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原标题：清华女教授怒批：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或称为知识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冬的凛冽。我很能理解为何人们有春天之感，因为确乎有繁花似锦的热闹局面。而这并不是发明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繁荣（早有人发出为何中国缺少创新和创造力之问），而是各种头衔、名目、计划、工程的五花八门。先来看头衔，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有人统计达38种之多，真可谓名目巧立，名山大川占尽，地理知识见长。不独头衔，计划和工程也名堂多多。“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因确立于1998年5月而得名）；“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目前许多重点著名高校都明文规定：青年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方能获得引进，不知这种类似于出身论的规定合法合理性何在。至于马工程系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业内简称为马工程）项目，近年来可称得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教材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各学校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的数量在影响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加分上，可谓是举足轻重。上述头衔、计划和工程当然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有没有这些招牌关涉到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薪金、资金、奖金、基金的最重大问题，哪个学校哪级领导会掉以轻心呢？层层叠叠的项目预期为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各学科领域领军人才，初心不可谓不良好。然而，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安排与学术研究和创新发明真的有关吗？学者们在头衔项目林立中忙于申请，报批，竞争甚至抢夺，如何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追求真实、真知、真理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够忠于自己的良知和本职？我的同事沈原曾经把当今的科研体制称之为“项目制运作，斗狗式管理”，可谓话损理不错。乱花渐欲迷人眼，骨头阵中失心智，科学研究如何能够不迷失于头衔计划工程的丛林之中？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须有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人为设置种种头衔，让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长此以往，计划工程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上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甚至战场。巧立名目是当今科研体制的一个维度，另一维度则是事无巨细、强制束缚的行政化教育科研管理。这种管理是全方位的，仅举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申报课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每年由某部领导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列项目课题指南，指南说明共计十九条，就选题要求、申请人条件、申请单位条件、申报范围、立项要求、具体填写要求、资助额度、结项要求、完成时限等等等等做出规定。其后再为23个学科列出每个学科大多超过一百项的具体研究题目。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未知未明的探索，如果事先为科学研究规定了指导思想，科学便已不再是科学。学术研究是以问题发起的，现实中的问题或者学理上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构成研究的缘由和动力。由一个主管部门规定研究问题却不知原因、动力何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可能是各学科的专业人士。更何况，许多题目的设定真可谓“命题”：XX虚伪本质的研究，XX自信的研究，坚定XX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研究，强化XX意识的研究，伟大XX（四个）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不难看出，题目设定不合学术的基本逻辑，既已知晓了答案、判断了性质、明确了信念（信仰），问题就不存在了，还用得着研究吗？再看科研的财务管理方面。有关研究课题的报销制度从来以繁琐、苛刻、不近情理著称，而今愈发呈变态趋势。比如，差旅住宿费用的报销要求提交往返机票（火车票）和相应天数的当地住宿发票（并附水单—还不知是什么东东），缺一不可；如果有其中一项由接待方或私人负担了，必须提供证明材料，否则就无法报销。再如，研究者购买书籍资料，除要开具发票外还要求附上写有具体书名的小票以证明购书确实与研究课题有关，但不知是否“有关”的判断如何做出及由谁来做出，难不成是由负责报账的财务人员来做？要求所有课题负责人办理公务卡（信用卡），所有研究开销要刷卡消费，之后研究者自己要先垫付还款，报销后再返还给研究者个人。如此课题经费管理方式几乎是无法操作的，比如，研究生完成其硕/博学位论文需要进行田野工作，调查差旅费用是由导师支付的，如果有不止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工作，一张公务卡该如何使用？让谁刷不让谁刷？刷后又如何向财务报账？研究和交流中发生的餐费问题我在微小说《年关》中已有展现，此处不赘。这样一套不合逻辑又不近情理的科研财务管理制度大概是为了防止腐败而设计的，管理者们是不是以监督防范官员贪腐的思路来对待教授们？像看贼一般看着教师们，有没有想到这样地不信任、不尊重研究者，百般刁难的报销制度，让研究者如何能顺心、安心、全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又或者制定如此财务制度的人们是不是犯了以己度人之误？