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9年我们邀请了资深文博专家为您推介数十本文博书籍开出一系列经典书单我们期待与您一起共同领略中华文化之美！特邀嘉宾杨雪吟，白族，博士，研究馆员。云南省博物馆合作交流部主任，云南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成员兼秘书长，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云南民族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自2003年起一直从事文物博物馆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承担多项国际国内合作课题和展览策划任务，为各类出版物翻译近百万字，编辑编审博物馆出版物和刊物稿件约100余万字，担负编撰、翻译、编辑博物馆系列图书12种（65万字），发表论文40余篇约60万字，出版专著及合作著作3本。推荐书目《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方铁、方慧著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版期（1997年7月第一版）杨雪吟老师推荐语要了解云南，首先要读云南地方史。《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是了解云南形成历史的最好书籍。历史上的西南边疆，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和四川西南部，以及一段时间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中南半岛北部。西南边疆经历逐渐形成的过程，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边疆地区的特点。西南边疆开发的历史涵盖范围很广，书中对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在各历史时期发展变化、文化（包括本土文化和传入边疆的内地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影响、边疆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发明创造、内地封建王朝和边疆地方政权对边疆的统治和经营等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探讨。本书也是了解云南各民族形成的极好资料，自汉开始，内地汉族进入云南，是“夷多汉少”的民族格局，到明代后期，云南历史上的民族人口结构有了根本改变，至清，云南“汉多夷少”的特点进一步得到巩固，奠定了今天云南各民族格局的基础。随着历史进程，云南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交通、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发展和成就。本书前言边疆地区开发史，是中国边疆史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早在1986年，戴逸教授就指出:“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是一项很重要、很及时的倡议。这一课題涉及的方面是十分广泛的。”应从我国边疆开发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探求规律，为今天边疆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戴逸教授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在边疆开发史这一领域，不仅要探讨边疆各民族的活动与嬗变，还应研究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重点在后一方面。边疆开发史既探究边疆地区的演变，同时也离不开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经营和内地与边服互补、双向性的交流以及边疆与周围地区和邻邦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因此，边疆开发史的研究，其涵盖范围十分宽泛，就西南地区而言，它应以西南边疆开发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为主线同时包含以下内容: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如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含矿冶业)、交通业、商业、动植物的驯化(包括药材的开发和利用)等，在各个时期发展变化的情形;文化(包括本土文化和传入边的内地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进步和影响;边疆各族人民(包括迁入边疆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在开发边疆过程中的贡献和发明创造;内地封建王朝和边疆地方政权对边疆的统治与经营。研究西南边疆开发的历史，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有以下几个问题：西南边疆地区开发时间阶段的划分，以及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点;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诸部门在不同时期发展的侧重点，以及西南边疆的腹地、沿边地区和山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秦、汉以前，边疆本地居民的早期开发活动，和隶属于中央政府之后，边疆各族人民在开发边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作用与中央政府对边的经营之间的关系;南越国、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对西南边疆的经管与开发；历代移民开发边疆的贡献及其与边各民族的作用之间的关系;交通业在边疆开发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内地封建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和民族统治政策，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实施及其评价。自80年代以来，不断有研究西南边疆开发问题的成果发表。但迄今为止，未曾涉及和有待深入的问题仍然不少。我们撰写本书，主要是想廓清并描述西南边疆开发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开发史上一些重要的问题，通过阐述有关内容来反映自己的看法。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呈献给大家的这本书还是很不完善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本书所说的西南边疆，主要指今云南、广西两省区，以及历代曾进入中国版图的滇、桂以南的一些地区。阐述的时限是从远古至1840年。写分工如下:方铁负责先秦至宋代部分，方慧负责元至清代部分，全书由方铁在体例和行文方面作了必要的统一。此外，书中还引用了一些前人研究的成果并注明了出处，这也是应予说明的。——作者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杨明洪，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摘　要：“边疆属性”是边疆的本质规定性，依据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又在边疆中处于对立统一关系，并因国家形态和边疆本身的形态而出现强弱演化趋势。“边疆属性”与“边疆性”是有重要区别的，“边疆属性”是指边疆的本质，而“边疆性”则是边疆的特征。边疆的“二重属性”为我们理解“边疆实在论”奠定基础。从边疆的“二重属性”自然可以推导出“边疆实在论”。将一般边疆的属性与中国边疆的属性区别开来，不能用“中国边疆”的概念去简单地替代一般意义上的“边疆”概念，更不能用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概念去概括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属性”。关键词：边疆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边疆性至晚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凡是涉及边疆研究的学者都希望给“边疆属性”一个较为明确的论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学术界广泛讨论构建“中国边疆学”或者“边疆学”，自然也涉及“边疆属性”论题，但依然难以达成共识。正如周平教授所指出的：“边疆研究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并对边疆研究的发展形成硬性制约的问题是，边疆研究的学术话语尤其是核心概念的不一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学术讨论或学术争鸣中，不同论者各自使用的学术概念并不统一，就连‘边疆’概念各自的所指也有很大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如果对“边疆属性”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事实上，笔者发表的一篇关于“边疆实在论”的小文章，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实际上这些争论又引出了对“边疆属性”的讨论。本文不避简陋，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拟正面提出边疆的二重性即边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对其相关问题作初步的探索分析。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一、“边疆性二重性”问题的提出毫无疑义，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统称为“边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包含了几重含义，第一，“边疆”属于国家的疆域，不在国家的疆域之内的区域，并不算作“边疆”，强调这一点是由于很多学者反对将时下讨论的“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等无形“边疆”纳入“边疆学”或者“边疆研究”范围的主要原因；第二，“边疆”具有“边缘性”，其地理位置是相对于国家中心区域而言的；第三，要与“国家”相联系，而国家的形态至少包括“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两种。“王朝国家”是从国家中心(通常是国家的首都)作为参照系来定义边疆，其核心在“人”而不在“地”；而“民族国家”是从国家的边界作为参照系来定义边疆，其核心是在“地”而不在“人”。因此，现代的边疆研究是以现代国家制度的核心特征为思维的逻辑起点，以领土范围内排他性的国家利益的存在为前提；而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因此，从对边疆的普遍性认识中可以看出，判定边疆的标准是要处于国家领土的边缘并与邻国相接，实际上应属地理上的领土边疆。但是，不少学者提出，边疆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应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体系，从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给出不同定义。实际上，边疆就是国家领土中的边缘性区域，不同学科均能够在其中找到研究的对象。兰州大学杨恕教授就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中国边疆学”或者“边疆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边疆学”或者“中国边疆学”无非是研究集合(Studies)，而要实现学科化(Ologizing)，就必须有共同的概念，而共同的概念来自于对其属性即本质规定性的认识。然而，要在科学上把握“边疆”的含义，还需要对“边疆属性”加以认识。目前至少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列举法。例如，周平教授指出，有人梳理了中国的边疆概念后概括出了边疆的“九种涵义”，即地理、历史、民族、宗教、认同、陆权、海权、发展、国际意义上的“边疆”，而他认为这九种因素“都无法说明什么是边疆以及为什么是边疆”。第二种方式是“本质属性+附件属性”。例如，孙保全副教授认为，“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由国家占有和管辖的政治地理空间，这就是边疆的政治属性。除了政治属性以外，边疆往往还具有地理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等其他附加性特征。”也就是说，将政治属性归为“本质属性”，将地理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等视为“附件属性”。笔者推测，“附件属性”不过是“本质属性”派生出来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对边疆进行分类来定义。金晓哲、林涛将边疆划分为政治边疆、文化边疆和拓居边疆3种类型，并分别定义其空间涵义。笔者认为，这三种方式都无法准确地概括边疆的“本质属性”。同时，目前对边疆属性研究出现的以下问题也是导致我们对边疆的“属性”无法被认识清楚的原因。其一，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不少学者希望给出的“边疆属性”具有普遍性，而实际是讲中国的边疆属性。从特殊性抽象出普遍性也没有问题，但过于注重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即“中国边疆属性”，则对边疆的普遍性抽象不够。有不少学者认为，没有超出中国边疆的一般意义上的“边疆”概念，甚至认为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边疆”会影响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其实，这种看法失之偏颇。更何况，边疆本身始终是与国外的边疆纠缠在一起，不了解国外的边疆和边疆理论，就会面临许多困境。同时，对“中国边疆属性”的研究也主要以中国历史为基础，从中抽象出来的中国边疆属性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属性。虽然历史有助于说明现实，但对现实的边疆解释力却较弱。对现实解释力弱的理论，实际上是缺乏科学性的表现。其二，以边疆的特征代替属性的研究。前者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边疆性”。众所周知，事物的属性是指其本质，特征是指其表现，本质是指其内容，而表现是指其形式。揭示边疆的属性是找到其内在规定性。前述的地理、历史、民族、宗教、陆权、海权、发展、国际意义上的“边疆”，实际上是指边疆的特征。当前，不少探讨所谓“边疆属性”的文献均是以探讨其特征代替属性。科学认识“边疆属性”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观察和解释复杂对象的起点和入口。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边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或前提。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又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历史。马克思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作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边疆的出现与演化也必然出现两重关系：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两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缺一不可的。这两重关系必然强烈地影响着“边疆属性”。反过来，我们必须从这两重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边疆属性”。因此，在认识“边疆属性”的时候，如果单纯地将其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下考察，那么，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消失，就会将“边疆”等同于非洲大草原的狮群之间划分“疆域”与“边界”的行为。这是“自然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机械地认识世界的产物。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存在，因而这种认识办法是我们要抛弃的。反过来，如果单纯地将其放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下考察，那么，就会脱离边疆的“自然属性”。由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两种基本关系，即强力关系和意志关系，所以，单纯从这方面考察，就会将“边疆”的形成看作单纯意识的产物。而马克思“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强调自然界在任何时候相对于人而言，都具有先在性、基础性和制约性。如果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这种认识方法则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两重关系必然内化于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边疆”上。依据这一认识论，我们可以分别归纳出边疆的“二重性”，即边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源: 社科院网站

