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吴苹苹)疫情是否对亲子关系造成影响?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以“后疫情时代的变与不变——让云端的孩子有幸福的童年”为题,探讨后疫情时代家庭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当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等嘉宾出席此次论坛,并分享了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后疫情时代家长最期待孩子身心健康“2020年,家长的焦虑仍普遍存在。小学生家长的焦虑集中于脾气控制、教育方法,而中学生家长则更加焦虑于亲子间的沟通问题。” 当日,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总经理解琪分享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成果。 报告显示,有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那么,后疫情时代的家庭教育观念是否改变?解琪指出,身心健康是后疫情时代的家长们对孩子最大的期待。研究报告显示,69.8%的家长表示孩子的优秀意味着“身体健康”,65%的家长认为优秀的孩子要“乐观积极”,而认为学习成绩好是优秀孩子的标准的家长占比仅有17.9%。疫情让更多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问题在此次论坛的圆桌对话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认为,疫情带来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也认为,此次疫情让更多的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家长怎么与孩子相处。同时,俞敏洪指出,目前家庭教育在两大方面缺失,一是孩子规矩意识不足,二是孩子独立意识不强。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俞敏洪认为,一方面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规矩,同时明确遵守、违反规矩带来的奖惩;另一方面,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随着孩子的长大,只要孩子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犯突破底线的错误,我觉得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度。”专家认为教育评价体系亟待变革“我个人认为,家庭教育的改变,就是要从学校的教育制度或者是教育体系的变革开始。”俞敏洪说。那目前教育体系需要完成哪些改变?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认为,重塑教育评价系统刻不容缓,“如果只靠分数评人选人,我们的教育很难有全局性的改变。”对此,王殿军指出,应建立多维度、多元性、过程性、发展性的评价体系。他以清华附中综合评价探索实践为例,并展示了该校学生“个人成长”的记录。记者看到,该记录共包含了该生读书分享与人文思索、学术志趣及偏好发展、艺术素养及特长培养、体质健康与体育锻炼、感动感悟与交流沟通、总结与个人反思等6大方面的积分比较情况。“这样评价之后,孩子能够看到自己全面的情况和与别人的差别。”王殿军说道。他表示,评价是撬动中国教育真正改变的支点,如果评价体系不修改,“教育只能是一种呼唤、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梦想。”新京报记者 吴苹苹 校对 杨许丽 刘越
教师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联合作业帮共同发布《2020年在线学习服务师(辅导老师)新职业群体调研报告》,首次对该职业群体特征进行刻画。报告显示,年轻、高学历成为该群体主要标签。什么是在线学习服务师?2020年7月6日,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包括 “在线学习服务师”等在内的9个新职业。其中,新增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被定义为运用数字化学习平台(工具),为学习者提供个性、精准、及时、有效的学习规划、学习指导、支持服务和评价反馈的人员。2020年受疫情影响,在线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在线教育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在线学习服务师的群体数量大幅增加。据测算,目前,仅K12头部十余家在线教育机构在线学习服务师的数量已接近10万。(K12指的是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英文简写,指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缩写,现在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报告显示,95后是在线学习服务师从业人员的主力军,占比75.39%。其中,1996年出生的从业者人数最多,占比高达24.16%;1990年至1994年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23.81%;85后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0.8%。与教育行业的性别分布相同,在在线学习服务师群体中,超过七成的从业者为年轻女性,从业人员的男女比例约为1:2.4。从学历分布上看,高学历是准入门槛。99.21%的从业人员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学历占总从业人数的1.65%。高中在线学习服务师的一本率最高,占比66%;小学在线学习服务师中师范类院校毕业占比22%。此外,有25.31%的从业人员已经考取了“教师资格证”。“爱教育”、“有责任”、“可依赖”成在线学习服务师群体的职业标签。在为何选择该职业的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是因为热爱教育行业,看好在线教育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在访谈中,很多从业者都谈到,学生更愿意将学习以及生活中的不愉快经历向自己倾诉,作为老师,自己也能够起到排解压力、心理疏导的作用。
