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研究

本文为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林纯德老师在2017年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经林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林纯德，“‘妖’性工作者研究：视角与方法”，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主题发言，2017年6月28日-7月5日，中国哈尔滨。开讲呼应一下黄盈盈老师的发言，我也曾经是（但现在依然是）一个“无知少女”，从我离开台湾田野，进入大陆的妖田野，这状态一直持续着，然而，我要强调的是，大陆的妖田野大大开启我对性/别的许多想法、知识、视角，可以说把我原先的想法、知识、视角都大大的翻搅了。我在这次的研讨班附上《“C/娘”的争战指涉、怪胎展演与反抗能动性：检视“蔡康永C/娘事件”中的“性别平等教育女性主义”论述》这篇论文，我在这篇论文中分析发生在2009年的“蔡康永娘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蔡康永针对在电视综艺节目上“说人娘”一事，与台湾的性平女权主义者展开辩论。那篇论文是在我进入大陆的妖田野之前完成的，我之所以附上这篇论文，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当时的思维基本上还是带着那种浓厚西方的性/别视角。我原来做的是台湾男同研究，特别是关于“娘炮”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是透过西方跨性别这样一个视角，来诠释台湾男同社群里面比较娘的，所谓的“娘炮”。我刚进入大陆的妖田野时，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视角进来，但是我越进入这个田野，就越发现好像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了，开始反思，援引跨性别这个概念来指涉大陆的妖们OK吗？这样反思的声音随着田野的进展越来越强烈了。我目前已访谈八个城市的妖群体，每个城市的妖们都觉得他们是最美的、最“牛逼”的。你去问问东北的妖们，他们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妖是从我们东北开始的”；如果你到成都的时候，他们会提醒你:“别听东北那些妖放屁，我们成都才是最美的，我们成都才是源头”；至于深圳的妖群体就比较混杂一点，聚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地域本位主义意识。总之，当代中国大陆妖群体大致上是从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开始浮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咱们中国以前古代好像也有类似扮装的嘛，有啊，的确有，但是古代的那个扮装，跟当代中国大陆特别是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开始集结成社群的所谓的妖，从事性工作的妖，两者之间真的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关系吗？对于这点我是有点质疑的，我觉得当代中国大陆的妖的演进不是连续、一元或线性的，还有一些因素，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是需要纳入考虑的，比如说城乡二元体制的经济变革，由它所造成大量人口的流动。我们常讲说古代西北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最近许多妖姐妹告诉我，他们是逐工地而居，哪里有工地，他们就去站街，因为有大量农民工嘛。其次还有整形的科技，比如说隆胸，在古代你基本上是没法隆胸的，还有荷尔蒙激素的方便取得也是。性产业模式的多元分殊。还有性/别少数群体的意识觉醒，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以前年轻时常到gay吧去，里头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个后来才自觉是想变性的，那个其实是扮装的皇后，那个才是gay，那个听说是双性恋，其实当时大家就全都混在一起，没有很明确说你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可是慢慢伴随着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后就出现种种区隔。我觉得妖也会在那样的脉络里头，它虽然没有那么直接而明显受影响，可是它也会在身份认同政治运作之下的各种夹缝边缘里头，慢慢被激荡出难以被归类安置又深具搅扰力道的另类形态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马铁成老师也有提到，亚际之间，尤其是中国和泰国之间那种性/别少数文化的交流、互动，我听到一种说法是说，最早是因为三亚那边引进了泰国的所谓人妖秀的表演，然后呢东北那边的一群“母逼”就觉得为什么泰国人可以，咱们中国人就不行了？我们东北人怎么不行？泰国人可以做得到，咱们当然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三亚那边先引进了这样的一个表演，然后东北的姐妹们看到了，就觉得我们可以比他们更美、更行，于是就慢慢发展起来。我把我的这个研究时间拉得蛮长，这是因为我想要去了解他们整个生命经验的变迁、成长，但还是有大约1/3受访者或是不想跟你联系了，或者突然不见了，就完全没有任何讯息了。其余的原则上都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紧密联系，大多数受访者都不是只有访谈一次，不少受访者都被我访谈很多次了。我今天的讲述内容会聚焦在我如何去反思援用跨性别这个概念来探究当代中国大陆妖群体时所可能产生的局限、盲点。然后我会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何春蕤老师的“性/别模组”的概念，其实更能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的妖群体。跨性别的概念，如果它用来指涉当代中国大陆妖群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盲点跟限制？其实过去的学界跟NGO，大都是透过西方的跨性别概念来界定、诠释妖的主体性及其性/别展现。跨性别这个概念或许可以产生某种有限度的认识论及运动集结上的效应。可是我的研究发现，跨性别的概念被运用在界定、诠释当代中国大陆妖的主体性及其性/别展现上，还是会出现一些盲点。首先，跨性别不论就它的英文原意或中文的翻译，都强调“性别”的面向。这位Susan Stryker，她现在是美国及全球跨性别研究学界非常红的一个学者，她本身是男变女，她跟英国另外一位女变男的跨性别研究学者Stephen Whittle，两人在2006年合编了一本书叫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这本书几乎成了全球跨性别研究的一本教科书了，许多研究跨性别的学者基本上也就沿用了或者深受了这本书的一些概念的影响。Stryker当时在这本书的introction里清楚地说到什么是跨性别，它就是一种“新形态的性别化主体”。那我就懵了，因为妖不会只有性别的面向，也不会只是一种性别化而已吧？妖其实是性跟性别持续地紧密交织、非常繁复的主体状态，所以能够简化地透过这样的一个跨性别概念来理解吗？我们能援用只强调性别面向的跨性别概念来诠释妖吗？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置疑。其次，西方的跨性别有着努力要与同性恋群体做区隔而形塑自身主体性的历史。我刚刚提到那位英国的跨性别学者Stephen Whittle，他在他的一篇论文Gender Fucking or Fucking Gender? 里头就很清楚地写到，他说西方跨性别的生命故事被隐埋在同性恋的历史当中，所以跨性别的主体要从广大的同性恋历史叙事中被独立地彰显出来，以凸显两者之间的实质差异性。如果你要凸显两者之间的实质差异性，在这样的一种论述之下，同性恋和跨性别就成了两个截然不同而且互相排他的概念，这就是我第二个感到不安的地方。因为我访谈的多数妖姐妹们基本上有着无法切割的同性恋主体面向，这部分我待会会说。所以把西方跨性别的概念横向移植过来，用来指涉当代中国大陆的妖群体，这又是另外一个让我产生置疑的地方。Susan Stryker在她上述那篇论文里头，当她提及跨性别研究、跨性别主体、跨性别研究的对象时，她就含蓄地告诉你，首要的是变性的，然后再来是扮装的主体，她这里的扮装，可不是那种什么偶尔戴个假发或是周末穿个女装，然后就称作扮装了，它比较偏向那种全时跨越性别的扮装主体。再来就是某些面向的两性人跟某些同性恋主体，这里似乎可以感觉到，在全球化跨性别研究里头，它所涵括的主体似乎隐约也出现一种阶序了。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性别、LGBT认同政治操作下，跨性别的概念逐渐镶嵌着一种从性别一端跨越到另一端的主体打造的单向线性轨迹。可是我的妖受访者当中，当然不可否认是有几位还蛮贴近这样的一种轨迹的，事实上也有两三位后来就变性去了，可是更多数妖的主体性及其性/别展现，其实是比较灵活地接合、运作不同脉络下的微妙动能，它既不具备本质的意含，其所展现的轨迹也是多重交织、回荡摇摆，我等一下会再具体说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举例来讲，如果妖们既接直男的客人，也接妖客，有时候还会应妖客的要求去跟小姐做爱，所谓的“龙凤飞”，那这个时候妖就当作是龙了，小姐就是凤了。甚至也会恢复男儿身，去男同的桑拿寻欢作乐，或者回过头去接一些他过去当小弟时的男同熟客，而且他们同时又可能是异性恋婚家关系下的丈夫、前夫跟父亲的时候，那么跨性别这一概念是否可以涵括他们这么繁复、这么多重的性/别的实践呢？这个时候，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跨性别以外的其他一些视角来诠释当代中国大陆妖群体？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何春蕤老师09年写的一篇文章，我比较幸运，我有读过这篇文章，而且很仔细地读了，各位可能没有读过，所以我会摘要一些比较关键的内容。何老师这篇文章是09年发表的《山寨性/别模组化与当代性/别的生产》，“山寨”当然这个概念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怪怪的，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污名，我们看何老师怎么说。何老师说: “‘山寨’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很有潜力的视角，可以说明我们理解当代的性/别面貌和实践如何因着历史的因缘际会而呈现出某些很适合用‘山寨’来描述的状态。同时，由于我们身处亚洲第三世界后殖民的历史情境，‘山寨’的特殊视角、论述、精神也可以启发我们超越各种熟悉而固定的分类、概念、认同、定位、正当性、本质思考，从而以崭新的眼光来认识我们面对的性/别世界和它千变万化的现实。”何老师是从山寨手机得到启发，“山寨”这个词其实也让我联想到Judith Butler在Gender Trouble这本书里，当她要论证生理女性所展演的女性气质跟扮装皇后所展演的女性气质之间的关连性时，她其实也运用了类似“山寨”（the copy）的概念。Butler受到了70年代一位很重要的女同志人类学者Esther Newton的启发，Newton长期在芝加哥一间男同性恋酒吧做田野，观察酒吧里的扮装皇后性/别展演，她后来写成一本书叫Mother Camp，Butler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然后她也受到一部纪录片的影响，就是Paris is Burning，这部纪录片描述纽约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哈林区黑人跟拉丁裔比较底层的一些扮装皇后所自主性地发展出来的扮装舞会的敢曝展演。Butler受到上述的启发，她援用扮装皇后的例子，来论证生理女性所展演的女性气质跟扮装皇后所展演的女性气质之间的关系不是原版之于山寨的关系，而是山寨之于山寨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去质疑所谓生理女性的女性气质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说法。