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硕士退学

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讯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关于硕士研究生退学处理决定的公告 》， 对许某某等46名硕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 具体如下：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八章第35条规定，经学校2018年12月4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校纪要〔2018〕14号），对许某某等46名硕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因以下同学难于联系，无法直接送达，特予公告送达。名单如下：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学校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以自本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超过申诉期限，申诉处理委员会不予受理。收到此公告的同学与所在学院联系，领取书面退学决定书，办理退学手续。联系人：梁老师　　　电话：62905112研究生院2019年3月12日

近日，安徽合肥，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关于硕士研究生退学处理决定的公告 》， 对46名硕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该校学生直言，虽然研究生遭退学有些“可惜”，但还是自身原因造成，点赞学校严谨治学。治学严谨：严格管理，严谨治学是对的。严格要求学子是对社会负责任。这。。。没那能力退了也好，省的浪费资源还耽误自己。学生也有退出机制，算是个好的开始吧。博士本来最多也就读8年，劝退应该是正常操作。现在扩招这么严重，就应该把控质量。提高研究质量，让考学的人提前正视自己，端正态度，不至于随大流，混学历。还没毕业：看学号好像很多十年没毕业的？这种不退干啥啊？看学号，2008年的都有，我08年才上小学5年级，今年马上都大学毕业了，他们还在上研究生，怪谁？我也看见还有一个学号2008开头的，这人……是不是出啥意外了？干的漂亮，不然很多人都是拿着父母的血汗钱混毕业证的，希望全国各地的学校都这样干。没法毕业肯定放弃了鸭，工作生孩子，毕竟已经有本科文凭了。其他看法：要是这样，在德国90%的人都要被学校开除了…既然导师都不急研究成果，学生报考了只有后悔，再说没有成果干嘛急着招收研究生呢？这些都是在校研究生，等他们毕业了，如果还能说“毕业再严一点更好”，那就真的为祖国栋梁点赞！我们这一般都是严进宽出，所以我有一种进来时无所不知，毕业时啥都不会的感觉。既然有了学霸的人设，就坚持下去吧…严谨治学是每个学校都应该塑造的学风，可以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对于研究生被退学你有什么看法呢？

来源：第一财经频现“批量”清退，博士生为何难毕业近日，多所高校被曝出“批量”清退不合格博士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告清退33名未联系到的博士生，最久的入学时间长达15年；北京交通大学清退59名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对125名超过学校规定学习期限不能毕业的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自2019年以来，国内多所大学对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念起“紧箍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高达40%，其中接近一半延期的时间为一年，20%的延期时间为两年。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曾表示，2012年时，我国博士生有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博士生为何毕业难？在大多数人眼里，博士生是经过大浪淘沙后走到高等教育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怎么会频遭“清退”？“去年开始在学术圈出现‘清退’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情况，其实清退制度早就存在，只是各大高校拖着没有实行。而被清退的一批人，很多也早就不在学校做科研了，只是档案还放在学校。”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候选人刘威表示。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学校可予退学处理。博士生教育的学制是3年，但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调整了博士研究生学制，不少学校已经把博士生学制延长到4年。根据各大高校的学籍管理规定，通常6年没有毕业就会被清退学籍。刘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3年毕业其实是非常难的。首先，中国高校对博士生发论文设置的硬性指标很高。刘威所在的研究所对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发英文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累计影响因子过4，这就意味着发1~2篇论文，而很多期刊从投稿到最后文章出来时间长达9~12个月。“在博士期间首先需要半年时间完成课程，毕业还需要提前3个月提交材料，完成1~2篇论文的架构到撰写，还要准备毕业论文，时间非常紧张。”刘威说。并且对于刘威这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博士生来说，科学实验更具有不确定性。“像我们这种偏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去野外、做实验，要有一个自然年的数据，但一年也很难保证数据采集完整，可能还要来年再补数据，时间就更紧张。”刘威表示。在刘威求学的研究所，今年30多个博士生按时毕业的只有6个；而在刘威所在的课题组，上一个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可以追溯到2018年，再往前是2012年。除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难外，人文社科类博士生毕业也不容易。今年刚取得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学位的何心怡就花了4年时间。“虽然博士生学制是3年，但这几年来，真正3年毕业的博士生只有2人。上外的毕业条件还算比较宽松，除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外，需要发表一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或学校认定的同等级期刊。而综合性大学里的人文社科博士生更难毕业，因为它们的指标通常一刀切，但实际上，人文社科发高水平期刊比理工科难多了，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类的CSSCI期刊数量非常少，即使是教授、博导也不容易发。”何心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次是导师的权力过大，往往招生热情很高，但培养起来精力不到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章玉贵对第一财经称，目前在很多“双一流”大学，博士生导师依托项目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容易形成马太效应，项目越多，招的学生越多，申请课题就多，项目因此就越多。“有时候一名导师带几十个学生，导师成为带博士生专业户，实际上，老师并没有足够精力去培养那么多学生，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学生成为论文GDP和项目GDP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环节。”章玉贵表示。章玉贵认为，一些重大创新是由导师的研究兴趣产生的，招收博士生不能依托项目，要看老师的研究兴趣，学校也一刀切，没有项目就不让招博士生。此外，导师对博士生能否毕业拥有太大的话语权。“学术圈还存在一种现象，即导师把手下的博士生当作科研助手，即使学生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导师也会找借口拖延学生毕业，学生有苦说不出。”章玉贵说。刘威也表示，有些学生因为太优秀而面临毕业难问题，原因是导师想把学生留在身边多干活。“博士生就像廉价劳动力。在研究所，一个博士生一年工资3万多元，而在高校就更廉价了，大概只有2万元。”第三个原因是有一部分在读博士并不适合搞科研，但其在选择读博前并没有认清自己。“很多人没有科研基础，受身边人的影响赶工读博士，没搞清楚自己是否真心热爱科研，后来才发现读博士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放弃了。”章玉贵说，在职博士生在清理的对象中占比不少。刘威也认为，很多人很不适合读博士，有时候迫于社会压力，或者为了推迟就业压力，或者导师希望读而读。“实际上，在现在博士候选人的体系中，真正适合读博士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唯论文”亟待破除不仅在国内，国外高校博士生毕业的延期率也非常高。