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研究

浅析西北民族地区师资情况田梦，冯建新（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师资建设是西北民族地区教育水平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西北民族地区多元的文化背景、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该地区的师资队伍建设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通过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数量、质量、结构现状分析，进行横向、纵向对比，梳理当前该地区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创新师资配置机制、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水平三方面建议。〔关键词〕西北民族地区；师资建设；专任教师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达16%，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40%左右，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是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地区〔1〕。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国家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加强民族师范教育，将边疆的边境地区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建立“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等〔2〕。由此可见，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师资队伍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基于西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文化环境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该地区师资队伍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从横向上比较2013年西北五省（区）与华北、华东五省（区）专任教师数量差异，从纵向上比较2005年和2013年西北五省（区）专任教师数量、质量、结构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西北五省（区）专任教师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一、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现状分析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的规定：“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3〕。本文对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数量、质量、结构现状分析主要从普通小学、普通中学、普通高校三个层次展开。（一）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数量现状近年来，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所占全国专任教师数量的百分比也有所增加，见表1。表1 2005年和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总数（万人）与生师比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5》，《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2005年西北民族地区共有普通小学、普通中学、普通高校专任教师99.34万人，占全国1132.96万专任教师总数的8.77%。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增加到109.12万人，占全国1129.79万专任教师的9.66%。“生师比”为学校的学生人数与教师人数之比。这里的“师”指专任教师，即有教学任务的教师〔4〕。在生师比方面，西北民族地区各级学校生师比与全国发展趋势一致，普通中小学呈下降趋势，普通高校呈上升趋势。与2005年相比，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中小学生师比下降幅度较为明显，分别由2005年的19.05、15.82下降到14.09、11.55。但是，普通高校生师比有所上升，由2005年的14.96上升到16.59。其主要原因可能为近年来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以上对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数量现状的说明近几年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规模有所扩大。另外，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师资对比，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数量现状，见表2。表2 2013年华北、华东五省（市）与西北五省（区）各级专任教师占全国比重情况（%）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由表2可知，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数占全国总体比重小于华北、华东五省（市）。其中，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所占比重明显低于华北、华东五省（市）。例如，广东省、江苏省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27%和7.28%，是青海省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占全国比重0.27%的6—7倍。除此之外，随着学校层级的提高，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数量与华北、华东五省（市）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其中，青海、宁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数量均低于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比重的平均水平，专任教师数量不足问题相对突出。通过西北五省（市）与华北、华东五省（市）各级专任教师数量比较可知，虽然近几年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但是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二）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质量现状西北民族地区教师质量是体现师资力量的重要指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这里主要从专任教师学历和职称情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相关规定〔5〕。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99.81%、99.20%、94.69%、98.45%。全国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99.83%、99.28%、96.80%、98.51%。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差异很小，见表3。表3 2005年和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构成（%）由表3可知，与2005年相比，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中小学学历为专科、高中及以下的专任教师百分比有所下降，但是，学历为研究生、本科生的专任教师百分比涨幅明显，例如，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百分比分别由0.20%、1.46%上升到1.07%、4.40%。这些现象说明西北民族地区高层次学历专任教师数量增多。另外，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12.10万人，占全国比重8.02%，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6.43万人，占全国比重的7.76%。虽然西北民族地区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学历水平有所提升，但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全国比例依然过小。因此，虽然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总体学历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学历水平还有待继续提高。在专任教师职称方面，见表4-5。