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研究论文

孔少华，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博士，主持完成中宣部、文化部、国家统计局、北京市、杭州市等委托课题50余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4部。2019年7月29日作为中组部、教育部第9批援藏教师进入西藏，目前担任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学术技术带头人。与妻子的约法三章2019年6月初接到中组部、教育部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需求通知，孔少华老师跟目前正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妻子刘丹进行了一次长谈，征求妻子的意见，只有家庭面临重大决策时，二人才会有这样的谈话。事实上，得知孔少华老师的报名消息后，师长、家人以及朋友都劝其“三思而后行”。最终，二人在国与家之间做出了选择，孔少华老师毅然的选择了援藏三年之路，小家固然温馨，大家更为重要；援藏之路，面临众多的苦衷，孩子只有3岁，父母古稀年迈，妻子刘丹也决然的承担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丹老师也有万般的不舍和不放心，千万珍重慰相思，刘丹老师与孔少华老师定下未来三年的约法三章：一、敬畏高原，一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援藏工作面临者众多的不确定性，高原病频发，健康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二、父母年迈儿子幼小，每天要按时给家里微信视频，免得家人挂念，每天能看到你家人才会放心；三、少应酬多学习，努力工作，对得起这三年的不易，人生的长度有何影响是未知的，但是一定要用这三年去提升生命的厚度，多多提高自身素养，为国家多出些力。孔老师讲，每当想起这约法三章，眼中总会盈着泪花。3650米海拔连上四节课的奇妙体验孔少华老师说，援藏虽苦，但却是一段人生非常宝贵的经历，让人生更加的圆满，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学教书，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西藏大学经管学院领导担心孔老师的身体还不能完全适应，说如果身体不适第一学期可以不用承担课程，但是孔老师选择履行一位大学教师的职业精神。孔少华老师目前承担了两门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第一学期的课时已经达到90学时，第二学期则承担了72学时的本科生课程教学，总学时是双肩挑教师一学年60学时要求的接近3倍（目前孔老师还担任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承担着很多行政事务工作）。孔老师说，在西藏学会了“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最重要的是学会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种缺氧的艰苦，当成一种不缺精神的奇妙授课体验。西藏大学上课跟内地略有不同，尤其是第一学期，学期很短，很多课程要集中上，第一学期孔老师的两门课程是4节连上和3节连上，每每授课时大口喘气，每每授课时学生提醒孔老师嘴唇发紫。有一次上课，孔老师觉得实在支撑不下去，跟同学申请了15分钟休息，回办公室测试，心率高达180次/分钟。但是，孔老师说，看到同学们认真听课的样子，这一切都立刻放在脑后，西藏大学的孩子们非常优秀，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同学们非常关心老师，也非常积极努力，作为一位大学教师的他没有不努力的理由。一颗不忘的学术初心孔老师说，促使他毅然决然去援藏的动力是一份初心，这份初心就是对我国优秀文化的自信之心，以及推动我国文化经济全面发展的学术之心。西藏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推动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西藏发展已经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转化”，缺少的是更多学术技术人才，但是教育领域援藏的学术技术人才还相对不足，教育部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藏大组共有18人，只有4人是学术技术带头人，学术技术带头人是可以选择援藏一年半的，这4人中只有2人选择了援藏3年，而孔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孔老师说，西藏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民族优秀文化，他作为经管学院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任务就是提升应用经济学学科的总体学术水平，去支撑西藏大学民族优秀文化一流学科建设，这是他的学术使命，他会努力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学术成果。据孔老师讲，他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目前孔老师已经作为主持人承担了《援藏政策研究》、《西藏大学民族特色文创实验室建设项目》两个项目，还负责了西藏大学“双一流”建设重要支撑《西藏大学农耕文化馆建设方案》的撰写工作。此外，孔少华老师还为西藏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成果，目前已经为自治区两办提供决策参考2篇，其中1篇已经报两办并呈自治区副主席石谋军。孔老师说，他将会将更多的学术思想带到藏大，努力培养学术团队，希望能够让藏大经管学院的水平更进一步。播下一粒种子，搭建一座桥梁孔老师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粒种子、成为一团星星之火、成为一座桥梁。他希望他的援藏工作更多的是能够带来希望、带来动力，创造一份积极向上的氛围，搭建一个合作交流的学科平台，为西藏大学的学科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孔老师认为，学科发展，首在交流，走出去引进来并重。2019年11月、12月，他带队分别参加了在四川金融学会在成都举行的农村金融学术论坛，新华网和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在博鳌联合举办的2019文化经济学论坛。除了走出去，他还积极推动学术思想走进来，2019年12月15日，孔少华老师成功组织了首届西藏文化经济学发展研究青年学者论坛，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优秀青年学者齐聚拉萨，与拉萨的优秀学者和青年企业家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为西藏大学学科发展献策献计。依托此次学术论坛，孔老师为西藏大学经管学院的学科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论坛上，西藏大学经管学院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就人才培养和持续性的学术交流达成了初步意向，与西藏圣水产业发展公司、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联合科学研究、联合人才培养、联合决策服务以及文化经济学智库建设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愿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孔老师说自己会为西藏大学的发展拼尽全力，希望自己的努力也能在未来产出丰硕的果实，自己在西藏也会祝福大家，愿大家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扎西德勒！

中新社拉萨6月28日电 (赵朗)西藏官方28日举行全区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对2018年度和2019年度共40个优秀研究项目和3位杰出贡献者进行表彰。此次表彰涉及到生态保护、藏医药研究、生物多样性、牦牛种质资源等多方面研究成果。由西藏区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合作的《青稞基因组演化与重要性状功能基因挖掘》项目获得了2019年度西藏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这一研究首次绘制了青稞基因组框架图，发现了青稞由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尼泊尔传入中国西藏东南部的驯化迁入路径。另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的西藏自治农牧科学院研究员王保海，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原总工程师多吉，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研究员刘务林也在此次会上被表彰。刘务林荣获了2018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1979年，他从专业学校毕业后进藏工作，40年来一直在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从事西藏陆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曾出版专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其中SCI论文6篇)，先后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他告诉记者曾历经21年对西藏羌塘(藏北无人区)生物多样性进行研究；在羌塘区域，新记录200余种昆虫、400余种种子植物、近40种脊椎动物。研究成果为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本底资料和科学依据。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会上表示，西藏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科技兴藏，人才强区战略，统筹用好国家人才计划渠道，壮大西藏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聚焦产业发展，加强重点科技攻关。(完)

