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论文题目该怎么起？什么样的题目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这或许是困扰不少人的问题。有些人为了能够博读者眼球在起题目上费了不少功夫，但总是写不出一个较不错的题目，或者起了不错的题目又无法驾驭，使得自己在写论文题目方面进退两难。学术研究论文现写作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题目是不错的题目，应该如何写好论文的题目呢？在本文看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在写一篇论文前，要知道自己要研究什么，研究主体是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等，只有清楚自己要研究的东西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重点，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与总结，而这也是撰写论文题目的基础。如要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要重点去分析旅游产业这个主体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论文中就要重点分析旅游产业的功能，然后再选择是用质性还是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分析这个功能具体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当然，地区也可以进一步具体化，这样的研究更具体。第二，字数不要太多，注意把握字词之间的逻辑。要写好论文题目，字数不要太多，因为字数越多毛病越多，如果一个问题能用几个字表达清楚最好，一般来说字数最多不要超过25个字。此外，要特别注意题目中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论文题目并不是几个字的简单罗列，而是讲求读得通顺、讲得明白、分析得透彻，题目其实就是一句话，但这句话要结构完整，且用词不要重复，有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与重点，这样能突出论文本身的特色。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要突出研究主体与目的，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如果具体点，可以加一个副标题，即“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以XX地区为例”，这样可以知道论文是以研究旅游产业功能为重点了。第三，讲求实在，突出主旨。论文在起题目时要量力而行，有些人看到无论是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题目都很不错，于是就想起一个十分高大上的题目以此吸引读者眼球，这样的题目固然好，但也要看自己是否能驾驭，而且能否与论文的具体内容对应起来。如果感觉好题目不好写，那写一个一般性的题目也不错，只要能突出研究重点就可以，因为题目不讲求多么的天花烂坠，只要符合自身的能力，实实在在凸显文章主旨就可以。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可供选择的就很多，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个，也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XX地区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XX视域下旅游产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等。总之，能够适合自己且有助于研究的题目就是不错的题目。第四，多模仿，勤思考。写好论文题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学习、多思考、多总结。那些能够把题目写的很有深度的人都是要经过反复的琢磨、写作与修改，而且这也是建立在其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写好论文，要多看多学，可以试着去模仿一些题目的写作风格，并不断总结与思考，并形成自己的写作套路，这样再写论文题目时可以很从容。当然，要写好论文题目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认真钻研，勤加练习，这个过程中可以多向经验丰富的老师或同学请教与学习，学习与借鉴他们的写作手法，并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样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论文题目的撰写不仅不会成为绊脚石，反而会为你的论文增光添彩。

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所谓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其实同样来自英文单词“pragmatism”，只不过胡适在翻译的时候变换使用不同的术语。说治学目的时，胡适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说法；而在具体治学时，他则采用“实验主义”的说法。实验主义的核心精神正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尽管实验主义是西方思想，但胡适治学实际上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他在接受西方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定下了颇具实验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可以把“大胆地假设”视为一种叫作“怀疑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对任何事物与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疑。胡适自称是吸收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怀疑论”。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怀疑论”对其“大胆地假设”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但胡适的“怀疑论”更多根源于儒家的“怀疑论”传统。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算一种“怀疑论”观点。在胡适看来，儒家的“怀疑论”历史悠久。“怀疑论”最初发端于孔夫子，成型于东汉的王充，经历宋朝欧阳修、朱熹的发展，到清朝已经演变为显学。胡适在正式接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实际上已在头脑中树立了这种儒家式“怀疑论”。在上述先贤中，撰写《论衡》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广泛好评，但其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地位极高。《论衡》把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儒学正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主张“疾虚求实”的经验论。他在《论衡·知识篇》中表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校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在胡适等学者看来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怀疑论”。此外，胡适推崇的北宋大儒张载、欧阳修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宣扬“学则须疑”的治学主张。欧阳修曾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提出质疑，而朱熹也曾怀疑同为五经的《尚书》。现代史学界认为，宋朝儒者对汉唐古典儒学普遍抱有质疑态度，进而重新全面解读经典，开启了“疑古主义”的先河。胡适是当代中国疑古学派的先行者。他对王充、朱熹等人的怀疑精神大为赞赏，曾经称赞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伟大人物，称赞朱熹是真正继承了孔圣人的“苏格拉底传统”。他指出，中国儒家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他在研究传统经典时采用的新方法，也来自于所谓的儒家优良传统——“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地怀疑与小心地求证传统”。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胡适留学美国时，很可能借助儒家“怀疑论”来解读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胡适曾经把杜威在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五个思维步骤简化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而最终又浓缩成被誉为“十字真经”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思想都被胡适用这十个字来简要概括了，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杜威将实证的过程称之为“实验——探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技术，其精髓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论。