的角色,往往通过极端的表演行为来训练。比如先想象出物理上与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场景、角色行为和角色特点,然后再演出来,把视觉上和精神上最难以忍受、甚至摧毁价值观的场景自然地表演出来,那么解放天性训练就完成了。“当众孤独”作为表演第二课,简单说就是做到不受大众和旁观者影响严格遵循内心。在舞台上严格按照剧本完成角色,不受台下万千观众的唏嘘、质疑、称赞、吹捧等行为的干扰。最后我再加上了一个“时刻准备着”,这其实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提法,即时刻保持状态。商业上也是如此,成功者往往都在争议中成长,因为他们解放了天性,也完成了争议中的成长,因为他们做到了当众孤独。好的研究者/执行者也是如此,因为一个极致的研究者本身就是一个执行者。这三点本身又是和“观察生活”相关的,你要做好研究,或者说知行合一的话,首先你要做到观察生活,深入生活。更高阶段你则完成了解放天性与当众孤独,你成为了一名演员,你与这个世界已经融为一体。我一直说研究是高度感性化事件,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互联网与新兴产业,其本质都是用你的内心去同步这个世界的频率,感受这个世界(包括大众主观世界)的震动,进入群体共鸣,完成连接,完成你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个世界天地万物都在相互作用,你要做的只是融入这张大网。所以让你买裙子只是很基础的一件事而已。好的研究者/执行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最优秀的则是一名演员。游戏规则与市场机制讲到感知能力,申万在选择研究员时会有心理测试,横向思维看策略,纵向思维看行业,以及横向思维看包含产业链多的行业等。策略分析师必须相貌英俊,行业分析师则必须练好唱歌,这些都是研究中的Knowhow,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当然更大的游戏规则在商业本身,尤其是资本市场。证券分析师本质是在做销售工作而不是研究工作,原因一方面在于前文说的大部分人是做不出研究成果的,另一方面在于,这个世界大多时候比我们想想的虚幻,当大家都活在虚幻中的时候,真相便不再那么重要,大家只是在玩一个游戏而已,各方也只是在相互配合完成这个游戏。也正因为此,超额收益永远只属于少数人。这让我想起《寒战》里梁家辉的一句台词:“我服务香港警队30年,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不过在这30年里,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明也好,暗也好,第一步学会它,不过好多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死了,知道为何?自以为是。第二步,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把线头找出来,学会如何不去犯规,懂得如何在线球里面玩,这样才能勉强保住性命。”但我今天不是在讲职业生涯规划,我是在讲研究,道理一样,任何事情,你都要搞清楚其背后的秘密,包括研究的规则,研究的方法,你都要理出来。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驱动力问题,我叫他市场机制。卖方研究有外部客户作为驱动力,这一点很重要,就像任何创业的成败,本质都源于是否存在巨大的外部需求推动,外部需求会推着你走,推着你成长并给你足够容错率,这就是市场机制。一级市场VC研究团队的驱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内部投资经理和合伙人吗?我认为这个驱动力不够,优秀的人才是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但这种驱动需要建立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实现,也即大量需求和倒逼机制,这是一个关键话题,即对内服务的研究团队的驱动力来自哪里,相比外部市场的强大驱动,内部需求、领导评价等驱动会显得不足。注意,这并不涉及“自我内心满足”和“外部评价满足”的个体心理学差异,内部需求的评价对个体来说也是一种“外部评价”,该问题本质上涉及的是,对内服务的研究团队其所在机构能否源源不断产生强大需求推动研究团队成长,因此对内研究团队要是未做出什么成绩,原因可能是来自机构本身而非研究团队本身。但最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讲了这么多,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开始涉及研究方法论,而更多是关于方法论的方法论。下面,我们开始正式探讨“研究方法论”。待续……

冤有头

中国历史故事:学术研究

图书资料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章学诚认为,考据学家“以擎绩补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谓“天下之道,在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这是“溺于器而不知道”,理学家以“博学于文”为“玩物丧志、谓“讲习文学”者“工文则害道”,这是“离器言道”。图书资料是“器”,这两种对待“器”的态度都不端正。在广泛阅读、分析图书之后,通过地方志、目录书的编写工作的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有了与当时学者不同的认识。他在《文史通义·易教上》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形不离影。后世……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夭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答客问上》说:《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这就是说:《六经》是史,是器,是政典,是典章事实。要言道(研究学术),就不能忽视器(离开典章事实)。就是说:《六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而是研究学术必不可少的图书资料。《报黄大俞先生书》说:“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钟之肖何转晌,二者固缺一而不可。”《答客问》中说:“若夫比次之书(图书资料)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枪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依据图书资料,而保藏图书资料,又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答客问》下又说:这些图书资料好比酿酒需要糟粕,嘉禾需要粪土,有了它,就能“化腐朽而出神奇”,所以它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依据。章学诚对图书资料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以后,对于图书资料的功用和搜集、整理、保存图书资料的方法,也就有了正确的思想与态度。他注意到最基本、最原始的图书资料,存在于广大的地方机关。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天下大什既始子州县,则史事贵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翰备。”中央政府应当运用行政手段,向全国征集重要图书资料,以备修史和研究之用。在《校雠通义·藏书》中,他主张在国家藏书之外,学习佛家、道教的办法,把图书像佛藏、道藏那样集中保藏起来,以免散失,“亦可以补中秘(国学藏书)之所不逮。”这就倾向于建立半公开的图书馆了。