山寨似乎可以提供一些动能，可以让我们在研究一些性/别少数的议题时，觉得它可以有一些新的视角，何老师从山寨这个概念出发，提出山寨性/别模组化概念，她说: “当代生产过程高度分工所促成的全球分工及其‘模组化’生产模式， 特别是当媒体和网络信息的流通，激化跨国品牌利润门坎与在地消费能力之间的落差时，跨国分工所具现的模组化生产模式于是在第三世界尚未形成严密管控的脉络中得到彻底的发挥空间，快速而灵活地窜升出草莽性格的生产力。”性/别模组化的意思，它不是告诉你，我们人身上有那样的一种具体的东西，像手机一样，这个模组、那个模组，这个模组插进去以后我就变爷们了，然后那个模组插进去我就变成一个妖，不是这个意思啊。它其实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就类似大家都相当熟悉的Donna Haraway的“cyborg”概念，它其实是一个隐喻。隐喻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必然真实存在，可是它可以用来诠释一些真实存在的现象。何老师强调: “山寨也提供了想象的可能，它提示了各种灵活、多样的恣意组合，运用到性/别领域里，山寨思考将帮助我们看到当代的性/别世界已经山寨四起，形成各式各样的小群体，长出各式各样的自我认同，以及借着性/别符号模组化的蓬勃生产来实现个别化的强烈欲望”。何老师在文章中更以“娘”为例:“‘娘’不必是主体的天生气质，也不必然属于特定主体人口群，而可以是一个具有多种接口、接合运作不同场景的性/别模组，可以被主体操作以达成各种效应：勾引、调情、嘲讽、挑衅、抵抗、自豪、结伴……‘娘’模组（或是其他模组）的关键，不在于模组有什么固定的公式和内容，不在于它有怎样的本质，而在于它操作起来（亦即，当它以其介面与当下的现场脉络互动起来）能在脉络中产生怎样的效应。这种酷儿策略把原来被本质化的东西转化成模组，以灵活操作脉络中微妙的各种动力，反而可能因此壮大边缘主体的力量和空间。”上述这段话，你如果把“娘”转换成“妖”，我们就可以知道，妖既不必然是主体的天生气质，也不必然属于某种特定主体的人口，谁说妖一定是跨性别或变性群体呢？同性恋不行吗？直男难道也不行吗？妖可以是某种具有各种介面结合运作各种不同场景的性/别模组，它可以被主体操作以达成交织着性、性别、身体及职业劳动多重繁复面向的诸多效应。再者，妖也不必然是主体的单一固定的性/别模组，反之，它往往只是主体多重繁复的性/别模组之一，也就是说，妖不会只有一组性/别的模组，它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模组。再者，当我们使用“妖”这个词汇来指涉某一主体或群体的时候，比较是某种脉络性的特质展现，而不是某种去脉络的本质彰显了，更不是某一种单一僵固的身份认同的体现。因此，性/别模组概念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去摆脱那种已经让人越来越有压迫感的身份认同政治。我接下来要援用两位受访者的故事来说明为何性/别模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大陆妖。第一位受访者叫玫瑰，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他是我第一位受访者，我刚进入田野时还是处于极度“无知少女”的状态，一位台湾来的、受过西方性/别学术训练还颇为自豪的男同性恋学者，然后遇上他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妖受访者，他就是玫瑰，马铁成老师跟他很熟。我在田野过程中很勤奋做田野笔记，我蛮擅长书写一些描述性的文章，田野笔记对于我的妖研究发挥很大的功能。我当时的笔记记得很清楚。2011年6月22日下午，我第一次见到玫瑰，他当时是男装打扮，1米8，210斤，就是一只胖熊啊，比我还高大、还胖，我心中不禁暗自发笑：“好大的一朵玫瑰啊！”玫瑰随着马老师出席在北京一间酒店举行的高大上国际艾滋防治会议。他在会议中大声疾呼，“请给我们TS、妖一个发展的空间，别总抓我们”。头一回上北京，玫瑰可没闲着，他前一晚上就上同志桑拿去开眼界了，玫瑰做了胸，一个做了胸的妖，然后他还跑去gay的桑拿，他当时就跟我说:“操三个，三个gay，都是我喜欢的类型，瘦小的，完了，活还挺好的，可我在那我也不能母，我得装爷们，我上那我也不能做零，做零我得收费，对不？我说我做一还行，我不能母，我也不能让别人白操”。我问他你那个胸怎么办呢？他说:“看不到！我用手巾，浴池不是有手巾吗，我就这样搭着”，他就是往胸部搭着，他接着说:“屋里头那么黑，我操他时，他要摸我咂（咂是东北话，就是胸的意思），没用！他手一往上我就挡住了，他要摸咂，我不能让他摸着，完了早上8点，妈呀，我去洗澡又遇到一个小孩在浴室要给我裹（裹也是东北话，口交的意思），我说‘裹呗’，又裹出来一次，一共射了四次了，妈呀，这走路打偏了，不行了。”我虽然在性事上见识广阔，但是听到玫瑰丰功伟业的当下也不免又惊又疑，“传说中的东北美艳胖妖怎么化身为熊圈威猛一哥？”当天晚上我们相约去了长虹桥，就是北京站街的胜地，小姐跟妖都会在那站街，除了玫瑰、马铁成跟我，还有一位台湾妓权运动者也去了，四人就相约在他们（玫瑰、马铁成）的酒店大厅。这时候，玫瑰就用女装现身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悄悄现身大厅的玫瑰，一身黑色的薄纱低胸过膝洋装，一头过肩乌黑长直发，我觉得东北有一些妖很知道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假发适合搭配自己，我觉得玫瑰就非常有这样的sense，他那一头长头发是真发做的，非常的漂亮，所以适合他这种体型，真的是非常美，然后黑色网状丝袜配搭一双红色高跟鞋，火红性感的双唇落在他那张圆滚雪滑的脸上显得格外动人。他看到我就说:“你好，我是玫瑰”，他娇嗔地想给我一个惊喜，我则望着他那迷人丰采赞叹着:“这才是鼎鼎有名的沈阳胖美妖。”以上是玫瑰的故事，大家可以从中明白他的各种性/别模组展现。接着我们要从沈阳、北京拉到南方的深圳，在深圳，我也有一个妖姐妹叫小乔。其实许多妖曾经是或一直都是男同性恋（或者是男双性恋），我之所以使用“曾经是”是因为有些妖姐妹告诉我，他们在做胸当妖前就一直在男同群体活跃着，但自从做胸当妖后便明显感受到自己受到男同群体的排挤，这也迫使他们思索自身与男同的差异性，其次，他们也可能干过MB （小弟），其实这个比例还挺高的，即使他们干MB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可能就只当了一小段时间后，他发现他不适合，他可能太阴柔，或者说白一点太母了，生意不好，然后他可能就转当妖了。也有那种是说他一直干MB，干到年纪大了。你知道干MB其实挺累的，比如客人一直要你射精，然后你的体力可能随着年纪不太能负荷的时候，那么有一些MB可能就会转去当妖了。在我的受访者当中，不少都曾经当过MB，甚至有些妖偶尔还会变回男装，为他以前的男同客人，就是要他提供男男性服务的那些熟客们提供一些服务。有些妖也会对过去那种男男性爱、愉悦难以忘怀，而不时上男同桑拿或软件去钓人，就算他现在都当妖了，都做了胸，但他还是会想方设法假装用一种“不是妖”的身份去跟男同邀约一夜情。小乔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小乔长期在深圳卖淫，他的生命故事也是非常生动精彩的。小乔做了胸，他是我见过的妖里头最帅的。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是男装打扮的，我看着他的帅气都心动了，他实在太帅了，他的帅气都可以甩鹿晗好几条街呢。他告诉我，他做胸当妖后，有一次跟一个客人在酒店开房，至于那个客人，他没有明确告诉我是直男客？还是妖客？因为他都接，但听起来应该是直男客。那客人完事后就先走了，小乔就觉得反正客人走了，他闲着没事，然后就用男同约炮软件看看附近有没有不错的，最后让他约到一个gay的炮友。因为小乔做胸了嘛，他当时没脱上衣，对方就以为那是胸肌，很多gay不都喜欢大胸肌吗？小乔说:“他（gay炮友）一开始以为我的（奶子）是胸肌，哇！兴奋到不行，他做零的，要我操他，后来他就突然不做了，当场就说算了，我不想做了，就走了！他就是要摸嘛！看到胸肌大就想摸，我就不让摸（笑），他后来就应该知道啦！……我（上衣）连脱都没脱，他回去就发讯息问我，你是不是酒吧里演反串的？我说不是（笑），没办法啦！做这个一定要舍弃一些东西……对啊！以后最多就只是网上聊聊天而已。懂得舍得也好，做了胸跟直男玩也挺好的……做胸后也接过喜欢gay的客人，一些老客人，然后我就说健身健得不好，没健好，（胸肌）健歪了！（笑）他们也信，你要哄啦！”从小乔的故事可见，有些妖即便做了大胸，但他还是有办法转回去当小弟，以小弟的身份去提供男男性服务，但相较于接直男客和妖客，提供男男性服务时所付出的劳力相对要大、获利相对要少，这也使得许多如小乔一般的妖姐妹们决定逐渐舍弃男男性交易市场，而专心经营直男客和妖客的市场，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连带影响他们的“性”社交生活。小乔常自嘲，做了胸之后，服务直男客时，只能让他摸上面，不许碰下面；等到面对gay嫖客或炮友时，只能让他摸下面，不许碰上面。他已意识到，身上的那对奶子虽可让他既挣钱又玩直男，但也会让他与过去曾浸淫其中的男同群体渐行渐远。这种有得有失的人生际遇，虽是造化弄人，却也使人深化生命，男同人生是如此，妖的世间亦复是。小乔曾经跟一个T形婚，对方当时已知道他喜欢男的，也已经女装做胸卖淫了，可是对方还是担心小乔会强奸她，因此，每逢过年回老家时，两人必定得分床睡，这样的形婚关系一直维系到小乔现任的老婆怀孕。小乔现任的老婆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形婚的T老婆拒绝生孩子，所以小乔就网上搜，想找个代理孕母，果然给他找到了。那个代理孕母见到男装的小乔太帅了，就迷恋上他了，就说我不想只当个代理孕母，我要当你孩子的妈，我要跟你结婚。小乔后来跟形婚的T老婆离婚后娶了她，但一开始并没有让对方知道他是卖淫的妖。生下了女儿后，小乔的经济压力更大了，他就更努力卖淫。但在一次因卖淫而遭到行政拘留的事件中，老婆得知一切，小乔提议:“既然妳都知道一切真相了，不如我们离婚吧！”但他老婆不答应，日后对于小乔女装卖淫只能隐忍，就是说，“好吧！那你去卖，但不要让我知道，我就当作没这回事。”但他老婆后来又提出说: “那你把胸取出来吧！你看你是我老公，但是你有个胸，还比我的大，这叫我怎么办呢？”但小乔严拒，他说：“我要靠胸赚钱啊！不然一家人要吃什么？”小乔常在微信朋友圈上晒女儿的相片。在女儿面前他俨然就是一个顾家的暖男慈父了！我今天与大家分享两位受访者的故事，借由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应该较能理解妖的性/别模组展现。当他们卖直男客的时候，他就是“真女”。跟小姐搭档“龙凤飞”的时候他是“龙”。如果这时妖客要求妖去操小姐，有些妖是打死不愿意接，有些妖则跟小姐已经很有默契了，所以他们会“假操”，但有的就“真操”了，因为我也访谈过几位妖姐妹是真的操，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对女孩子就有感觉，其实就是喜欢，所以他们可以真操。如果是接直男客的“双飞”，这时候你俩都是“凤”嘛，不论搭档的是小姐或妖，此时面对的是直男客，就得展现出“真女”的模样。妖客里头不少是要求SM服务的，这时妖们就得化身为“女王”或“妈妈”，妖们基本上在接SM活的时候都不愿意当奴，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奴的时候往往要被绑，我要是被你绑起来，你万一把我打劫了，或者把我杀了，怎么办？或者是当奴被搧耳光子、被踹踢身子、被打屁股或是捆绑什么的，因为妖们就是我接你这个活之后，很可能你前门一出去，不一会功夫下一个客人就进来了，那我到时候脸上、身上、屁股上被打得到处红肿，那人家下一个客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怪，或者是“你怎么会有那种捆绑的痕迹？”有些客人是没办法接受这种，人家会害怕。所以我访谈的妖们大多数倾向不当奴，他们主要是接“女王活”，当“妈妈”，调教“儿子”或“狗奴”。如果他们回过头去卖过去的gay客人或跟男同约炮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种性/别模组的展现了。还有呢，有些妖特别是像刚刚马老师提到的东北妖，他们在对抗前来勒索的小混混时，假发一摘，高跟鞋一脱，棍棒一拿起来，他们就成了“爷们”。妖们也往往是异性恋婚家关系下的丈夫、前夫与父亲。甚至有时候工作组还会邀请他们去出席那种高大上的国际会议，然后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代表国内的跨性别，你们要跟人家说你们是跨性别。”所以，妖们的性/别模组展现是不是很多重而且是十分繁复的呢？在探究当代中国大陆妖的主体性及其性/别展现时，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搁置一下西方跨性别的视角，转向何老师提出的、很接地气的性/别模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适合用来探索当代中国大陆妖们的性/别实践。我一开始已经强调，我在妖田野过程中已反思到我既有的性/别知识的贫乏，我有多无知啊！因为过去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真的是太贫乏了，其实中国国内就有很多很丰富的、来自草根的性/别知识，从妖们身上我学到太多过去未曾学到也学不到的宝贵知识，我们真应该向这些底层的、边缘的性/别群体多学习啊！