《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罗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31页，78.00元永昌地处云南西部边疆地带，自古为“华夷之界”“滇西之重镇”，康熙《永昌府志》称其地“遥羁六慰，雄控制于中原；内附八司，列屏藩于三面。洵滇西之锁钥也”。面对这样一个边缘枢纽区域，明朝于此设置了一系列较为特殊的军政建置，且前后经历了复杂的建置调整和变迁，明代并行的行政、军政两大管理系统事实上均在一定的时期内主导着这一区域的管理。可以说，以明代永昌地区军政建置为研究对象，既可丰富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又能为动态考察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罗勇副研究员新近出版的《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书，即是此别具慧眼课题的研究结晶。《经略滇西》以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为线索，结合永昌周边局势的动态变化，讨论了该地军政设置变化的具体因素、过程和影响等问题；并重点考察了军政设置变迁下的区域社会发展，分析了该区域“内地化”的进程。在笔者看来，《经略滇西》一书至少有以下看点。作为“地理单位”的府州县与卫所之间的转换顾诚敏锐地提出明代的疆土管理事实上分为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两大管理系统的观点，并注意到明代中后期卫所的民化和清初卫所归并州县的现象（《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此后，学术界有关卫所与府州县关系的研究，尤以卫所归并府州县为重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卫所与府州县的转换其实并非只有卫所归并府州县一条线，《经略滇西》选取明代永昌地区进行军政设置的考察，恰是从区域个案的角度对有关研究薄弱点的精准回应。作者在利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详实的考证、辨析，首先还原和梳理了永昌地区建置变迁的历程：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在平定云南梁王割据势力之后，在永昌地区置金齿卫、永昌府，在该区域初步实现了“府卫相参”的管理体制。洪武二十三年（1390），永昌地方以“民少粮不及俸”为由，废除永昌府，立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区域进入军卫管治时期；正统七年（1442），明军在征讨麓川之后，析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地，增设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地区进入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二司”并立阶段。嘉靖初年，明廷降金齿、腾冲两卫军民指挥使司为卫指挥使司，元年（1522）置永昌军民府，三年（1524）置腾越州，永昌地区再度回归“府卫并置”的治理情形。可以说，永昌地区在有明一代，“经历了府卫兼置，撤销府，到将卫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再到撤销军民指挥使司，设置军民府、卫的过程”。透过以上扎实的沿革考述，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府州县向卫所转换的一般情况之外，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着“府州县—卫所—府州县”往复的变迁历程，府州县与卫所的转换事实上可以是双向的、多重的。而这种双向性，恰恰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域内，明王朝对区域建置的选择并非完全依赖于府州县；换言之，在府州县不能完全适宜和扎根的地区，明王朝亦会把卫所体制作为一种全面统管地方事务的重要建置方案。另外，作者对地方情势的熟稔和重视，给读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建置变迁背后的因素。大体上看，户口（及其所映射的田土、财政等）是作者格外关注的内部动因，边疆形势则是作者十分注重的外部背景，这些因素的变动或互动，造就了永昌地区在明代军政建置的变迁。作者认为洪武二十三年之前永昌建置的发展是根据“永昌地区土民和移民的实际情况以及永昌以西南地区局势的变动而做的调整”；洪武二十三年设置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是永昌地区财政、人口构成与明朝调整卫所体系互动的结果”；正统年间设置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则是明朝三征麓川，瓦解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将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进到怒江以西区域”的结果；嘉靖年间撤司置府，“是内地移民通过卫所体系进入永昌地区，尤其是人口繁衍导致人地矛盾，而军事管控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措施”。可以说，作者充分挖掘了永昌建置变迁背后所反映的区域内、外多方面因素，这样的分析和思考是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可是，地方军政建置的设立，毕竟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因素固然在其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但中央在其中所掌握的关键决断亦是应当有所考虑的。更何况无论是军民指挥使司还是军民府，在其他区域尚有若干处的设置，它们的置废不能说没有王朝中央的全盘考量或特定政策的影响，而作者对此的分析还稍显薄弱。当然，这样的分析结果与作者所采取的地方研究视角密切相关。边疆族群及社会秩序有关军政设置的研究，在长期以来形成了“从中央看地方”和“从地方看中央”的不同研究视角，近年来关于区域史、边疆史的研究，则尤其注重从地方的角度考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经略滇西》即是遵从此研究视角，恰如作者在《绪论》中所点明的，“强调以地方或边疆为中心解读地方文献，从地方与中央甚至周边互动关系的多重视角，重新认识中国边疆的历史”，《经略滇西》的确为读者展示了许多有所湮没的边疆历史。与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卫所移民相对应，明代边疆地区还生活着大量的土著居民，他们或为土民、或为土军，而这部分群体的历史在许多情况下尚不明晰。《经略滇西》从边疆史的视角，搜集和利用了大量的谱牒文献，揭示了明初永昌地区土著身份的变化。作者首先指出“明初永昌地区的土著是相对于明代迁徙到永昌地区的移民而言的，是指在元代被纳入国家控制体系的居民，包括元代永昌地区的编民、爨僰军和镇戍军”，接着梳理了明初土著身份变化的历史。一是如腾冲黄氏、钏氏、李氏、寸氏、刘氏为元代军户，在明初归附明军，后被编入腾冲守御千户所；二是不少蒙古、色目人利用元明之际政治变动的契机，隐瞒真实户籍、族类，融合到夷民、汉人之中。作者对区域土著身份变化的考察，事实上为我们揭示了明代永昌地区卫所中“土著”元素的由来，即明代的“土著”除了原始居民之外，还有大量的不同族属的元代军户，由此便不难理解缘何卫所在建立过程中会大量吸收“土军”。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边疆“土军”进入卫所，与内地前元归附军被收编入卫所，在来源途径上并无二致。此外，如果再结合刘灵坪对大理诸卫（《“汉”、“土”之分：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0-82页）、任建敏对广西卫所（《明初广西卫所的建立与“撞兵”的身份转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四期）、蔡亚龙对西宁卫（《“汉”“土”合流：明初西宁卫建立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四期）等的研究，不难发现明代边疆地区卫所不乏“汉”与“土”融合的历史。作者对边疆局势的关注，为读者揭示了永昌军政设置变迁背后所反映的麓川、缅甸等势力迭兴的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西南边疆社会秩序变动的历史。明初平定云南，恰逢麓川势力强大，双方在滇西区域的博弈，影响了永昌军政设置的第一轮变化。面对强劲的麓川，明朝试图延续元朝分裂麓川的做法，在怒江以西地区设府，却引起麓川的担忧，故而利用明军将领王真筑城引起附近夷民不满的机会，联合土官、元朝移民进行反抗。于是，明朝承认了思伦法对麓川、平缅的控制，同时为了防御麓川势力，明朝加强了永昌地区的军事建设，恢复设置金齿卫，此后麓川渐分趋弱。自宣德年间始，麓川势力再度崛起，试图恢复昔日统治范围，屡次侵扰明朝控制地域，引发了永昌军政设置的第二轮调整。明朝起初以抚谕政策为主，在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西部增设关隘、巡检，加强防御；正统年间渐趋强硬，最终发动了“三征麓川”的军事行动，并析金齿司西部地域增设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麓川势力于是日趋衰落。代麓川而起的是缅甸势力，缅甸的扩张引起滇西边疆局势的动荡，明朝在永昌军民府的地方治理基本框架之下，恢复镇守参将、设置守备，加强滇西防务；但因财政供应的困难、军队建设的弊病，明朝不得不收缩滇西布局，外围“六慰”沦陷，为后世西南边疆社会的动荡埋下了祸根。显然，得益于作者从地方的视角书写滇西的历史，《经略滇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就滇西论滇西的局限，还给读者展示了和滇西区域互动频繁的周边麓川、缅甸政权的兴衰进程，以及对西南边疆社会秩序冲击的历史。云南省保山原属明朝的永昌地区内地化的进程作者以明代永昌地区卫所、州县等军政设置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采取边疆区域史的研究视角，最终的研究意趣落在了“分析永昌地区的军政设置及相关措施如何推动了该区域的内地化进程”。“内地化”是近年来边疆研究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主要指边地与内地“政治制度一体化”和“文明渐趋同化”，亦有学者提倡使用“一体化”“趋同化”等词汇更为准确（参见林超民为本书所作序文）。《经略滇西》第六章《军政设置与边裔内地化》即集中探讨了明代永昌地区的这一趋势，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卫所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关系。在利用大量的谱牒、地方志及正史文献的基础上，作者首先还原了明代永昌地区汉军军户从内地迁徙、定居永昌的历程，以及军户家庭因人丁增加，渐成军户宗族的历史。接着，作者聚焦卫所军户的社区和婚姻关系，指出：卫所军户积极参与区域社会建设，“可以视为卫所军户在地化的一个标志，是边疆地区内地化的途径之一”，且永昌地区卫所军户家族的婚姻多以与官军户、科举家族联姻为重点。最后，作者将目光转向卫所军户分布区域的扩大及与土著、夷民的关系问题，指出一些军户及其家属的分布突破了原本的卫所聚居社区，逐步向州县和土司地区扩展；在文化上，他们是夷民社会的榜样；在经济上，他们兼并夷民田产，将其纳入明朝的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夷民佃农逐渐采纳了军户和编户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文化上逐渐趋同于内地。可以说，作者从多个层次考察了卫所移民在明代永昌地区民族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夷民佃户化”现象的关注是颇具新意的。土军千户所与边裔内地化。土军千户所是永昌地区卫所建置中较为特殊的形制，其所辖社会的变迁亦是值得思索的问题。但可能受限于史料，作者将大量篇幅用于考察土军千户所在军民指挥使司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下辖民众的层次性问题，实际针对土军千户所所辖区域社会的变化的探讨却较为有限，仅简要地提出了以下三点见解：土官管理制度是夷民社会自上而下内地化的制度保障；庄田改变了夷民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将夷民社会卷入地主经济体系；夷民社会的内地化并不均衡。儒学发展和祠祀体系的变化。作者梳理了儒学在永昌地区萌芽和建立的过程，分社学、司学两个层次概述了儒学的基本情况，指出儒学对永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确保了地方军民子弟有书可读，提高了他们的儒学素养、文化水平；其次，促进了儒家道德观念的传播，当地出现了孝义行为；最后，儒学教育促进了夷民社会的内地化。祠祀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梳理了明代永昌地区修复祠祀建筑，打击不符正统伦理的祠祀，建立与内地一体祠祀体系的过程，并考察了内地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在永昌地区传播的情况。另外，作者还专门以徐弘祖所记明末永昌地区的村寨记录为资料，讨论该区域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点明移民群体在永昌地区的分布仅限于“点”与“线”的特征，儒家伦理在山区传播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该区域的内地化进程事实上是不平衡的发展。反思：国家、制度与边疆就上述三大看点来说，《经略滇西》是一本书写明代永昌设置变迁、滇西边疆社会及其内地化的出色著作，作者透过细致地文献梳理和扎实地史料考证，向读者非常具体地还原了细微的明代经略滇西的历史。可以说，对于明代永昌区域军政设置及边疆社会变迁等课题而言，《经略滇西》不仅是开创性的，还是标杆性的，作者有关于此的探讨可谓精细和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但是，受限于作者对以上研究目标的设定，故而采取了区域边疆史的研究视角，《经略滇西》一书最终未能适时跳出永昌拥抱全国，突破滇西的局限来思考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制度。正如笔者在书评开篇所提及的，明代永昌的军政设置是十分独特的，以其为课题展开研究，既可丰富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又能为动态考察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经略滇西》一书较为圆满地达成了前一个目标，却在后一个任务上略显裹足不前。如果作者把关注的空间适时跳出滇西，放眼有明一代、甚至清朝边疆经略的整体格局，或许会有更为精彩的呈现。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有关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卫所体制及边疆特殊建置的论断，仅是对永昌一隅的思考。关于“撤司置府”的原因，作者指出其是卫所移民“人口繁衍导致人地矛盾，而军事管理体系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措施”，特别强调卫所移民人口增殖，需要附籍州县的动因。对此，笔者认为这一因素固然是众多因子之一，但却不能过于高估其影响。首先，安抚地方民众仍然是军民指挥使司被废止的最主要因素。就永昌地区而言，主导“撤司置府”的时任云南巡抚何孟春，在其请求进行建置调整的奏疏中，明确以“抚安夷民以消地方大变”（《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百二十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3页）立论，且后续朝廷准予设府的敕书，亦聚焦“无流官抚治，风俗颓坏，军民困穷”（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十五《艺文一·敕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四十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63-1064页）的弊病，由此可观建置调整的主要矛盾所在。事实上，不独永昌地方如此，其它废止军民指挥使司的区域亦多有类似情况，如正统年间贵州、普定二卫军民指挥使司废止缘于“夷民苦于卫官、土官侵渔”（《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五，正统三年八月癸丑，865页）；成化年间陕西巡抚马文升以“各州县所管辖者皆土达人户，实被军职扰害；且地相隔远，赋役不便”（《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成化九年十二月癸酉，2363页）等由，向朝廷奏请恢复河州、文县等民政建置。其次，卫所军户的户口增殖给卫所管理的确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并非必须靠附籍州县来解决。实际上，明代中后期卫所逐渐行政化或民化，文官系统、营伍制等日益介入卫所管理，边地的户籍管理制度也随之改变，因而和永昌区域颇为相似的军管区域，如辽东、甘肃、宁夏等地直到清初始终未新置府州县。简言之，将“撤司置府”的原因不能过于归结为卫所移民人口增殖而需要附籍州县的推动，这一因素无论在永昌地区或是其它军民指挥使司区域，均不是最主要的因子。关于永昌区域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的“军民”之名，作者言“军民”的目的在于“解决府州县体系的财政收入问题”，“明初将永昌府所辖编民改隶属于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初年则将卫所体系的舍人、军余等家属甚至屯军附籍在永昌军民府所辖州县”，因而有“军民”之称。笔者认同作者对军民指挥使司的判断，但对军民府的论断保留意见。首先，卫所舍人、军余附籍附近府州县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但称“军民府”的府却是十分罕见的，显然“附籍”与“军民府”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强烈。其次，军民府的核心就在于兼管军民，只是具体的表现有所差别。明代的军民府实际上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在明初因袭元代军民总管府、军民府等建置而来，如曲靖、武定、鹤庆、丽江、元江等军民府；一类则是明中后期设置在原卫所统管区域的军民府，如贵阳、平越、遵义等军民府。前者的“军”主要来源于府内的“土军”，后者的“军”则主要来源于“卫军”。总之，《经略滇西》一书的研究定位在永昌地方，研究视角则以边疆区域为中心，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的研究目标，是一本精彩的明代滇西经略史的著作。与此同时，《经略滇西》一书已为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特殊军政建置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或个案式思考，倘若作者在研究中能更多地放开视野、更好地融入国家的视角（参见周平《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二期），从国家、制度和全局层面思索以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为抓手开展边疆治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能够进一步挖掘整体性国家治理体制在边疆的适用，还可以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提供历史经验，相信研究效果必将更进一竿。(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缅甸的掸族和的傣族本为同一民族， 缅甸的掸族自称也是傣， 掸族是缅族和其他一些民族对他们的称呼。从历史记载来看， 今天缅甸掸族的先民一度皆为的臣民， 其居住的区域也均属的版图。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缅甸掸族， 是随着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的北扩而导致这个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被缅甸统治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对于这一观点， 我国的学者都是认同的。但是， 对于缅甸掸族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仍有系统论证的必要。因此， 本文对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论证如下。一关于傣族和缅甸掸族的早期历史，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 傣掸民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在他们今天居住的这一带地区的? 学术界仍然还有很大的争议。但从比较可靠的记载来看， 大约在唐代以后， 这个民族群体的先民便已经居住在他们的后人今天居住的这些地区了。樊绰在其《蛮书》卷四中记载说: “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 并在永昌、开南， 杂种类也”。一般都认为， 这些“黑齿蛮”、“金齿蛮” 、“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 等， 即是当时人根据傣语民族先民的习俗特征对他们的称呼。唐时， 南诏兴起于云南西部，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以后， 形成了一个不受唐朝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民族割据政权。《新唐书· 南蛮传》记载说， 南诏势力最强盛时， 其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 西摩加陀， 西北与吐蕃接， 南女王，西南骠， 北抵益州， 东北际黔巫”。当时发展到今天的滇西和西南及缅甸境内的傣族或傣掸民族的先民均处于南诏的统治下。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 南诏政权崩溃。