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个学术术语时选取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为“有证据地调查”。“大胆地假设”是一种怀疑，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所谓考据和考证的办法，就是“有证据地调查”，就是怀疑论所依据的方法论，也即是“小心求证”的过程。在胡适看来，唯有清朝的“朴学”才具备同样的科学精神。因为朴学讲究考据与考证的方法。清朝朴学也叫做“汉学”，十分重视考据。胡适早期治学的作品都运用了朴学的考证法。学习了杜威的实证法，胡适将其与朴学的考证法融会贯通，并揉入了西方逻辑性知识。但他并不认为实证法是西方人的专利。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天然缺少逻辑归纳思维，只有直观思维。胡适对此驳斥道：“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胡适在那次会议中发表了演说，从孔子一路讲到清朝朴学。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中存在逻辑与真正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的悠久传统。基于这点来说，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认为，清朝儒家学者研究经书时就使用了归纳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来推导出共同的涵义。清朝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胡适把清朝的考据学称之为“新经学”，并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归纳法、历史的眼光、进化观念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三颗“起死之神丹”。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考据上获得丰硕的成果，正是因为大量运用了其中的归纳法。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清朝经学研究的人。许多学者认为，清朝乾嘉学派开启的考据之风一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创新能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但胡适认为，清儒的经学恰恰让人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未曾开辟的奇境。这种重视归纳与证据的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这种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思维方式，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这与其“反玄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胡适眼中，归纳法之所以最科学，是因为其建立在一连串具体证据的基础上。无论是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论，还是清朝朴学的考据方法，都遵循这条正道。胡适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由此可见，胡适治学最初是吸收了清朝朴学的考据法，在师从杜威吸收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之后，又将其与儒家的实学精神相融合。他诠释杜威的哲学理论时，实际上运用了朴学的方法论，而在论述戴震考据法时，又借用了西方的逻辑学知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仅符合杜威的治学态度，也与他眼中儒家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2013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年轻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有人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难道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吗？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坚守那份清冷？对此事件，凤凰网文化频道独家采访了张晖生前同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者施爱东，以下为对话实录（有删减）。张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凤凰网文化：张晖真正的学科领域是什么？施爱东：他主要是做南明的诗词，过去我对他并不是太了解。我也是看维舟的那个博客，才知道他早在中学就开始立志做明清这一段了，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一个人对人生的学术规划如此的有条不紊，而且按部就班，我当时真的觉得非常惊讶。像我自己原来是学理科的，一路走来，人生道路不断地变变变，几经变迁沉浮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像他那样对自己人生规划如此完整的，真不多见。有人问过我说，张晖是不是天才，我说天才这个话不太好说，因为你没有衡量标准，至少可以说是个杰出的英才吧，而且一个人是不是这样一个才，这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你天资够不够，第二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天资用在适合自己的正道上。张晖就是两方面都具备的人。施爱东杨早：我一个师兄曾经说过：我在北大十几年，我见过的天才比正常人多。当然天才不好界定，咱们就说英才吧，世间的英才实际上是很多的，但是英才要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大条件，就是你要很早就能认知到自己愿意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特别稀少。我中学的时候，也喜欢玩玩玩填词写诗什么的，后来也读了中文系，但是说实话，到大学毕业为止，我都没有献身学术的想法，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要到社会上去闯荡一下。后来选择学术，是后来内心有了一些变化，说明我们其实是后知后觉。但像张晖，他很早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而且愿意投身这个事情。你看他跟维舟就是两条路，他们一起在中学时候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但维舟后来就慢慢偏离了，当然维舟也在文化圈，写书评，但是他很难在学问这条路上再往上走，那张晖是一直在走，而且走得很好，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有天赋，又能够有很早的决断，或者说很早的预期和计划，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我们觉得特别惋惜的一点。施爱东：而且还有一点，张晖的学术之路也走得非常正，他在南京大学读古代文学，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非常厉害，然后他又去了香港，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理论视野，香港有许多世界顶尖的学者云集在这里。凤凰网文化：为什么都是香港？施爱东：因为香港的薪水高。凤凰网文化：唯一的因素吗？施爱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还有就是香港本身是一个大陆和世界互相观望的窗口，香港人是比较崇尚西洋学问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接纳国内本土的顶尖的学者，所以他能把汉学领域的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汇集在他这里。因为他薪水高，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愿意来香港。你可以说香港学者本身未必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最好的，可是他有足够的钱，他能够把全世界许多领域里面最好的学者都请到这里来，这一点就很要命。杨早：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它有三所大学算是亚洲一流，在世界上也基本上可以排到一流的水平，这个非常少见。凤凰网文化：所以当时张晖有可能选择不回来？施爱东：当时他未必可以选择不回来，但是后来他可以选择再去。杨早：事实上后来听说香港科技大学对他有邀请。张晖来文学所之后，申请了台湾“中研院”的博士后，中研院是在网上招聘是盲审的，就是你递材料，他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人，只根据你的学术资料投票，投完票，发现居然是一位大陆人，他们都很惊诧，因为中研院从来没有聘请过大陆的工作人员，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最后决定尊重投票结果。我听张晖说过，他到了台湾之后，有半年时间拿不到工资，因为此前没有大陆学者在那里工作的前例，银行怎么开账户等等，都得慢慢来。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关起来门，夸这个人好，他是在国际上是有一个认知度的。凤凰网文化：活人特别愿意关心死人假如不死的命运，设想一下张晖？杨早：张晖的太太在昨天的一条微博里说，说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凤凰网文化：很大。