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

随着近几年各高校纷纷加大对科研产出的要求，高校教师，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也水涨船高。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与个人晋升挂钩的制度规则下，一些“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自我戏称）们不惜通过追逐各种热点或时髦概念、把同一主题稀释拆分为多篇“水文”，或者“新瓶装旧酒”式的对既有研究结论重新包装发表，以实现科研发表数量的最大化。这种氛围之下的学术研究已经脱离了探索未知、解决真问题的宗旨，在一套“唯论文”量化指标评价体系的控制下，被扭曲为一种只有空洞的数量和外在辞藻，成为无实质性内涵和思想贡献的“学术快餐”。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学术快餐”现象的背后是一个由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期刊排名指标和科研工作者三者构成的互动循环机制，被裹挟在其中的高校青年教师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这一现象。论文发表快餐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现实原因。一方面，迫于学校排名、学科评估等各种评价体系的压力，各高校不得不把论文发表，尤其是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成果的数量作为评价教师贡献度的核心指标。一些模仿北美高校“非升即走”聘期制的高校，更是把“高水平”论文的发表量与终身教职资格的获取挂钩。这种导向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陷入“唯论文”的恶性循环，重数量而轻质量，难免助长科研界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甚至导致“逆淘汰”的结果。另一方面，各大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因子，在既有的排名体系中不断爬升，也不得不考虑所发表论文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关注、引用和转载。排名压力下的期刊编辑们，往往会更关注那些自带“流量”的“明星”教授写的时髦文章。相比之下，那些默默无闻的“青椒”们，即便学问做得不错，往往也会因为资历和题目不够时髦而被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得到编辑的青睐，追逐热点也就成为不少科研界新人的无奈之选。跟风模仿、扎堆发表、论文同质化在所难免。无论是高校愈演愈烈的“唯论文”评价体系，还是学术期刊为了影响因子而引导作者追逐热点，在这两套体制规则下，只有那些能够迎合和适应这套快速产出规则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较好地生存下来，游刃有余；而那些追求“慢工出细活”，甚至“十年磨一剑”的学者将会发现，不仅各种正常的职业晋升和学术利益与己无关，甚至有可能还要面临“逆淘汰”的结果。无疑，学术研究领域的这种“快餐化”倾向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现象极大地挫败了许多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违背了科研工作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投入较长的时间。而既有的这种一年一度的量化评价指标，让有志从事这类高质量研究的学者望而却步。更严重的是，这种体系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研究的宗旨，把以发现和回答真问题、贡献新知识和新思想，或者就重大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旨归的科研工作，异化为一种在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界内部自我循环的文字游戏，降低了科研工作对社会整体的贡献度，浪费了科研成本。当然，我们说反对学术研究的“快餐化”倾向，改变“唯论文”的评价体系，提倡多元评价，并不等于不要论文。鼓励科研工作者多出高质量学术精品，既要保留现有评价体系中的合理成分，更要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一个在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上都相对友好的工作环境，让不同类型、不同特长的人才发挥各自优势，切实提高科研工作的创新水平。令人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目前某些不良科研评价导向的危害，并开始纠偏，出台了一些实质性的解决办法。从全国教育大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再到前不久引起广泛反响的破除“唯论文”的呼声，相关举措层层推进，步步落实，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下一步，关键就要看各高校、科研机构如何将这些精神落实到各自的学风教育和专项整治行动之中，切实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良性发展的、鼓励创新的环境。（作者：黄典林，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图书资料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章学诚认为，考据学家“以擎绩补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谓“天下之道，在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这是“溺于器而不知道”，理学家以“博学于文”为“玩物丧志、谓“讲习文学”者“工文则害道”，这是“离器言道”。图书资料是“器”，这两种对待“器”的态度都不端正。在广泛阅读、分析图书之后，通过地方志、目录书的编写工作的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有了与当时学者不同的认识。他在《文史通义·易教上》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形不离影。后世……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夭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答客问上》说:《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这就是说:《六经》是史，是器，是政典，是典章事实。要言道(研究学术)，就不能忽视器(离开典章事实)。就是说:《六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而是研究学术必不可少的图书资料。《报黄大俞先生书》说:“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钟之肖何转晌，二者固缺一而不可。”《答客问》中说:“若夫比次之书(图书资料)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枪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依据图书资料，而保藏图书资料，又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答客问》下又说:这些图书资料好比酿酒需要糟粕，嘉禾需要粪土，有了它，就能“化腐朽而出神奇”，所以它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依据。章学诚对图书资料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以后，对于图书资料的功用和搜集、整理、保存图书资料的方法，也就有了正确的思想与态度。他注意到最基本、最原始的图书资料，存在于广大的地方机关。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天下大什既始子州县，则史事贵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翰备。”中央政府应当运用行政手段，向全国征集重要图书资料，以备修史和研究之用。在《校雠通义·藏书》中，他主张在国家藏书之外，学习佛家、道教的办法，把图书像佛藏、道藏那样集中保藏起来，以免散失，“亦可以补中秘(国学藏书)之所不逮。”这就倾向于建立半公开的图书馆了。