教学管理也是大学工作的重要面向。行政化的教学管理从教材、教法、教学大纲、培养计划、社会实践、教学纪律，……到授课时间与学生课下学习时间的比例要求，甚至开放交流时间（Open Office Hour），无论巨细全有规定和要求，难以一一尽述。仅开放交流时间为例：学校要求每个教师（无论本学期是否上课）必须固定每周一小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答疑时间，按此规定时间、地点落实后要层层上报学校有关部门（听上去怎么像是“双规”？）。这种强制性规定交流时间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密切的、跨学科专业的师生互动，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形式或仪式，其实际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效果如何，恐怕不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首先，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实包括任何正常交流）本是自愿的、开放的、自由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应该完全建立在自主交流的基础上，由教师与学生经自主协商自行安排，而不应由行政方式强制安排；强制安排这种关系与活动的做法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背道而驰。其次，自主的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多样的场合、情境、机会，比如带学生做田野调查（社会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课后的问题讨论，与学生一起出行、运动、娱乐，请学生吃饭、喝茶，…… 并不是一定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比如坐在办公室里才能进行交流的。更何况，喜欢和能够与学生通过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老师自然会这样做，不需强加这样的安排；不愿意或不能做的老师即使被迫安排了“开放交流时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如此简单自然的事情，一经行政化的强制就变得无比别扭。将教师和学生的手脚都捆得死死的，似乎教师是根本不会教书的白痴，学生是完全不会学习的傻瓜。殊不知这里是高等学校，不是幼儿园（即便是幼儿园也须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种种原本与教学和研究无关的东西偏偏要强行干预甚至支配教学和科研，这如何能够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既要马儿跑，又要绊住马儿脚，至此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进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已有答案。有无数XX学者头衔，无真正的学者，有各种人才计划，无真正的人才，有大项目，无大师的大学现状，实在不足为怪。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灵魂是萎顿猥琐的、心胸和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环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其中耀人眼目的只是浮于表面的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人文底蕴、学术志业、社会关怀统统被卷入水底。大学的本质、教育之根本万万不可什么都要，唯独缺了良知和学术。呜呼，我的大学！（作者：郭于华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科技日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拓之经过短暂的培训之后，前往北京新华社工作。他的好友邓拓与傅衣凌认为其更适合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因此推荐李拓之到厦门大学任教。1953年10月，李拓之调往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因其只有中学学历并且经历复杂，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破格录用其为副教授。遗憾的是，李拓之自解放之后便停止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但是并未停止古典文学研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期，李拓之开设古典文学课程，主讲元明清文学史。同时，李拓之专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诸如《“呼保义”考》《中国的舞蹈》《骨董琐记质疑》《鲁迅的小诗》等。这些学术论文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中，他与徐萍芳关于《骨董琐记全编》的质疑与反质疑文章更是体现了一代学者的求真精神。起因是李拓之发表一篇《骨董琐记质疑》，本是读书札记，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徐萍芳根据李拓之的质疑写《〈骨董琐记质疑〉质》，对李拓之的质疑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驳，本为学术争论，无可厚非。但是，徐萍芳在文章中所用言辞却不无讽刺：“我认为学术上的讨论与批评必须严肃负责，与人为善，不能似是而非，任意攻击。深望李先生在今后治学中多实事求是些，多谦虚些。这样做，对各方面都会有好处的。”①李拓之又以《答徐萍芳先生》反质疑之，最后提出学术研究中自由讨论风气的重要性。而正是这样较真的性格使得李拓之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受磨难。李拓之也曾奉命写作《红楼梦中的小人物》《论形象思维与创作实践一一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这些论文与李拓之历史小说中所坚持的“人性的探索”背道而驰，想来其中也有颇多无奈。1957年在全国性的反右斗争中，李拓之因替人打抱不平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最初原有的一切待遇仍没有改变。