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看来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胸中丘壑，是所见万物阅读在于明理更在于明明理通过阅读万千世界他提出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学理论那是一个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共同的信仰和仰望本期北大学者书房让我们一起走进林毅夫的书房寻找关于民族复兴、人类发展的梦想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文 | 郄婉琳未名北路沿途，历经百年沧桑的朗润园安然坐落。曲径通幽之处、廊道蜿蜒之中，聚集着众多海外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在安静又充满变革的土地上，他们分享着对当今世界局势和国家政治经济的看法。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的办公室，便落于园中。01胸有丘壑真正的书房在广袤天地间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推开门，一整面墙的木质书架映入眼帘，无任何点缀的棕红色书柜同园外的风景一般，庄严又古老，成百上千本书籍整齐地排列着。从《唐诗三百首》等古籍经典，到《农村全面小康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现代策论，小小的书架凝聚着博古通今的力量。在介绍自己的书房时，林毅夫却只淡淡地说道：“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一排书；家里也有办公室，也有书。”在林毅夫看来，真正的书房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大块假我以文章”，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这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心，想去了解它背后的道理。”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在林毅夫的认识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林毅夫说:“如果把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02一读再读珍藏的是最根本的智慧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有几本书是无论我去哪，无论搬几次家，都会珍藏下来的，那样的书不多，但可能就是最根本的。”年幼时期的林毅夫对书籍的涉猎广泛，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都被他输入脑海。后来读了大学，进了研究所，林毅夫读的书开始趋向专业化。虽已阅读无数，但在林毅夫看来，“书重要的不是买了多少，而是留下了多少”。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林毅夫眼里，那是一些经典的书，比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老子的《道德经》、六祖惠能的《坛经》、《金刚经》等，它们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智慧，传道授业解惑的道，无论哪行哪业都在读的经典。“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在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林毅夫认为，处在不同的时代，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过去没有电子书，只有纸质书，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博闻强识的要求比以前少了很多，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才能灵活的运用知识，林毅夫反复提到，“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一定对。”03读书明理，“明明理”为社会发展作贡献一方面要去欣赏作家笔下的世界，理解书中启迪人生的智慧；另一方面，要去揣摩和了解作者为什么能体会出这些道理。“读书所以明理，但是理是多样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学习如何‘明明理’更为重要”。在谈及读书的目的时，林毅夫提到“读书所以明理”，而明理的目的是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我们的本又是什么。“来北大读书，都是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因此必须清楚自己作为这一群人中的一份子，我们的本是什么。”在林毅夫眼中，应该是服务于国家、社会，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所明的理，应该能帮助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好地发展，而每每想到这里，就会去反思靠读书够不够。现在大学教育里所读的书里的理论，绝大多数是总结于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或为解决过去的问题，世界是不断在前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条件的差异，从书里找答案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能不能经由读书提升自己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现象和问题，掌握能够服务自己国家社会进步的理论？”这样的疑问，也为林毅夫后来创立新结构经济学埋下种子。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书固然重要，而明白如何读书也极为关键。多年的生活体验让林毅夫相信，任何的理论都是盲人摸象也是刻舟求剑，而任何书都是盲人摸象和刻舟求剑的结果，因此读书最好的方式就如同去美术馆欣赏名画。作为欣赏者，读书和欣赏艺术都具有情感性。在欣赏画展时，内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但当我们的目的是做画家时，看画的心态就有所不同。在卢浮宫的名画前，有很多远道而来的画家名师去临摹这些远古遗物，在这些画家看来，临摹的目的不是为了画的像，而是去了解名画背后的道理。画画的原则很简单，运用线条、构图、色彩，但其背后所展现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所表达的感情才是最令欣赏者感到震撼的。这和读书的道理是相通的，一方面要去欣赏作家笔下的世界，理解书中启迪人生的智慧；另一方面，要去揣摩和了解作者为什么能体会出这些道理。“读书所以明理，但是理是多样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学习如何‘明明理’更为重要”。否则，如程颢所言“虽多，亦奚以为”。04观察、思考为新时代的到来振臂高呼“一个更好、赢得世界更多尊重的中国，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正在飞速的发展着，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理论工作的中国学者要懂得抓住机遇，改变现在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方式。”很多人了解林毅夫是因为他的传奇人生，但他值得学生敬仰的绝不限于此。在这位学者背后，有着比理论比荣誉更为珍贵的情怀，那是对世界局势的洞见、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对国家社会的担当。他认为作为学者的责任在于回答时代之问，克服时代的难题。以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为例，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是最为基本的道理。现在的金融教科书大多是翻译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书中的理论是对发达国家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和为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现代金融理论主要关注公司融资和资产定价，这两套理论适用于发达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占主体的企业规模庞大、资本密集，他们的运行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主要靠大银行、公司债、股市来满足融资需求。同时，他们的科技处于世界的前沿，技术创新靠自己研发，风险很大，公司的股票、债券等资产价值如何定价就和公司金融共同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关注焦点，这套理论对发达国家如何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很有帮助。而在我们所站立的土地上，有80%以上的就业由小农户和制造业、服务业里的中小微企业创造，70%以上的GDP由他们生产，50%的税收由他们贡献。他们没有办法发公司债，无法上市，更不能使用风险资本，也难于从大银行获得融资。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要经营需要金融支持，要提高生产力也必须有更好的技术、设备的投资，同样需要金融支持，可现有的教科书里所讨论的现代金融和资产定价无法给出答案。“我们要去思考，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帮助像中国这样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要去了解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特性是什么，他们的金融需求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具有什么样的特性，用什么办法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2008至2012年，在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他看到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经济学家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多毕业于名牌大学，都学了现代金融。可当他们到非洲一个人均GDP不到一千美元、人口不到一千万的小国家时，给出的建议是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因为教科书里学的就是这些知识。如今的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人口已突破14亿，有大到需要大银行支持的企业，也有先进到必须用股票市场、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可即使在中国，仍有80%的人，如果只用教科书里建议的金融安排，便无法满足他们经营和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我们必须观察自己国家的现象，了解问题的本质，想出新的方法，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林毅夫认为提出新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遇。“我一直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中心。”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系统，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或所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因而从亚当斯密到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美国的问题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按照购买力平价，我们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也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看到，世界经济的中心正逐渐向中国迁移，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不断在上升，了解现象和问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理论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也应该会转移到中国来。来自中国的理论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条件和其他发展中较为相似，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也能够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一个更好、赢得世界更多尊重的中国，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正在飞速的发展着，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理论工作的中国学者要懂得抓住机遇，改变现在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方式。