近日,《深圳市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国际一流职业教育建设专题调研报告》提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报告提出,要开展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推动学分、学历、学位和技能等级互认互通。据了解,该调研报告是根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2020 年监督工作安排,由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牵头,在市教育局的积极支持配合下组织开展并形成的。根据报告,未来 3 年我市将新增职业教育学位 1.8 万个。目前,全市现有职业院校 31 所,在校生 12.5 万人。2019 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双双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2018 年 12 月,教育部批准设立目标定位为应用本科的深圳技术大学,2019 年首次独立招生,录取分数居全省第九位。但报告也指出,我市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健全,产教融合整体深度不够,缺乏 " 中职-高职-职业本科 " 纵向贯通机制,以及职普横向融通、产教融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的制度保障等。对此,报告建议,要形成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一体化协同发展、贯通培养模式,推动中职学校优质特色发展。推进专科层次职业学校扩大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规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应用型本科学校招生计划一定比例用于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同时提出,要建立深港澳职业教育定期会商制度。推进粤港澳资历框架对接,依托 " 学分银行 ",开展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推动学分、学历、学位和技能等级互认互通。探索与港澳地区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面向港澳学生开展技能等级认定。【来源:读特】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此次调研活动从今年8月份开始,新东方教育集团通过线上调研的方式收集了18000多份家长的问卷,并采访了部分家庭进行了定性方向的调研,揭示了当前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的六个真相!真相一:随着孩子成长,父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母亲更多承担了孩子的生活委员和学习委员的角色。而父亲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带领孩子开展体育运动上,更多的是体育委员的角色。但,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母亲的重心会从辅导学习逐渐转为后勤保障。而父亲则从体育委员逐渐变为一个陪伴成长的角色。这说明,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更多的父亲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教育上。真相二:6成家长不赞成线上教育疫情期间,为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有近7成的孩子都被安排了课外辅导班,初高中大部分孩子每天在线上课时间超过了3小时。但调查发现,6成的家长对线上学习持保留态度,甚至相当一部分家长很反对。其中,19.2%的家长认为,除了学校安排必须上的网课之外,基本不会选择线上学习形式。41.8%的家长认为,孩子要回到线下学习中来。而26.9%的家长则认为,线上线下可以互为补充,但线下模式不能放弃。线上学习的一大弊端和最大争议在于,孩子可能会由此染上网瘾,影响学习,而且是视力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在调研中发现,有半数左右的孩子能适度地使用电子产品,近8成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持接受的态度。真相三:疫情更加紧密了亲子关系疫情期间,家长和孩子朝夕相处的时间更多,交流更充分,了解更深入。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这也是疫情给中国家庭教育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之一。真想四:家长焦虑依然普遍调研发现,焦虑依然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家庭中,不过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大部分家长主要对教育本身感到焦虑,大多数聚焦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孩子的学习,帮助孩子的学习。小学生家长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陪伴孩子学习、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住自己不发脾气。而中学生家长更困惑、更焦虑的是不知道怎么和孩子去沟通,不知道怎样缓和正变得越来越紧张的亲子关系。真相五:拖延是孩子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几乎所有的家长均表示拖延是孩子在学习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小学的孩子而言,粗心马虎问题更凸显,主要因为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未养成。到初高中后,在孩子的学习方面,父母的参与变少,对孩子的自控及自我规划能力期待变高,所以更容易发现孩子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55.4%的家长认为疫情期间孩子的生活不规律,同时有47.1%的家长认为孩子懒散、自理能力差。此外,认为孩子存在自私问题的家长有19.5%,认为孩子不诚实的家长有4.8%,感觉孩子语言粗鲁、有暴力倾向的家长有4.8%。当孩子进入初中高中,青春期难沟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真相六:学习成绩不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疫情使得每一位家长重新审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重新审视亲子关系。以前,我们评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大多以学习成绩作为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但现在,已不在简简单单局限于孩子的学业成绩优秀,身体健康、乐观积极、有上进心、自控力强以及学习习惯好都成为评判孩子优秀的主要标准。而且大部分的家长均认可家校共育的理念。同时,大多数家长已经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积极正面的影响。想要自己改变孩子,更多的家长愿意自己去学习。