我们这些研究者一定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啊！最后我想再分享一位深圳妖姐妹的故事，他挺有趣，我很快说一下，他本来是一心一意想要变性的，他自己搭火车，我不太记得为什么他要从南昌到青岛去变性？好像是因为他查到青岛有位医师是专门帮人做变性手术。因为他很省，所以他搭的是那种最慢的火车，到了青岛要进行变性手术的前一晚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说：“你要是敢给我变性，把下面切掉，我就马上一头撞死给你看”。后来他不敢做全套的变性，他只做了半套，就只做了胸。做了胸之后他去了深圳，一群姐妹就跟他说：“你胸都做了，那你怎么不卖？”然后他就卖了，一直卖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台湾大法官会议同婚释宪案宣布后，他就老给我传微信，“你们台湾同性恋不是可以结婚了吗？那你给我介绍台湾的帅哥嘛！我要赵又廷！我要赵又廷那种又帅又坏的，我就喜欢这种肌肉猛男，我要赵又廷，你给我介绍一个嘛！”我都快被他烦死了，我心想，“我如果找得到赵又廷这种的，我会让给你吗？”（笑） 但他不死心，每天传，有一天我忍不住就糗他，我说：“你不是说工作组跟你说，你要跟人家说你是跨性别的吗？人家那个同性婚姻是同性恋的事，干你什么事？”他立马回我：“谁说我是跨性别的啊？我那个奶子可以随时拿掉，我是同性恋，我不是跨性别，我是同性恋！你不要听工作组他们乱讲，我是同性恋的！我奶子随时可以拿掉，我要找一个男的，我要当同性恋，我要找个男的过日子。”这是他最近传给我的一则微信语音。所以你们可以知道，仅仅通过西方跨性别的视角来理解当代中国大陆妖，绝对是不够的，因为咱的妖们可真是千变万化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各位。END往期文章“研讨班主题发言”系列01 | 潘绥铭：“性”研究的中国情境（1）潘绥铭：“性”研究的中国情境（2）潘绥铭：“性”研究的中国情境（3）潘绥铭：“性”研究的中国情境（4）02 | 何春蕤：重新思考“赋权”03 | 游静：性别研究的“桎梏”——以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为例04 | 黄盈盈：女性性工作——情境与语境05 | 洪凌：动物保护与娇贵情感06 | 丁乃非：女性主义的性论述性研究ing你想要的性研究都在这里

点击左上角关注，订阅我的，每日热门资讯抢鲜看！ 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夜场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药，非要丁瑜试毒品。这时候，"大姐大"站了出来……丁瑜近照。受访者供图。 对话人物： 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曾就读于香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包括中国性产业与性工作者等。2016年6月，她出版专著《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对话动机： 2014年2月，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后，东莞警方重拳出击涉黄场所，并引发全国性严打涉黄犯罪活动。如今已逾三年。尽管存在法律的高压线，但性工作者毕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她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学者丁瑜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多年的田野调查，和她们同吃同睡，在丁瑜的笔下，结论有点让人意外: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物质利益并非她们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 小姐、妈咪、大姐大 剥洋葱：为什么想到要研究"小姐"这个课题? 丁瑜：纯属偶然。在英国读硕士时，有一门课程要求分组做报告，我们小组被分到了娼妓问题。 查资料时，一位英国作者提到，这群女性在日常工作中，看起来权力很大，有很多可以自己商榷的时刻，但在资本主义环境里，她们是不太自由的。前半部分的论点，让我三观颠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群人还有自由度和商榷的权力。当时也会和宿舍同学讨论，她们有的说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有的说应该合法化，然后抽税。我当时觉得挺新奇。到了申请香港大学博士时，想到了这场讨论，就开始了。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一个从没在10点以后回过家、只谈过两次校园恋爱的乖乖女，一个游走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间的性工作者群体，你们属于两个世界。 丁瑜：对。最开始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已经不能用紧张来形容了。开题一年，我还没有开始做田野。一次月会上，导师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星期内找到两个"小姐"开始你的观察，那你就不要做这个题目了。我当场就哭了，紧张又焦虑。 剥洋葱：怎么打开局面，并深入访谈了23位"小姐"? 丁瑜：被导师逼了，没有办法，只能去找，滚雪球的方式。先是深圳的一位记者朋友，带着我去找到一个站街女，这个女孩愿意和我聊;后来又通过香港那边导师的朋友认识了一位以前做过"小姐"和"妈咪"、有黑社会背景的"大姐大"。再通过她们去认识更多人。 和小姐住了大半年 剥洋葱：你曾打过小卡片电话，去找应召女郎? 丁瑜：那是在广州，我一个男性朋友叫到他家里。女孩到了，我朋友躲进房间。女孩看到我有点懵。我解释，我是做研究的。她还是有点羞涩、尴尬。我问一堆问题，她只回答"嗯"、"是"、"哦"几个简单的字，这种奇特的场面持续了大约半小时。 后来，她看了我手里的访谈提纲，发现问题都很常规，比如家乡在哪里，在城市的生活什么样子。她明白了，我的目的很简单。态度就好一些了，局面打开了。2011年前后，丁瑜在广州大沙地附近拍摄的发廊"小姐"。受访者供图。 剥洋葱：第一次走进夜总会是什么感觉? 丁瑜：深圳的记者朋友带我去的。楼梯上灯光红红的、暗暗的，一排穿着吊带裙的姑娘站在楼梯上迎客。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舞池，我看到有男人搂着女人跳舞，把手搭在女人屁股上。那是第一次去夜总会。因为有人带着，我一点也不紧张、害怕。反而觉得比较新奇。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在我们印象里，夜总会是离毒品、艾滋病比较近的地方，你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情况? 丁瑜：有。跟着"大姐大"，比较容易看到深层的东西。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夜场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药，非要我试毒品。这时候"大姐大"站了出来，说我是她的人，不要为难我。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诉他们的，大家都觉得我的学生身份是无害的，也不会刁难我。导师说我很幸运，都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真有问题，也会有人罩着。 剥洋葱：为了贴近生活，还和两个"小姐"住过半年时间? 丁瑜：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时候，我和她们见面都是在工作场合，或者约出来吃饭。在家里，才可以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 比如广州的那个女孩，是和别人合租。我当时二十五六岁，她们都是二十出头，她们谈论的都是我们那个年纪都会谈论的问题。她们也会看电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逛街买东西、去健身房，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她们所谓特殊的生活，也都是我们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区别是作息。她们一般是晚上吃完饭，换衣服、打扮、出去上班。 相比"性工作者" 她们更愿被称"小姐" 剥洋葱：为什么你的研究结论说，相比"性工作者"，她们更愿意被称作"小姐"? 丁瑜："性工作者"是很学术的名词，不是特别口语化。"性工作者"虽已广泛被研究者和行动者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觉得这是比较奇怪的称呼，这个称谓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性这件事，人们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无忌惮讨论的，她们觉得，更加被污名化了。 而且，部分从业者并不认同"小姐"是一种工作，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没有带来尊严感、不需要责任心、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那她们怎么看待自己"小姐"的身份? 丁瑜：一方面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惨，她们做"小姐"，能赚更多钱、更轻松，比女工好。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挺矛盾的心理。她们对"小姐"这个身份，既觉得没什么，又觉得有什么。 剥洋葱：她们多数是自主选择还是被逼无奈? 丁瑜：我遇到的人，不存在被拐卖或被逼迫，都是自主选择。在农村妇女受教育的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不做这个，好像也没有其他特别好的选择。 剥洋葱：她们更看重物质利益? 丁瑜：我在文章里曾写过，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 剥洋葱：为什么说性资本才是她们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 丁瑜：她们并不是提供性服务这么简单。她们会给自己投资，把自己收拾得美一点，要有更多的方法来吸引客人，比如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和客人交谈时才不会显得乏味。她们也对自己身体投资，以换取更好的报酬，或许并没有转行，也没找到更好的出路，有人会觉得被人包养会比较好，有段时间就对着一个人就可以了，很稳定。但是怎么才能被包养，还需要自我投资上的准备。 剥洋葱：我们通常看到的形容词是"失足"、"失能"和"失败"，但你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群不甘于被困在婚姻和贫困中的农村姑娘，尝试到城市改变生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 丁瑜：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本身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成长中也没有遇到大风大浪，顺风顺水成长起来的姑娘，本身就应该看到这样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 如果再过十年，我再做研究，结果可能不一样，可能会看到她们遇到的困难。 " 关注她们，才能谈服务她们" 剥洋葱：二十五六岁时做这样一个研究，你的生活、婚恋观和人生观发生了什么改变? 丁瑜：举个很小的例子。在当时，一个女孩为客人生了一个孩子，我非常好奇她为什么生下来了。我当时问她，你为什么为他生小孩。她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女人生小孩就是为男人生呢，孩子是上天赐给女人最好的礼物，那是我的小孩，和他有什么关系，我愿意倾我所能去抚养他。 我当时有种当头棒喝的感觉，很震撼，非常不理解。直到我后来自己结婚生孩子，年纪越来越长，发现她的话非常正确。到现在，我非常认同她的观点。 剥洋葱：你们还有联系吗? 丁瑜：如果你有一两个月没有给她们打电话，她们就已经换手机号了。她们的流动性很强，一旦疏于联系，很快就会失去联系。这点我觉得非常遗憾。 剥洋葱：也不做相关研究了? 丁瑜：博士毕业、工作后，相关的研究拿不到课题，发表不了文章，我只能去做别的研究。只是有国外学者来，我们还会去"红灯区"看一看，相关的生态是什么样的。这几年，被扫掉了不少，去广州的城中村会有小发廊，但零星有人在，有人会说，好多人都走咯。有的可能会转向比较地下的，比如麻将馆之类。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小姐"这个群体? 丁瑜：只是不同工作中的一种选择。和卖保险、当保姆、做幼儿园老师相比，她们的区别只在于道德上的那层东西。这种羞耻感是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赋予它的，如果不是这层道德感，她们从事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没什么差别。 剥洋葱：我们能为改善她们的生存环境做些什么? 丁瑜：我不太期待能做些什么。首先期望大家可以光明正大地去讨论这个问题，只有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多认知，对这个群体有更多了解，关注她们，才能谈服务她们。现在谈合法化，都还太早。