【编者按】本文首刊于《北京青年报》，题为《痛悼恩师宿白》。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现题目为作者写作本文时的原题。虽然早几天已有思想准备，但闻知宿先生噩耗，心里仍然一下子空了。房山石经研究事业失去了支撑我们将近四十年的后盾，今后需要后辈自己往前走了，我的心里怎么能不空啊！宿白先生一1978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学习中国佛教史和佛学。此前，仅仅是因为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才接触了一点佛学方面的粗浅知识，但一部佛经也没有见过，“文化革命”前的学习又完全和佛教不沾边，“文化革命”中更没有机会看到佛经。现在读了佛教的研究生，能够看佛经了，但对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却茫茫然。正在这个时候，学兄丁明夷告诉我，宿白先生在北大要为他的研究生开“佛经版本与目录”课，可以去旁听，他要去听课，建议我们一起去。那时我还不认识宿先生，仅仅是“文化革命”前在北大38楼楼道里张贴的历史系老师开课表上看到过宿先生的名字，此外一无所知。丁明夷一再说，宿白先生的学问非常了不起，于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跟着他一起去北大旁听。为此，我永远感谢丁明夷！宿先生讲课极其认真，事先写好讲稿，授课时几乎是一字一句按讲稿念的，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我们听课的学生全都抓紧记笔记，常常下课以后还要对笔记，相互补充，怕漏掉什么，因为学生们很快发现，宿先生讲的很多是他个人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出版），是他长期在北大图书馆以及云冈、敦煌、龙门等石窟积累的“干货”、真才实学，一股脑全摊给我们了。四十年过去了，作为旁听生的我，是宿先生这门课的最大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饭碗”是宿先生给的。讲到房山石经，宿先生整整讲了两次，大约讲了五个多小时。在全部课程中，只有房山石经这一个具体的实物对象，让宿先生费了这么大的精力，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完以后，他还想办法带我们去云居寺和石经山现场参观实习。也就是因为这一次参观实习，我才认识了吴梦麟大姐，才和云居寺有了接触，才让我和房山石经结下了一生的缘分。房山石经这一次参观实习，除了学业上的收获，还有两件具体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回北京的路，司机没有走来时的绕行路线，直接开上了盘山道。没有想到，要翻两座山，比来的时候花了更长的时间。在从第二座山顶下来的时候，宿先生好像考虑了很长时间，转过身来，非常认真、口气又特别委婉地对我说：“罗炤，你能不能给××说说，让××到历史博物馆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声补充说：“要还是在历史系，他就窝着了。”××是我的同窗挚友，当时他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历史系的老师们都知道。过些时候我见到××，和他说了，他非常当真，因为××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初曾经和我们年级在一起多年，他在逆境中仍然坚持钻研业务，大家都知道，很佩服他。不久××进了历史博物馆，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文物考古界一位建树卓著的学者。这是我亲身见证的宿先生关爱人才、扶植学生的事情。在1978年找一辆汽车往返云居寺，很不容易。当时听宿先生课的同学中，有一位原来是医生，她帮助我们找的车。为了感谢宿先生和司机，同学们事先凑好钱，晚上在西单鸿宾楼聚餐。没有想到，吃完饭，宿先生拿出100元钱付款。我们大家忙说已经准备好了，您带我们参观、爬山，已经很累了，不能让老师花钱。宿先生不由分说，必须由他出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还不够这样的两顿饭钱。可是，最后还是他付了。1981年3月16日，我到云居寺保管所写毕业论文。真是天意，由于前一年建成了新的石经库房和展室，以及吴梦麟大姐等北京市文物专家的关心、支持，前一天刚从孔庙把“文化革命”中从上方山抢救出来的佛经运回云居寺老的石经库房。我一进保管所的大门，迎面就看到正房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佛经，中间还有不少用黄表纸包着的经卷。宿先生教我们的知识，此时立刻触动了我的神经，很快想到应该先放下论文的事，帮助云居寺保管所整理这些经卷。保管所负责人听我说了想法，非常高兴，全力支持，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不到半个月，那件在藏学、西夏学和佛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最早的藏汉合璧印刷品，两万多卷明朝珍贵的佛经，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件孤品，以及包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卷录副的四千多件沈家本手稿、札记，露出了它们的真容。我是一边翻检这些宝物，一边查看宿先生的讲课笔记，完全是靠着宿先生传授的本事，大致理清了云居寺现在收藏的纸本文献。这是第一次实际应用宿先生教的知识，初战告捷，在云居寺和房山给我带来了信誉，为后来几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此事让我对宿先生的学问有了初步的体认。二1982年初夏，经过八年的修复和研究，应县木塔里发现的那批瑰宝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并在《文物》月刊发表了简报和论文。参观的时候，宿先生教我们的本事又用上了，我看出当时用来认定《契丹藏》刊刻时间和木塔中《契丹藏》数量的那卷经，不应当属于《契丹藏》的版本，当即向史树青先生说出我的看法，根据就是宿先生教我们的判定大藏经版本的相关知识——在讲完敦煌写经、《开宝藏》、《契丹藏》和其他宋、元版大藏经之后，宿先生特别带我们到北大图书馆善本室参观、实习，仔细地看敦煌写经和宋版大藏经原件，对照实物进一步讲解了大藏经各个方面的特征。史先生非常重视，让我写文章，又请佛教协会的专家们、整理研究小组的先生们和我一起开会讨论。我的为人修养很差，说话像打枪一样，不会拐弯，当面批评相关人员：“你们不请教宿白先生，才弄出现在的错误。”得罪了当事人，人家不服气，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篇反驳我的长篇论文，我又连写三篇进一步谈自己的意见。但是，尽管我的根据充分，而且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我的判断，可是伤害了人家的自尊，至今不肯更正，权威性的论著仍然沿袭不正确的“定论”。这是我应当吸取的教训：正确的话，还需要用正确的方式说才好。当时宿先生正在美国讲学，不知道这件事，回国后知道了，认可我的判断，但批评了我的做法。我打了这一“仗”，为以后的房山石经研究积聚下比较厚实的学术根基，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宿先生的学问经得起“实战”检验，从此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他的身上，有事没事都去找他，天南海北地乱说，实际是想掏他的学问，“偷”他脑子里的东西。我只是旁听了他一门课的学生，不是宿先生真正的及门弟子，所以他很长时间对我客气，耐着性子听我胡说八道，不像对他的入门弟子那样严格。我的脸皮厚，心里是真佩服他，无论在国内外，到哪里都说，我受益最大的一个是吕澂先生，一个是宿白先生，因为这是实情。时间长了，他也知道我真心向学，只好听任我在他面前恣意表现。1983年，我在西藏半年多，回京以后见宿先生，他关切地询问西藏的情况，我告诉他萨迦北寺在“文化革命”中被全部拆毁了。他连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三个笔记本，告诉我，这是他1959年在西藏调查寺庙建筑和文物时的记录。我认真地翻看，感觉太宝贵了，因为宿先生那时记下的不少重要建筑，经过“文化革命”已经不存在了，就建议他整理出版。他说这些只是素材，单凭这些记录还不够。我又告诉他，拉萨药王山下有一个吐蕃早期的石窟，保存的还比较好，建议他再去西藏。宿先生有些动心，但当时考古系刚刚从历史系分出，事情很多，他无法分身。1984、1985年我又去西藏一年多，当时全国开始文物普查，支援西藏文管会工作的张建林、张仲立、何周德、仵君魁等同志在山南地区先后调查和发现了几座早期殿堂以及其中的塑像和壁画，我也去现场参观了，感觉更有必要请宿先生再次进藏，便和文管会前后两任主任甲央和索朗旺堆同志商谈，他们都很重视，诚恳欢迎宿先生。回京后，我把新发现的塑像、壁画的照片拿给宿先生看，他认为很重要，此后多次约见来京编写阿里地区考古报告的建林、君魁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过充分的准备，1988年宿先生再次进藏调查。此后数年，他埋头整理、研究两次调查的资料，并且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汉文西藏历史文献搜罗殆尽，仅个人买的就有260多种，前几年他把藏书捐给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亲笔写了这些书“是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辑聚之书”。《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10月那时我去看他，说的全是西藏的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去他家，书桌上摊的都是那两张后来出现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结语部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的大表，他不是低头在表上填图，就是在仔细地填写或核对文字，头也不抬，直到完成工作才和我打招呼。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他特别郑重其事地送我一本。认真拜读之后，我才明白，全书的精华、他几乎全部的心血，主要都凝结在这两张大表上了。我原来只是觉得宿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图和文字记录太宝贵，应该整理出版，促成他再次进藏也仅是觉得有新的重要发现了，需要进一步补充资料，期望的目标只是出一本西藏古建筑资料汇编而已，聊以弥补“文化革命”留下的历史遗憾。没有想到，此时看到的是一个事实充足、图文并茂、逻辑明晰、立论坚实、而且是独辟蹊径的科学系统！宿先生以每一座寺院皆有的平面布局和西藏建筑必具的柱头托木作为观察的切入点与对比的标尺，解析纷繁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势如破竹，排出了一个整饬的序列。这时我才知道宿先生的分量有多重了，他是一个什么层级的学者了；也才明白了，此前从宿先生那里学到的佛经版本目录知识，只是他学问中的一个小枝节，我掌握的不过是一项入门级的小本事罢了。我到过西藏一百多座寺院，调查贝叶经之余，还有些兴趣观察西藏寺院的建筑特点，但一直不得要领。不过，因为脑子里留下了很多直观的印象，《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结语以及其中的那两张大表，让我茅塞顿开，拍案叫绝！