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研究什么

正是从他开始，儒学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近两千年的统治地位，并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他提出的君权天授、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大一统等观念，也成为后世儒学的基本内容。更为可贵的是，他并不仅仅在维护皇权，同时也试图监督它。这个人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是一位非常博学而且勤奋的学者。他就在很早的时候就因为研究儒家的经典著作《春秋》而被世人了解，在景帝在世得时后就做过博士。当时的“博士”跟现在的含义不同，当时只是是一种官职，主要掌管古今历史方面的知识的，管理图书典籍，有学术顾问的性质。但是，景帝在位的时候崇尚道家黄老之学，特别是在窦太后的威慑下，所以当时崇尚儒学的日子很不好过。因此，董仲舒虽然在儒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但也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于是，他主要在家里教授学生。就像当时的私塾差不多一样，在加上他很有名气，因此上门求学的学生非常的多，而且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所以没法全部在一起学习，于是他就根据入学先后分成不同的班级，董仲舒亲自教一部分学生，由这些学生再来教后来才入学的学生。这样一来，有的学生快“毕业”时，竟然都没有见过董仲舒一面。还有记载，他为了钻研学问，董仲舒3年都没有到家里的后园游玩过，被传为美谈。传至今日。他不仅在学术上是非常的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是如此。特别是在自律方面，从小细节开始。他的言行举止都严格按照礼仪的要求来做，这也是儒家尚“礼”的具体表现。因此他的学生们都很佩服他这一点，并按照这样来要求自己。由此可见，董仲舒是如此热爱儒学，不但把它当成知识、学问，还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这也是他在儒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武帝继位后，积极推动儒学复兴，董仲舒终于等到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武帝曾经广召贤良，向他们询问治国之策。而董仲舒也由此与武帝展开了三次对话，深入阐述自己的儒学理论，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这三次对话涵盖了董仲舒儒学的基本主张，让武帝看到了儒学对于强化皇权统治所具有的积极价值，从而为儒学被立为“国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是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思想。首先是“君权天授”、“天人合一”。历代皇帝最关心的是自己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自己凭什么可以做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稳固政权。但这个问题却是一个敏感的、不容易讨论的话题。景帝朝时曾经有过关于“汤武革命”的讨论，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如果汤、武是“叛徒”，那么汉朝江山是推到秦朝得到的，是不是也是“大逆不道”？如果不能论证自己对秦朝的征讨是正义的，怎么能让百姓心服口服地听从自己的统治呢？会不会也冒出一些反对者呢？这一连串问题困扰着历代皇帝，武帝自然也想得到答案，而董仲舒就给出了一个他最想听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君王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而天不仅仅是物质的（日、月、风、雨等），也是有意志、有感情的，可以与人相互感应。如果一个国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天也会风调雨顺，显示出好的一面；如果国家的政事出了问题，君王暴虐无道，天就会降下灾祸来警告他；如果君王一直不知悔改，天就会给他最重的惩罚，也就是让他失去自己的国家，而让另一个贤能的人取而代之。这样，“汤武革命”由于是为了推到暴君，便是合理的。而汉朝推到了暴秦，也就具有了合法性。董仲舒还认为，当有一个新的君王将要统治天下之时，天会相应出现一些吉祥的征兆。比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兴兵渡盟津时，有白色的鱼跳进武王坐的船中，又有火覆盖在武王的屋顶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长着红色羽毛的乌鸦。这就是帝王之兆。总的来说，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的观念把帝王的统治神秘化、神圣化了。君王成了“天子”，他的至高权力是“天意”，任何人都不能违抗。这样，老百姓就会更加敬畏君王，把他看成是“天”或“神”的象征，对他俯首帖耳。可以说，董仲舒的这种观点恰好符合武帝强化中央集中的需要，因此得到了武帝的认可。而后来的历代皇帝也都开始拿“天命”为自己的权利辩护。董仲舒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帝王的统治方法问题。他认为应该以德治和教化为主，提出“三纲五常”的说法。儒家强调以德治国的重要性，不主张以严刑峻法威慑人民，而是应该教导他们按照“礼”的要求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三纲五常”就是“礼”的基本要求。“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其实是在一个社会里划分严格的高低等级。君王在臣之上，父亲在孩子之上，丈夫在妻子之上。任何人都必须按照这个等级秩序来生活和做事，否则便是“僭越”，是“大逆不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是对人们的道德要求。现在看来，“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等级压迫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夫为妻纲”确立的男权标准，使女人在几千年里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造成了极大的不平等。不过，对于封建帝王来说，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是维护统治所不可缺少的。就像他之前所说的，当时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在官职等级中的位置来要求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自然太平，不会有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后来董仲舒的这一观点也受到历代皇帝的欢迎。