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童达清组稿编辑第875期△ 7月5日，泾县厚岸金鼎王氏举行宗谱百年重修发谱仪式，本会泾县会员施长青参加了仪式并作发言。厚岸王氏谱续修前后持续5年，施长青为新编王氏谱作了谱序。（叶彩霞）△ 7月17日，本会泾县理事叶彩霞、会员董成效随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部分成员一起到泾县桃花潭调研考察。桃花潭景区总经理刘明红介绍了景区在疫情和防洪期间所作的各项工作，考察组对景点农家乐的管理、汪伦墓、文昌阁、翟氏大宗祠等建筑的保护和管理现状提出了意见。（叶彩霞）△ 8月14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小田等一行三人到访我会，与我会负责人童达清、王景福、石巍等，就皖南社会的农闲生活、皖南戏曲等课题进行了初步的的探讨，约定今后还将就宣城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等事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童达清）△ 8月16日，在本会会员、宁国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杨素之陪同下，吴云驾、余鸿亮等四人考察了龙阁殿、中共宣宁办事处遗址、蒋家山和吕辉活动的重要地区大壁坑。（王国洲）△ 8月20日，民进中央召开的全国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对民进会史工作有突出贡献的47个集体、146位个人进行表彰。本会副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宣城市规划馆馆长汪立军荣获民进中央表彰的“全国会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汪立军）△ 8月21日，河北省涞源县委党史办姚金山、王文英、李来所一行，在泾县原组织部副部长李皖南陪同下，至我会了解涞源县南下干部情况。我会负责人童达清、陆再奇、王景福、石巍等参与了接待座谈，并陪同至市档案馆查找了部分资料。（童达清）△ 9月24日，本会宁国会员吴云驾和宁国市党史办、新研会一行前往云梯乡毛坦村探访先烈叶祖绳牺牲地，顺便了解到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中校杜立特率16架B-25轰炸机从“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发动对东京的空袭，返回途中飞机坠毁在宁国毛坦村，发动机现在还保留在云梯乡民俗馆里。（王国洲）△ 9月27日至29日，第九届皖江历史文化研讨会在铜陵市召开，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童达清、副会长陆再奇、理事夏建圩参加了研讨会，并随会参观了铜陵市博物馆、中国数字铜博物馆。（童达清）△ 9月至10月，广德市部分会员3次深入四合乡、东亭乡进行田野调查，走访村支两委和熟悉村情村史的老干部、老党员、乡镇耆老。通过田野调查，对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地域优秀传统、助推乡村文化振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秦首武）△ 10月10日上午，宣城市人大召开“市文旅局工作调研暨服务对象座谈会”, 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童达清出席了会议，并就如何挖掘我市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提高文化旅游品位作了发言。（童达清）△ 10月15日，本会泾县理事吴小元、查从俭等赴泾县茂林开展调研。他们走访了吴氏大宗祠、茂林花砖生产场地，为年底的政协文史委员提案做好前期调研。（叶彩霞）△ 10月24日至25日，本会旌德理事方光华协同徽学专家陈琪、陈建农对旌德县文庙碑园碑文进行系统调查。（方光华）△ 10月，本会旌德县会员江理著《数学泰斗江泽涵》一书作为乡土教材印刷发行，面对全县中小学生发放。全书分十个章节，3万余字。（方光华）△ 10月底，绩溪县仁里村程氏开始续修《程里叙伦堂世谱》，本会理事程福如被推荐担任本次续谱的主编。会员胡瑞坚也开始研究整理《绩溪金紫胡氏家谱》。（程福如）△ 10月28日上午，广德市部分会员参加广德市政协文史委组织的“广德历史文化讲座”，认真听讲了安徽师范大学吴从祥教授《邹守益在广德》的专题报告。（秦首武）△ 11月19日，本会理事秦首武同志为广德市第十六期中青班学员讲授专题《一担箩筐下江南——谈谈广德移民历史和移民文化》，内容丰富，讲授生动，对学员们了解广德的移民历史和移民文化帮助很大，深受学员欢迎。（秦首武）△ 11月20日至22日，“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首届年会暨浙江诗路文化带高峰论坛”在浙江省天台县召开，年会围绕唐诗之路研究及旅游开放等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我会常务副会长童达清、理事余雷应邀参加了本届年会。(童达清)△ 11月23日，本会宁国会员吴云驾、杨素之到距市区7公里处的龙阁村早里坞村民组寻访当年的小三线厂——“366”发电厂，并与村民斯泽（71岁）、汪金水（75岁）、李明友（68岁）等进行了座谈，收获颇多。（王国洲）△ 11月25日，本会理事姜海、刘俊谟被聘为郎溪县地名专家组成员，并参加 “地名区划命名座谈会”，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姜海）△ 11月27日，广德理事秦首武、许国和部分会员到市研究会汇报工作，本会常务副会长童达清主持接待。秦首武汇报了广德市会员的研究现状，并共同探讨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秦首武）△ 11月28日，本会旌德县理事方光华参加“安徽省徽学会第五次会员大会暨十四五的徽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并提供了书面交流论文《另类文化传播者——以旌德刻工为例》。（方光华）△ 11月 ，在绩溪县商贸委、文旅委和烹饪协会组织举办的第十一届赛琼碗活动中，本会绩溪会员邵之惠作为省级赛琼碗非遗传承人担任现场指挥。（程福如）△ 12月7日，本会泾县会员朱东旭陪同芜湖《行走弋江》采访组到章渡古镇，走进百年老药店——章渡药店进行采访。该药店创始于光绪九年（1903），原名“同升泰”，经过章德惠父子苦心经营，后在杜鹏绵手中发展壮大。（叶彩霞）△ 12月9日，本会旌德理事方光华、会员曹小兵、姚小俊等到孙村镇厚儒村实地考察旌德历史第一洞——厚儒洞。该洞为唐代旌德建县前王万敌抗捐抗粮之据点。（方光华）△ 12月11日，本会宁国会员吴云驾、宁国市党史办副主任朱普敏一同赴胡乐镇考察申报省级红色遗址工作，考察了上海后方古田医院和霞西小三线“526”联合机械厂遗址现状。（王国洲）△ 12月15日，本会宁国会员吴云驾赴万福村采访，该村李善民书记联系孔令高老人讲述了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羁留宁国的情况，还实地考察了万福桥和当年关押叶挺的房子旧址。（王国洲）△ 12日16日下午，本会宁国会员吴云驾与宁国市党史办主任苏政、副主任朱普敏等一行五人，考察老虎山旁青山惨案遗址（1937年12月6日发生），搜寻烈士遗骸，摸清受害烈士人数，寻求文旅委考古队支持以作进一步发掘研究。（王国洲）△ 12月24日，本会泾县理事叶彩霞应邀参加在泾县召开的“宣城市法治文化研讨会”，以《家风家训和乡村文化建设》为主题进行了发言，就泾县家风家训、乡村民约、泾县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并就乡村传统文化怎样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叶彩霞）△ 12月30日，本会理事、中共郎溪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姜海负责完成《宣城红色故事汇》郎溪部分组稿任务。（姜海）△ 7月至12月，本会旌德理事方光华在旌德县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开辟“旌德历史”专栏，累计发文50篇，计10余万字，宣传旌德县历史人文，普及旌德传统文化，受到读者广泛好评。（方光华）△ 7月至12月，本会绩溪会员邵之惠作为徽菜专家，参与绩溪“美食城”“徽菜博物馆”部分的策划和设计，数次前往现场考察，参与开会讨论研究，并最终按照他的思路制定了设计方案。（程福如）△ 本年，本会理事、郎溪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童玉娥受聘担任中华《诗词月刊》安徽郎溪工作站站长。（姜海）△ 郎溪历史文化丛书（《文史夜话》《鹡原人家》《地名故事》《民间传说》）由郎溪县政协组织编写，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本会理事童玉娥为《民间传说》分册主编，本会会员刘俊谟任《文史夜话》分册撰稿人。（姜海）

弘扬宣文化的路径思考陆再奇地域文化的发展对地域经济的依赖和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宣文化是宣城先人书写古籍里的文化，是加快宣城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展现宣城特色、体现宣城品位的最好名片。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宣文化多是“书写在古籍里”，没有活起来，没有为今日宣城发展经济实力提供“真金白银”。理清宣文化发展脉络，提炼宣文化精髓，服务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文化资源富集地区通过文化带动的发展新路径，笔者认为，首要任务是：（一）带着问题研究，做好基础性工作。例如：今人一致认为，明清时期徽文化、桐城文化最鼎盛，为何哪个时代的文化大家却极力推崇宣文化。例如：清代桐城派文化名家戴名世称“吾江南文学礼仪之邦，推宣城为最”；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赞誉宣城为“上江人文之盛首”。江南和上江，从地域上讲包括徽州府及安庆府桐城县，也可以说在戴名世、张廷玉的心目中，徽文化和桐城文化不及宣文化，同今人的看法完全不同，这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值得深思，应作为课题研究、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方法之一就是要将散见在史籍里的宣文化整理出来，分类编辑，形成专著，供给专家学者研究。这些基础性工作，文史爱好者的个人精力、财力有限，难以为继；社科联、档案方志、党史、政协文史委、文广新局、合工大皖南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等部门和社会团体，虽然都是从事文化工作，但是由于工作对象、工作内容，研究方向及研究者个人兴趣爱好的异同，各自为政，看似出来了很多著作和文章，仔细分析总是围绕几个名人、几个方面转圈圈，浮在面上，各方面资金投入不少，但是性价比不高，开创性工作基本没有。建议组建宣城社会科学院，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形成合力，明确《宣文化中长期课题研究规划》，一个课题、一个课题，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对现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评估，建立分类分级名录，为下一步理性挖掘、展示传承和开放利用夯实基础。