日本东京新宿歌舞伎町的十字路口。樱子（化名），女，四十出头，是一位有着二十年从业经历的日本性工作者。去年底，樱子因为身体的原因，回到了日本东北部的乡下老家休养。可随着新冠疫情在日本暴发，她只好暂时打消了回到先前工作城市的打算，一直待在老家，靠着积蓄维持着基本生活。樱子同时也是一个叫做“SWASH”（Sex Work And Sexual Health，性工作和性健康组织）的日本民间社团的成员和积极参与者。SWASH是个在日本小有名气的性工作者援助的民间社团。该社团成立于1999年，主要致力于增进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本身就是现役或曾经的性工作者。在新冠疫情期间，SWASH一直在为这个遭到重创的行业和性工作者的权益积极地发声。“禁止卖春”国家里庞大的色情业东京的新宿、札幌的薄野、福冈的中州，这三地被称作日本的“三大欢乐街（风月场）”。也有人会把大阪的南和名古屋的荣这两处加进去，并称为“日本五大欢乐街”。所谓“欢乐街”，可理解为寻欢作乐的一片区域，这样的区域里既有传统艺伎、异性陪酒酒吧、约会酒吧等“卖艺不卖身”的行当，也包括成人洗浴、色情按摩、粉红沙龙等提供性服务的行业。当然，除此这“五大”之外，日本全国各地还遍布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欢乐街”。据日本矢野经济研究所2014年的估算，日本的成人性产业聚集了90万左右的相关就业人员，年产值达到近4万亿日元（约合25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大体和约旦201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364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相当。可以看出来，女性身体的性交易无疑是占了日本成人性产业的绝大部分，而毫无疑问，支撑这个产业的是日本的男性消费者。一份1999年开展的《关于日本人的艾滋病及性病（HIV/STD）相关知识，性行为，性意识的全国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超过10%的男性有过消费性服务的经历，特别是18到24岁年龄段的男性中，有15%～19%的有过买春经历。而欧美各国同期的调查数值多在1%～2%之间。而有趣的是，日本在法律上是个禁止卖春的国家。上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了一部名为《卖春防止法》的法律，旨在防止性交易的发生。在该法正式实施的1958年，日本政府便依法关闭了国内所有的红灯区。自此，日本在正式成为了禁止卖春的国家，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的。之所以说“名义上”，是因为这部法律对于“卖春”的定义过于模糊，导致了在实际层面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灰色空间。该法对“卖春”的定义是：“与非特定对象进行有偿性行为”；对“性行为”的解释是“限于男女生殖器官的直接接触”。也就是说，除了普通意义的性行为之外的其他性行为，即便是有偿行为，也是合法的。因此，被依法关闭的性服务业者们，很快就开发出了各种符合法律规定的服务。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规避男女生殖器官直接接触之外的性服务，比如色情按摩。另一类则是依旧提供全套性服务，但可以自证顾客属于“非特定对象”，这样也能规避“卖春”的风险，比如：“泡泡浴”。泡泡浴采取的说辞是：店家向进店消费的顾客收取的费用是洗澡费，而顾客遇到了心仪的女孩——性工作者，之后双方来了一场一个多小时的恋爱。因而顾客不属于“非特定对象”。樱子入行时做的是色情按摩。早些年，她一直在东京的实体店铺工作，之后去了大阪。由于近些年日本各地政府对于性服务产业的态度越来越严格，加之互联网的兴盛，造成了实体店的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应召上门的兴盛。樱子这几年也顺应潮流，转做起了应召女郎。 2020年4月2日，戴着口罩的行人从新宿东口歌舞伎町一番街前走过。SWASH的志愿者在视频采访的镜头里，樱子长着一张娃娃脸，留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或许是因为待在家里对着电脑的缘故，她的整个状态很放松，有问必答，很有条理性，话语中带着真诚和热情，没有丝毫的敷衍。樱子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哥哥，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去了东京，但在东京最初的数个月里多次找工作碰壁后，开始从事性服务行业。“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太大的抵触感，就想着有份工作就好，而且工资还不错，所以就一直干下来了。”从业数年后也曾尝试过转行，比如在餐厅工作，编辑写作的工作等等，但都没干太久。餐厅的工作强度大，工资却很低，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文字工作，时薪比餐饮业高而且工作强度不大，但需要较强的抗压和时间管理能力。最终，出去绕了一圈，樱子还是觉得性工作者这个职业最适合自己。“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想白天做就白天做，想晚上做就晚上做，累了想歇几天也行，还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再说，比起其他工作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这个行业的收入还算不错的了。每天能见到不同的人，触碰到不同的身体，也挺有意思的。”樱子继续留在性服务行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参与了SWASH的工作。在这个组织里，她作为志愿者能做的事情不少，比如：做性工作者意识的问卷调查；举办线下的性工作劳动者权益讲座；向其他性工作者推广安全性行为的基本知识；处理热线电话；与海内外人员举行与性相关的学术活动等等。樱子的业余时间大都用在了SWASH的相关工作上，虽然这些工作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报酬。甚至，她为了调查外国女性性工作者在日本的现状，曾假扮成韩国人和中国人，在东京和大阪的各类“亚洲按摩店”里工作过。“我自学了些汉语和韩语，不过说得不太好。反正来这些按摩店的客人都是日本人，沟通都是用日语，他们也不会说汉语韩语。”实际上，在以外国人为卖点的风月场所工作，时薪要比日本人的店低很多，有些甚至只有日本人店的一半收入。但在樱子看来，去这些店里“卧底调查”还是很值得的事情，“我的调查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很多一手的资料，我也交到了很多中国和韩国的朋友，有很多我们现在都在保持联系。”SWASH从成立至今，共参与出版过4份与性工作者相关的学术调查报告，这几份报告的背后，都有樱子的参与和付出。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番街，它与札幌的薄野、福冈的中州被称作日本“三大欢乐街（风月场）”。疫情重创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病毒，在短短数月间就席卷了整个世界，日本的风月场所自然也不能幸免。新冠防疫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和人之间需要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但这对于需要密切身体接触的性服务行业而言，无疑是一记重锤。自新冠疫情登陆日本后，各类风月场所就不断暴发“群体性感染”。据北海道大学的西浦博教授的推算，以东京为例，在4月8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之前，约30%的感染路径来自“夜生活”的相关场所。在4月初到5月底，日本的各级政府先后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性服务行业的实体店铺基本都处于关门停业状态。但解除“紧急事态”后，通过“夜生活”相关场所的感染路径就又迅速上升到40%以上，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了7月初。而另一方面，风月场所的实体店铺关门停业，并不意味着众多习惯了购买性服务的男性的需求也会一同按下暂停键。SWASH的负责人要友纪子（Kaname Yukiko）介绍说，“实体店铺基本都关门停业，对于店铺的经营者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虽然营业收入没有了，但像房租这样的固定支出却还是需要支付的。但对于性工作者而言，不能在实体店里工作，还可以有些其他的选择。现在的情况是大城市的疫情较为严重，而中小城市其实还没有被波及到。所以，很多性工作者在疫情开始后，都转到其他的中小城市去工作。另外，应召上门服务受疫情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回头客、熟客的生意一直都在。”。近期媒体报道的多起因性工作者引起的“群体感染”事件，也证实了要友纪子关于部分性工作者们开始转战中小城市的推断。7月16日，日本东北部的青森县青森市的一名警官被确诊感染新冠的新闻，登上了全国的各大媒体。这名警官在一周前的8日，与一位90后的性工作者有过密切接触史，而这位性工作者在两天后的10号被确诊感染了新冠。当地卫生部门在随后的排查中，确定了27名与该女性有过密切接触史的人员，其中25名是该女性的顾客。但由于日本在个人信息方面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因此在该女性确诊一周后的16日，卫生部门也只与其中的13人取得了联系。青森市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对《日刊现代》表示：“我们无法确定这家应召店由多少名从业的应召女郎，以及该应召店的人员构成。应召店方手里有顾客名单，但由于名单属于店方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因此公共卫生部门无法直接联系顾客当事人，只能通过店方联系顾客，再由顾客本人联系公共卫生部门。到目前为止，只有7名顾客接受了核酸检测。”在青森这种民风淳朴的日本乡下，让街坊邻里和亲朋好友知道自己去买春，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很多人不愿主动和公共卫生部门联系。另外，在没有征得店方的同意的前提下，政府部门不能随意公布应召店的名称和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这也导致很多买春者无法得知自己是否有被感染的风险。日本中部地区的岐阜县，在6月9日也确诊了一位性工作者，而这位女性的常住地是关东地区的神奈川县。和青森的事例相似的是，岐阜的公共卫生部门也排查确定了20多名与该女性有过密切接触史的人员，但最终只联系到其中的3人。店方也拒绝同意政府公布店名的要求，最终岐阜市只得向公众发出“在6月5日到7日有在岐阜火车站周边区域消费过性服务，如果身体出现异常，请与卫生部门联系”的呼吁。尽管性服务行业遭到重创，但性的欲望总是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性工作者们掌握预防措施就特别重要。