由此触及到宿先生治学的奥秘，开始认识他掌握和运用的那一整套严密、精细、科学的方法。那是欧洲科学界积累了几百年才形成的体系和规范，宿先生是中国传统的史学出身，没有留过洋，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怎么会这样观察、记录、分析、综合、展示考古对象？有一位考古学家曾经当面对我说：“宿白先生是朴学。”他可能没有透彻读过宿先生的著作，只是知道宿先生精通古代文献而已，并不真正了解宿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造诣。经过多年探问，我才知道宿先生先后师承冯承钧、孙作云、容庚、汤用彤、向达、赵万里、裴文中等人，在治学方法上尤其受到冯承钧、汤用彤、向达、裴文中四人的影响最大，而这四位前辈学者都有深厚的欧美学术背景。在古建筑领域，宿先生受益于梁思成、刘敦桢、赵正之三位先生甚多。中国的古建筑，主要的遗物可分为汉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兰建筑和基督教建筑四大系列，就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汉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在汉式古建筑的研究领域贡献巨大，人所共知。宿先生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以及他建立起来的科学系统，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知，就连我原来也只认识到《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是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对它的科学意义仅仅是从方法论方面留意了一点，但对其整体的科学价值则远远认识不足。实际上，从学科划分来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的建筑学成分相当大，已经不能完全归类于文科著作和考古学著作了。三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的前辈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发现的唐、宋、辽、金时期的古建筑，绝大部分是汉传佛教寺院里幸存下来的遗物。汉传佛教寺院自梁武帝时期的同泰寺开始依照皇宫规制构建（稍早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已有部分按皇宫规制营造），至中晚唐时期，以佛殿为中心的佛寺形制逐渐取代南亚、中亚传来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形制，虽然辽、宋时期仍然存有很少的如应县佛宫寺和莆田东岩山报恩寺这样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但绝大多数佛寺的规划布局都是以中轴线上的佛殿为中心，至20世纪前期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汉传佛教的寺院布局和殿堂、楼阁的形制结构总体稳定，仅有局部的变化。同时，汉传佛教的僧人和佛寺数量在南北朝后期达到顶峰，此后锐减，唐玄宗以后汉传佛教的发展进一步萎缩，虽然边远的四川、南诏—大理、辽等地曾经一度辉煌，但总体上汉传佛教是不断走下坡路的。汉传佛教建筑反映了以上的历史演变，唐玄宗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北魏的平城五级大寺与洛阳永宁寺、梁武帝的同泰寺和武则天的天堂这样的宏大建筑了。营造学社对于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是在汉传佛教极度凋零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当时五台山南禅寺尚未发现，遗存最早的佛光寺东大殿距离汉传佛教第一座寺院建成已经有800多年了，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发现的是寥若晨星的唐、辽、宋、金代古建筑，而且每一处只有一、两座孤零零的早期殿堂、楼阁、佛塔，最完整的正定隆兴寺（大佛寺）和大同善化寺也仅余三、四座北宋和辽金时期的大型建筑物。因此，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于地上早期遗存物的测绘和记录，重点对于《营造法式》和木作工艺等建筑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梁、刘等先生虽然十分重视寺院的历史沿革，但客观存在让他们只能从文献资料和多种多样的零散遗迹中，了解晚唐以前的房屋建筑、包括佛寺建筑，无法直接从现存的地上实物具体认识自东汉至晚唐时期汉传佛寺的规划布局与建筑物的实际形制，及其详细的发展变化过程。宿白先生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研究，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实存状况。藏传佛教最早的寺院、始建于公元647年的大昭寺，其最初的构筑至今仍然保存，其他的小昭寺、桑耶寺、萨迦北寺和南寺、纳塘寺、霞鲁寺等吐蕃时期至元代早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的寺院，不仅可以勘查它们的早期规划和布局，而且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重要的是，经过吐蕃时期的两次挫折，10世纪后半期以后藏传佛教恢复发展，12、13世纪以后寺院规模和僧尼人数成倍、甚至成10倍地大扩张，至20世纪中期仍方兴未艾。这样，宿先生对于西藏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是从最早的建筑形态开始的，而且探讨的是一个由小到大、且巨大扩充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汉传佛教古建筑研究只能从中间形态开始、而且研究对象呈逐步萎缩状态的情况，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营造学社的研究模式，必须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观察、反映西藏不同的佛寺建筑形态和发展变化进程。宿白先生调查的第一个寺院是拉萨著名的大昭寺，发现其最初的建筑遗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移植印度佛寺的形制，而与大昭寺相距不远、且同属松赞干布时期的札拉鲁浦石窟寺，则移植了中原和河西走廊石窟寺的形制；此后在11世纪至14世纪前期，大昭寺不断地改、扩建，吸收了祖国内地和西藏本土的建筑元素，与原有的印度形制融合成为一体；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又不断局部整修，结构进一步改变，进入第三阶段；17世纪前期至20世纪中期为大规模整修扩建阶段，内地建筑元素大量增加，西藏本土特色更加鲜明。细致地解析了大昭寺这个重要的标本之后，宿先生观察藏传佛教其他寺院建筑便有了一个准确、可靠的尺度，能够进行比较精细的对比研究，发现吐蕃时期建立的寺院、如著名的桑耶寺，也经历了和大昭寺大体相同的变化，其他的众多寺院则步伐不同地分别走过了11世纪至14世纪前期、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17世纪前期至20世纪中期的三个阶段，而始建于15世纪前期的格鲁派大寺院还发展出巨大规模扩建和严格等级规制的第五阶段。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总体上经历了五个时期，无论是单体的建筑物形态结构，还是寺院的整体布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在汉传佛教建筑中看不到的情况。大昭寺宿白先生还详细地调查了以江孜白居寺塔为代表的各种尼泊尔—藏式佛塔，为研究西夏和内地元、明、清时期的众多藏式佛塔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在宿先生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和研究中，首先注意的是建筑物的规划布局和形态结构，同时高度重视木作工艺等技术手段，特别关注印度—尼泊尔、中国内地和西藏本土这三种建筑元素的结合和演变，展现出西藏佛教寺院存在着从移植印度佛寺的规划布局和建筑形制，到越来越多地吸收祖国内地和西藏本土建筑元素的发展变化过程，不仅建立起一个明晰的科学系统，而且从古建筑领域、以巨量的建筑实物证据，清晰、自然地显示出西藏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西藏本土化进程。在宿先生1959年进藏的数年之前，原营造学社成员卢绳先生已曾对承德外八庙的藏式建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测绘，发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1982年天津大学建筑系在卢先生工作的基础上出版《承德古建筑》一书，在国内外获得盛誉。不过，外八庙是仿藏式建筑，与西藏的古建筑尚有差别，而且是在康熙至乾隆时期不足七十年间建成的，无法从中理出藏式建筑的体系。遗憾的是，1959年卢先生身处逆境，未能和宿先生一同赴西藏调查，1977年又过早离世，对藏式建筑进行全面、系统调查研究的重任，便由宿先生独自承担了。宿白先生全面地继承了营造学社的学术传统，同时，面对西藏不同的、纷繁复杂而又完整丰厚的遗存状况，他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建立起新的学术系统，并将其延伸到汉式古建筑的研究领域——既重视古代建筑物个体及其构筑工艺，又重视古代建筑（城市、寺院、衙署、府第等）整体的规划布局。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之后，宿白先生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里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在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的雪域高原，宿先生以不到半年的时间，整日站立，爬上爬下，独自一人观察、步测、绘图、记录了四、五十座寺院，留下大量的现场描图和文字记录，为开创西藏历史考古学和古建筑学积累了宝贵的、很多是独一无二、无法再得的第一手资料。除去路途上的时间，他在寺院现场的工作时间不足五个月，平均在每座寺庙停留不到四天，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寺庙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即使有一个多人合作的专业团队共同进行调查，一个月也未必能够完成一座大庙的工作任务。因此，看到《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中有那么多的现场实测实绘图和那么细致的文字记录，我无法想象宿先生当时在西藏是如何紧张地工作。