写作理论研究学术论文的选题产生方式

就目前而言,常见的理论研究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实践中的某一现象进行理论性的评说;二是对同类事实进行分析、综合,概括为理论;三是从概念、理论节点出发形成新的理论见解。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从现象、事实开始比从理论节点开始要容易些。因此,赛恩斯认为,研究学术者除了阅读文献之外,还要密切关注实践,抓住实践中值得研究的现象,探求其中的道理。由于论题产生的途径,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可以有所不同,所以下面所说的几种方式虽然不是完整的概括,但都是可以进行尝试的。一、直觉。通俗地说,直觉就在读书、思考甚至是休息时刻突然冒出来的某个念头、灵感。艺术创作领域比较重视直觉,其实在学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直觉。直觉是自然的、本真的、纯粹发自内心的,是人的本能感受在刹那之间的综合。它看似突如其来,其实还是以研究者长期的积累、思考作基础。当然,学术研究是有深度、有系统的理性思维,仅仅靠直觉是不够的,但是把直觉轻轻放过去也很可惜。妥当的方法也许是:紧紧抓住“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一点,以此为起点,把问题发散或延伸,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观点。二、评说。一般而言,对于一个已有的实体对象进行评说,比围绕一个理论节点展开逻辑话语要相对容易些。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读过的书、文章,看到的社会现象,其中就有很多可以评论的东西。可以围绕书或文章进行评价,也可以从某个角度评说某人的思想、成就,还可以对某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发表看法。三、关注。即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理论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常常产生于信息的碰撞中,在对别人的观点的了解和关注中,才能不断激发思维。如学术界近来讨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取消高校职称评定的问题等,都能够引发人思考,从中也能够找出一些有价值的话题。可以说,一个经常关注学术动态的人,头脑中的信息才会经常处于活跃状态,才有可能不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四、联系、比较。创造性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开发性,也有人称为联系性、迁移性,指的是思路不局限于某个孤立的事物或问题,而是积极寻找它与其他事物、问题的联系。世界是充满联系的,理论领域的许多话题也是彼此相互联系着的。很多情况下,孤立地就一个话题说理时,不容易发现特点,话语不容易展开。这时就需要把此一话题与别的话题相联结,在比较、对照中看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开拓研究的视野。比较对照往往是建立深刻见解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有关信息进行联结、组合、比较、对照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的过程。五、补充。创造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延伸性,即不满足于现成的观点和结论,有一种探究不止的愿望。别人的论著、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固然是应当吸收的可贵营养,但如果不是人云亦云式的接收,而是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也许就会发现,其中还有某些地方没说透、没说全、没说清楚。这就给自己找到了学术言说的空间,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要做到补充,关键在于思维的主体性,即使是面对专家、名家的见解,也应当不被动、不盲从,敢于运用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阐述自己的看法。六、质疑。是比补充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学术讨论中常有商榷性文章。与人商榷,通常是发现了别人理论上的不准确,甚至是谬误,或是要发表与之不同的见解。商榷在学术研究中很能活跃气氛,也比较引人注目。在一定意义上,有疑也就是有异,但异不一定就是完全对立,它也可能是换个角度看问题,从而产生了与他人不同的见解和体会。总之,质疑是要使自己的思维活跃起来,不能人云亦云、毫无怀疑地接受他人的思想成果。七、综合。是合众为一的思路,它是从多个事实、现象、问题的概括和综合中寻找联系,这种联系更广泛,因而也更容易产生新见解。如同一类事实、现象、问题关注得多了,就容易发现其中共同性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为学术研究找到了新的话题。有时候,围绕同一研究课题,学术界有许多论文、论著发表,从中可以概括出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理论的进展程度,同时能在比较中发现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增加理论研究的深度。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方式不是各自孤立、彼此不相关的,它们往往互相渗透,比较常见的就是,各种研究中都经常要运用比较、联系的方式。

如何提高学术影响力?除了发表论文,还有这么多方法!