基于这个初心，林毅夫开创了新结构经济学，创立了林班，深入探讨中国的现象，形成新的理论，在风云巨变的历史舞台上，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个人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曾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林毅夫于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比利时鲁汶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公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建议》《解读中国经济》《解读世界经济发展》《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中国的奇迹》《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二十余册。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被书本簇拥时就置身于广阔宇宙点击下方链接北大学者书房欢迎你进门落座一同徜徉信息来源： 融媒体中心摄影：吕宸| 编辑：陈雪霁、黄时恩、薛珂欣、悠然 | 责编：昭花花、王嗖嗖、山石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林毅夫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因改革开放而生，《瞭望》1981年4月创刊。新华社举全社优势力量打造的这一刊物，各界寄予厚望。“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本高瞻远瞩、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刊物。”主要创刊人之一、《瞭望》原副总编辑刘野如此回忆当年确定的办刊路线。此后40年，《瞭望》始终立于改革潮头，与改革同频共振。“《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同为改革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的林毅夫如此评价《瞭望》的作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林毅夫以“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誉“改革先锋”称号。林毅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早在1989年，林毅夫就在《瞭望》发声，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定新的发展战略”。此后，无论是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的《一堂具体的市场经济课》，还是1995年以《“两率”冲突：以往改革效应的双重评价》《循序渐进：存量改革的可行之路》为题连续深入探析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或者是近年来的《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导新型义利观》《改革向着复兴伟业再出发》等文章，林毅夫持续在《瞭望》上贡献着自己对改革的思索与远望。在《瞭望》迎来创刊40年之际，围绕着对这本刊物的认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破解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等，林毅夫再次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瞭望》：今年是《瞭望》创刊40周年。在梳理过刊时我们发现，你1989年就开始在《瞭望》撰文或是接受专访。你对《瞭望》是什么印象？你的观点通过《瞭望》启发着读者，《瞭望》是否也带给你或者说像你这样的学者以启发？林毅夫：《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国家发展机遇与挑战的认识，利用《瞭望》这个平台传播出去，并与其他学者交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明确挑战和机遇在什么地方，从而形成共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瞭望》在这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瞭望》：早在1989年你就在《瞭望》上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立新的发展战略”，结合当时的背景看，这篇文章有着怎样的考量？林毅夫：当时我国正在推进经济转型，那就要了解过去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计划经济是为了快速实现赶超，当时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主生存能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把那样的产业发展起来。经济转型的目的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市场经济当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当然，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但前提是要有有效市场，在有效市场当中不靠保护补贴能发展的产业，一定要符合比较优势。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才能够最终完成，当时那篇文章主要的思想是这样的。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瞭望》：你2002年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当时是否已有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林毅夫：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的理念。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是要给具有劳动力的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就能消除贫困。要最大限度创造就业，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2002年，我国才刚刚跨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劳动力多还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当时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必须有就业，这就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按照当时的情形，农村家庭只要一个人到城里面务工，全家就脱贫了。这正是当时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的用意所在。《瞭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可否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一？林毅夫：我想是的。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新结构经济学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这是我们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作出的努力，这个理论提出的一些想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并付诸实践。可以看到，中央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国际上的主张都提倡，每个国家、每个地区要发挥比较优势。过去西方的理论，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就是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个理论体系让市场跟政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参照系。我很高兴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中国是理论创新的最好平台《瞭望》：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未来应该往哪些方向来努力？林毅夫：理论提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同时改造好世界。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理论，一定来自于我们的实践。要了解经验背后的道理，深入剖析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这样提出的理论才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国家发展的经验，分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好挖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理论创新“富矿”。我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瞭望》：你对中国学术界的世界贡献有什么样的期待？林毅夫：世界经济中心历来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引领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将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体。这是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最好机遇，我期待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才能够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软实力，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与希望发展的国家人民分享，推进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对美国的技术替代《瞭望》：你刚刚提到了软实力提升，硬实力的提升也有艰巨任务，比如各界关注的“卡脖子”问题。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想和具体实践，破解“卡脖子”难题应如何发力？林毅夫：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像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技术封锁，把我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跟我们有任何商业活动等，都会对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些我们还没有的技术领域，就是他们卡我们脖子的地方。但回到经济的基本原则，经济要发展，不管哪个国家都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确实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在世界上处在领先水平。一些技术我们目前还不拥有，它不卖给我们，确实会影响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但绝大多数的技术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有，世界上发达国家也不是只有美国。绝大多数的技术是美国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美国卡我们的脖子，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需要很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实现突破后，有多大的盈利取决于它的市场有多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这些有优势的产品不卖给中国，这些企业就可能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没利润。这些企业要继续维持在技术上的领先，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经费。如果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维持技术领先的能力就越来越低。美国政府出于维持霸权的目的强迫这些企业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美国企业整体上是不欢迎的。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果听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利益就会受损。美国是出于政治目的需要，而这些企业无非是为美国作嫁衣裳。从根本上，这些企业不会愿意。从这个角度讲，真正“卡脖子”的技术，是那些只有美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但这样的技术和产品，数量非常非常少。对于那些只有美国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对那些数量极少的高科技产品，只要我们有决心，快则一年两年，慢则几年，我相信是能取得突破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只要中国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马上就下降，参与封锁的企业只会更后悔。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美国咱们管不了，但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一定有能力冲破这个难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继续开放市场，推进国内循环跟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来源：新华社 作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于雪审读：喻方华