前辈学者艰苦奋斗、矢忠学术的高贵品德，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二十年前，我对于营造学社的学术体系一无所知，古建筑的知识也几乎为零，在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写的书评中，仅仅把它看作文科和考古学的著作，完全不懂得宿先生此书在古建筑领域里做出的开创性工作及其科学价值。近二十年来，多多少少对营造学社有了一点了解，古建筑知识也增加了一点皮毛，才开始认识到宿先生在西藏的工作与营造学社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认识到我的失误。我国考古界、古建筑界的不少学者、专家涉及西藏、特别是藏传佛教方面的相关问题不是很多，可能受到我的书评影响，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的认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在此，我应当郑重道歉！事实上，宿先生不仅在古建筑领域，而且在古代城市、雕版印刷、造纸、陶瓷、盐业、丝绸、玻璃等科学技术史方面，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对于石窟和佛寺雕塑、壁画的研究更久负盛名。他不仅是一位贡献卓著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家，还是一位科技史大家和艺术史家，1997年获得的“岛田奖”便是国际上的东亚艺术史大奖。1996至1998年期间，我多次向宿先生讨教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后来和他谈起治学方法以及他的师承，曾开玩笑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也知道我这句玩笑话纯粹是学术意义上、方法论上的，没有任何政治含义，不仅没有生气，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最要紧的东西还得自己上心琢磨，还是得从实际工作中悟。”由于有兴趣，我反复拜读《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尤其用心琢磨宿先生的治学方法，再三向他请教。他告诉我：“观察考古对象，要找有特征性的、又是普遍存在、可以做比较的物件和样式。”我在福建调查南少林和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时，又看到很多古建筑，注意到北方古建筑比较少见、但在福建普遍存在的一个建筑构件——柱礩，按照宿先生传授的方法，将它们的形制特征与文字记载或当地口传的资料联系起来，逐渐能够根据柱礩的不同特征把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福建古建筑排出队来，甚至能把北宋末年和绍兴年间仅相差一、二十年的不同特征找出来，曾经在泉州郊外山上的两座古建筑遗址做过验证，我的判断竟和事后看到的文献记载吻合无间。遗憾的是，我不是学考古的，不会绘图，无法准确地表示出来，只能作为业余爱好，玩儿票而已，写不出科学性的论文。不知福建或古建筑界人士是否做了柱礩的研究，希望能有丰满的研究成果出现。其实，无论是中国“朴学”的厚实，还是西方学术的精密，都不能涵盖宿先生的全部学问。他立足于中国（包括藏、蒙、新疆地区）丰厚的历史背景，放眼中亚、南亚、西亚和埃及、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宿先生对于域外文明的积累我仅知皮毛），在多个不同的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重大贡献。现在，国内外可能还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对宿先生的全部学术工作做出整体性的评价。遗憾的是，一是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政治运动干扰太多、太大，他头脑里积蓄的知识和思想远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二是北大考古学科的建设、乃至全国的文物考古培训工作，耗费了宿先生太多的时间。不过，这也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对于中国考古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四2003年，得到宿先生的帮助和徐苹芳、张忠培、李伯谦等先生的支持，我申请的《唐、南诏—大理、辽、宋、西夏密教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得到批准立项。因为南诏—大理和西夏的研究已经初步完成，我计划在龙门石窟、成都周边和大足各选一个点，作为早、中、晚期的代表，完成整个项目。和宿先生谈了这个计划，他觉得我选的龙门石窟擂鼓台区很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且是武周时期的标志性窟群，于是决定亲自出马，到龙门石窟办石窟寺考古报告培训班。我心里暗暗叫苦：本来只是想做擂鼓台的一个中等石窟的小报告（实则为简报），现在扩大成整个擂鼓台区的大报告，我原是“小老板”，这下变成“马前卒”了。可是我知道，在几个大石窟做考古报告，是宿先生几十年的夙愿，曾经多次尝试，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做成，此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声誉，而且这样可以在宿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地学考古，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和他坐而论道，或仅仅通过拜读他的著作学习，所以我又心甘情愿、极其高兴地投入这一工作。由于宿先生已经83岁高龄，又身患多种慢性病，有些药必须半个月去一次北医三院才能拿到，不能长期离开北京，而我第一次在第一线从事实际的考古工作，一切从头学起，尽管宿先生先后请了一些专家帮助工作，但我的先天不足终究无法弥补，擂鼓台的工作经历了很多曲折，责任必须由我来负。可正是擂鼓台的工作，让我接触到宿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为此，吃多少苦，有多少挫折，担多大的责任，我觉得都值。从开始培训人员，到讨论报告体例，再到审查初稿，宿先生自始至终将客观性原则放在全部工作的第一位，要求考古人员“使劲看”石窟内外的各种遗存，每人都必须画佛像，力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考古对象的特征；拍照尽可能使用自然光，按照考古要求拍出实景，不要人为地追求艺术效果；报告正文主要记录石窟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而且要能和绘图、照片对照阅读，考古人员的主观认识除非确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不在报告中出现，推测性的文字必须在报告中完全排除。为此，原定作为附录的相关研究论文全部撤下，由作者另行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白沙宋墓》一书中，宿先生开创性地订立了考古报告的标准，即严格区分报告主体与编写者的个人研究，报告主体要客观、忠实、完整地发表科学记录，不能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隐瞒、遗漏材料；正文之外以注释的形式交代材料出处，讨论相关问题，编写者的个人研究居于附属的地位，努力保证报告内容的严谨，适度丰富报告涉及的知识。为此，宿先生遭到过猛烈的批判，但他坚守学术良知，坚持如实、完整地反映考古对象，绝对地忠诚于事实，为历史负责，将个人名利、荣辱置之度外。《白沙宋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0月做学问的人，有几个不想名留青史，不想突显个人的创见？可是，宿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血置于附属的地位，一定要让个人辛苦求索得到的主观认识从属于客观事实。这已经不仅是科学范畴的事情了。这里蕴含的思想和精神进入道德的层面了。《白沙宋墓》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擂鼓台报告则让我切身地、从灵魂深处感受到宿先生此时的内心律动。追随他几十年，这一次终于追到根儿上了！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自己差的多远！！！在擂鼓台学考古的经历不成功，但让我经受了精神的洗礼，开始了灵魂的蜕变，个人的思虑淡了，增强了对客观事实的尊重，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房山石经研究。2012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成立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事前区里的领导同志和我商量，想请宿先生任主任。我觉得根本没有可能——大家都知道，宿先生除了“北京大学教员”，什么实质性的职务也没有接受过。但是，房山的心意我不能不转达。没有想到，我说出来以后，宿先生平平静静地说了两个字：“可以。”我听了，高兴得简直要从沙发上跳起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过了一会儿，宿先生对我说：“这个机会难得，房山除了提供经费，一切工作由我们安排，现在难找这样的环境。梁先生、刘先生一生的贡献，不就是抗战前的几年里打下的基础吗！我们抓紧这几年，争取干出点事。”他说的是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前辈学者。我明白了他的心思，因为房山石经和云居寺确实太重要了，但就科学的意义上说，规范性的工作实在薄弱。当时我们就拟了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以考古工作为基础，集中做石经山的调查研究。后来，因为有很多行政性的事务，特别是财务报销需要主任签字，从云居寺往返宿先生家要8、9个小时，他亲手把聘任协议上的“主任”改为“学术顾问”。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宿先生在领导。我们认真执行五年计划，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我都要向他汇报。关键性的难题，都是宿先生为我们解决的。因为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五年计划实施的不太顺利，出现了一些磕磕绊绊，有的目标未能圆满达到，但2012至2017年整体上进展比较大，特别是从2016年夏、秋开始，至2017年底，取得了两项可能是比较大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项已经作为宿先生九五大寿的献礼，校完了清样，另一项也交给了出版社。没有想到，宿先生看不到了。未能让他生前感受到一丝欣慰，伤心之至！