科研工作者不仅要参与科研实验,进行科学发现,还要会数据收集和论文撰写,发表论文不仅能增长作者在同行中的声望,还能获得更多的后续资金支持,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影响社会的重要途径,提升个人在学术和社会中的影响力,除了发表学术论文,还可以将成果转化成产品、申请专利、著书、举办讲座和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小易给大家讲一讲发表科研成果类型的不同,进行简单比较。一、原创性成果原创性成果是每个科研人员都梦寐以求的东西,粗略分为两大类:同行评议的成果和非同行评议的成果。非同行评议的成果是指会议摘要和研究生毕业论文,两者都是可以引用的,与同行评议成果相比,非同行评议的成果应用率比较低,虽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是经过同行专家评议的,但是没有经过盲审,如今各学科的国际会议很多,会议摘要一般都会收录在相关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同行评议的成果主要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种类比较多,有论著、研究简报、读者来信、病例报告、方法学实验操作流程以及视频。还有一些因为形式不一样,所以称谓有所不同,如临床研究、现场研究,还有一些是专题报道。1.论著,论著是最为常见的基于证据的研究论文,论著不一定是高大上,主要就一论题进行独特、系统和创新性的论证。强调原创、系统和深入,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同的期刊杂志,对字数要求不同。2.,研究简报,为论著的简装或小包装版本,结论有新意,或者有新的发现,但是因为缺少数据或缺乏机制性深入研究,不能以论著的形式长篇大论,但是很值得发表,能够快速见于读者,时效性非常强。虽然简报也会经过同行评议,但是不会像论著那样对论据过于苛刻。3.读者来信,大多数期刊都会设立这个栏目,读者来信主要是针对学科普遍关注的问题或对在该杂志或其它杂志近期发表的某一论文给予独特的评论或批判性不同意见分析,出具或不出具支持性实验证据。证据不需太多,也不要求严谨的统计学处理,有的期刊无需经过同行评议,由主编自行决定是否录用。和研究简报没有根本性区别。4.病例报告,很多临床期刊接受病例报告类短小言简意赅的论文,如今更是出现了大量专门发表病例报告的期刊,大多数为开源期刊,OA期刊接受率尚可,但缺点也很明显,需要支付一定数目的版面费,有一部分病例报告期刊还是相当不错的。主要报道罕见少见的临床病例或者对某种疾病的病理特征、诊断标准、治疗方法、结果、临床指导意义等等,病例报告贵在精简,一般有版面要求。5.方法学与实验操作流程,方法学期刊由来已久,有很多不错的方法学期刊,实验操作流程类期刊相对较新,以往实验操作步骤主要出现于一些专业性实验室操作手册上,在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是最多的。二、叙述性成果叙述性成果主要包括期刊综述、社论、特约书评、专家论坛、专家视点、教科书等等。主要对某一主题在许多原创性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消化、组织和整合,作系统性阐述和发表意见,信息量远较单一的原创性论文为丰富,但是缺乏深入。写法也与原创性论文不同,通常为陈述性的。1.期刊综述,期刊综述为叙述性期刊论文。围绕某一主题参阅相关尤其近期发表的期刊文献,深入浅出的汇总、论述当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不象原创性研究论文有固定格式,综述论文没有固定格式,作者可结合自己需要和期刊要求安排表达的顺序、层次和方式,前后保持风格一致和平衡即可。观点也无须求证,鼓励思考和提出新的假设。2.社论、特约述评、论坛、视点、新视野和展望,它们之间大同小异,与综述和读者来信类期刊论文写作风格非常相似,对当前关心的热点、研究进展和新近的原创性论文,作及时的建议和评论。有的只接受约稿的,如社论和特约书评。

旅程

考证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基本特征为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证据