（二）整合媒体，加大宣讲力度，激发本土人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宣城的历史文化因人们对其知之甚少，谈起来往往底义不足。特别是宣州区没有纳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核心区范围，可以说是非常遗憾。以敬亭山为例，历史上曾先后为避二位皇帝和二位皇帝生父名讳更名；六位皇帝对民间供奉的敬亭山神进行诏封；一位皇帝诏封敬亭山为“南国神山”；一位皇帝赐御书藏于敬亭山中的寺庙；敬亭山上的两位大和尚曾先后受两位皇帝召见，并赐其金襕袈裟；一位皇帝登基前曾亲自至敬亭山拜见隐居的大和尚，登基后又在京都专门为其赐建庙宇，单从这一点来看，不仅声名远扬的黄山、九华山无法比拟，而且在我国山川史上也实属罕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之无愧是宣城文化旅游的龙头。由于人文景观被损毁，自然景观被破坏，游览过的人多数认为其不过是江南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山。如果将书写在古籍里的皇帝与敬亭山渊源一项整理出来，利用现代科技直观地展现出来，人们将会由衷地认为皇帝都如此关注敬亭山，难怪有哪么多文人骚客歌咏、赞美敬亭山。建议整合现有的纸质媒体及新闻媒体、网络媒体，加大对宣城历史文化的宣传频率和增加宣传版面，将宣文化辉煌成绩告诉宣城人，激发宣城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三）借助“名人效应”，提升宣文化的影响力。人们熟知的比尔盖茨名言： “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这句话是1995年马云假借比尔盖茨说的，因为，当时世人皆知比尔盖茨，没有人知道马云是谁，如果从马云口中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摘自马云在《赢在中国》上的点评）。宣文化也不例外，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必须借助学术界权威人士声望，只有以他们的名义发表，或通过他们宣讲出去，才会有产生轰动效应，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的现实。即将举办的“当代名家品宣城”，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要想收到预期的效果也很不容易，因为这些名家对宣城的历史文化研究不是很多。事先须对名家品宣城的内容进行严格把关，一定围绕宣城品宣城，与宣城没有关系或关系不紧密的内容，只能是个铺垫。如，以品读“‘唐宋八家之首’韩愈与宣城”为例，一要以“宣城为少年韩愈提供安定的环境”为切入口，解读当时宣城的政治经济环境；二要以“宣文化对少年韩愈的薰陶”为切入口，解读当时宣城的文化环境，此来展示宣城辉煌的历史，其他方面的内容只能作铺垫，这样方能达到宣传宣城的目的。借助名人效应，造宣传宣文化、宣城的势，是一招很有用的办法，谨防跑题、偏题，。（四）挖掘整理“八大旅游工程”蕴藏的宣文化，为文化旅游“八大工程”铸魂。随着旅游目的地逐渐增多，游客在身心放松的同时，对特色文化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说基础设施是“八大旅游工程”的身躯，那么宣文化应是“八大旅游工程”的灵魂。旅游既是体验文化，又是传播文化。“八大旅游工程”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敬亭山为例，虽然是以诗文化扬名天下，但其蕴涵的词赋书画、民俗、宗教、祭祀崇拜、帝王现象等是成就其“天下第一诗山”的内在要素。宣传敬亭山，只谈诗文化，游客稍加思考，就会产生疑异。将宣文化中皇帝与敬亭山的关系、大德高僧与敬亭山的关系、官府及民间上敬亭山求雨等故事梳理出来，不仅丝毫不会降低敬亭山诗文化的品位，而且会使敬亭山的形象更加饱满。假如将朱元璋与金碧峰的故事，谢朓、李白等人畅游敬亭山的故事开发出来，供游客体验，更有助于将敬亭山打造成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一流的旅游亮点。（五）打造声像版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集中展示宣城辉煌历史及当今社会发展成就。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难以实现。可利用声光电、多维、遥控、动漫等高科技手段，全方位地再现宣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情况，让人们能够直观、形象、生动地看到宣城从战国时期的爰陵、汉代的丹阳郡、晋代的宣城郡、唐代的宣州、南宋的宁国府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宣城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变迁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向世人展示“一城山水满城诗，遍地文化皆是景”的“山水诗乡，多彩宣城”。（作者系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3月13日-14日，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二届二次理事会在泾县桃花潭镇隆重召开。会上，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童达清受理事会委托，作了《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2020年工作总结及2021年工作思路》的报告，报告回顾了我会2020年开展的各项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总结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2021年的工作提出了思路和建议。会上，所辖七县市区负责人汇报了各县市区理事和会员一年来的研究状况，也对今后的研究会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会议还研究并通过了各县市区推荐的23名同志成为本会会员，增补张超（广德）、姚小俊（旌德）二位同志为本届理事会理事。本会会刊主编王景福同志针对会刊的投稿用稿提出了要求。会议期间，与会理事们还考察了桃花潭老街、翟氏大宗祠、文昌阁、义门、踏歌岸阁、怀仙阁等古建筑和文化遗迹。

陆再奇第909期三、宣城文化与皖江各地文化关系之演变（八）元代，安徽文化整体处于低潮，宣城文化却独放光彩。元代不足百年，蒙古人统治中国，人分四等，中国文化处于低潮。宣城诗人竟有近百位，宣城贡氏、汪氏、张氏、王氏等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极其繁盛。宣城贡氏家族从贡士濬至贡性之四世有诗文作品传世者27人，其中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连续三代均有个人诗文汇编传世，在元代绝无仅有。贡奎有“元诗巨擘”之美誉。贡奎之子贡师泰则为东南文坛领袖，是“名高一代，文照千古”的显赫人物。贡师道以茂才荐举入仕，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宣城汪氏的汪泽民和贡氏家族共同参与辽、金、宋三朝史编修。汪泽民和张师愚合编宣城历史上第一部地方诗歌总集《宛陵群英集》。汪泽民之子汪用敬，张师愚、张师鲁及张师鲁之子张知言和王圭、王璋及王璋之子王虎臣等皆有诗文传世。元代科举七榜，嘉庆《宁国府志》载宣城进士10人。（九）明代，宣城文化在安庆文化的冲击下发展势头相对减弱，但仍保持微弱的领先地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和书籍。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明代安徽书院93所，其中：宁国府11所、安庆府11所、池州府9所、太平府3所、广德直隶州1所；安徽私人刻书家共刻书529种，其中：宁国府56种、安庆府13种、池州府13种、太平府5种、广德州4种。数据最据说服力。若以传世作品、文学家、国史人物传、科举人才为例：《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明代安徽著作1915部，其中，宁国府314部、安庆府274部、池州府159部、太平府71部、广德州36部。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宁国府文学家15人（宣城县8人）、安庆府40人（桐城县36人）、太平府2人（芜湖县2人）、池州府1人（贵池县1人）；《明史》列传皖籍人物244人，其中，安庆府20人、宁国府11人、池州府9人、太平府6人、广德州2人。《重修安徽通志》和《明清进士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安徽文进士1354人，其中，安庆府177人（桐城县84人）、宁国府151人（宣城县64人）、池州府76人（贵池县24人）、太平府91人（当涂县59人）、广德州34人（广德县25人）。明代安徽举人3680人，其中，宁国府497人（宣城县200人）、安庆府361人（桐城148人）、池州府271人（贵池94人）、太平府302人（当涂194人）、广德州82人（广德57人）。万历一朝，宣城县一地任三品以上大员有七、八人。天启三年(1623)，宣城县洪林镇建石质三元牌坊一座，一面题额“十里三元”(即：状元沈懋学、会元汤宾尹、解元贡钦)，一面题额“同朝鼎甲”(即：状元沈懋学、榜眼汤宾尹、探花舒宏志)，上属四人均为明代洪林桥周围十里境内人氏。（十）清代，桐城派崛起和安庆成为省会城市，安庆文化越居首位，宣城文化退居其后。清初文坛风尚多元嬗变，在分合与重组之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宣城人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等人承绪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独树旗帜，形成了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清代文坛最大的文派——桐城派最推崇宣城。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称“吾江南文学礼仪之邦，推宣城为最”；大学士张廷玉赞誉宣城为“上江人文之盛首”；“桐城三祖”之一姚鼐称“宣城古是诗人地”。宣城与桐城并称为江上“二城”，不仅是皖地文学渊薮，也是全国文坛两大重镇。清代安徽巡抚冯煦光绪三十三年上奏采访皖省遗书时，赞叹清代安徽学者著述道：“国朝右文，皖才尤盛，性理若宣城施闰章、婺源汪绂；考据若婺源江永，休宁戴震，歙金榜、凌廷堪，绩溪胡培翚、黟俞正燮，当涂徐文靖；词章若桐城方苞、姚鼐，泾朱珔、包世臣；算术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孙瑴成，歙汪耒。或综贯遗经，或阐明绝学，凡所述作，固已彪炳宙合，其他抱潜德而弗彰、守遗编以终老者尤不乏人 ”。文中列举16人，其中皖江8人，分别是：宁国府宣城县3人、泾县2人，安庆府桐城县2人，太平府当涂1人。书院与区域文化休戚相关。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清代安徽书院200所，宁国府20所、安庆府18所、池州府15所、太平府12所、广德州6所。仍以文学家、国史人物传、科举人才为例：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宁国府文学家6人（宣城县4人）、安庆府5人（桐城县4人）、太平府4人（当涂县4人）、池州府1人（贵池县1人）；《清史稿》列传皖籍人物209人（未计入列女），其中，安庆府51人（桐城县49人）、宁国府19人（宣城县5人）、池州府11人（池州4人）、太平府3人（当涂县3）；（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和《明清进士士题名碑录索引》清代安徽文进士1192人，其中，安庆府286人（桐城县138人）、宁国府165人（宣城县38人）、池州府36人（青阳县12人）、太平府60人（芜湖县25人）、广德直隶州14人（广德县10人）。