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所谓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其实同样来自英文单词“pragmatism”，只不过胡适在翻译的时候变换使用不同的术语。说治学目的时，胡适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说法；而在具体治学时，他则采用“实验主义”的说法。实验主义的核心精神正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尽管实验主义是西方思想，但胡适治学实际上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他在接受西方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定下了颇具实验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可以把“大胆地假设”视为一种叫作“怀疑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对任何事物与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疑。胡适自称是吸收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怀疑论”。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怀疑论”对其“大胆地假设”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但胡适的“怀疑论”更多根源于儒家的“怀疑论”传统。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算一种“怀疑论”观点。在胡适看来，儒家的“怀疑论”历史悠久。“怀疑论”最初发端于孔夫子，成型于东汉的王充，经历宋朝欧阳修、朱熹的发展，到清朝已经演变为显学。胡适在正式接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实际上已在头脑中树立了这种儒家式“怀疑论”。在上述先贤中，撰写《论衡》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广泛好评，但其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地位极高。《论衡》把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儒学正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主张“疾虚求实”的经验论。他在《论衡·知识篇》中表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校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在胡适等学者看来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怀疑论”。此外，胡适推崇的北宋大儒张载、欧阳修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宣扬“学则须疑”的治学主张。欧阳修曾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提出质疑，而朱熹也曾怀疑同为五经的《尚书》。现代史学界认为，宋朝儒者对汉唐古典儒学普遍抱有质疑态度，进而重新全面解读经典，开启了“疑古主义”的先河。胡适是当代中国疑古学派的先行者。他对王充、朱熹等人的怀疑精神大为赞赏，曾经称赞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伟大人物，称赞朱熹是真正继承了孔圣人的“苏格拉底传统”。他指出，中国儒家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他在研究传统经典时采用的新方法，也来自于所谓的儒家优良传统——“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地怀疑与小心地求证传统”。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胡适留学美国时，很可能借助儒家“怀疑论”来解读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胡适曾经把杜威在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五个思维步骤简化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而最终又浓缩成被誉为“十字真经”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思想都被胡适用这十个字来简要概括了，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杜威将实证的过程称之为“实验——探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技术，其精髓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论。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个学术术语时选取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为“有证据地调查”。“大胆地假设”是一种怀疑，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所谓考据和考证的办法，就是“有证据地调查”，就是怀疑论所依据的方法论，也即是“小心求证”的过程。在胡适看来，唯有清朝的“朴学”才具备同样的科学精神。因为朴学讲究考据与考证的方法。清朝朴学也叫做“汉学”，十分重视考据。胡适早期治学的作品都运用了朴学的考证法。学习了杜威的实证法，胡适将其与朴学的考证法融会贯通，并揉入了西方逻辑性知识。但他并不认为实证法是西方人的专利。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天然缺少逻辑归纳思维，只有直观思维。胡适对此驳斥道：“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胡适在那次会议中发表了演说，从孔子一路讲到清朝朴学。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中存在逻辑与真正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的悠久传统。基于这点来说，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认为，清朝儒家学者研究经书时就使用了归纳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来推导出共同的涵义。清朝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胡适把清朝的考据学称之为“新经学”，并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归纳法、历史的眼光、进化观念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三颗“起死之神丹”。