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核物理研究院

央广网北京12月6日消息（记者周尧）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近日，我国核聚变发展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12月4日，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HL-2M）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为我国核聚变堆的自主设计与建造打下坚实基础。那么，究竟什么是“人造太阳”？它的建成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和自主创新？中国之声独家专访了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科学所副所长钟武律。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的核心温度大概在1500万℃—2000万℃，而地球上的金属材料在1000℃左右就会融化。钟武律介绍，中国的“人造太阳”所要做的，就是在地球上建一个能够承受住1亿℃，甚至超过2亿℃高温的装置。他说：“太阳到目前为止估计已经燃烧了大约50亿年。太阳为什么能够永不停歇地燃烧呢？因为它的质量非常大，它靠万有引力可以强有力地把聚变材料，也就是它外层的氢元素原子核不断地往太阳芯部挤压，实现一个非常高的温度、非常高的密度，自然而然就发生核聚变反应。”钟武律经常遇到人问他：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太阳，为什么还要再造一个太阳呢？他解释说：“这种装置的原理和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是类似的，就是核聚变的原理，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的太阳，而是一个聚变装置，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聚变堆。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它来实现核聚变，并且释放能量，用来发电。”核聚变实际上是整个宇宙的能源，建造“人造太阳”也是为了通过核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地输出能量，最终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从而造福人类。由于核聚变的原理和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很相似，所以，这些以探索聚变清洁能源为目的的装置被人们称为“人造太阳”。目前，东方超环（EAST）、中国环流器二号A（HL-2A）、M（HL-2M）都属于“人造太阳”实验装置。钟武律介绍，此次建成的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HL-2M）是我国新一代先进磁约束核聚变实验研究装置。他说：“这个装置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采用了先进的结构和控制方式，具有先进的偏滤器位形的优势。它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先进的托克马克装置。它的体积是目前国内现有装置的两倍以上，等离子体电流的能力可以提高到2.5个兆安培，等离子体离子的温度可以达到1.5亿℃，即太阳核心温度的10倍。”在HL-2M装置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多项突破，实现了可拆卸线圈结构，增强了控制运行水平，提升了装置物理实验研究能力，攻克了高镍合金双曲面薄壁件大型真空容器模压成型和焊接变形控制等关键技术，掌握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异形铜合金厚板材制造成型工艺，实现了高强度膨胀螺栓组件的自主国产化等。我国核能发展实施“热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战略中，将聚变能作为解决能源问题的最终一步。那么，核聚变究竟对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核聚变，又称核融合，简单说，就是两个质量较轻的原子核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重核的过程，它与核裂变原理相反。人类已经可以实现不受控制的核聚变，如氢弹的爆炸。钟武律介绍，想利用核聚变能，就必须要让核聚变变得可控，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满足三个非常苛刻的条：“第一个条件，它需要的温度特别高，因为只有温度特别高，它的这个原子核才会具备足够高的动能，才会跑得更快；第二个条件，等离子体的密度要足够高，高的概念就是原子核之间碰撞发生聚合反应的概率要提高；第三个就是要长时间地控制住这些原子核，将高温高密度的核反应条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这样才能够使核聚变发生，并且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在地球上，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把1亿℃高温的等离子体给直接包裹起来。但是科学家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强磁场的方式，把带电粒子约束住。钟武律回到核西物院的时候，正好赶上2A团队重点攻克一项关键技术——实现高约束模式运行。经过1万多次的实验，团队终于在2009年于国内首次实现了高约束模运行。人类对于清洁能源的期待是没有废气、没有放射性废物排放、资源丰富的一种能源。钟武律介绍，核聚变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能源。“第一，核聚变的反应燃料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核聚变反应的燃料氘是可以从水里面提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核聚变的反应是具有固有安全性的，它不存在所谓的不可控，不存在所谓的爆炸；第三，因为核聚变反应不会排放废气，不会有温室气体的产生，也不会产生长寿命的放射性产物，所以它是目前人类认识到的最理想的能源。”钟武律说。钟武律总喜欢在分享研究成果的时候以一首歌来结尾，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种太阳》，他说，研究核聚变能的这种感觉就像人类第一次看到自己点燃了篝火——发光发亮，充满希望。当下，从国际国内核聚变研究发展的概况和现状来看，业界普遍认为，预计在本世纪中叶能够实现聚变能的商业应用。目前，国家原子能机构正在研究布局一体化核聚变研究创新体系，打造国家级核聚变创新研究平台、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平台、青年科学家成长平台，全面促进我国核聚变事业由并跑向领跑迈进。

05:47编者按“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承继已经三代人六十年。按照这里独特的“物理学式选拔机制”，留下来坚守的人都是“纯金的颗粒”。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小确幸，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实现，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们是社会精英、民族脊梁。什么是人生赢家？财务自由、儿女双全是一种，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种，闲云野鹤、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种。但这些都与九院人无关。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稳固才能建起高楼大厦，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见的。无需别的证明，奋斗本身就是幸福，这是九院年轻人的幸福观。你认为什么才是幸福？大情怀与小确幸可以兼得吗？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自我实现？欢迎参加“强国一代大讨论”，来信谈谈你的观点看法。