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新华社新加坡12月6日电（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4月15日，在广西凭祥市江楠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工人搬运来自东盟国家的水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11月30日，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

新华社新加坡12月5日电专访：RCEP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新华社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完）

郑永年。资料图片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挑战。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他认为，疫情已经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全球化进程放缓。“但危中确实有机！”郑永年说，越是有“脱钩”压力，中国越要向世界开放；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中国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中国越要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广东如何化危为机，他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永久嵌入当地发展。疫情对全球政治的冲击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南方日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哪些影响？郑永年：影响是全方面的。首先影响的是国家内部，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这特别体现在对美国、欧洲几个老牌发达国家中。以美国为例，很多专家预测，这场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超过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目前，尽管美国经济正在重启，但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等，因为疫情受到很大打击。欧洲多国境遇类似。除了经济方面，在社会治理方面，美国涉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引发的抗议活动，目前仍在发酵中。这一社会动荡以种族抗争、身份抗争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社会创造出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落到了极少数人的口袋里。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已从二战后高峰期的70%降至50%。各阶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日益缩水，势必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的是，酿成治理危机。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中产阶级严重缩水，美国政党政治的共识被削弱，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极化之中，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两党互相对峙、拆台、扯皮，为了否决而否决，导致治理危机。南方日报：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造成了哪些影响？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冲击，比“大萧条”时期要更加严重。首先，范围广。“大萧条”时期所谓的全球化，范围比较小，主要是欧美国家。今天的全球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其次，缺乏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带领美国多次“退群”，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缺乏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但却遭到了个别西方国家的抹黑与阻拦，这也是世界缺乏共识的表现，影响了国家间合作。国际组织层面，我认为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还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批国际组织。现在因为美国的“退群”，这个制度基础被动摇了。这些都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中美不会完全脱钩，西方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南方日报：中美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疫情发生后，在您看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郑永年：中国从来没想恶化中美关系。反而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意图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强硬派得势，意图在多个领域挑起“新冷战”。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确有某种程度的冷战思维。那么，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对抗？这要看中国的应对之策。我认为，中国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封闭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开放度。即使美国想与中国进行冷战，中国也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中国要用好市场的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且消费升级势头强劲，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放弃中国市场。退一步讲，即使中美贸易依存度未来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完全脱钩。美国政府如果用特殊的手段迫使本国企业跟中国脱钩的话，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会很漫长。而且，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与亚洲国家密不可分。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坚定地深化对外开放。如何理解危机中育新机？“卡脖子”却倒逼中国发展大国重器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机与新局？郑永年：危机与新机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机，要我们化危为机。比如，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可以排在第一梯队，日本和欧盟排在第二梯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排在第三梯队。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困难，这是“危”。但这却又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持续创新，不断在技术上做突破，这又是“机”。美国向中国施压，卡中国脖子，但是这又倒逼着中国加大对科研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另外，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争，对中国也有一种警示。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中国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此外，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美国国际领导力衰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大变局。越是如此变局，中国越应该主动担当大国使命，引领国际大变革、推动国际进步，这也是“机”。对广东化危为机的建议让外国资本、人才、技术嵌入本地南方日报：落到广东，您认为危和机是什么？郑永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广东是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最大的。无论是产业链的回流、调整，还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科技战”，作为制造业大省、强省的广东都必然受到影响。越是认识到危机之大、挑战之大，广东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发展，化危为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城市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加大产业升级的力度。特别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进入，并且不想走，也走不掉。南方日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您有何建议？