杨早：对，这个说法就很大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张晖他的训练他比别人都完整，你知道有的人做学术偏重理论，有的人偏重文献，有的人会偏重于历史，他基本上把这三块都走通了，他最早从高中喜欢词曲，到了南大的时候，他受到很好的古典文献的训练，他的文献功底非常扎实，到了香港以后，他又受到了理论方面的熏陶，到台湾以后，他又会吸收台湾的一些长处，而台湾也是跟香港一样，并不光有台湾本土学者，也有很多世界级的学人。张晖跟我讲过，他在中研院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像在梦里一样，比如一走进那个地方，走着、走着，迎面会过来一个人，你仔细看，余英时。你再走，你又看到一个人，何炳棣。你跟这些一流学者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和眼光、格局会完全不一样。凤凰网文化：可以说他一切都是积累到一个顶峰的时候倒塌了。杨早：就他这个年龄来说，我觉得在学界很难超越。为什么他短短的十几年学术生命，就会做出那么多的成果，说明他从一开始路就走得很正，没有耽误。我们好多人都会中间去挣笔钱，去搞个媒体什么的，兜兜转转的，最后再回来。凤凰网文化：诱惑挺多的。施爱东：像张晖这种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些诱惑，他能一门心思的往一条路上走，而且这条路的前景是他自己所能看得见的，并不是一个死胡同，或者是一个狭窄的路，而是一个很广大的天地，像他这么目的明确的人，很少见。所谓的待遇都是跟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凤凰网文化：事实上你们了解他真正的现实生活吗？杨早：张晖这个人，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不光是我和他交往少的原因，即使他同一个室的同事，他们也知道的不多，就是因为张晖不太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愿意叹苦经，比如说大家也不知道他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问起，他会轻描淡写。但有些困难是共同的，比如他和他妻子双双到了北京就职以后，张晖在我们社科院，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他妻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的收入也低。现在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用我一个北大师兄的说法就是，你在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你只够吃饭，凭上副教授以后，你才想买车买房的事。我们也知道，张晖的岳父岳母在北京，但是年纪很大了，他父母在上海，本身又没有公职。凤凰网文化：他也不是世家。杨早：他实际上是农村子弟，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几乎得不到家庭支援。张晖他们开始买一套很小的房子，大概就60平米吧。但是后来要生小孩了，要靠父母来北京，帮他们看看孩子，就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给父母住，然后每天早上把小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长此以往资料也很不方便。去年他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大概120平米吧，就在三环边上，因为要便利他夫人上课。这样压力当然比较大。我听一个同事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没想过说没想过自己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挺高兴的，当然压力也很大。经济压力之外，还有带孩子的压力，每天都要先把孩子哄睡了，才能看书写东西。爱东也知道，张晖手头的事情特别多，他不光是写书，他还要编书、编杂志，还是南社研究会的秘书长，还要开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他这堆着，有人说他去年熬了好几个通宵都没睡觉，就是因为事太多堆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健康，我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凤凰网文化：刚才也说到涨工资只能靠凭职称，是靠熬出来的？杨早：在高校，评上副高，收入的提升相对较大，但在社科院来说，他更多是代表一种学术认可。施爱东：所谓的待遇，无论高校还是其他什么单位，他都是跟你的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待遇的差距，不光是体现在工资上，体现在各个方面，住房，甚至住房的面积，申报课题、甚至出差的待遇等等。杨早：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一个助研，你每年能报的暖气费的面积是80平米，如果你是副研，就能提到90平米。凤凰网文化：就是这么具体？杨早：很具体。然后这只是看得见的，或者说你的房补，助研每个月是1000，副研会提到1200。我认识张晖，第一次单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聊了很久的一件事，是他那时候刚来，第一年实习期，房补好像只发800，这个钱应该实习结束补给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补不了，他为此跑了好几次。凤凰网文化：就是为了800块？杨早：每个月多200块钱，就是1000，本来是1000，只给他800，他就为200块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就是1000、2000块钱，他跑了好几次，都解决不下来，就是这种琐事，非常影响你的情绪。我再补一点就是，职称不光是这个问题，他还代表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学每年都有硕士、博士毕业，他们答辩的时候，会请答辩委员，但是答辩委员的职称，必须是副高以上。我们申报课题，如果你是副高，你就可以单独申报，如果你不是副高，你是一个助研，你必须要请两位正研做你的推荐人。而这个职称的评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正，尤其现在学科细化，学者互相之间其实不太懂“隔壁的学问”，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今年有几个人要报副高，到底这几个年轻人哪个更强，根本没法说清楚。如果你不想通过量化比较，就是谁书多，谁论文多，哪个刊物级别高，只说谁学问高，没法比较。凤凰网文化：透明化程度多高？杨早：它不是透不透明，它变得不可比较。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凭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我称之为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我们无法建立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我以前也在高校工作，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至少来说，受到外界干扰不大，就比如说我们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够，但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了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杨早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凤凰网文化：这都是中国特色。施爱东：说到级别高，就像蒋寅老师在悼念文章里说的，我们是国家队，而且是乒乓球国家队，还不是足球国家队。但是我们的待遇比一般普通高校是要低的，而一流高校又比那些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的待遇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杨早：但是爱东这个说法，如果说出去的话，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是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凤凰网文化：历史问题四个字，足以解释一切吗？施爱东：不是足以解释一切，而是它真的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历史长的单位都是讲资历的单位，资历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只有拿年龄跟资历这种标准出来说话，才能够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你要是说学术水平，那就很麻烦，大家会吵得不亦乐乎，什么叫做好的学术水平？不同专业如何比较？对吧？这个就非常麻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你的正高只能占百分之几十，副高占百分之几十，像一个金字塔，这个指标是额定的，但事实上我们这里的水平整体都是偏高的，能够来到这里的人，大部分水平都是很不错的。换到一个普通高校，可能比例也是相近的这个比例，可是，很可能他们那里的做得比较好的学者，只是跟我们这里一个普通学者相当，资历要求也没这么长，那么，这个学者放在社科院可能就得拖上很长时间才能评上职称，但如果在普通高校就会容易得多。在我们这里，金字塔底层的一个学者，如果放在外地的话，比如说与他同资历的同学，分到外地高校去了，他可能是那个高校的骨干科研力量，但在我们这里只能垫底。其实，做学术是注定了贫穷寂寞的。第一，发不了财；第二，出不了名，尤其是得不到当世名声。做学术是注定贫穷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艰深的学术研究一定不是大众所能理解的。多数学者在生前都很难获得认可，不是说完全不能获得认可，而是非常困难，张晖如果不是去世，许多人也不可能了解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者。