清代安徽举人5071人，其中，宁国府847人（泾县349人）、安庆府991人（桐城465人）、池州府261人（贵池县77人）、太平府270人（当涂县144人）、广德直隶州77人（广德县44人）。（十一）清咸丰同治后至民国末年，宣城文化在皖江地区的影响力急剧衰退。咸丰同治兵燹给皖江两岸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尤其是同治元年（1861）七月，皖南苏南浙西北的瘟疫，给宣城造成的损失最为惨烈。据相关史料保守统计：咸丰元年（1851）今宣城市七个县市区总人口约306.9万，同治十年（1871）总人口只有20.8万，损失286.1万（注：人口损失包括统计时逃难尚末回归人员）。从湘军统帅曾国藩、两江总督马新贻、安徽巡抚乔松年的文奏以及学者研究成果来分析，清咸丰同治年间战争虽然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今宣城市境内可能受最惨。对文化事业的摧残直接表现为世家大族遭到毁灭性摧残，千百年来，积聚下来的社会财富、文化遗产几乎荡然无存。用黄宾虹给友人曹一尘信说“宣歙文献，卓绝环宇，屡经兵燹，散佚已多。”“宣歙文化书史散佚，殊为可惜。”结语：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常青树，经久不衰，都有一个萌芽、发展、昌盛、衰落的过程。地域文化的研究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历史某一时期兴盛，来代替该区域整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概况，更不能用现状臆测历史。科学的方法要区分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情况，用数字对比说话。就宣城来讲，其当今的影响力虽然与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地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从文化遗存来讲， 2011年10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核查的安徽省不可移动文物，宣城市名列黄山市、安庆市之后，位居第三，有2392处。宣城市地方志办公室2015年出版的5卷本《宣城古代诗词全集》，辑录有南朝至清末外籍和本籍歌咏宣城诗歌22382首，诗人3661人。康熙帝钦定编纂的《全唐诗》，诗歌也仅有42863首， 2529名诗人，足见宣城文化厚重的历史地位。（作者系宣城市史志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制作：童达清

陆再奇第908期三、宣城文化与皖江各地文化关系之演变（四）东汉及其后，宣城因其区域中心的政治优势，成为皖南苏南浙北毗邻区域中原文化传播中心。夏商周时期，长江以南居民多为越人，语言为古越语。秦统一中国后，除少数统治者来自中原，居民主体仍是越人，不爱学习，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礼仪、风俗欠文明。光武帝建武六年（30），中水侯、五官中郎将李忠来宣城任丹阳郡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提高读书人的地位，选用明经之士充任职官和学官，执管教民化俗之事，传播中原文明，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通晓儒学的人才。《后汉书李忠传》载：“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38），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也就是说，经过李忠八年的治理，丹阳郡境内不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有了增长，而且民风民俗得到了改善，李忠也因此获得政绩“天下第一”的赞誉。《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易革其旧俗。”也就是说今苏南皖南浙北地区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礼。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孙权建都南京，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事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丹阳郡学培养的人才中，最著名的要数东汉末年的徐州刺史陶谦。《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说他“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表明进郡学，为他进入仕途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一年至十三年间，今安庆市怀宁县民间创作的《孔雀东南飞》，被誉为中国诗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 。（五）东晋时，宣城产生了第一代文学世家；南朝宋范晔在宣城著就《后汉书》；南朝齐谢朓在宣城开创山水诗新篇章，宣城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渐渐扩大。东汉末年，孙策、孙吴割据江东，建立吴国。治所宣城的丹阳郡是孙吴政权统治中心所在地。孙吴在境内“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立郡县以镇山越”。经多次剿抚，丹阳郡境内由山越之地变成南方汉人之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东晋及其后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今江苏南京。宣城地境是“永嘉南渡”中原世家望族除南京之外的首选之地，成为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交汇中心。嘉靖《宁国府志》载，“（西晋）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艺文儒术斯之为盛”。据宋明时期地方志和家谱记载，北方桓、杨、刘、查、程、鲍、黄、谢、詹、胡、郑、余诸姓有不少人分布在境内。从低估计，到南朝后期，境内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境内由南方汉人之地演变为北方汉人之地。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宣城太守、内史可考者有50多位，皇族成员就有15位，其中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家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分别有9位和2位，其他多是排名前30位的望族，这样的数据客观说明了宣城政治与文化地位的重要。郡望谯国龙亢（今怀远龙亢）的宣城桓氏，自始迁祖、桓彝祖父桓楷曹魏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事变”避难宣城起，至东晋义熙六年（410）“桓楚”最后一位皇帝、桓彝孙桓石绥被杀，前后150多年，以军功起家，以文学传世，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史载：东晋桓氏家族六世48人中，位及人臣1人，自立为帝4人，位爵王侯及以上18人、军号将军及以上21人，累官五品及以上27人。其中：桓彝、桓秘、桓序祖孙三代先后出任宣城内史。桓彝及其子桓温、桓豁、桓冲和桓温之子桓玄等祖孙7人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计66篇（首），是为宣城境内最早的文学世家。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晔“左迁宣城太守”，在此著有《后汉书》。南朝齐建武年间（495—496），谢脁出任宣城太守，畅游于宣城的青山绿水间，创作的山水诗摆脱了魏晋南北朝玄言诗的束缚，更加清新优美，明白晓畅，开创了山水诗新时代，后世公认他是整个南朝最有成就、最为杰出的山水诗家。谢脁流传至今的山水诗128首，其中28首作于宣城，因此，人们将谢朓的诗集命名曰《谢宣城诗集》，称宣城为 “小谢城”，视宣城为“中国山水诗成熟地”。谢朓身后的“中国文人的宣城情结”肇源于此。（六）唐代，宣城不仅是皖南的区域中心城市，而且还是今长三角地区三大中心城市(前期为润州、宣州和越州，后期为苏州、越州和宣州)之一，宣城文化在今安徽境内位居第一，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唐代，宣城为“国家巨屏”“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东南国用所资，宣为其屏”，人口最多时972952人，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居全国第三，吸引了大批士子及北方移民，唐王朝重量级的文人名流几乎都与宣城结缘，他们或游学、或寓居、或为官、或避难，“才人名士遥相望”，汇聚了不同地域的优秀文人，时人称“宣州多君子”“宣城文雅地”。《唐诗纪事校笺》载：宣州官学、私学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查屏球认为：唐建中、贞元年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宣城求学期间（13岁至19岁），完成了古文派传人的自我身份认定，并形成了改革文风的使命意识。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中唯一一位进士出身的白居易是宣州贡举的“生员”。《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载，盛唐时期，宣城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唐末五代时期，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本土诗人群体。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载，唐代宣州14位诗人，存诗667首14句；池州14位诗人，存诗589首23名，仅次于宣州；歙州9人，存诗14首2句。安徽大学汤华泉教授考证，唐五代诗人（以有诗作存世者为准)与宣城县（今宣州区）有关的163人，诗歌298首。《安徽通史隋唐五代卷》载，唐代安徽各州进士39人，其中：宣州8人（该卷至少不包括白居易等人），歙州5人；唐及五代安徽状元3名，其中：宣州2名（旌德县1名，宣城县1名），庐江1名。唐代大诗人孟郊在其《送任载、齐古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诗序中称“今宣州多君子”，文称“宣城文雅地，谢守声闻融”。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依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考证，隋唐五代全国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安徽21人，宣州13人。