-----------------------------------------------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堵力 邱晨辉中物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对很多人而言，这里不为人知。而事实上，这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称为“核九院”，这个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撑着我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是奠定我大国地位的“定海神针”。在崎岖重叠的西南大山环抱中，这支隐秘强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两弹元勋”，曾战斗在这里，用强大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他们是大山深处的潜伏者，他们是真正的面壁人。面壁经年，与尘嚣隔绝，等到能公开身份时已是古稀之年，多位“两弹元勋”未及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就与世长辞了，更有许多人奉献一生，始终不被世人所知。标题书法：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姜悦楷国家级实验装置神龙二号，是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斯人已逝，名将渐老。面对波谲云诡的全球大势和建设世界强国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国面壁者接续使命，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坐拥全球风云的互联网世界长大，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但他们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承下那辉煌且沉重的执剑人衣钵？2018年新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轻人。驾驭神龙二号的人“哗啦啦啦”，一个大型的卷帘门应声而起。给记者开门的，是身形单薄、穿着半旧夹克的80后何小中。这个文弱书生是清华博士。貌似“车库”的门内，是一个足以让人自叹渺小的宏大空间。神龙二号，国家级实验装置如一条巨型的“神龙”盘踞在此，裹挟着奔涌而至的万千能量。在一个个像钢铁兵马俑一样列阵排开的供电装置面前，何小中介绍起神龙二号，眼里瞬时有了光——他就像这支庞大军团的指挥官，信心十足。他第一次来中物院是大四时，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九院的一切都被镶上了粉红的梦幻金边。当时还是神龙一号，何小中被瞬间击中：“如果我能在这里……”时隔11年的今天，他已经是神龙二号的驾驭者之一。何小中和这个团队八九十位成员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完全自主地设计建造了这支“钢铁军团”。科研大国逐鹿天下。神龙二号是直线感应加速器，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何小中们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美国研制的强流脉冲加速器目前能拍4张照片，但是脉冲跨度无法扩大。而神龙二号的技术路线是独创的，可瞬间拍3张照片，与神龙一号结合也能拍4张。同时，在许多参数上要比美国装置更强，性价比更高。“听说美国即将新建类似装置，也在参照我们的技术路线。”何小中很自豪。神龙系列加速器的研制成功，让我国加速器技术上了一个大台阶。“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点点技术成果，就能大大改进核医学CT设备。”何小中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术民用化，“一旦批量国产化生产，人们上医院拍加强CT的价格能便宜一大半”。如果用当下互联网创业市场的套路评价，何小中这样的技术精英，应该是身家千万上亿，西装革履在五星级酒店融资ABCD轮的“青年才俊”。不过，用市值给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标价，恐怕无论多高，都显得廉价。何小中每天进门，都经过一个简陋的张贴栏，上面有一张照片：他的清华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头题字。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大师虽去，风范永存。他一笔一画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过美国。”80后山沟人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从绵阳出发，目标川北某县。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绿，汶川特大地震时滚落的巨石与险坡依稀可寻。再往前翻过几重山，才能进入某研究所职工周一到周五的集体宿舍。科研生产地点还要再走数公里的山路，他们是“实打实的山沟人”。而这儿，只是中物院人嘴里的“老点”之一，年龄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点情结”。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1996年的题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启事，前来勘察。到绵阳走了一批，到县里又走了一批，剩下的，发现到县城后还得往山里再走好几十公里，又有一批忍无可忍地回头离开了。该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涛，属于逆流而上最终留下来的人。这位北大博士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国字脸，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带一股遗世独立的正气。一年365天，法涛和他的同事起码220多天都远离家人，工作在大山深处。每个周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里蔚为壮观。任务来了，很多人几个月不能离沟。回家，是这里最美的词。所以，法涛的微信头像就是婴儿的脸部特写：宝贝的小嘴微张，似乎在说，“快来爱我吧，爸爸”。这些喜欢逆流而上钻山沟的80后技术骨干和室主任们，每个人都有炫目的文凭，都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选择钻入这崇山峻岭，为什么呢？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后来在加州理工师从一位物理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吴所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核武器二次创业的机会，你来不来？”去年10月，他带着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国，扎进了绵阳这座西部科技城。位于绵阳的中物院大概适合各种不适应世俗的“呆萌”。这里可以避开大城市病——手机上班就被锁，没有什么芜杂信息干扰，开的车、住的房子都还不错，想生老二也毫无经济方面的担忧。复旦博士杨志剑说起同学在上海，忙碌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的生活压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请来身边——立刻获得很多同事的赞同。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轻人留下来的口头理由：“我们这里房价不太高，买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数很高”“衣食无忧，后顾无忧，可以专心做科研”。当更进一步走近他们，就能发现博士们选择这里的决定，或许来自别样的触动。聚集在科研的“天堂”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聚龙一号放电瞬间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贫积弱，核大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打击一触即发，中国处于战争的阴影中。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加紧研制核武器，“我们也要搞原子弹！”