而且，对于学术成果，尤其前沿学术成果的理解，往往是严重滞后的，许多很好的学者，往往在出成果的当时，尤其是他做出最好成绩的年龄段是得不到认可的。所以说，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知道这句话如果说出去，许多人会恨不得打死我。其实我自己也是贫家子弟，当我意识到贫家子弟不适宜做学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学问，当我不断地做下去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学问不是我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句话是说给还未选择学问之路的贫家子弟听的。凤凰网文化：后悔吗？施爱东：后悔，但是后悔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只能够勉力前行。几年前我们研究室曾经讨论过是否将一个博士生留在室里，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贫家子弟，我知道他很努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小伙子，但是因为他太穷了，留在我们单位不合适，我们社科院的工资是很低的，而他的父母又是农村的，不仅无法支持他持续地做学问，可能还指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将来能赚钱补贴点家用呢。可是，他如果留在我们这里，他会非常艰难，他将来要面临娶妻生子，他要在北京买房，而我们社科院待遇根本不足以负担他这些需求。但问题是，他本人又很愿意留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最高端的学术机构，你想想，谁不愿意把自己留在最高端的学术机构呢？但是就算把他留下来了，他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为什么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认为他留在我们单位，于他，于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呢？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说，你如果留在社科院，注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无论你多聪明多出色多努力，因为你面对的生活压力是这么大，你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你不可能不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你所面对学术压力更大、更迫切、更实际，你必须要去投入大量的精力面对生活的困境，你无法全心全意赴在学术研究上。可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他这么努力，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因为他家穷，你就拒绝他留在这里工作，这也太残酷了，社会不能如此不公吧？我如果因为这事反对他留下来，我良心上过不去，我不能这么干。所以，我只能保持一种默许的状态，随大流表态，既不出言相助，也不反对阻挠。许多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学期间，反正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都由家里供着，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可能我比你更优秀，可是，当我们出来之后，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家庭条件很优越，而我的家庭条件非常的清贫，这时，我们面对的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家里还可以继续对你进行投入，而我的家里可能还需要我来回报，于是，我们可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一样了。你想想，这样一下来，若干年后，未来你的成就肯定会远远大过我，这是贫家子弟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许多贫民子弟都会指望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那也得看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像我们这种专业，这种单位，想要改变家庭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贫家子弟如果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最好不要选择做学问，尤其是不能选择我们这种寂寞的学问，那样会拖累整个家庭的。凤凰网文化：国家更多资金投入不太现实？杨早：如果前提设定目前这种体制为一个不变量，我赞同爱东的话，贫家子弟在这个体制下，他很难做得下去。那么做学问要不要这种保障？这是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的地方。为什么你们就好像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保障？还有人拿底层说事儿：你看人家农民工不是更苦吗，还有北漂不是更苦？我这里想说一下，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学术是比较特殊的工种。特殊在于，第一，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活儿，而且它的结果不确定，你并不见得我做那么多时间，我就一定能出这个成绩，而且很可能你对自己要求越高，你想做的越大，他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可以拿计件来衡量的。昨天还在讨论一个事，说书按照印张卖是很可笑的，你那是在卖纸。各个领域里面的经典著作，可能只有十来万字，甚至几万字，但足以不朽，也有很多大部头，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在卖的时候，定价也好，稿费也好，版税也好，显然都是厚的那个占便宜，包括你去报课题，也是厚的看上去比较好看。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变成说你如果自我要求越高，写的越精粹，你最后的回报会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问需要有一个外来的支撑。我昨天看鲁迅书信，鲁迅后来从广州到上海以后，他一直很想回北平去做几年学问，把他想写的中国文学史写完，因为北平的材料比较全，这个环境也比较舒服，但是鲁迅回北平又不愿意再去教书，那就麻烦了，他收入从哪里来？鲁迅最后没有回北平，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没办法得到和上海一样的收入，所以他只好留在上海。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做学问是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又变成了越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得到的物质保障会越弱。国家提供的资源不是没有，但是资源的目前倾斜方向是有大问题的，这个资源的流向是不对的，不管是职称还是课题，它的流向绝对不对，如果保持这样的流向方式，那就是爱东说的话，贫家子弟不太可能做出好学问，做出来对自己伤害也很大。凤凰网文化：其实肯定不是第一次在媒体这么讲，有效吗？杨早：很难，比如我们刚才说资源流动就有问题，资源如何流动，比如如何向张晖这样的人倾斜，这就变成了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了，但这个制度设计非常困难。凤凰网文化：什么在妨碍？施爱东：我觉得这个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来说确实也很难。凤凰网文化：这一代学者会等到吗？杨早：我觉得等不到，它有一个前提，它不是说国家的问题，国家可以设置很多制度，事实上现在国家设立了很多制度来防止你乱用钱，甚至有的时候跟防贼差不多，所以变成了很多人申请到了项目，也不见得幸福，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设计怎么去用这个钱，有时比拿不到项目还糟糕。学术界也有“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凤凰网文化：再让你们做你们最不擅长的事儿。杨早：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的。我记得有一个哈佛出来的教授，后来跑去做电视了，他的说法就是：我才不要再为了几百美元去报销一堆单子，现在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学术经费确实需要有一个控制，但是这个控制也应该有合理的流向，学界自己要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来对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价与导引。有时候民间的学术基金会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凤凰网文化：为什么在内部没有建立起学科共同体？施爱东：其实我觉得国外有一些做法，其实是中国可以借鉴。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人事制度本身造成的，我们往往是一个人一进来一个单位，就永远在一个单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文学院现在需要进新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刚刚博士毕业的一些学生，你现在只能够对他去预判，他有没有未来？他将来能不能做好学问？