然而，愤愤不平的李拓之又用英文写了封匿名信，言辞激烈，导致他直接被开除公职，送往山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改造结束后，李拓之受到漳州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欣赏而担任教职。在教学期间，李拓之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爱戴，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在校长出差期间，李拓之仍被辞退。直到1978年，李拓之才被平反，调回厦门大学中文系，继续任教。经历了20年的曲折生活，李拓之依然不改学术研究追根究底的性情。他的文章《〈红楼梦＞的瑕疵》便是对经典文学的有理有据的质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红楼梦》己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而是承载着各种思想斗争的政治载体。之后的学术研究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李拓之却并没有任何回避，而且文章内容是对《红楼梦》的“挑刺”。因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经历了一波三折。林丽珠在《忆李拓之先生〈红楼梦的瑕疵〉一文问世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以一个大学学报编辑的视角讲述了此文在当时刊物上发表的敏感程度：“请教了周围有关人士，均三缄其口，未予表态。”因而这篇文章也成了“烫手山芋”，只能“忍痛割爱”。其他的杂志也未曾刊登。所幸的是，郑朝宗将其收纳到《李拓之作品选》中，使读者能够看到李拓之读书之细，思维之缤密，文学底蕴之深厚。他假定《红楼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曹雪芹也只是写作者之一，其他的作者与曹雪芹的注意点、爱好以及考究的东西不一致。李拓之找出戚序本《红楼梦》中的几十处不合理、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举其中一例，小说三十七回中说：“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立意清新，自然就不俗了”气《红楼梦》中的诗歌也基本上是不过于求生，算是熟话居多。而对于模拟类的诗歌而言，立意不能算是清新，自然也是属于“俗”一类的。而在七十回中，作者又提到“李太臼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好！”②李拓之指出在这一点上，“立意清新”与“只要套得好”实属矛盾。李拓之所提出的矛盾之处有理有据，十分严谨。此外，他重返厦门大学之后的学术研究论文还有：《“影响”一词释义的考察》《离骚与反离骚》，同时，李拓之在这一阶段的回忆性散文、诗词较多：《悼念亡友邓拓》《记邓拓》《半世的回忆》《童年》《哭邓拓》等。李拓之晚年生活的失落从这些诗文中可见一斑。1983年，李拓之终究敌不过生命的沉寂，与世长辞。

近期，湖南一位教授提出的关于“英人英语源于湘西”的观点和他有关人类早期历史的著作，引起了社会广泛议论。不少人对这一观点多有讥讽，认为这违反了基本常识，过于耸人听闻，没有历史依据。该教授所做的语言比较也相当生硬和简单，根本不可能作为英人英语源于湘西的证据。笔者认为，在这种议论背后，关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话题值得重视。首先，该教授的观点在受到舆论讥讽和批评的同时，显然也没有得到相关方向的学术共同体认可。他的观点虽然有其同好，但多数相关领域的学者显然无意把他的观点作为一种独到的学术观点进行认真讨论。这显示了该教授和与他有关的一些关于人类上古历史研究，显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理解，相关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将其纳入本学科的领域之中。其次，人们难免对该教授的学术动机有所质疑。如他本人所在的地域与他的研究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免让人有所猜测和联想。人们可以不必怀疑该教授的真诚态度和对于自己观点的坚信，但客观审视他在著作和许多发言中这些关于“湘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的观点，显然其证据比较薄弱。这些论述显然和一般学术共同体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有着极大差异，而且该教授的论说，也无意在领域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中进行探讨。因此，这些都导致其论说必然受到公众的质疑。一方面由于他原本的学术背景与这些领域差距很大，进入这一领域后又没有对过往的学术积累有更多的认知;另一方面他的这些论断提出之后，也没有和关于人类起源的主流说法进行学术探讨或争论，而是不断地提出这些相当耸动的观点。因此难免被认为是缺少实际价值和意义的所谓“民科”，也根本上难以被认为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第三，我们不必怀疑这位教授的动机，但其论断的粗率和简化却让人们的质疑有正当的理由。实际上，现代以来这样的猜想式的揣测层出不穷，在西方也有不少以渲染西方优越为目的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猜想式讨论。这些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讨论，不断为严谨扎实的学术探讨所超越。随着中国的发展，一些人也希望由人类的起源问题来彰显自身文化和地域的独到及优越。也确实有些学术爱好者基于相当善意的愿望，和对于自己地域的高度热爱提出一些难以为学术共同体所接纳的“惊人之论”。笔者多年前就看到一位英语教师关于英语汉语同源的文章，他的比较显然不是基于人们常用的语言学方法，而是来自对于语音相似性的强行解说。这些观点显然不可能进入固有学科的学术讨论。与之相似，前述教授的观点在没有证据链的情况下，必然会被质疑是生硬地为特定地域的价值背书，这些缺少规范性的表述，也难免受到公众和媒体的讥讽。现在看，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想要迎合某种潮流和时尚，却由于过度地夸大而偏离了基本的学术规范，最后受到社会的普遍拒绝。这说明学术研究不是不允许提出创新和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关键是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一定要进入学术共同体讨论的范围之内，而不是片面追求一些耸人听闻的效果。我们无意怀疑该教授的诚意和善意，但更希望他的工作能够在学术的规范之内进行。(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