本文转自【中国经济网】;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联合国内规模最大的K12在线教育平台作业帮共同发布《2020年在线学习服务师(辅导老师)新职业群体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行业首份关于辅导老师新职业群体的调研报告,《报告》首次对辅导老师的职业群体特征进行刻画,并对其工作现状、行业发展前景等进行全面解析。 人社部将“在线学习服务师”列为9个新职业之一提起“在线学习服务师”,在过去是让很多人感觉陌生的职业,但如今这个职业正在依靠科技的力量,突破时间、空间、资源的壁垒,提供1对1的答疑解惑,个性化的学习分析和规划,让中国的中小学生有了自己的“线上家庭老师”。 7月6日,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包括“在线学习服务师”等在内的9个新职业。其中,新增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被定义为运用数字化学习 平台(工具),为学习者提供个性、精准、及时、有效的学习规划、学习指导、支持服务和评价反馈的人员。 在如今的直播大班课上,“主讲老师+辅导老师”的“双师制”已成主流,主讲老师通过大屏幕在线直播授课,同时听课人数可达数千人,形成规模效应,使得跨区域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但这种“一对多”模式也存在如课程完课率不高、学习效果难以评估、缺乏反馈渠道、无法实现个性化学习等诸多问题。为了缓解这些矛盾,辅导老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督促学习行为、课后一对一的沟通答疑、协助制定学习规划等。 尤其是今年受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大中小学开学推迟,2.65亿在校学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在线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在线教育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据测算,目前,仅K12头部十余家在线教育机构辅导老师的人数已接近10万。 95后是辅导老师主力军 九成以上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报告》指出,在辅导老师从业者中,95后是主力军,占比75.39%,其中,1996年出生的从业者人数最多,占总从业者的24.16%;1990~1994年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23.81%;85后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0.8%。根据调研问卷,“辅导老师”从业人员的男女比例为1:2.4,女性居多。 在学历分布上,目前行业中99.21%的从业人员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学历占总从业人数的1.65%。高中辅导老师的一本率最高,占比66%,小学辅导老师中师范类院校毕业占比22%。此外,有25.31%的从业人员已经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以作业帮为代表的头部在线教育平台,对辅导老师的学历门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作业帮人力资源辅导选聘部门负责人王博宁介绍,成立以来作业帮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为了稳定地、长期地给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企业的人才模型也在不断的优化调整,从2018年起,作业帮要求辅导老师必须是本科以上,其中高中辅导老师的学历门槛在一本以上。 作业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苏静表示,作为教育公司,作业帮一直致力于“让优质教育触手可及”,努力提供最好的教育产品去影响用户、成就用户。“我们要让更多的学生看到自己的潜力;更重要的是,要给学生们更专业的指导和更科学的方法,让他们释放自己的潜力。” 科技赋能助力辅导老师实现“因材施教”伴随着在线教育行业的迅速发展迭代,头部在线教育平台正在成为新型人才培养的摇篮,辅导老师的角色也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涵,不仅输出了新型互联网教育人才;另一方面,随着在线教育市场的下沉,很多优秀的辅导老师也愿意回到家乡或其他三四线城市就业,高水平、专业化的职业素养也促进了当地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为实现教育普惠贡献自己的力量。 8月31日,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作业帮发布2020年暑期业绩:作业帮直播课2020年暑期招生量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付费课学员总人次达780万,同比增长超过390%,位居行业第一;暑期正价班学员就读人次超过171万,同比增长超过350%。 据了解,截止目前作业帮员工超18000人,在北京、西安、武汉、合肥、郑州、成都、济南、石家庄、南京、长沙、重庆等11个城市拥有分部。同时,为促进社会就业贡献力量,作业帮今年计划在全国招聘10000+岗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线教育具有突破时间、空间共享教育资源的优势,其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解决个性化和交互性问题,“辅导老师”正是应对这个难题的产物。而在线教育的技术优势,如大数据分析、AI识别、产辅工具的研发等,作为辅导老师的日常工具,结合技术支持与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他们能为学生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服务。辅导老师的存在,让在线教育因此能真正抵达个体、抵达教育的本质,实现互联网时代的“因材施教”。
导读: 由敦和基金会资助、清华大学慈善研究院和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已于近日正式发布,《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为:蓝煜昕、马倩雯、李可嘉。《报告》关注的公益慈善学历教育是指以公益慈善行业“增量人才”培养为目的、在高等院校面向专科生、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展的教育。本文主要从我国高校公益慈善学历教育的发展状况、供给不足的主要障碍、国际公益慈善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比较,以及针对我国高校公益慈善学历教育未来发展的观点和建议,四个层面展开精要论述。更多丰富内容,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报告》完整电子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图片来源网络《报告》关注的公益慈善学历教育是指以公益慈善行业“增量人才”培养为目的、在高等院校面向专科生、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展的教育。《报告》基于对现有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项目(以本/专科教育为主)的调研,并结合对国外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经验的系统梳理,得出以下主要结论:01我国高校公益慈善学历教育的发展状况(1)我国以公益慈善领域人才培养作为专门方向的高校教育项目在2011年以后才出现,目前的教育项目数量仍然屈指可数,仍处于各种教育模式原型塑造阶段,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非稳定态,与行业培训的蓬勃发展相比较为薄弱。(2)我国高校公益慈善学历教育的总体格局:在教育层次分布上:a. 依托公共管理学科MPA项目开设公益慈善课程已经相对普及,少数MPA项目开设公益慈善方向;b. 学术性硕/博教育围绕高校学术研究重镇开展,对实务部门从业人才的直接贡献有限;c. 本/专科层次的教育创新呈现“边缘效应”,从办学相对灵活的非一流高校、民办高校开始发起和拓展。