王运歆在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热力学系统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花了39个月毕业。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法国理工科博士学制一般是3年，文科博士一般是4年。“按时毕业比较难，80%左右会延期毕业，一般延期在3~6个月，延1年以上也比较少。”王运歆说。虽然毕业难是国内外博士生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国内外对博士生毕业的考核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王运歆说，法国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在符合要求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或者在国际会议上有一次公开的演讲，除此之外需要博士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法国非常看重论文答辩，需要从法国各个学校找评委，组成评委团，把论文发给评委团的两个人，经过几轮修改后再进行答辩。答辩时间大约在2~3个小时。”王运歆说。章玉贵表示，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高校都非常看重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相比之下，国内一些高校则比较重视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希望学生有产出。“国外比较好的大学一般没有对博士生公开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比较看重课程和毕业论文做得有没有创新和突破。而国内考核体系看重产出，能不能在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成为重要考核标准，这就导致最近几年中国论文发表量突飞猛进，很多论文的撰写主体就是在校学生，包括博士生。”章玉贵表示。“唯论文”是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弊病。克服学术评价中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倾向，是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在7月29日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据悉，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之后，《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3个配套文件将陆续下发，分别聚焦严格规范质量管理、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和系统规划专业学位发展等方面。清华大学博士生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称，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激励博士生开展原创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清华是全国第一所把博士生能否毕业与学术论文是否公开发表脱钩的大学，但拿掉紧箍咒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我认为，重要的是提高博士论文本身的质量，在博士生期间，如果能够把前瞻性、补位性的选题做成一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预计后续很多大学将向清华大学看齐。”章玉贵表示。对于如何把学位论文做好，章玉贵认为，要发挥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的作用，让第三方去评价毕业论文，在开题、预答辩、答辩环节，学生的导师均不能参加，以降低导师在学生论文能否通过中的话语权，摒弃学生只靠指导老师的思想。“这方面国内高校已经有所改变，比如在预答辩前后要送给外部专家评审，公开获得国内同行专家的认可和加大论文盲审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国内一直在向国外看齐。”章玉贵说。此外，章玉贵认为，导师在选博士生时要对学生负责，抱有宁缺毋滥的态度，不一定要把名额招满，而要看学生有没有培养的潜质。“导师不仅要把学生当成科研助手，还要当作科研伙伴，不能剥削学生。”章玉贵建议，学生要认清形势、摆正位置，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攻读博士，也要抛弃“考名师、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功利思想。“学术就是学术，与功利无关。如果你真的想做博士，就要做好扒几层皮、掉几把头发的准备。博士本身不是一种炫耀，它实际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章玉贵说。（应受访者要求，刘威系化名）

11月18日。一篇横空出世的文章点燃了国内的高等教育圈，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实名举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张丝萌学术造假》，作者是吕翔。天津大学迅速做出了回应，认定张裕卿教授学术不端属实，并表示张裕卿承认其学术不端的行为，愿意承担责任。目前，天津大学解除了与张裕卿的聘用合同。目前来看，这件事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举报材料详细完备，123页材料实属罕见；第二是举报者与被举报人关系特殊，举报人曾经是被举报人的研究生；第三是前后历时时间长，从开始有证据出现到正式举报，历时六年。对于这件事，我还想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是张裕卿为何欲言又止？说一半留一半总是别有深意；第二是学术不端如何定义？不端这两字是欲盖弥彰吗；第三是解约岂能解决问题？还有太多的问题等着答案。一、举报材料详细完备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举报信基本是篇幅极短，有些缺乏证据，有些纯属猜测。但这一份举报文件则完全不同，整个材料长达123页，简直就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章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简介，第二章张裕卿和其女论文造假，第三章张裕卿学生的论文造假，第四章张裕卿如何在我的论文中指导造假，第五章介绍张裕卿发表的论文造假现象，第六章张裕卿如何一稿多投，第七章结论，最后居然还有参考文献。整篇文章从结构到论证，从细节到结论，完整详细，不容辩驳，将张裕卿的学术造假行为揭露得体无完肤。也难怪张裕卿本人在第一时间就承认学术造假行为，天津大学立刻予以处理。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呢？隐瞒、掩盖、抵赖，通通都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二、举报者与被举报人关系特殊张裕卿曾经是吕翔的导师。吕翔发现从2011年到2020年之间，张裕卿平均每年最少发表四篇SCI，每篇的成本不足500元，凭借着这些论文的成果，张裕卿在2013年从副教授晋升正教授。2014年，吕翔发现张裕卿在实验数据上人为造假。此外还要求学生毕业的时候签署一份声明，声明所有实验数据都是真实有效的，否则就不允许毕业。最终，吕翔在2016年忍无可忍，选择退学。起初，吕翔并没有选择立刻举报张裕卿，甚至在2017年还试图跟张裕卿进行沟通，但张裕卿却回复称，吕翔的人生道路走错了，会影响到很多人。吕翔涉嫌歪曲事实，敲诈勒索，自己已经向公安局报警。放眼全国，研究生因为对导师不满而退学的并不少见。真正勇敢去举报自己导师学术不端的却非常少见。三、前后历时时间长吕翔最早发现张裕卿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在2014年，在他2016年退学之前，曾经与张裕卿带过的很多学生进行联系，了解情况，收集证据。他把所有证据系统化进行整理，并且成文，再编纂举报材料。等到吕翔真正站出来举报张裕卿的时候，已经是2020年，前后历时六年时间。这期间，吕翔经历了多次思想斗争，也考虑到不让张裕卿所带的研究生们受到自己举报的影响。四、张裕卿为何欲言又止？11月19日，张裕卿表示，他承认自己有学术不端的事实，一切与女儿无关，但是举报材料当中有很多事实被歪曲。可他却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哪些事实被歪曲。既然承认学术不端的事实，又表述事实被歪曲，还不去说明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张裕卿是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你知道天津大学什么学科最好吗？化工就是其中之一。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天津大学的化学工程与技术与华东理工大学并列全国第一，排在A+，这当中有张裕卿多少贡献？张裕卿的女儿保研成功，多次发表论文，张裕卿本人学术造假，祸害学生，人品极差，难道天津大学从不知情？如果真的不知情，是闭目塞听吗？如果知道却不处理，是听之任之吗？张裕卿所说的“有些事实被歪曲”，是牵扯到其他人吗？他的欲言又止，是为了保护别人还是为了让别人保护自己的女儿？你品品。