做学术研究的，做技术研究的，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一般都需要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最近学术论文的剽窃问题频发，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自己的学术观点，想要获得更多人的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不断的演讲、传播、解释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争论，这其实也是完善自己学术观点的重要一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学术期刊。在自己学术观点形成的初期，往往是比较零碎的，不完整的，也不成系统。所以学术交流就非常重要，在各种学术观点和头脑风暴中不断的完善，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而学术期刊就是这么一种交流的平台。学术论文相对于专著，及时性是最大的优点，专著往往时间会费更多的时间。因此学术期刊会更加吸睛，也更加重要。

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文｜冷丝栏目｜丝说教育改革我国第三方机构对国内一流大学的近两年的高水平论文进行了统计，按照论文总数、被引数量和排名前1%三个指标综合测算并排名，15所高校胜出。被排在最前列的高校，这也基本代表了我国内地高校的科研能力和论文国际发表水平。15所高校情况，绿色线条表示发展速度快那么，我国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论文发表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第一，我们先看看排行榜的论文数量包含的意思。排在第一名的是北京大学，论文发表总数是6.62万篇，被引用的数量是98.17万次。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发表总数量是8.31万篇，明显高于北京大学，但是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略低于北京大学，为97.94万次。第三名是清华大学，论文发表总数与北京大学略高一点，数量为6.70万，被引总数为92.64万，低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其他排名靠前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各高校，它们在国际高质量学术论文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发展速度较快。第二，我们再看看，影响论文质量排名的三大因素，这给我国内地高校带来哪些启示呢？其一，当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整体观察整体师均引用表现时，人选相应层次的大学愈多，所覆盖的大学和学科类型愈广，大学之间表现的波动性也很大。南京大学比如，中国入选QS排名1-200名以内的大学，是全球最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5个国家国最低。而且，我国入选的高校基本是理工学科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相应层次内及层次间的标准差较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我国引进教师的空间还很大。其二，师均引用表现与人选大学的论文总引用次数呈正相关、与教师规模呈负相关。因中外大学对“大学教职员工“理解不同，各个高校在上传这项数据时可能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这很容易极易致使某一大学师均引用整体表现的逆势扬高。我国就属于这种类型——大学教师人数多，发表论文数量多。其三，引用水平与卓越科研成果有较强关联。清华大学美、英、德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在“卓越科研维度”上的一贯优秀表现和良好学术传统是其总引用、篇均引用、引文引用居高不下的根本保证。我国虽为论文总量大国，但“卓越科研维度”上几乎没有特别突出的大学。这与我国多年的现实情况以及注重学术产出数量的评价导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引文引用”“篇均引用”和“总引用数”的表现不佳。第三，我们还看看，我国高校论文发表所呈现的利弊。其一是优点，我国国内一流大学的学术论文效率优势体现在英文发表而不是中文发表。我国高等院校的中文发表效率开始下降，但英文发表的效率正逐渐提高。与英文科技发表相比，我国高校论文发表的效率在英文社科发表中增长更快、对增长的贡献率也更大一些。这充分说明，我国学术论文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好，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浙江大学其二是弊端，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等5所高校已经达到甚至超越全球TOP100大学论文发表的平均水平，在高水平发表指标表现方面与全球TOP100大学仍有一定差距，各项指标均低于世界一流水平，高质量成果比率偏低，这反映我国论文发表的“量大质劣”问题尚未完全扭转，学术质量亟待提高。总之，我国高校目前要克服的就是“急功近利”四个字，必须由对“量”的追求转到对“质”的追求上面来。这样才是正道，也是光明之道。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敬告｜冷丝所有文章首发『百家号』，如有错漏和最新信息，作者将在评论版块及时更正和补充，也请网友批评指正，谢谢您！同时严正声明『非法转载必究』。

时代变化之快，研究生已经不再是凤毛麟角，相反，现在的大学生们都会将考研列入学习计划中。在校大学生们热衷考研，在职人员也会因种种原因选择回校再深造。研究生报考人数每年都在飙升，在校研究生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近几年研究生报考现状，专硕研究生占比较大今年广东省在校研究生已经超过了十三万人，同时，广东省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远超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硕占总招生的60%。越来越多高校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专业型学位硕士报考人数开始慢慢超过学术型学位硕士，各高校的研究生招生政策也有着改变，开始逐渐偏向专业型学位硕士，专业型学位硕士的招生比例已经赶超学术型硕士。我国开设专业型硕士的时间并不长，过去几年大众不太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型硕士学位才逐渐被接受。