在学科主体上:经历了从公共管理学科发轫到工商管理的介入,再到社会工作背景的兴起,总体话语正在从非营利组织管理向公益慈善变迁。(3)目前我国本/专科阶段的公益慈善教育创新比研究生教育创新更活跃,已有项目大体呈现四类培养模式:模式1——全日制本科,社会工作或公共事业管理下开设公益慈善方向;模式2——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模式3——本科兼修,强就业导向,颁发二学位或辅修证书,以慈善行业人才培养为目的;模式4——本科兼修,弱就业导向,二学位、辅修、特色班、暑期班或选修课程打包,以公益慈善启蒙或创新创业教育为目的。* 图片来源网络(4)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创新从主体来看存在高校逻辑和行业逻辑,前者是由高校内部力量推动的主动创新,后者是行业力量(基金会)推动并落地在某高校的创新;相比之下,公益慈善教育的市场驱动乏力、政府推动缺位。(5)已有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项目主要存在三类首要的办学动机:一是探索行业人才培养;二是培养学生公益创新创业意识和技能;三是高校自身拓展专业方向、打造特色专业的努力。(6)本、专科教育不同的培养模式对应不同招生方式,模式1和模式2通过高考体系等方式从中学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模式3、模式4面向全校各专业在校生招生。跨专业兼修模式下生源相对充足,专修模式下的生源保障则存在一定挑战。(7)已有公益慈善课程包括公益慈善基础理论(非营利组织概论、公益慈善法规政策、价值与伦理等)、专业技能(机构综合管理、项目管理、筹款、传播等)、实习实践(实习、参访、实训、大赛等)三大类,在慈善伦理价值、科技与慈善、领导力课程、职业发展课程等方面相对不充分。不同培养模式和项目的课程体系有所差异,以行业从业者培养为定位的项目其课程设置较为全面,理论和实践课程比较平衡;以培养创新创业教育为目的的兼修项目,宏观理论类课程和社会企业、实践课程特色比较突出。(8)已有公益慈善教育项目的师资特征包括:“校内+校外”、“专职+兼职”是普遍现象;学院派、实务派分离是普遍现象;以就业为导向的项目对实践导师有较大需求;师资总体缺口大,对青年教师需求强烈。已有公益慈善项目缺乏成熟的教材,教师上课以课件为主、各行其是。(9)已有项目在教育成效上,对知识维度的“公益慈善基础理论”、“项目策划与管理”、“公益传播”和“公益慈善组织运作与管理”的传授程度较高,而“公益慈善组织财税业务”、“公益慈善项目筹款”等相对薄弱;能力维度的“快速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活动策划能力”的培育程度居前四,而“志愿者管理能力”、“信息收集、游说能力”、“研究分析能力”相对薄弱;价值维度,公益慈善教育对学生人生目标、从业动力、参与意识和慈善意识方面均有正面影响。不同培养模式在“知识-能力-价值”三维度的影响均有所差异。对毕业生调研教育培养与现实需求的胜任力缺口表明,项目执行、项目设计、沟通协调是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3项能力,而教育项目培养与实际需求差距最大的三项能力分别是项目执行能力、志愿者管理能力、信息收集和游说能力。(10)已有教育项目毕业生去向差异较大,但总体在公益慈善行业就业的成效明显,有38%的毕业生正在从事公益慈善相关工作,约25%的毕业生现在不从事、但未来期待会从事公益慈善相关工作。其中北师大珠海分校和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在毕业生的公益行业就业方面表现突出(均在60%以上)。从事公益慈善领域相关工作的毕业生中,超过半数在基金会工作,其次是社会服务机构;在入职岗位方面,项目管理岗位最多,筹款岗位其次。(11)现有研究生公益慈善教育项目依托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社会工作三大学科的硕士项目在开展,三类学科背景的项目在生源、培养的人才类型、课程设置方面均有明显差异,近期社会工作硕士项目向公益慈善的拓展是现实约束下一个潜在的发展趋势。02我国高校公益慈善学历教育供给不足的主要障碍(1)高校公益慈善教育供给不充分的本质障碍在于行业人才需求与学生(及其家长)受教育需求的不平衡,前者强、后者弱,体现为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项目的生源不足,原因在于公益慈善行业的就业吸引力或行业发展与受教育者(公众)之间的信息断层。(2)以鼓励公益创新创业为目标、兼修模式为主的教育供给比较容易达成,其原因在于这类项目主要回应的是学生的兴趣需求而非就业需求,由此达成教育供给和知识需求的平衡,从而生源受公益慈善行业与知识需求者的信息断层影响较小。(3)教育供给受到学科制度和高校制度的动力约束:学科制度决定了招生、学位授予的合法性以及一系列教育资源的分配,由此决定公益慈善教育只能依托于已有学科进行拓展,从而造成影响力不足且在教育体系内的资源获取受到限制;高校对研究发表的重视及职务晋升制度则对教育者(教师)个体的动力产生重要影响。上述因素决定了公益慈善教育在当前阶段还需要外部资源、尤其公益慈善行业资源的大力支撑,而无法完全通过高校体系自身的资源供给和激励达成自我可持续发展。(4)教育供给还受到供给能力的约束:一方面公益慈善研究与知识生产还未形成支撑网络,表现在师资、教材等方面的匮乏和课程设置、课程开发方面还缺少有效指引;另一方面是高校体系以学院派为主,公益慈善行业在教育创新资源、人才需求信息传递,以及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给予的支撑还存在不足。(5)教育需求侧存在两方面重要的障碍:一是公益慈善行业本身面临发展困境和人才制度障碍,行业地位不高、规模不大,未进入社会就业的主流视野;二是社会认知不足,以至于行业的人才需求未能转化为潜在学生(及其家长)的就业需求,造成公益慈善教育项目生源得不到保障。* 图片来源网络03国际公益慈善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比较(1)世界范围内高校开展的公益慈善教育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英等国,并随着第三部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而拓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公益慈善教育相对完整并自成体系;欧洲除英国以外、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相对缓慢且仍不成体系。世界各国对公益慈善相关的教育项目并没有统一的话语和范围界定,美国以非营利管理教育项目为主,英国除非营利管理项目外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等市场倾向的话语突出,法国、西班牙还涉及社会经济、团结经济等教育项目,非洲则集中在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类项目,南亚、加拿大还侧重社区发展类教育项目。(2)世界范围内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发展往往依托于已有学科体系进行拓展,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即便非营利管理和慈善教育最成体系的美国,相关教育项目的发展进路也是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社会工作等学科、学院的教育项目进行拓展的,只有极个别项目依托于独立的公益慈善学院。(3)各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存在不同的模式,主要包括本科教育项目、研究生教育项目、非学分教育、认证项目、在线教育项目等。这些教育项目大体存在通识教育、以就业为目的的教育、以创新创业为目的的教育三类。