宿白先生2015年年底，我去向宿先生汇报工作，说完石经山曝经台的发掘情况之后，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过去考古是个冷门，现在成了显学，挺热。好是好，可我觉得有两个事得小心。一个是政府重视起来了，对工作有帮助，不像以前做田野那么困难了。可是，官员们常常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呀！考古工作现在已经有一些苗头了，可能还不止一些苗头，官员开始影响考古工作，已经有不守规矩的事情了。我就怕发表材料失真，走样。这是个事儿，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第二个是搞文物考古的人，有的不大爱惜自己的名誉了，好像还越来越多了。听说有人一年里有半年在飞机上，在会场里，哪还有时间蹲在工地，趴在书桌上？创新是需要啊！不能老在前人、在外国人的圈子里转。可创新不是在嘴上说说就能出来的，考古学的创新不大容易呀！得在工地、在书桌上狠下功夫，还得有新发现才行。就是新的科技手段，也得人用心琢磨才用得好呀！”过了一阵儿，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杞人忧天。”我不是考古界的，没有资格对考古学的发展说三道四。可是，在这篇追思宿先生的文章里，我有义务写出他的这一段话。（写于2018年2月1—27日）责任编辑：钟源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巴桑旺堆（右一）与牧民交流。资料图片【光明访名家·聚焦给总书记写信的25位科技工作者】“总书记的回信，更加坚定了我对牦牛健康养殖等科研攻关的信心和决心。科学养殖牦牛、发展壮大高原特色畜牧业，助力农牧民群众脱贫、增产增收，是时代赋予基础畜牧业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谈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作为代表之一的“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畜科所所长巴桑旺堆难掩激动。在高原从事畜牧业科技工作近30年的巴桑旺堆，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不善言辞，谦虚、朴实是他留给人的最大印象，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待畜牧业科技工作的态度。出生于西藏日喀则萨迦县一个农民家庭的巴桑旺堆，对牦牛再熟悉不过了。从小伴着牦牛长大，大学考入西藏农牧学院，1991年毕业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西藏是我国第二大牦牛主产区，目前牦牛存栏量457万多头，约占全国牦牛存栏总数的22%，牦牛遗传资源十分丰富。壮大牦牛产业对发展牧区经济、改善民生、脱贫攻坚、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巴桑旺堆说：“然而，长期以来靠天养畜的落后、粗放式养殖模式没有根本性改变，造成牦牛饲养周期长、生产性能低、畜群周转慢、牦牛出栏率低、商品率低，养殖效益差，科学养殖显得十分迫切。”巴桑旺堆参加工作时，西藏畜牧业科技基础数据缺乏，许多领域的研究一片空白。1993年，巴桑旺堆利用大学所学的畜牧兽医专业知识，参与了“江孜县牛羊寄生虫季节动态调查研究”项目。4年里，他整天与牲畜的粪便、内脏打交道，统计分析、整理数据，首次全面系统地摸清了牛羊寄生虫种类和危害，提出改春秋两次驱虫为冬季一次性驱虫新技术，研究成果在高原牧区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效益。成绩的取得，鼓舞了巴桑旺堆向着畜牧科技更多“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攻关。由于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原因，母牦牛产犊率低，成年牦牛要六七年才能达到出栏体重标准。针对这一难题，巴桑旺堆率领团队长年在藏北等高海拔牧区蹲点，进行科研攻关。经过多年研究，采取牛犊早期断奶催生母牛发情、“冬棚夏草、冬圈夏草”半舍饲育肥等一整套措施，突破了过去海拔4750米以上高海拔牧区母牦牛产犊率低的关键技术瓶颈，母牦牛“一年一胎”比例达到68.6%，实现了牦牛日增重740克、提前2年出栏的核心关键技术，累计示范头数8万余头，新增经济效益近2亿元。“成果留在农家牧户，论文写在高原大地。”这是巴桑旺堆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青藏高原牦牛产区属国家“三区三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而牦牛是青藏高原实施精准脱贫的战略性支撑产业，也是极具发展潜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畜牧业关键技术的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那曲市聂荣县色庆乡帕玉村以前是县里有名的贫困村。近年来，该村在巴桑旺堆科研团队的助力下，通过实施科学养牛，已形成集牦牛良种繁育、高效育肥和“聂牌”奶制品生产销售等为一体的牦牛产业科技示范基地，人均年收入从仅仅800元增长到1.6万元，成为那曲市第一个小康示范新村。为了更好地将科技成果应用到畜牧业生产，巴桑旺堆曾先后3次主动请缨，历时8年先后赴那曲市、日喀则市、阿里地区等32个县20多个牦牛主产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帮助建立牦牛产业基地、培育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牧户”的全产业链开发模式，实施产业扶贫，共举办培训班20余期，培训农牧民6000余人次，建立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12个，培育农牧民专业合作社8个，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农牧民依靠科技增收致富。采访中，记者得知巴桑旺堆又踏上了新的畜牧科技攻关征程。目前他正在主持自治区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良种奶牛引进与冻精生产技术应用研究”和自治区财政专项“农区牛羊半舍饲化养殖技术示范”以及金牦牛科技工程后续项目。他说：“制约西藏畜牧业发展的难题，就像一座座高耸的雪山，只有坚持不懈科学攻关、勇攀高峰，才能让高原之宝真正造福高原人民。”（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来源：《光明日报》

近日，一篇题为《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在网上流传，引发争议。有网友“讥讽”：寒窗苦读那么多年，还真是研究了个“屁”。也有网友读后评论称，看似无意义的被嗤之以鼻的事物，“深究起来，是严肃的事”。据了解，该论文写于2007年，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在职硕士高建伟。彼时，高建伟不仅凭借这篇论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还被评为“优秀”。(6月16日 澎湃新闻)《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被传上网后，招来了不少网友的讥讽。实际上，网友并没有认真看这篇论文，不少网友甚至没有看论文，看到的只是这篇硕士毕业论文的标题、作者名等等一些简单内容，就对这篇论文嗤之以鼻。实际上，这篇论文研究的不仅是“屁”这个生理现象，更是背后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篇论文学术态度端正，没有止于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屁”进行分析。高建伟的研究另辟蹊径，这篇论文是一篇有创新价值的论文。正因如此，这篇论文才会被评为“优秀”。现实中，一些学生选择写论文时，更容易陷入同质化的窠臼，有的学生是偷懒，毕竟大家都研究的课题，更为熟悉，更好上手，有的学生甚至就是为了方便抄袭，这也是学术抄袭成风的原因之一。这么来看，《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就更显可贵。这背后是学术创新。而学术研究正是需要多一些这样冷门、另类的研究，这样才更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像这样的“另类研究”也有一些，比如此前《网络会话中“呵呵”的功能研究》《乌有之猫：云吸猫迷群的认同与幻想》《八角茴香对卤鸡肉挥发性风味的影响极其作用机制》等论文都曾引发热议。这样的另类论文并非是学术研究的“浊流”，反倒是一股“清流”。这样的创新论文多多益善，但从现实来说，这样的创新论文、创新研究又太少了。一些网友对这种创新论文、另类论文大惊小怪，甚至予以质疑。一方面是对学术创新欠缺了解，对此，需要舆论对此类创新研究、独立研究多一些理解与包容，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网友的调侃与质疑，也折射了社会对于学术论文质量的担忧。研究了个“屁”的调侃，不过是对学生论文、学术研究空洞无物的焦虑。论文质量下降、学术抄袭现象成风，确实是普遍现象。对此，教育部门、高校等相关方要能“两手抓”，一方面要鼓励学术创新，鼓励多一些《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这样的创新研究;一方面还要严把论文质量关，对于抄袭现象严惩不贷，把那些真正言之无物的学术研究或抄袭之作扫进垃圾堆。文/戴先任

在西藏，有一位被誉为“青稞之父”的育种专家，他选育的新品种“藏青2000”是西藏青稞主推品种，占青稞种植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多年以来，他带领团队使青稞亩产从三四百斤，增加到六七百斤，带动几十万农牧民脱贫增收。他就是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院长尼玛扎西。2020年9月5日，尼玛扎西在出差途中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逝世。尼玛扎西把一生都奉献给青藏高原， 践行了他自己的人生格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户家”。手把手教农民种植 去世前还在研究青稞新品种尼玛扎西考察青稞种植在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记者见到了村民普欧珠，他种植的就是尼玛扎西选育的青稞新品种“藏青2000”。今年他家40亩青稞获得丰收，刨去各种成本，纯收入能有五六万。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推广“藏青2000”时，尼玛扎西从北京开完会风尘仆仆赶来的情景，尼玛扎西连家都顾不上回就住进了村子，十多天的时间，每天从早到晚，手把手地教村民怎么耕种、浇水和田间管理。白朗县巴扎乡乡长滕斌还记得，尼玛扎西在去世前10天，还跟基层干部们在一起，研究5171青稞新品种。滕斌说，有尼玛扎西的地方，总会围着很多群众。把农民当成自家亲人 “藏青2000”推广330多万亩尼玛扎西在田间身为西藏农牧科学院的院长，尼玛扎西一年当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奔走在青藏高原的田间地头。