2020年，中美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升至约70%。而2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一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的崛起。“当一个大国崛起，会对之前的大国形成挑战，往往会带来摩擦和冲突”，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定义。当崛起中的中国，遇上掌握全球霸权的美国，全球竞争格局会发生何种变化？中美能躲过“修昔底德陷阱”吗？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详解这些问题。林毅夫认为，与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发展方式不同，中国的崛起一直是通过和平实现的，这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在和平、互利、共赢的状况下也可以实现发展。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他指出，中国的崛起反而有助于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和环境。中美关系或在2050年出现缓和。林毅夫。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西天取经”行不通从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需要多长时间？中国的答案是不到40年。根据官方统计，2012年，中国GDP总量按不变价计算，已是1978年的24.5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1.5%。此后的近10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高速的持续增长。创造出这样的经济奇迹，“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这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知名谜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违背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常识。如果按照西方提出的：有限政府、独立司法、产权保护等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对各国进行排名，中国并不靠前，但中国却实现了经济奇迹。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悖论”？林毅夫认为，西方经济学大多是西方国家从自己发展过程和经验当中总结的规律。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跟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他们的瓶颈也并不见得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限制。比如：西方国家强调市场和产权保护，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的前沿，经济发展靠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只能自己研发，靠发明来实现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出现后，发明得到保护才能激发市场从事研发的活力。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跟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把成熟技术和产业引进来，这也是一种技术创新，而且，成本和风险会比自己发明小得多，可以比自己发明实现更快速的技术进步，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发明技术和引进技术所面临的瓶颈限制显然不同，政府和市场要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也就会有差异。可是，传统上中国人常有“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只要把西方的经验学会，就可以用来改造我们的国家，从而像西方国家一样走向繁荣富强”。事实上，林毅夫说，二战以后，真正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谓“凤毛麟角”。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其政策制定的时候，一般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是不正确的；而按照发达国家认为“正确的”政策去发展的国家，基本都不成功。中国崛起靠的不是掠夺或霸权除“走自己的路”以外，林毅夫表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国家的另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影响力是靠不断发展自身经济得来的，是通过贸易在一个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方式中实现的，而不是靠到国外去掠夺资源。林毅夫指出，近现代以来，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发展基本上都以“弱肉强食”为特征，开始不断在海外寻找殖民地。一战、二战以后，实际上也都是利用其科技强权、军事强权，来获得政治霸权，从而得到或者维持其对世界的控制。但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对个人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行为准则。对政府来说，在本国经济发展起来、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同时，“继绝世，举废国”，也希望其他国家得到发展，让其他国家的百姓也过上好日子。而且，中国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各个地方都能参与，这样各国相互帮助，大家一起发展。由于在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历史发展上出现完全不同的轨迹。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发展证明，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发达国家走过的那一条。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不是只有通过发达国家的那种弱肉强食的方式才能实现，而是有可能在和平、互利、共赢的状况之下获得另外一个发展道路的选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2018年，中国作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这个变化为何出现？林毅夫指出，有相当大的程度是因为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其中变化最显著的是中国，中国在201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彼长此消，过去百年曾主导全球经济、政治的八个国家现在失掉了主导世界的力量。1900年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组成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上述八国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0.4%。此后，“核心”八国的范围调整，奥匈帝国崩溃、加拿大加入。2000年时，八国集团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仍占当时全球经济的47%。也就是说，100年过去，其他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只上升了3.4个百分点。这一情况在2000年以后发生变化。2018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提出之时，八国集团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全球的占比已从47%降低到34.7%，失去了主导力量。2050年中美关系或出现缓和中国的赶超，必然带动国际竞争格局的改变。林毅夫指出，美国感到自己主导世界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所以，在奥巴马主政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将其军事力量配置到太平洋。特朗普上台以后，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等，带来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林毅夫指出，首先，发展是关键。中国需要做好自己的事，继续发展，同时继续给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机会。他认为，到2050年，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如果能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世界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林毅夫解释说，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贸易战，相当大的原因是当前美国的科技水平确实比中国更高。如果205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那时北京、天津、上海加上东部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区人口总量大约4亿多，会跟当时美国的人口和人均GDP处于同一个水平。这样中国最发达区域的人口和收入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产业技术水平也跟美国接近。美国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技术基本就没有了。但是，中国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这些地方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部分地区仍有快速发展潜力。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发展速度还会比美国快。美国不再有科技优势，也无力改变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两倍的事实，美国自己的发展又不能忽视中国市场带来的机会，中美之间就能够有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中国做好自己的事，用好自身潜力，林毅夫指出，中华民族可以实现复兴，也会给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打下基础。中国崛起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和环境。美国问题的根源在硅谷和华尔街中国的发展是美国问题的根源吗？林毅夫表示，多数发达国家出现问题，总是不愿意去找自己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找替罪羊。从2008年以后，中国每年为全世界市场扩张贡献30%左右的份额。