表4 2005年和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职称比例（%）由表4可知，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未评定职称、初级职称人数与2005年相比总体下降，中、高级职称人数总体有所增长。其中涨幅比较明显的是普通小学专任教师中级职称比例由30.44%上升为38.89%，普通初中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由4.87%上升为12.41%。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初级、中级职称所占比例最高，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级、高级职称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40.46%、38.86%。表5 2013年全国各级专任教师职称比例（%）由表4和表5可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小学、普通初中专任教师未评定职称、初级职称、高级职称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接近，但是中级职称比例分别为38.89%、32.65%与全国平均水平的52.28%、43.17%差异较大。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未评定职称、初级职称与全国平均水平较接近，但是中级、高级职称比例分别为31.06%、22.85%，与全国平均水平的36.14%、26.41%还存在一定距离。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各级职称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差异不明显。（三）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结构现状西北民族地区教师结构的合理性是师资配置的重要体现，对西北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里主要从专任教师性别比例、城乡分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见表6-7。表6 2005年和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全国各级女性专任教师数量比例（%）专任教师性别比例方面，由表6可知，2005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小学、普通中学、普通高校女性专任教师所占比例分别为54.04%、45.50%、42.22%，男女比例差异较小，且均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说明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性别比例分配合理。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普通小学、普通中学、普通高校女性专任教师所占比例分别为59.73%、51.55%、46.54%，且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通过对比分析，西北民族地区各级女性专任教师近几年数量在不断增加。除小学阶段男女专任教师比例差距有所扩大外，其他各级专任教师男女比例相近。表7 2005年和2013年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城乡数量比例（%）专任教师城乡分配方面，各级专任教师主要分布在城市和县镇。由表7可知，2013年普通小学、普通高中阶段城市、县镇专任教师数量与2005年相比比例有所增长，农村专任教师数量比例则明显减少。例如，普通小学城市、县镇专任教师比例分别由2005年的13.03%、14.18%上升到19.44%和34.20%，农村专任教师数量比例由2005年的72.79%下降到46.36%。但是，普通初中却呈反向趋势，城市、县镇专任教师数量比例减少，农村专任教师数量反而增多。城市、县镇专任教师比例分别由2005年的41.96%、57.58%到22.82%和48.73%，农村专任教师数量比例由2005年的0.46%上升到28.46%，出现城市、县镇专任教师向农村转移的现象。二、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问题分析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各级专任教师数量、质量、结构的总体分析，了解该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与往年相比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从长远发展考虑，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西北民族地区师资建设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处于落后水平通过与2005年教师数量、质量的对比发现，西北民族地区师资规模、质量已取得明显成效。纵向比较看出，各级专任教师数量增加，学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不断减少，教师学历水平提高，高学历人数增长明显，职称水平总体提高。除此之外，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合格率、职称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接近。但是，从横向角度比较，该地区的师资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全国平均水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各级专任教师数量占全国比重过小，高学历者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发达地区差异明显。在高等教育方面，生师比反而较往年有所增加，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比较中，高等院校与其的差距也最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西北民族地区高校扩招效果已显现，高学历学生数量增长幅度大，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教师数量配置并没有与学生数量相匹配。因此，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配置虽有所改进，成就效果也比较突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学校在引进高质量师资的同时，应当使各级教师共同进步、协同发展。（二）西北民族地区五省（区）内部发展不均衡西北民族地区由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省（区）构成，但是其内部发展也同样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师资建设发展缓慢将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速度。在专任教师数量方面，依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相关数据，比较西北民族地区五省（区）生师比。以普通小学为例，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小学生师比分别为17.60、17.70，相对的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师比分别为13.96、13.30、13.48。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生师比高于其他三省（区），说明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名普通小学专任教师要面对更多学生，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6〕150-157。在专任教师质量方面，依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数据，比较各省（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专任教师总数情况。以普通初中为例，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分别为8.51万人、6.23万人、1.15万人、1.66万人和5.71万人，占各自专任教师总数的77.01%、73.90%、73.72%、85.57%、66.32%〔6〕136-137。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初中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最高，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比例高约20%。通过比较说明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初中专任教师学历相对较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相对较低。另外，对于某一省（区）来说，各级师资发展也不均衡。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普通中小学发展较快，但是高等教育则相对落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高等院校专任教师占全国百分比比江苏省、广东省低约7%，其专任教师数量、质量、结构与高校数量、分布发展不协调。由此可见，西北民族地区五省（区）内部师资发展差异较大。