第三点，董仲舒在呈给武帝的策划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明确的方式直接请求武帝将儒学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用来管理国家。当时汉初以来，道家黄老之学备受推崇的时候，其他如儒家、法家等思想也多多少少地存在。并且被使用。后来董仲舒认为，国家的思想太过繁杂，对君王来说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对人民来说也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这样对统治整个国家很是不利。只有确定一种权威的理论，实现思想的“大一统”，才能更好地管理国家，而儒学正是所有理论中最适合的一种。董仲舒说的虽然是只是在思想上的“大一统”，不过汉武帝却能在从中看得更远、更广泛，那就是国家各个方面实现“大一统”，包括政事的、文化的，等等。这种宏伟蓝图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况且，儒家学说确实对加强皇权统治很有益处。于是，武帝当时就采纳了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所以说来真正的儒学从武帝朝起开始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漫长的统治历程。在帝王统治时代，学者的命运是很尴尬的。当他为统治阶级服务和辩护时，就能得到皇帝的重用和赏识；但如果敢提出批评意见，就得面临生命危险。董仲舒也是如此。他的儒学理论虽然被视为维护帝王统治的法宝，但他也试图用“天人感应”的观点来监督和制约皇权。因为他认为如果君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国家出了问题，天就会降下灾异之兆。他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时时提醒皇上，匡正时弊。他原本被武帝封为江都国相，后被贬职，闲居家中，就搜集材料，撰写一部名为《灾异之记》的书。正好这时候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朝廷中另一个大臣主父偃嫉妒董仲舒，就把这本书偷出来献给武帝。武帝召集众儒生，把书拿给他们看。书中有一些讥讽朝政的内容，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写的书，就推测武帝的意思，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愚蠢。武帝很生气，就把董仲舒抓了起来，送到司法官那里。董仲舒被判了死刑，后来武帝心软又赦免了他。但董仲舒受到很大打击，从此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之兆的问题了。董仲舒是一个廉洁正直的人，他看不惯对武帝阿谀逢迎的公孙弘，引来后者的憎恨。公孙弘对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做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是一个非常暴虐的诸侯王，但听说董仲舒是儒学大师，很敬重他，对他很好。不过，董仲舒害怕时间长了自己会得罪他，还是称病辞职回家了。在家中，董仲舒还是坚持研究学问。如果国家朝廷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商量，汉武帝都会派使者到董仲舒家里听采纳他的意见。还是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决定。他将自己钻研的学问发扬光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建构了中华民族发展至今的文化品格。儒学今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董仲舒以上只是小编的个人知识写作和个人观点，有兴趣了解汉朝时期的匈奴与汉朝关系，或者有自己见解的读者，可以关注，评论。我们可以交流，毕竟我们共同进步才是我们的共同目的。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在辩论中进步。

简单的说说硕士研究的三年研究生生活，可能并不是很多大学生所想的那样，每天都忙碌中写论文、学术研究中，不可能三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由于我是人文社科类的硕士研究生，所以详细说说我们这些文科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主要是干什么？或许你会发现和你上大学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先从研一开始，说说研究生的那些事儿。研一其实非常的简单，几乎是和大学一个模式，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的、按时的上课，包括专业课、选修课、公共课，这是研一主要做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顺利的通过各科的考试，有的科目是闭卷考试，有的是开卷考试，有的是写一篇课程论文，考试的方式多众多样，难度也各有高低。但是其中的英语课是所有研一学生最为关注的一门课程，也是最容易挂科的。同时，研一的我们还会积极的参加研究生学生会组织的一些活动，有的学生还需要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不要认为硕士研究生英语四六级都通过了，因为有大量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都忙于四六级考试。此外，在研一这一段时间也是和自己的硕士导师相互磨合的一个时间段，不管是学生对导师还是导师对学生都需要注意一个时期，互相的了解，时不时的探讨一下学术动态，聊聊未来的规划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般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在每年的5月中旬左右就基本结课了，也就是你研究生的全部理论课程已经结束。所以在暑假之前，我们有一个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事情需要开始积极地准备了。再来看看研二的我们，在忙些什么？研二最重要的事情是：硕士学位论文定题目、开题报考、中期考核。研二一开学也就是一般在每年的10月份左右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的相关工作，这是硕士学位论文撰写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毕竟只有开题顺利，才能够更大概率的写出一篇比较好的硕士学位论文。因此在正式的开题之前需要和自己的硕士导师详细的演剧自己开题报告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提纲、参考文献等等，只有前期将这些内容准备的足够充分才能够保障我们顺利的开题，并且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只是开题之前，你需要看很多篇文献、需要看很多本专著、需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改，需要经受硕士导师无数次的责怪，只有经历了这些你才能够写出一个令所有硕士导师满意的开题报告，所以说真心不容易。