3年困难时期，九院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在青海高原，饥饿、浮肿折磨着他们。彭德怀元帅听说了，立刻打电话，让海军送来带鱼、陆军送来绵羊，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工作顺利推进。“彭老总当然清楚，如果我们早有原子弹，抗美援朝的阵地上战士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甚至美国有可能就不敢来，原子弹是‘卫国重器’。”胡干达说。然而，核九院本来要迎来500个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指导核武器研制，但最后出现在北京的只是一个什么关键技术都不说的“哑巴和尚”。而且苏方很快就毁约了。刚刚支起的摊子，只剩下一群仅仅知道一丁点核原理的年轻人。那是1959年6月，为了记住耻辱，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也称“争气弹”。“中国人聪明啊。”胡干达老人说。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分别是两种核爆的激发方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枪式。在九院九所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还原了当年一次关于技术思路的争论。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寻求彭公评判，程开甲在其身后微笑不语。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路线，必须面对两种路径的选择。那时候中国资金有限，时间倒计时，只能二选一。缺少前期试验支撑，原理上都可以，所以两种意见争论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时的李觉院长让“技术大拿”朱光亚谈看法。朱光亚那时也不到40岁，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而一旦发言，总是掷地有声。听取充分讨论后，他建议用内爆式。后来，中央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这条路径。几十年后，美国解密当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认内爆式更有效，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1996年全世界暂停核试之前，美国核试验1179次，中国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干达说：“但中国人聪明，定的目标是一次试验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试验的参数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中国研制氢弹用时最短，更是创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封锁、屏蔽，都没有阻挡当年的年轻人。民间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当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从不认同这个说法。对核工业人来说，西方那种个人至上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九院人集体奋斗、协同攻关的状态。朱光亚对于敏的评价是：从材料、设计到构型，于敏对氢弹的成功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强大脑飞速运转，与九院的同志们一起让氢弹的轰鸣声响彻地球的时刻，他不过41岁。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劳模时，才算真正解密。在那一代核工业年轻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长的。他一来九院就是副院长，当时条件很差，51岁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而让年轻的科技人员住条件稍好些的房子。到今天，与世界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邓稼先也一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他才40岁。因战备需要，1969年九院整体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间。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知道，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常年两地分居。1980年代，许老师终于答应来邓院长工作的绵阳梓潼看看。这是全院的喜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更是紧张兴奋，他斟酌再三，决定把邓稼先卧室的一张1.2米的单人床换成双人床。可邓稼先进门一看，问，床怎么换了？胡干达如实交代，“从招待所搬来的，让许老师睡得舒服点”。邓院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发出指令，换回去！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我之后，方能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后来，邓稼先和于敏，他们都把获得的属于个人的奖金，拿出来奖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轻学子。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苏格拉底说，他要求的东西越少，他离神越近。此之谓也。胡干达说，中物院这棵大树，是全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种起来的。有了“两弹一星”这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之后，我们中国人才算彻底站起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两弹一星，同样把中国保送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让对中国欲下杀手的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着牙前来握手。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六十年，三代人蓝可是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里，老师于敏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让她惊叹，“那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超强大脑”。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大概要命的是第三，当了于敏的学生户口没保障，那个年月研究生是宝贝，落个大城市户口轻轻松松，但九院并不保证能有北京户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九院与很多军工单位一样，走上了艰难的“军转民”的道路。胡干达说，当年他们什么都干，洗衣机、电子管、房地产，各种合作各种尝试。但九院人老实惯了，十桩生意九被骗，赔得多挣得少。最惨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绵阳市里的长虹电器。1991年6月，蓝可操着四川普通话跟于敏打了个招呼。那是在烟台养马岛的一次强激光研讨会上，她知道，65岁的于敏刚刚淘汰掉两个国内顶尖大学的男生。“太紧张了！”第一次坐在圈子里名声赫赫的于敏对面，蓝可满心忐忑，“在浓密的眉毛后面，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她本科是电子科大的，名气比北大清华差远了，他能选上我吗？博士考试成绩出来了，蓝可落榜。没想到，于敏却说：你先来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给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机会。