早期高校里的专业硕士大都是调剂过来的，很少一部分是主动考进来的。其实在西方，专业型硕士学位比例早就超过了学术型硕士学位，很多出国留学读书的学生，最后拿到手的也是专业型硕士学位证书。近几年国内完全不一样了，专业型硕士学位的报考人数增长迅猛，备受关注。这种巨大的变化说明了一种情况，考生们正在不断接受、认可专业型学位硕士。专业型学位硕士人数逐渐增加，这些转变说明了什么？第一点：专硕研究生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早期，因为高校的专业硕士生源主要是往届毕业生以及一些在职人员，在校培养时间不长，社会普遍认为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相对简单，用人单位对证书的含金量有所质疑。时过境迁，人们发现两者是在培养不同方向的人才，一个培养的重心是学生的专业技能应用，培养更高层次的高素养专业应用型人才，一个则是侧重学术理论性的培养。另外，高校在不断提升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能力，高校的培养体系在不断完善，教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专业型硕士的学历含金量不会越来越水，只会越来越高。第二点：考生越来越认可专硕生专业型学位硕士在学制上比学术型学位硕士更受考生的喜爱，课程设置上也比学硕更为灵活，主抓实战，侧重培养学生如何将学术知识应用到实践和工作中。专业型学位硕士考察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考察内容多元化，注重学生的多方面发展。现在社会的就业压力如此大，考生在选择学历深造时目的性也会更强，专业型硕士相对于学术型硕士，更能同时兼顾学历和实用性。加上当前社会大多数企业对专业硕士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发展前景也是可喜的，就业前景不错，竞争力和学术型硕士相比不差多少，自然越来越多的考生愿意选择报考专业型学位硕士。另外，专硕采用双导师制，学生不仅在学习上多了一位领路人，在日后找工作时也多了一点人脉。同时硕士研究生的毕业难度小一点，论文要求也低一点，考生更容易毕业拿到文凭。第三点：考试难度相对较低，考生成功的机会更大研究生考试总体来说并不比高考轻松，考生们的压力并不比高三的学生小，尤其一些考生还有本科毕业论文的压力。而专业型学位硕士相对学术型，考试难度更小，导师面试也更容易些。对于很多只需要一张研究生学历文凭的考生来说，选择报考专业型学位硕士意味着少了很多压力。此外，各大院校正在不断开放专业性学位硕士的招生名额，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考生的成功率，考生成功的机会更大。这种前提下，报考同样的研究生考试，考生当然更愿意选择报考专硕。众多考生当中，哪些人适合报考专业型硕士学位呢？第一类：备考专业课基础薄弱的考生学硕考试比专硕考试总体更难一些。在实际应用这一块，专硕比学硕考虑的更深；但在理论知识这一块，专硕又比学硕简单许多。若你的专业课基础比较薄弱，备考期间精力又不是很足，或者准备跨专业考研，报考专业型硕士学位相对来说更有优势。比如：文科生跨考理科专业，工学院学生想考金融专业等，专硕为更多学生开启了新方向。第二类：就业不走学术路线的考生各大高校的专硕培养方向主打实用，相对于学硕，专硕的培养重点更多是如何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专硕比学硕更加侧重教学实践，但在专业的深度造诣上不如学硕。若读研的目的是为了有个学历，增加自己找工作的筹码，报考专业型学位硕士是个不错的选择；若打算在专业上、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那么建议不要报考专业型硕士学位，报考学术型学位硕士更有深度一点。比如一个农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想要以后在植物农药研究这一块有所深究，或者说由于其本身专业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未来想要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好工作，就必须有个学术性很强的硕士学位，不建议报考专业型硕士学位。专业型硕士学位已经成了研究生报考的大热门，各大高校对专业型硕士学位的支持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并不是一个新型学位，早就存在了。因其特有的优势，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学术型硕士学位和专业型硕士学位，在学历含金量上也渐渐趋于相等。【羊驼有话说】两种类型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广大考生在报考时，选择学术型硕士学位还是专业型硕士学位作为备考方向，建议还是要结合自身的各方面情况来做选择。#1月新年启航计划#

今年4月，《肿瘤生物学》撤销了107篇中国论文。7月底，科技部等五部门就《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调查处理情况召开新闻通气会，已查实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自8月中下旬起，陆续有多家医院、高校公布对涉事作者的处理决定，包括解除聘用合同、取消晋升职务职称、取消学籍、追回利用撤稿论文获得的奖金与科研经费、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数年、党内警告、记入诚信信用信息系统等，并正在抓紧履行相关程序。上述事件属于典型的“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学不端行为”。姑息迁就无异于饮鸩止渴，偏袒护短等同于放任纵容。学术不端极具渗透性、扩散性和放大效应，一旦在学术界弥散开来，将带来恶劣的示范效应，进而可能引发学术信任危机，危及社会理性与公信力。针对此事件，由科技部牵头，会同中国科协、教育部、卫计委、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祭出重拳、深挖核查，绝非为了大动干戈地处理一批人，而是对学术不端的一次集体宣战，也昭示着中国在学术道德问题上的勇气与自信。透过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应沉着反思、追根溯源，从“学术道德”的本义上去探寻良策。就“学术道德”四字而言，“学”与“德”共同朝向德行修为；而“术”与“道”则更需法律制度予以规范。从法律制度角度来讲，法律制度是“硬”框架。订立严密的法律制度，激浊扬清、惩恶罚劣是捍卫学术尊严的必要之举。立法保障、民间监督等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治理学术造假纳入法治轨道，对论文造假、成果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真正的“零容忍”，对失信投机行为产生足量的排挤力和钳制性，如引入大数据技术，对科研人员学术成长轨迹和学术水平进行跟踪评价；利用现代公共治理手段，对重要学术成果动态监控、审核把关、公开公示，这样才能切实维护科研诚信。