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高校里摸爬滚打很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会毫无原因地说出“有些事实被歪曲”这种话吗？五、学术不端如何定义？张裕卿的学生表示，在他的实验室，认真做实验，得不了好评，造假篡改数据，却会被夸奖。张裕卿不仅数据造假，图片造假，还一稿多投。张裕卿在2011年~2015年的四年之间，给自己读本科的女儿张丝萌造假发表文章，一作四篇，三作三篇，总共七篇。此后，2015年张丝萌保研天津大学，2016年直博，2017年又被保送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深造。学术上的事，要么就造了假，要么就没造假。要么是诚信，要么就是欺骗。哪里来的所谓“学术不端”？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所谓的学术不端，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性质确定为造假，但语言上却要进行粉饰”呢？近些年从科技部到教育部，无不声明严厉打击学术造假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断有人以身试法，继续做着自己的丑恶行径。那么，究竟是谁因为他们的这些丑恶行径得益了呢？仅仅是他们自己吗？六、解约岂能解决问题？张裕卿发表论文42篇，授权和申请的发明专利21个，还曾经获得过2004年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仅仅解约就结束了吗？已经发表的论文怎么办？获得的专利怎么办？得到的奖项怎么办？到手的奖金怎么办？套取的经费怎么办？谁来给个交代？张丝萌的七篇论文已经发表，真实性是否需要验证？保研和直博过程当中如果的确有舞弊行为，如何处罚？谁来给个交代？除此之外，最最重要的是它荒废了多少学生的时光？毁灭了多少学生的科研之梦？打压了多少不愿同流合污的学生？造成的损失，祸害的人，谁来给个交代？对此，你怎么看？来评论区聊聊吧。为你带来教育观点，帮你规划升学路径。点击头像关注我，精彩不容错过。

频现“批量”清退，博士生为何难毕业近日，多所高校被曝出“批量”清退不合格博士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告清退33名未联系到的博士生，最久的入学时间长达15年；北京交通大学清退59名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对125名超过学校规定学习期限不能毕业的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自2019年以来，国内多所大学对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念起“紧箍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高达40%，其中接近一半延期的时间为一年，20%的延期时间为两年。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曾表示，2012年时，我国博士生有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博士生为何毕业难？在大多数人眼里，博士生是经过大浪淘沙后走到高等教育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怎么会频遭“清退”？“去年开始在学术圈出现‘清退’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情况，其实清退制度早就存在，只是各大高校拖着没有实行。而被清退的一批人，很多也早就不在学校做科研了，只是档案还放在学校。”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候选人刘威表示。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学校可予退学处理。博士生教育的学制是3年，但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调整了博士研究生学制，不少学校已经把博士生学制延长到4年。根据各大高校的学籍管理规定，通常6年没有毕业就会被清退学籍。刘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3年毕业其实是非常难的。首先，中国高校对博士生发论文设置的硬性指标很高。刘威所在的研究所对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发英文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累计影响因子过4，这就意味着发1~2篇论文，而很多期刊从投稿到最后文章出来时间长达9~12个月。“在博士期间首先需要半年时间完成课程，毕业还需要提前3个月提交材料，完成1~2篇论文的架构到撰写，还要准备毕业论文，时间非常紧张。”刘威说。并且对于刘威这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博士生来说，科学实验更具有不确定性。“像我们这种偏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去野外、做实验，要有一个自然年的数据，但一年也很难保证数据采集完整，可能还要来年再补数据，时间就更紧张。”刘威表示。在刘威求学的研究所，今年30多个博士生按时毕业的只有6个；而在刘威所在的课题组，上一个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可以追溯到2018年，再往前是2012年。除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难外，人文社科类博士生毕业也不容易。今年刚取得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学位的何心怡就花了4年时间。“虽然博士生学制是3年，但这几年来，真正3年毕业的博士生只有2人。上外的毕业条件还算比较宽松，除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外，需要发表一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或学校认定的同等级期刊。而综合性大学里的人文社科博士生更难毕业，因为它们的指标通常一刀切，但实际上，人文社科发高水平期刊比理工科难多了，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类的CSSCI期刊数量非常少，即使是教授、博导也不容易发。”何心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次是导师的权力过大，往往招生热情很高，但培养起来精力不到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章玉贵对第一财经称，目前在很多“双一流”大学，博士生导师依托项目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容易形成马太效应，项目越多，招的学生越多，申请课题就多，项目因此就越多。“有时候一名导师带几十个学生，导师成为带博士生专业户，实际上，老师并没有足够精力去培养那么多学生，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学生成为论文GDP和项目GDP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环节。”章玉贵表示。章玉贵认为，一些重大创新是由导师的研究兴趣产生的，招收博士生不能依托项目，要看老师的研究兴趣，学校也一刀切，没有项目就不让招博士生。此外，导师对博士生能否毕业拥有太大的话语权。“学术圈还存在一种现象，即导师把手下的博士生当作科研助手，即使学生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导师也会找借口拖延学生毕业，学生有苦说不出。”章玉贵说。刘威也表示，有些学生因为太优秀而面临毕业难问题，原因是导师想把学生留在身边多干活。“博士生就像廉价劳动力。在研究所，一个博士生一年工资3万多元，而在高校就更廉价了，大概只有2万元。”第三个原因是有一部分在读博士并不适合搞科研，但其在选择读博前并没有认清自己。“很多人没有科研基础，受身边人的影响赶工读博士，没搞清楚自己是否真心热爱科研，后来才发现读博士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放弃了。”章玉贵说，在职博士生在清理的对象中占比不少。刘威也认为，很多人很不适合读博士，有时候迫于社会压力，或者为了推迟就业压力，或者导师希望读而读。“实际上，在现在博士候选人的体系中，真正适合读博士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唯论文”亟待破除不仅在国内，国外高校博士生毕业的延期率也非常高。王运歆在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热力学系统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花了39个月毕业。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法国理工科博士学制一般是3年，文科博士一般是4年。“按时毕业比较难，80%左右会延期毕业，一般延期在3~6个月，延1年以上也比较少。”王运歆说。虽然毕业难是国内外博士生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国内外对博士生毕业的考核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王运歆说，法国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在符合要求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或者在国际会议上有一次公开的演讲，除此之外需要博士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法国非常看重论文答辩，需要从法国各个学校找评委，组成评委团，把论文发给评委团的两个人，经过几轮修改后再进行答辩。