之后更多的研究生会选择不断的给自己“充电”，有的开始每天按时定点的到图书馆看自己硕士学位论文需要的各种资料，有的开始积极的向一些核心期刊投稿，开始不断的接收被拒绝的消息，然后不断的修改，不断的被杂志社的编辑压迫，直到顺利的发表。因为高校对于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要求有一条是必须在读研期间发表一篇或者是几篇的专业领域内的小论文，所以写论文几乎是所有的硕士研究生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还有的研究生为了能够获得比较高额的奖学金会发大量的小论文，这些都是在研二期间完成的事情。到了研二下学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期考核，因为这距离研究生开题报告已经有一段的时间里了，所以为了检查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情况会举行中期考核，主要是查看每一个硕士研究的学位论文的进度，一般要求要完成整篇论文的三分之一，同时在写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要在这次考核中集中解答，例如是否还能继续写下去？是否需要重新开题？以及硕士导师就学生论文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读博，研二的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明确大答案。如果决定了要读博，那么便需要做很多相关的准备。例如选择目标院校、联系博士导师、是统考还是申请-考核？以及目标院校对于申请-考核的学生有哪些方面的要求？然后根据这些要求争取在研二这一年全部做到，这样就能够保证自己在研三的时候获得博导的名额，在硕士毕业的时候顺利的拿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除此之外，这一年也是很多学生频繁参加各种学术论坛的时间，会有大量的研究生参加985高校举办的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论坛，这样也是为了能够丰富自己的学术经历，在以后的读博和就业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于是很多研究生在不断的创造，因为只有你写的论文被主办方认可了，才能够获得参加学术论坛的机会。最后再看看研三的我们，或许你就真的知道研究生的不容易了。研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硕士学位论文的找工作、预答辩、外审、正式答辩、毕业季。这时候各高校的春招陆续开始，所以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必然是穿梭在各大校园招聘会现场，不断的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每天频繁的参加用人单位的宣讲会，不断的投递自己的建立，争取拿到一家比较好的公司的offer。同时在寒假一结束，也就是3月或者是4月份的时候，各个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答辩工作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了，这是很多硕士研究生比较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预答辩没有通过学院答辩委员会的审核，那么导师也就不能给你的硕士学位论文签字，随之便是不能送外审，最终的结果就是延期毕业。因此研三的研究生非诚重视预答辩，尽管会在预答辩的过程中被很多的硕士导师怼的怀疑人生，可能自己都已经开始质疑自己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难道真的非常的垃圾吗？然而，这其实是硕士导师为了你能够顺利的通过外审而及其认真的给你修改建议，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预答辩结束之后，还需要根据各位导师给的建议不断的修改。预答辩结束后，在5月份的时候研究生院会把所有毕业生的硕士学位论文送往外审，从此研究生便开始了提心吊胆的生活，期待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能够顺利的通过外审，一般20天左右的时候会出外审的结果，如果你外审的成绩不到60分，那么结果就是延期毕业；如果你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外审成绩是60分到70分之间，那么还会进行二次送往外审。因此所有的研究生都希望自己的最中成绩只要70分以上就可以。接下来便是各学院组织的正式答辩了，一般来说这个环节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很多高校只要学生的外审通过率，那么在正式答辩时一般都不会为难学生的，当然也会给一些修改的建议，这样也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完善学位论文，所以研究生对这一环节并不是很在意，甚至还有一部分研究生对于导师提出的修改意见已经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状态。不过有一个令很多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比较开心的事情，那就是向学院报销自己读研期间的一些费用，当然额度有限，一般来说是2000元到3000元，这笔费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经费，可以报销读研期间的路费、资料费、发表论文的费用，所以对于在读的研究生来说不要忘记将自己的火车票扔掉，因为是可以报销的哦。在最后的最后就是毕业季了，一般来说都是那些老套路，拍毕业照、毕业晚会、谢师宴等等，然后在7月份左右正式的走向工作岗位或者是开启博士研究生的生活。以上便是研究生三年期间比较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将时间都放在了学术上，但是看完这些相信很多人都会发现，研二和研三才是硕士研究生最重要的时间段，所以一定要把握好，保证自己顺利的毕业。

论文题目该怎么起？什么样的题目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这或许是困扰不少人的问题。有些人为了能够博读者眼球在起题目上费了不少功夫，但总是写不出一个较不错的题目，或者起了不错的题目又无法驾驭，使得自己在写论文题目方面进退两难。学术研究论文现写作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题目是不错的题目，应该如何写好论文的题目呢？在本文看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在写一篇论文前，要知道自己要研究什么，研究主体是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等，只有清楚自己要研究的东西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重点，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与总结，而这也是撰写论文题目的基础。