中国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权威，千挑万选要了个落榜生，还是个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蓝可说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谈工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他不会跟我谈别的，说起社会上事情，尤其阴暗面，他马上会打断：不管那些，咱们只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面这几天，导师于敏身体不好，住院了，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蓝可去医院看老师，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师，我们刚刚做了8发物理实验，都很成功，我给您讲讲哦？”她能感觉到，老师的眼皮一抬，那道锐利的目光直射出来。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于敏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10分钟后于敏的血压才恢复。“我们心意相通。”蓝可说，老师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九院人说起蓝可：人很瘦弱，但影响力很大，工作狂，女汉子，“像于敏”。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试，也许，当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时候，蓝可的执着和简单，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选择。蓝可读博进入九院九所，一个组15个人。后来，年轻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发了财，有人改换门庭，也有人出国留学，改了行。她舍不得，“我就喜欢科研”。蓝可最喜欢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的一张巨幅油画，是当年程开甲和周光召激烈争论的场景。每次经过的时候，她都觉得很踏实，“我喜欢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氛围”。“杨振宁在美国入了国籍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能接触最尖端的武器领域啊。”胡干达说。到了较量的最高层，拼的不光是技术，还有你背后的那个国家。这句话，说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里。20年后回头看，蓝可认为那些当年离开的小伙伴，选择了下海出国，其实就是选择了离开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这也许就是“国运”与个人成就的关系。“真是天佑我中华，当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这么一批优秀的青年，把‘两弹’搞出来！”在蓝可眼里，自己这些60后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虽然可能无法超越老师，但责任重大，“必须把老一代的精神传承下来”。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人被一掌击醒：大国之交，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只富不强，人家照样说打就打。国防白皮书这样定位：“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深陷人才断层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迎来了机遇。但，世易时移，开始富起来的中国很难再找到大批于敏、邓稼先式的人才了。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业领域，要冲向新目标，路上的诱惑太多了，那么多岔路、那么多电阻，还有很多小目标……如果一个个面壁人不能激活身体里的小反应堆，恐怕就没有持续的能量，让他们完成更重的国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战。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可控核聚变”，世界战略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大跃迁最根本的挑战之一。于敏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人才淘汰的物理机制中物院的节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处处给人传递一种温暖的淡定。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平不差，能保障他们拥有中上等的物质生活。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个“死穴”就是教育问题。别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九院人有点不淡定了。上海一个顶级高校“抢”胡建波的时候，拍着胸脯说，尽管来，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给你包了，“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确实有点儿心动”。法涛也有些犯嘀咕，从孩子出生，他们就总能感受到全国时不我待的教育焦虑。“在这个山沟里，会不会耽误了娃娃的前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传统文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顾不了家，孩子在山沟里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明明都是海归名校，孩子有的竟连高中都没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单位里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有的只能在社会上打工谋生。但无欲无求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法涛只要不加班，周末就开上车，接上夫人孩子，一脚油门去成都。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听听音乐会看看比赛，让孩子在城市中心的游乐场玩一玩，见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社会。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第三阶段是“招准人”，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气神儿。李科说，人才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而最根本的一条，搞科技的人才，必须尽力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一个赢得事业荣誉最大的舞台。但事实上，这很难。地理位置偏远，严格的保密，社会显示度低，必须克制社会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态……决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个崇尚精神的精英群体。这是一个按照明确可控目标而实施的“自然选择过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机制”：首先，高考将这些聪明的脑袋筛选出来，但其中更多的省、市、县状元流向了金融和经济学院。其次，学物理的人都很聪明，改行搞金融驾轻就熟。在选择学物理的人中后来又流走一批。然后，出国深造的人很多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万的诱惑，也去了华尔街。最后，清华、北大、中科大这些中物院的定点班学生来到绵阳，又在现实生活的判断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只有经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纯金的颗粒中物院这60年，像一块磨刀石，有太多的材料在上面磨，也因此显露了其成色和真面目。做中物院的“强国一代”，不是因为你牺牲了在大城市的优厚待遇，放弃了火热的互联网生活，就能做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双向选择”。