答辩时间大约在2~3个小时。”王运歆说。章玉贵表示，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高校都非常看重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相比之下，国内一些高校则比较重视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希望学生有产出。“国外比较好的大学一般没有对博士生公开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比较看重课程和毕业论文做得有没有创新和突破。而国内考核体系看重产出，能不能在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成为重要考核标准，这就导致最近几年中国论文发表量突飞猛进，很多论文的撰写主体就是在校学生，包括博士生。”章玉贵表示。“唯论文”是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弊病。克服学术评价中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倾向，是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在7月29日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据悉，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之后，《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3个配套文件将陆续下发，分别聚焦严格规范质量管理、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和系统规划专业学位发展等方面。清华大学博士生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称，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激励博士生开展原创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清华是全国第一所把博士生能否毕业与学术论文是否公开发表脱钩的大学，但拿掉紧箍咒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我认为，重要的是提高博士论文本身的质量，在博士生期间，如果能够把前瞻性、补位性的选题做成一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预计后续很多大学将向清华大学看齐。”章玉贵表示。对于如何把学位论文做好，章玉贵认为，要发挥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的作用，让第三方去评价毕业论文，在开题、预答辩、答辩环节，学生的导师均不能参加，以降低导师在学生论文能否通过中的话语权，摒弃学生只靠指导老师的思想。“这方面国内高校已经有所改变，比如在预答辩前后要送给外部专家评审，公开获得国内同行专家的认可和加大论文盲审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国内一直在向国外看齐。”章玉贵说。此外，章玉贵认为，导师在选博士生时要对学生负责，抱有宁缺毋滥的态度，不一定要把名额招满，而要看学生有没有培养的潜质。“导师不仅要把学生当成科研助手，还要当作科研伙伴，不能剥削学生。”章玉贵建议，学生要认清形势、摆正位置，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攻读博士，也要抛弃“考名师、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功利思想。“学术就是学术，与功利无关。如果你真的想做博士，就要做好扒几层皮、掉几把头发的准备。博士本身不是一种炫耀，它实际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章玉贵说。（第一财经）

近日，多所高校被曝出“批量”清退不合格博士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告清退33名未联系到的博士生，最久的入学时间长达15年；北京交通大学清退59名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对125名超过学校规定学习期限不能毕业的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自2019年以来，国内多所大学对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念起“紧箍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高达40%，其中接近一半延期的时间为一年，20%的延期时间为两年。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曾表示，2012年时，我国博士生有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博士生为何毕业难？在大多数人眼里，博士生是经过大浪淘沙后走到高等教育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怎么会频遭“清退”？“去年开始在学术圈出现‘清退’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情况，其实清退制度早就存在，只是各大高校拖着没有实行。而被清退的一批人，很多也早就不在学校做科研了，只是档案还放在学校。”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候选人刘威表示。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学校可予退学处理。博士生教育的学制是3年，但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调整了博士研究生学制，不少学校已经把博士生学制延长到4年。根据各大高校的学籍管理规定，通常6年没有毕业就会被清退学籍。刘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3年毕业其实是非常难的。首先，中国高校对博士生发论文设置的硬性指标很高。刘威所在的研究所对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发英文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累计影响因子过4，这就意味着发1~2篇论文，而很多期刊从投稿到最后文章出来时间长达9~12个月。“在博士期间首先需要半年时间完成课程，毕业还需要提前3个月提交材料，完成1~2篇论文的架构到撰写，还要准备毕业论文，时间非常紧张。”刘威说。并且对于刘威这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博士生来说，科学实验更具有不确定性。“像我们这种偏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去野外、做实验，要有一个自然年的数据，但一年也很难保证数据采集完整，可能还要来年再补数据，时间就更紧张。”刘威表示。在刘威求学的研究所，今年30多个博士生按时毕业的只有6个；而在刘威所在的课题组，上一个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可以追溯到2018年，再往前是2012年。除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难外，人文社科类博士生毕业也不容易。今年刚取得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学位的何心怡就花了4年时间。“虽然博士生学制是3年，但这几年来，真正3年毕业的博士生只有2人。上外的毕业条件还算比较宽松，除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外，需要发表一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或学校认定的同等级期刊。而综合性大学里的人文社科博士生更难毕业，因为它们的指标通常一刀切，但实际上，人文社科发高水平期刊比理工科难多了，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类的CSSCI期刊数量非常少，即使是教授、博导也不容易发。”何心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次是导师的权力过大，往往招生热情很高，但培养起来精力不到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章玉贵对第一财经称，目前在很多“双一流”大学，博士生导师依托项目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容易形成马太效应，项目越多，招的学生越多，申请课题就多，项目因此就越多。“有时候一名导师带几十个学生，导师成为带博士生专业户，实际上，老师并没有足够精力去培养那么多学生，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学生成为论文GDP和项目GDP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环节。”章玉贵表示。章玉贵认为，一些重大创新是由导师的研究兴趣产生的，招收博士生不能依托项目，要看老师的研究兴趣，学校也一刀切，没有项目就不让招博士生。此外，导师对博士生能否毕业拥有太大的话语权。