樱子和SWASH的成员们当然也明白这些，“在这种困难的时刻，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也只有我们自己”。在专业医师的协助下，SWASH团队在4月中旬就制作出了一份《预防新冠病毒的性服务工作建议》，并发布在了自己的网站上。这份工作建议包括三个部分，每部分都是对照通常情况下的服务流程，给出详细的预防建议，包括“强烈建议暂停接吻服务”“和客人一起洗手漱口，也要让客人洗脸”等等。这是一份很有职业针对性的防疫建议，其监制是东京都立驹込医院传染病中心主任和传染科科长今村显史，曾列席过日本首相官邸主办的新冠防疫的相关会议，可以说是这方面货真价实的专业人士。这也体现出SWASH作为一个有着21年历史的性工作者援助社团的专业性和社会资源调动能力。当然，SWASH在这次疫情中所做的工作不止这些。社会动员4月初开始，日本的新冠感染人数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无法追踪来源的确诊患者越来越多，之前政府所采取的“预防群体感染”的效果在快速递减。日本的各级政府随即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防疫措施。4月7日，东京、大阪等七个主要都府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日本全国也在16日进入“紧急状态”的范围扩大到全国，直到5月底才宣布解除。疫情防控的不断升级，对经济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不得不面对倒闭和破产的风险。对此，日本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包括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持续化补贴”计划。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们可以按照过往的税务申报记录，获得最高金额为200万日元（约13万人民币，个体经营者最高金额为100万日元）的公共财政补贴。但由于性服务行业普遍存在不申报收入和逃税现象，加上日本主流社会价值观对于性服务行业的职业歧视，政府在5月底曾明确表示，性服务行业“有悖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将被排除在公共财政的补贴项目之外。说到底，性服务行业有违于社会公德和良俗，且属于社会底层行当，这可以说是日本主流社会的认知。加上性服务行业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存在，和黑社会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领不到国家的公共财政补贴，也属于意料之中。但政府对于性工作者能否享受“监护人休假补贴”的政策上，对性工作者也同样采取了排除的态度。日本政府制定“监护人休假补贴”政策，是因为防疫期间学校关闭，孩子们只能待在家里，因而很多家长需要留在家中照看年纪尚小的子女，无法外出工作。但政府部门却以由于性服务行业的资金有流入黑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为由，在3月底宣布，性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被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数天后，SWASH团队向政策制定的行政机构——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国内卫生部、民政部和劳动部的综合体）提交了整改请求书，要求“像维护其他职业工作者一样，维护性工作者及其子女们的生存权”。“据我们调查，有20.7%的性工作者有孩子，有13.3%是单身妈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发声，抗议政府职业歧视的原因之一。”SWASH负责人要友纪子说。在提交整改请求书的同时，SWASH也利用自身多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源，联系到了多家媒体来报道她们对于厚生劳动省的抗议，并在社交媒体上扩散相关内容，期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SWASH团队所愿，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这一话题产生了足够的热度，在野党中也出现了支持的声音。4月7日，首相安倍晋三就在国会的答辩中公开承诺，政府将考虑把包括陪酒小姐在内的性服务从业者纳入补贴对象。“没想过转行”疫情期间待在家里的樱子并没有闲着，她每天都会工作12小时以上，帮着SWASH打理“热线电话”的咨询。当然，电话早就不用了，基本上都是电子邮件。“疫情开始后，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收到邮件。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多是询问关于如何申请‘监护人休假补贴’的各类问题。比方说，如何向店方交涉和索要在职证明，向政府提交的收入证明该如何办理等等。”因为日本法律上的原因，日本的性工作者与店方的关系不属于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动关系，而且很多性工作者不进行纳税申报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所以很容易造成要申请政府补贴，却无法备齐材料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更为敏感的问题会求助到SWASH。比如，有些性工作者想要尽早复工，但同时又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不愿意接受店方的新冠抗体检测的要求。这样的案例多来自大阪。5月底，大阪府政府决定，给予知名红灯区之“飞田新地”所辖的约160家风俗店提供财政补助——每家店铺50万日元，总额8000万日元（约合560万人民币），但政府的条件是该补助金将作为新冠抗体的检测费用，各店铺的工作人员和该区域的相关人士以及常住居民都将接受检测（费用免费）。如果发现新冠感染者，需要第一时间告知属地的卫生部门。因为很多性工作者会对家人隐瞒自己真实的工作情况，所以不少人担心如果被检测出“阳性”后，卫生部门将会联系家人，这样她们现在的工作情况也会被告诉给家人。“我们能告诉她们的就是，你有权利选择不接受检测。并且，以接受检测来作为复工的前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SWASH的负责人要友纪子这样解释道。SWASH偶尔也会收到一些让人读后五味杂陈的邮件。“我们办公室最近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件，发信人是位正在服刑的前性工作者。TA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我们近期工作的相关报道，可能是我们为性工作者发声，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的行动让TA对我们产生了信任感，所以TA把自己在监狱里遇到的种种不公和霸凌情况告诉了我们。”樱子说，“不过，我们能做的很有限。”“那随着年纪的增长，你是否考虑过从事其他职业，有没有开始担心养老这样的问题呢。毕竟，40岁之后在这个行业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了？”笔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想过转行，等疫情结束后，我还想回到大阪继续工作。另外，我没想过养老这样的话题，而且，我所接触过的同行，都基本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再说了，要有长远的规划也不太可能从事这个行业。”樱子这样回答。她接着解释说，“在日本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性工作者年纪是40岁以上的，而且‘熟女’的市场不仅是现在，以前也一直是有的。所以对我而言，只要想做，做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疫情结束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老家这边，专注SWASH的工作。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武玉江，日本立教大学政治学博士，2013年定居瑞典，现居乌普萨拉）

来自芬兰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人们可能会更善意地看待与机器人发生性关系，而不是与人类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赫尔辛基大学发现，从432名参与者的样本中，大多数受访者更愿意接受人类与机器人发生性关系的付费而不是人类为性工作者提供的服务付费。对性机器人的态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周早些时候，我们报道了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正在寻求参与者通过90分钟的在线调查问卷研究“对性机器人的态度，信念和观点”，作为其研究计划的第一步。为了衡量人们对性爱机器人的态度，芬兰研究人员利用科幻故事进行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实验，为调查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中的主角是使用由人类组成的妓院，第二个实验是人类使用由机器人组成的妓院，参与者被问及他们对故事本身的看法。研究发现，无论已婚还是未婚人类，他们/她们都更愿意和女性机器人以及男性机器人发生关系。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远非确定，但为科学家们衡量人类对性机器人态度提供了有趣见解。

米卡（Mika）很担心。作为日本的性工作者，她曾经每天见到三四个客户，然后冠状病毒大流行。现在，随着人们待在家里并避免亲密接触，她失去了客户和金钱。没有储蓄或其他收入来源，米卡说她靠借来的钱为生。她曾试图找到其他工作，但在经济危机中没有人在招聘。以这种消耗积蓄的速度，她可能很快就无法支付房租或负担基本必需品，更不用说还清她最近承担的债务了。她说：“我担心自己是否会有住所，或者能否找到一份谋生的生活，”她用化名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当然担心我的健康，但是现在我更加担心如何生存。”由于大流行，日本的性工作者受到封锁和限制的重创。整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许多企业被勒令关闭，并建议人们不要外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数据，目前日本至少有10797例病例，有236例死亡。为了减轻经济打击，日本中央政府已启动了总额为108万亿日元（约合9,98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计划。经过一番争议后，性工作者有资格在一定条件下申请援助。一些激进分子称赞此举是该行业长期遭受社会污名化的标志。但是，对于许多性工作者而言，该方案并不能令人放心。其资格规则似乎是不透明和限制性的。有些人不确定如何有效地出行而不是不申请福利。米卡说：“政府没有明确表示将帮助所有人。” “有很多人不工作就无法吃饭和生存。”争取包容性在日本，卖淫或以性交易换取金钱已被定为犯罪，但其他类型的性工作是合法的。据全球黑市研究机构Havocscope估计，日本的性产业每年产生约240亿美元的收入。Mika在法律允许的“分娩保健”行业中工作，这是陪同服务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种陪同服务会在短时间内停止。合法性工作的另一种流行形式是“时尚保健”，它在按摩院提供口交等服务。当日本政府开始制定救济方案时，它合法地将成人娱乐和性行业中的救济措施排除在外，引起了激进主义者和反对派成员的批评，他们称这种排除为“职业歧视”。4月7日，东京的歌舞on町成人娱乐区。日本倡导组织“性工作与性健康”（SWASH）在4月致政府的信中说：“不要将性工作者排除在支持金之列。我们希望像其他工作者及其子女一样，保护性工作者及其子女。” 官员们改变了方向，几天后宣布拟议的计划将包括在性行业合法工作的人。根据起草的准则，性工作机构和雇主可以为停课期间必须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人获得补贴。