之后， 自公元902 年至937年间， 在原南诏统治的区域内， 先后出现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的统治。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国， 其疆域基本上与南诏时期一致， 只是局部地方略有改变。这一时期， 缅甸缅人的势力崛起， 建立了蒲甘王朝。蒲甘王朝兴起后， 缅族的势力在向南部孟人地区和西南部阿拉甘地区扩张的同时， 也开始向北部和东北部的傣族地区扩张。虽然缅甸史籍记载说， 缅王阿奴律陀在公元11世纪发动统一缅甸的战争时， 曾亲自前往大理索要佛牙， 返国时路经掸人诸国， 受到许多掸人首领的朝贺， 卯掸人(即傣卯人)还献了一位公主给他。[ 2] (P74)还有的史籍说， 阿隆悉都王在巡游时， 也曾访问了他领地附近的掸族下邦。但是， 这些仅仅只是传说， 蒲甘王朝到底控制了傣族的哪一些地区? 目前还没有明确可靠的记载。因为， 缅甸的史书还说， 阿奴律陀为了防止掸人的入侵， 又在掸邦高原山麓下设了43个哨所， 据哈威考证， 其中有33处， 现仍为村落或地区之名， 其中除了八莫在今掸邦外， 其余均不在今天的掸邦， 可知阿奴律陀时缅人的势力并没有真正深入和控制傣族地区。公元13世纪初期， 正当宋、金对立， 而西南的大理国也处于内部分裂割据状态中的时候， 北方蒙古族势力兴起。1253 年， 忽必烈率领蒙古兵攻破大理国， 并于1276年设立云南行中书省。同年，灭了南宋后， 蒙古统治者开始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招降活动。大理国时期的西部边疆直与印度为界， 元代云南行中书省的西部边界线亦沿袭不改。《元史·地理志》中记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有蒙光路军民府。蒙光即位于今缅甸克钦邦中部的密支那西南部的孟拱， 元朝设置的蒙光路就驻在那里， 管辖的区域与西天接界界线显然即今缅甸北部与印度分界的那加山。当时， 这一带地区的傣族仍在元朝的管辖之下。西南部地区的情况， 《元史· 地理志》是这样记载的: “金齿等处宣抚司(驻近保山)。其地在大理西南， 澜沧江界其东， (西)与缅地接。… …元宪宗四年(1254年)， 平定大理， 继征白夷等蛮。中统初(1260年)， 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1261年)， 立安抚司以统之。至元八年(1271年)， 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二年(1275 年)， 改西路为建宁路， 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1278年)， 改安抚为宣抚， 立六路总管府。”金齿六路一甸之地， 大致相当于今云南省德宏州和临沧地区的镇康、永德一带。这一带地方原为大理国的西南边境地带， 元朝至元十二年才最终把这一带地方的统治稳定了下来。而这一边疆地带的西南部便与缅国之地相接。蒲甘王朝末期， 缅甸一度控制了“金齿” 的一些地区， 但是， 元缅战争以后， 蒲甘王朝衰亡，元朝先后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今缅甸太公城一带设了太公路， 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在今瑞丽县西南部境外的瑞丽江南北两岸设了蒙怜路和蒙莱路， 后又在今缅甸兴威一带的木都之地设了木邦路， 后至元四年(1338 年)又在缅甸本部设了邦牙等处宣慰司。后来， 终因缅王领地“处云南极边”， 云南行省鞭长莫及， 于公元1342年便撤消了邦牙等处宣慰司， 将其辖地仍交由缅王治理， 作为元朝的属国， 不再隶属云南省。于是， 云南行省西南部的一段边界仍退回到太公路南部地段。太公路的东部则为与太公路同时前后设置的木邦路(驻今缅甸腊戍北部之兴威)。木邦路的范围， 大致相当于今缅甸萨尔温江以西的掸邦区域。木邦路的西南部接缅国境。南部与东吁交界。因此， 这一带地区的绝大部分傣族当时仍在元朝的统治下。在南部地区， 元军于1253 年攻破大理国后，在三年左右时间内， 征服了今天的西双版纳一带，并立彻里军民总管府。继之， 又先后征讨招降彻里南部的“八百媳妇国”， 最终将势力深入到当地。《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说: “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己丑， 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以土官昭练为宣慰使都元帅。又置……者线蒙庆甸、银沙罗等甸并为军民府， 秩从四品。孟并、孟广、者祥等甸并设军民长官司， 秩从五品。”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建立， 使云南行省的南部边疆又向南扩展了一片， 把今天缅甸的南掸邦及泰国北部的清迈一带地区都包括进去了。因此， 元代， 今天境外缅甸的绝大部分掸族同云南的傣族一样， 依然在中央王朝的控制范围内。元末， 今云南西部中缅边境一带地区的傣族以麓川为中心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 形成一股分裂割据势力。《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四》记载:“至正六年(1346 年)六月丁巳， 诏以云南贼死可伐盗据一方， 侵夺路甸， 命亦秃浑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讨之”。“死可伐” 乃麓川路(今瑞丽县)土官， 其本名应该译写做“思可法” 。“法” 亦作“发”。傣语中“思” 意为“虎”; “法” 意为“天”。因其“盗据一方”， 元朝统治者对其咬牙切齿， 故把他的名字译写成了“死可伐” 。公元1368年， 元顺帝逃回蒙古草原， 元朝的统治崩溃。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代替元朝统治了。明王朝建立之后， 经过十多年的时间， 又把边疆各地逐步统一。洪武十六年(1383年)三月，麓川、缅甸、车里(即彻里)、八百媳妇诸蛮， 皆遣使纳款内附。然而， 这时， 思可法(即死可伐)的四世孙思伦法盘踞麓川， 仍侵夺邻境， 缅甸、车里、八百等皆受影响， 被遮断， 云南三司难以实际支配西南部边疆地区。思伦法当时所控制和影响的地区范围， 据《白夷传》记载:“东接景东府， 东南接车里， 南至八百媳妇， 西南至缅国， 西连戛里(今缅甸实阶区西部的上钦敦县)， 西北连西天古剌(今印度)， 北接西番(今西藏)， 东北接永昌(今保山)”。当时， 除了车里等地区外， 今中缅边境两侧的几乎所有傣掸民族地区均被“麓川” 所兼并。思伦法称“麓川王”， 其所统治的“麓川国”，大有脱离明朝版图而自行独立发展的趋势。建文元年(1399年)， 思伦法卒， 原先被麓川兼并的傣族各部， 纷纷脱离麓川政权而自立。明廷抓住这个机会， 分别建立了许多土司政权， 先设了孟养、木邦、孟定三府， 隶云南;又设干崖、潞江、大侯、湾甸四长官司， 隶金齿。此外， 还设有威远、镇康、孟琏、孟艮、促瓦、散金等土司政权。这些地区的统治者都是傣族， 各有世袭的酋长， 元初已建为土司区， 并由朝廷任命原酋长为土官， 明初沿元制， 后全被麓川所兼并， 均由思氏的亲族或下属头目统治。思伦法死后， 明朝又就原来的建制， 重新设置了上述各土司， 又重新控制了傣族的广大地区。到思伦法之子思任法统治时， “麓川” 势力又不断扩张。正统二年(1437年)， 思任法侵夺南甸所属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村。三年(1438 年)六月， 思任法亲自统帅大军， 侵入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地。七月， 又遣部属万余人夺占潞江等处地方， 沿江造船三百艘， 欲攻取云龙州。八月， 又指使下属杀瓦甸、顺江、江东等处驻守官军。这些事件的不断发生， 使云南全省为之震动。最终导致了明朝“三征麓川”。正统十四年(1449年)， 明将王骥第三次征讨麓川之时， 迫使当时麓川的统治者思任法之子思机法逃到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西部， 王骥乃“立石金沙江为界， 誓曰: `石烂江枯， 尔乃得渡' 。”放松了对伊洛瓦底江西部的控制。后来割据孟养的思氏后裔仍多方争取归顺朝廷， 并曾于景泰二年(1451 年)和景泰七年(1456年)两次向明廷进贡， 交纳差发银， 但明廷不纳， 并拘留使者。天顺时(1457 -1461 年)又多次朝贡， 朝廷仍拒绝不纳， 结果使得孟养长期陷于纷乱之中， 终于使这片土地沦于异域。二16 世纪上半叶， 正当明王朝逐渐放松了对一些傣族地区的控制之时， 恰值缅甸东吁王朝兴起。东吁王朝兴起时， 怒江、伊洛瓦底江一带的傣族正处在各土司互相争夺仇杀的动乱时代。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 缅甸东吁王朝统治者莽应龙攻占阿瓦后， 便开始向今缅甸掸邦地区和我德宏境内侵扰。先后夺去了木邦， 侵占了陇川、干崖、孟养等地。莽应龙死后， 莽应里继续为东吁国主，进一步向傣掸民族地区进犯， 并一度侵入内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 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 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 三宣以外诸土司， 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疏远了。东吁王朝的统治者在侵略德宏地区的同时， 又分兵向东攻略车里、八百， 占据了今缅甸南掸邦地区。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 莽应龙起兵攻兰那， 陷其国都， 掳其国主， 明代的八百宣慰使司，自此便亡于东吁。莽应龙灭了兰那之后， 便以兰那为跳板， 南攻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 北犯车里宣慰司。1568年(明隆庆二年)， 东吁王朝统治者莽应龙第一次派兵攻掳车里。对此， 《明史· 云南土司传· 车里》的记载是:“嘉靖十一年， 缅酋莽应里据摆古， 蚕食诸蛮， 车里宣慰使刀糯猛折而入缅，有大小车里之称， 以大车里应缅， 而以小车里应。”总之， 东吁王朝时期， 西双版纳也曾一度为缅甸控制。虽然缅甸东吁王朝最终并没有能够控西双版纳， 但是， 到了明代后期， 许多原先属于的傣族地区沦于缅甸， 主要地区有: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孟密宣抚司、蛮莫安抚司、孟定御夷府、孟艮御夷府。当然， 对于上述地区， 缅甸统治者并不是都能完全控制， 清初， 一些早先附缅的傣族首领又在中缅之间徘徊。1752年， 东吁王朝被下缅甸的孟人势力所灭。但缅人首领雍籍牙重新纠集东吁王朝旧部， 打败孟人势力， 建立了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雍籍牙王朝。雍籍牙王朝稳定了国内局势后， 又步东吁王朝后尘， 继续向傣族地区进犯。雍籍牙死后， 其子莽纪觉、孟驳相继为王， 便不断侵扰我沿边。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 缅兵所遣东路军由景线进逼孟艮、整欠。先占孟艮， 继而侵入西双版纳。对于缅甸雍籍牙王朝的不断入侵， 清廷不得已而进行军事反击， 于是发生了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764 -1770年)两次征缅的战争。这两次征缅战争， 在领土方面虽无太大的收获， 但却暂时压住了雍籍牙王朝侵犯我边境地区的这股凶焰。此后， 缅甸雍籍牙王朝再也无力组织对我边境地区的大规模侵扰。但是， 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入侵， 使缅甸对自东吁王朝以来对许多傣族地区的控制进一步稳定， 也使傣民族大体上形成了今天这种分别属于中缅两国的傣掸民族的跨国境格局。被缅甸封建王朝控制的那一部分傣族， 尽管依然自称为傣族， 但是， 缅甸的统治者一直把他们叫做掸族。后来， 人们把他们控制下的傣族地区也统称为“掸族诸邦” (ShanStates)， 简称“掸邦”。1885年12月， 就在英国人侵占上缅甸时， 英国的一位“掸族事务专家” 的皮尔切尔， 在一份他发表的有关掸邦的《资料汇编》中说: “掸人的自称是傣(Tai)， 他们的分布地区极为广泛， 大概是印度支那各种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种族， 仅在缅甸， 从西北到北部再到东部直至东南部， 都有分布， 曼尼普尔也有发现， ……一直到云南内地。从阿萨姆河谷地区直到曼谷和柬埔寨， 各地的掸族都信佛教， 都很文明， 各地的掸族都说着差别不大的语言。……命运把这个民族分裂为若干互不相著的小邦国， 暹罗大概是现存的唯一一个独立的掸族国家， 其他所有的掸人则都分别属于阿瓦、或暹罗。”这里， 皮尔切尔将他所说的掸族分为了四个主要部分:即西北掸人、掸人或者叫东北掸人、东部掸人、南部掸人。又说。相对应的另一种分法又可以分为罕底掸人、卯掸人(又叫掸人)、掸邦掸人、暹罗掸人。在皮尔切尔的论述中， “掸邦掸人” 指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缅甸掸族。19世纪出使缅甸的英国人亨利· 玉尔在其《出使阿瓦日记》中谈到说，当时缅甸王朝控制的掸族即傣族地区共有13个邦，即勐白(Mongpai， 缅语叫Mobye)、莫迈(Mawkmai，缅语叫Mokme)、勐乃(Mongnai， 缅语叫Mone)、洋荟(Yawnghwe， 缅语叫Nyaungyue)、莱卡(Laikha， 缅语叫Legya)、锡袍(Hsipaw， 缅语叫Thibaw)、生威(Hsenwi， 缅语叫Theinni)、耿马(Kungma， 缅语叫Kaingma)、勐蒙(Mongmung，缅语叫Maingmaing)、孟连(Monglem， 缅语叫Mainglengyi， 意为大孟连)、景栋(Kengtung，缅语叫Kiangtung)、景洪(Kenghung， 缅语叫Kianghung)、景真(Kengcheng， 缅语叫Kiangkhen)。此外， 玉尔还提到孟定， 但他不清楚孟定“是否也向缅甸朝贡。”从玉尔的记载来看， 其对缅甸掸族地区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因为， 还有一些掸族的小勐邦在玉尔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 而他提到的这些勐邦当中，有一些则是属于的， 如耿马、孟连、景洪等等。后来， 英国的“掸族事务专家” 的英国人皮尔切尔在其关于掸邦的《资料汇编》中， 列出了如下一些缅甸掸族勐邦的名称:北掸邦有莫枚(Momeit)、莫莱(Mohlaing)、库美(Kume， 又叫Heme)、勐昆(Maingkun)、当拜(Toungng)、勐吞(Maington)、东泽(Thonze)、锡袍(Thibaw)、勒迦(Legya， 即莱卡的缅语发音)、勐康(Maingkaing)、由叟(Youksouk，即劳扫的缅语发音)、勐金(Maingkin)、登尼(Theinni， 即生威的缅语发音， 生威又包括有九个小勐)。南掸邦有提己(Tigyit)、莫别(Mobye， 即勐别的缅语发音)、娘越(Nyaungywe， 即洋荟的缅语发音)、囊温(Naungwun)、些龙(Helon)、勐蓬(Maingpun)、勐塞(Maingseik)、莫迈(Mokme)、莫乃(Mone， 即勐乃的缅语发音)、勐潘(Maingpan)、景栋(Kyein - tung)、景肯(Khein-khen， 即景真的缅语发音)。此外， 皮尔切尔还提到了一些缅人直辖的掸族乡镇。事实上， 皮尔切尔所列的掸族勐邦也不完全，他所列出的只是当时萨尔温江以内的掸族小勐邦。虽然在上述材料中关于缅甸王朝控制的掸族即傣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 但是， 到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雍籍牙王朝末期， 这些地区中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为缅甸王朝牢牢控制， 成了后来英国组建的“英属掸邦” 的基础。尽管后来的中缅边界还有所调整， 但傣族和缅甸掸族这种跨国境分布的格局从这个时期开始便已经永久地形成了。三随着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势力的北扩， 居住在这一带地区的原来作为一个整体中的傣语民族， 由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国度， 其历史经历也就有了差异。在一侧， 更早时期对傣族的统治形式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从元明时期， 特别是在明代， 中央王朝对其统治区域内的傣族进行统治的主要形式一直是土司制。即在这些地区仍沿用原有的土酋治理地方， 即所谓“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实际上包括土官和土司两类土职， 凡是其地划为正规的府、州、县的， 官职名称也与内地正规制度相同，只是不设流官， 仍沿用原有土酋治理地方， 准其世袭任职， 凡被称为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及其左贰的， 属于土官一类。另一类， 不建为府、州、县， 而另有一套不同于内地的官职名称， 最大的是宣慰司， 主官称宣慰使， 官阶从三品;次为宣抚司， 宣抚使从四品;再次为安抚司， 安抚使从五品;下为长官司， 长官正六品， 皆有副职。另有不常设的招讨司。这些都称为土司。二者还有实质上的不同:土官只有政权， 不掌握军权， 所以由吏部扎委;土司掌握境内的军政大权， 因此要由吏部的兵部会同委任。除次之外， 还有所谓“御夷府”、“御夷州”， 名义上是土官， 实权都相当于土司。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为了行使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权， 中央王朝对土司规定了若干义务， 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供征调”。所谓“供征调”就是中央王朝有战事时， 土司必须奉命征调军役为中央王朝服务。元代由于统治时间较短， 留下来的记载不多， 而有明一代对傣族各部征调使出事战争的事件是极为频繁的， 这种征调包括出兵、出粮饷、出军械、出战具如战象、战马、船只等。除了战时的这种征调外， 中央王朝还要向土司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摊派， 主要形式有差发、朝贡等。差发是朝廷对各土司按年征取一定数目的金银， 谓之差发银两。另外， 中央王朝还要求傣族地区的统治者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朝贡是周边国家或民族在承认中央王朝的宗主权的前提下同中央王朝保持友好往来的一种交往方式， 对于周边少数民族， 中央王朝更把这种方式看成是一种控制手段。明代傣族向朝廷进贡的物品， 主要有象、马和各种珍奇异物等等。另外， 为了加强对傣族地区的控制， 中央王朝还开始向傣族地区大规模移民。早在汉代， 就有内地人民移入云南， 但元明时期， 特别是明代， 出现了内地人民移居云南的高潮。现今云南民间多数人自称祖上是明洪武年间从南京迁来的， 甚至一些少数民族也有此种传说。尽管这些说法难免有附会和传说失真的成分， 但从某个侧面确也可以说明当时移民的盛况。明代设置土官土司是一种权宜之计， 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 中央王朝最终目的是改土归流。明代， 土职陆续被改流的地区很多， 但由于当时傣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并不适应流官形式的上层建筑， 所以百夷地区最终没有一人一地被改流。清代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沿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 同时也采用了明统治者的办法， 不断地进行改土归流。从清朝以武力占领云南之时起， 直到清王朝统治的最后一年， 一直都在进行改土归流。清代在云南最初进行的改流就是在傣族地区， 如顺治十六年在元江地区的改流， 最后进行改流的也是傣族地区， 如宣统二年在车里地区的改流， 都是如此。元、明在云南境内设置了许多的土官、土司， 后经明清两代改土归流， 总的数量不断减少， 但在傣族地区， 土司不仅仍然大量存在， 而且反而有所增加。这种局面主要是统治者对傣族地区不断进行分化割裂的结果。清末民初， 中央政府在傣族地区又开始进行改流。尽管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直到成立以后才最后被废除， 但从明清以后， 中央王朝对傣族地区的控制便巩固下来了。缅甸封建王朝真正对一部分傣族实行有效的统治是从东吁王朝时期开始的。在麓川政权即缅史上所说的勐卯王国灭亡后， 恰值缅甸东吁王朝兴起。东吁王朝兴起之初， 怒江、伊洛瓦底江的傣族正处在各土司相互争夺仇杀的动乱年代。于是东吁王朝统治者趁机北犯， 侵占了一些傣族的地区。此后一度收复了一些地区， 但缅甸仍不断侵扰。18世纪中叶缅甸雍籍牙王朝建立后， 又不断侵夺傣族的土地， 最终使得一大片傣族的土地及其居民， 沦于缅甸的控制之下。