“学术圈还存在一种现象，即导师把手下的博士生当作科研助手，即使学生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导师也会找借口拖延学生毕业，学生有苦说不出。”章玉贵说。刘威也表示，有些学生因为太优秀而面临毕业难问题，原因是导师想把学生留在身边多干活。“博士生就像廉价劳动力。在研究所，一个博士生一年工资3万多元，而在高校就更廉价了，大概只有2万元。”第三个原因是有一部分在读博士并不适合搞科研，但其在选择读博前并没有认清自己。“很多人没有科研基础，受身边人的影响赶工读博士，没搞清楚自己是否真心热爱科研，后来才发现读博士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放弃了。”章玉贵说，在职博士生在清理的对象中占比不少。刘威也认为，很多人很不适合读博士，有时候迫于社会压力，或者为了推迟就业压力，或者导师希望读而读。“实际上，在现在博士候选人的体系中，真正适合读博士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唯论文”亟待破除不仅在国内，国外高校博士生毕业的延期率也非常高。王运歆在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热力学系统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花了39个月毕业。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法国理工科博士学制一般是3年，文科博士一般是4年。“按时毕业比较难，80%左右会延期毕业，一般延期在3~6个月，延1年以上也比较少。”王运歆说。虽然毕业难是国内外博士生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国内外对博士生毕业的考核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王运歆说，法国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在符合要求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或者在国际会议上有一次公开的演讲，除此之外需要博士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法国非常看重论文答辩，需要从法国各个学校找评委，组成评委团，把论文发给评委团的两个人，经过几轮修改后再进行答辩。答辩时间大约在2~3个小时。”王运歆说。章玉贵表示，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高校都非常看重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相比之下，国内一些高校则比较重视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希望学生有产出。“国外比较好的大学一般没有对博士生公开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比较看重课程和毕业论文做得有没有创新和突破。而国内考核体系看重产出，能不能在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成为重要考核标准，这就导致最近几年中国论文发表量突飞猛进，很多论文的撰写主体就是在校学生，包括博士生。”章玉贵表示。“唯论文”是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弊病。克服学术评价中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倾向，是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在7月29日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据悉，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之后，《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3个配套文件将陆续下发，分别聚焦严格规范质量管理、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和系统规划专业学位发展等方面。清华大学博士生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称，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激励博士生开展原创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清华是全国第一所把博士生能否毕业与学术论文是否公开发表脱钩的大学，但拿掉紧箍咒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我认为，重要的是提高博士论文本身的质量，在博士生期间，如果能够把前瞻性、补位性的选题做成一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预计后续很多大学将向清华大学看齐。”章玉贵表示。对于如何把学位论文做好，章玉贵认为，要发挥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的作用，让第三方去评价毕业论文，在开题、预答辩、答辩环节，学生的导师均不能参加，以降低导师在学生论文能否通过中的话语权，摒弃学生只靠指导老师的思想。“这方面国内高校已经有所改变，比如在预答辩前后要送给外部专家评审，公开获得国内同行专家的认可和加大论文盲审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国内一直在向国外看齐。”章玉贵说。此外，章玉贵认为，导师在选博士生时要对学生负责，抱有宁缺毋滥的态度，不一定要把名额招满，而要看学生有没有培养的潜质。“导师不仅要把学生当成科研助手，还要当作科研伙伴，不能剥削学生。”章玉贵建议，学生要认清形势、摆正位置，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攻读博士，也要抛弃“考名师、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功利思想。“学术就是学术，与功利无关。如果你真的想做博士，就要做好扒几层皮、掉几把头发的准备。博士本身不是一种炫耀，它实际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章玉贵说。（应受访者要求，刘威系化名）

来源：科学网博客 作者：杨林1. 一路历程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2020年。距离当初自己很笃定要进入学术圈，一转眼，已经有十好几年了。依稀仍然记得2005年那个冬日的午后，在土木学院一楼自习室那个靠窗的位置，从午睡中醒来的我，因为趴着睡觉，双腿麻木到无法动弹。口水肆意的流淌在我那本《土力学》的教科书上。我承认，我并不是很用心的复习，看似用功，其实只是在感动自己而已。记得很清楚，当时口水把两页书都粘到了一起。很不情愿的将它们分开，我再次尝试去理解土力学之父太沙基所创立的关于土体一维固结的理论。也就是在这次，如醍醐灌顶般，我居然理解了太沙基理论的精妙之处。也是这次的灵光闪现，再次激起了我对学习的兴趣，慢慢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之路。我大学本科的前两年，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过得浑浑噩噩的，假装睡觉的人。成绩在这个中等985学校的不起眼的工科专业，很普通，甚至有点差。平均成绩不到75分左右；在30人的班里，我排名不过15名左右。从农村初到大城市，我想我应该是无法适应这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也可能是无法面对与别人的巨大差距，比如经济，比如认知。于是，我敏感地小心翼翼的，惴惴不安试图安抚那可怜的自尊。当时的目标，应该只是期望能顺利毕业，而后，找份普通工作。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早已被我藏在了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虽然这份追求从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了18年。也就是在这个冬日的午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科学还是那么的热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改变自己，决定顺从自己的内心追求。一旦下定了决心，一切都变得简简单单起来。我开始静下心仔细的的读书，耐心的理解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内心的笃定，也改变了性格。我开始变的少言寡语，只因为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里。大三的课程，多且难。我却开始享受起学习的过程，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大三两学期的平均成绩已经接近90分。无奈，历史欠账太多，我并没有什么机会保研，于是只能选择考研。其实，我的应试水平并不好，而且英语、政治成绩一直很差。考研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成功，我只能选择一些专业实力顶尖但入学成绩要求较低的院校。经过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的准备，我勉勉强强的跨过了国家线。三月份，我有惊无险的进入了面试，考入了北京铁科院，正式步入这科研/格竹之路。其实，在北京的硕士三年，我挺后悔的，因为浪费了大好的时间。