如要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要重点去分析旅游产业这个主体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论文中就要重点分析旅游产业的功能，然后再选择是用质性还是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分析这个功能具体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当然，地区也可以进一步具体化，这样的研究更具体。第二，字数不要太多，注意把握字词之间的逻辑。要写好论文题目，字数不要太多，因为字数越多毛病越多，如果一个问题能用几个字表达清楚最好，一般来说字数最多不要超过25个字。此外，要特别注意题目中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论文题目并不是几个字的简单罗列，而是讲求读得通顺、讲得明白、分析得透彻，题目其实就是一句话，但这句话要结构完整，且用词不要重复，有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与重点，这样能突出论文本身的特色。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要突出研究主体与目的，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如果具体点，可以加一个副标题，即“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以XX地区为例”，这样可以知道论文是以研究旅游产业功能为重点了。第三，讲求实在，突出主旨。论文在起题目时要量力而行，有些人看到无论是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题目都很不错，于是就想起一个十分高大上的题目以此吸引读者眼球，这样的题目固然好，但也要看自己是否能驾驭，而且能否与论文的具体内容对应起来。如果感觉好题目不好写，那写一个一般性的题目也不错，只要能突出研究重点就可以，因为题目不讲求多么的天花烂坠，只要符合自身的能力，实实在在凸显文章主旨就可以。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可供选择的就很多，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个，也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XX地区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XX视域下旅游产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等。总之，能够适合自己且有助于研究的题目就是不错的题目。第四，多模仿，勤思考。写好论文题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学习、多思考、多总结。那些能够把题目写的很有深度的人都是要经过反复的琢磨、写作与修改，而且这也是建立在其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写好论文，要多看多学，可以试着去模仿一些题目的写作风格，并不断总结与思考，并形成自己的写作套路，这样再写论文题目时可以很从容。当然，要写好论文题目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认真钻研，勤加练习，这个过程中可以多向经验丰富的老师或同学请教与学习，学习与借鉴他们的写作手法，并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样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论文题目的撰写不仅不会成为绊脚石，反而会为你的论文增光添彩。

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所谓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其实同样来自英文单词“pragmatism”，只不过胡适在翻译的时候变换使用不同的术语。说治学目的时，胡适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说法；而在具体治学时，他则采用“实验主义”的说法。实验主义的核心精神正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尽管实验主义是西方思想，但胡适治学实际上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他在接受西方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定下了颇具实验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可以把“大胆地假设”视为一种叫作“怀疑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对任何事物与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疑。胡适自称是吸收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怀疑论”。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怀疑论”对其“大胆地假设”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但胡适的“怀疑论”更多根源于儒家的“怀疑论”传统。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算一种“怀疑论”观点。在胡适看来，儒家的“怀疑论”历史悠久。“怀疑论”最初发端于孔夫子，成型于东汉的王充，经历宋朝欧阳修、朱熹的发展，到清朝已经演变为显学。胡适在正式接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实际上已在头脑中树立了这种儒家式“怀疑论”。在上述先贤中，撰写《论衡》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广泛好评，但其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地位极高。《论衡》把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儒学正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主张“疾虚求实”的经验论。他在《论衡·知识篇》中表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校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在胡适等学者看来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怀疑论”。此外，胡适推崇的北宋大儒张载、欧阳修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宣扬“学则须疑”的治学主张。欧阳修曾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提出质疑，而朱熹也曾怀疑同为五经的《尚书》。现代史学界认为，宋朝儒者对汉唐古典儒学普遍抱有质疑态度，进而重新全面解读经典，开启了“疑古主义”的先河。胡适是当代中国疑古学派的先行者。他对王充、朱熹等人的怀疑精神大为赞赏，曾经称赞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伟大人物，称赞朱熹是真正继承了孔圣人的“苏格拉底传统”。