熟悉尼玛扎西的人都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他热爱的育种科研上。西藏农牧科学院农业所的研究员禹代林还清楚记得尼玛扎西院长的叮嘱。尼玛扎西总说，农业科技人员要做好三农工作，要把农民当成自家的亲人，要把土地要当成自家的土地，这样才能有担当，有责任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尼玛扎西和种植户在一起作为全国唯一的农业农村部青稞首席专家和西藏青稞科研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经尼玛扎西选育的青稞新品种达到20多个，成功选育的青稞新品种“藏青2000”累计示范推广330多万亩，为西藏粮食总产量突破100万吨立下头功。一手抓农业科研 一手抓产业化尼玛扎西在实验室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完成了青稞全基因组测序与基因图谱绘制，为青稞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和分子改良奠定了基础。在尼玛扎西生前接受采访时，他还牵挂着农业芯片的研发，他说：“良种是我们农业的芯片， 把这个芯片做好了， 为农业实现高质高效就有了良种的基础。”不仅在科研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青稞产业化方面，尼玛扎西也是领军推动人。德琴庄园是西藏最大的青稞深加工企业之一，现在一年的产值接近一个亿。这里的负责人刘学婷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多亏了尼玛扎西的支持。这个企业目前主营啤酒类产品，生产20多种青稞深加工产品，其中80%左右都是尼玛扎西院长研发的品种。彩云深处有青稞麦的影子万顷良田泛着碧波的颜色我们知道啊那种子里凝浸着你的心血留下的是你和这片高原血浓于水的基因……这是尼玛扎西去世后人们为悼念他写的一首诗歌。字里行间表达了农牧民们对尼玛扎西的不舍和怀念。尼玛扎西妻子回忆起丈夫伤心不已尼玛扎西的儿子阿旺次仁想起自己的父亲，总忘不了他教育自己要感恩，要对党和国家感恩。阿旺次仁为自己的父亲自豪，从父亲身上，他也学习到很多。西藏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程四曲这样评价尼玛扎西：尼玛扎西同志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是将老西藏精神和科学家精神集于一身的典型代表。他用生命践行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户家中的初心使命。

新华社拉萨12月4日电 题：“感受另一种生活”——西藏大学生就业走向全国新华社记者唐弢 陈尚才家住西藏山南市曲松县堆随乡洛村的洛桑次仁，今年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应聘到南京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实验技术员。“企业提供的待遇很不错，试用期每月4800元，转正后有6000元左右收入。”他说。“我的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种地放牧。他们希望我们兄妹不再务农，到大山外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23岁的洛桑次仁告诉记者，“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充沛，希望自己在竞争中学到更多本领。”一群西藏大学研究生在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合影。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近年来，西藏高校毕业生不再把在本地找到工作当作唯一选择，和洛桑次仁一样敢闯敢试的藏族青年，开始走出“舒适圈”，走向全国更大的就业舞台。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西藏超过4000名大学生在内地实现就业，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收入和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实现梦想从不分地域。”来自西藏日喀则市康马县朗达村的次仁丹珍，是村里最早一批走出高原的大学毕业生。“我在武汉上大学，毕业后回到西藏，但心里一直希望再去湖北闯一闯。”次仁丹珍说。毕业后，次仁丹珍得知湖北省在西藏定向招聘大学毕业生，便立刻报了名。通过招考，次仁丹珍正式入职湖北省农科院。几年间，她先后两次获得单位先进个人称号，还在武汉成了家。“如今，我的女儿也已经4岁了。我给她取名‘格桑’，就是希望能铭记在湖北的这段‘美好时光’。”次仁丹珍说。2019年6月20日，在招聘会上，吉林省一家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左）在浏览一名西藏应聘大学毕业生的简历。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让次仁丹珍受益的就业援藏政策，旨在缓解西藏市场发育不健全、就业渠道窄带来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据介绍，近年来，西藏高校毕业生总量逐年增多，2012年西藏自治区与相关援藏省市、企业合作，推出就业援藏举措，拓宽就业渠道。数据显示，这项政策实施以来，内地省市、企业已为西藏大学毕业生提供岗位年均超过10000个。“今年，我们已收集到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岗位14760个，预计到年底会有更多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西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将更加宽广。”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校中心主任李延彤说。2019年11月18日，拉萨“2019年金秋招聘月大型人力资源洽谈会”招聘会现场准备应聘的求职人员。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为促进更多西藏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相关部门还出台了诸多配套优惠政策，解决“走出去”就业的后顾之忧。据介绍，这些贴心政策包括：就业补贴、工资补贴、创业政策、金融信贷政策等7个方面11条措施。对此，即将到内地就业的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次仁多吉算了一笔账：工资加补贴，他一个月能拿到6000多元。“我对在内地的生活和工作满怀憧憬。”“西藏高校毕业生到内地就业，有助于锻炼和提高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更好地为西藏建设乃至国家建设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于明潇说。

文/图 周文强编 辑 李孝军科迦藏戏仅表演西藏八大藏戏中的五部，其艺术表现形式又有别于卫藏，掺杂揉合了卫藏、尼泊尔、印度及拉达克的戏曲风格特点，那些身着印度、尼泊尔服饰的扮演者，演绎的角色格外独特，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为科迦藏戏增添了异域风格亮点特色，内容愈加丰富，人物形象丰满，独具艺术魅力。过去的年代，表演科迦藏戏仅限于男性表演，女性角色均由男性身着妇女衣饰反串饰演，表现故事情节。现今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陈腐的思维方式被摒弃，观念得到更新，妇女们只要愿意，亦能饰演剧中的女性角色。如孔雀公主、朗萨姑娘，她们秀美的身姿终于出现在藏戏表演中，参与藏戏演出，为广大的群众百姓奉献精美经典的藏戏。尤其是第六天表演的《诺桑王子》，是独具普兰特色的一出藏戏。男女老少趁着酒兴，在醉意朦胧中随着跌宕起伏的剧情时而感叹，时而欢喜，时而悲伤，时而咏叹，为他们心目中爱怜的王子与公主鼓劲加油，呐喊助威，敲鼓的鼓师依旧在用心用情用力的击打皮鼓，鼓点节奏感鲜明独特，演员们精湛的歌舞演技诠释着孔雀王子、公主天下无双的完美爱情绝唱。关于孔雀王子和孔雀公主的飞天情节，普兰人有着极为详实的感情表达。在他们永远的记忆中，孔雀王子和孔雀公主的故事就发生在普兰地界。民间传说，诺桑王子就诞生在普兰，在普兰的大地上保存着诺桑王子和尹卓拉姆的众多遗迹，他俩神奇浪漫、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口耳相传，流淌在村民的血液肌肤里。所以每至闲暇时刻，他们津津乐道于王子公主上至天堂下至人间悲欢离合的浪漫情爱。每每不可以语言完全表达之时，他们就用自己的肢体手脚语言宣示演绎，真可谓达到了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境界。《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乡民在歌词里寻找到表达出心声的东西就是藏戏精彩的思想内容。孔雀王子和孔雀公主被赋予了太多普通人的情感思维，乡民们伴随藏戏剧情的跌宕起伏，发自内心的展示出自己的爱恨情仇。孔雀公子和公主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泣鬼神，激荡着村民的内心。2012年，科迦村民间藏戏团参加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大会，表演的就是《诺桑王子》，以其独具普兰地域的特色，别样的异域风情，高亢的音调唱腔，深受观众垂青喜爱，掌声不断，喝彩连连，荣获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等奖。太阳落山前后，金辉铺染流云，硕大厚重的云层悬浮西方雪峰顶端，好似大块的火烧云，铺洒天尽头，灿若祥云，彩缎织锦，瑰丽异常。每至下午偏晚时分，鼓乐手达瓦就敲响达玛鼓，经典的嘎尔舞一般由两名嘎尔舞者率先登场，由不同的舞者分别表演三次，嘎尔舞的舞师多是乡村歌舞传承高手，他们手执“普热铃铛”上下拉拽舞动。嘎尔舞一般为原地跳，前进、后退、转动、顿足、踮脚、抬臂别具特点。两名嘎尔歌舞者肩头斜挎不丹出产红白相间的丝绸类织物“普热铃铛”，双手左右拉扯“普热铃铛”的两端，脚步踏着《吉祥如意》曲调的鼓点节奏，内容为一个小伙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徐缓轻慢的翘脚、蹎足、摆腿、扭臀、略微弯腰、转身、抬手、前进、后退，一招一式，沉稳经典，一气呵成。嘎尔舞的歌声低沉，音质浑厚，独具韵味。嘎尔舞的舞步凝练，舞者前进后退优容自如。所唱歌曲词的内容：歌声祝愿生活在这方圣地的人们吉祥如意，讴歌圣山神湖，展示出民俗文化极深层的底蕴。继之，另外一组两名嘎尔舞者上场，跳起节奏舒缓的嘎尔舞《底斯谐嘎》，唱起古老的歌谣：把“圣山最初如何形成，百姓生存于斯，带给人们的祝福，用歌舞精心演绎出来，吉祥的祈愿用歌声舞步传送”给场外观众。《聂青桑布》，赞美圣山的光辉，带给世人，吉祥如意。 《波兑》赞颂国王，颂扬甘丹才旺大王带兵打败外敌入侵阿里的丰功伟绩。太阳落山前后，歌舞者依次交替轮番演绎古老的宣舞、嘎尔、果谐（锅庄）、玛甲霞卓（孔雀舞），着实让人大饱眼福。