这其中随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但大部分是自己的原因，研一间，由于感情问题，自己始终纠结在自己的悲伤里，又步入了曾经的浑浑噩噩的状态。研二，逐渐醒悟，我开始大量阅读英文文献。恰巧，同办公室的两位师兄都是业内大师的弟子。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开始了我的专业知识积累。再之后，做项目，从中提取科研问题，做实验，总结，撰写小论文，完成硕士论文。由于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这一切都很顺利。2008年研二时，我开始决定申请留学读博。这种决定，是受多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毕竟每天阅读的都是外文文献，且周围很多同学老师谈论的都是出国深造。做决定很容易，准备申请的过程却很难，毕竟我的英语基础很薄弱。经过四五个月时间准备托福，最终成绩是89分；四经过三个月时间准备GRE，最后成绩差的无法让人直视。在2009年10月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寄托的考试。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毕竟可以开始的申请学校了。那年，我一共申请了五个学校，两个英国，两个美国，一个新加坡。年底的时候，接到新加坡一个非正式的电话面试，但是被我搞砸了。农历年刚过， Cambridge 提供了了一份conditional offer，没有奖学金。4月初的时候，美国两个学校发来了拒信。2010年的5月已经来临，我却没有一个深造的机会也没有。这时我也已经错过了国内高校博士招生的节点。慌忙之中，我只能匆匆准备求职工业界。用了一个晚上，简单的准备了简历，网投了几个民营建筑施工企业，毕竟我还得养活自己。一周之后的一个早上，我还赖在床上纠结是否去大兴面试一个“结构工程师”的职位的时候，接到一个新加坡的电话。那边的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去南洋理工读博。是的，我作为候补，在另一个学生拒了offer之后，机缘巧合拥有了一个继续科研的机会。没有犹豫，我答应了下来。于是，从2010年9月份起，我在南洋理工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业。这几年博士学习，说起来也顺风顺水。2012年初，第一篇论文定稿；8月第二篇论文定稿。同时，得到学校资助去美东一公立高校交流半年。在2014年1月论文答辩之前，已经有四篇文章接收，另有一篇再审。三年半的时间，我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博士答辩前半年，我已经开始联系美国的博后位置。当时美国经济状况不好，联系的人都没有funding。尝试了两三个月之后，其中一位业内大牛回复我说有个项目pending让我等待。几周后，他联系说项目得到资助。于是，在博士导师那里过渡了半年之后，我于2014年9月来到了美国德州一大学城开始了我第一段博后科研。这个职位其实是受到一个工业界项目的资助，它本身对科研成果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按时参加项目组的会议，按时定量完成实验任务，撰写实验报告就可以了。老板算这个领域内的大牛，但是似乎对工业界项目并不是很在乎。他直言按时定量完成项目要求并不是我最重要的任务，而应该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科研上。其实我也同意，毕竟若想要寻找教职，没有过硬的学术成果是不太可能的。我在这个美国南部小镇一共呆了两年，最终发了四篇文章。在这个比较小众的工科领域里，还算不错。2016年年底，项目结束了。早在项目结束前半年，导师就告知我需要在年底前寻求新的位置，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支持一个博士后。还好，我联系了一个刚刚拿到tenure的中年老师，他有一个工业consortium，同意资助我一年。于是2016年底，我从南方炎热的大农村搬到了北方冰天雪地里的玉米地。第二段博士后并不是受特定项目的资助，因而我得以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些尝试。三月后，第一个科研想法已经实现，论文也很快投出。两个月后，第二篇论文也完成并投出。第三篇文章花费了不短的时间间，大概8、9个月，不过最后发在了行业内较好的杂志上。半年之后，我又实现了另一个想法，论文也在两个月后完成并投出。这段博士后不到两年，一共产出了四篇文章。这四年博后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申请美国教职。因为本身领域比较小众，opening不是很多。每年大概只有三两个位子跟我的科研方向特别契合。这么算来，我一共比较认真的申请了15个职位。除此之外，我每年还申请大约五个左右的和专业比较相近的职位。不过这些申请没有一个得到回应，想必都是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在这些认真准备的申请里，一共有过两次电话面试的机会，不过都没有进入到下一轮。有5个学校要了推荐信，其中有两个学校进入到了校园面试，这两个最终都得到了offer。第一个offer在博士后第一年，是一个位于南部的专注于本科教学的小学校，也有硕士研究生的项目。对于这个机会，我没有考虑很久就很坚决的拒绝了。因为我知道，选择去那里，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只能拼命于教书，也意味着舍弃了科研。另一个offer是在博士后的最后一年，这所学校位于美国西南，属于一个州立大学。这个学校虽然很整体实力有些弱，但在我的专业方面科研还做的不错，圈内人还比较认可。我没有过多犹豫，就接受了这份offer。2018年9月，我从凉爽的北方就搬到了这个不大不小的，虽然有点炎热，但还算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2. 历事炼心这一路走来，看似顺风顺水，毫无波澜，其实荆棘遍布，困难重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这走在学术路上的十多年。有时候会想，在遇到挫折或抉择的时候，如果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现在的我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怕大家笑话， 2010年前，我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我来自陕西中部的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可能现在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无法理解农村的生活状态了。这里，大部分人都以种田为生；少部分人做点生意，勉勉强强能自给。自我记事起，我们家一直处于负债状态。每每过年前或是开学前，我都会看到父母四处奔波借钱。现在想想，从小学到高中，我其实并没有花很多钱，而且那时的学费其实并不贵。而且，高中三年六个学期，我只交过两次学费，总共1600块。其他的四个学期，我都刻意的赖着。我们县高中也知趣的从未跟我提过这个事情，毕竟他们也不想失去我这个学生。那时每周大约四五十块的生活费，就算是我所有的花费了。尽管看似如此少的开销，我依然能感受到父母的窘迫。大学阶段，每年伙食费加住宿学费等，大约需要一万块，我更是能感受到这带给父母的压力。这种物质压力加上自己的敏感还有农村孩子的自卑，直接导致我大学初期心态崩溃，进而导致学习成绩很差。硕士阶段因为有补助，经济状况能稍稍好转，但也是常常入不敷出。毕竟每个月大概只有一千多点的补助，但需要吃，穿，住，用，行。没有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重要的是在遇到一些无法回避的开销时，那种压力、无助、自责。记得在申请博士学校的时候，我只选了五所学校，毕竟，我并没有那么多钱去申请更多的学校，去博更多的机会。我甚至连一个可用于支付的信用卡都没有。我没有参加任何托福、GRE培训。甚至，连那五个学校的申请费，我也是从一个大学同学那里借的。读博之后，由于有奖学金，温饱就此不是问题了。那四年，是我30岁之前人生中最欢快的四年，可以自由的做学术而不用担心物质条件的限制。博士阶段的最后半年，找博后职位的压力还是很蛮大的。那时的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国外做几年博后。但是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且导师在国际上知名度并不是很高，虽联系了很多老师，却没有什么机会。记得那时，我每晚转辗反侧，不能入睡，跟神经质一样不停的查着邮件。这又导致我第二天又不能早起，于是每天都是将近11点才起床，进而感觉自己浪费了一天。心里的压力也导致那段时间科研效率并不是很高，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科研产出。不过，我要很感谢我老婆那段时间对我的宽容与体贴。她也是博士毕业，不过已经在工业界找到了工作。她本身属于看的很开的人，因而也不催我毕业；对于我寻找博后位置，她也没特别在意结果。在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后，她果断的辞了工作跟我一起奔赴了美国。谁曾想，那一走之后，就是四年的飘飘泊泊。第一站博后，合同是一年一签。因为我第一年表现的还不错，第二年的合同也很顺利的签了。但是在第二段博后结束之前的半年，我又陷入了那种不停找下家的低效状态中。我不停的给业内各个老师发询问邮件，给国内高校发着自己的简历，给还算专业契合的教师递交着自己的材料。那种焦虑的状态，是很难的描述的一种让人发慌的，几乎接近精神崩溃的状态。2015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这既带了很多欢乐，也给我带来了更多无形的压力。第二站博士后的合同很复杂。第一份是一年，之后是几个月几个月的延的。签证是跟着合同一起走的。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预测自己三个月后将身处何方。