他指出，中国儒家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他在研究传统经典时采用的新方法，也来自于所谓的儒家优良传统——“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地怀疑与小心地求证传统”。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胡适留学美国时，很可能借助儒家“怀疑论”来解读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胡适曾经把杜威在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五个思维步骤简化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而最终又浓缩成被誉为“十字真经”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思想都被胡适用这十个字来简要概括了，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杜威将实证的过程称之为“实验——探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技术，其精髓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论。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个学术术语时选取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为“有证据地调查”。“大胆地假设”是一种怀疑，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所谓考据和考证的办法，就是“有证据地调查”，就是怀疑论所依据的方法论，也即是“小心求证”的过程。在胡适看来，唯有清朝的“朴学”才具备同样的科学精神。因为朴学讲究考据与考证的方法。清朝朴学也叫做“汉学”，十分重视考据。胡适早期治学的作品都运用了朴学的考证法。学习了杜威的实证法，胡适将其与朴学的考证法融会贯通，并揉入了西方逻辑性知识。但他并不认为实证法是西方人的专利。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天然缺少逻辑归纳思维，只有直观思维。胡适对此驳斥道：“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胡适在那次会议中发表了演说，从孔子一路讲到清朝朴学。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中存在逻辑与真正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的悠久传统。基于这点来说，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认为，清朝儒家学者研究经书时就使用了归纳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来推导出共同的涵义。清朝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胡适把清朝的考据学称之为“新经学”，并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归纳法、历史的眼光、进化观念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三颗“起死之神丹”。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考据上获得丰硕的成果，正是因为大量运用了其中的归纳法。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清朝经学研究的人。许多学者认为，清朝乾嘉学派开启的考据之风一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创新能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但胡适认为，清儒的经学恰恰让人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未曾开辟的奇境。这种重视归纳与证据的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这种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思维方式，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这与其“反玄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胡适眼中，归纳法之所以最科学，是因为其建立在一连串具体证据的基础上。无论是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论，还是清朝朴学的考据方法，都遵循这条正道。胡适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由此可见，胡适治学最初是吸收了清朝朴学的考据法，在师从杜威吸收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之后，又将其与儒家的实学精神相融合。他诠释杜威的哲学理论时，实际上运用了朴学的方法论，而在论述戴震考据法时，又借用了西方的逻辑学知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仅符合杜威的治学态度，也与他眼中儒家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百家原创作者：火花谈历史说起鲍安乌斯宾斯基，这么长的一段名字，大家一定不知道是谁吧。小编就来告诉大家他其实是一位目前仍然活跃于俄罗斯和欧洲学术界的著名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杰出的成就一直都是被世人所追捧的，在文学上他的贡献也是数一数二的。在学术发展研究上他都做了什么呢？这么一说，关于他的事迹想必大家不太清楚的。那么下面就和小编一起穿越时空去了解他吧。鲍安乌斯宾斯基，在1937年3月1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文学家家庭，父亲是一位作家，母亲是一位法文翻译家。1955—1960年，乌斯宾斯基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期间他积极参加机器翻译讲习班，并开始尝试学术论文的写作，曾分别于1958年、1959年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两篇评论性文章，并且深受B.B.伊万诺夫和C.库茨涅佐夫等人的直接影响。通过参加机器翻译讲习班，他还结识了B.H.托波罗夫，A.A.扎利兹尼亚克，.A.梅列楚克，E.A.博卡列夫等著名学者。1960年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乌斯宾斯基被留校在普通语言学和比较历史语言学教研室工作，并继续攻读副博士学位。1961年莫斯科大学将其派往哥本哈根大学由路易·叶尔姆斯列夫和伊莱·费舍尔·约根森领导的语言学和语音学研究所进修，这不仅促成他完成副博士论文《结构类型学的某些问题》，而且直接使他的语言学，甚至接下来的符号学研究烙上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印迹。