（七）宋代，皖江两岸文化全面复兴，宣城文化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唐末宋初，宣城作为皖南地境区域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析分宣州置太平州；太平兴国四年（979），以宣州所辖广德县置广德军；加之唐永泰二年（765）析分宣州增置的池州，宣城作为皖南地境的区域中心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改舒州德庆军为安庆军；庆元元年（1195），升舒州为安庆府。至此，皖江两岸二级地方政府安庆府（治今安庆市区）、宁国府（治今宣城市区）、太平府（治今当涂县）、广德州（治今广德县）格局形成 ，直至清末。宋代，宣城文化世家开始显现，在诗词、文赋、书画、戏曲、宗教、散文、笔记小说、传奇故事等领域尽显风采。《宛陵群英集序》中云：“宛陵山水之胜，闻于东南。人生其间，必有魁奇秀伟之士。”南宋状元张孝祥寓居宣城，其在《于湖居士集》称，“私念宣大郡，民业于儒十五”，士民“于兵火抢攘之际，学者讲诵不辍”。北宋宣城县人梅尧臣，世称宛陵先生，以诗学理论著称，有《宛陵先生集》传世，还参与《新唐书》的编纂，并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倪源（约1086～1124），年十五试太学第一，工诗，善画。北宋词人何大圭（1101～？），政和八年（1118）进士，试礼部第一，终身耽于吟咏，倾心笔耕。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吴伟，廷对万余言，论述精辟，考官欲将其名列第一，因言辞直率，得罪丞相秦桧，未列榜首，但仍列甲科。南宋词人吴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评其词说：“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诗词俱佳的周紫芝，以其卓著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大慧禅师宗杲（1089-1163）创立的“看话禅”，成为宋以后中国禅学的主流。淳熙八年（1181），宣州吴柔胜进士及第，其子吴渊、吴潜分别于嘉定七年（1214）、十年（1217）进士及第，且吴潜进士第一，父子、兄弟三人同为朝廷台阁重臣，吴渊、吴潜兄弟先后拜相，显赫一时。天圣五年（1027），宣城县人施元长进士及第，其后施元长的孙子施岩求、施福求同榜进士及第，宣州一时“祖孙三进士，兄弟两登科”成为美谈。据谭正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考证，宋代文学家宁国府6人，安庆府3人，太平府2人，池州府1人。《江南通志选举》载：宣州（宁国府）进士229名，太平州158名，广德军（今属宣城）89名，贾志扬《宋代科举》 根据方志名录编列的宋代各州进士考证：宣州（宁国府）进士285名，广德军77名，太平州92名，舒州（安庆府）16名，池州72名，庐州31名，和州92名，无为军 64名，（作者系宣城市史志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制作：童达清

宣文化与徽文化之比较（上）陆再奇宽泛地讲，宣文化，即以今宣城市政府驻地为区域中心的古宣州地域文化；徽文化，即以歙县徽城镇为区域中心的古徽州地域文化。农耕文明时期，生活在古宣州和古徽州地境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封闭的，都是吸收了大量的非固有的因素，宣文化与徽文化也不例外。从两地首次接受中原文明的时间和受中原文化影响及中原化进程来看，宣文化为源头、处于上位，徽文化则处于受其辐射和影响的下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员频繁流动，地域文化渐趋同化，宣文化和徽文化的地域特征渐渐淡化，乃至逐步消失。地域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方言。同一方言是同一区域内人群交往的媒介，不同的方言会造成不同的文化心态，是地域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因素，方言的地理分布与行政区域的演变、历史文化地域的形成等事象之间，向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宣文化和徽文化的地域范围宣文化的地域范围与历史上宣州吴语方言范围基本一致，又与古宣州疆域变迁密切相关。古宣州，指以今宣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区域，其建城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末年战国初年。据《鄂君启节》记载，至少在公元前323年之前，楚国在宣州城中设有水关，驻有税官。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在宣州设立地方一级政府（相当今省）丹阳郡，疆域包括今皖南苏南浙北5.7万多平方公里。后世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考量，西晋、三国孙吴、李唐王朝先后从古宣州母体中析置出今南京、黄山（古徽州）、池州等设区市；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赋税的增长，唐末五代又从古宣州母体中析置今芜湖、铜陵、马鞍山等。北宋初年，古宣州——宁国府一府六县疆域基本定型，直至民国元年（1912）。古宣州政治中心所在地宣城市宣州区，作为地方二级及以上（相当于今省或设区市）区域中心，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宣州吴语，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方言分布区域普查时，宣州吴语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今皖南芜湖、铜陵、池州、宣城、马鞍山、黄山市黄山区北部，江苏西南部及浙江西北部，起初被定名为“铜太方言”，取铜陵、太平两县名首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来皖南调查方言时，根据这些地方古时属宣州或宣城郡，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其更名为“宣州吴语”。徽文化的地域范围与历史上徽州方言范围大体相当。古徽州，指以今歙县徽城镇为中心的区域，其前身可追溯至公元前208年，孙权为镇抚山越人，分丹阳郡西南部设立的新都郡，郡治浙江淳安；公元281年，晋改新都郡为新安郡，仍治浙江淳安。新安郡在设郡100多里默默无闻，东晋隆安二年(398)，因五斗米道的传播和新安太守孙泰侄儿孙恩起义，世人才知道有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文帝杨坚灭南朝陈，分新安郡西部休宁、歙、黟3县，第一次置歙州，歙州疆域约占新安郡50%，古徽州疆域第一次出现雏形。唐永泰二年（766），祁门县的设置，古徽州一府六县格局终于确立。北宋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被镇压，改歙州名徽州，取意将此地捆绑起来，不让其造反。古徽州中心所在地歙县徽城镇，作为地方二级以上区域中心，始于隋末汪华起义，至今13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古徽州区域中心移到今黄山市人民政府驻地。徽州方言，分化于吴语，形成于宋元时期，分布在新安江流域及周边区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区域由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组成。徽州方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徽文化研究才被当代人确定为一种汉语方言。（二）北宋及之前，皖南地域文化中心在宣城，宣文化一枝独大，徽文化处于起步阶段石器时代，宣城地境的先人创造了“水阳江文化”。夏商周时期，古宣州和徽州在内的皖南土著居民为越人，“断发文身，祼以为饰”，语言为古越语，似鸟鸣一样中原人听不懂，称之“鸟语”。秦统一中国，古宣州和古徽州虽然纳入中华大一统疆域，除少数统治者，居民主体仍然是土著越人。西汉建元六年 (前135)，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汉武皇帝刘彻曰：“越，为方外之地，断发纹身，和中原习俗很不相同。”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李忠任丹阳郡（治宛陵，今宣城市）太守。《后汉书李忠传》载：“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起学校，习礼容”，传播中原文明。数年间，丹阳郡好学成风，不少人通晓儒学，并被提拔担任地方官吏或僚属，李忠也获得政绩“天下第一”的赞誉。丹阳郡学培养的人才中，最著名为汉末争雄中割据一方的徐州剌史陶谦，《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载，“（陶谦）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说明进丹阳郡学，为其进入仕途奠定了基础。《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革其旧俗”。1986版《南京简志》也有同样的记载。也就是说，包括古徽州在内的今苏南皖南浙北地区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礼，徽文化的源头在宣城。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移丹阳郡郡治秣陵县，改置建业县，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宣城境内。《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永平十三年（70），中国第一代佛教徒、楚王刘英因人告发谋反，被遣送至丹阳泾县（今宣城市泾县），随从中佛教徒数百人，此为史籍记载的佛教最早传今安徽内及长江以南之始。《吴志刘繇传》载，汉灵帝时，丹阳（今宣城）人笮融(?—195)建佛寺，供奉有铜质涂黄金且衣以锦采的佛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度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顺帝年间（126—144），泾县始建万寿寺，标志皖南地区开始建造佛寺，距今1800多年。《三国志孙瑜传》载，建安九年（204），孙瑜（177—215）领丹阳郡（郡治宣城）太守时，曾用厚礼聘请笃学好古的名儒马普讲学，让将吏子弟数百人从其受业。西晋惠帝时期（290—306），宣城县境内建造净国寺和永安寺。“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宣城）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侨居宣城境内的代表人物有谯国桓氏，产生了桓嗣、桓玄两位文学家，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晔出任宣城太守，著就“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南朝齐“竟陵八友”之一的谢脁，出任宣城太守后，在山水诗歌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因而能与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并称“大谢”和“小谢”。谢脁的诗歌四份之一作于宣城，因此，人们将谢脁的诗集命名为《谢宣城集》，称为宣城为“谢宣城”“小谢城”，视宣城为“中国山水诗发源地”。 