东吁王朝对傣族或者他们所称的掸族的地区的统治权利的具体体现主要也是向当地征收税收， 据记载， 17世纪时， 东吁王朝就在首都设有一名银税大臣， 专门负责对掸邦等边区的人民征收一种固定的银税。为了统治他们控制的傣掸民族地区， 缅王还向当地派驻自己的政治代表。早期的情况已无从知晓， 从晚期的情况来看， 在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贡榜王朝(又称雍籍牙王朝)时期(19世纪)， 缅王在掸族诸邦的统治中心设于勐乃，缅王派遣的直接管理掸族地区事务的官员叫“波木敏达” (bohmumintha)， 但“波木敏达” 大部分时间住在曼德勒， 只是偶尔前往巡视。真正常驻掸族地区的是“波木敏达” 的助手， 一种叫做“悉客” (sitke)的官员。当时， 好几个大一点的掸族的“勐” 或邦都派驻有“悉客” ， 其中驻勐乃的叫做“悉客多纪” (sitkedawgyi， 即“大悉客”)， 其他掸族诸邦的“悉客” 均需定期或不定期向驻勐乃的“悉客多纪” 汇报各个勐或邦的情况。“悉客多纪” 则又随时向驻曼德勒的“波木敏达”汇报掸族诸邦的情况， 或在“波木敏达” 前来巡视的时候向他汇报掸族诸邦的情况。缅王指派的“波木敏达” 及“波木敏达” 的助手、驻勐乃的“悉客多纪” 和驻其他一些大掸邦的“悉客” 均系缅族人。这些缅人驻扎官一般都从缅甸本部带有300 -400名军政随行人员。缅王对其所控制的傣族地区即缅人所称的掸族诸邦的统治也是一种“半自治” 形式， 缅王也允许掸族的首领保留他们的世袭职位。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缅甸控制的那一部分傣族逐渐在一定程度上“缅化” 了， 如在缅甸统治下的掸族诸邦，各个邦的首领即“索巴” (suobwa， 即傣语“召法” 一词的掸语方言发音， 意为“王”)都拥有缅王赐给的权标， 与缅王一样， 可使用金伞或白伞，“索巴” 称呼他们自己或亲属以及臣民称呼他们及亲属时都使用一些特殊的缅甸“王族语汇”， 如他们的儿子称“塔多” (thadaw， 意为“王子”)、女儿称“塔米多”(thamidaw， 意为“公主”)、他们的兄长称“尼多” (nyidaw， 意为“王兄”)、弟弟称“囊多” (naungdaw， 意为“王弟”)姐姐称“阿玛多” (amadaw， 意为“王姐” )、妹妹称“尼玛多” (nyimadaw， 意为“王妹”)等等。这些称谓与缅王在宫廷中用的完全一样。掸族诸邦的首领自己都可称“雅萨” (yaza， 即缅语对巴利语raja一词的异读和异写， 中文一般译写为“罗阇， 意为“王”)或“摩诃雅萨” (即“摩诃罗阇” ， 意为“大王， 但不可称“罗阇帝罗阇” (rajadhiraja，意为“众王之王”)或“巴瓦欣·敏塔拉纪”(bawashinmintaragyi，意为“生命之主、伟大正义之王” )， 这些称号是缅王专用的。掸族首领还被封为“奈温巴英” (newinbayin， 意为“日落王”)，而缅王则自称“奈兑巴英” (nedwetbayin， 意为“日升王”)。另外， 他们在住房建筑式样、财产继承制度等方面也受到了缅甸缅族的影响。尽管如此， 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依然与的傣族很相似。而且至今， 居住在缅甸的掸族， 依然还自称傣族。例如居住在缅甸北掸邦一带的掸族还与相邻的云南德宏一带的一些傣族一样自称“傣岩” (TaiYai， 意为“大傣” )。边境地区的人们， 现在也依然把缅甸的掸族说成是“缅甸傣族”。如果我们要强调缅甸掸族与傣族之间差异的话， 似乎可按照缅甸人的称谓， 把缅甸的这些傣族称为掸族。但如果我们要强调他们之间的共性的话， 我们依然可以把缅甸的掸族叫做傣族。作者/来源：古籍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宋才发：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看，中国既是文明延续和传统传承具有鲜明特色的东方大国，也是文明血脉与历史传统5000年来未曾发生断绝的唯一大国。自秦王朝统一中国至今的2000多年间，历代王朝积累了丰富的边疆治理经验，它们都属于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范畴，所形成的治理边疆、开发边疆的理念、思维与方略，都是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21世纪新时代西南边疆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本文拟从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三维视角展开探讨，以请教于大家。一、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基本理念（一）边疆概念及中国疆域的历史形成边疆和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边疆是一个具有国家历史文化底蕴的概念，凡有边疆概念的国家，多是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人民、领土、主权是国家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保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是划分边疆、守护边疆的根本要义。边疆具有地理、政治和文化三重含义，其中地理意义上的边疆，是指远离国家中心区域的边境地区；政治意义上的边疆，是指政治实体势力范围内的核心区域的外围部分，以及与其他国家（政权）势力范围的分界地区；文化意义上的边疆，是指具有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特点的民族地区，文化边疆说到底就是民族意义上的边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概念，最早出现在《左传·昭公十四年》，本意是指两国之间的政治分界线抑或宽度不等的地域隔离带。在北宋《册府元龟》中，边疆用“外臣”称之；在《古今图书集成》中，边疆又以“边裔”称之。所以，边疆实质上就是拱卫国家中心地带的边界区域，但又不同于濒临边界线幅员有限的边境。本文所论及的“边疆”，是指历代王朝政权、重要政权的腹心地带抑或核心地区的外围区域。由于边疆是靠近国界的边远地方，始终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因而在现存的历代王朝官修史书、私家著述文献中，一般都把边疆与中央、中原和内地对举。参与中国古代、近代边疆构建和边疆治理活动的，不仅有历代中央王朝政权，而且有边疆王朝政权和边疆政权。从学理上看，边疆很自然地涵盖了疆域，这里的疆域是指王朝国家抑或重要政权有效管控的地域范围。当边疆作为当代边疆省份使用的时候，其意就是指地处边疆地区的省份抑或自治区，但又绝对不能把“边疆”与“省份”等同起来。从政治属性上看，边疆是一道维护中原王朝国家安全的藩篱；从文化属性上看，边疆就是一块“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过渡地带。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政权，是一个在王朝统治区域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实体，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王朝国家。王朝国家的华夏文明从腹地向周边外围辐射，华夏地区的外缘区域即为边疆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除了中央王朝政权有自己的边疆之外，边疆王朝政权和边疆政权也有自己认定的边疆疆域。但是它们边疆理念中的内涵与中原王朝不尽相同。即使中原王朝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于“中国”所赋予的涵义、对边疆疆域范围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譬如，《历代舆地图》仅绘制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了西汉王朝附有一张“西域地图”之外，其余部分就连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都没有涵盖在内。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明代，《历代舆地图》基本上只绘制了清代内地18省的建置，并没有把青、藏、吉、黑、内蒙古等重要的边疆地区囊括其中，更别谈边疆王朝政权和边疆政权所属的大片疆域，可以说这是一件极不慎重和极不妥当的事情。清王朝政府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统一在一个王朝政权之下，首次实现了对满、蒙、汉三个地区的统一，收复了原本属于中原王朝管辖范围的全部领土。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王朝政府绘制的版图，代表了古代历史时期中国的基本国土范围。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同样不同于1840年以前清王朝政府的版图，因为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宰割和瓜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概念出自于华夏，华夏孕育中国，但又不断地被中国超越，从而历史地演化出一个“大中国”。正是由于“大中国”疆域的确立，才产生了作为整体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分。中原王朝对中国边疆的认识和明确定位，就是中国之内、华夏之外的“四裔”所居之地。譬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边疆并不属于国家建设发展的地区，其基本功能和主要职责是“守在四方”。这种传统观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边疆地区基本上没有搞大型的、重要的国家建设项目。再譬如，从古代到近现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学者因受这种传统观念影响根深蒂固，因而无论是研究跨国民族还是研究跨国文化，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边疆中心”视角出发，只注重研究国内部分人口变化趋向及历史文化发展状况，不太关注甚至漠视国外同一文化群体的存在。其实跨国民族是边疆地区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跨境居民具有两种特殊的身份认同：一种是对国家政治认同即国族认同，另一种是对同源文化的民族认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处理好跨境居民特殊身份认同问题，既有利于处理好国家政治族际与民族文化族际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处理好中国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边疆突出的特征是边疆的“主权性”，主权性是一国边疆与其国土中非边疆部分的共同特征，边疆属于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这个当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另一个特性，是在保留其在帝国时代疆域版图的前提下产生的。中国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不是指一个政权抑或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抑或是指该地域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观念，仅表明对华夏身份的认同，是周朝以及当时晋、郑、齐、鲁、宋、卫等诸侯国的一种自称。秦汉两朝所论及的中国观念，是指受华夏文化浸染并且被秦汉王朝统一的区域；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北朝论及的中国，其观念内涵与秦汉王朝时期几近一致，一般都把对方称之为“岛夷”、“索虏”。唐王朝论及的中国观念，较历朝历代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譬如，把南朝、北朝管辖的领土，都看作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宋王朝中央政权则把同一时期的辽朝、金朝、夏朝视为“夷狄”，把它们看作除华夏族之外的各族。元王朝时期的中央王朝政权，把辽朝、金朝、夏朝统一纳入中国疆域，华夏中国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华夏疆域与周边夷狄逐渐融合，不仅中国的称谓被各民族所接受，而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也日渐形成。清王朝政府还将西藏、内蒙古统统纳入中国疆域范围，明确把邻国的俄国、印度区分为“外国”，首次从定义上准确地厘清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但是在内部论及内地18省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关系时，又把“中国”限定为内地18省，反映清王朝政府在对“中国观念”理解上的不一致。譬如，在对边疆疆域的理解上，经常含混地使用边疆、海疆、夷疆、苗疆等概念。其中，“夷疆”除了用作泛指之外，主要指川、滇、黔等地方政权控制的地区；“苗疆”主要指位于湖南、广西辖区内远离府县治理的地区。古时候的“夷疆”、“苗疆”皆属于“边防”部署和守卫的地区，尽管它们有的并不在国家边界线上，但由于它们所处地理位置多属于军事要塞，又处于内地各省交界处的偏远山区，所以历代王朝按照边疆地区同等规格驻军守卫。把“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称谓以及行使国家主权行为，这种统一的“中国观念”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中国”进而成为清王朝政府标识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因而清王朝政府绘制的“中国版图”，也就是近代中国趋于成熟和较为定型的疆域版图。1911年孙中山领导和发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简称，最终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和中国疆域的称谓。中国疆域历史形成和定型的基本规律。中国历代帝王都有好大喜功的通病，总喜欢强调“天下国家”是一个本无所谓“外”、一切皆为“内”的“声教”场所，总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绝大多数帝王在位时，总觉得“王者无外”是边疆治理的理想境界，无视边疆的实际作用和重要价值。所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疆域和领土关系问题上，通常的状况就是“有边无界”。譬如，当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王朝政府就对边疆地区发号施令，周边的其他民族也愿意与汉族建立统一共同体，抑或主动向中原王朝纳贡称臣，边疆的疆域范围就向外部扩张和推移；当中原王朝走向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其他民族政权抑或政治势力就会寻找机会离开，甚至反目为仇而成为敌对势力，边疆的疆域范围就会向内收缩，这是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规律。对历代王朝国家发展嬗变的历史进程稍作梳理后发现，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包容性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性，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和定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肇始，首次呈现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以“36郡”分天下，全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初步形成了中国疆域较为定型的国家版图，基本确立了法律意义上的“边疆”概念。（2）在两汉王朝统治的406年期间，汉王朝特封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为侯爵到边疆地区任职，抑或安排到汉王朝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汉武帝向周边推行“开地广境”、“因俗而治”、“轻赋税”政策，终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汉文帝实施守边备塞、移民实边政策，才有了华夏同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继而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新的民族融合体由此产生。自此开创了划分边界和治理边疆的历史新纪元，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疆域范围。（3）公元581年建立的隋王朝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王朝的“大一统”朝代。尽管隋王朝在短暂统治38年之后被唐王朝所代替，但是它实施的“羁縻”治边，如请当地民族首领任郡、州长官，推行“轻徭薄赋”的做法，开创了全国范围的“大一统”格局，在中国疆域发展与稳定上的历史贡献是毋庸置疑的。（4）稳定统治290年的唐王朝被称为“太平盛世”，它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唐高祖“追革前弊”、“静乱息民”、“怀柔远人”；唐太宗“夷狄亦人耳，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他们的文德理念成为唐代边疆治理政策的理论基石。因而公元618—628年，唐王朝用10年时间消灭了封建割据的各方势力，第二次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唐王朝统治者不仅秉持了秦汉以汉族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而且开放包容地吸纳了夷狄的合理成分，形成了中原王朝疆域对外拓展的崭新局面。从唐代版图的陆地疆域范围看，北部边疆为贝加尔湖，东北边疆为库页岛及朝鲜西部。唐之后“五代十国”的70年间，既是中国进入局部统一、中原王朝疆域收缩、边疆王朝疆土大扩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二次大分裂时期（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是在西晋王朝之后出现的）。（5）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王朝的朝代，宋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宋王朝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其对中国疆域历史形成和定型的主要贡献，是在调整唐王朝设置“羁縻”府州的过程中“顺俗而治”，实现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大融合，完成了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取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腹心地带的框架建构。（6）在元王朝不足100年的统治时期内，元王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全国性大统一。元王朝在全国设置驿站、广开交通，“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尤其是在西南边疆的云贵、湖广地区实行土司制，推行“因俗而治”、“包容绥抚”，把对边疆关注和治理的重点转向南方。元王朝先后兼并了西辽、西夏、金、大理国和南宋，并且将这些王朝的边疆疆域纳入了“中国版图”。（7）从元王朝开始至清王朝被推翻的整个历史嬗变中，中国既出现了几次较大范围的统一，也出现过几次较为严重的分裂，其间650年的持续统一，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其中，明王朝推行的“守备为本”、“刚柔并济”、“以夷制夷”的边疆治理政策极富特色，而“兴修水利”、“移民宽乡”的治理措施实属利民之举。