郑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危机不断，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外流。比如美国硅谷，从创新思想的诞生到技术研发再到关键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都是在美国硅谷完成的，我称之为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洲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离不开那块土地、那个平台。它们已经完全嵌入这个地区的生产链，离开这里无法运作。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不随国际形势变化而流动，关键也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应该说条件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共同市场，强化政策协调，要学习其他湾区的长处。南方日报：您觉得让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的关键是让其在这一地区嵌入生产链吗？郑永年：这是其中关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区域环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这涉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为高端人才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围绕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开展系统调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龚春辉

“我们现在基本上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扩张最后的阶段。”8月22日，在以“全球剧变下的财富管理趋势”为主题的2020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Bert HOFMAN（郝福满）如此表示。Bert HOFMAN（郝福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图中左下位置）郝福满表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大破坏。在疫情之前，1月份时，IMF预测今年增长3%，6月份时候调整了，是-5%，所以是8个点的下降。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更为明显，欧盟本来是今年增长1%的，结果今年改成了-10%，美国也是，本来是2%，现在是-8%。所以基本上来说，是8%—10%。中国是一个亮点，IMF是比较保守的，觉得是1%，我们觉得会是增长3%。关于美元，郝福满认为，疫情刚发生的时美元是走强的，尽管美国防控不利，但是当时主要是因为大家要避险。有意思的是人民币的走向，因为史上第一次人民币并没有太大的贬值。尽管有一些疲软，但是有很多外国资本都涌向中国，所以人民币没有太大的贬值，过去几个月甚至还走强了。因为中国疫情防控做得非常好，也许在下一阶段中国会成为避险的避难天堂也说不定。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向世界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围绕中国脱贫攻坚的世界意义，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郭良平进行了专访。郭良平说，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脱贫成就，为发展中国家脱贫树立了榜样。多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尤其是2020年，中国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迈向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中国采取的诸多举措、开展的积极探索对全球意义重大。第一，如期消灭绝对贫困。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在同贫困做斗争。消灭绝对贫困意味着中国人将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平台上，拥抱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迎接更美好的未来。第二，近年来，全球均在努力消灭贫困。在所取得的诸多成果中，中国的贡献率高达70%。这一成绩非比寻常。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物质条件并不比大多数国家优越。因此，应重新审视中国的制度和政策，重新认识中国，不能总用老眼光看待中国。第三，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无论是在发展经济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扶贫方面。未来，这些优势还有望体现在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共同富裕等方面。（经济日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新华社新加坡7月13日电　专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新华社记者夏立新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稳步推进，发展前景引发世界关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一个接口，大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郑永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只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项目，长远看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把大湾区建设好，不仅可以带动中国南方地区发展，还可以与中国经济的外循环系统形成良性互动。郑永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覆盖的地区产业承接关系紧密，但也存在产业布局不合理、规划各自为战、同质化竞争等挑战。因此，做好大湾区建设一要注重实现有力和高效的协调，二要有更加开放的理念和大格局意识，三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包括法律对接和制度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力流动、教育和医疗等资源的融合与共享等。郑永年建议精准施策，稳妥对接，努力把大湾区打造成为一个巨大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和超强粘性的嵌入型经济平台，争取把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技术和资本都吸引进来并牢牢留住。郑永年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的金融业、澳门的旅游休闲业、珠三角的制造业各具特色，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大湾区内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应更加密切和灵活。郑永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可能崛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有多所国际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力量很强，知识产权体系完备，应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并为科研人才跨境交流提供更多便利。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对整个世界经济也是利好。现在全世界都关注中国市场，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兰琳宗日前，中国同中东欧17国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视频会议，分享和交流疫情防控经验及信息。这是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事业作贡献的又一重要举措。图为拉脱维亚卫生专家在中国驻拉使馆参加视频会议。 新华社发（亚尼斯 摄）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21日12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7万例，波及国家与地区超过170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正检验着各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在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本报就此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中国疫情防控实现逆转的关键问：经过艰苦努力，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世卫组织评价，中国疫情局势实现逆转。您觉得中国实现逆转的主要原因在哪里？郑永年：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发的疫情，这对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重大考验。中国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么大规模的疫情控制下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从我观察，原因主要在三方面。第一，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有效政府。