谢脁身后“中国文人的宣城情结”肇源于此。《梁书周兴嗣传》载，南朝梁武帝时，迁徙宣城郡境内的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流传至今已1500多年。唐代，宣城为宣歙池三州区域中心，发达的水陆交通、安定的社会环境、富庶的经济生活以及壮丽的自然山水，为文化人的成长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唐王朝重量级的文人名流几乎都与宣城结渊，他们或游学、或寓居、或为官、或避难宣城，“才人名士遥相望”，汇聚了不同地域的优秀文化。开元十四年（726），裴耀卿任宣州刺史，“率父老子弟行乡饮于学，命歌《南陔》《白华》《华黍》《由庚》等篇，凡所谓学，莫详其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查屏球认为：唐建中、贞元年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宣城求学期间（13岁至19岁），完成了古文派传人的自我身份认定，并形成了改革文风的使命意识。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中唯一一位进士出身的白居易是宣州贡举的“生员”。《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载，宣城不仅盛唐时期，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唐末五代时期，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本土诗人群体。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唐代诗人占藉考》载，唐代宣州14位诗人，存诗667首14句；歙州9人，存诗14首2句。安徽大学汤华泉教授考证，唐五代诗人（以有诗作存世者为准)与宣城县（今宣州区）有关的163人，诗歌298首。《安徽通史隋唐五代卷》载，唐代安徽各州进士39人，其中：宣州8人（该卷至少不包括白居易、侯权等人），歙州5人；唐及五代安徽状元3名，其中：宣州2名（旌德县1名，宣城县1名），庐江1名。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依据谭正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考证，隋唐五代全国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安徽21人，宣州13人。两宋及其后，宣城文化世家大族开始显现，在诗、词、文、赋、书画、戏曲、宗教、散文、笔记小说、传奇故事等领域尽显风采。哲宗元祐二年（1087），知苏州事林希改任宣州，欣然吟诗道：“虎丘换得敬亭山，句水松陵数舍间。天下难如两州好，君恩乞与一身闲。”倪源（约1086～1124），年15试太学第一，工诗，善画。北宋梅尧臣不仅以诗学理论著称，而且还被宋元诗坛誉为宋诗的“开山鼻祖”。北宋词人何大圭（1101～？），政和八年（1118）进士，试礼部第一，终身耽于吟咏，倾心笔耕。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吴伟，廷对万余言，论述精辟，考官欲将其名列第一，因言辞直率，得罪丞相秦桧，末列榜首，但仍列甲科。南宋词人吴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评其词说：“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诗词俱佳的周紫芝，以其卓著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南宋状元张孝详寓居宣城，其《于湖居士文集》称，“私念宣大郡，民业于儒十五”。士民“于兵火抢攘之际，学者讲诵不辍”。淳熙八年（1181），宣州吴柔胜进士及第，其子吴渊、吴潜分别于嘉定七年（1214）、十年（1217）进士及第，且吴潜进士第一，父子、兄弟三人同为朝廷台阁重臣，吴渊、吴潜兄弟先后拜相，显赫一时。天圣五年（1027），宣城县人施元长进士及第，咸淳四年（1268），施元长的孙子施岩求、施福求同榜进士及第，宣州一时“祖孙三进士，兄弟两登科”成为美谈。《安徽通史清史卷》载，唐至宋安徽全省出了9名状元，宣城3名（南唐舒雅、丘旭，南宋吴潜）。徽州府志也记载舒雅为徽州人，其实，舒雅的出生地、成长、成才地均与徽州无关，可能是祖籍徽州。今人津津乐道的新安理学（注：新安疆域大体由明清时期徽州府、严州府，新安治所在浙江严州府境内），最早形成于南宋。新安理学创始人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出生地、成长地、学术活动均不在徽州，其学派人称“闽学”，只不过朱熹自称“新安人氏”，因此被徽州引为乡里之荣。公元1176年4至6月，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祭祖扫墓，徽州人向其拜师求学，也就是说，从那个时侯，徽州开始热衷求学，乡风民俗才开始转变。在此之前的古徽州，西汉武帝刘彻时，在此设丹阳郡尉，强化统治，相对平静外，可也动乱不已。仅《徽州府志》记载的较大动乱：汉建安十三年(208)，山越人叛乱；晋隆安二年(398)，新安太守孙泰反对征役，密谋起事，为淮南王司马道子所杀；宋泰始二年(466)，太守阳伯子率兵反叛；梁大宝元年(550)，侯景之乱，元义率兵攻陷新安郡城；隋大业十二年(616)，歙人汪华起兵占据新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歙人洪贞起义被镇压；唐宝应元年(762)，歙人方清揭竿起义，众至数万；宣和二年(1120)，歙县佣工方腊起义，《青溪寇轨》载，宋军杀起义军百余万，平民不下两百万。频繁不已的动乱，古徽州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士民无法安心求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阿祥认为：中古时代，宣城地理区位，先为政治中心，再为江南奥区。西汉、东汉以及三国孙吴时期，包括今江苏南京地区在内的丹阳郡，郡治宣城。当时的郡是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换言之，汉代的丹阳“省”，“省会”在宣城，这是了不得的地位，它直接说明了宣城为其时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进入六朝时代，丹阳郡治迁到了今天的南京，宣城则成为江南的奥区与腹地，每当北方战乱，大量江淮间乃至黄河流域的士家大族迁徙江南，多有入驻宣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北阻淮河与长江的江南，是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避难所，而江南平原文化的避难所，又在山水环护的宣城，宣城对于华夏正朔的传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创刊号2012年第一期）。当今学术界追捧的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其源头大多从宋代谈起。宋代之前因回避宣文化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安徽通史》《安徽省志科学技术志》等专著多处宣讲宣文化。研究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徽州文化，谈论南京历史，均回避不了宣城，《芜湖通史》宋代之前写的多是宣城。唐五代及之前，宣城是皖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南宋及其后，随着皖南沿江地域的开发及商品经济发展、徽商的崛起，宣城政治、经济和地理优势渐弱，宣文化一枝独大的地位开始动摇，一个显现的表现便是人才数量相对的减少。（作者系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陆再奇第749期宣城，古称“爰陵”，先秦时期即为楚国在江南的贸易性城市。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此置丹阳郡，辖区包括今皖南苏南浙北毗邻区域5.7万平方公里，今江苏南京是其管辖的一个边缘县。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建都今江苏南京，宣城为近畿要城，“风流朝贵”都想来宣城当官。公元752年，宣城辖区人口88.5万，仅次于长安、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公元1166年，南宋孝宗皇帝因潜邸宣州，赐名宁国府。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视宣城为“兴王之地”，先后16次减免赋税。清康熙间，人们常将皖南重镇宣城和皖北重镇合肥相提并论，并称“南宣北合”，一直流传至今。然而，由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战争，不仅给境内带来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导致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受毁灭性打击，文化体系发生断层，直接影响了境内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走向。据相关史料保守统计：咸丰元年（1851）今宣城市七个县市区总人口约306.9万，同治十年（1871）总人口只有20.8万，损失286.1万（注：人口损失包括统计时逃难尚末回归人员）。从湘军统帅曾国藩、两江总督马新贻、安徽巡抚乔松年以及当今学者研究成果来分析，清咸同战争虽然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今宣城市境内损失最惨。具体体现在：一、农业经济遭受毁灭性破坏土地是农业生产之母，是增加粮食的基本途径，也是人类生存之根本。太平天国战争前，境内的耕地历经康熙、雍正时期的垦辟已近饱和。世家大家的庄园遍布城乡，良田数千顷、山场数十里比比皆是。太平军与清军在境内长期残酷的战争，以及衍生而频发的饥馑、瘟疫等天灾人祸，不仅直接导致了参战人口和百姓的大量伤亡，而且生产、生活设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破坏，田地荒芜，荆榛遍野，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沈葆桢《皖南垦荒未便克期从事折》载：“自经发逆乱后，旧日河渠半多堙废。河道处处淤浅，甚者竟成平陆。潦则溢，旱则枯，旸雨偶衍，补救无所施。”《论近日田河情形》载：“皖南各县几乎十田九荒。”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会同安徽巡抚乔松年等“查明皖省各州县应征钱粮、杂税，分别被灾轻重，酌拟蠲免年份”。经过一番调查，曾国藩他在上报的《豁免皖省钱漕粮折》奏折中称:“臣等复安徽全省，贼扰殆遍，创巨痛深。地方虽有已复之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据查核，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最重者也。”为了“分别被灾轻重，酌拟蠲免年份”，曾国藩将安徽境内所辖57个州县依受灾程度划分为最重、较重、次重、稍次四个等级，其中受灾最重的十一个州县分别是绩溪、宁国、旌德、太平、宣城、南陵、泾县、青阳、石埭、广德、建平，也就是说境内所辖的宣城、郎溪、广德、泾县、宁国、绩溪、旌德均为受害最严重的州县。