如果能抓住中国机会，西方国家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比如：在欧洲国家当中发展最好的，被称为“奇迹”的德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就曾经说过，德国之所以能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创造奇迹，就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经历产业升级、技术升级，新技术、新设备大量从德国引进，所以德国也发展起来了。反观美国。近年来，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一般工人的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两极分化愈发严重。林毅夫说，有大量研究表明，这是华尔街跟硅谷造成的。首先是华尔街。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后，美国就利用美元是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倡导金融自由化，这也给华尔街利用美元地位和资本账目开放，进入发展中国家炒作获利提供机会。大量美元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债券等市场又快速撤离，造成了其他国家金融不稳定。有研究证明，在2007年，华尔街几家公司掌握了美国所有企业利润的40%。其二是硅谷。美国的技术走在世界最前沿，而且自己不断发明新的技术。通过新技术的专利保护，硅谷可以全世界作为市场，获得很高收入。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后，美国的发展主要就靠上述两个部分。但这两者能创造的就业非常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制造业空心化。剩下的一些留在美国国内的产业是附加值很低的一般服务业。服务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但收入水平很低，财富集中到华尔街跟硅谷的少部分人手中，这就是美国国内问题的主要来源。财富分配不均，应该加税，然后把这些由科技创新或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财富，经过税收，部分投入于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部分用于改善教育，让国内能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但美国不是这么做的，而是把国内的问题归因为中国发展快了，中国全球化了。所以，林毅夫强调，美国应该从自身找原因，找出有利于美国自身，也有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解决办法。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东北振兴不是把已经衰败的产业和企业硬扶持起来，而是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 编辑覃柳笛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硅晶圆产品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是我国经济命脉上的重要一环，这里拥有一亿多人口，以及一大批在国家安全上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战略性产业。也正因此，东北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在国家发展全局中举足轻重。东北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人们总会投以格外关切。这其中，东北产业结构问题最为关键。“十三五”时期，东北发力调整产业结构，但创新性发展动力还没有完全得到开发。“十四五”时期，东北振兴要取得新突破，产业尽早破局是题中必有之义。改善营商环境是基础2021年4月2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东北振兴省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东北振兴的六个方向，其中第一条就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营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利企惠企的市场环境。”“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曾一度在民间广为流传。有持续外部投资才有新产业的培育和旧产业的改造，在“十三五”时期，东北已经意识到，要想取得突破性发展，抓好营商环境改善是必由之路。意识到问题，还要肯放低姿态。通过对口合作和干部挂职交流，东北近年来向国内营商环境一流的省市学经验，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了不少工夫，效果已初步显现。吉林省着力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相关制度，推动“放管服”改革，力求打造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公平公正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如今，已基本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跑一次”。2020年，吉林省民间投资增长9.8%，全省亿元及以上在建项目个数增长了17.6%。2020年，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实现了企业开办3.5小时办结。2021年，当地又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3个环节纳入流程中。据《辽宁日报》报道，2019年辽宁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4680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实际到位内资增长15.3%。全年新签约投资额2000万元以上项目806个，签约总额达9540亿元。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连续多年将改善营商环境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至今，为可口可乐等快消品巨头做配套的哈尔滨宝钢制罐有限公司3次扩容、追加投资。2019年哈尔滨投资增长7.3%左右，利用省外资金、直接利用外资增长10.2%和8.8%，全年引进超百亿元项目11个，签约2321亿元，是上年的25倍。在改善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哈尔滨“刀刃向内”并不手软，针对有的地方营商环境“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等问题，2019年4月到2020年4月，哈尔滨启动处理政府不守信践诺、“新官不理旧账”等行动，整治案件2000余件。腾讯、华为、阿里巴巴等一批大企业“向北投资”的动向，已经证明东北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取得了成效，“投资不过山海关”正逐渐成为历史。“无法否认，东北的投资及市场环境相对于东南沿海城市还有较大差距，尤其在机制和体制层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衣保中说。地方干预导致项目半途而废，企业投资项目因地方政策变化而遭受损失等现象依然存在。这说明，持之以恒改善营商环境，依然是东北的长期任务。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外景（杨青/摄）充分释放优势即使近年来遇到困难，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东北地区的产业优势仍然鲜明。首先，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制造业体系完整、种类齐全、技术水平先进，工业成熟度高，产业链条完整，在各大重点企业中，有一批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产业工人。另外，东北地区的科教基础好，分布着一大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姚毓春曾发文指出：“深入推进新一轮东北振兴发展，需要释放独特优势，但又不能守住既有优势不思进取，必须抓创新、谋发展，为传统优势释放新能量、注入新动力。”“目前，东北三省的制造业占经济总量高达30%左右，东北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了，就可以给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辽宁省政协常委、辽宁社科院原院长姜晓秋说。2020年，黑吉辽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3.3%、6.9%、1.8%。在部分城市和重点企业，成绩更是亮眼。例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十三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1%，其中“老字号”企业的贡献率超过70%。2020年，一重集团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60%、45.8%，鞍钢则全年利润同比增长36.97亿元，达到历史最高。释放这些传统优势，背后是转型升级的举措。在黑龙江，“一五”时期建厂的北满特钢通过引进建龙集团进行市场化法制化重组，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亿元，五年增长240%。“对旧有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上游要引导数字化转型升级，下游对接市场需求生产消费品。”李凯说。一些成果正在显现：据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制造业在新兴领域的重点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5.8倍，城市轨道车辆、工业机器人、电子工业专用设备、石油钻井设备、交流电动机等产品也实现了大幅增长，9月份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单月用电量增长了6.67%，其中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37.64%。“十三五”期间，鞍钢建成国内首个基于5G+云平台带钢表面监测系统，鞍钢矿业实现采选全流程智能控制和信息化管理，成为国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2020年8月29日，中国一汽智能网联无人驾驶车辆在长春开始示范运行。这都昭示了东北传统优势产业的新发展方向：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开始“东北智造”。2020年6月2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社交电商产业园，一家入驻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货品（潘昱龙/摄）用好新理念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新经济与产业政策的重新建构”课题组在《“新结构经济学”与东北破局》中提出：在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果将大量资源用于维持传统产业、持续补贴国有企业，就没有足够资源用于发展新经济，也无法指望新经济产生足够的新动能。东北振兴不是把已衰败的产业和企业硬扶持起来，而是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形成均衡发展的新产业结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对于调整东北产业结构的难题，新发展理念是一把“总钥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曾提出，要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振兴东北经济的主攻方向：“2013年以后，东北经济开始出现新的困难，这个困难的形成除了有非经济方面的一些原因外，主要就是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不适应变化了的环境需要。”东北已意识到，有些不适应新发展阶段、对整体产业结构造成负担的落后产能，要当断则断，将投资转向新产业。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重工业解决政府富的问题，轻工业解决老百姓富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要从需求端考虑，建议把抓轻工业当作重要手段、把抓新产业当作大方向。国家发改委近日为东北指出的几个新业态，是健康养老、冰雪经济、文化旅游。目前来看，东北在冰雪经济上已经找到落脚点。仅以吉林省为例，通过充分发挥冰雪资源大省的优势，吉林将打造冰雪产业强省和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据报道，目前吉林省雪场数量占全国4.5%，索道数量占全国14.8%，雪道总面积占全国18.1%。2018年-2019年雪季，接待游客8431.8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98.08亿元，分别比起步之年（2015年-2016年）雪季增长了62%和86%。