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考据上获得丰硕的成果，正是因为大量运用了其中的归纳法。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清朝经学研究的人。许多学者认为，清朝乾嘉学派开启的考据之风一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创新能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但胡适认为，清儒的经学恰恰让人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未曾开辟的奇境。这种重视归纳与证据的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这种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思维方式，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这与其“反玄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胡适眼中，归纳法之所以最科学，是因为其建立在一连串具体证据的基础上。无论是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论，还是清朝朴学的考据方法，都遵循这条正道。胡适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由此可见，胡适治学最初是吸收了清朝朴学的考据法，在师从杜威吸收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之后，又将其与儒家的实学精神相融合。他诠释杜威的哲学理论时，实际上运用了朴学的方法论，而在论述戴震考据法时，又借用了西方的逻辑学知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仅符合杜威的治学态度，也与他眼中儒家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三大体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著作提出，价值中立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方法论准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重要保证。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包含一定价值关怀的研究一定不具备客观性吗？其中答案值得深思。“价值中立”不是韦伯的首创，其可以上溯到英国哲学家休谟坚持的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二分法，后经康德的“理性批判”而把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受康德影响，他们在康德二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区分所谓的“物质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等人所谓的“文化科学”，发展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韦伯深受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影响，认可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研究，而人的社会行为充满着目的、意义和动机。因而对社会行为的意义、目的和动机的理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韦伯为了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某种客观性和所谓的“科学精神”，提出了前面所述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对现代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提出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遭受自然科学研究的“挤压”和“激励”双重影响的结果。所谓“挤压”，即自然科学凭借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在探索自然的真相道路上走得殊为成功。而哲学社会科学因缺乏客观性、不可重复与不能数量化，往往被轻视甚至嘲弄。在这一危机下，追求客观真相的人文研究，其合法性地位处境堪虞。所谓“激励”，是指某些学术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在汲取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后，相关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激发了研究者的抱负和自信心。他们认为，通过客观研究同样可以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为此，他们标榜“价值中立”，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搁置立场、价值、情感上的“预设”，单纯以逻辑推理和材料证据得出结论，并想当然地认为，越是“无色彩”的研究，其得到的真相越是客观。实际上，人类思考与社会变迁是同步的，而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也始终是一对相契相生的共同体。陈寅恪认为，“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即好的诗有“二义”，一是诗本身之义，二是作者所寄寓于其间的时代之关怀。文学、史学、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二重性：一是所研究对象的历史真实，二是作者的价值关怀。正如韦伯所言，人是探寻“意义”的动物，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意义”对于人很重要，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是如此。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意义丰富的行动和事件。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可测量、可实验、可分析操作的物质化的研究对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而“人”，除了是物理化学意义上的肉体结构之外，还是有喜好、厌恶、希望、目的、欲求等情感和动机的思想与行为的主体，其行动或事件是有“价值预设”的。不仅如此，人的“意义”往往具有某种主观性。从空间上看，这种主观性还随着生活的地理、阶层、风俗、习惯、文化、宗教信仰有很大的不同。若再叠加上时间方面的生理年龄、时代变迁等因素，就愈加错杂多样。尤其是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的行为者和事件的主体更属于“意义敏感群体”，他们的“意义”更加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极富意义。科学研究者可以在实验室里冷静地研究一个细胞的结构。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社会关切，其研究动机、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拣选、研究目标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学术研究对象的“选取”本身是一件意义非常繁复的行动。