但这种判断往往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如果你判断错了，假设就像刚才说了，学术是需要给他一个一定的物质保障，让他来做的，我给了你优厚的物质保障你就能做的出来吗？你如果做不出来，社会也会骂，我花这么多钱，我养你们这么一堆废物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人才的流动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些人，我觉得一些好的苗子，你可以先到一些二流，甚至三流的学校，如果你做得好，你们先到那里改善你自己的生活，传播你的知识，适当的时候，如果你慢慢拔尖了，我再从外地选拔那些好的人，来到更高级的单位，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我在这个所给你一个比较优厚的条件，而我的选拔机制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直接进学生，一进来就是一辈子，做得好做不好你都在这呆着。杨早：可是这里又会出现的问题是，你敢离开北京，你还回得来吗？而且你往往离开是一个人，你回来就得是三个人，你回得来吗？所以谁都不敢轻易离开，都要先抢，要卡位。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包括户口的限制，包括档案，捏着你档案不放。凤凰网文化：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杨早：对，整个一系列的流程都会限制你，使得你举步维艰。凤凰网文化：而且这种国内学术氛围的地域差异非常大。杨早：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学术资源非常不平均，这些年不但没有好转，感觉还在更加地恶化集中。我觉得这也特别像北漂上漂的问题，你说你不想当北漂上漂，要逃离北上广，你回家，更糟糕，因为那里都在拼爹，你又没爹可拼。于是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学术界其实情况差不多，你不留在这里，说实话，以很多地方高校的氛围，学问会更加做不下去。对话人 | 于一爽访谈者 | 施爱东来源 | 凤凰网文化频道

进化论的十大谬误1.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进化论的核心观点，就是随机发生、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各种生物互相进行生存斗争，适应自然变化就存活，不适应的就灭亡；优胜劣汰，即每种生物在繁殖下一代时，都会出现基因的变异，若这种变异是有利于这种生物更好的生活或生存，那么这种有利变异就会通过环境的筛选，以“适者生存”的方式保留下来。假设该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大自然中找到有关优胜劣汰的证据，毕竟，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之下，我们肯定能找到大量进化失败的生物化石。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能够证明遭到淘汰、进化失败的化石证据，我们能找到的，只是“进化成功”的生物化石。有趣的是，进化论认为一切生物都为了自我生存而处于不断竞争之中，可事实证明，大自然中所有的生物并非只存在竞争关系，更多的，是相互协作、互相依靠、相辅相成。种族遗传学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不同生物之间都存在相互依存与依赖关系，如若不然，整个生态系统就绝对不会存在如此美妙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也注定不会存在。纵观整个生态系统，动物的存活需要植物，而植物的生存也需要动物，有些动物的存活，同样也需要其他动物，而一切生物的存活，都离不开各类细菌与真菌。然而，进化论学家却辩称，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与依存，是由“进化收缩”所导致的。可是，他们却无法解释这种收缩为何会发生，也无法解释导致这种限制性收缩的根源，更无法解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为何无法克服这种收缩的限制。倘若我们对生态系统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会明白，所谓生态系统，即指整个生物界所有的生物体。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不同的生物体到底如何做到在同一个系统中和谐共处、相互依存呢？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呢？对于这些疑问，进化论学者及支持者通常会如此狡辩：生态系统中所发的一切，都在生态系统的掌控与限制中完成。可是，生态系统的掌控与限制，又是如何发生并且做到如此和谐、完美的程度呢？不同的生物体又是如何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使命何在？它们怎能知道自己应当如何与周边环境做到和谐呢？进化论主义者所谓的“生态系统论”认为，任何生物体都会随机发生基因突变，而有些生物体则会对生态系统产生更好的适应性，因此得到存活与发展的机会，进而导致生物的多样性。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观点套入进化论体系中，我们发现，进化论其实不承认生物的固有存在。进化论主义者总是会说，地球上的生物经过了数百万年的发展，在优胜劣汰的原则下，无数劣等生物遭到淘汰。然而，对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前寒武纪大爆炸”等话题，进化论一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这些也被称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一大悬案，自达尔文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进化论等学术界。倘若进化论无法让我们感到信服，那么，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既然我们承认生物及生命的精密与复杂，我们也意识到进化论并不能有效解答有关生物或生命的疑问，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切的背后，都暗藏着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他主宰着宇宙万物的造化，也掌控着万物的生长与演变。须知，我们选择相信造化与造物主的存在，并不会妨碍我们探索自然与生命的意义，这种信仰只会不断激励我们加深对生物与生态系统的理解，所谓的“生物进化”，完全是在造物主的掌控之下发生，对造物主而言，不同生物或同类物种间的协作与争斗，都是源自造物主的规划。正因如此，一切生物之间的共通性才会如此明显，每一种生物都拥有基因、细胞，我们都需要氧气和水分，因为，我们都有着同一个造物主。2. 心脏的跳动进化论认为，复杂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需要某些高级机体或器官的帮助，从而使自身得以存活并繁衍生长。可是，以心脏为例，心脏细胞的运行却完全是独立完成，并不需要外部辅助或干涉，心脏也可以不经外部因素影响而自主停止跳动。既然进化论认为器官与机体早已经过完美地进化，那么，我们理应取得对心脏器官的自主掌控，我们甚至应当可以随意掌控心脏跳动的速率，可是很遗憾，我们并无法掌控这些。对于这一疑问，进化论主义者告诉我们，心脏不会进化到独立自主控制心率的程度，他们还说，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需要权衡利弊，需要做到进化的平衡。可是，这种回答是否真的具有可信性呢？它是否具有任何科学依据？他们所说的“权衡利弊”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进化论学者对进化论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进化论简直就是全能、全知的存在，可是，“全能”“全知”等特性，正是进化论坚决反对的理念。问题在于，此类自相矛盾的观点，在进化论体系中简直数不胜数。3. 食物的吸收与消化——自我牺牲与相互依赖饮食是生物生存的基本，以人类为例，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 也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形式之一。作为人类，我们对于进食的唯一掌控，就在于选择食物，然后放入口中咀嚼吞咽，至于之后的吸收与消化，我们毫无掌控。人体消化系统总是独立完成食物吸收过程，该系统分泌出酸性物质，通过“牺牲”依附在消化道的大量细胞，促成食物的消化以及营养的吸收。可是，消化道细胞的自我牺牲，到底为何发生？倘若不同器官与机体之间只存在竞争的关系，这些细胞为何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帮助我们的身体吸收足够营养？对于这些疑问，我们能得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人体的完美协调与统一。就消化系统而言，它和人体其他系统一样，其运行与工作，都是遵循造物主规划与指示，在造物主无限智慧的指引下协同合作。进化论的核心，就在于机体间的竞相生存，如果我们坚信生物的存活与发展的确是通过进化而完成，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细胞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促成消化系统对营养的吸收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既然机体间的关系是生死存亡地竞争，又怎会有细胞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维护整个机体的利益？简言之，进化论根本无法解释，本应独立竞争的细胞，竟然会为了更为崇高的利益完成自我牺牲。任何拥有消化系统的动物，肠道内都依附着各类细菌，若没有这些细菌，动物本身就绝对无法存活，生物学将该细菌称为“肠道细菌”或“微生物群”。如果你因某种疾病而失去这些细菌，你就会腹泻不止直至死亡。