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回国连一个住处也没有。那种煎熬，加上焦虑也让我跟我妻子不断的争吵。为了家务而争吵，为了孩子而争吵，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几乎不怎么争吵。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争吵几乎不断。想想，其实她为我们这个家庭奉献了很多。自来了美国，她四年没有回过国，也没有工作过，也从没有让我为家庭经济问题担忧过。这一切，都保证了我能把有限的精力完全放在科研之上。于是，在不断的争吵中，我开始慢慢反省自己，逐渐开始顾家。比如，开始主揽家务，比如周末花大把的时间陪孩子，比如，学会感恩。其实，在2018年不管能否在美国找到教职，我都下定了决心要结束这漂泊的生活，要么回国工作，要么在美国找份固定的教职。四年，是我对自己博后设置的最长期限，毕竟我需要开始为自己的科研想法而努力，需要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因为我专业比较小众，且和国内脱节，投出的简历很多都没有回应。我也参加过数次国内各个高校的青年论坛，也联系过数家单位的特聘研究员职位。无奈因为专业不对口，或没有大牛背书，我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再加上自从博士起就跟国内学术圈已经脱离，当美国那个机会来临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继续在美国从事科研。对于美国申请教职，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学脉，也就是你哪个组毕业的。文章固然重要，不过超过一个量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影响了。在我们这个学科里面，往往10篇文章就几乎可以证明你是一个不错的科研人员。再多那么几遍其实没有什么必要。今年我也有幸参与一次教职申请，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明显能感觉到大家对出身的重视。这里的出身，不是指名校，而是指有影响力的研究组。他们不会因为你是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就把你比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看的更高一等。当然，研究方向的契合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比如，他们要找一个岩体隧道开挖方向的土木专业的老师，你如果是做土体隧道开挖的，成功的可能性往往微乎其微。这里的可能性是指进入top10 或top15的机会，且不说进入校园面试最终取得offer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教职申请，是特别玄的一件事情。3. 家庭亲人在这些年中，家庭对于我最大的帮助，应该是提供了一个崇尚读书的环境。这点，大概也就是所谓的三观正确吧。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四代同堂。我曾爷爷97岁去世，那个时候我25岁。他没读过很多书，生活在农村一辈子，却一直鼓励孩子们读书。他可能不知道读书是农村人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但他却坚信读书多没有坏处。爷爷50年代还考上过省城的中专。不过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在家一年。由于成分问题，之后就再也没被允许离开农村。没有读书，这也许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父亲只是初中毕业，在恢复高考之后，虽有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却因基础太差不曾考取任何学校。父亲虽然生性懒散，却也还明白大是大非，对于我们兄妹几人的学习也是竭尽所能。尽管如此，因为经济状况的限制，我也还是没能受到当时当地最好的教育。初中，我只能选择100块学费的镇上初中而非1000块的县初中；高中，我只能选择没有择校费的县高中而非3000块择校费的市高中。在那个时代，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的差距，早已经被大多数人所觉察，也包括我。我只是很懂事的不去坚持一些会让家人陷入窘况的选择，哪怕我知道那对我是好的。大学择校的时候，算很幸运。爸爸堂弟已经硕士毕业，他根据我的估分，很正确的判断我大约在全省2000名左右，进而替我排除了北大、清华、以及华五，选取了那所华中地区的理工科院校。算算，其实这也是我分数所能被录取的最好的学校了；想想，这也是我最大的幸运了。大学之后，来自家里的帮助与支持就很少了。从经济上来说，我是窘迫的，尤其是跟周围同学们相比。这进而导致自己的自卑。这自卑其实伴随着自己已经很久了，毕竟从小到大，我所认识、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人都比我们家条件要好。只不过这种自卑一直被所谓的优秀成绩所掩盖，并没有大到影响我的精神状态而已。可大学之后，周围同学不光是来自农村，县城，还有省城，以及更大的城市，阶层的差距被放大了好几倍。当我连QQ都不会用的时候，他们在纠结新配的电脑是选256M还是512M内存；当我在纠结一餐饭是否需要多加一个鸡腿时，他们在筹划着十一是去北京还是上海旅游；月底当我在犹豫是否需要开口问家里索要那400块的生活费时，他们却在讨论着是买耐克还是阿迪的鞋子。这种环境下，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里，我崩溃了。一方面，我想努力的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毕竟成绩优秀是唯一能掩盖我脆弱自尊的方法。另一方面，我却分明能感受到自己在各方面的差距。我一度因为抑郁症而休学回家。在这个时候，家人还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不去我为何而休学，也不强硬要求我做什么。我颓废在家的那段时间，他们试图去理解我的决定，并用他们能想到的方法去帮助我。慢慢的，我开始想开了，也不再去追求所谓的优秀。于是，又回到了学校，开始大一大二那浑浑噩噩的生活。不求优秀，只求毕业。那时，我想我应该是不会跟命运抗争了吧。之后，我跟家里人就慢慢的有些疏远了。我不再跟他们谈论我的生活，虽然我还是经常的听他们谈论他们的生活。我想，一直以来，我的心里应该有两个小人。一个小人告诉我，自己应该平平淡淡的，像所有其他普通孩子一样，毕业，工作，结婚。如果能从农村跳到城市，哪怕只是一个县城，我也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任务。更高更远的目标，留给下一代去完成吧。可还有一个小人，他一直督促我去了解更多的世界，去解决很难的科学问题，去给别人做一个榜样。在大学的前两年，前一个小人一直在指引着我。就在那大三的冬日，另一个小人和太沙基一起，开始走进我人生，开始规划我的人未来，开始指引我的追求。博士第一年的春节，我汇给了家里5000块，因为我知道年前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不靠借钱，是无法度过这个寒冷的春节的。那时的我，虽然已经拿了五个月的奖学金，但5000块还是一笔不小的钱。父母从来不会主动问我要钱。父亲虽然生性懒惰，却也还有些自尊，哪怕向我姐姐借钱，也绝绝不会向我张口。我也很默契的从不询问家里的经济状况，只是时不时给姐姐汇些钱，让她代转家里。我知道，家里的从来都是负债运行的，父亲只是拆西墙补东墙，从不会踏踏实实做一份安稳的工作。和父母最大冲突，发生在最近一段时间。2019年夏天，我决定接父母来美国停留半年。一方面想着爷爷奶奶一定很想和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另一方面，想着能让父母看看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毕竟他们年纪慢慢大了，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过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的争吵不断。我是一个很爱整洁的人，他们却习惯了村里凌乱。我不愿大人在孩子面前玩手机，他们却早已养成了无时不刻用手机看视频的习惯。他们没意识到他们骨子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我却很不满他们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对我女儿的忽视。我习惯少油少盐的清淡的饮食，他们却一直延续在老家的重口味的饭菜。他们一直告诉我，男人就应该只关注自己的工作，家务还有照顾孩子留给他们就好，我却倾向于将家里所有事情都放入我的规划中。于是，冲突，冲突，还是冲突。其实我们没有本质上的冲突，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冲突。我，走在学术路上走了这么久，在生活上也变得有些刻板；冲突时，也想着用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症结。父母，在农村生活了60年，从来不受任何约束，总是按照自己的性子生活，也缺乏那种以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与能力。从18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们住在过一起。这些年，他们的性格、习惯、处事的态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他们也没有需求去反省，也不会有意识的自我约束人的惰性。而我，已经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法能够和平共处了，谁都没有错。