从德行修为范畴来谈，德行修为是“软”约束。撤销论文事件源起于科研人员道德立场不够坚定，心灵层面学术品性不够深厚，修为意义上的道德防线不够牢固。回望学术中那些纯粹因志趣而生、为理想而伴的“学术狂人”，还有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一心为学术科研而战的“科研斗士”，总是让我们肃然起敬。学术不端行为便在于缺乏内在力量的“软约束”和良心持守的“自制力”，而这正是整个科研工作队伍的“正道”。曾有学术界牛人说过，天底下最幸福的职业莫过于开展科学研究，因为那是一个“花别人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职业。依此而言，与其挖空心思、费尽思量抄袭造假，精巧钻营、沽名钓誉，反倒不如下大气力做真学问、做正直人、求真善美。学术研究是发现客观真理、揭示自然真相的艰难过程，法律规范、德行修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法律规范成为一种天道法则、自发秩序、德行修为渐成一种平和自持、义理担当，学术正气便可浩然长存。（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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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2014年10月、2016年5月，总书记分别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两次重要讲话都已成经典文献。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也对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此次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参加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再次彰显了对相关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这次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说出了关键。“四个坚持”中，“与时代同步伐”排在最前面。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恩格斯论述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句话，说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的确，“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今天，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我们正身处壮阔的新时代，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近14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正为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能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四个坚持”的第二个坚持、第三个坚持，关键词都是“人民”。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就曾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也强调，“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能不能搞出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可以说是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问题。正如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三句话：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创作不能是“一个人的风花雪月”，学术研究也不能是“象牙塔里的枯燥文章”，一切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是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的。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只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精品上，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以大作品成就大师、大家。“四个坚持”中，“用明德引领风尚”的提法，也可谓一以贯之。我们常说，“文以载道”。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正如总书记要求的，“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对于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需要有“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勇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要明大德、立大德，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方能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方能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方能抵制庸俗媚俗低俗。文化文艺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都是作用于人心、影响着社会的工作。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文艺创造和学术研究就一定能为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形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来源: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