肠道菌群或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存在，甚至是人体发育的必要条件，可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而言，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毕竟，在进化论看来，人体是极为高级的进化产物，可到头来，人体的发育却依旧需要微生物群等低等机体的支撑……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维生素B12，又称钴胺素，它会对大脑及神经系统带来特定影响，它是唯一一种需要肠道分泌微生物（内源因子）帮助才能被吸收的维生素。然而，对于维生素B12与内源因子的协作关系，进化论却不愿作深入阐述，只是声称二者之间是简单的“共生关系”。然而，从进化论的角度而言，人体等多细胞机体的发育、生长于存活，绝对不可能依赖某个特定的单一细胞、细菌或微生物。4. 病毒病毒，是进化论的另外一个重大软肋。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假设病毒也是自远古时代以来优胜劣汰自然进化法则中存活下来的产物，可问题是，如若如此，病毒又怎会需要寄宿于动物或人体才得以存活呢？动物或人类又为何没有进化出抗病毒的机体呢？对此，进化论学者辩称：“进化论并非十全十美，生物进化过程中有得必有失。”然而，这种回答依旧与进化论观点自相矛盾。试问，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怎会知道自己需要何物？怎会因为这种未卜先知而提前做好一切有利于自身进化的准备？5. 母亲的天性母性，是母亲爱护子女的本能，对于母性，进化论从未能够给出合理可信的解释。进化论学者指出，母亲之所以会守护自己的子女，是出于物种延续、繁衍生息的本能。可是，这种解释很牵强而又十分诡异，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一个母亲为何要通过自我奉献甚至自我牺牲的方式，去守护羸弱的新生一代？这种天性与本嫩个，到底源自何处？倘若进化论成立，那么，母性就不可能存在，任何母亲都不可能为自己的子女而奉献或牺牲自我，因为，她完全可以去生养更多的子女——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下，最强的子女，自然会得以存活。简言之，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但是，它却无法解释母亲与生俱来的关爱与怜悯。6. 生物的多样性与美丽属性春季来临时，万物复苏，树木冒出新芽。进化论告诉我们，树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促成光合作用。可是，既然如此，又为何具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大小、颜色和质感呢？进化论学者根本无法解释，树叶的功能如此单一，其种类却是如此多样化。换言之，进化论无法解释，生物的“美”，为何会存在。既然进化论无法解释生物的多样性或者“美丽”的属性，这一切，只能以造化与造物主的角度来解释。7. 苹果：生物相互依赖与协作的实例倘若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研究与数据，我们肯定也会相信，世间万物，皆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关系，万物的生长与发展，都有着特定的目标与意义，我们肯定不会盲从大流，认为生物起源与发展都是随机发生、自然演化的结果。以苹果为例：苹果结于苹果树，而苹果内又有种籽的存在。按照进化论的推理，苹果树必须首先确定何时开花、何时结果，换言之，苹果树必须对四季变化了如指掌；此外，苹果树也应当明白，果树开花时，蜜蜂等昆虫会在特定时间前来采蜜，进而促成花粉的传播；苹果树也应当清楚，授粉完成之后，它就需要进一步完成传播种子的任务，此时，它就需要用鲜美的果实包住种子，吸引鸟类前来觅食。当然，要想完成这一切步骤，苹果树还要知道如何从土壤中汲取特定营养，然后传递给树干和枝丫，最终促成开花与结果。这一切过程，极其复杂且绝非偶然，它的完成，需要无尽的智慧与安排。如上所述，一颗苹果从开花到结果，需要果树、土壤、水分、太阳、昆虫、鸟类等自然环境的密切协同合作，倘若没有精密的规划与安排，这一切，又怎能发生？试问，倘若这一切都是各自物种内部优胜劣汰的产物，它们又怎能如此巧妙地完成相互依赖与支持？我们只能相信，这一切，都源自同一个全能的主宰，只有在造物主的规划之下，不同物种才能完成此类合作。8. DNA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细胞内含有的四种生物大分子之一核酸的一种，它携带有合成RNA（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所必需的遗传信息，是生物体发育和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生物大分子。与此同时，RNA和蛋白质又反过来对DNA产生制衡作用，它们之间存在层层掌控与规章法则。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又衍生出新的研究领域，譬如实验胚胎学、microRNAs（一种高等真核生物基因组编码，通过和靶基因mRNA碱基配对引导沉默复合体RISC降解mRNA或阻碍其翻译）、基因组中的绝缘体等。进化论学者指出，人类DNA中含有大量源自远古发育的无用甚至“垃圾”成分，然而，科学研究表明，这些所谓的“无用”基因群，其实是掌控基因表达、促成染色体建筑的区域。不仅如此，科学研究还明确指出，各个物种内部所有个体的DNA序列，都是非常一致的，人类DNA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基因表达的精密与严格，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了“随机发生”“自然选择形成进化”等进化论的基本观念。这是达尔文不可能想到的，也是现代进化论者最不愿意看到和最不想承认的科学事实。总而言之，我们对生物学的研究愈发深入，我们就愈发无法接受进化论对于物种起源与宇宙万物的解释，我们也愈发倾向于找寻一个全知、全能的超自然力量，即造化宇宙万物的主宰。9. 死亡是宿命，在所难免。DNA的存在已经足以推翻进化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由DNA链组成的染色体终端。科学指出，染色体终端的长度，决定了我们寿命的长短。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随着我们不断成长，我们体内的染色体终端就不断缩短。举例而言，假设我们出生时的染色体终端数目为100，随着年龄增长，这一数字不断下降，最终，当染色体终端达到0时，我们的生命就走到了终点。换言之，自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注定就要死亡，死亡就是宿命，任何人、任何生物都无法避免。然而，倘若我们假设进化论成立，那么，不论是基因、DNA、RAN还是染色体终端，都应当在优胜劣汰的规则下不断变的更强大，幸存下来的生物甚至可以获得永生，可是，这一切为何依旧会消耗殆尽呢？生命为何依旧注定要消亡呢？这些，是对进化论“随机发生，自然演化”观点的进一步打击，同时也是对古兰经中对生物、生命起源与发展相关描述的最好例证。10. Y染色体Y染色体（Y chromosome）是决定生物个体性别的性染色体。男性的一对性染色体是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较小的y染色体。在雄性是异质型的性决定的生物中，雄性所具有的而雌性所没有的那条性染色体叫Y染色体。由于Y染色体传男不传女的特性，因此在Y染色体上留下了基因的族谱，Y-DNA分析现在已应用于家族历史的研究，家族世系的遗传与进化和认祖归宗的基因鉴定。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存在于分裂间期细胞的细胞核内。人的染色体有23对、46条，其中22对叫常染色体，男性与女性的常染色体都是一样的；余下的一对叫性染色体，男女不一样，男性的性染色体由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组成，即XY，女性则由两条相同的X染色体组成，即XX。科学告诉我们，Y染色体能够精确说明地球上所有人类的来源。然而，要找到人类共同的祖先，就是要找到在众多人身上留下他们基因印记的人，即“超级祖先”，他们就像个分支点，无数的枝杈最终将归结到同一个人身上。虽然进化论认为人类起源于类人猿，从灵长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一步一步发展而来，但是，进化论却根本无法证明猿猴到人的演变与进化到底如何完成。从古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起源一直是古人类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自1924年在非洲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发现了一系列的人类化石，这一系列的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相比之下，亚洲出土的化石很难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大部分古人类学家都认为，我们人类的祖先，就是一名非洲男子。对于穆斯林而言，古人类学家耗尽精力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古兰经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就揭示的真理。古兰经早已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就是人祖阿丹。倘若我能能够认可科学家对于人类祖先的研究，倘若我们承认我们人类源自同一个先祖，那么，我们为何不愿承认，人类的起源，并非源自“猴子变人”，也不是随机的自然选择，而是源自一个造化宇宙万物的主宰呢？结语进化论的核心，就在于“随机发生”，它强调，生命的起源，是“自然选择之下随机发生的演变与进化”。2018年五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基因学的文章，这个研究组织由一百多位跨国科研人员组成，他们对于地球上十万种生物以及美国国家基因银行里边500万个DNA断片研究后发现，地球上90%的生物都是在十到二十万年前的某一个时间突然出现的。然而，这个研究结果，让科研人员产生了疑问，因为现在生物学的基础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这个结果，直接把进化论给推翻了。