在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应当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三）师资队伍结构存在潜在危机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结构现状的分析，认为其潜在危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普通小学阶段男女专任教师比例差距在不断扩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男性教师多倾向于选择中学、高校任教。这样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的局面。其次，城镇专任教师比例远远大于农村地区，普通小学、普通高中两阶段的教师出现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现象。由表7可知，2013年较2005年，农村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比例下降了26.43%，普通高中阶段城市与县镇比例和比农村多出91.6%。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农村能力较强、经验丰富的教师是城镇条件较好学校的“搜寻对象”，另一方面是新毕业的年轻教师多会选择城镇条件好、待遇好、机会更多的学校，最终导致农村地区教师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基于以上两种现象，虽然还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已经成为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结构失调的潜在危机，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将造成更加困难的局面。三、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对策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的师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师资水平。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该地区师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加强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的对策。（一）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须以国家意志为优先，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投入为主体”〔7〕。各级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需要，采取相应对策。首先，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和社会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合法地位”〔8〕。各级政府应当重视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建立系统的保障体系，使教师本身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教师这一职业形成职业认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为后序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基础。其次，各地区各级政府按照事权划分增加投入。部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一些贫困县更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实施特殊的政策倾斜，设立西北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专项经费，对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予以经费支持。（二）创新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配置机制针对乡村教师流失率有增无减这一现状，应当创新、优化师资配置机制。教师流失率较高的多为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往往面临教师队伍的稳定性问题。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条件差、待遇低，当地的教师留不住，外地的教师不愿来〔9〕。对于这一问题，首先，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非西北民族贫困地区的优秀毕业生到乡村或贫困地区任教。特别是民族高等院校中的优秀大学生，应当成为国家的重点培养对象。这类学生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化有一定了解，本身具有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本民族学生具有语言优势，对西北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的培养，双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其次，积极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相应提高乡村地区教师的基本工资，使乡村各级教师工资略高于城镇同级教师的工资水平。对在贫困地区任教的教师的时间长短，相应给予不同程度的福利补助。通过创新师资配置机制，使越来越多的教师愿意前往或留在西北较偏远、贫困的乡村地区任教。（三）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水平提高西北民族地区专任教师数量规模、学历水平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同时还应当保持教师质量的相应提高，即需要不断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水平的提高。首先，重视继续教育。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10〕。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继续教育，各级教师应当适时更新教育观念，学习先进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方法。教师在继续教育中不断成长，在继续教育过程中提高专业水平。其次，增强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保证培训质量。西北民族地区教师培训工作应当尊重各民族文化背景，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合作交流学习，使师资培训的过程成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最后，完善教师督导评估和检查制度。督导评估和检查是为了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改进工作〔11〕。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师资队伍呈多元文化结构，教师素质存在差异，发展不均衡，有必要完善督导评估和检查制度，提高师资质量。中央、教育部门已经制定和正在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有助于西北民族地区师资建设走上法制化、规范化道路。但是，西北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涉及到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并且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其健康、和谐的发展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参考文献〕〔1〕杨军.西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2〕滕星.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Z〕.教育部办公厅，2004.〔4〕陶青.班级规模与生师比的混用、辨析及其政策启示〔J〕.上海教育科研，2008，（11）:17-20.〔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J〕.北京教育，1994，（Z1）:8-14.〔6〕谢焕忠.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7〕王嘉毅，赵明仁.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2，（1）:29-39+77.〔8〕李连宁，孙霄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文简释〔J〕.中国民族教育，1994，（1）:14-16.〔9〕杨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师资均衡配置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教育学刊，2007，（7）:24-27+35.〔1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N/OL〕.人民日报，2010-03-01.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RMRB201003010050&DbName=CCND2010.〔11〕王毅.