其中本科教育项目存在主修、辅修等形式,美国以非营利领导力联盟(American Humanics,简称AH)为核心的本科教育以就业为导向而强调胜任力,其他国家以就业为目的的本科项目较少。研究生教育集中在MPA(公共管理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MSW(社会工作硕士)等项目的非营利管理方向中,近年来以商学院为主要载体的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类项目明显增多。(4)不同目的和模式的教育项目在课程设计方面差异较大。通常说来本科生教育以培养慈善志愿意识、公民参与意识、社会创新理念等的通识课程为主;以培养非营利部门从业者为主的本科项目则强调资助实验、行动服务等实践课程;培养非营利部门从业者和管理者的硕士项目与国内目前的公益慈善项目相比,强调了慈善伦理、新技术运用、领导力等课程;以培养社会创业者为主的课程则侧重社会投资、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等课程。此外,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社区研究、发展研究等相关项目则有其各自专业领域的课程侧重点。值得一提的是,美国AH主导的本科教育项目在高校、非营利机构和认证机构之间形成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用人机构提供相对定制化的课程内容。(5)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推广非常有赖于行业性支撑体系,包括较为成熟的慈善研究网络、教育知识生产体系(包括课程指引的开发)、院校网络(如NACC)、项目认证体系(如NASPAA)以及像AH这样的跨界联盟。美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全面发展正有赖于这些行业性支撑体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慈善研究网络、学术期刊等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及其自我认同对教育项目的重要支撑作用。此外,教育项目发展的初期往往面临较高创新成本,公共部门投入或公益慈善行业的资金等支持体系至关重要。(6)各国的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状况及其路径比较表明:a. 在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目的下,是以高校学历学位教育为主还是以行业培训体系为主,各国存在不同的选择(如瑞典几乎不放在高校体系中);b. 一国公益慈善教育发展水平及其课程体系与该国第三部门本身的体量和特质有关,尤其第三部门本身的体量在一定程度决定了教育项目的体量;c. 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第三部门的实际需求,存在不同的培养目的和教育话语(如发展研究方向、社区研究方向、社会经济方向等),并非所有国家都照搬“非营利管理”这类强势的管理学话语和课程体系;d. 教育项目的发展水平与该国公益慈善研究与学科发展水平以及是否存在行业支持体系密切相关;e. 教育项目的开设还与其成本和学费收益高低、招生难易、对教师是否有激励等院校因素密切相关,这也是导致公益慈善教育通常要依托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社会工作等学科背景的原因之一。* 图片来源网络04结合国内外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情况,《报告》提出如下观点和建议:(1)发展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必须回答三大基本命题:哪些公益慈善人才应由高校学历教育来培养?谁来推动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高校公益慈善教育是需要统一的学科基础还是要走多元发展道路?(2)高校公益慈善教育供给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关键障碍包括:宏观层面的学科制度、高校体制和社会认知;行业层面缺少研究和教育知识生产网络支撑、缺少行业对高校的资源和信息支撑;项目层面则包括教师的动力不足、教学经验与资源匮乏等。(3)建议重点探索如下方向:推动公共管理硕士(MPA)公益慈善方向教育克服现有障碍,并拓展以社会工作硕士(MSW)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探索以美国American Humannics模式为范本(打通就业单位与培养单位)的本科生教育;推广和提升以兼修模式为主的本科生教育;推动特定教育教学方法和质量的提升(如实验教育、案例教学、服务教育)。(4)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应该引导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发展”的宏观格局,既要保持教育项目的可复制性、规模效应和影响力,又要保持适当的开放性。(5)推动公益慈善教育需要三大策略:一是“高校逻辑”、“行业逻辑”、“市场逻辑”三轮驱动,跨界协同;二是针对具体教育创新项目和解决普遍问题的点面结合、开放探索;三是推动具体教育创新与推动制度环境变迁的上下联动、相互借势。(6)推动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需要四大步骤:一是形成知识生产网络和议题网络;二是点面结合打造教育模式原型;三是重点原型复制推广;四是推动行业和政策变迁实现系统创新。注:本文摘选自《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报告》,内容仅代表《报告》观点。本报告开放共享,仅限非商业性使用,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END排版 | 陈晨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陈小慧近日,《深圳市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国际一流职业教育建设专题调研报告》提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报告提出,要开展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推动学分、学历、学位和技能等级互认互通。据了解,该调研报告,是根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2020年监督工作安排,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牵头,在深圳市教育局的积极支持配合下组织开展并形成的。根据报告,未来三年深圳市将新增职业教育学位1.8万个。目前,全市现有职业院校31所,在校生12.5万人。2019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双双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2018年12月,教育部批准设立目标定位为应用本科的深圳技术大学,2019年首次独立招生,录取分数居全省第九位。但报告也指出,深圳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健全,产教融合整体深度不够,缺乏“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纵向贯通机制,以及职普横向融通、产教融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的制度保障等。对此,报告建议,要形成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一体化协同发展、贯通培养模式,推动中职学校优质特色发展。推进专科层次职业学校扩大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规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应用型本科学校招生计划一定比例用于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同时提出,要建立深港澳职业教育定期会商制度。推进粤港澳资历框架对接,依托“学分银行”,开展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推动学分、学历、学位和技能等级互认互通。探索与港澳地区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面向港澳学生开展技能等级认定。