虽然我们可以依据科学事实明确指出进化论的自相矛盾，但是，在主流科学界与政治界的双重支持与维护下，进化论依旧所向披靡，造物主存在的事实遭到极端打压，承认造物主存在宗教信仰及信教群众则被贴上迷信、愚蠢、落后的标签。可是，进化论根本无法解释宇宙万物以及物种的起源，更无法解释生命出现与存在的意义。有人会说，进化论虽然矛盾重重，但它却是物种起源唯一科学的解释，因此，他依旧选择相信进化论。不论我们是否具有生物学知识，不论我们对科学是否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都应当轻而易举地认识到进化论的荒诞与谬误，我们也应当明白，对于万物起源、生命意义的唯一合理解释，只能是一个全知、全能、具有完美安排、规划与造化的主宰。古兰经明确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源自真主的造化，宇宙万物的运行、生长与死亡，都是真主的安排。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放下偏见去认知科学、认知古兰经，那么，我们必然会意识到，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随着近几年各高校纷纷加大对科研产出的要求，高校教师，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也水涨船高。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与个人晋升挂钩的制度规则下，一些“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自我戏称)们不惜通过追逐各种热点或时髦概念、把同一主题稀释拆分为多篇“水文”，或者“新瓶装旧酒”式的对既有研究结论重新包装发表，以实现科研发表数量的最大化。这种氛围之下的学术研究已经脱离了探索未知、解决真问题的宗旨，在一套“唯论文”量化指标评价体系的控制下，被扭曲为一种只有空洞的数量和外在辞藻，成为无实质性内涵和思想贡献的“学术快餐”。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学术快餐”现象的背后是一个由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期刊排名指标和科研工作者三者构成的互动循环机制，被裹挟在其中的高校青年教师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这一现象。论文发表快餐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现实原因。一方面，迫于学校排名、学科评估等各种评价体系的压力，各高校不得不把论文发表，尤其是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成果的数量作为评价教师贡献度的核心指标。一些模仿北美高校“非升即走”聘期制的高校，更是把“高水平”论文的发表量与终身教职资格的获取挂钩。这种导向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陷入“唯论文”的恶性循环，重数量而轻质量，难免助长科研界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甚至导致“逆淘汰”的结果。另一方面，各大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因子，在既有的排名体系中不断爬升，也不得不考虑所发表论文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关注、引用和转载。排名压力下的期刊编辑们，往往会更关注那些自带“流量”的“明星”教授写的时髦文章。相比之下，那些默默无闻的“青椒”们，即便学问做得不错，往往也会因为资历和题目不够时髦而被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得到编辑的青睐，追逐热点也就成为不少科研界新人的无奈之选。跟风模仿、扎堆发表、论文同质化在所难免。无论是高校愈演愈烈的“唯论文”评价体系，还是学术期刊为了影响因子而引导作者追逐热点，在这两套体制规则下，只有那些能够迎合和适应这套快速产出规则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较好地生存下来，游刃有余；而那些追求“慢工出细活”，甚至“十年磨一剑”的学者将会发现，不仅各种正常的职业晋升和学术利益与己无关，甚至有可能还要面临“逆淘汰”的结果。无疑，学术研究领域的这种“快餐化”倾向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现象极大地挫败了许多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违背了科研工作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投入较长的时间。而既有的这种一年一度的量化评价指标，让有志从事这类高质量研究的学者望而却步。更严重的是，这种体系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研究的宗旨，把以发现和回答真问题、贡献新知识和新思想，或者就重大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旨归的科研工作，异化为一种在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界内部自我循环的文字游戏，降低了科研工作对社会整体的贡献度，浪费了科研成本。当然，我们说反对学术研究的“快餐化”倾向，改变“唯论文”的评价体系，提倡多元评价，并不等于不要论文。鼓励科研工作者多出高质量学术精品，既要保留现有评价体系中的合理成分，更要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一个在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上都相对友好的工作环境，让不同类型、不同特长的人才发挥各自优势，切实提高科研工作的创新水平。令人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目前某些不良科研评价导向的危害，并开始纠偏，出台了一些实质性的解决办法。从全国教育大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再到前不久引起广泛反响的破除“唯论文”的呼声，相关举措层层推进，步步落实，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下一步，关键就要看各高校、科研机构如何将这些精神落实到各自的学风教育和专项整治行动之中，切实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良性发展的、鼓励创新的环境。(作者：黄典林，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两会3月4日这天我非常幸运，也非常高兴。我的座位紧靠过道，下午散会后，工作人员让我们靠过道的委员离开座位，站起来形成一个欢送的小夹道，总书记一路走来，跟夹道边的每一位委员都亲切握了手，包括我。总书记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一多半的时间是脱稿侃侃而谈。他还亲切地跟委员进行现场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话题非常广泛，涵盖文艺和社科两大领域。我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长期在所里做领导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总书记在讲到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时，明确指出文艺和社科领域的创作一定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我理解，所谓“正本清源”，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一定首先要记住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研究“市场经济”过程中，首先要记住“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这是研究市场经济时应该正本清源的地方。所谓“守正创新”也存在着辩证关系，就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是指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牢记我们的国情和民意，但同时千万不能忘了“创新”二字。创新，首先是指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所有机制、体制、要素、规律等等，我们不要盲目地排斥，而应该是为我所用，结合“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国情最大限度地实施对外开放，并且开放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创造性地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运用到我们的改革事业当中。归纳起来，我理解，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展望未来，这就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含义，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铭记的一个道理。听完总书记的讲话，我主要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感受是总书记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段话分量是非常重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时代画像。我们有幸赶上了新时代，那么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新时代进行画像，准确描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为时代立传。