宣舞：宣，按照民间说法是歌舞之意。《象雄遗风》认为宣是古老的象雄语，藏文直译即歌舞之意。宣歌宣舞源出于古老的年代，鼓点节奏鲜明，有歌有舞，舞者的服饰独特，踩踏鼓点缓慢舞动，双足依鼓点、歌词内容挪动转身，身体随歌舞反时针前进，前进两步，后退一步，舞步稳重轻盈，歌唱的音调低沉冗长。大约在象雄部落联盟时代，宣舞就已经成为一种传承久远的王室舞蹈。岁月轮转，王朝逝去，王子王孙达官贵人消失在滚滚红尘之中。宣舞却历经动荡不已的年代，大难不死，留存至今。普兰先民为了保存古老的王室歌谣舞蹈，把王室遗存的歌谣舞蹈传承到民间大户人家，宣舞歌谣才得以在村社民间继续演绎弘传。妇女身着宣切（孔雀飞天）盛装服饰，男子身着红色黄色绸缎类藏袍装束。舞者脚步轻盈转动，身体随锅庄舞的节奏缓慢顺时针前进左右舞动，呈龙摆尾状左右移步逆时针舞动，双手在背部交叉，手挽手，舞步一致，稳重轻盈缓慢舞动，只在重大喜庆盛典节日表演宣舞歌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拍摄 拉吉传说象雄某位王妃生诞王子，象雄王举办王室盛宴，邀请部落联盟的贵宾要人，庆贺王子诞生。宴会中，宾客主人觥筹交错，把酒言欢，载歌盛舞欢庆的场面，气氛热闹异常，宾客祝福吉祥的话语不绝于口，肥美的牛羊呈献敬贡给大王。通过边境物物交易市场换来的礼物深获象雄王的喜爱，喜客们通宵达旦举杯饮酒歌唱跳舞。后来敦巴辛绕成为本教祖师，创立新的雍仲苯波教，传播教义，广收信徒，为百姓降妖除怪驱邪纳福，来往于象雄各地，在欢迎、送行的仪式上，象雄王均要派出舞者为其表演宣舞歌谣，彰显王室对他身份地位的敬重。古格王朝时代，古格王看到疆域内许多僧人言语行为放浪不羁，欺压百姓，侮辱妇女，不受教法制约，深感愤恨。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僧人不遵守宗教教规放浪不羁的做法行为，古格王特意派人专程从南方印度寺院迎请孟加拉大师阿底峡到古格地域弘扬教法。当大师抵达古格地域时，王子绛曲沃带领300多人的欢迎队伍，声势浩大的迎请大师。欢迎者身着白色藏袍，骑着白色高头大马，专人手持宝伞华盖，鼓师敲击鼓点，盛装舞者跳起宣舞，唱着古老的歌谣，众人高声拌合诵读：祈愿大师到来，圣地吉祥如意，国王敬献珍贵的哈达、礼品，以此表达虔诚事佛重法尊师的敬意。每当大师来往古格属地各部传播佛法，弘扬教理之时，古格王都要组织宣舞表演者专门迎来送往，特意为大师表演，歌谣内容丰富，仪式极其隆重。如今我们在古格早期建筑红庙主殿的壁画中，仍然能观赏到身着宣舞服饰的妇女表演者双臂交错在旁边舞者的身前背后，与旁边舞者手拉手，为国王、王后、高僧、大臣、宾客表演宣舞的写实场景，图像鲜活生动，给人眼目清新的感觉。普兰科迦村民表演的是宣和嘎玛宣两种，主要在新人婚庆仪式上、乔迁新居活动里、宗教神舞会上、家庭聚会和重大喜庆节日迎送高僧贵客中穿插表演。宣舞，保留了原始人的许多信息元素，为我们更好的了解先民的生产生活文化娱乐习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嘎尔舞，既保留了原始的舞蹈元素，也吸收了拉达克地域和蒙元时期外来的艺术表现形式。着装华丽，庄重典雅，别具特色，鼓点时而铿锵有力，节奏时而轻缓清新，歌词内容包含时代特色，表现了不同的意境，如《岗嘎底斯》，《底斯谐嘎》，丰富了普兰的民俗文化。仲舞，即野牦牛舞。较为完整的展示出野牦牛天性好斗、顽皮的特点，每每两头野牦牛两两相对，昂头蹭土，挺胸摆尾，顶角而立，犄角相持，斗智斗勇、前进后退、不屈不挠的品德。男性村民身着盛装，两人一组、四人一组、六人一组，同时出场，绝对不能是单数。每一组一位是主角，一位是配角，依据场地大小，上场表演，精湛的演技，把野牦牛的形象演绎的特别到位。一招一式，进退有据，在鼓点声中，腾挪转动，有模有样，尤其是主角的表演，要把青稞酒壶安置头顶上，不能出现丝毫差池。舞者在舞动转换中，前进后退左右缓慢转身的挪足移动，必须全身心投入，丝毫不能分心。最后，舞者在十米之途，手持普然铃铛，左右交错前进中完成舞蹈动作。配角帮助主角完善敬酒的整体动作，掌稳酒壶，一手掌酒壶，一手端着央子酒碗，主角缓慢低头，青稞酒从酒壶内汨汨流出，斟满酒碗，主角抬头，配角将酒碗端给尊贵的客人，客人双手接过，先喝下一大口，客人双手呈递酒碗，主角低头再度将酒壶倾斜，斟满酒碗，客人接过后一饮而尽。如此反复，舞者给在座的男女宾客依次敬献央子酒碗的青稞美酒，以表达最高的礼仪。其后最主要的果谐歌舞场面，卡垫上的男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炽热燃烧歌唱舞蹈的激情欲望，全身心伴随着鼓点的声声催促，应和着鼓点节奏，摇摇摆摆晃动身子站起来。他们不甘寂寞无趣无聊盘腿坐在卡垫上，宁可起身，一任偏偏倒到醉酒的身子和着脚步，踩踏鼓点，哼唱起再熟悉不过的老歌曲调，自由自在的舞动身体，有序的穿插加入舞蹈队伍，成为果谐场上的歌舞表演者。围观的男女老少观众也不甘寂寞，乘势站在圈尾，踏着鼓点晃动身体充任歌舞角色，顺时针的圆圈舞不多会就形成了。不多时，男女老少歌舞者环绕寺庙场地达一圈有半，整个队伍宛若内地舞龙会长长的龙摆尾状，男女老少手牵手唱起吉祥祈愿的歌谣，共同跳起吉祥如意的舞蹈。领唱舞者一曲又一曲的把歌舞者带入一个又一个歌舞高潮。羌玛组服务的俊男靓女随时进入场地中央，殷勤实在的为所有歌舞者敬酒劝酒，他们不住声的劝男人多多喝酒，歌舞者从怀中掏出自带的小酒杯请敬酒者斟满青稞酒，喝下盛满真情实意的美酒。孔雀舞：藏语称玛甲霞卓。组织者在场地中央摆放斟满青稞酒的酒杯，善舞者在众人瞩目的吼叫声中，身着价值连城的孔雀服饰，跳起孔雀舞。妇女两手叉腰，头脑左右转动，宛如孔雀漫步草野。舞者着力展示腰肢弯曲动作的柔软度，双臂向身体斜后方翻转伸开，两手反掌舒展开，托于身后，头部前倾，弯腰俯身，呈孔雀展翅状，模仿孔雀的动作，低头喝水。此际舞者缓慢埋头弯腰俯身贴地，用嘴慢慢含起斟满青稞酒的酒杯，再缓慢挺胸昂头，喝干美酒。柔软的身体依旧弯腰俯身贴地口将口含的酒杯置放原处，再缓缓挺身直立。舞者的表演精彩异常，博取诸多眼球，赢得观众热切的掌声喝彩。观者众星捧月般追逐舞者，真心给妇女敬献哈达美酒，虔诚表达最崇高的敬意，祝福表演成功，惬意的舞者志得意满姿态优雅悠然退场。一个舞者表演完，另一个舞者继续出场，众人拌和孔雀歌声，反复演绎同样的孔雀动作。科迦男人节最闹热的当属入夜时分，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在银色月光的夜晚酒歌舞蹈中寻找着自己内心的那份期盼。男女老者努力在脑海记忆深处，搜寻唤醒过往沉睡封存许久点点滴滴永恒残存的美妙时刻的美好片段，记忆中的他和她曾经是彼此梦中相约托付终生的情人相好；中年人则努力体悟享受极其难得安逸的休闲片刻，放松全部的身心，自由舞蹈歌唱喝酒，惬意享受难得安逸瞬间的真实感觉，寻找自我自在自由自然的那一刻；三五成群的青年人大多前瞻后望，左顾右盼，期盼心中爱恋的那一人儿尽快出现在面前，他们神情恍惚、心神不宁、心不在焉却又竭力寻找心中爱恋许久的那一个相好知己，一旦心仪的男孩女孩彼此碰面，遂不约而同的发出暗示，他们会在歌舞晚会不知不觉的某一时刻悄无声息的离开广场，一同去编织二人世界令人销魂的温柔梦乡；快乐的少男少女站在场边，有模有样地模仿、学习，一遍遍体味舞蹈的动作技巧、歌词内容。他们怀揣着梦想，关注男人节所有的仪式过程，间或融入舞蹈行列，踩踏着不甚稳当的步子，拌和着老歌曲调，倾心体悟领会，稚嫩的内心却非常的向往成为真正的歌者舞者；而那些懵懂无知的孩童们则大呼小叫，跑前跑后，或驻足观望，或进进出出，或雀跃般模仿大人的歌声音调舞蹈动作，快乐的迈动摇晃不定的舞蹈步子，咿咿呀呀哼唱自己都拿不准音调的歌曲，听不懂的内容，学习如何歌唱跳舞，晃晃悠悠颤颤抖抖的舞步和着鼓点节奏、和着歌声音调、和着大人的脚步，在场地内外比比划划跃跃欲试，乡间民俗的歌舞文化就在这隆重的氛围里被弘扬发展传承着。科迦寺庙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皎洁的明月爬上东山顶，稀疏的星光隐隐闪烁，心灵被民俗文化诱惑，舞步歌声醉倒在最美青稞酒梦幻般美好的夜色里，后生孩童感悟领略学习祖辈传承给他们的歌舞文化技艺。第六天下午，村民们把自家捐献的各类物品交给男人节的组织者，由男人节上专门的组织者当众用歌唱般的音调高声诵读，宣布捐献者、捐献物品的名字、数量。十五的明月高挂夜空，科迦广场上许多盛装的有钱者、身着红色袈裟的寺庙僧人或者没有许多钱的普通百姓为了图个快乐，都会把自己年内挣得的部分收入，心甘情愿拿出些许捐献出来，他们把钱币放置到凹凸不整齐石头地表垒砌的糌粑堆上竖立，有的人特意点明请某个组派某人出场跳起旋转骑马舞抓取钱币，这就是俗称的罚款旋转舞活动，藏语称之为“罚琼加巴”。传说在夏季有牛羊进到青稞地理啃食了青稞，需要罚款，于是，由科迦“普兑羌”的组织者“诺瓦”主持这一罚款活动。这一活动娱乐游戏成分十足，一方面考验那些挣到钱的人和某些富裕户愿不愿意、舍不舍得捐献钱；一方面提供给那些在科加男人节上义务表演者的开支费用，以此感谢他们辛苦付出的时间精神体力。村里身着盛装的男女老少均可参与此项抓取钱币的嬉戏娱乐活动，场地四周站满围观的男女老少。男人节期间村内所分的四个组：玛尼组（藏戏表演），后勤组（烧茶、做饭），男人喝酒组（男子坐在卡垫上），羌玛组（负责敬酒）。捐钱者指名道姓，各组轮番派出身着盛装的妇女、男子，参与此项抓取钱币的娱乐活动。中老年人、青年男女、少男少女有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有的款款大方，自由自在步入场地，有些醉酒的男性舞者为了表现自己，偏偏倒到，腿脚不听使唤的转动，依然卖力的环绕糌粑堆摇摇摆摆的骑马、旋转腾空、再骑马，伸出的手颤颤悠悠没有抓到钱币，却抓了一把糌粑，抛洒空中，惹得场内外嘘声不断，口哨声四下响起，舞者不好意思，骑着马步，自我解嘲退场。另一名不知哪个组的成员急速出场抓取钱币，盛装者彬彬有礼，优美的伸展双臂，摊开手掌，舞动双脚精彩亮相，一旦有人出场，就再没有舞者与其争抢。舞者腾空旋转的身姿潇洒优美，他们环绕糌粑堆急速的旋转舞动，尽力的跃起舞动，让身体在飞快的旋转中凌空抬高，在十数回合甚至几十个回合（由于旋转过快，重心不稳，目标不准，舞者很难出手。）急速旋转的舞动中，舞者的视线紧盯场地中央的糌粑堆，弯腰俯身及时伸出一只手，从地上抓取竖立糌粑堆上的钱币。有时没有抓取到，却抓了空，又继续急速的旋转舞动。有时出手失误，将白色的糌粑粉连带抓起，白色的糌粑粉滑坠降落的瞬间，随着舞者急速旋转的舞动飘洒夜空。抓取到钱币的舞者逐渐放缓节奏，不紧不慢，跳起轻松的骑马舞，悠然自得退场的男女，夺目的舞步左右来回跃动，飘逸洒脱。抓住钱的舞者得意满满，退回自己那一组，把钱交给本组的管钱者，以此吸引观众，博得满场观众阵阵欢呼喝彩。此间，鼓师依据舞者的动作，紧敲慢击，节奏感适宜。还有一些跳旋转舞的人表演自始至终不到位，却把钱抓走了，旁观者会嗤之以鼻，口中“嘘声”四起，发出不值得一看的神情，内心极不满意此人如此无能低下的旋转技能抓取钱币的演技。罚款旋转舞活动娱乐嬉戏味道明显，颇能让围观者忍俊不禁，内心有一股按耐不住的冲动意味，颇想上场一试身手，看看自己能不能抓取到糌粑堆上竖立的钱币。传统上，是摆放的藏币、铜钱章嘎尔、银元。现在捐钱者把捐出的人民币：5、10、20、50、100元不等插在糌粑堆上，被点名出场的舞者在鼓点声中用骑马旋转的舞步闪亮登场，他们依次踏着夜色从四方轮番出场，每名出场者，出场伊始的舞蹈动作就是坦然的伸展双臂，忽左忽右状如骑马舞般跳动着，在适当的时机腾空整个身子，环绕堆放糌粑钱币的场地快速舞动旋转，所跳之舞我称其为骑马旋转舞，舞者竭尽所能地展示身体姿态急速旋转的动态美感，表现的是一种精湛的舞蹈技艺，看旋转者能否在急速的旋转中如何保证身体的平衡，这完全是一种古老传统舞蹈现实的经典再现，有如大唐时代来自西域的胡旋舞在长安宫廷内的演绎。鼓师敲击的鼓点流畅急促，盛装舞者惊艳亮相，优雅大方的伸展双臂，摊开手掌，自如的双足跳着骑马舞步翩翩出场来回跃动，双足环绕糌粑堆急速的腾空旋转，双腿腾跃凌空的跨度颇大，两眼紧盯糌粑堆上的钱币，凑准时机，准确出手，抓取糌粑堆上的钱币，手中紧握的钱币夹杂着白色的糌粑粉，似飞雪般在月圆之夜飘飘洒洒的降临大地。最后舞者骑马状的舞步左右来回跳跃，姿势优美，儒雅退场。