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其《招垦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也认为“兵燹之后，各省之中以皖南荒田为最多，其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战后清政府虽然采取措施积极招垦，但是恢复异常缓慢，经过40年的恢复，光绪三十年（1904）左右，境内的土地垦殖率仍只有4%左右，低于安徽全省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二、商品经济遭受毁灭性摧残明嘉靖、万历年间诞生的宁国府商帮（又称“宣州商帮”），与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的徽州府商帮，史上并称“徽宁商帮”。关于宁国府商帮在明清商界的地位，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外祖父朱锦琮在其《治经堂诗集》这样描述：“当今之时，惟山右独擅其能，次则徽宁之休、歙、泾、旌。其地皆鲜山泽土壤之利，不得不出而为商，而又累世相承，其居奇之货、兼并之利、权子母之术，有非寻常意计所能及者。虽其地无所出，而合四方之财归于其地。故山右之富甲天下，休、歙、泾、旌之富甲江南，然则人可以奋然起矣。”文中将宁国府之泾县、旌德和徽州府之休宁、歙县四县商人作为皖南商人的核心群体，与富可敌国的晋商相提并论，称雄华夏。然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宁国府商帮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具体体现在：（1）太平天国初期，规定“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禁止私营工商业，所到之处，肆意搜刮富民商户。（2）宁国府商人经营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事最严重的地区，十数年持续不断的战事，宁国府商人在这些区域的传统贸易几乎中止。（3）连年战火之后，瘟疫、天荒往往随之而来，不仅人口锐减，而且经商人员也大量伤亡。如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十五《人物流寓》所载太平天国殉难的流寓者，即有在扬州经商的江洪作、刘某、刘泮元、任锦祥、吕长祥等五位旌德人。（4）宁国府商人不仅遭受清政府、湘军、太平军的三重掠夺，而且还要持续不断地为地方团练与地方驻军捐资助饷。如咸丰三年（1853）四月，清廷颁布的办团上谕中明确规定“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同年，督办安徽团练钦差大臣吕贤基、周天爵发布的团练章程，明确规定办团经费以地方捐输、摊派为主。如此，境内办团经费及军备饷需的筹集任务毫无疑问由宁国府商人承担。（5）宁国府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主动为地方团练和清兵毁家纾难，如：咸同年间，泾县济阳查、水东翟、顷田李、老滩舒、雁门文、扶风万、南冲张、龙图包、厚岸王和太平新丰王及孙、邵、谢等二十七姓经商大户，组建泾太二十七姓团练对抗太平军，仅查守诚帮办团练，即捐饷银二千两，练费五千缗。宁国府商人的财货物资和商业资本被战争化为流水，商帮经济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走向衰败。影响所及，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商人筹建会馆捐输方式的变化，太平天国战乱前那种动辄捐资数百金的豪举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抽捐。三、世家大族遭到毁灭性摧残唐宋及其后，宣城境内形成了许多世家，如宣城梅氏、施氏、沈氏、吴氏、胡氏、贡氏、唐氏，郎溪岑氏，广德范氏、钱氏、许氏、濮阳氏、戈氏、步氏、巫氏，宁国虞氏、奚氏、吴氏，泾县查氏、吴氏，绩溪胡氏、葛氏，旌德吕氏、江氏等。这些世家大族大多聚族而居，一村之中，均为同姓同族，“安土乐一也，爱亲敬长二也，昭穆有序三也，外侮不入四也，有无相通五也，奇邪不染六也”，社会财富也大多沉淀于聚族而居的乡村，城内富豪反而相对较少，“盖我皖南富庶，不在城池，而在乡村”。不似其他地方，人口、财富多集聚城市，太平军攻占不了城池就无法生存。而在皖南，太平军不用攻占城市，便可随意获取兵源和财富，可以长期居住，世家大族在劫难逃。战争使得境内的世家大族不仅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或家资巨万而囊无一文，或积粟万钟而身无一粒”“故家大族流亡迁徙，靡有孑遗”，而且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或病死或忧死，不可胜数，转瞬几成绝户。”如钱文选《诵芬堂文稿》载：其家族位于广德北乡，道光年间全族三百余人，（太平天国）战后仅存三人，几于全族灭绝。广德《范氏族谱》载，其家族明清两代跻身仕林、食俸受禄者八十多人。咸丰同治间，兵匪犯境，肆行杀掠，仅逃肇相一丁，汉离远避，幸未遭劫。“等寇平归来时，村业无主，已归官售他人。”旌德金鳌江氏，咸丰六年造册时统计该族人口达八万余人，在外做官、经商者尚未计入。太平天国战后，仅余千人。泾县查济为查姓聚居地，潘锡恩称“查氏吾泾巨族也，比闾绵列数十里”，家乘也载“人丁数万”。《查氏支谱》载:“咸丰癸丑年（1853） 二月二十七日，粤匪弥漫面来，蹂躏不堪”，族人死伤惨重，元气大伤。境内的宣城梅氏、郎溪岑氏等世家大族更是如此，转瞬间几成绝户，从此一蹶难振。四、文化事业遭受毁灭性损毁晋唐以来，宣城素号文薮，名人辈出。清雍正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赞誉宣城为“上江人文之盛首”，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称“吾江南文学礼义之邦，推宣城为最”，出生于浙江的徽州人黄宾虹认为“徽宁，古之宣歙，文人学士收藏善备，赏识高深，已超江浙而上”。太平天国为了树立上帝教在精神信仰领域的统治地位，不惜对传统文化粗暴抑制，所到之处往往都捣毁孔子牌位，焚毁学宫，对传统宗教习俗故意破坏。《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章《教务细节》载：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寺院均遭破坏，寺庙珍宝抢劫一空，佛教、道教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僧侣们也无影无踪了。太平军在境内建立政权后，宣布不承认清朝生监资格，并另行组织自己的科举考试，境内“至是实学渐稀，文采渐落，科第亦渐不振”。光绪二年（1876），江苏丹徒举人陈克劬受侍郎龚自宏之邀，协助视学安徽，在其著《萍蓬类稿皖游纪略》载：“宁国旧称文物之邦，自兵燹后，考童几不满额数，试卷要观者亦甚寥寥。”与破败不堪的宁国府相比，徽州府“徽歙同城，而府城包括县城之内，试院又在府城之内，肩舆越两城始达，一路颇觇繁富气象。”尤其是徽州府内较少受到太平军与清军蹂躏的祁门、婺源二县，更让来自科举强省江苏的陈克劬刮目相看：“徽郡文风以祁门、婺源为胜，而婺源尤有根柢，其佳处为吾省所不及，山川灵秀所钟于兹，信矣。”陈克劬的观察与当时安徽学政祁世长的统计相符，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京报全录》载：徽州府“惟婺源一县文童五千人，其余亦只有数百人、百余人不等”。在徽州府内部，婺源县又明显好于其他县份。与此类似的是，宁国府应试文童只有区区千余人，其中泾县一县即有五百余人。同治《宁国县志学校志》：“兵难后，应试文武童生皆不满额”。光绪《广德州志艺文志》文翰《垦荒客民附籍与考文卷》载：据该州绅董、前直隶天津府知府张光藻等联名具禀，以州境向来考试文童千有余人，兵燹以来廖廖无几，庠序难期兴起，民风无自转移。不仅如此，境内的学校、文物、典籍焚毁殆尽，洋川“毓文书院”等众多书院也在战火中成为废墟。此外，由于地方团练经常将宗祠、寺庙等大型建筑作为指挥所或驻地，在战争中这类建筑往往也被烧毁。旌德县旌阳城一仕宦作《贼遁后初入城归家述怀》云：“予家累代皆有撰著，藏之满箧，时值烽烟几度，大半凋残，归家阅视，有感于中，信口吟成，泪随笔下，能勿凄然？”又其辞曰：“旌阳城破又粱安，贼势如潮涌石滩。家世遗书多散佚，名山大业尽凋残。讵知今日为身累，怅未当初付枣刊。检点馀编不满箧，留传手泽宝同看。”黄宾虹在给友人曹一尘信中也不得不承认“宣歙文献，卓绝环宇，屡经兵燹，散佚已多。”“宣歙文化书史散佚，殊为可惜。”千百年来，积聚下来的社会财富、文化遗产几乎荡然无存。战后，移居境内的多是“一担箩筐下江南”的今河南、湖北、湖南以及安庆府、庐州府等地的垦荒农民，其次是裁撤的湘军和遣散的太平军，也有为数极少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官宦，随着这些移民的到来，他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也移居境内，为宣城经济社会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对宣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者系宣城市史志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制作：童达清

探究韩愈在宣城的生活和对宣城韩愈文化研究开发的建议（下）苏金涌四、韩愈之古文源于宣城“一言而为天下法”。自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出，“八大家”之名为大家所肯定，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为大家所共识。不仅是他时代最早，年龄最长，还在于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就他现存的文章看，都是古文，这说明他一开始就写“古文”。这与韩愈在宣城读书，师事梁肃、萧存等古文运动先驱有直接关系。虽然韩愈能写“四六骈文”，亦很有功力，如《进学解》一文可证，然他不以迎合时俗和为应付进士考试而写“时文”。他不像柳宗元、欧阳修那样性格融通，为考进士，得官职，先务“时文”，得到官职，有了衣食之具后再务“古文”。故他一考再考，文章写得再好，亦不中试官之眼，总是落第。可见韩愈性格执着于“古文”，终生不渝。他在贞元八年（792），年25岁，中进士时，就提出“修辞以明其道”的主张，举起了古文革命的旗帜。并陆续写了不少优秀的古文，为提倡“古文”树立了范式。团结一批热心“古文”的志士，培养和组织了写作“古文”的队伍，一个新兴的“古文运动”蓬勃展开了。李翱就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且享誉贞元间，故“古文运动”的继承人宋人欧阳修等人讲到中唐“古文运动”时，称“韩李”而不称“韩柳”。后世称“韩柳”者，是因为宗元文章写得好，差可与韩愈比肩，非为宗元与韩愈一同发动和领导“古文运动”使然。宗元是在韩愈的号召和创作影响下，于元和初被贬永州后，才开始致力于“古文”写作的。大约在元和三年（809)才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已经比韩愈晚了十五年之久。所以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旗手是韩愈，不是宗元。韩愈位居唐宋八家之首，不仅是年长与宗元，更在于他所处的领袖地位和旗帜作用。故韩愈创作的“古文”，就成为唐宋散文乃至如今散文写作的范式。宋人魏了翁所谓“韩愈一言为天下法”，就成为文坛的共识。五、对宣城韩愈文化研究开发的几点建议韩愈是中国文学星空中最为耀眼的北斗星。自唐以来，历代学者从未停止过对韩愈的研究，对其文学成就评价颇高，备受推崇。宋代文学大家苏东坡赞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作为韩愈的成长地，宣城文化滋养了韩愈思想文化的形成，成就了千古一文圣。