关于民族地区师资培训管理与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6，（6）:98-103.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s of Teachers——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Yearbook DataTIAN Meng，FENG Jian-xin（School of Ec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s the key factor to ec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s.Multicultural background，the limited ecation and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eam in the region faces more and more complex problems that we ne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On the basis of the northwest ethnic regions’number，quality and current structure of the full-time teachers，comb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eam in this region throug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nalysis.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ideas to help construct teachers team from aspects of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he role of government，creating innova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for teachers，improving teachers’professional ability.Key words：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s;Teachers construction;Full-time teachers〔中图分类号〕G7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36（2016）02-0050-06〔责任编辑 葛鑫〕〔作者简介〕田梦，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

原创 牛汝辰[摘要]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近年来，国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大肆鼓吹：新疆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为建立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制造历史依据。作者试图利用历史语言学、音韵学、民族语言学方法，对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记录的西域新疆地名进行语源的考证还原，试图解开困惑人类数百年的地名语源之谜，试图通过对早期西域地名的探源回答新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疆这一民族历史问题。[关键词]西域；新疆；地名；塞种；吐火罗；民族语言塞种问题（吐火罗问题）是延续近一个世纪争讼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我国除季羡林先生对吐火罗语原典富有开创性地解读外，经王国维、方壮猷、冯承钧、王静如、岑仲勉、周连宽、余太山、张广达、徐文堪、林梅村、黄盛璋、耿世民、王宗维、荣新江、王欣等几代学者的持续不断发力，对塞种问题（吐火罗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和明朗了。余太山认为，塞种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组成。Isse[dones]实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亦见于后世Osset语中。在希罗多德描述的时代，伊犁河、楚河流域很则可能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实际上成了塞种的一个部落联合体名称。一、塞种(吐火罗人)起源和迁徙（一）塞种(吐火罗人)起源近20年来，国内外对于先秦时期生活于西域的古代民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丰硕，一个个西域的谜底被揭开。林梅村认为，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代印欧语民族之一，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就是吐火罗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楼兰文明，对中国佛教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龟兹文明，融汇东西方多种文化因素的吐鲁番文明也是吐火罗人创造的。[1]新疆出土的大量吐火罗语文献进一步表明，吐火罗人是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主体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的很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190年小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2]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然而，吐火罗人究竟何时与印欧语系西方语支的赫梯人、凯尔特人、希腊人分离，他们又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盆地迄今仍是一个谜。研究吐火罗人起源有三种意见：一是近东起源说。早在1978年，德国语言学家亨宁就提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91年古提人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其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亨宁推测古提人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巴比伦，长途跋涉，向东迁徙到塔里木盆地。[3]对此，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茨(T.V.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V.V.Ivanov)深受启发，将印欧人的故乡定在近东，并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了吐火罗人的迁徙。[4]二是西域本土起源说。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纳兰扬（A.K.Narain) 教授提出，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形成的，因为月氏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中国西域。[5]三是南西伯利亚起源说。1989年，爱尔兰学者马劳瑞(J.P. Mallory)博士提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所以马劳瑞推测吐火罗人的祖先是阿凡纳谢沃人。[6]徐文堪认为，[7]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余太山认为，按照年代，Guti与Tukri要早于小亚的赫梯人。这两者一起于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经长途跋涉到达中国，部分定居，其余继续游牧，游牧者即后来见诸中国史籍之“月氏”。“月氏”与Guti乃同名异译。“吐火罗”一名则来源于Tukri。[8]（二）塞种(吐火罗人)迁徙关于吐火罗东迁的时间，余太山认为，禹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学界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代的始年），有虞氏、陶唐氏和颛顼的年代应该更在此前。陶唐氏和有虞氏，亦即东迁的Guti和Tukri。两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说者据西史推定的Guti与Tukri人在巴比伦失败的时间为公元前三千纪末，认为两者从此离开波斯西部踏上了东来的路途。但我们不妨设想其东迁可能略早于此。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他们在迁入波斯西部之前已有部分Guti和Tukri人踏上东迁征途。果然，Guti与Tukri的东来与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出现正相衔接。[9]关于迁徙路线，Guti和Tukri（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在东迁的途中，首先到达今中国四川地区，这便是传说中有虞氏始祖颛顼之由来。[10]余太山认为，大部分残存的吐火罗语资料是译自梵语等的佛教文献，年代在公元500—800年。