“在产业结构方面，东北还需要培育技术含量高、规模比较大的新产业。目前来看，东北的新产业规模还不够大，亟需新的主导产业出现。”李凯说。一个方向是食品产业。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孟继民认为，发展食品产业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指示要求，也是立足东北粮食优势、实现多点支撑、保障粮食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仅在辽宁一省便有望培育万亿级支柱产业。李凯认为，发展食品产业，一方面发挥了东北地区工农业基地的优势，另一方面也符合发展大产业、消费品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上，参观者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使用5G+AR技术体验模拟手术过程（林宏/摄）抓住外部机遇培育新产业并获得亮眼成绩的例子，发生在辽宁西北的阜新。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辽西北区域曾是辽宁最贫困的地区。作为北京地区生猪、花卉的主要供应地之一，阜新近年来依托比较优势，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比如，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开展食品加工。2020年8月，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阜新双汇农业产业化项目开工，这一项目计划总投资35.6亿元，主要包括5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和1亿只肉鸡产业化项目及配套物流，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利税6亿元，带动就业5000余人。双汇选择阜新的一大原因是这里的区位靠近京津冀市场。实际上，辽西北也是京津冀产业转移的承接地。2020年12月，辽西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通过论证并获批，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复函中明确提出，要有力有序有效承接京津冀等国内外产业转移，将示范区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高地。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正相吻合。2020年底，辽宁曾赴京津冀招商，成功签约项目87个，总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京哈高铁的全线贯通，将加速东北与京津冀的联系，资金和人流等要素的交流可能进一步为辽西北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通过承接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转移，阜新经济增速实现了省内位次的大幅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东北振兴通过外部机遇的刺激，可以寻找到突破点。”李凯说，“外部机遇不仅来自国内，东北要想吸引规模性的、劳动密集型生活消费品制造业，主动面不大，但是如果面向对外开放，在工业消费品、环保能源技术上，则可以找到一些机会。”多位受访对象对本刊记者表示，在区域合作之下，东北应当抓住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机遇，针对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提升在全国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21位住辽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联名提案，从交通区位、资源互补、产业关联度、农副产品供给、生态保障功能等方面阐述了推进辽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优势和基础，并建议从国家层面对推进辽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予支持。目前呼吁东北地区应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系统建设的声音很多，向北开放、向东开放，无疑有利于提升东北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分工地位，逐步融入国际产业链。

今天推荐的是一篇不同味道的文章，源自北大官微伙伴们的特别栏目：学者的书房。这个栏目其实是以探寻书房为契机，对最优秀的学者进行采访。本期走近的是我们国发院的联合创始人、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林毅夫老师的办公室兼书房，我去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是北大官微伙伴们带大家一起走进。除了可以看到他的书房，还有他的读书观以及他珍爱的书单。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文 | 郄婉琳未名北路沿途，历经百年沧桑的朗润园安然坐落。曲径通幽之处、廊道蜿蜒之中，聚集着众多海外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在安静又充满变革的土地上，他们分享着对当今世界局势和国家政治经济的看法。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的办公室，便落于园中。01-什么是读书？胸有丘壑：真正的书房在广袤天地间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推开门，一整面墙的木质书架映入眼帘，无任何点缀的棕红色书柜同园外的风景一般，庄严又古老，成百上千本书籍整齐地排列着。从《唐诗三百首》等古籍经典，到《农村全面小康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现代策论，小小的书架凝聚着博古通今的力量。在介绍自己的书房时，林毅夫却只淡淡地说道：“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一排书；家里也有办公室，也有书。”在林毅夫看来，真正的书房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大块假我以文章”，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这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心，想去了解它背后的道理。”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在林毅夫的认识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林毅夫说:“如果把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02-读什么书？对经典一读再读：参悟最根本的智慧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有几本书是无论我去哪，无论搬几次家，都会珍藏下来的，那样的书不多，但可能就是最根本的。”年幼时期的林毅夫对书籍的涉猎广泛，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都被他输入脑海。后来读了大学，进了研究所，林毅夫读的书开始趋向专业化。虽已阅读无数，但在林毅夫看来，“书重要的不是买了多少，而是留下了多少”。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林毅夫眼里，那是一些经典的书，比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老子的《道德经》、六祖惠能的《坛经》以及《金刚经》等，它们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智慧，传道授业解惑的道，无论哪行哪业都在读的经典。“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在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林毅夫认为，处在不同的时代，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过去没有电子书，只有纸质书，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博闻强识的要求比以前少了很多，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才能灵活的运用知识，林毅夫反复提到，“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一定对。”03-如何用书？读书所以明理：书本与现实始终对照一方面要去欣赏作家笔下的世界，理解书中启迪人生的智慧；另一方面，要去揣摩和了解作者为什么能体会出这些道理。“读书所以明理，但是理是多样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学习如何‘明明理’更为重要”。在谈及读书的目的时，林毅夫提到“读书所以明理”，而明理的目的是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我们的本又是什么？“来北大读书，都是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因此必须清楚自己作为这一群人中的一份子，我们的本是什么？”在林毅夫眼中，应该是服务于国家、社会，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所明的理，应该能帮助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好的发展，而每每想到这里，就会去反思靠读书够不够？现在大学教育里所读的书里的理论，绝大多数是总结于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或为解决过去的问题，世界是不断在前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条件的差异，从书里找答案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能不能经由读书提升自己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现象和问题，掌握能够服务自己国家社会进步的理论？”这样的疑问，也为林毅夫后来创立新结构经济学埋下种子。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书固然重要，而明白如何读书也极为关键。多年的生活体验让林毅夫相信，任何的理论都是盲人摸象也是刻舟求剑，而任何书都是盲人摸象和刻舟求剑的结果，因此读书最好的方式就如同去美术馆欣赏名画。作为欣赏者，读书和欣赏艺术都具有情感性。在欣赏画展时，内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但当我们的目的是做画家时，看画的心态就有所不同。在卢浮宫的名画前，有很多远道而来的画家名师去临摹这些远古遗物，在这些画家看来，临摹的目的不是为了画的像，而是去了解名画背后的道理。画画的原则很简单，运用线条、构图、色彩，但其背后所展现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所表达的感情才是最令欣赏者感到震撼的。这和读书的道理是相通的，一方面要去欣赏作家笔下的世界，理解书中启迪人生的智慧；另一方面，要去揣摩和了解作者为什么能体会出这些道理。“读书所以明理，但是理是多样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学习如何‘明明理’更为重要”。 否则，如程颢所言“虽多，亦奚以为”。04-为什么要一直读书？回答时代，不负家国人生“一个更好、赢得世界更多尊重的中国，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正在飞速的发展着，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理论工作的中国学者要懂得抓住机遇，改变现在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方式。”很多人了解林毅夫是因为他的传奇人生，但他值得学生敬仰的绝不限于此。在这位学者背后，有着比理论比荣誉更为珍贵的情怀，那是对世界局势的洞见、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对国家社会的担当。他认为作为学者的责任在于回答时代之问，克服时代的难题。以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为例，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是最为基本的道理。现在的金融教科书大多是翻译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书中的理论是对发达国家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和为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现代金融理论主要关注公司融资和资产定价，这两套理论适用于发达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占主体的企业规模庞大、资本密集，他们的运行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主要靠大银行、公司债、股市来满足融资需求。