就宣城而言，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应当好好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开发利用韩愈文化资源，把对韩愈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价值，让韩愈文化反哺宣城，提升城市自身的地位和知名度。（一）弘扬韩愈“尊师重学”精神，传承宣城千年文脉尊师重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汉书萧望之传》：“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南朝梁江淹《齐太祖诔》：“聿尚登学，严道尊师。”在韩愈的身上，不论是少年时期在宣城的学习生活，还是对“韩门”弟子的传道授业，“尊师重学”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应当说“尊师重学”是韩愈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今年9月，潮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开展“传承韩愈文脉，延续潮人辉煌”的一系列活动。着力发挥潮州崇文尚学的传统优势，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教育网络，深入开展尊师重学系列活动，进一步传承韩愈文脉，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尊师重学的良好风气，推动潮州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历史文化名城效应再放大。在整个社会形成强烈的尊师重学的社会舆论，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这对于宣城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宣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是少年韩愈读书成长的地方，也是孕育韩愈文化的沃土。自古以来崇文尚学风气鼎盛，造就了一代代有影响力的文人贤达，韩愈就是宣城文化最好的例子。当前，宣城正处于改革创新、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进一步弘扬韩愈尊师重学、兴学育才的精神，在全社会倡导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为宣城创业发展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宣城的发展提速增添动力。（二）设立“韩愈散文奖”，举办全国性散文大赛韩愈因领导古文运动而走上中国文学高峰的顶端。古文运动中的古文，既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散文。古文运动是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运动以韩愈为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还有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并称“唐宋文章八大家”。他们提出并阐发了“文以明道”的理论，并对文体文风进行了改革，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他们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将散文向抒情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唐宋八大家中只有两位唐代文学家，就是韩愈、柳宗元。恰巧两个人都是跟宣城有着紧密的关联。柳宗元少年时随父亲来到安徽宣城，并在宣城生活了一段时间。两位文学大家都在宣城读书学习，受宣城文化熏陶成长。所以宣城应当是散文的发祥地。宣城文化通过宣城学子韩愈、柳宗元之手，以散文的形式发扬光大。举办散文比赛，以文圣韩愈之名命名，设立“韩愈文学奖”，足以媲美好莱坞的金像奖。通过举办比赛，进一步提升宣城文化高度，并把五湖四海的文人吸引到宣城来，为宣城的文化添砖加瓦、为宣城的山水渲染春色。（三）举办“敬亭山诗歌节”，打造诗歌界的圣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宣城是江南文化名城，宣城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敬亭山，敬亭山因诗而名，被称为“江南诗山”，饮誉海内外。敬亭山位于宣城市区北郊，原名昭亭山，晋初为避帝讳，改名敬亭山，属黄山支脉，东西绵亘十余里。有大小山峰60座，主峰名“一峰”，海拔317米。自南齐谢眺《游敬亭山》和唐李白《独坐敬亭山》后，敬亭山声名鹊起。诗仙李白先后7次登临敬亭山，留下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盛赞诗篇。谢李之后，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梅尧臣、汤显祖、施闰章、梅清、梅庚等慕名登临，吟诗作赋，绘画写记，历代吟颂敬亭山的诗、文、画达千数。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将军率部东进，途经宣城即兴吟《由宣城泛湖东下》七绝一首：“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韩愈在诗歌创作上成就不如其文章，但也是独劈一径、独树一帜，在唐代的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作品，比较广泛真实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和民生疾苦，体现了关心国运民生的进步思想。其表现手法又融入了散文的清新笔调，加上才力充沛，想象雄奇，使他的作品成为“唐诗之一大变”，是继“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之后诗坛的有一座高峰，后世人称“诗霸”。以诗歌为主题，以敬亭山为地标，举办“敬亭山诗歌节”，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瑰宝古典诗词，继承和发扬宣城文化，擦亮“江南诗城”文化品牌，叫响“宣城自古诗人地，敬亭山色育诗魂”口号，打造世界级的诗歌圣地，建造诗歌界的好莱坞。（四）关于韩愈文化园建设的建议嘉靖己亥年，即公元1539年，在宣城敬亭山的南岗上，有人替曾在宣城居住过的唐代大文学、哲学家韩愈修了一座祠。祠修得非常壮观，“为堂，为门，为垣，匾曰：“唐昌黎伯韩先生之祠。”（明邹守益《昌黎别业碑记》）祠的左边，一条小道，两边长满竹子，幽深而出;。祠的后面有一座亭子，上书“敬亭仰止”。门右边，循山坡而上，松泉曲折，半里路光景，有一座桥，桥两侧的门柱上书有“昌黎别业”几个大字。时过境迁，昌黎别业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宣城正在打造国家级旅游城市、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否能借此契机，在敬亭山南麓的韩家庄，或者在建的韩愈文化园，选址按照史书记载原貌重建“敬亭山南冈昌黎别业”。（作者系广东潮安人，中共潮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综合科科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潮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潮州姓氏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敬亭宝地，文化灵魂——2015年中国宣城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胡阿祥2015年10月24日至25日，作为“第七届文房四宝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承办的“2015年中国宣城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宣城成功举办。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海内外的65位专家学者与会。一10月24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敬亭山度假村隆重举行。开幕式由中国韩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丕祥主持，宣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杨业峰致欢迎辞，中国韩愈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清华致开幕词，潮州市韩愈纪念馆馆长李春致祝贺词，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景福汇报会议筹备情况及宣城韩愈研究情况。杨业峰部长在欢迎辞中指出：老天爷赐予的青山绿水、老祖宗留下的优秀文化、老百姓创造的多彩民俗，是宣城的三宝；而在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资源与巨大财富中，韩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前后在宣城生活了七年，而且，在宣城期间，既是少年韩愈长身体的‘黄金期’，更是其长知识长智慧的关键期。在宣城的他，不仅结束了飘荡流离的生活，而且深受宣城社会文化的熏陶，潜心苦学，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知识结构，造就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并在宣城地方官的举荐下，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了仕途。韩愈终身视宣城为第二故乡”。杨部长谦称：“目前，相对于其他城市对韩愈文化的研究，宣城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宣城将把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发展动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宣城的文化形象，丰富宣城的文化内涵。王景福副会长在汇报发言中，总结了加强韩愈研究对于宣城历史文化的理解、传统教育的展开、为官施治的榜样、文化旅游的作用等方面的现实意义，介绍了宣城建设“韩愈文化园”、落成“韩愈纪念馆”的缘起与过程，认为“韩园”的建设与“韩馆”的落成，可谓给“江南诗山”敬亭山再次注入了“文化灵魂”。张清华会长在其热情洋溢的开幕词中，高度表彰了宣城在韩愈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方面做出的贡献与取得的成效；李春馆长感情诚挚地代表孟州、潮州、阳山、宜春四地的韩学研究者与工作者，欢迎宣城的加入，为韩愈研究走进落地的“五朵金花”的繁荣局面而欣喜不已。本次韩愈研讨会，活动丰富多彩，韩愈文化园的开园与韩愈纪念馆的开馆仪式，泾县桃花潭与查济古民居的实地考察，宣城市人民政府张黎勇副市长主持的会议代表为宣城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咨询座谈会，使得会议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行而观风”，不仅“考据、辞章”，而且“义理、经世”，凡此种种，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史之学既重基础研究、也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成立30年来，创会会长卞孝萱先生、现任会长张清华先生两位会长及诸位同仁一以贯之的宗旨。