经研究，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且有A和B两种方言，两者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相同或相似。A方言被回鹘人称为吐火罗语，其本名则为āri语。[11]āri即“焉耆”（ārgi）之突厥语译名。[12]B方言则被回鹘人称为Küsn语。Küsn即“龟兹”（Kuā， Kui）之突厥语译名。[13]A种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及高昌一带，而B种方言则集中在龟兹，亦见于焉耆等地。亨宁认为Guti和Tukri是两个兄弟部族，在遥远的过去共同从波斯出发，后来逐步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因此，既可用这一个、又可用另一个名称称呼他们。余太山因此认为：既然Guti和Tukri可以分别和“月氏”与“大夏”勘同，则似乎可以认为早在他们离开波斯之前，操Tor语之族群已经分化成两个部落。或者说这一时期Tor语业已形成两种方言。[14]既然吐火罗人很早就来到中国，应在中国史籍中留下印迹。换言之，他们究竟是以什么名称出现在中国史籍中的？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探索。亨宁认为，在任一吐火罗语方言中，u之前的g变成k，i之前的t则变成，于是Guti就成了kui。这正是我们知道的吐火罗语B的故乡即吐火罗语地区西部的名称（库车）。kui之名在两种吐火罗语中采用什么形式。据温特尔（Wernerwinter）教授发现，其形式是kuie，伴之以orotstsewalo“大王”。在形容词形式“库车的”（“of kui”）里，第一个音节通过力重音进行弱化，第二个辅音通过与首音的接触变成了颚咝音。结果的形式也与早已知道的中世纪突厥语称kui的名称即küsn相似。[15]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后，“在任一吐火罗语方言中、希腊人——人人都用这个新的名称称呼月氏，巴克特里亚本身也被叫作吐火罗斯坦To(āristān）即‘吐火罗人之地’。似乎这个民族途中改变了名称，而把月氏之名留在中国一边，到了巴克特里亚就称吐火罗人了”。[16]而余太山则认为，其实不然，To(āristān）在汉文史籍中也有对应的名称：“大夏”。如前所述，月氏西迁，征服大夏之后，才立足阿姆河流域，月氏显然有别于大夏。简言之，Guti和Tukri在东迁后早已分道扬镳。[17]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一千纪初，吐火罗人群可能来到塔里木盆地。他们在塔里木盆地的迁徙活动，可能是沿盆地南北两侧的道路迁徙的。南支经且末到达罗布泊地区，在且末扎洪鲁克和孔雀河古墓沟等地留下了活动踪迹。而其大部分则又穿过河西走廊，约在西周时期出现在中国北方。北支吐火罗人往东迁徙到焉耆至吐鲁番一带时，逐渐在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绿洲上居住生活，从事绿洲农业生产兼营畜牧业，经数百年发展，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随着佛教传入，他们又借用一种印度婆罗谜字母斜体拼写自己的语言，从而留下了在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上极其重要的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文献。 [18]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世纪，大部分河西吐火罗人受月氏、乌孙争战影响，沿天山北麓西迁到伊犁河、楚河流域一带，余部则退保南山。到公元前177年前后，月氏人在匈奴打击下西迁中亚，史称“大月氏”，其余部“小月氏”则同敦煌南山残留的吐火罗人相融合。至魏晋南北朝时，河西吐火罗人余部可能仍与“小月氏”一样过着游牧生活，并与当地羌人部落发生接触。到隋唐时，如吐鲁番文书的Phod-kar，指活动在河西和楼兰地区的吐火罗人。于阗语文书的Gara、dūm和Ttaugara都指吐火罗人，他们曾汇聚于河西，但已经是三个不同的部族了。[19] 二、源于塞语（吐火罗语）的西域地名所谓“塞种”应即波斯人所谓Sakā，其前身便是希罗多德所谓Issedones。迟至公元前7世纪末，Issedones已经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谓“塞地”。Issedones后西向扩张至锡尔河北岸，从此被波斯人称为Sakā。Sakā原是波斯人对锡尔河北岸游牧部落的泛称。塞种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组成。Isse[dones]实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亦见于后世Osset语中）。在希罗多德描述的时代，伊犁河、楚河流域很可能已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实际上成了一个部落联合体的名称。这个联合体被称为Issedones，也许是Asii人占有统治地位的缘故。[20] 关于以印欧人塞种部族部落命名的早期西域地名成果，参见笔者[21]的《早起西域底层地名探源》和《新疆地名的积淀和穿越》两本专著。 （一）源自允姓（Asii）部落的地名“温宿”允姓之戎原居瓜州（泾水上游），因受秦人迫逐，徙于瓜州之西。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末，因秦穆公开疆拓土，其大部遂与一些大夏、禺知人一起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组成部落联盟，其中允姓可能扮演了宗主的角色，因而该联盟被希罗多德称为Issedones，后因扩张至锡尔河北岸，被波斯人称为Sakā。Asii（或Isse）是取Essedones（或Issedones）（“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前两个音节的简称。Asii（Isse）和Essedones（Issedones）是不同时期或不同部族对同一部落群体名称的同名异译。Sakā在西迁过程中留在祁连山与天山之间的余种，后来发展为乌孙，进一步西走至咸海、里海以北者则为奄蔡。由于大月氏人的西迁，Issedones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除一部分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外，其余南下帕米尔，或进入西北次大陆，或东进塔里木盆地、进入焉耆等南北道绿洲。允姓是允格之后，允格为少昊之裔。有虞氏之祖颛顼降生于若水，盖颛顼之父昌意据有若水，该水原为少昊之居地。昌意据有若水之前已有允姓国，该国应为少昊所建。而颛顼后来又东迁鲁地辅佐少昊。凡此皆可见允姓与有虞氏关系之密切。两者也许是同部别出的关系。温宿[un/uon-suh（suk）]：《汉书·西域传》云：“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汉温宿国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玛拉克河及阿克苏河区域。《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颜师古注：“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曰温宿岭，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徐松补注曰：“《地理志》张掖郡有居延县、安定县有月支道、上郡县有龟兹县，盖亦类此”。余太山认为，温宿[un/uon-suh（suk）]可视为Asii之对译（按：温译自A，宿译自sii，上古汉语在译写民族语名称时有时通过加相近的元音来译写零声母词，上古的“宿”为入声，读音与sii接近）。[22] （二）源自吐火罗（Tochari）部落的地名“大宛”“大夏”“敦薨（敦煌）”大宛[dɑh-n]：在部分塞种南下巴克特里亚的同时，另有一支以Tochari人为主的塞种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见大宛国。“大宛”[dɑh-n]可视为Tochari之异译。[23]公元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入费尔干纳（Ferghāna），一支进入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者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可能均以Tochari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分别称之为大宛国和大夏国。“大宛”[dɑh-n]为Tochari之对译。大宛国，其国名是Tochari的对译，其都城名“贵山”，其属邑有名“郁成”[ut-di]，贵山和郁成都是Gasiani的对译。[23] “大宛”（汉语中古音[dɑh-n）也是吐火罗在西域建立的国家之一。据《史记·大宛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弥、于阗。”希腊语与*taxwar（大宛）对应。[24] （三）源于月氏（Gasiani）部落的地名“高昌”“姑师”“龟兹”等居住于河西地区的塞种于公元前177-公元前176年被匈奴击败，其大部才被迫西徙伊犁河、楚河流域。史称这部分有虞氏即月氏人为“大月氏”，而将留在原地的小部分人称为“小月氏”。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于公元前130年，又被乌孙人击败，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大月氏人消灭了阿姆河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领有大夏地后，直接统治Bactra及其周围地区，而通过所谓“五翖侯”控制东部山区。“五翖侯”均系原大夏国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五翖侯后来推翻大月氏，原贵霜翖侯丘就位，开创了贵霜王朝。公元前140年左右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诸部之一的Gasiani为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西迁的有虞氏。