在面对疫情等风险危机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未知病毒不仅给防治带来科学方面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病毒的不确定性、人传人特性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社会情绪。这种强大政府的存在给予人们信心和定力，带动全社会协同一致共渡难关。中国政府承担起防控责任，迅速推出有效举措，举国动员起来，各地政府、军队、社会方方面面都能有效配合。湖北武汉抗疫，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医疗队伍对口驰援，等等，都是中央政府统一调度指挥，各地具体执行落实。这样的体制、这样的调度能力，非常高效、快速，在别的国家很难看到，也很难做到。第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给战胜疫情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医疗卫生资源支撑。中国有非常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完整的产业链。从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到救助设备、医疗设施、检测试剂，等等，都能快速生产。而西方很多国家普遍缺少口罩，美国还要从意大利运50万份咽拭子回国，看似简单的物资生产，反映出他们没有这种即时的生产制造能力。第三，中国人民的高度配合。中国老百姓是很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不像西方普通民众那样比较松散自由。所以，我们看到，武汉“封城”和某些西方国家“封城”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民众普遍更加自觉自律，更加配合政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说，中国抗疫取得成果应归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以及人民的配合，“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坚定承诺，没有（人民）强有力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国家错失防控“时间窗口”，同政治角力有很大关系问：对于中国抗击疫情为世界争取到的“时间窗口”，西方一些国家表现不尽如人意。您怎么评价这些西方国家抗击疫情的表现，这背后有怎样的政治体制运转逻辑？郑永年：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早期批评中国的那些话，现在完全可以用来批评他们自己的政府。西方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明明看到中国疫情蔓延的局势，却仍然慢半拍，这和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策略，背后有选举的考量，两党斗争的考量，还有国会里复杂的角力等。政治上较劲，又掺杂部分政客政治利益的得失在里面，政府在面对危机时就很容易拖延、行动缓慢。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也是主权政府，因此联邦政府在跨州协调能力上往往力不从心，很难一下子推出有效的政策措施。而中国很不一样，我们看到，疫情暴发以后，中国政府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采取的措施是果断坚决的。行动迟缓，部分也和西方国家的国民性、公共卫生资源储备和生产能力有关系。一些国家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储备明显不够，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只能对疫情“轻描淡写”，最终导致拖延。对病毒搞污名化是愚昧的，实质是想转移矛盾、撇开责任问：近期，美国一些媒体和政客屡屡称“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这种污名化的做法用意何在？您有什么看法和评价？郑永年：这种污名化的做法和世卫组织的决议明显背道而驰，很愚昧。实际上，特朗普妄称“中国病毒”，在美国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希拉里·克林顿就回击“总统正转向种族主义言论，以转移人们注意力，（掩盖）他未能及早认真对待新冠病毒、未能广泛提供检测、未能为美国应对危机做好充分准备”。民主党参议员沃伦也公开反对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污名化的做法，包含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病毒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抗击疫情是全球的责任。病毒来源何处，是一个科学问题，要由科学来寻找答案，而不是搞政治化、污名化。他们这种做法是想转移矛盾，撇开责任，为自己前期的防控不力、失职失责找补。这是欺己欺人，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影响自身对疫情的判断，影响本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病毒的源头在哪里，怎么命名、怎么防控，应该交给科学家，而不是交给政治人物去妄下判断。全球抗疫合作，要摒弃政治偏见问：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呼唤全球团结合作共同抗疫。各个国家之间应该如何有效合作、应对好这次疫情？郑永年：病毒没有国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一次，世界各国都看到了中国政府的道义和担当。在防控自身疫情的同时，力所能及地给予很多国家支援帮助。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合作很好的努力方向。命运与共，不能只是有福的时候同享，有难的时候更要同当。就疫情合作而言，要多讲一点科学，少一点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色彩。各国的政治不能成为合作的阻力，而应该成为助力。把疫情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对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对解决疫情也没有任何帮助。关键还是全球共同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开展合作。对每个国家的防控经验，不能用带着政治色彩的有色眼镜去看，要拿科学态度去看。世卫组织来中国考察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一些西方媒体反而质疑“为什么老是夸中国”。所以，一定要用科学的眼光去评判，相互汲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采取适合本国国情和制度体制的防控措施，这样全球才能更团结，抗疫合作才能更有效更坚定。

“平等才能交流，交流才能互鉴”问：您怎么看最近美国一些官员抛出的所谓“文明冲突”“文明较量”的论调？郑永年：习近平主席这次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确实是这样，我很赞同。因此，把一些具体利益的冲突上升到文明的冲突，根本没认清文明之间平等的本质，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只会混淆视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现在一些西方人炒作“文明冲突论”，我觉得是蛮愚蠢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兰琳宗丨视频摄制 荆培轩 孙嘉玮）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在QS公布最新2021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稳坐亚洲排名第一宝座，世界第11位，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世界级顶尖大学。NUS共有17所学院，分布在新加坡肯特岗、武吉知马和欧南3大校区，提供跨学科跨院系的广泛课程， 设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商学、法学、建筑学、电脑学、杨潞龄医学院和杨秀桃音乐学院。另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东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NUS作为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亚太国际教育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Universitas 21、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国际应用科技开发协作网等高校联盟的成员，也通过了AACSB和EQUIS认证，是全球顶尖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之一。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质量过硬，能从各国各领域请来了世界一流的人物作为授课教授或提供讲座。其学位知名度及含金量高，广受世界名企的青睐。花费包括学费、生活费用等约为25-30万人民币左右（个别专业如牙科、医科及音乐学费偏高），若有申请助学金则费用更低，比起去英美国家留学所需费用低了一倍不止。尤其还有多种奖学金、助学金可供学生申请（例如为了鼓励有才华的外国学生来新加坡求学和工作，政府会实行学费补贴计划，凡是和政府签订协议毕业后留在新加坡工作三年的外国学生，政府给予的学费补贴都将超过80%），大大降低了在NUS读书的经济负担。新加坡作为全球顶尖金融中心之一，其工作环境及人脉资源等能为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帮助。新国大的研究实力与人才资源、多所海外学院提供的海外学习与实习机会、对创新创业的高度支持、多姿多彩的体育社交与文化活动，均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选大学。OSSD学生申请条件12年级6科每门不低于85分无需语言成绩（免雅思托福）无需ACT/SAT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