乌斯宾斯基的学术研究发端于普通语言学，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均是探讨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如不同语言的结构类型等方面的问题。对结构语言学的研究确立了乌斯宾斯基对符号学的兴趣。他从1962年开始积极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开启了其与洛特曼合作的塔尔图一莫斯科符号学研究时期。他不仅和洛特曼一起见证了整个塔尔图一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发展历程，而且两位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有超过12篇以上的系列论文是在双方密切的学术交往下共同创作而成。正是在这段时间，乌斯宾斯基结识了P.O.雅各布森、..博加特廖夫、m.m.巴赫金、O.B.科诺罗佐夫、J..热金、.V.伊维奇对符号学的钻研从根本上扩展了乌斯宾斯基的研究兴趣:他开始着手艺术等一批著名学者。理论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其间的《结构诗学》是乌斯宾斯基在这段时间的重要学术成果，它不仅是乌斯宾斯基在艺术理论方面研究的杰作，而且还是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结构符号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塔尔图一莫斯科符号学派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它在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俄罗斯语文学领域进行结构形式描述的具有重大价值的最初尝试之一。在该作品中，乌斯宾斯基运用结构符号学方法，明确地提出“视点”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学作品和其他种类艺术结构建构的基本因素揭示出来，同时与20世纪俄罗斯语文学领域，如M.M.巴赫金、B.H.沃洛申诺夫、B.B.维诺格拉多夫等的研究成果有机结合起来。此外，他还从事神话学、斯拉夫学、文化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的研究。在乌斯宾斯基的学术生涯中，语言学与其他多学科之间形成了互动的辐射。他的所有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共同的研究方法语言学方法，正是该方法论奠定了他整个工作的理论基础，而对其他学科的广泛涉猎则促使其对语言学这一学科的认识更加深入。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一个交际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信息保存和组织的体系，它不仅以一定方式组织我们所接受的信息，而且还以同样的方式将信息的接受者统一成一体；因而，就此意义而言，文化其实也是一种语言，或者是各具功能的多种语言的综合。这里所说的语言显然包括自然语言和广义的符号学语言。在不同的文化中外部世界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按不同方式进行组织的。乌斯宾斯基在总结自己一生的研究时认为，他的全部研究都是围绕着文化符号学这个中心进行的。可见，乌斯宾斯基探讨的是作为传达内容的机制的语言，以及这种机制所利用的某种基本的符号系统。该种语言即使与人相对立的被理解的世界模式化，也模式化了理解的主体一人。乌斯宾斯基的研究范围和兴趣极广，涉及语言学、斯拉夫学、文艺学、艺术学、文化史学和符号学等多个领域，至2012年乌斯宾斯基共计公开发表一部学术论著。这些著述反映了作者学术研究的不同领域和方向以及他创作历程不同阶段的特征，但这些领域相互之间都是有机且深层次地联系着的。他的文化符号学研究是从结构语言学的研究出发，继而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去探讨非自然语言的符号语言系统，即塔尔图一莫斯科符号学派所提出的第二模式系统”。最后，小编总结了一下这位学者的主要成就。他在文艺学领域的研究中心是对文学文本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注重对文本发生功能的条件的探讨。以他为首的莫斯科小组的研究风格直接影响了塔尔图小组的文艺理论家们，促使后者也特别重视研究作为文学文本发生器的文学语言，并且对文学文本形成的机制作细致的分析。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欢迎在下方留言。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必删！

在学术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叫着学术影响，对某个领域你学术专业的理论影响和实践影响等。学术影响通常体现在影响因子上。影响因子是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一项数据。 就是某期刊最近所两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这个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这个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也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所以好多人发表的期刊会刊到综合影响因子0.0几，0、1几，0.2几，复合影响因子又是几点几，你所发表的期刊有没有影响因子在知网官网也了查旬。一般影响因子越高代表着这个期刊相对来说更有影响力，就是说比较好的期刊啦。例如：包装世界、中国新通信，就有影响因子的期刊。如果你需要发表学术论文的话再选择期刊上你就可以对这方面有所了解。因为有的单位对期刊的要求也是特别的严格，最好根据单位要求选择不同的期刊，以满足自己需求为准则。当然在有影响因子上发表学术论文，首先你的论文内容必要要好，质量必须把关。该引用的引用，查重满足期刊征稿要求。通常为百分之30以下，百分之20以下，有的该需要有英文翻译，具体情况以你所投的期刊为准。根据你的需求，期刊对文章质量的要求去准备好你文章吧，甩出你多年专研的学术术语，完成你的学术结论做出一份完美的答卷，只要你的文章内容质量达标就不容易被退稿啦。一旦录用，汇款版面费即可等待出刊。不要小看了这个有影响因子的期刊你，因为每个单位要求不一样，发表有影响因子的期刊大大降低了你的评职称的风险。少走很多弯路，既然搞研究，搞学术。那就好的方向走，尽可能的为学术界做出杰出的贡献，为后人做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参考依据。好了，祝你们搞学术研究的都能够高效率的完成你们的学术成果。希望你们的学术成果都是正能量的正真的学术论文。