“贵霜”[giut-shiang]，可视为“空桑”“禺知”“禹氏”“月氏”等的异译，即Gasiani之对译。因此，中亚史上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可以说也是西徙中亚的有虞氏建立的。[25] 余太山认为：“月氏”[njiuk-tjie]，也写作“禺知”[ngio-tie]等。《穆天子传》卷一：“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焉居、禺知之平”或在今河套东北。《逸周书·王会篇》附“伊尹朝献篇”列“月氏”于“正北”。是篇系战国时所作，所载以騊駼贡周之“月氏”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月氏，其居地当在黄河以西。月氏（禺知）可能是有虞氏之一枝，迁自晋地。晋地之有虞氏则迁自鲁地。有虞氏乃颛顼部落自蜀迁鲁之一枝。舜亡后，部分有虞氏已经开始离开晋地。可能在一枝有虞氏西迁的同时，另一枝有虞氏北迁雁门。后者西向伸张其势力抵达阿尔泰山东端，一度称霸天山南北，垄断了当时的东西贸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有虞氏等部在该处组成的部落联合体被希罗多德《历史》（I，201；IV，13，16）[26]称为Issedones；其中，有虞氏可能就是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载Gasiani人，允姓之戎和大夏分别为Asii和Tochari。至迟在6世纪20年代末，Issedones西向扩张至锡尔河北岸，逐走了原居该处的Massagetae人，从此与波斯人发生关系，被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I，公元前521—公元前486年）的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称为Sakā，Sakā亦即中国史籍所见“塞种”。[27]原吐火罗人就是guti，其首音也拼作q（一个无声的舌根颚音或喉音），但拼作g是其原型。结尾的-i是名称的一部分，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主格形式。[28] 高昌[ko-thjiang]、姑师[ka（kia）-shei]、车师[kia-shei]、危须[kiua-sio]、龟兹[khiu-tzi]、休循[qhu-ziun]等，地名有车延[kia-jian]、居延[kia-jian]、贵山[giut-shean]等，均与“空桑”“穷桑”“高阳”“虞氏”“鸠兹”等名称为同名异译。“高昌”“龟兹”与“高阳”“鸠兹”前后、东西相映成趣。当然，以上国名或地名中有一些也可能是有虞氏在公元前7世纪末西向迁徙时留下的遗迹。（四）源于塞种（Saka）的地名“莎车”《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Sakā），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I，公元前521-公元前486年）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所见Sakā，“塞”[sk]即Sakā之对译。《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的大国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以及所“传闻”大国中的乌孙、奄蔡，均与《汉书·西域传》所载“塞种”直接或间接有关，尤其与构成“塞种”这一部落联合体的四个主要部落即Asii，Tochari，Gasiani和Saca-rauli有关。公元前7世纪末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种诸部可能迁自东方。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似即先秦典籍所见允姓[jiun-sieng]之戎、禺知[ngio-tie]（禺氏[ngio-zjie]）、大夏和莎车[sai-kia]。公元前7世纪末，塞种已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迟至公元前6世纪20年代末，塞种西向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原居该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公元前177-公元前176年，由于大月氏人西迁，塞种被迫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部分退缩至锡尔河北岸，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莎车[sua-hia]：当为Sacarauli之前两个音节的略译。“胥鞬”[s-kian]（疑即《后汉书·西域传》所见且固[tzia（gia）-ka]城）与“莎车”[sua-hia]为同名异译，皆得为Sakā或Sacarauli之对译。[29] （五）源自墨山（Massagetae）部落的地名“皮山”塞种被大月氏逐出塞地后，南下散处葱岭各地，在西史亦有迹可循。《汉书西域传》所见皮山国或即其人所建。另外，山国《水经注河水二》作“墨山国”，果然，则“墨山国”也可视为Massagetae之略译。Asii等部扩展其势力范围抵锡尔河北岸后被波斯人称为Saka，不过是波斯人将原来对Massagetae人的称呼移用于Asii等部而已，而汉译Massagetae为“墨山”“皮山”，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但是因为汉语的双音节化特点，地名往往采用略译或缩译，这样Massagetae即略译为皮山[biE-n]；Massagetae又略译为墨山[mk-shean]。皮山：《汉书·西域传》所见皮山国也可能是Massagetae人所建。“皮山”[biE-n]即Massagetae之略译。另外，山国，《水经注·河水二》作“墨山国”。“墨山”[mk-n]亦为Massagetae之略译。[30]皮山（蒲山）：即《汉书·西域传》所见皮山国。“蒲山”[bua-shean]与“皮山”为同名异译，皮山为Massagetae之前两个音节Massa-的节译。[30] 参考文献：[1]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J].西域研究，2003，（3）:9-23.[2]H.Pe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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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公示结束，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季芳桐教授申报的“伊儒会通思想研究”获批立项。此次立项系南京理工大学时隔四年之后再次获批该项目。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层次最高、权威性最强、竞争最为激烈的资助项目，其中级别最高的重大项目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科研水平、科研成果和科研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志。自今年7月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以来，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公共事务学院高度重视申报组织工作，先后邀请河海大学黄德春教授、南京大学社科处处长王月清教授来校专项辅导，并围绕项目申报在宣传动员、氛围营造、信息共享、支持保障方面提供精准化的管理服务。截至11月份，南京理工大学共获批2020年国社科基金项目9项，其中重大项目1项（季芳桐），年度项目5项（朱英明、聂鑫、陈伟、吴炜、汤平），后期资助项目2项（吴晓莉、邓德强），应急管理研究专项1项（杨慧），彰显了学校教师承研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实力和担当。季芳桐教授及获批项目简介：季芳桐，1954年7月生，汉族，南京人，现任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三十年，季教授一直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研究工作，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项，先后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西北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译著10部，现兼任中国社会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社会职务。“伊儒会通”主要是指明清时期伊斯兰教的学者开展的一种以著译为标志的文化自觉活动，其核心精神在于引导不同文化及其载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2015年，季教授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并获学界高度认可。此次获批立项，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的内容，进一步揭示伊儒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应琚西北治边述略高铁泰(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摘 要：杨应琚在雍正、乾隆朝两任西宁道、陕甘总督，他在西北为官期间正值清军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及处理善后事宜。任职期间，他调整了西宁府、安西和新疆东部的军政建置及陕甘总督管辖范围，并在西宁地区、肃州、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组织屯田，大力发展边疆文化教育和其他利民措施。