同时，他们的科技处于世界的前沿，技术创新靠自己研发，风险很大，公司的股票、债券等资产价值如何定价就和公司金融共同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关注焦点，这套理论对发达国家如何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很有帮助。而在我们所站立的土地上，有80%以上的就业由小农户和制造业、服务业里的中小微企业创造，70%以上的GDP由他们生产，50%的税收由他们贡献。他们没有办法发公司债，无法上市，更不能使用风险资本，也难于从大银行获得融资。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要经营需要金融支持，要提高生产力也必须有更好的技术、设备的投资，同样需要金融支持，可现有的教科书里所讨论的现代金融和资产定价无法给出答案。“我们要去思考，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帮助像中国这样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要去了解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特性是什么，他们的金融需求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具有什么样的特性，用什么办法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2008至2012年，在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他看到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经济学家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多毕业于名牌大学，都学了现代金融。可当他们到非洲一个人均GDP不到一千美元、人口不到一千万的小国家时，给出的建议是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因为教科书里学的就是这些知识。如今的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人口已突破14亿，有大到需要大银行支持的企业，也有先进到必须用股票市场、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可即使在中国，仍有80%的人，如果只用教科书里建议的金融安排，便无法满足他们经营和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我们必须观察自己国家的现象，了解问题的本质，想出新的方法，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林毅夫认为提出新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遇。“我一直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中心。”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系统，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或所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因而从亚当斯密到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美国的问题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按照购买力平价，我们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也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看到，世界经济的中心正逐渐向中国迁移，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不断在上升，了解现象和问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理论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也应该会转移到中国来。来自中国的理论不仅能够更好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相似，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也能够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一个更好、赢得世界更多尊重的中国，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正在飞速的发展着，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理论工作的中国学者要懂得抓住机遇，改变现在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方式。基于这个初心，林毅夫开创了新结构经济学，创立了林班，深入探讨中国的现象，形成新的理论，在风云巨变的历史舞台上，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关于林毅夫老师的更多故事，我曾写过一篇《林毅夫的九个路口》，在此也加一个链接，供大家参阅。【完整收藏版】林毅夫的九个路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于雪◇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因改革开放而生，《瞭望》1981年4月创刊。新华社举全社优势力量打造的这一刊物，各界寄予厚望。　　　　“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本高瞻远瞩、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刊物。”主要创刊人之一、《瞭望》原副总编辑刘野如此回忆当年确定的办刊路线。　　　　此后40年，《瞭望》始终立于改革潮头，与改革同频共振。　　　　“《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同为改革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的林毅夫如此评价《瞭望》的作用。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林毅夫以“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誉“改革先锋”称号。林毅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早在1989年，林毅夫就在《瞭望》发声，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定新的发展战略”。此后，无论是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的《一堂具体的市场经济课》，还是1995年以《“两率”冲突：以往改革效应的双重评价》《循序渐进：存量改革的可行之路》为题连续深入探析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或者是近年来的《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导新型义利观》《改革向着复兴伟业再出发》等文章，林毅夫持续在《瞭望》上贡献着自己对改革的思索与远望。　　　　在《瞭望》迎来创刊40年之际，围绕着对这本刊物的认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破解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等，林毅夫再次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瞭望》：今年是《瞭望》创刊40周年。在梳理过刊时我们发现，你1989年就开始在《瞭望》撰文或是接受专访。你对《瞭望》是什么印象？你的观点通过《瞭望》启发着读者，《瞭望》是否也带给你或者说像你这样的学者以启发？　　　　林毅夫：《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国家发展机遇与挑战的认识，利用《瞭望》这个平台传播出去，并与其他学者交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明确挑战和机遇在什么地方，从而形成共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瞭望》在这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瞭望》：早在1989年你就在《瞭望》上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立新的发展战略”，结合当时的背景看，这篇文章有着怎样的考量？　　　　林毅夫：当时我国正在推进经济转型，那就要了解过去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计划经济是为了快速实现赶超，当时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主生存能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把那样的产业发展起来。　　　　经济转型的目的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市场经济当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当然，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但前提是要有有效市场，在有效市场当中不靠保护补贴能发展的产业，一定要符合比较优势。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才能够最终完成，当时那篇文章主要的思想是这样的。　　　　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　　　　《瞭望》：你2002年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当时是否已有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　　　　林毅夫：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的理念。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是要给具有劳动力的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就能消除贫困。要最大限度创造就业，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2002年，我国才刚刚跨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劳动力多还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当时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必须有就业，这就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按照当时的情形，农村家庭只要一个人到城里面务工，全家就脱贫了。这正是当时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的用意所在。　　　　《瞭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可否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一？　　　　林毅夫：我想是的。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新结构经济学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这是我们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作出的努力，这个理论提出的一些想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并付诸实践。可以看到，中央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国际上的主张都提倡，每个国家、每个地区要发挥比较优势。　　　　过去西方的理论，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就是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个理论体系让市场跟政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参照系。　　　　我很高兴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中国是理论创新的最好平台　　　　《瞭望》：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未来应该往哪些方向来努力？　　　　林毅夫：理论提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同时改造好世界。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理论，一定来自于我们的实践。要了解经验背后的道理，深入剖析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这样提出的理论才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国家发展的经验，分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好挖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理论创新“富矿”。