考证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基本特征为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证据,无证不信。考证工作必须多方搜集证据,可以是本证,也可以是旁证,只有获得了足够的证据,才可以得出结论,因此结论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这种批评方式首先强调对作为证据的材料要充分搜集,认真甄别,进行归纳,然后依据理性的推导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使用充分体现了学术活动的严谨。词话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批评工具,考证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批评方式。由于考证既是对材料的搜集,也是对材料的使用,所以当词话中使用考证的方法时,词话的发展就走出了第一阶段,即以采录本事以资闲谈、以广见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开始进入更为成熟的时期,这也意味着词话作为词学批评工具的作用获得了直接体现。南宋初年王灼创作的《碧鸡漫志》中已经有大量的内容是考证性的,卷一用考论结合的方式探讨歌曲源流,卷三至卷五则考述词调源流。其后,吴曾胡仔、张侃、周密等人的词话著作中都将考证作为一项重要论词手段,或考词史源流,或考词人词作创作情况,或考文字、词语、声律、腔调,以考证的方式证明自己所述内容之权威。后世词话中考证的内容在南宋词话中都已经有所涉及,只是此时的考证显得零碎、简单,缺乏系统性。元、明两代的词话中,考证文字虽然有限,但颇有见地的考证也时而出现。其中,杨慎在《词品》中多有对词调来源的考证,虽有牵强之处,亦可启发后人的思路。到了清代,对欧阳修伪词的考证更加深入,而结论并未超越吴师道清代词话中的考证文字非常普遍,然而良莠不齐。许多人热衷于汇集前人所论,不加辨别直接采用,如对词调的“考证”多是如此。许多词话中此类内容都是出自对杨慎《词品》中相关内容的抄录,这样的考证实际上是伪考证,并不具备考证的真正价值。考证的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其在词学研究中的发展客观体现着词学本身的发展。当考证在宋人的词话著作中出现时,标志着词学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受到重视;而当清人不断扩大词学考证的领域,并以严肃的学术态度考证词学问题时,词学的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开拓,考证的意义也得到彰显。第一,考源流、析传承,以明词史。词话中考证最受重视的就是词的源流问题。有人认为词源于唐诗,演唱时的泛声在填词时填入实字而成长短句;有人认为词可上溯至汉魏六朝乐府,认为它们具有共同的音乐性的特征,而且六朝宫体诗的华丽辞藻、女性题材与词的传统非常相似;也有人认为词的源头应上溯至《诗经》,因为二者不仅都具有歌唱的特点和句式的长短不齐,而且词与风诗都有民间的因素。上述三种观点是古人对词的源流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在这些考证的基础上,他们继续考察每个时代的创作,考证词坛风气的传承和影响以此为古人划出体式或流派,最终推出自己所尊崇的风格,在给前人定位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词史中的地位。第二,考调式、辨声韵,以正词体。词话中对词调的考辨非常普遍,有偶尔为之者,也有系统进行研究的。调式的正确使用在词乐盛行的时代本不是问题,但随着词走向案头,不再歌唱,调式的选用就逐渐成了一门学问。词调与音乐存在联系,本来是与情感基调和表现的题材有所关联,如燕南芝庵《唱论》中所谈及的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虽是言曲,词其实也是适用的。然而,词乐得过早失传使得后人填词在选择调式时往往随心所欲因此,词学家们试图通过对词调的考证纠正这些偏颇。然而,仅仅考证词调的起源、演变并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新的创作。唐宋时代的词人是根据音乐曲调填词的,检验词的高低的基本标准是能否顺畅地歌唱,如苏轼的有些词不合音律,被称为“拗折天下人嗓子”。词乐失传后,这一检验标准不再存在,人们填词只能模仿前人词的声韵,因此相应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清人的词话著作,多有对声韵问题的考证,前引毛先舒考证“越韵”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历代词学家的考证成果使得词调和词的声韵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由于其专业性,对于普通人填词或许并没有太大帮助,然而当词已经成为一种文人创作的时候,其作为词体规范的价值是非常突出的。正是这些考证研究中形成的一系列区别词体与诗、曲的规则,使得词的创作能够保持其文体特征,在清代词坛得到再度振兴。第三,考词作、究本事,以阐词旨。考证中还有一项突出的内容是查考推究词的创作契机和背景,其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旨在阐释词的历史背景另方面试图寻绎词人在其中的寄托。这种阐释方法与中国传统文论精神中“知人论世”的思想密不可分,也是对儒家诗教精神的反映。宋代理学兴起,重视对经义的重新阐释,这种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文化和学术,因此从词中探寻微言大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王士禛对鲖阳居士的一段批评可反映出宋人考究词作隐义之一斑:坡《孤鸿》词,山谷以为不吃烟火食人语,然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此与《考槃》诗相似云云。”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韦苏州《滁州西涧》诗“叠山亦以为小人在朝,贤人在野之象。令韦郎有知,岂不叫屈。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鲖阳居士解释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就是在考究词中的“隐义”,最终陷于牵强附会)。王士禛不仅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又举出了同样有此遭遇的韦应物。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自宋代起就有一些强作解事的人对一些词的本事进行了过度考证,走入歧途。这种情况随着常州词派登上词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常州派强调意内言外,注重发掘词作的“比兴寄托”之意,对符合需要的词作本事进行考证就成为必须做的工作然而,考证的结果并非都恰好符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常州词派的重要人物谭献为了按自己的要求阐发词旨,甚至提出了“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理论。由此可见,考证词作的本事只是为了阐释词的内在含义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证之外,还有对字句、俗语、用事的考证。这些考证对于解读前人作品,指导后人创作,深入研究词的历史面貌都具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词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