选取的另一面的历史被刻意遗忘，虽然不必然与时代有关，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常常有着时代的影子。可以说，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关怀作同情理解并将之揭示出来，才是真正的客观性研究。当然，如何在同情理解中避免误解甚至以己度人，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性问题的最大挑战。或许，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不失为一种值得参照的路径。“视域融合”理论是关于认识和理解的方法论。“视域”是指特定处境或境域中的眼界和观点，是人认识和理解过程中所持的“前见”。“视域融合”理论的突出特色，就是承认理解者从自身特定的观点或“前见”出发进行理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伽达默尔认为，在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域：一是理解者自己特定的视域，二是文本所处的历史的视域。“视域融合”的实质是通过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超越自身的有限视域，促使对话的双方达到一种新的统一和共识。“视域融合”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是理解者与被理解的文本之间的融合。按照“视域融合”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特定的观点和价值关怀，而哲学社会学术研究对象——“文本”也有特定的观点和价值关怀。研究者对学术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就是研究者与学术研究对象二者之间的对话过程。正是在这种对话的整体视域中，可能造成前见被重新审视甚至被修正，从而达到研究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的一致性和重叠共识，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客观性的保证。（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论文题目该怎么起？什么样的题目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这或许是困扰不少人的问题。有些人为了能够博读者眼球在起题目上费了不少功夫，但总是写不出一个较不错的题目，或者起了不错的题目又无法驾驭，使得自己在写论文题目方面进退两难。学术研究论文现写作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题目是不错的题目，应该如何写好论文的题目呢？在本文看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在写一篇论文前，要知道自己要研究什么，研究主体是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等，只有清楚自己要研究的东西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重点，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与总结，而这也是撰写论文题目的基础。如要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要重点去分析旅游产业这个主体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论文中就要重点分析旅游产业的功能，然后再选择是用质性还是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分析这个功能具体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当然，地区也可以进一步具体化，这样的研究更具体。第二，字数不要太多，注意把握字词之间的逻辑。要写好论文题目，字数不要太多，因为字数越多毛病越多，如果一个问题能用几个字表达清楚最好，一般来说字数最多不要超过25个字。此外，要特别注意题目中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论文题目并不是几个字的简单罗列，而是讲求读得通顺、讲得明白、分析得透彻，题目其实就是一句话，但这句话要结构完整，且用词不要重复，有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与重点，这样能突出论文本身的特色。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要突出研究主体与目的，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如果具体点，可以加一个副标题，即“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以XX地区为例”，这样可以知道论文是以研究旅游产业功能为重点了。第三，讲求实在，突出主旨。论文在起题目时要量力而行，有些人看到无论是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题目都很不错，于是就想起一个十分高大上的题目以此吸引读者眼球，这样的题目固然好，但也要看自己是否能驾驭，而且能否与论文的具体内容对应起来。如果感觉好题目不好写，那写一个一般性的题目也不错，只要能突出研究重点就可以，因为题目不讲求多么的天花烂坠，只要符合自身的能力，实实在在凸显文章主旨就可以。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可供选择的就很多，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个，也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XX地区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XX视域下旅游产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等。总之，能够适合自己且有助于研究的题目就是不错的题目。第四，多模仿，勤思考。写好论文题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学习、多思考、多总结。那些能够把题目写的很有深度的人都是要经过反复的琢磨、写作与修改，而且这也是建立在其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写好论文，要多看多学，可以试着去模仿一些题目的写作风格，并不断总结与思考，并形成自己的写作套路，这样再写论文题目时可以很从容。当然，要写好论文题目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认真钻研，勤加练习，这个过程中可以多向经验丰富的老师或同学请教与学习，学习与借鉴他们的写作手法，并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样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论文题目的撰写不仅不会成为绊脚石，反而会为你的论文增光添彩。