清王朝设置“理藩院”参与制定和实施边疆治理重大决策，在边疆地区实施屯兵、设置卡伦、定期巡边、移民开发、以边养边等政策，以及对归顺土官授予原职、适情调整的策略，确实为中国疆域在鸦片战争之前最终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二）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知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当代中央政府以地理空间为坐标，把中国的疆域划分为东南、东北、西北和西南四大板块。这里的西南边疆是从狭义上阐释的，它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西南部。西南边疆的疆域范围，在先秦时期仅有云贵高原之巅的“滇”和“夜郎”，这是版图面积小、人口数量少的两个早期奴隶制国家。楚国曾在与秦国交战失利后，派将军庄蹻率领军马经夜郎入滇，但是没有在云南建立正式的王朝统治。西汉后朝廷在全国设立13个“刺史部”，“益州刺史部”受命管辖包括“西南夷”在内的蜀地诸郡。当汉王朝与蜀汉统治中心入驻云南滇池流域及云南曲靖地区后，朝廷以“西南夷”为西南部边疆。广西在两汉时期，尚未列入西南边疆的范围。直到进入宋王朝之后，朝廷为加强对邕州岭南西部的统治，遂把广西从整体上纳入西南边疆。公元1276年元王朝设立“云南行省”和“湖广行省”，同时在云南行省设立78个驿站（其中74个为马站、4个为水站）；公元1363年设置“广西行中书省”，这是王朝国家在广西设立“建制省”的开端，一个以云南和广西为主体的“西南边疆”因之定型。明太祖朱元璋考虑到西南边疆地势险僻，素有“民风强悍”的特点，在西南边疆派驻了大量军队。譬如，派遣到云南常驻的将士及家眷共有七八十万人，仅驻扎在贵州天龙镇的将士及家眷就有43万人。考虑到广西军事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朱元璋封侄子朱守谦为驻守桂林的“靖江王”，于公元1376年把“广西行中书省”改制为“广西布政司”。清王朝末期西南边疆地区，已成为各族居民广泛杂居、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区域，清军以关、汛、塘编制驻防广西各地，主要功能和职责就是维持地方治安与巩固边防。从当代西南边疆隶属的行政区划角度看，西南地区涵盖了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的五个省（区、市）。从西南边疆地域范围和空间覆盖范围看，主要是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和隶属于华南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尽管广西从地域范围上看并不隶属于西南地区，但是广西与越南陆域及海域接壤，不仅是对外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而且是“陆路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考虑到广西历史特点和地域因素，把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入西南边疆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西南边疆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的2000多年时期里，尽管不同的王朝政府以族际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治理政策千变万化，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抑或基本倾向，那就是边疆治理的核心是“守中治边”、“守在四夷”。这里的“守中”是原则，“治边”是为了保卫中原腹地稳定，折射出王朝国家对中原腹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自信。历代王朝对边疆四夷，通常采取守势从不主动出击。唐太宗就曾说过：“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以此形成一个国家腹地与邻邦之间的缓冲地带。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多采取教化为主的怀柔政策，在2000多年的历史嬗变中，西南边疆地区呈现出一些鲜明的历史特点。（1）西南边疆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在元王朝之前朝廷不太重视西南边疆地区的作用，基本上是由四川盆地的官府予以羁管。元王朝时期西南边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朝廷在云南设立“云南行省”，改变了长期由四川盆地官府羁管的惯例，云南直接与中原地区建立人员往来和商贸关系。明代随着西南战略地位的显著提升，朝廷先后在广西和贵州设立省府。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制度，经历了从“羁縻之治”、“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的三个过程，表明朝廷统治蛮夷的方式比较重视因地制宜原则，并且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制度形式，西南边疆日益成为中原王朝对外开放的门户。（2）西南边疆与朝廷始终保持着良好状态。历代王朝统治者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态度和治理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但西南边疆始终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而且西南边疆始终与朝廷保持着良好关系状态。譬如，在东晋、南朝统治的377年间，尽管边疆的管控权常有变异，但一直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尽管南诏政权在云南存在254年，但始终没有脱离唐王朝的统治，南诏始终称自己是西南边疆的局部政权；在云南“大理国”存在的317年间，曾被宋王朝冷落疏远甚至视为“外邦”，但“大理国”始终俯首称臣向朝廷纳贡，从来没有与朝廷发生过战争；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也从未出现过影响全局的“地方割据”。（3）西南边疆各民族关系融洽和谐。西南边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之间普遍互帮互助、关系融洽。尤其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汉族在西南整体民族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非常注意同内地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从来没有受到域外势力的指使、破坏和干扰；由于地处偏僻山区与外界沟通较为封闭，因而西南边疆宗教种类比较齐全，也没有受到外域宗教势力的操纵，各宗教之间能够做到相安共处。（4）西南边疆战略地位日渐凸显。当南诏与吐蕃发生“强强联合”的时候，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显著提升，云南地区首次登上了东南亚的政治舞台。加之云南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险要，一度对唐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宋王朝统治者为避其锋芒以大渡河为界，承认安南独立并与大理国分而治之。这种局面一直到元王朝时期才有重大改变，才出现西南边疆历史乃至亚洲历史的重大转折。即使如此，西南边疆在保障西南地区疆域安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对发展国家对外政治、经济、外交关系方面也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5）西南边疆与邻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西南边疆的对外邦交关系，经历了从广义蛮夷到邻国的曲折发展过程。在经历长期历史嬗变之后，广义蛮夷陆续分化为边疆民族，有的竟然变成了邻国。西南边疆跨国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与邻国基本上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没有与邻国发生具有领土争议之类的战争。二、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方针政策（一）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方略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边疆治理活动。边疆治理活动从本质上看，是运用国家强制性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实际问题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权，根据边疆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国家治理的总体安排，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边疆治理活动，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思想和治理方略。譬如，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由云南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傣族部落组建而成的联盟国家，就被同时期的汉文典籍称之为“哀牢”；东汉建武元年（公元51年）其首领率2700户请求归顺，被光武帝册封；东汉明帝以哀牢和博南县为基础设立“永昌郡”，任命西部都尉郑纯为永昌太守。公元8世纪30年代，云南南诏曾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合“六诏为一”并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南诏国”，接受了唐王朝委任的“刺史”、“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滇王”等封号。在南诏发展顶峰时期，其势力范围曾扩展到云南、四川和贵州的一部分地区。西南边疆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治理和区域治理，涵盖了国家主权性边疆治理和非主权性边疆治理两大块内容，这里以清王朝末期边疆治理为例展开论证。在近代边疆危机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西南边疆治理就是国家治理、民族治理的重要内容，成为清王朝治国理政的大事情，维新变法倡导者康有为力主“五族合一”理念。康有为变法思想形成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基于清王朝边疆治理体系中具有“内属外藩”之别的缘故，对“内属”拥有国家主权，对“外藩”则不具有国家主权。譬如，西南边疆的缅甸、越南就属于外藩，日本帝国主义对外藩的殖民侵略，毫无疑义地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局面。康有为在《民功篇》中，洞察了清王朝边疆疆域空间结构，认识到边疆与内地唇亡则齿寒的关系，首次论及边疆史地和边疆治理问题，倾注了他对边疆治理的关切。借鉴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常备陆军制，考虑到藏、滇、桂等西南边疆的实际情况，康有为建议在全国常备陆军70万人，起码要用35万陆军保卫边疆。他主张在边疆地区辟地利、开民智，通商业、广邮政，将铁路延伸到藏、滇、桂等西南边疆地区，“非独藉铁路以运兵防边，更亟须铁路以辟地利、发民智”。他建议中央官制中的农、工、商、渔、矿部制定边疆建设规划，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发展边疆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工部则设立和健全云南大理石局、铜器局，保障边疆物产使用机器工业化生产。他认为只有牢固树立满汉不分、边疆内地不分，四万万各族同胞同为“国民”的理念，才能够制定出“边疆优先”的治理方略。基于边疆与中原历史上民族交融，已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状况，康有为主张把蒙古、新疆、西藏和东北三省等边疆地区，视为整体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已经洞察到“排满革命”可能带来种族冲突和边疆领土分裂的后果，强调要建立坚固的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国家空间结构。革命党人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立宪党人“五族合一”思想的合理成分，才最终形成了近代“五族共和”的建国方略。“康有为的《官制议》、《物质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构成了他国家建设方略的主要内容，自认为三者齐备可以使中国富强，边疆建设是其有机构成部分。”康有为在清王朝末期撰著的《大同书》中，规划的现代中国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力图继承清王朝边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的建设性因素，把“边疆中国”作为“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基本上构想了一个现代精细化的边疆治理体系，其思想精髓超越了中国传统王朝和当时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二）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政策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如果把边疆治理的思想意志形成历程，拉出一个时序粗线条来表述的话，那么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萌芽；作为“治边之策”的完整思想体系，大体形成于先秦、定型于秦汉，发展完善于唐之前的朝代。学术理论界论及的“边政”，多指边疆地区的“边疆政治”。相对于清王朝政府来说，“边政”是一种“地方政治”；相对于外交来说，“边政”是一种“内政”。对于像中国这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边疆建设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实事求是地说，清王朝晚期的边疆治理之策多为空谈，少有主动介入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国人逐渐对清王朝政府丧失信心。为论证方便起见，这里以近代清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为例展开探讨。从总体上看，清代继承了历代王朝恩威并施的边疆治理之策，为笼络边疆各民族上层人物，给他们无代价分封官爵和世袭爵位，实行满汉与部分少数民族联姻，尤其是与蒙古的王公贵族联姻，最大特点就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羁縻政策”是包括清王朝在内的历代王朝普遍使用的一项政策，其目的就是在不改变边疆原有政治实体结构的前提下，强化中原地区对边疆地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唐王朝是实行“羁縻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朝代，李渊明确指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完全不同于内地，应当而且必须实施“羁縻政策”。土司制度始于元朝、完善于明朝，清王朝在继承“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西南边疆实际，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改革创新。土司制度是清王朝政府使用得最娴熟的一项“治边制度”，最终发展成为西南边疆治理的基本方针。进入晚清后，清王朝基本上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帝国主义列强对边疆地区虎视眈眈，不只是西南边疆危机四伏，东北、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同样险象环生。各国在华实力为了谋求宰割中国领土的上峰地位，暗暗策划并挑拨中国边疆叛乱。“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各国纷起而效尤，几乎所有边疆地区都进入了“多事之秋”。相对于“天朝上国”，近代中国确实陷入“衰世”。晚清政府基本上无力整合地方政治，地方主义在边疆地区肆意蔓延。为了撑住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体系，清政府制定“门户开放”政策、开辟“自开商埠”，用以维持各国在华力量均势平衡。“中国边政”问题日趋严重，为了维护民族生存、抵御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图谋，加强“边政建设”实属当务之急。国民政府陆军上将黄慕松在1936年曾指出：“何谓边政？国家对于边疆所行之政令，无论其为保卫，为治理，为开发，亦常因地制宜而有特别注意规划之必要。”也就是说，边疆治理政策不能坐而论道、陷入“文化空谈主义”，必须包括具体的边疆治理政策、边疆开发政策、边疆安全政策、边疆文化教育政策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边疆治理政策必须主动介入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务。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实施管控的主要治理之策，就是娴熟地使用“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王朝统治者为笼络少数民族统领，防止他们对朝廷产生异心而实施的一种地方统治政策。“羁縻政策”中的“羁”，就是普遍运用军事和政治的高压手段对边疆地区予以控制；“縻”就是普遍采取经济和物质利益的恩惠措施予以抚慰，尤其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治理单位，一方面承认当地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的政治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治理的官吏，除了确认边疆地区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之外，其余一切属于地方的、本民族内部的事务，均授权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处置。历代王朝通过对边疆地区使用恩威并举的“羁縻政策”，处理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关系，以达到维系王朝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在元王朝之前的整个边疆治理实践中，中原王朝对祖国边陲地区以及边远地区，普遍实施非常宽松的“羁縻政策”。对整个中国边疆疆域的管辖，按照中原王朝、边疆王朝和边疆政权的规制实施治理。“羁縻政策”源于秦汉王朝时期，兴盛于唐宋王朝时期。秦王朝在其统治的15年间，建立了基本的政治统治制度，创设了郡县两级行政区（全国设立36郡，后来增至40多郡），在边疆和“夷狄聚居”地区设立与县同级的“道”。汉王朝在周边“夷狄聚居”地区设置有别于内地的“边郡”，中央王朝在“边郡”不征收赋税，让聚居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休养生息，“边郡”的日常行政开支由周边的“内郡”支付。唐太宗“四海一家”的理念，促使“羁縻政策”达到鼎盛阶段。唐王朝积极拓展疆域和营边的治理实践，集中体现在王朝政府在边疆及其边远地区广设羁縻州府。譬如，唐开元年间在东北、北方、西南和岭南，就设置了850个羁縻州府。尽管唐王朝鼎盛时期直辖的版图略小于汉王朝，但唐王朝中央管辖的羁縻州府的疆域范围，则远远超过两汉王朝。