【来源:凤凰网】2020年初,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将孩子困在家里,无法到学校接受线下教育。因此,中国各地教育部门开始以“网课”形式教学。但由于家庭条件、网络信号、设备等多方面原因,有一部分孩子无法正常上“网课”。为避免或缩小疫情带来的城乡教育差距,2020年3月4日,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校友会联合凤凰网、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公益活动(下称“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崔阳夫妇捐赠200万元,采购1800台平板电脑及配套流量卡,资助1800名网课困难的中学生。基于此次活动,联合发起的三方对1800名受助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并结合对受助学生监护人、申领推荐人以及业界专家的电话访谈,形成《2020年网课困难学生在线教育困境调研报告》,以期让社会各界对网课困难学生情况及乡村在线教育困境有进一步了解和关注,并共同参与推动解决乡村学子在线教育难题。一、调研方法与样本本报告采用问卷调研和电话访谈的方法。调研对象为“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公益活动资助的1800名中学生,以及他们的监护人、申领推荐人。其中1800名中学生,是从3月4日报名申领的5002人中,经过初筛、电话调查、复审、终审后的资助名单。1800名中学生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的建档立卡户或贫困户。其中,湖南省受助学生占比最多,为52.7%,主要源自活动发起方之一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多年的助学项目基础;其次为四川、重庆、湖北;另有13名受助学生来自沿海发达省份地区,江苏5人、福建5人、广东2人、浙江1人。可见,网课困境不仅存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偏远山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助数量有限,存在很多网课困难学子未来得及报名的情况。自3月10日至3月27日,受助学生收到平板电脑,并提交物资反馈与平板电脑使用调研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家庭状况、导致网课困难的原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学生对平板电脑和网络教学形式的接受程度等方面。截至3月27日,活动发起方共收到有效问卷1729份,其中高中生634人、初中生1095人;女生1057人、男生672人。二、调研发现(一)网课困境与影响1. 66.28%的网课困难家庭中,有至少2个孩子上学本次参与调研的受助学生里,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网课困难与缺乏上课设备有关。具体原因,如家中没有适合上网课的智能手机,或是兄弟姐妹多人共享一部手机轮流上网课。根据调研数据,1729人中,304名(17.58%)学生是独生子女。受助学生所在的家庭,超过82%育有2个以上孩子。其中,66.28%的家庭有至少2个孩子处于学龄段,有33个家庭中,超过5个孩子正在上学。现有经济情况,不足以满足家中每个孩子的网课设备需求。2. 近两成网课困难学生受网络或流量费用困扰本次问卷调研发现,除了设备不足,另有近两成(17.6%)学生反映,他们无法正常上网课是源自网络或流量费用问题。例如无法承担流量费用,或家中没有安装宽带,或信号不佳网速不畅。经进一步电话调查发现,使用父母手机流量上网课的学生家庭,会承担相对重的话费压力。例如,有的家庭里,三至五个孩子同时使用一部手机听网课,一周时间就会用完一个月的流量套餐。让孩子们陷入网课困境的另一因素是:居住地偏远,家中无4G信号。比如来自山西、云南、湖南等地的学生反馈,只要走进自家房屋内,手机就只有2G信号,少部分偶尔会有3G网络,网络加载速度慢,听课卡顿。他们只能走到村里空旷的路上、楼顶或附近山上,寻找稳定的4G信号,再三两结伴,搬凳子搭建“临时课桌”一起听课。此外,有个别学生表示,村里会不定时停电,影响通讯信号。一旦停电,即便是用本次活动捐赠的上网卡,也搜不到信号,上不了课。需要说明的是,在5002名申报学生中,部分学生反馈,即便申领到设备当地也无网络信号,所以发起方考虑到实用情况,未将这部分学生纳入此次资助范围。这部分学生的困境,需要其他社会力量一起来解决。3. 申领平板电脑前主要学习途经:借设备蹭网或自学本次调研的1729人中,因为没有设备,或设备不够、没有高速网络信号,有161人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参加网课学习,725人表示曾通过看书本或借阅他人笔记的形式自学;864人曾借(蹭)亲友或邻居的网络上课。4. 约80%的学生担心跟不上学习,15.79%网课困难学子产生负面甚至厌学情绪疫情期间,受助学生的同班同学如何上网课?此次调研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表示,他们的同学可以通过电视、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同步在线听课。对比自身情况,网课困难学生不可避免地产生心理落差。79.41%的受助学生担心自己再也跟不上学习,75.77%害怕遗漏重要知识点。其中15.79%(273人)因无法跟其他同学一样上网课而产生负面情绪,如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自卑、怕同学嘲笑,不想说话,甚至因此不想再上学。有老师反映,在每天回收作业时,会明显感受到跟不上网课学生的慌张。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学、借同学的手机看回放等形式补课,但实际做题时仍会发现很多考点不能掌握,担忧自己被同学拉大差距,担心考试甚至是日后的考学。对于这样的负面心理或情绪,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还要留意其背后的问题。应试淘汰性教育与考核压力下,学生们看到自己原地踏步,其他人却在奔跑,产生焦虑、紧张情绪,是可以被理解,也是合理的。但监护人和老师需要警惕,自卑甚至是厌学反应,会不会是“网课困难”引发的扳机效应,陷入习得性无助状态(注:一个人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后,面对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综合调研情况发现,受助的1800名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长在单亲家庭,父母因严重工伤或精神类疾病,丧失劳动力,甚至过早地离开人世,学生们只能和爷爷奶奶靠低保生活。