2016年一年，这里流失了百余名青年才俊。李科有点着急，但没用。因为这是由九院的人才筛选物理机制决定的。名校博士应该在一个方向精研，钻之弥深。在中物院你即使是博士，也可能让你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半年一年都要在车间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加工技术难题。这里的技术工人不少是最牛的大国工匠，新来的毕业生，会被他们敲打。当你穿上统一的防辐射服，从头到脚都被套住，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两只眼睛用来交流。你受得了吗？名校生多深谙在学术圈成名的路数，发论文结交名人接受采访，而中物院不少岗位你只做不说，而且可能永远都不能说。你受得了吗？这里是任务导向，你必须在服务国家需要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新性思维。你再聪明，也可能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而只是大国重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你受得了吗？……“我难道不能自由选择吗？”“选择我的对口专业不行吗？”可以，但选择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的需要。大国核竞赛，是一场淘汰赛。这决定了中物院必须以同样的机制，来选择属于自己的人才。而选择的同时，就是淘汰。四所的黄鑫清华毕业来中物院时，心里也是两个小人在打架，“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潮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后来去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士时，他曾试着挣钱。一边在学校做实验完成学业，一边用打游戏的时间来帮人做程序挣外快，两三万元进账好像也不难。有一天他忽然问自己，“我需要挣多少钱？我一辈子花多少就开心了？”黄鑫意识到，挣钱养家当富人，太简单太没有挑战了。等博士毕业，他再次走进中物院科技馆，从前难以入心入脑的“入院教育”震撼了他。他懂了，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郭永怀先生，他的人生为什么无悔、为什么那么有意义。站在郭永怀烈士雕像前，黄鑫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清晰了——如果说老一辈制造了歼7歼8，我们就必须造出歼20和五代机六代机。是的，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傲娇时刻。比如，九三阅兵和朱日和大阅兵，当大国重器东风31、东风5B这些战略核武器碾过屏幕、耀眼全球时，研究室的前辈们就会坐不住：“你看，你看！这个战斗部里有我的设计、有我的计算。”新一代便会被感染，“10年后我设计的战斗部接受检阅时，我就可以对儿子说，你看这是你老爸团队做的！”这是用钱能买来的吗？也因此，法涛们、胡建波们留下来了，他们相信有自己血脉的孩子会理解老爸的荣耀与付出的真实意义。年轻学霸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他们开始关掉那些庸俗成功学的体系接口，把“一时挠不着的生活奇痒”真正放下。过去一边沉迷魔兽游戏一边搞研究也能出成绩的聪明头脑们，开始无暇个人生活了。大浪淘沙，风雨砥砺，留下的，就是纯金的颗粒。每次，蓝可一听到有谁说，“能干的人都出国了”，就很不服气。她会追上去抬杠：“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就是我们这群不能干的人干出来的。”或者听到谁说，“中国培养的最顶尖人才都出国了”。蓝可也会追上去不服气地争辩：什么叫顶尖？那些学校只培养出了国就不回来的学生，能叫顶尖吗？国家培养了你，你不服务于这个国家，能叫顶尖吗？！一朝壁破惊天下在中物院八所，横卧着有两个足球场大的神光-Ⅲ号激光装置。身高一米八的杨冬，经常带着名牌大学的在读生观摩。他的使命就是留下其中的黄金种子。宣传栏上，贴着两张科幻电影海报：一张是《钢铁侠》，因为它身上的聚能环就是核聚变的小反应堆；另一张是《星际迷航》，飞船在宇宙中的跃迁也是靠核聚变提供能量。这个有60年历史的科研高地，正在学着俯下身段，倾听90后95后的需求。中科大毕业的杨冬发现，在用模型演示打靶的时候，每一个90后都会在听到“砰”的一声时特别兴奋。杨冬自己也是这样，当时在上海“神光-Ⅱ号”实习的时候，每次打靶之前，都有一个电子的声音，什么什么准备好了，然后是《斗牛士进行曲》，最后“砰”的一声。这种仪式感给了他巨大的诱惑。潘建伟是杨冬中科大的前辈，他和他主导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看来很可能在科学史上留下英名。“我呢？”——杨冬希望像师兄一样建功立业。对他来说，没挑战的事，为什么要干？！36岁的清华人邹文康，不厌其烦地为记者讲述可控核聚变的原理。“这是进行极端条件物理研究的大科学实验很好的平台。”邹文康打开门，一座圆形大金属装置展露在记者面前。“聚龙一号”如果通电，这些巨大的扇形金属装置，会释放出数百万安培的电流，散发出蓝色的光芒。能量流向那些靶心上的钨丝，在亿分之一秒内辐射出来功率数十万亿瓦的X射线……“当巨大的能量聚集在这些十分之一头发丝粗的钨丝上，引发核聚变”。可控核聚变，人类能源革命的终极梦想。“真正的学霸来到这里，就会心里痒痒。”邹文康说。杨冬他们走的是激光驱动聚变点火路径，而邹文康他们走的是Z箍缩驱动点火路径。人类探索未来聚变能源最前沿的两条路，建造出中国的“人造太阳”——就是两个人和他们所在团队每天的工作和要实现的宏伟目标。面壁十年图破壁。中国面壁者的一个重要国家使命，就是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巨大挑战，使可控核聚变梦想成真，铸就新时代“两弹一星”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杨冬、蓝可们，还有躺在病床上大脑仍然飞速运转的于敏先生，这几代人，正在共同酝酿、实施着这一世界上的超级大科学研究工程。中国一度落后、一度彷徨，优越了上千年的基因，一旦被高温高压高强度的压迫状态所激发，那种深藏着的潜能，就开始聚集、融合和释放。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像沸腾的巨大电流，从这片土地的深处迸发出来，抛开了对那些“高鼻子先生”的幻想，拼尽了所有的力量，聚力那个伟大复兴的目标。60年沧海桑田，重重蜀山依然沉默。在记者面前，杨冬和中科大老同学言杰拥抱在一起，他们在一个院子里工作7年，这是第二次碰面。不见面不代表没联系，因为每个人手中的计算、心中的构思、忙碌的任务，都在服务于同一个国家级的大任务。当年的“神童”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并肩而战，正在开辟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径，挑战人类智商极限、忍耐力极限，和能量增益的极限。杨冬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常对参观的95后说：一个比神光-Ⅲ号更先进的装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项目，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道最难的题目，你愿意来应战吗？你敢来吗？你能来吗？一束束强烈的高功率激光，闪电般冲向一个直径不到1毫米的靶腔，巨大的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下，氘氚材料应声而爆，原子聚变释放的能量四散溅开……这时候，时间静止了。只有望向微观世界旋转原子的一双双眼睛。那是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是钱三强、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是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是蓝可、是杨冬、是黄鑫、是邹文康、是何小中、是法涛——“小时代”与他们无关。这些年轻人，注定是一个大时代的执剑人。他们是中国面壁者。