即使在还没有实现有效管辖的边疆地区，唐王朝也尽可能地设置羁縻州府，羁縻州府拓展边疆、治理边疆、经营边疆的开支，均由王朝中央国库开支。宋王朝为了和谐边疆以及拓展边疆疆域，曾以西南边疆的大理国、安南等为外藩，中央政府与其划界而治；为加强对蛮夷的长久稳定统治，王朝政府改革羁縻州县制度，从制度上加强土官的权威性；在西南边疆蛮夷地区设置了260多处羁縻州、20余处羁縻县。元王朝时期在南方蛮夷地区实行“万户制度”，在不同的边疆地区实施不同的治理制度，对边疆地区与邻邦实施相异治理之策。元王朝在全国推行的“行省制度”，有利于国家边疆疆域的统一和巩固，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元王朝统治时期，还完善成了土司制度的改造任务，开展了对边疆地区更加深入的有效治理。明王朝朱元璋对西南边疆派驻了大量军队，开始以驻军和随带军人家属为主要途径的大规模移民潮，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人口的繁荣和经济发展。清王朝统治时期基本完成了政治制度上的改土归流任务，不仅推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担负了维护西南边疆疆域安全的历史责任，通过边疆治理促使西南羁縻地区向正式国土转变，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把羁縻地区的疆域转化为稳定的国土，坚定地维护了清王朝的国家版图和边疆区安全。可以说清代前期是中国历史疆域最稳定、西南边疆地区最巩固的时期。清王朝制定的边疆治理制度，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和巩固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堪称为历代王朝最为系统、完整和成熟的边疆治理制度体系。（三）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共识对西南边疆治理形成了诸多共识。历代王朝实施西南边疆治理政策，经历了一个自秦汉王朝到清王朝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其中，清代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是集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政策之大成，既积累了诸多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也形成了诸多西南边疆治理的共识。（1）边疆治理体系自秦汉到清王朝不断发展完善。在秦汉王朝时期，初步形成了早期的边疆治理政策，经过隋、唐、宋、元、明各朝代的经营发展，到清王朝中期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边疆治理政策体系，具有地域广阔性、内涵多样性、历史继承性和影响深远性的特点。（2）王朝政府的权威性是掌控边疆治理秩序的关键。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边疆多是地缘政治孤悬、经济实力薄弱、文化心理素质较差的区域，掌控边疆治理秩序和安全环境，须臾离不开王朝政府的权威性。权威性既体现在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诸多方面，还体现在王朝政府具有凝聚力、号召力和向心力上面，必须强化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控能力。（3）稳健的边疆治理政策是促进边疆地区和谐发展的催化剂。朝廷关于西南边疆治理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有利于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有利于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进行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建设，有利于推动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边疆远离中央政治权力中心，地理环境复杂、边事瞬息万变，王朝中央派往边疆官员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治理能力，对边疆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4）“内边”与“外边”防务协调统一是稳疆固边的根本举措。古代疆域内大小政权的“边”称之为“内边”，边疆区域防卫称之为“外边”，明王朝之前的“治边”多指“内边”。明王朝期间倭寇祸害中国边疆近20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清王朝的大门，迫使清王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南边疆陷入“内边”、“外边”双重危机，外患日益突出。但是清王朝政府仍执迷不悟，沉迷于治理“内边”而防患于“外边”，致使边疆治理政策全面破产，晚期“治边政策”的深刻教训必须深刻汲取。（5）历代边疆治理政策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研究古代边疆治理政策的得失成败，必须与中国国情实际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大一统”思想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譬如，汉唐两代就致力于完成“中国统一”大业，把全国各民族孕育成“大一统”的理念变为现实。元王朝在边疆治理上功勋卓著，其统一规模大于唐汉王朝，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对后续王朝政府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清王朝前期和中期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绝对不能低估，清王朝政府对中国疆域的“有效管控”超过以往朝代。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是研究边疆史地的根本目的所在。三、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实践启示（一）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主权领土丢失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炸开长期紧闭的国门，清王朝顷刻之间变成了被蚕食鲸吞的对象。譬如，1872年日本强行分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此为侵占琉球迈出的第一步。1874年又歪曲《中日北京专约》，以此威逼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并吞并琉球，对外宣布琉球“废藩置县”。此口子一开，中国边疆立马陷入覆水难收的危机之中。又譬如，1885年签订不平等的《中法条约》，清政府被迫放弃在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越南自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6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缅甸条款》，自此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而沦为殖民地；日本再次通过1895年签订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朝鲜又被日本纳为殖民地。除此之外，还有6次大片领土被列强侵吞的记载：（1）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75.8平方公里的香港被迫割让给英国；（2）1860年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一次性丢掉了100万平方公里的边疆领土；（3）1864年中俄再次签订不平等的《堪分西北界约记》，一次性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一线，东临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约44平方公里的边疆领土划归俄国；（4）1881年中俄签订不平等的《改订条约》，又一次性地把新疆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平方公里的边疆领土割让俄国，并且把乌孜别里山口以南的2万平方公里边疆领土作为“帕米尔待议区”；（5）1895年俄英联手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大不列颠政府及俄国政府关于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两国瓜分了中国边疆2万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领土；（6）1900年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出兵侵占了位于黑龙江左岸，沿江南北长约75公里、东西宽约40公里的3000平方公里领土。通过梳理发现，在晚清历史上国与国之间边界的划分毫无公理可言，边界勘定的结果无一不是强权政治、弱肉强食的产物；邻国日本是最先侵犯中国边疆领土主权，在世界上公然羞辱中国的国家；沙皇俄国是威逼清王朝政府最凶狠、侵吞中国边疆领土最多的国家。还是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讲得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靠枪杆子捍卫国家主权、保护边疆领土完整，“落后就要挨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二）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中原王朝消极“治边政策”阻碍了西南边疆发展壮大。中原王朝把内地群体和边疆群体划分为“华夏”、“蛮夷”两类文明，不仅暴露了王朝政府在本质上区分“核心腹地”和“边疆地区”的狭隘心理，而且揭示了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居民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诸方面的重大差别。在处理核心腹地和边疆地区关系问题上，先秦时期提出“五服”说和“九服”说。这是一个以“中土王畿”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即通过中间圈过渡直抵外圈“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自视为天下文明的顶点。由此构成了朝贡体系的基本框架，造就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理念，这是中原王朝产生“华夷之辨”的思想根源。由于处理核心腹地和边疆地区关系的复杂性，自汉代不再适用“五服”说和“九服”说，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这里以宋王朝对云南大理国的治理之策为例，探讨中原王朝“治边之策”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西南边疆地区治理问题上，宋王朝消极地吸取了唐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以“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为由，放弃了对统一大理国的构想。不仅如此，宋王朝还消极地处置同南海诸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宋太宗坚持“守中治边”原则，强调“外忧不过边事”，对西南边疆“羁縻民族”统一分类，对不同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其中，把“大理国”视为“大蛮”，列为西南边疆重点防御对象。在宋王朝统治者看来，昔日南诏是造成唐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今日的大理国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宋王朝不仅放弃统一大理国，而且《宋史》居然还将其列为“外国”。公元1136年翰林学士朱震重申：“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戎之上策”。随着北方地缘压力的逐渐增大，宋王朝统治者认为大理国是西南边疆最不安定的因素，对大理国的防御不断加强。通过隔绝与大理国的一切关系，杜绝边疆隐患的发生。由于宋王朝部分统治者对大理国素有先天仇视的心理阴影，加之对云南地缘战略地位认识不足，不仅在事实上阻止了大理国同中原地区的经济和人文往来关系，而且直接影响了宋王朝对整个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为其自身灭亡埋下了祸根。譬如，蒙古之所以能够联合大理夹击宋王朝，根本原因就是利用了朝廷对大理国“无为而治”的后遗症和云南的地缘优势。总之，宋王朝对大理国的消极治理政策，致使大理国与朝廷之间双方的文化交流终止，整个云南地区商品经济长期发展滞后，同时还严重地制约了大理国乃至云南省对外交流关系的发展。（三）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思想是历代王朝“中国观念”的核心。早在世界文明前夜的尧舜禹时代，夏启废除禅让制度而“家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相关的佐证资料来源于殷商甲骨卜辞及古文献记录。为核实资料的真伪，笔者曾两次到河南“安阳殷商遗址博物馆”进行考察求证。在有据可查的古文献资料中，“商”除了因地而得名为“殷商”之外，在历史上还被称之为“中商”、“大邑商”、“土中”和“中土”。四方诸侯被称之为“东土”、“南土”、“西土”和“北土”，借以凸显商朝居“四方”的核心地位，证明“安阳殷都”已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社会文明发达程度“高于四方”的核心区域，“一统天下”的思想因之而萌芽。当时所理解的“四方”，就是东西南北四个朝向，“天下”即通常所说的“四方”抑或“万邦”。按照周天子的观点，普天之下、地理四方、四夷属国“莫非王土”，“一统天下”的思想在西周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进入战国后周沦为大国的附庸，“一统于周”的观念也成为“过去时”。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以夷狄为代表的诸多民族自愿融入华夏，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族”这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汉族以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人口以及广袤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夯实了以“华夏族”为轴心的“大一统”思想基础。最为典型的代表性思想是孔子在《春秋》中极力主张“大一统”理念，强调要“一统于周礼”。《礼记·礼运》首推“天下为公”的“天下大同”学说，这是对华夏“大一统”思想的最佳表述。直到秦王朝统一中国，才使得“天下大同”的“大一统”由理念变为现实。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历史上“汉承秦制”做了最好的脚注，体现秦王朝“大一统”制度在汉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他把战国后所有儒家学说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使之成为“霸王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学说，建立了一套适应封建王朝集权体制需要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学术理论界经常讲到的“正统”观念，就是源于《公羊传》“君子居大正”、“王者大一统”，即统一天下、一脉相承的政权被称之为“正统”。秦汉两朝开疆辟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疆域基础，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相统一的观念得到加强，创造了中华各民族同为一体的“华夷一统”的现实，强化了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大一统”思想自此成为历代王朝“中国观念”的核心。（四）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社会文明诸多方面内容，涵盖了人类历史活动所有建设性的积极成果。“文明是促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之所有的社会行为及其成果积累的总和。”因而中原王朝习惯于把社会群体分为“华夏”“蛮夷”两类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对于西南边疆地区文明历史的认识和西南边疆治理实践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核心地带的中原王朝，素以发达的农耕文明著称于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整治社会结构，最终以整合周边政治势力的方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里秦王朝开疆辟土、首次实现中国统一功高盖世；两汉421年的稳定统治，巩固了秦王朝全局统一的格局；唐王朝以辽阔的国家版图以及万国来朝的气象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版图萎缩，五代十国继而出现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致使两宋管辖的疆域仅及汉唐时期的1/5。元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元王朝结束自唐末以后的分裂局面，再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中华整体观念的加强，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明王朝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推翻元王朝之后继而称“华夷一家”，明帝开始强调“正统”，“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足以表明经过辽、宋、夏、金几个朝代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和“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身为少数民族的清王朝统治者，为避免在民族观中使自己处于“夷”的地位，改变历代王朝“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的传统做法，提倡“首崇满洲”的政治意识。经过励精图治、苦心经营，清王朝最终巩固了这一持续统一的局面，完成了对包括西南边疆在内的整个边疆地区的统一，赢得了中国历史疆域与边疆地区双双稳固的丰硕成果，建立了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巩固的“大一统”帝国。所有这些边疆治理成就，使得华夏文明的内聚力迅速增强，加之中原王朝积极吸取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第一次展现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内地与边疆彼此离不开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中后期，王朝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刺刀的威逼下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守在四夷”的老黄历已经过时了，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中的“一国”而已。