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家里上代都是做官出身，是个有着较好的文化修养的家庭。祖冲之在家庭影响之下，从小就喜欢读书，聪明博学。祖冲之长大成人时，政治刘宋王朝的孝武帝时代，孝武帝一点都不懂治国，他只懂得做皇帝享福，国家的政治越来越腐朽，他一点都不知道。祖冲之对做官可谓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便一心埋头钻研学问，渐渐地祖冲之名气越来越大，小无敌挺熟了，便让他去华林学省做官，研究学问。在哪里期间，祖冲之的学术水平很快得到了提升。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所以从秦朝开始，便有专门的历法在社会上使用。祖冲之在华林学省认真观察太阳和星球的变化，经过长期累积，得出大量的数据，他认为从前朝流传下来的天文历法一点也不准确，计算季节变化的时候有很大的误差。认识到误差之后，祖冲之开始制定新的历法，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指定住一套新的历法。祖冲之称之为“大明历"。公元462年，也就是大明六年，祖冲之把自己精心测算出来的大明历献给皇帝。请求皇帝用新的历法来计算，祖冲之还指出了旧历法当中的许多错误。在当时许多大臣都不相信科学，死抱着固定的东西不放，他们见祖冲之要改变旧历法，表示怀疑，说祖冲之离经叛道，竟敢改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祖冲之扣上了许多大帽子，但是他毫不害怕。最终还是没用他的大明历。直到十年后才开始正式使用。祖冲之在科学上另一个有名的贡献是他精确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以上的。他还对古代的《九章算术》这一数学著作进行了注解，编写出《缀术》一书。后来这本书在后来的朝代中渐渐失传，无人指导其中内容写什么。只是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书是他写的。除此外，祖冲之还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典著作做了注解。可见祖冲之知识之渊博。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祖冲之还有许多发明和创造，他改进了指南针的机械原理，造出了一种新的指南车。此外他还造出一种船叫做“千里船”。除此之外祖冲之还在音律、文学方面也有造诣。由此看来祖冲之在当时的社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其实祖冲之也不仅在学术上有研究，其实他也比较关心政治，在政治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公元494年到498年间，当时他写了一篇《安定论》。建议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由于当时战争连年，他的建议并没有实现，没有多久祖冲之就去世了。祖冲之这一生，在钻研学术中度过。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生。

　　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者需要具备哪几个条件?　　在Nature 的文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博士生》(What makes a good Ph.D student) 中，作者最后列出了一个成功研究者所具备的6个条件(比较适合生物学等实验科学)。　　1、具有明确的目的(动机)(Extremely motivated)　　2、具有创造力 (Creative)　　3、非常聪慧、思维敏捷 (Very smart)　　4、工作非常努力 (Very hard working)　　5、掌握非常娴熟的(实验)技术 (Very skillful in the lab)　　6、非常幸运 (Vey lucky)　　文章说，在上面6条中，幸运不是谁都可以依靠的，所以集中发展其他5个方面即可。　　如果你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中的多个方面(如3条以上)，学术研究这个职业可能不是很适合你。你需要重新思考你的职业选择。　　我觉得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需要和应该了解这几条的内涵，认真思考和分析一下自身的条件，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和选择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经常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博士，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科学研究。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有时候过于自卑、不自信，有时候又过于自大、有点狂妄。妄自菲薄和夜郎自大对自己的发展都不利。　　下面谈谈我对这几条的理解，与我自己的学生们交流。　　1、具有明确的目的(动机)　　读博士要有明确的目标，做科学家还是只是让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经历?做科研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也就是兴趣。目标、动机、愿望和兴趣，有些人开始就有，有些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做任何事情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都是有利的，会少走弯路，会集中精力。　　目标有大有小，有早有晚。动机和兴趣有强烈程度的差异。　　有目标，但一定不是功利性的。　　2、具有创造力　　学术研究需要创新，需要发现，这就需要创造能力。创造力是科学研究的精髓。人都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需要挖掘，需要学习，需要训练。创造能力需要知识和智力的支撑。　　创造力有大有小。　　创造是新，不是模仿，不是重复。创新是探索未知，解释未知。　　3、非常聪慧、思维敏捷　　学术研究是智力活动，所以思维需要敏捷，悟性要高。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联想，善于想象，善于规划，善于计划，善于总结，这些都是聪明的基础。人都有一些聪明之处，聪明也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　　人的聪慧、悟性和思维等也有程度差异。　　聪慧需要汗水、需要专一，聪慧不是固执，不是保守。　　4、工作非常努力　　学术研究需要专注，专注于掌握文献，专注于实验过程，专注于实验观察，专注于思考，专注于写作。每一步都需要全力以赴，都需要专心致志。科学研究不是机械劳动，不是8小时工作制。学术研究不需要监工。科学研究忌讳懈怠、散漫，不需要“九三”会员。努力工作不是蛮干，不是没有计划的忙碌。科学研究需要的是有思想、有思考的努力工作，不是没有任何计划和思考的努力工作。　　努力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　　5、掌握非常娴熟的(实验)技术　　实验科学需要技术，需要设备。现代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仪器设备的发展和更新，促进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对关键技术的熟练掌握，关键设备的熟练操作，是科学研究的保证。熟练掌握一些关键技术手段，熟练掌握一些关键仪器设备的操作，是非常必要的。要是在技术手段上有独创，在仪器设备上有专业性的改造，就是“绝活”。　　熟练程度也是有差异的。“绝活”不是谁都有的。　　6、非常幸运　　这需要上苍的惠顾，需要贵人相助，也需要自己的把握。机会和机遇一直青睐有准备的人，是有道理的。有时候机会和机遇是与自己的素养和实力密切相关的。　　运气取决于很多方面，但个人的性格(如处世方式)对于幸运降临的几率是有重要影响的。　　所以，除了天才科学家外，经过严格训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潜在的成功的科学研究者。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须按部就班，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反之亦然。个人的努力和追求与导师的指导要密切结合，要有一个平衡。靠自学成才是无奈之举，完全靠导师也没有很大出息。　　总之，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者，自己必须要有两把刷子，有几项拿手的手艺。这是自己将来独立创业的基础和根本，必须的。没有金刚钻，怎么揽瓷器活?　　扪心自问你真的适合做学术研究么?