独立学院转设工作是去年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领域力推的工作之一，经过近一年的推进，很多学校已经完成了转设工作或者已经明确的转设方向。大多数独立学院在脱离母体学校后成为普通民办本科，也有一部分高校成为公办高校，还有一些与高职院校合并成为公办的”职业技术大学“。今天要讲的独立学院来自于四川省地级市乐山，据官方相关信息，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拟转设为“中核理工学院”，将于2021年下半年正式申请转设。在很多省份未合并高考招生批次之前，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基本上都是在三本批次进行招生，也就是说该校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三本院校，不过为何一所三本院校能够改名为”中核理工学院“呢？这就要从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的办学情况说起了。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成立于2000年，由中国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成都理工大学共同举办，是我国核工业所属唯一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国有、公办）。现有在校生20000余人，学校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现占地面积1300余亩，规划面积1800余亩。现有教师1200余人，均为国家事业编制人员，学校还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院校机构聘请院士、教授等来校担任学科带头人。由此可见，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之所以能够转设成为”中核理工学院“，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该校的举办者为中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为国有、公办独立院校，在培养核工业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转设成为”中核理工学院“会对各方产生显著影响：一是，可以优化乐山市高等教育结构，增强乐山市高等教育办学实力；二是，转设后可以扩大办学规模，增强学校发展的自主性，增强学校自身教学与科研实力；三是，可以为乐山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核工业发展助力！综上，希望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能够早日完成转设工作，为乐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更适合的人才！也希望转设后的”中核理工学院“更加凸显办学特色，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建成我国培养核工业人才的一流大学！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笔者也一直坚信！博士，这个学术的顶峰，一般能达到这个地步的人都绝对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即使没有大富大贵也能小富即安，守得一方富贵。对于一名高科技行业的博士来说，除了能挣得人生的安稳外还能实现自我。国家能够培养一名博士还是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的，作为学术的顶级，其政治思想也绝对达标。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位博士，却在滚滚红尘中丢了信仰，甘愿沦落丢失本心。此人就是冯沁。冯沁生于1967年，曾经是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工作人员、博士研究生。核工业的一名博士啊！怎么说也是国之栋梁，如果能够踏实工作将来定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不小的贡献。不值得肯定的是这样一位前途一片的博士却没有守住本心。2000年，冯沁33岁，她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一年改变的。当时，作为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的谭开林来到南充开会，机缘巧合之下与冯沁相识。也就在两年后，冯沁被借调到四川省科技厅工作。而这以后这位核工业的博士就坠入了“温柔乡”，冯沁彻底的喜欢喜欢上了这位副厅长。二人的感情开始突飞猛进，在冯沁看来，这个年长自己15岁的男人，不仅会在生活上关心她，还会在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帮助和支持她，两人逐渐发展成情人关系并且长期保持。如此一来这位前途一片大好的博士研究员成为了副厅长的情妇。如果事情一直这样我们还可以说是因为爱情，但事件还会继续恶化。一文、一武，有权又有“知识”。两人的结合简直是“珠联璧合”。在冯沁的帮助下，二人开始了自己的敛财生涯。冯沁在台前出面，谭开林在背后利用担任四川省科技厅领导的便利，帮助一些公司申报省厅和科技部项目并从中获利。多年来二人长期利用此关系，敛财无数。这位专注于学术的博士研究员也成为了身居要职的公司企业所有者。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确实知识改变命运，但知识改不了人心。假如这位女博士能够专心的投身核工业，那么祖国定为多一个科技英雄。有人问，上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钱？此观点笔者不做评价。但笔者认为，学习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不容得沾上半点名利。如果学校都被玷污那么天下还有哪能有干净的地方呢？博士研究员大肆敛财甘为他人情人，实为不妥，丢了知识也丢了学者该有的那一份清高。话又说回，这样事情在我们周围还少吗？当然不少，上网搜索一下就能发现很多类似的事情。很多毕业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的教授不也都流于红尘。但也有很多坚守本心啊！比图：知名教授、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颜宁。颜宁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少部分的黑暗不是黑暗，晴空万里偶尔还有点点白云呢？欢迎留言评论！

2020年12月，《光明日报》头版聚焦了华中科技大学"人造太阳"团队的二十年奋斗故事。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为我国聚变领域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不断提高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本期推送，小编带领大家一起认识一下从华中大走出的核聚变领域的佼佼者——（按入学/任教年份排序）武松涛武松涛，1983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光学工程系，后获得核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磁约束聚变堆总体设计组成员。他是现任ITER（International Thermal-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国际组织托卡马克工程司副司长，也是我国目前在ITER组织任职级别最高的专家。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国家973、863项目；2003-2004年曾任ITER国际组中国技术代表，2008年赴ITER国际组织工作，曾任ITER真空室总体项目团队负责人，ITER托卡马克装置主机总体集成负责人，ITER总部与各方协调负责人。陈伟陈伟，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研究院、博士生导师。2006和2010年分别获得华中科技大学和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在HL-2A上从事磁约束核聚变等离子物理实验与诊断相关工作，特别是磁流体不稳定性和快粒子物理方面的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ITER国内配套项目课题负责人，CFETR快粒子任务组组长。先后获得蔡诗东等离子体物理学奖和胡济民教育科学奖， 获中核集团科学技术奖两项（一等奖和三等奖），获国防科学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2019年，当选中核集团十大杰出青年，获全国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会议青年创新奖，获亚太等离子体物理学会杰出青年研究奖。季小全季小全，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6年和2011年分别于华中科技大学和核西物院获得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等离子物理与实验。