王朝政府开始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内，审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观念逐渐明晰。王朝国家已经意识到再偏远的边疆领土，也是防寇、御侮、备边的前沿阵地，开始将边疆地区统合为“一个国家核心地带的边界地带”，构建比较融洽的中央政府与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着力推行边疆与内地的均质化政策。中原王朝2000余年的边疆治理实践表明，中原王朝始终坚持与边疆地区对话大于分歧，谋求彼此友好发展、相互团结大于分裂，在实践中形成的“治边理念”、“治边方略”、“治边政策”，以及处置与边疆王朝和地方政权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确实值得后世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开发边疆和经营边疆的经验教训，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巩固边疆”、“开发边疆”的“中国经验”。西南边疆治理毕竟是整个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西南边疆治理的经验也就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它的弥足珍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它能够促使当代中国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对当代世界边疆和谐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和指引作用。作者简介：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宋念申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于200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2013年毕业后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做博士后，2016年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并于2020年提前获得该校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其主要学术著作有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该书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围绕图们江边界地区和越界的朝鲜人而展开的政治博弈以及历史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间岛问题”。该书在分析理论上另辟蹊径，突破了过去往往以政权中心来理解和定义边疆的传统学术视角，而是以边疆地区作为研究重心和切入点，反过来分析关于交界地区的争议如何塑造了领土和国民这些重要概念在现代东亚地区的形成和嬗变。该书内容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但同时又以“人”和“土地”这两个主线来串联书中的分析，并在各章中关注不同的主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贡献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形态，是由其处理土地与人的方式决定的，而对边疆、边界和跨界人群的处置，特别体现了对国家的型塑”。这种以边界和边民为中心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东亚“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个历史转变过程非常重要。本文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于2020年7月对宋念申进行的专访。访谈上篇详细介绍了他的英美留学经历和在芝加哥攻读中国史博士的学术训练心得体会；下篇主要讨论他这本英文专著的成书脉络和理论方法谱系，以及他下一个研究项目的规划。本文为访谈下篇。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请问这本书选题的背景是什么？宋念申：我最早接触图们江和朝鲜族，就是前面提到的2004年去东北采访中朝边境。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申遗这件事。一年后，这件事引爆了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这也成为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论文课题。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就带着一个模糊的问题：东亚国际关系总是问题丛生，这些问题大多跟历史认知有极大关系。边界和边疆虽是政治问题，但也是历史认知最为撕裂的地方。而流行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框架，总是谈实力啊、利益啊、结构啊、意识形态啊什么的，拿来解释东亚隔膜都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还要回到自身历史脉络中去分析。在为日本史和韩国史两门Seminar写论文时，我都选择了“间岛”（今延边）交涉：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东亚三个国家，并且当时我已经隐约觉得，真正引发冲突对立的，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改变——东亚的区域结构、国家论述、历史观念，都在这个时间点产生了极大变动，导致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你书中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认为是边疆定义了国家。过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是一般都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边界，你是反过来从边界看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多说说吗？宋念申：我在学政治学的时候，开始对“国家”概念产生疑问。我发现，实际上我们对于英语语境中state（国家）的概念并没有理清楚。东亚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能按西方现代政治学概念来理解。我们一直把近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当作一个不用质疑的框架，用来分析三个东亚国家的关系或者整个区域的关系。可是东亚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固化的现代（领土-民族）国家框架下理解和解决，很多摩擦和冲突恰恰是在这三个地方追求国家现代性范式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回到历史中去看，不要把“国家”想当然地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就像边界一样，它在历史中不断变化，有时候虽然边界实体没有变，但理解它的观念变了。随着它的变化，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就都不同了，甚至理解国家的方式都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究竟是先有了国家实体，然后这个实体去处理它的边界；还是先有了边界，然后边界以其同时的排斥性和容纳性，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图们江领土争端时，我不想用传统外交史的方式来写。因为在外交史中，国家往往是先验性的，不需要讨论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和在这个空间里面，恰恰这个“国家”的概念是很流动的。只有当有了划定边界的过程，其领土的形状性质才确立，其国民的内涵也才更新。因此就像你刚才准确地指出来的那样，不是国家定义了边界，而是边界定义了国家。你这本书和此前的相关领域中哪些学者或者学术议题在进行对话？宋念申：从问题意识上讲，我的书可能更接近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对边界国家的讨论（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1999），或者通差·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对国家地缘机体的讨论（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1994）。他们不是从一个回溯的角度，问“某一个国家的边界在哪儿”，而是问：这种现代的边界感及边界实践，究竟怎么来，又怎么塑造现代国家？同时，我也想介入对民族问题的探讨。这一二十年中，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作品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很多作品提出边疆民族在帝国或民族国家塑造中的作用。我想问的是，从帝国向现代国家（不论我们是否称其为“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边疆民族扮演何种角色？东北的边疆民族实践，又为什么与西南、西北如此不同？说到如何看待现代转变，我不太同意把现代性和传统对立起来。在延边这个地方，现代也是在传统中演化、刺激出来。西方国家介入很少，即便有，也是间接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地方精英、民众在交涉过程中的实践。所以你专著的学术价值，不只是挑战盛行的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也包括历史叙述、领土传统，以及东亚的领土争议和国际法本身的适用性等问题。历史上双方可能根本没有这个现代的边界意识，实际就算过去的民众关心边界，他们所理解的边界与国家，都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是这样的吗？宋念申：对，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框架去分析历史，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也要意识到现有框架的形成，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比如说我们一谈国际法，总觉得它就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权威规范。可是，看一看国际法形成的过程就知道，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国际法是殖民主义工具。国际法对于东亚国家意味着什么呢？不要忘了，1905年时候，韩国被由国际法组成的“国际社会”剥夺了国家资格。在书里，我有一小节专门分析“无主地”概念是如何被殖民者操弄，用来为殖民东北作国际法论证的。这些抽象概念，背后总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活在边界地区的民众理解的土地、空间概念，差别非常大。而且你也提到了，过去我们理解是现代国家塑造了边界，或者说划定了边界，通过不管是争端，谈判或者说国际法。但就如你刚才解释的那样，你的专著实际上是想从边界如何定义了一个现代国家，来理解历史进程。所以不管是中国、日本、韩国，实际上他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边界更为清晰的一种理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的书可以说是以小博大，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研究这三个在历史上有密切交往的三个东北亚国家，是怎么通过边界争端来理清楚了他们对自我的认识的。宋念申：这的确是一个自我身份形成（identity making）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首都，而是发生在边地，这是很多边疆学学者，一直强调的：帝国或者民族国家是边疆塑造出来（empires or nation states are made in the frontiers）。边界也不是由在首都的几个外交官坐下来谈判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空间中，由国家和非国家的行为者一起塑造的。甚至这里所谓的国家不仅指首都中的权力机构，比如外交部，它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地方和中央的边疆逻辑是不一样的。基层官员代表的国家，当地精英代表的地方社会，和非精英的草根民众群体，他们在实践中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观念。很多时候，边界问题是民众和地方社会推着地方政府去提出，地方政府又推着中央去交涉。所以很大程度上，地方的居民、官员，以他们面对具体问题时的具体实践，推动、完成了对国家的重新理解。你的专著除了中文和英语之外，还涉及到了使用了日文、韩文资料和档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研究项目。你当初做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宋念申：一个是你提到的语言，另一个就是所有边疆史研究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一些档案比较难获得，但进入田野调查能够获取一些补充材料后，发现这也不是最大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用什么框架去阐释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在中日韩的历史学界已有很多积累了，需要想清楚自己能从哪里突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不少人一开始会说我的题目是“外交史”。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这不是外交史。外交史关注国家层面的交涉，把边界冲突理解成两个和多个国家，对主权范围的争夺。可是所谓的“间岛”争议不是，在19世纪末之前的图们江地区，行政机构往往是不在场的、远离的：这不是说这个地域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说国家的管治方式，是去封禁、搁置它，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开发、利用。正是因为19世纪末的内外压力，这个过去有意空置的地区，开始了现代国家建设，这时候才需要把土地、人民，乃至当地历史，都做一个清晰的定义和分界。这个过程，是现代国家在此“生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概念在此“生成”的过程。而且，它不仅重塑一个国家，而是同时重塑了三个东亚国家、重塑了区域。想清楚这点后，我也就知道，我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由地方实践塑造出来的国家。我的主题是从地方史，从一个边地，来看几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这是个多边地方（multilateral local），同时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regional local）和全球性（global local）的地方。从地方史出发来讨论国家，我们或许可以摆脱主流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既定框架和术语，而专注于构成国家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土地和人，看看这两个要素在大冲击、大转变中，如何在与传统的分裂中又延续了传统。这本书对理解中国近代史，以及理解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宋念申：往往谈到中国近代史和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一个大主题就是中西（或东西）间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而中日关系，日韩关系，中韩关系等等，都是在这个大主题之下的分支。如果说我的书存在一个新视角，那可能就是，指出了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封禁的边疆地带，它在没有西方的直接介入下也快速发生了现代转化。这个边疆地带，包括整个中国东北，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东亚最为“现代”的一块场域。在东北的国家建设实践，在二战后深刻影响了所有东亚国家的现代建设。杜赞奇在他的《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曾经把伪满洲国比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场”。如果是这样，那么几个国家先期在延边的国家建设，可谓是伪满洲国的“试验场”。这给我们充分认知“东亚现代”的内生性和自发性，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另外，我把国家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土地和人才更具延续性。边界、边民的状态，一面被国家自上而下地影响，一面也自下而上地塑造着国家具体而微的样态。你在核心腹地感受到的国际关系，与在边地感受到的，绝对不一样。国际关系不只有抽象化的国家视角，也有具象化的、人文性的视角。我们在北京上海感受到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与边境居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你的研究和最近几十年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帝国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有哪些关系和异同？宋念申：倒没有刻意想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者历史社会学中的帝国研究对话。其中对清帝国、日本帝国和韩国的讨论，更多可能是东亚史学界的帝国研究做回应。比如在我的书中能看到濮德培（Peter Pere）的影响，他强调帝国建设的全球联结，特别是地图、知识、物质、法律的全球散播，我的书也强调这点。另外，研究日本帝国的学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泛亚主义的复杂面向：它一方面是反（西方）殖民帝国的，一方面又是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念。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比如Jun Uchida的书Brokers of Empire（《帝国掮客》）。在帝国如何催生了韩国民族主义兴起方面，施恩德（Andre Schmid）的Korea between Empires（《帝国间的朝鲜》）是个无法绕开的杰作。现在很多日本学者越来越关注到知识生产中的帝国性。我在分析内藤湖南、篠田治策这类帝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也借鉴了名和悦子等日本学者在帝国批判框架下的新研究。我的书比较强调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关系。我虽然没法完全摆脱“帝国”与“民族国家”的术语对立，但是从对地方的考察中，两者的对立并不明显。举例来说，“入籍”这个概念：民族国家所谓的“入国籍”（成为公民），和帝国的“入版籍”（以征地纳粮），在地方具体实践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口流动，和土地分离时，二者之间的断裂感才体现出来，进而对国家的规范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而族群的多元性，也并不是帝国的排他性特征，包含朝鲜族在内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的企图。