尚未成年的他们因“穷”看不到前方,因“贫”得不到资源,所以,在物质援助之外,还需要提供心理安抚与价值引导,防止自卑情绪转化为自卑情结,引发更深层面的负面影响。(二)网课效果1. 约四成学生的课程非本校老师讲授,有学生称不易消化曾有长年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公益组织反馈,在一些偏远县域,即便是重点高中,也还没有信息化的条件,或没有能力开授网课。调研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次参与调研中,62.98%的受助学生表示,他们的网络课程由本校老师在线讲授;而21.8%通过老师推荐的网络课程在线学习,如贵州全省均使用“空中黔课”;12.96%的学生经老师指导,或个人主动搜索,寻找网络课程资源在线学习;2.26%(39人)完全没有参与线上学习。不论是第三方网络课程,还是本校老师在线上课,很多学生需要熟悉网课形式,适应非本班老师的语速、风格、思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效果。电话调查中,有学生困扰的是,不同老师对数理化有不同的解题思路,导致小部分高三学生在高考压力下,更容易产生错乱感。客观条件上,网速的卡顿、环境噪音,也容易让一些学生分心、烦躁。2. 老师会定期布置作业验收学习效果如何追踪并保障远程学习效果,也是网络课程抛给学校、家庭的问题。调研显示,直接参与授课的学校或第三方学习的平台,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布置课后作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强化理解与记忆。若有难理解的知识点,老师们会在课堂或私下再次辅导。学生们也大多会反复收看课程回放,领悟要点。此外,有401名受调研学生表示,会自觉寻找模拟题反复练习,摸排知识盲点。(三)学生对科技产品或网络课程的接受度1. 88.37%调研学生从未接触过平板电脑,但认为容易学习操作不同于城市孩子幼教期就开始通过平板电脑观看启智动画等,小部分县、乡、村的教师、家长,或因硬件条件不够,无法让孩子接触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或排斥孩子使用智能设备。此次受资助的1729名学生里,有88.37%的人从未接触过平板电脑。而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有近一半的学生会在每天用5-8个小时,通过平板电脑或手机进行在线学习。尽管没有接触过,但94%的孩子表示平板电脑的操作不难。在无旁人指导的情况下,他们借助使用说明书,普遍能顺利地操作平板电脑。其中认为操作“非常困难”的2名学生,通过推荐人指导,也已经顺利使用平板电脑开始学习,逐步跟上网络课程。2. 近97%学生认为网络课程是学习知识的好途径虽然有72.7%的受助学生,在申领平板电脑之前没有上过网络课程,但调研显示,近97%的学生认为,未来网络课程是学习知识的好途径。时代的发展推动了全社会的互联网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生一代应更平等地感受科技力量。在互联网高速发展过程中,贫困孩子不应被遗忘。3. 所有学生承诺疫情结束后会继续使用平板电脑学习在此次活动开展前,曾有受助学生的推荐人或监护人担忧,平板电脑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有观点认为,越是贫困的孩子,家庭管理和教育能力相对越弱,完全依靠孩子的自我管理不现实。调研结果显示,所有学生均愿意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使用平板电脑,辅助自己的学习。其中,89%(1542)人次愿意通过平板电脑,学习老师安排的网络课程。选择“其他”的学生多补充表示,自己会保持持续学习状态,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知识。需要注意的是,有160人表示,会偶尔借平板电脑放松娱乐,比如看电视、电影,也不排除玩电子游戏的可能。活动发起方将通过监护人和推荐人,持续跟踪受资助学生使用平板电脑的情况,如发生严重不当使用情况,将及时进行干预。4. 过半学生因此次活动加深对公益的认识因为此次活动,受调研的学生获得平板电脑与上网卡的资助,学生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安慰,并在问卷中表示,更开心,今后也会更积极上进。调研的1729人中,有70人表示,更关注科技资讯或科技产品,有35人选择“向往通信、信息等大学专业”。有892人(51.59%)表示对公益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少学生在调查中流露出未来参与公益的意愿。三、调研建议3月底开始,全国多地安排中学毕业班复课,多个省份也开始陆续安排中小学生学生回校复课。但所谓“均衡教育资源”,已不仅限于书本知识。网络教学形式,尤其是面向贫困学子的在线课堂,仍有“空白”待填补,比如网络信号覆盖、智能产品使用习惯培养、多媒体互动思维锻炼等。基于此次调研,发起方提出以下调研建议。首先,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到通讯公平问题。对于4G信号的强弱问题,因为往常乡村家长们主要是电话、短信需求,对建筑物内是否覆盖4G网络没有刚性需求。但这次网课潮,让网络信号成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网课教学的前提是有网络信号,建议网络铺设搭建方加大边远山区信号塔建设,同时建议运营商如联通、移动、电信,在流量费用方面,给予贫困地区用户一定优惠。其次,希望家庭与学校加强对困难学生的心理引导。宗春山强调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平衡,考虑到偏远地区留守儿童占据绝大多数,学校教育的责任相对更重。他建议,学校要引导学生正视现状,调动终身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非只是课本内容,从而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希望更多第三方力量关注困难学生的心理辅导问题。第三,建议公益项目或教育教学机构培养学生良好的网络素养。网络教育形式不会仅存于疫情防控阶段,网课困难的资助也不会是面向乡村教育的一次应急事件。因此,需要有更多机构、企业或社会组织,面向乡村学生与学校,提供更多元的社会服务,锻炼学生的多媒体互动思维,建立使用网络的自控力。捐赠何道峰先建议,最佳法是启发孩内在的由与主格,将童年的苦难视 为笔财富不是负担,让孩建我管理与我控制的律意识,由学校、 家庭与社会教育引导他们建我标导向下的为节制。其次是通过示范引导,由成年帮助他们学会建标导向型时间分配法,引导他(她)们合理分配 平板电脑的使时间,以恰当的奖惩制度激励孩我实现学习与娱乐之间的平衡,不是因噎废式地打压式管控。此外,为保障青少年儿童上网安全,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网络内容规范立法亟待推进,针对网络侵害青少年儿童的不法行为,应加强打击。“为课困难学送平板电脑”公益活动只是个探索的开始。希望此份报告, 给予社会各界参考借鉴,共同关注和推动乡村教育在育与灌输知识之间,实现启发主性育为本的平衡健康发展。