抓取到钱币的舞者，踩踏着鼓点，舞步飞速旋转后逐渐降低旋转幅度，孔雀服饰在夜空里散发出炫目耀眼的光彩，手上抓取到的钱币寓意舞者的技艺精湛。舞者环绕糌粑堆缓慢旋转，展现优美灵动的舞蹈身段，在夜空里潇洒状飘逸舞动。舞者退场时美轮美奂灵动的骑马舞步左右来回跳跃，似骑马者悠闲漫步洒脱无比。此时，十五的月亮渐从东山顶升至当头，夜色的银光普泻大地，至此男人节活动娱乐表演达到最高潮。每一天，科迦村组不同年龄段的僧人都和村民一同欢度男人节，他们一般端坐在寺庙的二楼雅阁，一边享受寺庙提供的食品饮料，一边透过窗格向外观看村民表演的各种节目，享受世间独一无二的男人节日。寺庙根据僧人都是地地道道的科迦本村人，广场上的百姓或多或少都和僧人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备足食物饮料，适时给所有老、少僧人提供“普兑羌”男人节的食品、酥油茶，与村民同乐同喜。第七天，组织者召集各组结算七天的消费账单，把数天消费的账目用说唱的方式告知村民。自白昼至午后，有时迟至深夜，男人妇女载歌载舞，将剩余的酒水食物尽量消费干净，尽兴欢歌跳舞。组办方最后走出大门前，要让盛装的舞者唱起古老的歌谣告知寺庙，本年度男人节活动举行完毕，感谢寺庙的全力支持，男人节正式宣告结束。七天里，村落里歌舞满满，美酒满满，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有时村民通宵达旦，乐此不疲，他们在场地中央摆放青稞酒缸，乘着节日，踏着夜色，歌舞者尽情尽兴，达到忘我享乐的境地，日日载歌载舞，不醉不归。科迦众多的民俗歌舞、酥油、青稞酒、藏戏、赛马射箭、孔雀服饰、男人节、两人拔河、宗教、婚俗礼仪、康穗仪式文化，无不反映出底蕴深厚独具普兰科迦地域的民俗特点。一方水土养育了一群能歌善舞、能酒善茶，且能吸收卫藏和异域文化的部落族群，传承着数千年魅力永存的原始文化表演形式、文化内容，价值独特，在渐进的年代里丰富了百姓、僧人闲暇时光的生活。“普兑羌”男人节文化，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具有非常重要的人类学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和现实价值。“普兑羌”男人节已成功申报为自治区级非物质遗产名录，有关的宣传、展示、保护、继承、发展、弘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今只是保存了这种特殊现象的民俗文化，距离把“普兑羌”男人节这一民俗文化推进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尚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如何继续传承发展好这种朴素朴实自然的喜马拉雅雪山文化，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全球化信息时代，各种外界的先进新式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向往之。奢侈的 我们如果不把这种绵延传承数千年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继承好，这种文化就有可能在我们的手中消失，一旦这种文化消失，我们就是民间文化保护无力的历史罪人。各种民俗文化的继承、发展、弘扬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的，这是一个浩大的民俗文化传承工程。“普兑羌”节只是其中的一项，怎样继承、发展、弘扬多种多样的民俗文化，是西藏阿里地区急需解决的重大民俗文化研究课题。现实中，我们对“普兑羌”男人节的历史认知甚浅，如何深入科迦调查研究，切实把握男人节内在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了解雪域高地喜马拉雅大山深处科迦人生存繁衍的自然密码，探究百姓面对残酷恶劣的高地自然环境、生存环境，摸清百姓的生产行为、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精神信仰，系统的整理民俗文化，实事求是的研究民俗文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普兑羌”男人节作为中华民俗节日文化的一朵奇葩，深刻表明普兰地域厚重的民俗文化底蕴极其浓郁，是中国民间俗文化的沃土。男人节上显现的远古文化信息特征，自然而然的揭示出阿里地域的藏民族背负蓝天白云在雪域高地耕耘田地，放牧牛羊，坚毅顽强的生存生产生活思维方式，才创造出世间绝无仅有真正的男人的节日。在雪域高地，男人节经历了数千年的流传嬗变，先民从最初的煨桑焚香、诵经祈祷、祭祀敬神、简单随意的吃吃喝喝、原始的歌舞娱乐渐次发展到跑马、射箭、射远、抱石头、两人拔河、观看藏戏、异域曲艺风格的增加、独特的骑马旋转舞，无不说明这一民俗文化从简朴到丰富的过程极其漫长，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普兑羌”丰富多彩的内容仪式，源远流长，是普兰科迦先民的一大创造，也是西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圈贡献给全球人类的最高礼物。因此“普兑羌”男人节蕴含的内在价值具有唯一性，值得全球的男人们观赏借鉴，以此成为所有男人共同的节日。“普兑羌”男人节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目前情况下保护方面不存在问题。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民俗文化、人类学、美学、历史学价值，倍受域内外学者专家关注。但“普兑羌”男人节的内在价值并没有被真正了解、理解、认识、认知，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认知上的偏差、曲解、误读，许多外来者抱着新奇猎艳的功利性动机目的，去看待这一奇特稀有的藏地民俗文化元素，这种现象证明我们在新世纪宣传男人节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对如何继承发展弘扬，提高其知名度方面准备工作、宣传工作严重不足，新闻报道出现偏差，导致外来者没有认清男人节所孕含的深层次民俗文化内容、价值、意义，仅仅看到了“普兑羌”节日的表面现象：男人狂欢享受的节日，没有看到深层次的文化内含。因此如何推广发展“普兑羌”男人节文化，塑造天边阿里特有的民俗文化品牌男人节，使之成为响当当的发展阿里地域特色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经济的排头兵，就成为所有文化工作者当前工作努力的方向和重心。2014年，作者在普兰县科迦村采风周文强，1987年8月，从西藏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远赴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在普兰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共青团普兰县委、县文广局电视台电影队、县委办公室工作。1991年《西藏日报》刊载了一篇《冈仁波齐朝圣纪行》。2016年1月，返聘为普兰县党史（地方志）特约编辑，从事了两年半的《普兰县志》、《普兰年鉴》的编纂工作，出版了《普兰年鉴》（2015）和《普兰年鉴《2016》。2014、2016年先后参加了在西藏拉萨市举办的两届全国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2018年又参加了拉萨市和阿里地区共同承办的象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提交了三篇论文：《象雄时代的西女王国——女国王城》、《象雄文明和一带一路——阿里地区世代沿袭传统的盐粮、木制品、香料、金银珠宝、砖茶、丝绸、瓷器交易之路》、《象雄时期的藏式围棋与尧舜时期中原围棋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2017年，参与到西藏电视台《西藏诱惑》栏目讲述藏式围棋的《棋友》节目录制中。2018年5月，《西藏人文地理》制作了一期《普兰专辑》。2018年《西藏地方志刊载了一篇有关普兰的文章。2019年3月，《西藏旅游》出版了一篇《普兰婚礼》。历经数十年，撰写了一部有关阿里三十六万字的文稿《宣舞的故乡》以及十数篇的论文资料和相关文字，尚未发表。迄今32年，长期在工作、生活之余，深入基层，走村入户，在田间地头、牧区草场、寺庙民居、农牧家里、边贸市场、干部职工家里访谈了解、考察调研，亲身体悟感知到阿里土著人丰富多彩、底蕴厚重、博大精深独具地方特色的自然、地理、历史、民俗、文化、歌舞、宗教、边贸等，乃有志于从事这一积极而有意义的人类学工作。百度“文旅演艺”——原创文化旅游演艺领域优质图文内容，图文并茂，可以阅读，可以语音收听，欢迎关注，转发，投稿，商务合作请私信咨询。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论文研究一直都是另大部分同学感到头痛的事情。为了论文，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咖啡，熬了多少个夜晚，掉了多少根白发。一个工商管理的研究生学姐讲述了她自己的论文研究之路，我们才发现，原来论文是这么做的。如何快速了解一个领域。我们都知道，蜘蛛网是由一个个节点相互连接构成的。每个研究领域，其实也是由很多小方面相互连接形成的，而每个小方面的精华是由论文体现的。所以，换句话说，每个领域其实是由一片片论文连接形成的。阅读论文，是能够快速了解某个领域为数不多的好方法之一。如何选择优质论文。既然阅读论文可以快速了解某个领域的内容，那么我们在选择论文的时候就要聚焦于两个领先：领先学者和领先期刊。我们或许会对领先的学者有所疑惑，但是不会对领先的期刊感到陌生。我相信，每个领域的学生，都会或多或少地说出几个自己领域中的著名期刊，那么这些期刊里的学者，都可能是在领域中具有一定地位的相关学者。另外，关于论文质量的评述标准，还要观察它们的时效性和被引数量。当然，有些刚刚发表的文章不一定具有大量的引用数量，但依旧不能忽视其时效性。如何写好一篇论文。其实，用学术界最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写一篇好论文，就是要讲一个好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有两个方面，第一，用戏剧届的话讲，就是要制造充满“戏剧性的冲突”——挖掘别人挖掘不出来的结果。当然，由于研究生的学术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探索出具有“冲突性”的研究，但是可以讲好一个故事。这就是好故事的第二个方面，这个故事可以是大家平常口中说的某种现象，但是如何将这个现象应用在理论上？这个现象最近又出现了哪些变化？是否产生了新的名词或者群体？用有趣的话题，说明一个常见的现象，之后用一个严谨的具有逻辑性的故事来阐释这种现象，即使并没有“冲突”，但是由于吸引人的话题和现象，也依然可以是一篇好论文。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做研究也好，实践工作也罢，无非都是观察——思考——总结——应用四个阶段，我们通过前期的阅读，在经过后期的梳理和思考，最后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做出总结，然后应用。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动态的、宏观的和历史的进程中去思考，才能够有更好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