2006年起，季小全在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从事等离子体诊断及托卡马克装置物理实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电磁测量诊断系统研究、磁流体不稳定性研究及控制、等离子体平衡及约束等方面。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专利多项。王璐王璐，博士生导师。2012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任教，提出的"湍动加速"（turbulent acceleration）的自发转动新机制发表在物理学顶尖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上，并被日本原子能机构的M. Kikuchi教授出版的书目《聚变研究前沿II》（Frontiers in Fusion Research II）所引用。2017年，王璐荣获亚太物理学会首届等离子体物理大会（1st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基础等离子体物理组"杰出青年科学家"，以嘉奖其依据回旋动理学方程对驱动自发转动的源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提出"湍动加速"的新的流驱动机制。郭伟欣郭伟欣，于2012年至2018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庄革教授和王璐教授。2018年6月至今在"中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支持下于聚变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湍流杂质输运。2019年，第3届亚太物理联合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大会（3rd AAPPS-DPP）上，郭伟欣荣获"30岁以下年轻科学家与学生奖"（U30奖），以嘉奖其在氢同位素等离子体中研究平行速度剪切湍流驱动杂质输运的理论成果。亚太等离子体物理U30奖主要颁发给亚太地区30岁以下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以表彰其在等离子体物理领域杰出的原创性成果。2019年共有6位年轻学者获得U30奖。这些华中大"聚变人"只是众多优秀校友的代表，在升起全球瞩目"红日"的征程中，华中大人还将在核聚变的领域内不断燃烧，释放更多的光与热，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素材来源华中科技大学

原标题：谈“核”色变 研究所易地扩建引争议“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意料。”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副所长金明17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坦言，从未想到单位一次普通的易地扩建，却引发公众高度关注。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至今已在长沙市区存在44年，其前身为309队及核工业中南地质勘探局中心实验室。属地化改革后，如今是中核集团在中南地区唯一的铀矿地质勘查专业单位。近日，长沙含浦（岳麓区学士街道）枫华府第等小区张贴了一张关于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前公示。该项目的地理位置紧邻两所高校，加上名字里又带“核”，公示后引发周边市民担忧。项目究竟是否涉核？是否存在危害？无疑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金明告诉记者，二三〇研究所主要从事铀矿勘查、研究和分析检测等工作，处于整个核工业产业链最前端。“我们在野外进行的铀矿勘查主要手段是钻探，规划中的铀矿勘查中心，是用于室内的资料整理、数据分析和成矿理论、找矿方法研究、技术培训、岩矿鉴定、样品分拣与流转，生产的产品是科研成果报告，用于指导下一步找矿，这当中不涉及任何铀产品的生产、加工。”金明同时告诉记者，单位目前1000多项检测资质基本上是非铀矿领域，包括金、银、铜、铅、锌等金属矿和非金属矿检测，还有土壤、沉积物、水、空气、农产品检测，和其他地勘行业实验室开展的业务差不多，并不涉及核设施、核材料、放射性废物。目前找矿难度加大、深度加深，围绕主业的铀矿石检测数量很少，辐射水平对人体不会产生影响，这些矿石检测样品的回收处置严格按照行业规定和环保要求进行。事件发生后，部分居民被邀请到二三〇研究所参观、了解情况，但即使被解释清楚原委，有人仍然解不开谈“核”色变的心结。回顾整个事件，金明也表示，这也再次提醒加强核科普的重要性。2016年两会期间，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永就提出，尽管当前我国在核能公众宣传中取得一些成绩，但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核能公众宣传的主力是核电企业和全国协会，核能公众宣传基础薄弱，与核能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在传播方式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研究、宣传队伍和宣传平台建设、宣传方式手段和普及深入程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差距，还存在顶层设计不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工作重心有偏颇、方法手段落后等问题，导致我国公众对核能知识认识不足，宣传效果不佳。”刘永认为，核能发展不仅取决于科技水平的提升，还有赖于公众对核能的认知，建议协同推进核科普工作，加强与公众沟通。来源：科技日报

四川在线记者 陈碧红 丁宁总投资约2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每秒数十亿亿次的算力峰值…… 6月11日，成都以“赋能数字经济、超算融入时代”为主题的举行的首届“超级计算创新应用天府论坛”上，成都超级计算中心正式亮相。现场数十位院士专家、企业及用户代表齐聚一堂，就超算前沿技术、超算赋能行业应用等热门话题展开研讨。近200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论坛中以台上台下签约的形式与成都超算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据了解，成都超级计算中心将于今年9月正式建成。对此，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副书记、成都科学城党工委书记邱旭东在会上表示，成都超级计算中心建成后，将填补我国西部地区国家超级计算体系的布局空白。“成都超算”首亮相 成西部“最强大脑”超级计算机不仅是国之重器，也是当今时代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的“新发动机”。在最新的基础科学领域——气候模拟、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的研究中，以及在最流行的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基建”大潮中，超级计算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布局超算中心也成为地方加强新基建的重要举措。“成都很有先见之明，早早开始了超算中心布局。”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机总体专家组成员何铁宁告诉记者，“ 如今，中国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阶段，需要原创、基础的理论研究，而计算机就是重要工具。”据了解，成都超级计算中心位于成都科学城鹿溪智谷核心区，总投资约2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旨在建成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将于今年9月建成投运。成都超算中心建成后其运算能力将达到每秒数十亿亿次，成为西部地区的“最强大脑”，并将积极争取纳入国家超算中心体系。邱旭东在论坛上介绍，成都超级计算中心以安全可控的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为核心，应用领域涵盖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等各个方面，是建设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大战略支撑项目，计算密度、功率密度全球领先。