（原标题：清华女教授怒批：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或称为知识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冬的凛冽。我很能理解为何人们有春天之感，因为确乎有繁花似锦的热闹局面。而这并不是发明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繁荣（早有人发出为何中国缺少创新和创造力之问），而是各种头衔、名目、计划、工程的五花八门。先来看头衔，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有人统计达38种之多，真可谓名目巧立，名山大川占尽，地理知识见长。不独头衔，计划和工程也名堂多多。“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因确立于1998年5月而得名）；“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目前许多重点著名高校都明文规定：青年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方能获得引进，不知这种类似于出身论的规定合法合理性何在。至于马工程系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业内简称为马工程）项目，近年来可称得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教材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各学校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的数量在影响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加分上，可谓是举足轻重。上述头衔、计划和工程当然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有没有这些招牌关涉到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薪金、资金、奖金、基金的最重大问题，哪个学校哪级领导会掉以轻心呢？层层叠叠的项目预期为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各学科领域领军人才，初心不可谓不良好。然而，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安排与学术研究和创新发明真的有关吗？学者们在头衔项目林立中忙于申请，报批，竞争甚至抢夺，如何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追求真实、真知、真理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够忠于自己的良知和本职？我的同事沈原曾经把当今的科研体制称之为“项目制运作，斗狗式管理”，可谓话损理不错。乱花渐欲迷人眼，骨头阵中失心智，科学研究如何能够不迷失于头衔计划工程的丛林之中？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须有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人为设置种种头衔，让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长此以往，计划工程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上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甚至战场。巧立名目是当今科研体制的一个维度，另一维度则是事无巨细、强制束缚的行政化教育科研管理。这种管理是全方位的，仅举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申报课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每年由某部领导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列项目课题指南，指南说明共计十九条，就选题要求、申请人条件、申请单位条件、申报范围、立项要求、具体填写要求、资助额度、结项要求、完成时限等等等等做出规定。其后再为23个学科列出每个学科大多超过一百项的具体研究题目。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未知未明的探索，如果事先为科学研究规定了指导思想，科学便已不再是科学。学术研究是以问题发起的，现实中的问题或者学理上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构成研究的缘由和动力。由一个主管部门规定研究问题却不知原因、动力何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可能是各学科的专业人士。更何况，许多题目的设定真可谓“命题”：XX虚伪本质的研究，XX自信的研究，坚定XX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研究，强化XX意识的研究，伟大XX（四个）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不难看出，题目设定不合学术的基本逻辑，既已知晓了答案、判断了性质、明确了信念（信仰），问题就不存在了，还用得着研究吗？再看科研的财务管理方面。有关研究课题的报销制度从来以繁琐、苛刻、不近情理著称，而今愈发呈变态趋势。比如，差旅住宿费用的报销要求提交往返机票（火车票）和相应天数的当地住宿发票（并附水单—还不知是什么东东），缺一不可；如果有其中一项由接待方或私人负担了，必须提供证明材料，否则就无法报销。再如，研究者购买书籍资料，除要开具发票外还要求附上写有具体书名的小票以证明购书确实与研究课题有关，但不知是否“有关”的判断如何做出及由谁来做出，难不成是由负责报账的财务人员来做？要求所有课题负责人办理公务卡（信用卡），所有研究开销要刷卡消费，之后研究者自己要先垫付还款，报销后再返还给研究者个人。如此课题经费管理方式几乎是无法操作的，比如，研究生完成其硕/博学位论文需要进行田野工作，调查差旅费用是由导师支付的，如果有不止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工作，一张公务卡该如何使用？让谁刷不让谁刷？刷后又如何向财务报账？研究和交流中发生的餐费问题我在微小说《年关》中已有展现，此处不赘。这样一套不合逻辑又不近情理的科研财务管理制度大概是为了防止腐败而设计的，管理者们是不是以监督防范官员贪腐的思路来对待教授们？像看贼一般看着教师们，有没有想到这样地不信任、不尊重研究者，百般刁难的报销制度，让研究者如何能顺心、安心、全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又或者制定如此财务制度的人们是不是犯了以己度人之误？教学管理也是大学工作的重要面向。行政化的教学管理从教材、教法、教学大纲、培养计划、社会实践、教学纪律，……到授课时间与学生课下学习时间的比例要求，甚至开放交流时间（Open Office Hour），无论巨细全有规定和要求，难以一一尽述。