而在这样的传统笼罩与宗旨指导下，韩愈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渐丰，场面日大，地气越来越强。二本次韩愈研讨会，按照2014年底会议通知的设定，包括了八个议题：①韩愈及其家族与宣城的关系。②韩愈成长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与地域影响。③韩愈“自振一代”的精神与中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④韩愈的创新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⑤韩愈的教育思想及其在东亚世界的影响。⑥韩湘生平研究以及作为“八仙”之一的韩湘子的研究。⑦宣城韩愈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⑧中古时代宣城的文化氛围与文学创作。围绕这八个议题，与会的6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了48篇论文，涉及了韩湘子以外的方方面面，而相对集中的话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围绕韩愈之行之道之文之诗展开的话题，这是讨论当时的韩愈；二是围绕韩愈的接受史、研究史、影响史展开的话题，这是讨论后世的韩愈；三是特别围绕韩愈与宣城关系展开的话题，这是讨论宣城的韩愈。就讨论当时的韩愈的论文言，大体可以分为相互关联、彼此互证的三组。第一组论文关注的是形而上的韩愈。刘真伦的《韩愈的宇宙本体观念》，追源溯流、气象宏大，为我们亲近哲学意义上的韩愈，把准韩愈思想、韩愈思维的特点与根本，提供了坚强的支持。张弘韬、张清华的《“修辞明道”与“文以明道”新议》，指出韩愈在“文以明道”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修辞明道”，使得韩诗成为“百代文宗”，使得韩文成为“天下王法”，换言之，“修辞”是韩愈诗文标新立异、开拓创新的关键，也是我们品味韩愈诗文的钥匙。而与这个问题相关联，雷恩海的《唐代古文运动的经学本色》，为我们描画了韩愈时代的学术背景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文化背景；雷恩海、曹志坚的《二十世纪以来<左传>文学研究平议》中的相关回顾，为我们定位韩愈古文承上启下的地位设立了坐标；鄢文龙的《韩愈修辞理论之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韩愈修辞理论与修辞实践的诸多例证。其他如韩晓佳所论韩愈振兴儒学、倡导道统的功绩，张洪涛所论韩愈法制思想的进步意义与历史局限，邓涛所论韩愈的教育思想及其启示，田菁所论韩愈道统论的产生及其对于当代的启示，欧阳峻峰所论韩愈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当代创新，都能做到融通古今，思考韩愈对于当今的意义。至于王惠敏以孟州为例，所议韩愈研究与韩学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也颇具启发与借鉴意义。第二组论文关注的是形而下的韩愈，也就是围绕韩愈具体事迹的研究。如刘宁的《国学学官经历与韩愈的师道观》，由唐代国学生员的复杂状况而论韩愈提倡师道的现实用心与思想追求，可以说是知世论文、知文论人的范例，为《师说》名篇作了绝好的脚注。杨丕祥旧题新做的《略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分析相当细密，显示了从政者“理解的同情”。诋斥佛教的韩愈与高僧大颠的交往，是韩愈生平行实研究中的著名难题，詹树荣、张家庆的《韩愈与大颠交往的原因及影响》一文，考辨珍贵资料，讨论各家观点，而由人之常情、彼此投契等方面，为这个难题的解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途径。耿则伦的《漫议所谓“韩碑”被弃疑案》，也能引发我们的思考，见于诸多文献记载的韩愈“平淮西碑”被毁事件，我们一般都不怀疑，而经过该文的一番考证，似乎确实存在不少疑点，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围绕韩愈的考证空间，仍然很大。至于高长文、敬一萍的《显耀孟州两侍郎》，李纯宏的《韩文公鸢飞鱼跃考》，刘群的《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诗说韩愈之三》，高建青的《韩愈与袁州论考》专著介绍，也各自丰富了我们对韩愈相关史迹地的认识。第三组论文关注的是韩愈的诗文，这是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韩愈，也是传统的研究领域。徐乐军的《从韩愈<赠张童子序>一文看唐代乡试规程》，拓宽了唐代乡试的史料范围，其追求以文补史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陈耿之、林泽茂的《从<祭鳄鱼文>看韩愈的文学创新思想》与刘荣德的《韩愈在潮除鳄浅析》两文，可以对读，其中不同的观点，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叶彩霞、吴小元的《论<楮先生传>与韩愈<毛颖传>的异同》，不仅选题有趣，而且具体落实地证明了韩文的深远影响。以上是韩文。关于韩诗的论文，主要出自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文章得出的认识颇有价值，如吴振华所论诗歌色彩意象反映了韩愈深厚的文化意蕴，韩善滨所论诗歌问句艺术塑造了韩愈坎坷不平、上下求索的形象，黄金灿所论韩诗用韵强化了韩愈诗风乃至为人的险硬、古劲、端雅的形象，至于王嘉馨联系孟子与葛小禾、韩震军联系《史记》为韩诗立说，加深了我们对韩愈之行之道之文之诗上承先秦秦汉的具体认识。就讨论后世的韩愈的论文言，涉及到了北宋梅尧臣（李菁）、欧阳修（傅明善）、南宋朱熹（谷曙光）、清朝叶燮（杨国安）、高澍然（郝润华）、民国林纾（张弘韬）、李健吾（丁恩全）、王冶秋、谢无量、陈子展（李伯瑶）等等，都属于“大家研究大家、巨人评点巨人”的范畴，这对于研究的双方、评点的双方，都是相得益彰的。由这组论文，我们可以感受到韩愈不仅属于唐代，也属于后代以致现代。而由韩国李钟汉的《韩国如何评论韩愈在儒学上的地位》，我们又能切实感受到韩愈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李钟汉的论文指出：在唐代超一流作家中，“在诗文两方面对韩国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个就是韩愈”，而这与“从高丽末期起持续到朝鲜王朝的排佛崇儒政策最符合，所以韩国的评论家对韩愈的儒学家形象颇感兴趣与关注”；再由洪本健的介绍，则李钟汉教授又正仿佛朝鲜时代的那些评论家。就讨论宣城的韩愈的论文言，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开拓之功、创新之意，值得我们敬佩。王景福的《韩愈研究于宣城的现实意义》，涉猎广泛，内容全面，在韩愈及韩氏家族与宣城的过去、现在、未来等各方面，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线索、预留了空间；陈虎山与陆再奇的两篇论文，在史实、影响、环境、背景等各方面，颇富钩沉索引的贡献，显示了地方文史学者在相关研究方面的特别优势；而由尚振明的“新闻报道”——《弘扬韩愈文化的又一支劲旅：记宣城市访问韩愈故里》，我们又会升腾起一种感动，宣城人民对韩文公的敬重，宣城学者对韩文公的研究，宣城政府对韩文公的重视，三者结合，使得宣城的韩愈研究、宣传、开发、利用，是完全值得期待的。苏金涌探究了韩愈在宣城的生活，指出宣城是韩愈亲情寄托的地方、安心求学的避风港，韩愈的古文也源于宣城，并对宣城韩愈文化的研究开发提出了多点建议。毕宝魁、梁永照、尚彩凤、宫来忠的文章，也在宣城与韩愈关系的研究上锦上添花。而李菁的《过而不化：韩愈在宣城的文化遭遇》，尤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文章由后世的接受、书写、记忆、遗忘、忽视等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名士的地望、成长地、贬谪地及其在文化史上的不同意义，文章充满着新史学的思维与锐气。胡阿祥的《宣城之韩愈前史：江南奥壤，山水诗都》，意在为本次研讨会的韩愈主题提供地理与文学方面的背景资料，同时希望“江南奥壤、山水诗都”能够成为宣城得到公认的地理象征与文化符号；文章亦就韩愈与宣城的关系发表了两点看法：首先，韩愈在宣城的五年，立下了继承韩氏从政传统、光大韩氏文学家风的志向，而艰难的家族经济状况，也使韩愈意识到了入仕的迫切，从而更加刻苦自励地读书。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宣城的五年，培养了韩愈的壮烈志气，积累了韩愈的才艺功底，这是韩愈学业有成、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其次，在多如满天星斗的宣城历史人物中，韩愈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也与其他几位“太阳”、“月亮”级别的关键人物相互关联。比如南朝的谢朓，联系着城中的谢朓楼，是宣城名头最响的历史人物；唐朝的李白，联系着城边的敬亭山，是宣城最为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桀骜不驯的李白，一生低首、长忆谢朓；同样自视甚高的韩愈，则对李白素所钦慕；而李白对韩愈父亲韩仲卿的才能与政绩，又是备极赞美，韩仲卿在宣城置有庄园，宣城的庄园养育出了中国的超一流人物韩愈。如此，谢朓、李白、韩仲卿、韩愈，诗人、文学家、政治家，谢朓楼、敬亭山、尚待考证的韩氏庄园，彼此勾连，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丰富了宣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山水人文旅游资源。三在会议总结阶段，著名文化学者、汕头大学教授隗芾先生吟唱诗作，表达了对这次盛会的感言，并就宣城竖起“山水诗都”的旗帜，提出诸多建议。胡阿祥在全面肯定会议之学术成果丰硕、学术质量优越的同时，还表达了两点感受：感受之一，这是一次令人欣慰、启发良多的会议。在韩愈韩文公的相关史迹地中，孟州、潮州实力雄厚、工作丰富、成效显著，阳山、宜春随后加入，在文献的收集整理、古迹的发掘整修等等方面，表现可圈可点。令人欣慰的是宣城。从2014年宜春会议的观摩，到现在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从敬亭山南麓一方宝地的赠予韩愈、建设韩愈文化园，到系统全面深入细致地追寻宣城大地上的韩愈、落成韩愈纪念馆，宣城的所作所为，颇有后来居上、后出转精的气魄与追求。宣城的历史名人很多，宣城的自然山水很美，宣城的工作善于抓重点，如山水诗着重谢朓，敬亭山着重李白，历算着重梅文鼎，书画着重苦瓜和尚石涛，加上现在开始重视的韩愈，相关工作都做得很有力量，相关研究都颇能伸展。可以说，韩愈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地越来越多，地气越来越足。我们为宣城的加入而鼓舞，我们为宣城方面政府、学会、学者的高效互动、卓有成效而启发良多。感受之二，这也是一次有所遗憾、感觉紧迫的会议。遗憾在于，现在的韩愈研究会中，青年学者的比重偏小，在研究会中发出的声音偏弱，文史比较，史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也偏少。而在韩愈落地的“五朵金花”中，阳山方面亟待培养中青年接班人，宜春方面亟待争取政府的支持。对于这些方面，尤其是研究队伍的建设与地方力量的优化，韩愈研究会的工作班子应有高度的紧迫感，并尽快找到解决的途径。（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