我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　　　　《瞭望》：你对中国学术界的世界贡献有什么样的期待？　　　　林毅夫：世界经济中心历来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引领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将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体。这是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最好机遇，我期待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才能够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软实力，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与希望发展的国家人民分享，推进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对美国的技术替代　　　　《瞭望》：你刚刚提到了软实力提升，硬实力的提升也有艰巨任务，比如各界关注的“卡脖子”问题。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想和具体实践，破解“卡脖子”难题应如何发力？　　　　林毅夫：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像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技术封锁，把我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跟我们有任何商业活动等，都会对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些我们还没有的技术领域，就是他们卡我们脖子的地方。　　　　但回到经济的基本原则，经济要发展，不管哪个国家都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确实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在世界上处在领先水平。一些技术我们目前还不拥有，它不卖给我们，确实会影响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但绝大多数的技术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有，世界上发达国家也不是只有美国。绝大多数的技术是美国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　　　　美国卡我们的脖子，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需要很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实现突破后，有多大的盈利取决于它的市场有多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这些有优势的产品不卖给中国，这些企业就可能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没利润。　　　　这些企业要继续维持在技术上的领先，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经费。如果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维持技术领先的能力就越来越低。美国政府出于维持霸权的目的强迫这些企业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美国企业整体上是不欢迎的。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果听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利益就会受损。美国是出于政治目的需要，而这些企业无非是为美国作嫁衣裳。从根本上，这些企业不会愿意。　　　　从这个角度讲，真正“卡脖子”的技术，是那些只有美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但这样的技术和产品，数量非常非常少。　　　　对于那些只有美国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对那些数量极少的高科技产品，只要我们有决心，快则一年两年，慢则几年，我相信是能取得突破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只要中国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马上就下降，参与封锁的企业只会更后悔。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　　　　美国咱们管不了，但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一定有能力冲破这个难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继续开放市场，推进国内循环跟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点此进入专题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4月20日消息（特派记者 谭琦）"我们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须要继续开放，包括海南建设自贸港就是开放的举措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开放的举措十分重要，此举能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资源还有原材料资源，同时可以运用国际市场开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接受媒体采访。"任何地方的经济都需要发展，都需要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这是林毅夫对如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看法，也是他在接受采访中反复强调的内容。"经济体量越大，收入水平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也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也就越来越高。"林毅夫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发展中需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但必然是国内循环为主体。林毅夫在采访中提到了新结构经济学，他认为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的发展思路。"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是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已有的东西和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依靠政府的引导和企业的介入，将已有的产业做大做强。"林毅夫建议，经济发展中可以利用东亚经济体的经验，通过设立工业园的方式，将各种基础设施做好，筑巢引凤。再通过招商引资将有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企业吸引进来，带动就业并实现发展。来源：南海网声明：本文已注明转载出处，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news@ersanli.cn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于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因改革开放而生，《瞭望》1981年4月创刊。新华社举全社优势力量打造的这一刊物，各界寄予厚望。“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本高瞻远瞩、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刊物。”主要创刊人之一、《瞭望》原副总编辑刘野如此回忆当年确定的办刊路线。此后40年，《瞭望》始终立于改革潮头，与改革同频共振。“《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同为改革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的林毅夫如此评价《瞭望》的作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林毅夫以“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誉“改革先锋”称号。林毅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早在1989年，林毅夫就在《瞭望》发声，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定新的发展战略”。此后，无论是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的《一堂具体的市场经济课》，还是1995年以《“两率”冲突：以往改革效应的双重评价》《循序渐进：存量改革的可行之路》为题连续深入探析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或者是近年来的《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导新型义利观》《改革向着复兴伟业再出发》等文章，林毅夫持续在《瞭望》上贡献着自己对改革的思索与远望。在《瞭望》迎来创刊40年之际，围绕着对这本刊物的认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破解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等，林毅夫再次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瞭望》：今年是《瞭望》创刊40周年。在梳理过刊时我们发现，你1989年就开始在《瞭望》撰文或是接受专访。你对《瞭望》是什么印象？你的观点通过《瞭望》启发着读者，《瞭望》是否也带给你或者说像你这样的学者以启发？林毅夫：《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国家发展机遇与挑战的认识，利用《瞭望》这个平台传播出去，并与其他学者交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明确挑战和机遇在什么地方，从而形成共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瞭望》在这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瞭望》：早在1989年你就在《瞭望》上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立新的发展战略”，结合当时的背景看，这篇文章有着怎样的考量？林毅夫：当时我国正在推进经济转型，那就要了解过去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计划经济是为了快速实现赶超，当时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主生存能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把那样的产业发展起来。经济转型的目的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市场经济当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当然，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但前提是要有有效市场，在有效市场当中不靠保护补贴能发展的产业，一定要符合比较优势。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才能够最终完成，当时那篇文章主要的思想是这样的。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瞭望》：你2002年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当时是否已有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林毅夫：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的理念。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是要给具有劳动力的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就能消除贫困。要最大限度创造就业，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2002年，我国才刚刚跨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劳动力多还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当时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必须有就业，这就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按照当时的情形，农村家庭只要一个人到城里面务工，全家就脱贫了。