性工作者还可以申请现金补助，以供因冠状病毒而失去收入的人使用。然而，此举继续使日本的公众舆论两极分化。在日本，对性和性工作的态度倾向于在社会上趋于保守，一些公众人物-包括著名的电视演艺界人士 -抗议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性工作者。作为回应，＃NightWorkIsAlsoWork这个标签（“夜班”是性工作的委婉说法）在社交媒体上风行一时。一位未经证实的推特用户在一篇带有此类标签的帖子中说，他们只是进入这个行业来还清学生贷款。该推文获得了9,000个赞和3,800条转发，它辩称，他们并不是在寻求帮助来沉迷于吃和牛牛肉之类的奢侈品-而是要支付最低的食物，房租和水电费。另一条推文说： “我想知道这个国家何时开始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排名。” “你会抛弃从事夜班工作的单身母亲和需要谋生的人吗？停止偏见，停止基于人的工作的歧视，停止厌恶女性。”性工作者：“我被困住了”许多性工作者还说，政府关于经济援助和资格的规定令人困惑，难以驾驭。米卡说，例如，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只向那些失去了一定收入的人或完全被解雇的人（如失去联系客户和性工作者的经纪人）提供补助。还有另一个问题：该计划要求申请人出示其薪水和收入损失的证明，这对性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通常是在桌子底下领薪，并且其工资可能会波动。在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东京的娱乐和红灯区已于4月7日空置。由于工作性质和害怕受到影响，许多性工作者没有在报税表中报告其职业或全部收入。即使他们的性工作在法律范围之内，普遍的羞耻感和耻辱感也意味着许多人不愿意将自己确定为性工作者。甚至Mika的家人都不知道她的生活。而且缺少文档可能会阻止他们获得经济援助。另一种选择是不接受有关其税收的信息，这可能导致其自身的一系列后果。米卡说：“目前尚不清楚未向政府报告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如何获得刺激。” “我想申请，但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去做。我被困住了。”中央政府仍在起草其刺激计划的条款。一项拟议的修正案将给每个人100,000日元（约928美元），而不是给每个失去收入的家庭300,000日元（2,785美元），这有可能避开Mika的证件问题。她现在必须等待政府完成一揽子计划，下周将对该计划进行正式审查和审议，并希望进一步澄清。性工作者也在其他国家挣扎亚洲各地的性工作者都面临着类似的困难-但在某些地方，政府正在介入以承担重担。孟加拉国是为数不多的合法从事性工作和卖淫的亚洲国家之一，妓院要遵守相关法规和许可证。上个月，政府下令关闭全国的妓院-包括道拉迪亚妓院（Daulatdia妓院），该国最大的妓院，最多可容纳2000名性工作者。为了减轻影响，该镇的性工作者暂停了租金，据当地媒体和警方的说法，他们每人收到20至30公斤（约44至66磅）大米。2月8日，孟加拉国道拉迪亚一家妓院前的性工作者。在马来西亚，所有性工作仍然非法，大流行期间有一些援助途径。例如，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提供了每月津贴和临时住所，其中许多人是性工作者，但他们通常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职业以获得福利。“政府不承认性工作者是工作，”社区援助组织PKKUM的创始人Elisha Kor说。到目前为止，最积极的成功故事可能是泰国。泰国性工作者倡导组织Empower Foundation的成员利兹·希尔顿说，尽管该国将性工作定为刑事犯罪，但该行业每年仍可产生约4-60亿美元的收入，约占该国GDP的5-10％。上个月政府关闭了酒吧和其他成人娱乐场所后，许多泰国性工作者发现自己没有工作场所或客户。他们纠缠不清地找出房租和伙食费。希尔顿说，每个性工作者平均要养活五到八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让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们有资格获得政府大流行救助计划下的失业救济金和援助金的原因，这让他们感到极大的欣慰。希尔顿说：“我们经历了海啸，洪水和自然灾害，每次都被排除在外。” 但是这次，“性工作者并没有被政府排除在外”。该计划已经推出，一些工人报告说他们已经收到了讲义。对于像希尔顿这样的活动家和拥护者来说，这也是象征性的胜利，他们为性工作者争取更好的保护，工作条件和社会接受度而运动。她说，它们已经包含在包装中的事实表明“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工作，这一点得到了接受”。“如果性工作可以在危机中得到认可，那么必须在危机之外得到认可。这是没有回头路的。”

据CNET报道，不管你喜不喜欢，机器情人都已经出现。然而，它们的到来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份深度报告展望了未来十年性爱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前景。从递送无人机到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的数量正在快速增加，包括那些可以与你性爱的聊天机器人，这要归功于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人工智能(AI)支持的性玩具带给普通大众。负责任机器人基金会(Foundation for Responsible Robotics)发现，性爱机器人已经开始出现，为此他们发布了综合研究报告。这是份引人入胜的深度报告，内容涉及到对待性爱机器人的社会态度、伦理影响和社会学问题等。以下就是这份报告的七个关键点。1.性爱机器人主要针对男性，但女性也感兴趣该报告列举了许多关于人们是否会与机器人发生性关系的研究，并给出了广泛的反应。例如，《赫芬顿邮报》的调查发现，9%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个想法感兴趣。其他调查发现，66%的男性和50%的女性想要体验性爱机器人。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认为机器人能够满足自己的性欲，这意味着随着性机器人的发展，它们的市场潜力将大幅增加。2.社会接受是性爱机器人普及的关键报告中还探讨了人类与性爱机器人的未来关系，并将它们与专业的性工作者进行对比。很多人表示，高薪客户经常想要喝酒，参加社交应酬，甚至共同吸毒，构成除了性关系意外的其他联系。虽然将性爱机器人打造为饮酒伙伴的技术可能还有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报告指出，许多男性都会与无生命的娃娃形成情感联系。这些“虚拟关系”需要你发挥想象力，社会是否接受这类非正常关系才是性爱机器人是否能够普及的关键。3.性爱机器人妓院即将诞生在报告中提到的许多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性爱机器人是否可以作为性工作者的替代品。按照一到七级划分，一级是不可接受的，七级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给出的平均结果为六级。再加上死气沉沉的充气娃娃妓院已经在亚洲的崛起，使得该报告作者们得出结论认为，性爱机器人妓院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新生事物。4.性爱机器人会对性别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报告指出，毫无疑问，基于女性解剖图创造人形机器人可能导致“女性物化”。不过，主张多性社会已经催生了这种物化现象，性爱机器人最终只会提供更多服务来加强现有心态，而非创造新的心态。不过，这方面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尤其是在民调不足的社区。5.性爱机器人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隔离报告的作者和学者们都认为，性爱机器人的出现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隔离。一个重要因素是：性爱机器人很容易与人发生性关系，而使用这些机器人的人可能会受到传统性体验中的额外交流和社交活动所干扰。他们还担心，性爱机器人促使用户对性关系和移情作用变得不够敏感。6.性爱机器人具有治疗价值报告中讨论了性爱机器人对患有社会障碍或身体残疾甚至老年人的潜在治疗价值。这里有有些历史可供借鉴，比如疗养院使用半机器人玩偶为人们提供护理，包括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尽管如此，在性爱机器人普及前，还有许多关于这些机器人的道德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会让老年人显得幼稚化，其他人怀疑那些患有心理障碍的人是否能真正行使知情权。7.有理由怀疑性机器人有助于减少性犯罪报告中引用了有争议的建议，性爱机器人可能最终被用于抑制性骚扰、强奸以及恋童癖倾向，因为它可为那些存在类似行为的人提供发泄方式。除了质疑这些玩偶的合法性，报告的作者对性爱机器人带来的好处也表示怀疑，甚至质疑它们是否真的会鼓励有害行为。

关注彭克明不犹豫！每天一千字，读懂全球热点！当日本政府开始制定救助计划时，它把那些合法从事成人娱乐和性产业的人排除在外，这招致了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成员的批评，他们称这种排斥是“职业歧视”。原标题：日本为性工作者提供经济援助CNN新闻，杰西·杨、小仓纯子和威尔·雷普利报道2020年4月20日格林尼治时间0305(北京时间1105)更新编译：时译局日本性工作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米卡担心作为一名日本的性工作者，她曾经每天见三到四个客户——然后冠状病毒大流行来袭。现在，人们呆在家里，避免亲密接触，她没有客户，也没有钱。由于没有存款或其他收入来源，米卡说她靠借来的钱生活。她试过找其他工作，但在经济危机期间没人招人。照这样下去，她可能付不起房租，也买不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更不用说还她最近欠下的债务了。“我担心我是否会有地方住，或者我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来挣钱生活，”她说，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她使用了化名。“我当然担心(我的健康)，但现在我更担心的是如何生存。”4月7日，东京歌舞伎町成人娱乐区。由于流行病的影响，日本各地的性工作者受到了关闭和限制的沉重打击。整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许多企业被勒令停业，人们被建议不要外出。为了缓解经济冲击，日本中央政府推出了价值108万亿日圆(约合9,89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计划。经过一些争议之后，性工作者有资格在特定条件下申请援助——一些活动人士称，这是一个行业取得进步的标志，这个行业长期以来一直背负着社会耻辱。但对许多性工作者来说，这个一揽子计划并不能让他们安心——而且它的性工作者资格的规定似乎是不透明和限制性的。有些人不知道如何申请福利而不有效地暴露自己。米卡说:“(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他们会帮助每个人。”“很多人没有工作就无法生存和吃饭。”为包容而战卖淫，或用性行为交换金钱，在日本是违法的，但其他类型的性工作是合法的。据全球黑市研究机构Havocscope估计，日本的性产业每年创造240亿美元的收入。米卡在法律允许的“送药保健”行业工作，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的是不允许性交的陪护服务。另一种流行的合法性工作形式是“时尚健康”，在按摩院提供口交等服务。当日本政府开始制定救助计划时，它把那些合法从事成人娱乐和性产业的人排除在外，这招致了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成员的批评，他们称这种排斥是“职业歧视”。“不要把性工作者排除在获得资助资金之外。我们希望性工作者和他们的孩子得到保护，就像其他工作者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官员们改变了做法，几天后宣布，拟议中的计划将包括那些在性行业合法工作的人。根据起草的指导方针，性工作机构和雇主可以为那些在学校停课期间不得不在家照顾孩子的人提供补贴。