有的只是，我长大了，他们变老了。4. 导师朋友这些年，遇到过不少对我帮助巨大的老师。离开了他们的帮助，我想我是无法走上这科研之路的。硕士阶段，导师其实对我是属于放养状态。导师是80年代初期清华的学生，骨子里有着那特有的傲气。在单位他不是特别能看上谁，而且在语言上不时把这种态度表现出来。在这种京城皇城根下的事业单位里，他郁郁不得志。在我读硕的那几年，他已经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琴棋书画方面。不过老师留洋过几年，因而观念比较新，鼓励我出国留学。其实，我能去新加坡，也是因为老板之前在新加坡呆过，或多或少跟那边的老师还有点交情。在新加坡读博的时候，导师允许我在较大范围内自由选择研究课题，哪怕超出了他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我这四年过的非常开心，甚至上可以说是无忧无虑。我不但可以直接和他讨论，而且甚至可以否定他的想法。仍然记得2017年圣诞节时，我驱车两个小时，来到临市。导师和家人在那里度假，因而我也有机会跟他第一次在毕业之后见面。那时的我，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美国教职还没有着落，国内工作也没有希望。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跟我性格很相像，跟我也很有灵犀。记得博二的时候，我心神不定，有退学申请美国学校的想法。他敏锐的捕捉到我的思想变动，细致的给我分析得失，耐心的劝我，大度的给我足够的时间来彷徨。在美国的这次相见，他也第一时间察觉到我的忧虑。没有用大道理劝我，他只是带我去了一个附近的教堂，陪我在那里默默的祈祷。无声的祈祷，在那个寒冬，给了我莫大的勇气。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我祈祷。记得2012年秋，我刚来到美东交流，因为着凉连续咳嗽好几周，被当地卫生部门怀疑肺结核，准备强制隔离。无助且恐慌，我在新加坡时间凌晨5点拨通他的电。虽然并没有期待能够跟他通话，电话却还是接通了。听完原委，他安慰我，隔着万里重洋，给我默默的祈祷。第一站博后的导师在学术上可以算做是大师级别，但性格上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跟所有的学生、博后、同事都没有保持很好的关系。在那里的两年，我们总体相处的还好，虽然对于他的强势还是有些抵触。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写作、数据处理的技巧。这些财富，直到今天，也受益匪浅。而且，正是有他的推荐信，我在美国求职的过程中，才不会完完全全被当作圈外人。仅仅从这点上来说，我从心理上来说，是感激的。第二站博士后的导师，跟我个人关系还不错。我们一般讨论学术，偶尔也讨论生活。那两年间，他也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想法，验证自己的判断。几篇高水平文章，也产生于那个阶段。他竭尽自己所能，对我提供各种帮助。他对我来说，亦师亦友吧。博后和博士的导师，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博士，你就是老师的学生。老师纵然对你有万般怨言，他也会竭尽所能帮你解决你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你的顺利毕业，其实就是他最大的期望。但是作为博后，你是被雇来解决问题的，不能有轻易犯错的机会。博后的容错率其实很低，尤其当你的合同是一年一签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冲突，我从心底都很感激这些老师。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求学、工作中，还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亦或惺惺相惜的朋友。他们或跟我讨论专业问题，或跟我一起游山玩水，或跟我喝酒吐槽。朋友，大多有保鲜期，过了那个阶段，都淡出了我的生活。不知是我的不主动，还是他们的遗忘。现在的我，有一双儿女，有自己的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我的科研也应该按部就班。这样，我很心满意足了，也很幸福了。

近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布两份通知公告：《关于拟予马××退学处理意见》和《关于拟予许××退学处理意见》。公告称，清华大学拟对这两名博士研究生作出予以退学处理，由于难以联系，无法直接送达本通知，特予公告送达。消息一出，网友们一片唏嘘。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博士，一定学业优异，却在毕业季被退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博士如何“失联”？要么是博士有意回避校方的问询，要么是校方虽知下落却没有联系途径，不得已才以公告的形式履行退学手续。逃学旷课、不交作业，在中小学都是严重违纪，何况是在顶尖学府，何况当事人是完全具备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占用极为有限的博士资源，却不履行博士之责，单方面“毁约”，是对学校规章制度和崇高学位的蔑视，退学的处理其实还算轻的。近来，各高校纷纷清退违规违纪的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毕不了业的研究生”的说法已成为过去，“严进严出”逐渐成为常态。高校们作出这样的决定，让博士、硕士的名号更有含金量，让名符其实的博士硕士们，赢得更多的信任，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后来者应该看清：混字当头，绝无出路。有些学生，因为不愿踏入社会，所以选择读研读博，入学后每天无心科研，不喜欢写报告看论文做实验，于是选择拖延。可是，不愿吃苦、不想付出就想得到高学历的好处，注定要碰壁。还有些博士硕士生，觉得做学问太艰苦，将来就业也不乐观，“性价比”不高，于是改弦易辙，不和学校打招呼便“自谋生路”了，两名“失联”的清华大学博士，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形。学籍还在学校，人早已“远走高飞”了。即便事出有因，也要有言在先，哪能不告而别。欠缺基本诚信，亦无大局观的人，将来在职场上，又谈何发展？他们失去的，其实不只是学位。诸高校响应国家号召，清退没有责任感、没有自律意识或者没有学术水平的学生，实在是明智之举。这不仅能让高校学风更加清明纯粹，为有真才实学之士正名，更能促进社会风气的良性化。如果人人都明白，下功夫、费力气、讲诚信才能赢得美好前途，那么，走捷径、混日子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侯江流程编辑：TF017

澳洲留学生本科退学回国申请硕士还能获得出路据最新统计，最近一年前往澳大利亚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国际学生共计约81.2万人，其中，过半学生(51%)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前往澳大利亚。许多中国人愿意选择前往澳洲，和澳洲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有着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等等世界排名靠前的名校，只要有机会前往深造，今后回国发展的空间会明显上升一个层次。但是留学却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一条路，每年也只有部分的学生可以顺利从国外大学毕业。澳洲大学的本科向来都是宽进严出的，每周至少交一次作业，作业形式多种多样，assignment、report、group work等等，课业比国内一般本科要紧张得多。所以虽然不少同学都想到澳洲名校蹭一蹭名校光环，但是会发现进入学校以后，顺利毕业才是面对得最大挑战。一开始学习模式的巨大变化，许多留学生都会经历一次痛苦的适应期，这个阶段会觉得跟上老师的进度非常吃力；一些印度或中东籍老师的口音更是听外星文，上课简直听不懂；每天都会有写不完的作业和随堂测试，回家以后学习到深夜更是常有的事。小凌在澳洲读本科大三。虽然在国内的时候常常能进班上的前几名，但是到了澳洲以后，由于对澳洲学习方式的不适应，以及生活方式和想象中有较大差异，一直拿不到理想的成绩。常常在深夜的时候，自己会思念在国内的生活，在这里始终感觉很难融入，有陌生感，也常常在想当初如果选择在国内读本科会是怎样的发展。到了大三上学期，小凌因为挂科收到了学校留校察看的邮件通知，后来过了一学期学校看小凌的成绩并没有任何改变，就给了劝退的决定。小凌收到邮件，自己也清楚没有什么申诉的机会，于是就收拾东西回家了。回到国内，自己原本想瞒着父母不告诉实情，但是在父母的一再下，也只好说出自己本科没有毕业。看着父母焦急的神情，小凌也开始反思自己，虽然自己可以一再堕落下去，但是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的父母会一天天衰老下去，而自己如果在世上没有给父母带去幸福，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于是小凌在网上找到海归侠咨询本科没毕业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海归侠给了这样一些建议。留学生本科没毕业可以申请硕士课程就读。这对于留学生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办法，硕士的学制更短，而且能够节省时间和费用，可以在短时间内就读最高的硕士学历，读出来也是硕士学历。留学生本科没毕业想要回国工作或者创业。可以考虑做一份有学位的回国人员证明，国内的企业也是认可的，有这样一个敲门砖非常有必要，这样的办法也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