作为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我们如何立传、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第三个任务是为时代明德。就是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升华到理论层面，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第二点感受最深的是，总书记强调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四力”，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具体要求。首先要迈开双腿走出去，到基层调研、做社会调查；要善于去看到问题、发现问题，抓住本质和重点；要把看到的、发现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进行对策研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把思考出来得到东西变成精品，为时代提供精品研究，以便于我们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总而言之，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这是他继2015年10月14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讲话，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未来，我将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用“四力”来指导我的工作，在提案选题、对策研究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上紧贴中国现实，更接地气。（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拓之经过短暂的培训之后，前往北京新华社工作。他的好友邓拓与傅衣凌认为其更适合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因此推荐李拓之到厦门大学任教。1953年10月，李拓之调往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因其只有中学学历并且经历复杂，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破格录用其为副教授。遗憾的是，李拓之自解放之后便停止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但是并未停止古典文学研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期，李拓之开设古典文学课程，主讲元明清文学史。同时，李拓之专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诸如《“呼保义”考》《中国的舞蹈》《骨董琐记质疑》《鲁迅的小诗》等。这些学术论文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中，他与徐萍芳关于《骨董琐记全编》的质疑与反质疑文章更是体现了一代学者的求真精神。起因是李拓之发表一篇《骨董琐记质疑》，本是读书札记，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徐萍芳根据李拓之的质疑写《〈骨董琐记质疑〉质》，对李拓之的质疑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驳，本为学术争论，无可厚非。但是，徐萍芳在文章中所用言辞却不无讽刺：“我认为学术上的讨论与批评必须严肃负责，与人为善，不能似是而非，任意攻击。深望李先生在今后治学中多实事求是些，多谦虚些。这样做，对各方面都会有好处的。”①李拓之又以《答徐萍芳先生》反质疑之，最后提出学术研究中自由讨论风气的重要性。而正是这样较真的性格使得李拓之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受磨难。李拓之也曾奉命写作《红楼梦中的小人物》《论形象思维与创作实践一一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这些论文与李拓之历史小说中所坚持的“人性的探索”背道而驰，想来其中也有颇多无奈。1957年在全国性的反右斗争中，李拓之因替人打抱不平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最初原有的一切待遇仍没有改变。然而，愤愤不平的李拓之又用英文写了封匿名信，言辞激烈，导致他直接被开除公职，送往山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改造结束后，李拓之受到漳州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欣赏而担任教职。在教学期间，李拓之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爱戴，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在校长出差期间，李拓之仍被辞退。直到1978年，李拓之才被平反，调回厦门大学中文系，继续任教。经历了20年的曲折生活，李拓之依然不改学术研究追根究底的性情。他的文章《〈红楼梦＞的瑕疵》便是对经典文学的有理有据的质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红楼梦》己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而是承载着各种思想斗争的政治载体。之后的学术研究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李拓之却并没有任何回避，而且文章内容是对《红楼梦》的“挑刺”。因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经历了一波三折。林丽珠在《忆李拓之先生〈红楼梦的瑕疵〉一文问世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以一个大学学报编辑的视角讲述了此文在当时刊物上发表的敏感程度：“请教了周围有关人士，均三缄其口，未予表态。”因而这篇文章也成了“烫手山芋”，只能“忍痛割爱”。其他的杂志也未曾刊登。所幸的是，郑朝宗将其收纳到《李拓之作品选》中，使读者能够看到李拓之读书之细，思维之缤密，文学底蕴之深厚。他假定《红楼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曹雪芹也只是写作者之一，其他的作者与曹雪芹的注意点、爱好以及考究的东西不一致。李拓之找出戚序本《红楼梦》中的几十处不合理、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举其中一例，小说三十七回中说：“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立意清新，自然就不俗了”气《红楼梦》中的诗歌也基本上是不过于求生，算是熟话居多。而对于模拟类的诗歌而言，立意不能算是清新，自然也是属于“俗”一类的。而在七十回中，作者又提到“李太臼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好！”②李拓之指出在这一点上，“立意清新”与“只要套得好”实属矛盾。李拓之所提出的矛盾之处有理有据，十分严谨。此外，他重返厦门大学之后的学术研究论文还有：《“影响”一词释义的考察》《离骚与反离骚》，同时，李拓之在这一阶段的回忆性散文、诗词较多：《悼念亡友邓拓》《记邓拓》《半世的回忆》《童年》《哭邓拓》等。李拓之晚年生活的失落从这些诗文中可见一斑。1983年，李拓之终究敌不过生命的沉寂，与世长辞。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和学术研究最终要看作品。“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3月4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对文化文艺创作生产质量做出高度肯定，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提出明确要求，鼓舞和激励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引发与会委员的强烈共鸣。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既能温润心灵，又能启迪心智。近些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等荧屏制作，还是音乐、话剧等舞台表演，不管是学校课堂的教书育人，还是国际场合的学术交流，文化文艺创作质量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可以说精品不断、精彩纷呈，在正本清源上展现了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了新作为。为什么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在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才能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事实证明，无论是文艺创作领域的传世之作、千古名篇，还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理论创新，其共性就在于传播了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审美追求，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触及人的灵魂、引起思想共鸣，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学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用更多佳作反映“奋斗史诗”，用更优秀的作品把握“时代脉搏”，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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