这正是当时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的用意所在。　《瞭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可否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一？林毅夫：我想是的。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新结构经济学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这是我们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作出的努力，这个理论提出的一些想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并付诸实践。可以看到，中央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国际上的主张都提倡，每个国家、每个地区要发挥比较优势。过去西方的理论，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就是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个理论体系让市场跟政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参照系。我很高兴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4月1日，工作人员在贵州省独山县贵南高铁银坡河特大桥节段梁架设现场作业 刘续摄/本刊　　中国是理论创新的最好平台《瞭望》：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未来应该往哪些方向来努力？　林毅夫：理论提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同时改造好世界。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理论，一定来自于我们的实践。要了解经验背后的道理，深入剖析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这样提出的理论才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国家发展的经验，分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好挖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理论创新“富矿”。我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　《瞭望》：你对中国学术界的世界贡献有什么样的期待？林毅夫：世界经济中心历来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引领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将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体。这是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最好机遇，我期待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才能够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软实力，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与希望发展的国家人民分享，推进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对美国的技术替代《瞭望》：你刚刚提到了软实力提升，硬实力的提升也有艰巨任务，比如各界关注的“卡脖子”问题。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想和具体实践，破解“卡脖子”难题应如何发力？林毅夫：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像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技术封锁，把我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跟我们有任何商业活动等，都会对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些我们还没有的技术领域，就是他们卡我们脖子的地方。但回到经济的基本原则，经济要发展，不管哪个国家都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确实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在世界上处在领先水平。一些技术我们目前还不拥有，它不卖给我们，确实会影响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但绝大多数的技术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有，世界上发达国家也不是只有美国。绝大多数的技术是美国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美国卡我们的脖子，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需要很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实现突破后，有多大的盈利取决于它的市场有多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这些有优势的产品不卖给中国，这些企业就可能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没利润。这些企业要继续维持在技术上的领先，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经费。如果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维持技术领先的能力就越来越低。美国政府出于维持霸权的目的强迫这些企业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美国企业整体上是不欢迎的。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果听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利益就会受损。美国是出于政治目的需要，而这些企业无非是为美国作嫁衣裳。从根本上，这些企业不会愿意。从这个角度讲，真正“卡脖子”的技术，是那些只有美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但这样的技术和产品，数量非常非常少。对于那些只有美国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对那些数量极少的高科技产品，只要我们有决心，快则一年两年，慢则几年，我相信是能取得突破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只要中国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马上就下降，参与封锁的企业只会更后悔。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美国咱们管不了，但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一定有能力冲破这个难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继续开放市场，推进国内循环跟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聚焦博鳌)博鳌新视野：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全球科创高地？中新社博鳌4月20日电 (记者 陈小愿)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城市群带动发展：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分论坛20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与会人士认为，各城市要发挥优势，“拼船出海”。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内融外通”和“拼船出海”，将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过推动大湾区内部创新资源向内集聚，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向粤港澳集聚，在自主创新、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在各领域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城市群带动发展：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分论坛在海南省博鳌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右)、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左)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在科技创新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科技创新，不同城市要发挥科研、市场、制造、融资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拼船出海”。她还指出，要促进科技创新的要素流通，让人流、资金流、数据流等都流通起来，并争取更多科研人才落户大湾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科技创新、新兴产业都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只有在资本非常丰富的地区，这种产业才有发展的土壤。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本在全国是最有优势的，在世界上也是有优势的。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城市群带动发展：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分论坛在海南省博鳌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出席并参与讨论。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林毅夫表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优势，现在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约18%，世界上还有82%的市场，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优势；并通过“拼船出海”，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新兴产业的优势，按照人才、资本、制造业等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新兴产业的策源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通过线上视频发言时表示，根据有关研究报告，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偏向于通讯和计算机领域，今后可以考虑与珠三角已有的产业集群结合，如家电、家具、服装、灯具、陶瓷等领域，令大湾区的产业更富有多样性。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会长李若谷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政策要协调，各城市在产业布局、科创、生产、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要协调好，才能发挥出大湾区发展的整体效益。他还认为，要突破人员、信息的交流藩篱，并协调好税收制度和法律制度差异等问题。与会人士还指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大的格局。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城市群带动发展：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分论坛在海南省博鳌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何厚铧表示，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下，城市群不仅需要站在自身的角度出发，更需要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大的格局，积极推进，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李若谷表示，大湾区的合作，要有创新思想和勇气，要有大胸怀、大决心，要从国家未来100年发展的趋势和角度来考虑大湾区的合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