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发展，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关键词：杨应琚；西北边陲；军政；屯田；教育杨应琚（1697—1767），字佩之，一字秋水，号松门，辽海（今辽宁开原）汉军正白旗。《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国史列传》、《西宁府续志》均有传。杨氏出身官宦世家，祖孙三代都曾到过西北地区，其祖父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西宁道，“振颓剔弊，贤声著闻”[1]660。杨氏为官三十九年，有二十九年是在西北度过的，适逢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叛乱，主要负责筹备军需事务及处理战后事宜。杨氏居边从政，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和行政建置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西宁府新志》研究杨应琚的民族思想、对西宁府军政建置的调整及对青海教育所做的贡献①，鲜有文章将杨氏在西北为官期间的治边活动做一整体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杨应琚担任西宁道和陕甘总督期间的活动，分析其治边的实践活动及影响。一、完善西北地区的行政建置（一）完善西宁地区的行政建置明末清初，卫拉特和硕特蒙古游牧于青海地区。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败亡，清廷宣谕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入朝受封，“自后青海始为近藩”[2]。但此时，清廷着力对付准噶尔部，对青海蒙古采取“羁縻”、“扶植”策略[3]。雍正元年（1723），罗布藏丹津以恢复先人霸业为口号发动叛乱，以失败告终。清军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后，开始加强对青海的统治。清廷在蒙藏地区设立“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或青海夷务大臣），管理蒙藏事务，常驻西宁。在藏族中实施土司千百户制，仿照内札萨克蒙古，对青海蒙古施行蒙旗制度；东部农业区，将西宁卫改为府，隶属甘肃省，下辖西宁、碾伯县和大通卫。西宁府的设置，是青海省东部河湟地区自明代以来由卫所统辖转而进入内地化行政体系的一个标志[4]。西宁是西宁府的府衙和西宁办事大臣驻地，“西邻青海，南达三藏，环以诸番，且西北迳通准噶尔”[1]443，不仅是东西交通枢纽，还是中央政府控制青、藏、新疆的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清初对西藏、新疆的几次用兵都证明了西宁的战略地位，清政府十分重视对西宁的经营，进而控制西藏和新疆。清初，沿用明制，在西宁地区实行卫所制，随着河湟地区移民的增多，土地开垦面积的增加和纳粮贡赋番民的增多，卫、所武官，终非专为民牧[5]，需要设置专门官员管理钱谷兵刑，命盗案件。此外，西宁地区番夷杂处，民族复杂，西宁府防务虽几经调整，但仍“一线外暴，如以孤絙悬弹丸，掷之羌戎掌中”[1]126，为此，杨应琚在任西宁道和陕甘总督期间进一步完善西宁府的军政建置，加强对西宁府的统治。行政方面的调整，主要因为治所距离边镇或边民聚集区较远。如归德千户（今青海贵德县），初隶属于临洮府（今甘肃临洮县），距离府治有千余里，难以控制，杨应琚请将其改隶为距离较近的西宁府管辖。大通卫是通海要隘，所隶多系番回（即藏族和回族），原卫署设于大寒山以北的大通城（大通川北新城），但所辖的二十二堡，则散处该山之南，番民交征粮石及处理诉讼都很艰难，杨应琚巡视大通卫后，请准将大通卫署移驻山南适中之白塔城（今大通县城关镇），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请准在归德所设西宁县丞分驻，将大通卫改为县；乾隆二十七年（1762）移河州同知于循化营，隶属于兰州府。随着边镇土地垦殖的增多，人口和地方经济的增长需要设置专人管理边镇的民政事务。如乾隆四年（1739），杨应琚在西宁、碾伯两县所属山南番地设官垦荒，颇见成效。据《碾邑巴燕戎请设官开田议》所记：查得巴燕戎……居中环番，地方宽广。土色赤肥。其间有可垦之地，合长四十余里，宽三四五里不等，如巴燕戎川东山沟以及阿加、胡拉、囊思多沟等处荒地，均可开垦，殊有裨益……番地任其番民报垦，其马厂平坦之地，原系官地，招民垦种，番汉相处，如宁、碾沿边村堡。现在情形，日久相化，为良民。但人情喜逸，非督率不能成功，而荒地渐开，则生聚于焉盛。不特日后完粮上仓，距县窎远，即一切民事争持，更须专员就近分剖，加意劝垦，悉心化导，始为有益。从前此处远隔县治，阻于山险，各番惮于来城，一切事件，武弁约文员赴彼查审，多至羁迟。是武职虽资惮弹压，而抚治又在文员，两者有相须而不可偏废者……应请再设西宁抚番通判一员[1]904905。随着巴燕戎招民开垦活动的开始，人民日聚，生番受汉族的影响，逐渐成为纳粮番民，为了更好管理“钱谷兵刑，命盗案件”，需要设厅置官，委派专门官员管理境内各民族。丹噶尔城（今青海湟源县）位于西宁以西日月山下，与大通、贵德互为犄角[1]904，“路通西藏，逼近青海”[1]263，是青海地区的汉土回藏蒙交易的场所，乾隆六年（1741）、八年（1743）新疆准噶尔部利用进藏熬茶的机会，专程来丹噶尔贸易。丹噶尔的人口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增多，但因距西宁县较远，管理起来鞭长莫及，乾隆九年（1744），杨应琚请将三清湾主簿改为西宁县主簿移驻丹噶尔辅佐知县，管理地方事务。这样不仅加强了西宁府的防务，还使西宁以西的地区得以发展。杨应琚对西宁地区行政建制的调整，进一步在西陲边地推进郡县制，加强管理蒙番，巩固了边防，逐步在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建立起府、县（厅）两级行政体制，基本确立该区的行政格局。杨应琚认为治理边陲，不仅需要文治，还要不忘武备，为久长之术[1]121。西宁地区“辟在边隅，番夷杂处”[1]899，如西宁、碾伯二县山南一带，有番民部落二十八族，“其间向化者固不乏人，而顽梗桀骜者，亦复不少”，他们时常抢劫来往商旅，“一经官司勾慑，或入山远遁，抗拒不前，或恃野逞刀，持械逐捕”[1]900。乾隆三年（1738），杨应琚议请在巴燕戎（化隆县巴燕镇）、黑古城（平安县境）、千户庄（贵德县千户乡）、亦杂石（贵德县境内）、癿思观（平安县古城）、札什巴（化隆县扎巴乡）、甘都堂（化隆县甘都乡）、康家寨（尖扎县康扬乡）、河拉库托（今湟源县哈城）就险建城，增官设兵。至此，西宁北西南三面形成了一道绵延数百里的军事屏障[6]8892，“营路相连，边界清晰，野处番回不致滋事，民间畜牧得以渐繁”[1]902。对西宁府军事的调整既为清政府经营西藏、新疆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同时也有效的打击了当地番人对来往商旅的抢夺，“自设城驻兵后，诸番畏怯不敢肆恶，居民行旅咸便之”[1]818，保证了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杨氏还整顿了贵德民兵。民兵的性质是寓兵于农，免纳税粮。雍正初，在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中，贵德所民兵“防守城池，堵御贼众”，隶属西宁府后，当地官员为增加田赋，欲裁去民兵。杨应琚亲往贵德所见其地“官兵数少，生番甚众”[1]469，“且番人内有不甚驯良者”[1]495。杨应琚偱旧例，在百姓中三选其一，共得一千二百九十四名，免其税粮，编为中左右三哨，设民千总、民把总统领，农闲之时进行军事训练，使贵德所能自为藩卫，与官兵相为犄角，以壮军势，从而加强当地武备。（二）调整陕甘总督管辖范围及嘉峪关以西的行政建置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年（1759—1765），杨应琚以太子太保衔调任陕甘总督，到任伊始负责筹办平定准噶尔大军军需事务，战事结束后开始筹划善后事宜。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后，鉴于“西陲平定，幅员广大，陕西、甘肃，非一总督所能监理”，杨应琚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请将“西安总督改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改为四川巡抚，甘肃巡抚改为甘肃总督管巡抚事”[7]卷593,606。乾隆十九年（1754），因战事需要，陕甘总督移驻肃州，但肃州“距西安会成较远，于腹地属员案牍，控驭转多隔碍”[7]卷706,885，军务结束后，为了便于控制陕甘两省，杨应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请准将陕甘总督移驻兰州府。新辟西陲幅员辽阔，陕甘总督，“所辖既广，势难兼顾”[7]卷627,1039，清政府依杨应琚意见令甘肃总督专门负责管理甘肃和天山南北，川陕总督负责管理川、陕两省。从当时陕甘总督所辖范围看，最初乾隆帝及杨应琚等官员想在天山南北地区实行郡县制，并将其划归甘肃行省管辖，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①，清廷明确否定在新疆全境实行郡县制的可能[7]卷627,1039。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明确陕甘总督所辖范围，西至乌鲁木齐而止[7]卷612,874，令甘肃总督为陕甘总督统辖甘肃、陕西二省，四川总督不必兼管陕西[7]卷627,1039。杨应琚还奏请将河西走廊西段的安西五卫改为府县。杨应琚等人认为：五卫地方生聚日繁，田土渐辟，凡经理屯务、抚辑兵民、审理词讼已非备弁所能料理……准噶尔全部荡平，在安西五卫昔时止为关外之藩篱，今日则同内地之阡陌，况安西即汉之敦煌，设立郡县由来已久……今我皇上扩万里之版图，睿略神功远迈前古，似此附近内地，界当冲要之安西似宜酌设郡县，始足以符体制而资治理[8]744。鉴于西北战事已平，安西地区已成为内郡，加之人口的增多，杨应琚等人奏请升安西直隶厅（今甘肃省安西县）为府，下辖三县，将安西、柳沟二卫并为一县，驻安西；靖逆、赤金二卫并为一县，驻靖逆城；沙洲卫户口较繁，改为一县[8]744。随后请准在安西通往哈密的南北两路总汇处—— 马莲井（今甘肃瓜州县西部）增设一县丞[7]卷596,648，将玉门县移驻赤金卫（今甘肃玉门市赤金镇）[7]卷619,963。新疆方面，完善巴里坤、哈密的行政管理体系。