性工作者也可以申请现金补助，用于那些因为冠状病毒而失去收入的人。然而，这一举动继续使日本的公众舆论两极分化。在日本，人们对性和性工作的态度往往倾向于社会保守，一些公众人物——包括著名的电视娱乐界人士——抗议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性工作者。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作为回应，“夜间工作也是工作”的标签——“夜间工作”是性工作的委婉说法——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在这样一篇带有标签的帖子中，一名未经认证的Twitter用户表示，他们进入这个行业只是为了偿还学生贷款。这条推文获得了9000个赞和3800条转发。推文称，他们请求援助不是为了吃和牛等奢侈品，而是为了支付最低的食物、租金和水电费。另一条推文写道:“我想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排名的。”“你会抛弃那些晚上上班的单身母亲和那些需要工作谋生的人吗?”停止偏见，停止对人们工作的歧视，停止对女性的歧视。”性工作者:“我被困住了”许多性工作者还表示，政府关于经济援助和资格的规定令人困惑，难以理解。比如，米卡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救济是只发放给那些失去了一定收入的人，还是完全被解雇的人，比如失去了为客户和性工作者联系的代理人。还有另一个问题:该计划要求申请者出示他们的工资和收入损失的证明——这对性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她们的工资通常是私下支付的，而且工资可能会波动。4月7日，在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东许多性工作者由于工作性质和担心影响而没有在纳税申报单上申报他们的职业或全部收入。即使她们的性工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种普遍的羞耻感和耻辱感意味着许多人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性工作者。甚至米卡的家人都不知道她以什么为生。而这种文件的缺乏可能会阻止他们获得财政援助。另一种选择是承认遗漏了他们的税收信息，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后果。米卡说:“目前还不清楚，没有向政府报告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如何才能获得批准实施刺激计划。”“我想申请，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困了。”中央政府仍在起草经济刺激方案的条款。一项拟议的修正案将给每个人10万日元(约合928美元)，而不是给每个失去收入的家庭30万日元(约合2785美元)——这可能会回避米卡的文件问题。她现在必须等待政府敲定方案，并希望得到更明确的答复。该方案将于下周正式审议。性工作者在其他国家也在苦苦挣扎亚洲各地的性工作者面临着类似的困难——但在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介入，承担这一负担。孟加拉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性工作和卖淫合法的亚洲国家之一，妓院必须遵守法规和执照。上个月，政府下令关闭全国各地的妓院，其中包括该国最大的妓院Daulatdia妓院，拥有多达2000名性工作者。根据当地媒体和警方的声明，为了减轻影响，镇上的性工作者被暂停了房租，每人得到20到30公斤(约44到66磅)的大米。2月8日，孟加拉国杜拉蒂亚一家妓院前的在马来西亚，所有的性工作都是非法的，在大流行期间有一些援助的途径。例如，政府已经为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设立了月度津贴和临时住所，其中许多人是性工作者——但他们往往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职业来获得福利。“政府不承认性工作者的工作，”社区援助组织PKKUM的创始人以利沙·科尔说。迄今为止，泰国或许是最积极的成功案例。泰国性工作者维权组织Empower Foundation的成员莉斯希尔顿(Liz Hilton)说，虽然性工作在泰国是违法的，但这个行业每年仍能创造大约40亿到60亿美元的收入，约占泰国GDP的5%到10%。上个月，在政府关闭了酒吧和其他成人娱乐场所后，许多泰国性工作者发现自己既没有工作场所，也没有客户。他们只能手忙脚乱地计算房租和伙食费;希尔顿说，平均每位性工作者要养活五到八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当许多人第一次听说他们将有资格获得政府流行病救济方案下的失业救济和援助赠款时，他们感到极大的宽慰。希尔顿说:“我们经历了海啸、洪水和自然灾害，但每次都被排除在外。”但这一次，“性工作者并没有被排除在政府援助之外。”对于像希尔顿这样的活动人士和倡导者来说，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他们为性工作者争取更好的保护、工作条件和社会接受度。她说，他们被包括在计划之内的事实表明，他们“接受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工作”。“如果性工作可以在危机中得到认可，那么它必须在危机之外得到认可。没有回头路了。”你赞同援助性工作者吗？

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的性工作者都受到严重冲击，日本全境进入“紧急事态”后，许多风俗店都被迫歇业，就算还有办法开店，客人也因为“外出自肃”根本不上门。疫情下的经济衰退，风俗业当然也是受害者之一。在几经争论后，日本的性工作者确定也能申请安倍晋三7日宣布的108万亿日元紧急纾困措施。不过CNN近日实地走访日本的风俗娘，发现政府画的大饼对她们来说有些不切实际。包括申请资格的不透明，很多性工作者也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申请相关补贴。美香对CNN抱怨，政府根本没有说清楚是不是要帮助每一个人，但我们如果不工作，根本连吃饭跟生活都成问题。众所周知，日本有非常发达的性产业，不过卖淫在日本其实是违法行为，其他类型的性工作却是合法的。研究全球黑市的网站指出，日本的性产业一年可赚进2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97亿元）。接受CNN专访的美香是“Delivery Health”的风俗娘，这是一种性服务外送到府，但不提供性.交的委婉说法。当日本政府开始制定纾困方案时，一开始将合法的性产业排除在外，这种做法引来不少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根本就是“职业歧视”。日本的性劳动权益倡议组织“性工作与性健康”（Sex Work And Sexual Health）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呼吁政府的纾困方案不要排除“风俗从业人员”，因为这些人都是按日领薪，一但没有工作机会，这些人与他们的家人都会陷入困境。不知道是不是这封信发生效果，几天后安倍晋三正式宣布108万亿的超大型纾困计划时，改为纳入合法的性工作者。根据官方说法，性工作者若需要在家照顾孩子时，可向政府申请津贴，性工作者若因新冠病毒减少收入，也可以申请现金补助。虽然性工作也是工作，况且政府规划的补贴还是针对合法工作者，但将性工作者纳入补贴的决定，在保守人士间也引发了另一波的争论，许多人不满政府怎么可以拿纳税人的钱支持性工作者。这波争论迅速延烧到网路上，推特也出现了“#NightWorkIsAlsoWork”（夜间工作也是工作）的热门标签。这里的“夜间工作”当然不是一般的“在晚上工作”，而是“性工作”的一种委婉说法。许多自称在风俗业工作的网友纷纷现身，有人说自己从事性工作是为了偿还学贷、也有人说自己只是想要支付最基本的生活费。也有人质疑，日本什么时候开始对生命分级？你会对一个要靠风俗业才能活下去的单身母亲置之不理吗？停止偏见，不要因为人们的工作歧视，不要歧视女性。无论如何，日本政府目前确实是要补助性工作者。但许多风俗从业人员却搞不懂申请资格与补助项目。像是美香就对CNN说，她一直搞不懂究竟是收入减少的人就可以申请，还是一定得要丢掉工作才算符合资格。另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这个计划要求申请者提出工资与收入损失的证明，但这一行哪里有这种东西，大家都是领现，而且每天的工资也都不一样。此外，即便像是美香这样的合法性工作者，通常也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工作性质，甚至美香的家人也不知道她做这一行。性工作者在报税时，往往也没有写清楚自己的职业别，或者完整上报自己的全部收入。过去这么做的问题不大，但是当政府需要这些资料时，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权益—不是承认自己逃漏税，就是拿不到正确的补助金额。虽然美香一直搞不懂该怎么申请才好，不过日本政府4月16日宣布取消对收入减少的家庭发放30万日元的补助计划，改为对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由于这项措施来得太晚、发放标准又几度变动，舆论对安倍政府的表现没有什么好话。但CNN指出，这样的纾困措施对美香这样的性工作者来说，确实是简单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其他亚洲国家的性工作者在日本之外，亚洲其他国家的性工作者在大封锁时代同样苦苦挣扎。CNN指出，孟加拉是少数卖淫合法化的亚洲国家，妓院必须申请许可、遵守法规。由于疫情吃紧，孟加拉政府下令关闭全国妓院，同时减免性工作者的租金，并且对每人发放20到30公斤的白米。在性工作被视为违法行为的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特地为性工作者提供任何补助，但是对于无家可归者与失业者设立了每月津贴与临时住所，这让失去生计的性工作者暂时能够喘息。但他们往往不敢承认自己的职业，免得领不到津贴还要惹来其他麻烦。泰国上个月关闭了酒吧与其他成人娱乐场所，性工作者顿时失去了讨生活的栖身之处，客人也都消失无踪，尽管性工作在泰国被视为犯罪，但色情产业每年依旧创造40到60亿美元的收益，这个数字大约是泰国GDP的5到10%。CNN说，泰国的性工作者们食指浩繁，平均每个人就要供养5到8位家人，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将他们纳入失业救济金与纾困补助金的适用范围时，这些人会感到如此安慰。

女性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技界的“半边天”，其状况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对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科技工作者对“两个一百年”建设目标信心更足；申请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和部分科研产出有所提高；生活幸福感提升。同时，女性科技工作者职业发展的阻碍不容忽视：与男性相比，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产出和科研项目承担数量较少，可支配科研时间不足，在工作中不受重视的比例更多，能力提升的机会更少。因此，应营造公平的职业发展环境，以促进科技界的性别公平。问题的提出由于男女平等思想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女性科技工作者队伍迅速壮大，两性由于体力强弱不同而带来的社会贡献差异越来越小，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身影在科技事业发展中也越来越活跃。关注女性科技工作者现状，营造适宜的政策和职业环境以充分发挥女性科技者的人才效能是政府和学者们越来越关切的议题。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2017）》对科技工作者的定义为：“是以科技工作为职业的人员，即实际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劳动力，涵盖了专业技术人员、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等多个层次的人员。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政策概念，目前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实际调查中主要是指自然教学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实际从事系统性科学技术知识创造、开发、普及推广和应用活动的其他人员。”