“成都超算”将加倍提高产业能级近年来，成都市政府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的支持力度，经过数年积累，已基本形成了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原有算力已无法满足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不断提升的计算需求，亟需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平台来支撑，提升城市创新创业活力。将超级计算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进行深度融合创新，已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手段。中科院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铁宁表示，西部第一个超算中心建成，将加速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处理产业聚集，“相当于是吸引科创企业的‘巢’，超算中心就相当于科学家手中的‘算盘’，有了超算中心，科学家和科创企业就会随之而来。”记者现场看到，近200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论坛中以台上台下签约的形式与超算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其中，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四川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都创新研究院、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作为高校代表上台签约;中科院相关院所、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作为科研院所代表上台签约;海康威视、中电启明星、商汤科技、中科招商航空等作为企业代表上台签约。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迟学斌认为，成都目前有四川大学、电子科大等高校64所，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国家级科研机构30家，高校院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都离不开超算支持，以成都超算中心为依托，成都将集聚更多领军型科技创新人才，推动产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成果，为成都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提供重要支撑。“有了超算中心这个标志，很多企业就知道这个地方至少技术不落后、基础设施有保障。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先进的设施表明有能力去吸引优质企业，从而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迟学斌说。

“中核理工学院”有望亮相。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有网友今年3月4日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询问：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末，各独立学院全部制定转设工作方案，同时推动一批独立学院实现转设。而今已经2021年一季度末，迟迟不见该院校的相关转设信息发布。特留言咨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转设进度，转为公办还是民办？拟定的校名是什么？对此，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3月22日回复称：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的部署，学院积极对标筹备，并与办学主体密切联系积极报告。目前学院已向省教育厅报备转设工作进度。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在回复中透露：根据学院实际，学院将于2021年下半年申请转设，学院为中核集团所属唯一本科高校，拟申请“中核理工学院”作为学院转设后校名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据学院官网介绍，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位于四川乐山市，该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由中国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成都理工大学于2000年在亚洲最大的受控核聚变实验基地创办，是我国核工业所属唯一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国有、公办）。(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实验室内技术人员正在对材料进行超声波探伤。　刘忠俊　摄中新网成都3月15日电 (记者 刘忠俊)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项目15日迎来新进展，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中国氦冷固态实验包层系统(HCCBTBS)首个项目在四川成都启动，这标志着中国在ITER上开展产氚技术测试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人类离实现聚变清洁能源梦想又近了一步。据了解，此次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下称：“核西物院”)牵头完成前期预研设计工作，正式接棒国家赋予的工程设计和系统研发测试任务。产氚包层是未来聚变堆实现氚自持和发电的核心部件，产氚技术是未来聚变堆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氢同位素气体驱动渗透系统实验。　刘忠俊 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实验包层计划的目的是在ITER上提供真实聚变堆环境下开展产氚包层技术验证，是ITER的三大工程目标之一。该系统是中国参与ITER计划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自主掌握产氚包层技术并发展未来商用聚变堆的关键一环。在科技部的支持下，由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执行中心组织，核西物院作为该系统技术牵头单位，与各参与单位一起经过10多年设计与研发，攻克低活化钢、功能材料和关键部件制造工艺难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验证了中方ITER实验包层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培养了一支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科研团队。同时，为保证该项目和合同顺利启动和执行，核西物院建立了符合ITER要求的核安全和质量保障体系，制定了详细项目实施方案。签约仪式现场。　刘忠俊 摄随着合同的签署和启动将进一步推进项目系统集成和实验包层的设计与研发工作，为未来制造、交付和在ITER装置上测试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自2003年参与ITER活动以来，积极参与ITER实验包层计划，提出和发展了中国氦冷固态实验包层概念，并争取在ITER上进行测试。2014年，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代表中国与ITER组织签署了中国氦冷固态实验包层协议，承诺中国将自主设计和制造HCCBTBS，并在ITER上进行实验测试。启动会现场交流讨论。　刘忠俊 摄据悉，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在该系统的设计、工艺研发与部件测试方面都实现了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初步设计阶段工作也走在ITER实验包层计划各参与方前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