仅开放交流时间为例：学校要求每个教师（无论本学期是否上课）必须固定每周一小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答疑时间，按此规定时间、地点落实后要层层上报学校有关部门（听上去怎么像是“双规”？）。这种强制性规定交流时间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密切的、跨学科专业的师生互动，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形式或仪式，其实际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效果如何，恐怕不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首先，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实包括任何正常交流）本是自愿的、开放的、自由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应该完全建立在自主交流的基础上，由教师与学生经自主协商自行安排，而不应由行政方式强制安排；强制安排这种关系与活动的做法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背道而驰。其次，自主的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多样的场合、情境、机会，比如带学生做田野调查（社会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课后的问题讨论，与学生一起出行、运动、娱乐，请学生吃饭、喝茶，…… 并不是一定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比如坐在办公室里才能进行交流的。更何况，喜欢和能够与学生通过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老师自然会这样做，不需强加这样的安排；不愿意或不能做的老师即使被迫安排了“开放交流时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如此简单自然的事情，一经行政化的强制就变得无比别扭。将教师和学生的手脚都捆得死死的，似乎教师是根本不会教书的白痴，学生是完全不会学习的傻瓜。殊不知这里是高等学校，不是幼儿园（即便是幼儿园也须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种种原本与教学和研究无关的东西偏偏要强行干预甚至支配教学和科研，这如何能够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既要马儿跑，又要绊住马儿脚，至此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进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已有答案。有无数XX学者头衔，无真正的学者，有各种人才计划，无真正的人才，有大项目，无大师的大学现状，实在不足为怪。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灵魂是萎顿猥琐的、心胸和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环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其中耀人眼目的只是浮于表面的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人文底蕴、学术志业、社会关怀统统被卷入水底。大学的本质、教育之根本万万不可什么都要，唯独缺了良知和学术。呜呼，我的大学！（作者：郭于华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科技日报

今年4月，《肿瘤生物学》撤销了107篇中国论文。7月底，科技部等五部门就《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调查处理情况召开新闻通气会，已查实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自8月中下旬起，陆续有多家医院、高校公布对涉事作者的处理决定，包括解除聘用合同、取消晋升职务职称、取消学籍、追回利用撤稿论文获得的奖金与科研经费、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数年、党内警告、记入诚信信用信息系统等，并正在抓紧履行相关程序。上述事件属于典型的“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学不端行为”。姑息迁就无异于饮鸩止渴，偏袒护短等同于放任纵容。学术不端极具渗透性、扩散性和放大效应，一旦在学术界弥散开来，将带来恶劣的示范效应，进而可能引发学术信任危机，危及社会理性与公信力。针对此事件，由科技部牵头，会同中国科协、教育部、卫计委、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祭出重拳、深挖核查，绝非为了大动干戈地处理一批人，而是对学术不端的一次集体宣战，也昭示着中国在学术道德问题上的勇气与自信。透过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应沉着反思、追根溯源，从“学术道德”的本义上去探寻良策。就“学术道德”四字而言，“学”与“德”共同朝向德行修为；而“术”与“道”则更需法律制度予以规范。从法律制度角度来讲，法律制度是“硬”框架。订立严密的法律制度，激浊扬清、惩恶罚劣是捍卫学术尊严的必要之举。立法保障、民间监督等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治理学术造假纳入法治轨道，对论文造假、成果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真正的“零容忍”，对失信投机行为产生足量的排挤力和钳制性，如引入大数据技术，对科研人员学术成长轨迹和学术水平进行跟踪评价；利用现代公共治理手段，对重要学术成果动态监控、审核把关、公开公示，这样才能切实维护科研诚信。从德行修为范畴来谈，德行修为是“软”约束。撤销论文事件源起于科研人员道德立场不够坚定，心灵层面学术品性不够深厚，修为意义上的道德防线不够牢固。回望学术中那些纯粹因志趣而生、为理想而伴的“学术狂人”，还有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一心为学术科研而战的“科研斗士”，总是让我们肃然起敬。学术不端行为便在于缺乏内在力量的“软约束”和良心持守的“自制力”，而这正是整个科研工作队伍的“正道”。曾有学术界牛人说过，天底下最幸福的职业莫过于开展科学研究，因为那是一个“花别人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职业。依此而言，与其挖空心思、费尽思量抄袭造假，精巧钻营、沽名钓誉，反倒不如下大气力做真学问、做正直人、求真善美。学术研究是发现客观真理、揭示自然真相的艰难过程，法律规范、德行修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法律规范成为一种天道法则、自发秩序、德行修为渐成一种平和自持、义理担当，学术正气便可浩然长存。（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