这里所说的女性科技工作者是指科技工作者中的女性群体。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此调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委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开展，目的是了解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队伍发展情况，反映科技工作者在职业发展、科研活动、学习交流、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调查依托全国516个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进行，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涵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县域基层单位的科技工作者群体，共回收问卷48099份，其中女性样本22115份。主要发现一是女性科技工作者对我国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的信心明显增强。调查显示，75.6%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对实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有信心，83.3%对我国实现“在2049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有信心，比2013年分别增加10.5和13.8个百分点，并高于男性科技工作者的数据（69.6%、79.9%）；80.1%对“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有信心，88.1%对“在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发展目标有信心，该数据较2013年分别增加11.5和17.0个百分点，并高于男性数据（76.9%、84.6%）。二是女性科技工作者开展科研的积极性提高。与2013年相比，有科研产出的女性科技工作者比例上升。44.8%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13.0%近三年获得过专利，均高于2013年数据（41.8%，9.8%）；28.0% 近三年有科研成果转化，高于2013年的26.6%；26.8%作为项目主持人申报过政府财政支持的研发项目，平均申报数量2.40项，高于2013年的23.3%和2.37项。随着女性科技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积极性的提高，获得科技奖励的比例和数量也有所提升，此次调查获得科技奖励的比例为17.1%，平均获奖项数为2.04项，高于2013年数据（13.4%，1.78项）。三是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生活幸福感提高。调查显示，近五成(49.8%)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目前生活幸福，与2013年调查相比提升了5个百分点。近七成（69.5%）反映五年来生活水平变好，约七成(70.7%)认为未来五年会变得更好，无论是对过去的评价还是对未来的预期都高于男性科技工作者数据。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水平有所提高，超过半数（56.3%）自认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比2013年增加了8.5个百分点。四是女性科技工作者科研产出少，性别差异变大。调查显示，近三年44.8%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低于男性5.7个百分点，2013年调查时这一比例为3.3个百分点，性别差异扩大。在专利、应用技术成果方面和成果转化方面差距更大。13.0%、10.5%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近三年获得过专利和应用技术成果，分别低于男性10个和10.7个百分点，2013年该数据女性低于男性7.4和8.6个百分点，性别差距变大；平均获得数量分别为2.43件、2.29件，同样低于男性数据（2.99件、2.68件）；28.0%近三年从事过研发活动的女性科技工作者有科研成果转化，低于男性16.5个百分点，性别差距变大（2013年该数据差距为15.3个百分点）。五是女性科技工作者承担科研项目少，性别差距扩大。尽管超过九成（93.0%）女性科技工作者认可承担项目对提升自身研究水平作用很大，但与男性相比，女性科技工作者承担项目更少。近三年从事过研发活动的女性科技工作者中，57.8%承担（包括主持和参与）过研发项目，低于男性5.2个百分点（2013年该数据差距为1.3个百分点），性别差距变大，平均主持项目1.17项，低于男性（1.33项）。56.8%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主持项目太少，高出男性10.6个百分点，且比例（2013年为56.0%）上升。可见，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主观评价，女性科技工作者获得的承担项目的机会更少。六是女性科技工作者可支配的科研时间更少。调查显示，51.4%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可支配的科研工作时间不够用，该比例高于男性5.6个百分点。女性科技工作者平均每周工作48.3个小时，尽管相比2013年调查（47.2小时）变长，但仍比男性（51.0小时）低，且已婚女性每周工作时间比未婚女性减少了1.1个小时，而已婚男性则比未婚男性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1.1个小时。七是女性科技人员受重视的机会更少。33.3%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女性科技人员不受重视的现象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31.7%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择业时遭遇性别歧视，21.3%反映晋升时遭遇性别歧视。30~34岁年龄段反映择业、晋升遇到性别歧视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6.1%、25.0%。已育女性（22.9%）遭遇择业性别歧视的比例高于未育者（18.2%），但实际上，已育者的科研产出更高：以论文发表为例，50.2%的已婚女性近三年在学术论文上发表过论文，平均篇数为3.72篇，均高于未婚女性（33.6%，3.11篇）。八是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力提升机会少。近八成（79.3%）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目前需要进修或学习，该数据高于男性（77.7%），但超过半数（51.1%）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进修或培训有困难，47.2%反映单位没有提供进修或培训机会，该比例均高于男性。学术交流也是如此。2016年39.6%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参加过学术会议，低于男性3.8个百分点，同时女性科技工作者反映参加学术会议有困难的比例更高（女性49.6%，男性45.4%）。结论及建议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科技工作者对国家发展更有信心，科研活动积极性有所提高，生活满意感提升；同时女性科技工作者与男性科技工作者在科研产出、承担项目上的性别差异扩大，女性科技工作者不受重视感更强，能力提升机会获得不足。因此应营造支持女性科技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环境，打造公平的职业发展通道，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社会角色，充分发挥女性在科技界撑起“半边天”的作用，具体建议如下：一是营造重视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社会氛围与工作环境。科技界、社会大众和媒体应给予女性科技工作者更多重视，扩大“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中国女科技工作者社会服务奖”等奖项的社会影响力，提升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公众形象，逐步提高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其他科技奖励中的入选比例，增强对其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发挥女性科技工作者集中的优势，继续积极组织“女科学家进校园”等活动，扩大“未来女科学计划”等项目的影响力，培养女学生科学兴趣，增强其投身科学事业的意愿。科技管理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和妇联要细化部署和严格监督《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实施，保障各类机构在科研岗位招聘中依法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权益，使其能够在同等条件下被优先录用。二是开展面向科技女性的专项资助计划。增加各类政府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活动中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比例，设立“鼓励科技女性后备人才的专项成才计划”。科研用人单位要为女性科技工作者参加交流、进修和培训提供经费和时间保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女性科技工作者。增设专门面向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项目申请渠道，鼓励更多财政项目放宽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增进女性发展和参与科学与工程学术生涯计划”（ADVANCE计划）从资助科研院所和高校制度转型入手，建立健全了监督评估体系从而保障女性获得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为女性科技工作者提供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进行策略探索和推广，这一计划从单位角度入手同时扶持女性发展和单位转型值得借鉴。三是帮助女性科技工作者平衡家庭与事业发展的关系。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延长其项目周期，调整其工作制度、聘期评价和绩效考核办法。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和对孕哺期女性的保障，鼓励科研用人单位为孕哺期女性科技工作者配备科研辅助人员，对五年内优秀女性科技工作者提供稳定科研资源支持，借鉴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生育后女性回归实验室”资助计划，帮助女性生育后重返科学阵地。加强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鼓励为女性科技工作者提供社会化家政服务，帮助其合理平衡事业与家庭关系。（本文有删减）作者简介于巧玲，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课题制研究员。邓大胜，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史慧，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中心副研究员。来源：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