关于“阿尔萨斯”这个名字，你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魔兽”里的那位巫妖王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阿尔萨斯”，热爱游戏的你同样不该错过。他的名字叫作Espen Aarseth（爱斯潘·阿尔萨斯）。在学界，他是公认的游戏研究领域奠基人。而在中国，他还有了一个更飘逸的称号：“游戏研究界的张三丰”。早在2001年，他就做了一件大事：创办了学术期刊《游戏研究》（Game Studies），为游戏研究变成“正儿八经”的一门学科铺平了道路。换句话说，在此之前，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专门的“游戏研究”这码事的，大家讨论的时候也是全靠其他学科的相关经验和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是他被称为“奠基人”的原因。而这一次，游研社和他聊了聊几个你可能关心的问题。坐稳扶好，学术警告。（手动滑稽）Q：什么是“游戏研究”？A：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基础的层面上了解游戏。我们想知道，游戏到底是什么。游戏不仅仅是电子游戏，我们对游戏的定义不应该太过狭窄。在Espen的观点中，体育也是一种“游戏游戏本身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也是我们目前最前沿的文化产物，它囊括了文学、音乐、影视等许多内容。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正在谈论的东西，就很容易产生误解。现在的游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想办法去更好地分析游戏，给它建立起一套研究的工具，让大家可以像了解文学、了解电影一样去了解游戏。Q：你为什么会对游戏研究感兴趣？A：我很早就对游戏产生兴趣了。高中编程课的时候，我还曾经制作过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游戏。（也是唯一一部。）在大学里，我选择了“计算机语言学”作为专业，因为当时并没有“游戏研究”这个专业。当我读博士的时候，正好撞上了90年代，各种新事物出现在了生活中：VR、因特网、超文本……当然还有游戏。这时我扪心自问：在这么多有趣的事物中，我应该专注于什么？最后我决定，就是游戏了。 不同的文化往往都能追溯到对应的研究领域，比如社会学、媒体研究什么的，但游戏却迟迟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如果我选择了其他的研究方向，那工作量会小很多，但游戏研究这块领域必须有人来开辟。既然可以有电影研究，可以有体育研究，为什么不能有游戏研究？ Q：你玩游戏会上瘾吗？A：不。我之前玩《魔兽世界》比较多，但我也没有上瘾。上瘾的意思就是，你很喜欢它，但你离不开它。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上瘾”真正存在于游戏这方面。之前WTO将“游戏上瘾”列为精神障碍的时候我还和一些研究者抗议过。我认为现在并没有足够支撑这项决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医学方面的，只有一些效果很差、证明不了什么的调查。他们只是把酒精上瘾、赌博上瘾那一套理论搬到了游戏上，但是这完全没有道理。人们拿它和毒品比较，他们说这是因为玩游戏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但这很荒谬，因为做很多事情都会让你分泌多巴胺，比如喝咖啡、跑步……当然还有吸毒。但毒品之所以是毒品，是因为它会让你比正常情况下分泌7倍甚至10倍的多巴胺，游戏不是这样。而且，在调查不足的情况下，有些人会得出一个结论，比如1%、2%的玩家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之类的。但一个玩家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和ta玩游戏这件事本身可能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他们可能是在通过玩游戏来减轻自己的问题。Q：对于有家长花钱请人教孩子玩《堡垒之夜》这件事，你怎么看？A：《堡垒之夜》家教的事我也听说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种课程一般是开给男孩的，对吧？我没有听过家长给女孩子请游戏家教的。在哥本哈根曾经有过一个涉及1500名10到18岁孩子的调查，结果发现男孩和女孩玩的游戏区别非常大。所有的男生都在玩竞技性的多人团队游戏，LOL、CS、FIFA这样的。对于男生来说，在体育方面获得成功一般会让他更受欢迎，那么《堡垒之夜》其实也是如此。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欢迎，所以花钱请人教他打游戏，这其实和花钱请人教孩子弹钢琴是很像的，甚至还更划算。但这听起来却很奇怪。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是一种无法被传统观念衡量的技能。你可以学画画，可以学乐器，可以学跳舞，你可以去学习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事，（但却不可以去学玩游戏）。也许“玩游戏”这个词本身是有负面意义的，但又不是所有游戏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说有个小孩要去学下国际象棋，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对他寄予厚望。没人会觉得这不正常。这也就是说，游戏并不是生而平等的。为什么一个需要技巧的游戏会比另一个要“坏”？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文化问题。所以，我们在文化层面有了一块新的领域。这些花钱去请老师训练自己的孩子玩游戏的人是更前卫的，他们理解了剩下的人所不理解的事。Q：将游戏用在教育方面，你认为可行吗？A：这关系到我们要讨论哪方面的教育：哲学、数学、化学、政治、社会科学……比如，我们已经证明了可以靠飞行模拟器来训练飞行员。如果游戏的原理和你想学的东西的原理很接近的话，那么应该就会很容易。你可以参考现实中可能会有的情况来制作游戏，而游戏也能在现实中对应。2004版的《微软模拟飞行》，不少玩家就指望着它来过干瘾了但如果主题并不是那么匹配，或者学习的目标并不合适，那就会出问题了。如果游戏很好，那你至少能学会“怎么玩它”，如果游戏本身也不好的话，你可能根本就不想玩它了。就算游戏在教育方面是有用的，甚至你在游戏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它通常也不是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最划算的方法。做游戏很贵，买游戏也很贵。如果你希望教某个人什么，你是愿意让他们花四五个小时去玩一个很贵的游戏，还是愿意让他们去听半小时的课？所以，有些事情是“能用”的，但不代表它们就是“好的”。举例来说，通过玩《文明》，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问题是你能学到多少，为了学到这些你又花了多久去玩游戏？《文明》是很花时间的游戏，如果你想要让学生们通过玩《文明》去学东西，那么他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真正学到你希望教给他们的东西？和同样时间的教学课程比呢？六百个小时后，你得到的是一个资深《文明》玩家，而不是一个社会学者。但我确实认为，既然人们可以从文学中学习，可以从电影中学习，可以从所有类型的文化产品中学习，那么当然也可以从游戏中学习。在挪威，有的高校用《上古卷轴5：天际》来教授北欧艺术，用《行尸走肉》来教授伦理学——因为《行尸走肉》里面你会面临很多伦理困境，对吧？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应该救那个人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文学，但我们不是自己去创作文学作品，而是用文学作品中最好的那部分来教学。