【环球网科技综合报道】9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联合作业帮共同发布《2020年在线学习服务师(辅导老师)新职业群体调研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对辅导老师的职业群体特征进行刻画,并对其工作现状、行业发展前景等进行全面解析。资料显示,今年7月6日,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包括“在线学习服务师”等在内的9个新职业。其中,新增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被定义为运用数字化学习 平台(工具),为学习者提供个性、精准、及时、有效的学习规划、学习指导、支持服务和评价反馈的人员。《报告》显示,95后是辅导老师从业人员的主力军,占比75.39%。其中,1996年出生的从业者人数最多,占比高达24.16%;1990~1994年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23.81%;85后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0.8%。其中,在辅导老师群体中,超过七成的从业者为年轻女性。报告显示,辅导老师从业人员的男女比例约为:1:2.4。在学历分布上,九成以上从业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报告》披露,99.21%的从业人员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学历占总从业人数的1.65%。高中辅导老师的一本率最高,占比66%,小学辅导老师中师范类院校毕业占比22%。此外,有25.31%的从业人员已经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对此,作业帮方面透露,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其对辅导老师招聘的最低学历门槛为统招本科生,同时优先录取师范院校或者师范专业的毕业生,高中辅导老师的学历背景要求已提升至一本及以上院校。《报告》显示,“爱教育”“有责任”“可依赖”成辅导老师群体的职业标签。在为何选择该职业的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是因为热爱教育行业,看好在线教育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在访谈中很多从业者都谈到,学生更愿意将自己学习以及生活中的不愉快经历向辅导老师倾诉,老师也能够起到排解压力、心理疏导的作用。《报告》还指出,随着社会需求与行业发展的变化,该职业的角色定位与职责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头部在线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工作流程标准化程度较高,包括新生家访、催到课、出镜、跟课、答疑解惑、作业批改/订正、老生回访、沟通续报课程八大环节,形成了课前-课中-课后工作流程的闭环,以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此外,辅导老师还承担了制定学习规划、心理疏导等工作内容。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对辅导老师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辅导老师需要兼具互联网与教育从业者的职业素养。调研发现,从业者普遍认为,一名优秀的辅导老师应该具备学科功底、沟通能力、群运营能力、互联网技术手段应用能力、心理疏导能力、应变能力、抗压能力等。其中,学科功底和沟通能力被认为最应该具备的两项专业素养。调研数据显示,97.28%的从业者认为“学科功底”是必备的职业素养,97.65%的从业者认同“沟通能力”同样是辅导老师必备职业素养。此外,调研发现,很多头部在线教育平台会利用大数据助力“辅导老师”实现学情诊断的精准化、学习规划的个性化以及决策支持的智能化。因此,在日常工作当中,辅导老师需要经常运用学情数据、家访-回访-维系记录系统、群发工具等,及时有效地掌握学生的学情,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最后,北师大课题组专家指出,当前,头部在线教育平台正在成为新型人才培养的摇篮,通过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为行业输出大量既有深厚学科功底又能深刻体察学生、家长需求的新型互联网教育人才。
在BestColleges第六届年度在线教育趋势报告中,研究人员发布了来自398名学校管理者和1500名学生(包括准学生、当前学生和在线课程校友)的调查反馈。BestColleges通过反馈结果,从在线学习群体画像、在线学习体验、在线项目发展现状以及在线学生满意度等角度,对在线教育趋势进行了全方位的精准分析。受职业及就业目标驱动:以职业目标选择在线项目许多在线项目是围绕学生的职业目标设计和开发的。Ladd, Reynolds & Selingo 描述了6种学生群体特征,这6种在线学习群体拥有着不同的学习动机。在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从六个类别中确定他们参加在线课程的主要目标。然后我们将这六个类别划分为三种学生类型:应届生、有事业心的学习者和终身学习者。今年,有77%的受访者属于有事业心的群体(目标包括更换工作行业、加速职业道路、开启职业生涯),该报告最高的百分比较上一年增长了8%。今年在有事业心的学生中,有同样比例的受访者的目标是想加速职业道路和更换行业。希望在已经工作或实践经验的领域中获得学位证的受访者占比37%,希望改变职业和进入新领域的受访者占比37%。我们学校管理人员中几乎有一半(49%)表示,准学生们询问最多的问题是在线课程毕业生的就业率。他们表示,学生们还对与职业相关的各种信息和资源感兴趣,例如研究生的薪水、律师资格考试和董事会考试的通过率,职业与个人学位课程的衔接、转学机会以及与校友导师的联系方式。在线学员的年龄范围正在变得更广每年BestColleges都要求学校分享“在线学生人口统计学中的重要趋势"。每年的报告都涉及学生年龄。今年47%的受访者提到年龄。至于在线学习者们的年龄更大了还是更小了?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学校管理者的回应,表明在线学生的年龄广度越来越大。25%的受访者报告在线学习的学生中,年龄更大的成人学习者越来越多,20%的受访者表示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学习者增加。不同人群参加今年调查问卷的典型画像为:女性(56%),年龄在24至44岁之间(58%),本科学历(57%),已婚或与伴侣同居(53%),拥有至少一个孩子(60%),白种人(66%),已就业(56%)。 12%的学校管理者表示,他们发现在线项目学生入学趋向更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参加在线课程。”当BestColleges问到学生为什么选择在线学习而不是传统的校园课程时,基于过去4年的数据,学习的便利性和灵活性位居榜首(52%),其次是线下学习没有办法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领域(22%)以及雇主激励措施或雇主与在线教育的提供者有合作关系(17%)。目标学生群体解析正如在过去几年中在报告学习者人口统计数据时所看到的那样,在线课堂的学生背景和需求正在逐渐变得多样化,许多机构和项目在设计新课程时会考虑这一点,并通过解析学生群体来判断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投资回报总体而言,学生对在线教育的满意度很高,今年94%新注册的学生对于在线课程的潜在投资回报持积极看法。向他人推荐在线教育当被问到是否会向其他人推荐在线教育时,学生的反应在整个学习旅程中一直非常积极。根据今年的调查显示,平均95%的学生表示会推荐在线教育。其中97%的即将入学的学生和在学学生以及92%毕业的学生会推荐在线教育。在线教育的认知在过去的三年里,BestColleges还向学生询问了他们对在线教育的看法。学生是否认为在线教育优于、等于或弱于校内教育?与过去两年相同,今年的答复表明,大多数学生(80%)认为在线学习等于或优于校内教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