这倒不是说后殖民理论对我没有影响，只是当运用到具体的地方史研究时，后殖民有时候会简单地塑造一种“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把二者作一刀切的本质化理解。延边和东北的近现代史，当然有殖民主义的影响，但也有很多是叠加性的，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比单向度的殖民性要更加丰富。我觉得汪晖提出的“跨体系社会”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的框架。在回答上一个问题中，你提到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能再多谈谈你的考虑吗？宋念申：其实我的书里，有很多地方是受后殖民研究影响的。比如对近代国际法话语和民族主义史观的反思等。可是，如果把后殖民框架在东亚放大，就可能把历史上实在的经验也抽象化、简单化了。比如，当我们说“民族”概念是虚构的、想象的，很大程度是对抗殖民主义的产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么中国人的身份完全是虚构的吗？或只是近代建构的吗？好像又不完全是。现代中国民族的概念，其实是把历史上不断出现过的身份认同，按照民族主义的方式嫁接、改造了。后殖民思想深嵌于殖民框架中，但用来分析边疆有诸多问题，很容易过度强调一种内外身份对立，而忽视各种跨界交往的长期、复杂和互动。拿东北边疆来说，谁才是东北的“原住民”？这片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多文化交汇的地方，一直到20世纪都是如此。再比如，今天的中朝边界线其实从明代就基本确立了。如果因为现代边界的观念是殖民产物，而认为连实体边界本身都是现代的发明，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虽然整体欣赏威尼差恭对“地缘机体”的描述，但对他过于强调边界的现代属性的论断（“只有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才需要边界”），则有所保留。有哪些经验分享给研究类似或者相关题目的年轻学者？宋念申：我自己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学的是不同学科，因此常常遗憾自己史学功底不足。芝大也不开方法课，我只好边研究边补课，就好像是直接跳进水里学游泳。但是因为心里没装着既定的研究路径，所以一边读书，一边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见到有用的就拿来。我喜欢到历史现场去看，在实地观察中找感觉。后来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它让你得到文献无法给你的感悟。所以我也建议初涉研究的学人，多看历史学之外的书，多在实地考察中积累感性经验。你下一本书准备什么题目？和这次出版的新书有渊源吗？宋念申：我现在准备写的书稿算是微观史，打算写一个沈阳的一个小街区370年的历史。发现这个题材和前一本书还是有渊源的。作博士论文时去沈阳查资料，一位老师知道我研究朝鲜族历史，特意带我去了沈阳著名的朝鲜族聚居区后来有意查了一下这个社区的形成，发现那里的历史非常有趣。所以我想从一个小空间中反映中国或东亚长时段的演化。这个小区如果是街道的话，出现在档案里的频率应该比较小吧？宋念申：其实还好，尤其是当代部分。很大一个原因是沈阳的地方志做得很好。甚至这个街道，还有自己的街道志。我的着眼点，当然还是把小空间和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这个空间的意义就不局限于它本身，甚至不局限在它所在的城市。我刚才听到你用了很多次“空间”，看来你的分析框架是用空间组织你的资料，这对说明你主要的观点是起什么作用？我相信不只是空间的变化和延续，对不对？宋念申：这是一本比较接近城市史的作品，所以关注的是空间的生产和人在空间中的关系。不过我最希望突出的还是叙事，想写一个比较好看的故事，而不是用某一种框架去突出一个观点。其实从城市空间入手，我发现我最终落脚的还是国家，是通过小空间讨论大空间的变化。微观史一直面临的一个批评：太具体而微了（too specific）；似乎分析得越细则越没有代表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下本书如何解决这种张力的？宋念申：我不觉得微观史一定是和宏大叙事对立的。好的微观史，阅读下来应该和大主题历史没有什么不同才对。我选择这个小空间，可能正因为它太有代表性了，以至于我都没有感受到它和代表性之间存在张力。以小写大，其实主要要解决的是视角问题，以及怎样写才能好看。另外，因为本书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长时段吧，我在处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候，会有意识和研究这些时段的著作对话，比如清史、伪满洲国史、社会主义时期东北史等。（本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招淑英、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系本科生罗清清协助整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存在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滇国，以青铜兵器作为主要的兵器。滇青铜文化研究专家张增祺先生把这些青铜兵器分为勾刺、砍劈、击打、远射和防护五大类，包括戈、矛、钺、斧、啄、剑、臂甲等。这些兵器在古滇国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血腥与冰冷之中，兵器攻击与反击、掠夺与被掠夺的本质显现无遗。在古老的滇民族中，流行着一种奇怪、残忍的习俗——血祭。两千多年前，滇池一带不仅生活着滇人，还生活着昆明人。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滇人当时势力强盛，但昆明人也是以强悍著称，滇人并不总能获得胜利。原始民族敬重勇士的思想是朴素的。他们承认昆明人的勇敢，因此非常喜欢用昆明人的热血来祭祀神明，取悦上苍。仅仅为了祭祀的目的，滇人也会主动进攻昆明人，掠夺奴隶以及贡品。在滇人看来这种血祭会让神明肥沃土地。滇人热切盼望用敌人的鲜血换取庄家的茁壮生长。众所周知，腐烂的动物遗体会让土壤更肥沃。滇人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单纯地认为是人的血肉让神因喜悦而赐福。活祭的场面在今人看来那样残酷，却被古代滇人视为理所当然。杀人祭祀柱场面贮贝器云南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铜鼓形贮贝器。鼓腰部刻有八人，每人手持兵器，或驽、或矛、或斧作奔跑追猎场面。器盖上铸人物五十一个，动物猪、犬各一。盖中央立一圆柱，上盘绕蛇两条，柱顶立一虎。两侧边沿各有一鼓。柱右一人裸体，双臂反绑于一牌上。柱前一人左足锁枷，一人跪地，双臂反绑，均裸体。此三人当为祭祀的牺牲。柱右一人乘坐四人肩舆，为主持祭祀的女奴隶主。此场面是滇人举行的一场祭祀仪活动。局部放大图滇国古兵器豹衔鼠铜戈长26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扁圆銎，上刻卷云纹、同心圆纹、锯齿纹等，銎背上铸有一只豹子，其尾下垂，四足微弯踏于銎上，口衔一鼠，又目远眺作观望状。滇人特有的武器。蛇头纹形铜叉长30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叉圆形銎，銎侧无钮，銎上饰浮雕的蛇头纹，蛇背有鳞片，张口鼓目作吞食状。刃为长方形，前锋分叉。滇人特有的武器。金臂甲高19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金臂甲片一组三片。1994年云南江川李家山也出土过形制一样的三片铜甲片，穿连组合正好与人手臂相吻合，以此推断，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这三片金甲片当为金臂甲。尖叶形雉鸡纹铜锄长28.5厘米，宽20.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5号墓出土。整体似树叶，前锋呈锐角，后端呈钝角，鎏作三角形，突起于锄身正中。锄两侧各刻一只站立的雉鸡，可能用于与农业有关的祭礼仪式，不一定是实用物。云南盛产铜矿，说不清这是农具还是兵器，或是仪仗。吊人铜矛长41.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矛刃部长而窄，圆形銎，刃部后端两侧各吊一裸体男子，双手反缚，其发下垂，为受刑之奴隶。装饰凤格独特，成为滇青铜器中的代表性器物。奴隶制滇国的象征物，其残忍对待战俘，不亚于商代。四人一牛铜啄长27.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仪仗兵器.啄刺细尖，扁圆銎横于啄体形成丁字，銎饰细密云纹、太阳纹、雷纹、锯齿纹组合成图案。銎背上原铸四人（其中第二人已残失）和一牛。第一人背负囊；第二人应为牵牛者，惜已失落；第三人作赶牛状；第四人右肩扛物，已残，仅剩半截木棍。三人服饰相同，均着披毡，穿短裙，长不过膝，戴耳环。此场面内容似与纳贡有关。滇人特有兵器。局部放大压花牛纹金剑鞘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滇王之剑。手形銎铜戈这件手形銎铜戈就如其名，整体被铸成手握短剑的形状。手和腕臂中空作为銎，剑首作内，剑腊作援，后部有一圆孔。内上沿出刃，銎部手背上有菱形纹饰。此戈表面镀锡，可能是专门用作仪仗器使用。装柄后如操生杀大权的手，持利剑高悬于芸芸众生之上，整个器物构思巧妙，造型奇特。它将装饰效果与实用功能融为一体，这在中国青铜器中是很罕见的。它也显示出了滇人丰富的想象力，堪称滇文化的艺术珍品。

大家好，我是灵琳。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以前古代时候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历朝统治者在不同的治边思想指导下，制定出不同的治边政策。“天下一体”时期治边政策的核心是“攘夷安内”，以打击削弱少数民族力量为目的，其治理政策是：(1) 攘夷开上的政策。这通常是在中原王朝实力强大时期实行的一种政策，其内容包括两方而:一是四夷兴起，对中原王朝规定的经济、贸易交往不满足，寇抄汉边以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统治者为防止其乱华，实行武力征服，将其拒之于外；二是中原王朝不满于民族的臣服，主张积极进攻，扩大王朝的影响和威力，以武力征服、开土扩疆，于其地设郡县。(2)安夷守土的政策。这多发生于王朝全力治内，无力顾及边疆，或君主无意扩充领土的时期所实行的一种政策。其内容主要是:反对武力征服，主张宣扬王朝功德，对边境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因俗而治，令其谨守臣职，向王朝称臣纳贡。对少数民族之间的吞并战争持反对、调和的态度，对战败失国的族(或部族)采取出而帮助其继绝世，甚至出兵助其复国，使之对王朝感恩戴德，辅助王朝统治边疆。(3)徙戎安边的政策。主张用武力把人居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驱逐出去，使之回到原来的居住区域。使中原成为只有汉族人居住的地区，少数民族应永远安分守己于边疆，严守华夷之分、中外之别。(4)虚边实内的政策。这是历朝几乎通用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在边疆反叛朝廷的少数民族大户而施行的。在中央王朝出兵镇压反抗朝廷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族后，往往将其头领、贵族、大户大批地迁到内地.一方面，便于严加监视，使他们脱离本族人民，无法再进行反抗；另一方面使边疆少数民族群龙无首，易于重新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5)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也是历朝通行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的手段有:“乱夷制夷”，即使少数民族内部发生变乱，消弱其实力，以达到制夷的目的。“官夷制夷”，即对内附的少数民族(或部族)首领授以官，利用其籍制监视当地的其他民族。或征发少数民族军队去攻打其他的少数民族。“师夷技以制夷”，即学少数民族作战之所长，如突骑、快攻等，用以制夷。上述政策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为用。依据各族各地的情况而确定政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治边思想和理论也在发生变化，统治者对治边政策不断调整和更新。到“中华一体”时的治边政策，其核心是变外为内、变夷从夏，主要是内容为:（1）设制实边的政策。这是中原王朝经常实行的政策。这个时期已变边境为内，并设制在那里，把大批的中原人不断徙往边境，充实、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这不仅加强了边疆经济实力，而且对教化风俗、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改土归流的政策。是明清统治者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的政策。土司制度产生于元朝，即在西南边疆地区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代中央对当地实行统辖。改土归流政策则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推行中原行政制度，实现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直接统治。(3)因俗而治的政策。随着边境地区与内地为一体的进程的发展，元朝始在全国普遍设置行省，但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宗教信仰不相同，封建统治者对社会形态较为落后，和一些特殊的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如西藏地区，当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元、明、清统治者皆设特殊行政设置。自忽必烈任西藏喇嘛教大师八思巴为宣政院长官以后，明、清统治者皆以喇嘛教的宗教领袖兼任西藏地区的行政长官，实行符合当地民族传统习惯的统治方式，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进尸步巩固。此外过去实行的政策，如以夷制夷的政策、虚边实内的政策等仍在实行。治边政策的变化与进步，强化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尽管它存在着严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促使少数民族脱离落后状态，走向进步；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仍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由此可见，边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族问题，自古以来边疆地区就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聚居地区，他们起源、生息、繁衍在边疆，创造了富有地区民族特色的经济与文化，对开发边疆、治理边疆、保卫边疆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为开拓边疆、治理边疆、保卫边疆就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民族问题。边疆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对边疆地理、民族及其社会的研究，应特别重视，并从中探讨中原与边疆一体共进的良策。好啦，今天就和大家讲这么多。我们明天再见

存在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滇国，以青铜兵器作为主要的兵器。滇青铜文化研究专家张增祺先生把这些青铜兵器分为勾刺、砍劈、击打、远射和防护五大类，包括戈、矛、钺、斧、啄、剑、臂甲等。这些兵器在古滇国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血腥与冰冷之中，兵器攻击与反击、掠夺与被掠夺的本质显现无遗。在古老的滇民族中，流行着一种奇怪、残忍的习俗——血祭。两千多年前，滇池一带不仅生活着滇人，还生活着昆明人。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滇人当时势力强盛，但昆明人也是以强悍著称，滇人并不总能获得胜利。原始民族敬重勇士的思想是朴素的。他们承认昆明人的勇敢，因此非常喜欢用昆明人的热血来祭祀神明，取悦上苍。仅仅为了祭祀的目的，滇人也会主动进攻昆明人，掠夺奴隶以及贡品。在滇人看来这种血祭会让神明肥沃土地。滇人热切盼望用敌人的鲜血换取庄家的茁壮生长。众所周知，腐烂的动物遗体会让土壤更肥沃。滇人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单纯地认为是人的血肉让神因喜悦而赐福。活祭的场面在今人看来那样残酷，却被古代滇人视为理所当然。杀人祭祀柱场面贮贝器云南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铜鼓形贮贝器。鼓腰部刻有八人，每人手持兵器，或驽、或矛、或斧作奔跑追猎场面。器盖上铸人物五十一个，动物猪、犬各一。盖中央立一圆柱，上盘绕蛇两条，柱顶立一虎。两侧边沿各有一鼓。柱右一人裸体，双臂反绑于一牌上。柱前一人左足锁枷，一人跪地，双臂反绑，均裸体。此三人当为祭祀的牺牲。柱右一人乘坐四人肩舆，为主持祭祀的女奴隶主。此场面是滇人举行的一场祭祀仪活动。局部放大图滇国古兵器豹衔鼠铜戈长26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扁圆銎，上刻卷云纹、同心圆纹、锯齿纹等，銎背上铸有一只豹子，其尾下垂，四足微弯踏于銎上，口衔一鼠，又目远眺作观望状。滇人特有的武器。蛇头纹形铜叉长30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叉圆形銎，銎侧无钮，銎上饰浮雕的蛇头纹，蛇背有鳞片，张口鼓目作吞食状。刃为长方形，前锋分叉。滇人特有的武器。金臂甲高19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金臂甲片一组三片。1994年云南江川李家山也出土过形制一样的三片铜甲片，穿连组合正好与人手臂相吻合，以此推断，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这三片金甲片当为金臂甲。尖叶形雉鸡纹铜锄长28.5厘米，宽20.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5号墓出土。整体似树叶，前锋呈锐角，后端呈钝角，鎏作三角形，突起于锄身正中。锄两侧各刻一只站立的雉鸡，可能用于与农业有关的祭礼仪式，不一定是实用物。云南盛产铜矿，说不清这是农具还是兵器，或是仪仗。吊人铜矛长41.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矛刃部长而窄，圆形銎，刃部后端两侧各吊一裸体男子，双手反缚，其发下垂，为受刑之奴隶。装饰凤格独特，成为滇青铜器中的代表性器物。奴隶制滇国的象征物，其残忍对待战俘，不亚于商代。四人一牛铜啄长27.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仪仗兵器.啄刺细尖，扁圆銎横于啄体形成丁字，銎饰细密云纹、太阳纹、雷纹、锯齿纹组合成图案。銎背上原铸四人（其中第二人已残失）和一牛。第一人背负囊；第二人应为牵牛者，惜已失落；第三人作赶牛状；第四人右肩扛物，已残，仅剩半截木棍。三人服饰相同，均着披毡，穿短裙，长不过膝，戴耳环。此场面内容似与纳贡有关。滇人特有兵器。局部放大压花牛纹金剑鞘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滇王之剑。手形銎铜戈这件手形銎铜戈就如其名，整体被铸成手握短剑的形状。手和腕臂中空作为銎，剑首作内，剑腊作援，后部有一圆孔。内上沿出刃，銎部手背上有菱形纹饰。此戈表面镀锡，可能是专门用作仪仗器使用。装柄后如操生杀大权的手，持利剑高悬于芸芸众生之上，整个器物构思巧妙，造型奇特。它将装饰效果与实用功能融为一体，这在中国青铜器中是很罕见的。它也显示出了滇人丰富的想象力，堪称滇文化的艺术珍品。【中华冷兵器】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持续更新~每天上午11：30 给你好看！（回复任意☟关键词，可查看相应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