所以也许我们不应该去直接制作“有教育意义的游戏”，而是在最好的游戏中寻找可以用于教育的潜力，就像我们面对其他文化形式那样。Q：在采访的最后，可以和我们的社长合张影吗？A：当然！社长：乖巧（感谢我的朋友Gavin在采访过程中提供的巨大帮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拓之经过短暂的培训之后，前往北京新华社工作。他的好友邓拓与傅衣凌认为其更适合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因此推荐李拓之到厦门大学任教。1953年10月，李拓之调往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因其只有中学学历并且经历复杂，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破格录用其为副教授。遗憾的是，李拓之自解放之后便停止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但是并未停止古典文学研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期，李拓之开设古典文学课程，主讲元明清文学史。同时，李拓之专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诸如《“呼保义”考》《中国的舞蹈》《骨董琐记质疑》《鲁迅的小诗》等。这些学术论文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中，他与徐萍芳关于《骨董琐记全编》的质疑与反质疑文章更是体现了一代学者的求真精神。起因是李拓之发表一篇《骨董琐记质疑》，本是读书札记，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徐萍芳根据李拓之的质疑写《〈骨董琐记质疑〉质》，对李拓之的质疑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驳，本为学术争论，无可厚非。但是，徐萍芳在文章中所用言辞却不无讽刺：“我认为学术上的讨论与批评必须严肃负责，与人为善，不能似是而非，任意攻击。深望李先生在今后治学中多实事求是些，多谦虚些。这样做，对各方面都会有好处的。”①李拓之又以《答徐萍芳先生》反质疑之，最后提出学术研究中自由讨论风气的重要性。而正是这样较真的性格使得李拓之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受磨难。李拓之也曾奉命写作《红楼梦中的小人物》《论形象思维与创作实践一一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这些论文与李拓之历史小说中所坚持的“人性的探索”背道而驰，想来其中也有颇多无奈。1957年在全国性的反右斗争中，李拓之因替人打抱不平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最初原有的一切待遇仍没有改变。然而，愤愤不平的李拓之又用英文写了封匿名信，言辞激烈，导致他直接被开除公职，送往山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改造结束后，李拓之受到漳州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欣赏而担任教职。在教学期间，李拓之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爱戴，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在校长出差期间，李拓之仍被辞退。直到1978年，李拓之才被平反，调回厦门大学中文系，继续任教。经历了20年的曲折生活，李拓之依然不改学术研究追根究底的性情。他的文章《〈红楼梦＞的瑕疵》便是对经典文学的有理有据的质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红楼梦》己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而是承载着各种思想斗争的政治载体。之后的学术研究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李拓之却并没有任何回避，而且文章内容是对《红楼梦》的“挑刺”。因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经历了一波三折。林丽珠在《忆李拓之先生〈红楼梦的瑕疵〉一文问世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以一个大学学报编辑的视角讲述了此文在当时刊物上发表的敏感程度：“请教了周围有关人士，均三缄其口，未予表态。”因而这篇文章也成了“烫手山芋”，只能“忍痛割爱”。其他的杂志也未曾刊登。所幸的是，郑朝宗将其收纳到《李拓之作品选》中，使读者能够看到李拓之读书之细，思维之缤密，文学底蕴之深厚。他假定《红楼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曹雪芹也只是写作者之一，其他的作者与曹雪芹的注意点、爱好以及考究的东西不一致。李拓之找出戚序本《红楼梦》中的几十处不合理、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举其中一例，小说三十七回中说：“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立意清新，自然就不俗了”气《红楼梦》中的诗歌也基本上是不过于求生，算是熟话居多。而对于模拟类的诗歌而言，立意不能算是清新，自然也是属于“俗”一类的。而在七十回中，作者又提到“李太臼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好！”②李拓之指出在这一点上，“立意清新”与“只要套得好”实属矛盾。李拓之所提出的矛盾之处有理有据，十分严谨。此外，他重返厦门大学之后的学术研究论文还有：《“影响”一词释义的考察》《离骚与反离骚》，同时，李拓之在这一阶段的回忆性散文、诗词较多：《悼念亡友邓拓》《记邓拓》《半世的回忆》《童年》《哭邓拓》等。李拓之晚年生活的失落从这些诗文中可见一斑。1983年，李拓之终究敌不过生命的沉寂，与世长辞。

做学术研究的，做技术研究的，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一般都需要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最近学术论文的剽窃问题频发，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自己的学术观点，想要获得更多人的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不断的演讲、传播、解释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争论，这其实也是完善自己学术观点的重要一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学术期刊。在自己学术观点形成的初期，往往是比较零碎的，不完整的，也不成系统。所以学术交流就非常重要，在各种学术观点和头脑风暴中不断的完善，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而学术期刊就是这么一种交流的平台。学术论文相对于专著，及时性是最大的优点，专著往往时间会费更多的时间。因此学术期刊会更加吸睛，也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