巴里坤和哈密位于新疆东部，是天山南北两路的门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清政府十分重视对巴里坤和哈密的经营。乾隆年间，清军主要通过巴里坤进入准噶尔部大本营——伊犁，随后清政府又以此地为中心平叛阿睦尔撒纳叛乱。哈密则是清军平叛回疆叛乱时，向南疆运送军需物资的重要通道。据载：“军营粮道，查有夹山一路，可自哈密之趋劈展（今新疆鄯善县城）、吐鲁番。骡马通行，水草饶裕，较绕行巴里坤，更近三站”[7]卷566,180。随着清军的西进，清政府还相继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劈展等地驻兵屯田。杨应琚在调整安西行政建置的同时，还将安西道移驻哈密，安西同知移驻巴里坤，靖逆通判移驻哈密，令管理粮饷兼办地方事务，归安西道统属[8]744。后又奏请将“巴里坤粮务道,移驻哈密督率一切事务。其巴里坤、酌留同知一员、佐杂二员办理支放月饷等事。尚余知府一员，同知一员，杂佐二员，应请减撤各回本任”[7]卷589,550。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乌鲁木齐设同知一员，管理地方，道判一员，收放粮饷；仓大使一员，以供差遣出纳。再设巡检二员，分驻昌吉（又作长吉，今新疆昌吉市）、罗克两处（今新疆昌吉市大西渠一带）。以上各员，统听哈密兵备道管辖[7]卷612,874，此哈密兵备道即安西兵备道移驻哈密后的改称[9]。乾隆皇帝依照杨应琚的建议先后设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直隶厅。清代的“厅”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置，当条件成熟时，厅的建置会被郡县代替[10]，后来巴里坤直隶厅升为镇西府，乌鲁木齐直隶厅升为迪化州也说明了这一点。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直隶厅的设置说明新疆东部开始向郡县制过渡。乾隆二十五年（1760），杨应琚奏准在新开垦的巴尔楚克（新疆巴尔楚县东南）和恒额拉客（新疆阿克苏附近），各派千总一员驻扎，使“数千里长途，不至于辽阔，而东西两城，声息相通”[11]，在伊犁、阿克苏、叶尔羌三地各设兵备道一，总兵一[12]。这些设置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在天山南北军事重镇设兵把守，成为防御沙俄侵略的重镇，同时能更好管理新疆各民族，为屯田创造稳定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杨应琚在调整西北地区军政建置时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调整西宁府行政建置时，他走遍湟水、浩门水、黄河流域，详细考察了三流域的山川形势，并描绘成图。乾隆二十七年（1762），亲往沙洲等地勘察，在靖逆、沙洲、可可沙石设立军台。总之，杨应琚对西宁府、安西和新疆东部军政建置的调整，加强了边地的管理，在西陲边地确立国家管理系统，逐步将边地、边民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为进一步开发边地奠定了基础。二、劝民垦殖，发展边镇经济杨应琚在西北为官期间，正值清军对西北用兵和处理战后事宜，为了节省长途运转所费人力和银两，开发和稳定边关，杨应琚鼓励百姓开垦田地，规划组织了西宁、肃州、新疆等地的屯田活动。杨应琚任西宁道时，就“湟中一郡之地，不及江南一县之赋，犹上入司农，下济边省，今且不足自供，粮草之数，未敷驼马之食，况兵饩乎？”[1]416遂去招民垦荒，他通告各县、厅、所允许农民自由开垦荒地并呈请在巴燕戎东山沟、阿加、胡拉、囊思多沟和大通协成红山嘴等处招民开荒，几年之内，西宁府开垦荒地达万亩以上[6]8892，“宁属四川已无开垦之土”，西宁地区呈现出一片“漠漠皆良田”，“北岸多林泉”的景象[1]1041。新疆战事结束后，杨应琚负责组织肃州、安西、新疆等地的移民屯田事务。乾隆二十六年（1761）杨应琚奏称：“臣思经理新疆，原应以招徕垦辟、充实户口为要务，今此等贫民因闻官为之资送之信，既愿挈眷前往，而兵丁之愿搬家口者，有现在查询办理，一俟伊等到彼处居数年之后，自必生齿日繁，田土日辟，而腹地无业贫民亦必闻风接踵前往。从此商民辐辏，地方渐次繁盛矣。”[13]913为此他在安西、肃州、凉州甚至山西等地招募贫民携带家眷，前往乌鲁木齐、伊犁、巴里坤、巴尔楚克（新疆巴楚县东南）等地屯垦。他还招引新疆散处回民到边城周围或南路要道无人烟处建立回屯。几年之内在新疆共开垦二十万亩荒地[14]，在杨应琚等官员努力下，河湟地区、嘉峪关外、天山北部一些地方的大片荒田地变为良田（见表1）。表1 杨应琚肃州、新疆屯垦统计杨应琚还细致的调查了西宁府、宁夏的水利设施，为当时治理西北地区农田水利设施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西北地区的水利事业。如贵德所“所治地亩，向无渠道，皆决口漫浇。乾隆六年（1741），经杨应琚与西宁知府申梦玺、所千总李滋宏捐奉造筑支干渠，就渠道远近，定引水庄堡，并设立渠长，每岁按地派夫浚筑，渐获水利焉”[1]218。巴里坤的屯垦之地皆取三道河之水导入渠中，自东而西灌溉，随着巴里坤屯田土地的增多，“诚恐下游一时未能遍及，或致灌溉误时有妨耕作，且易启彼此纷争之渐”[13]913，杨应琚委派人员整修、新挖渠道，共开新渠三千余丈，使上下游各引各渠，不因灌水而引争端。他还积极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亲自示范培壅方法，试种豌豆、小麦、荞麦、胡麻等农作物。杨应琚在西宁、新疆等地移民屯田，发展边地农业，使“外域竟成乐土”[7]卷660,388，充实了边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所获粮食，不仅解决了当地驻军兵弁的供应，节省了由内地长途转运粮秣的民力和银两，还加强了清廷对边地的军事控制，巩固了清军在西北一带的边防[15]。大量内地人口迁居新疆，使新疆地区汉族和农耕人口比例增多，促进了内地文化在边地的传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民族和文化结构，为新疆东部郡县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国家向心力，维护了边地的稳定。三、兴办教育事业，发展民族教育历代官员对西宁地区的经营“或开疆拓土，或积粟屯田”，“多以武备为急”，杨应琚认为“文武并用，乃为长久之计”[1]298。他以为教育不仅是国家施政的基础，也是维护边疆稳定的关键，西宁地区自汉代设郡县，但屡为羌戎所没，皆因不兴文教之过也[1]949,950。杨应琚十分重视西北边镇教育发展。杨氏在西宁为官时，没有贡院，西宁地区的文武士子，需要到临洮或凉州（今武威）贡院应试。生员们“苦于跋涉，故赴考者渐少”[1]293，杨应琚与西宁道副使高梦龙、知府杨汝梗等于雍正十二年（1734）“创建贡院，申请文宗来郡考试”[1]294。此后应试者逐年增加，明代西宁卫有2人考中进士，而乾隆至光绪年间，仅西宁县就考中进士8名，举人28名，贡生、秀才154人[6]8892。杨氏还“以学校教育为首务，重建泽宫，广设社学”[1]298，带头捐资助学，制学约，订课程，置学田，重修西宁府学，并从江浙一带聘请教师前来执教。在其倡导下，西宁、大通县、贵德所、丹噶尔城、巴燕戎格厅等相继创办了儒学、社学、义学和书院（见表2），完善了西宁地区的教育体系。杨氏还重视民族教育，开创青海民族教育的先河。乾隆十一年（1746），他针对“郡东关回族甚众，学习回经而不读书”的状况，会同西宁知府刘洪绪等，在西宁东关大街街北，“创设学舍，延师教读焉”[1]294。这是西宁第一所回民学校，它的设立促进了儒学教育在少数民族中的发展。表2 杨应琚西宁地区办学统计根据《西宁府新志》和《西宁府续志》相关记载绘制而成。杨应琚大力发展西宁地区的教育，为该地区培养了人才，改善了社会风气。“置吏施教，进用文治”[1]949，行王化，尊圣教，“百姓渐知尊君王亲上”[1]950。在西宁地区确立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回民社学的设立，使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加强王朝国家意识，达到了文治边民的目的，增强了国家的向心力。四、关注边地民生，丰富边疆文化杨应琚认为治理边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宜，“得之之术，用人而已”[1]803。他还强调“盖边防之道，贵乎得人，其他皆末务也”[1]341，为此他爱惜民力，深入体察民情。如乾隆四年（1739），西宁、碾伯二县阴雨成灾，稞豆秕，杨应琚采取以工协赈的办法，动员灾民参加筑城工程，每夫每日给银五分，口粮一升六合六勺，“寓工于赈，民不以为劳”[1]818。乾隆三十年（1765）甘肃省城及巩昌府、秦州等地地震，塌房两万八千余间，死七百七十余，杨应琚立即亲往前去勘察，分别抚恤。他还多次上疏减免赋税、马粮。并修建小峡桥、惠民桥，设立养济院和栖流所等惠民设施。杨氏在西北期间还编纂了《西宁府新志》，著《据鞍录》。早在西汉初就在西宁地区设置了西平亭，但由于地处西陲边地，屡没羌戎，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地方资料。虽有嘉靖年间的《西宁卫志》、万历和顺治朝的《西宁卫志》、《西宁志》，但均以失散。《西宁府新志》是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专业的青海地方志，弥补了“边垂质野，文献无证”的缺憾[1]54，不仅为《大清一统治》的纂修提供了丰富核实的资料，也成为研究青海地方史的重要文献，为后世治理青海提供了详实资料。正如在著作《武备志》中，杨应琚阐述了西宁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蒙番两族的历史、分布、人口，在辑录贵德所番族中，特别要说明的是“唯贵德所插帐番人内有不甚驯服者，今独详载，以备考察”[1]495。正如杭世骏所评价：“其于沿边之要害，战争之陈迹，蕃帐之强弱，若聚米于山而算沙于海，短长攻守，指掌可示。”[16]《据鞍录》是乾隆四年（1739）时任西宁道的杨应琚奉命入京述职，以日记的形式撰写的一部关于青海、甘肃、陕西的游记，杨氏在书中详细记录了沿途风土人情、古迹、明末清初战争遗迹和轶闻，对研究清前期地理、职官、生产、宗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7]。五、结 语杨应琚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从当时西北政局出发，审时度势，治理边陲重镇，“凡所条议，多切中时要，行之足以经世……皆能通筹边要，卫国保民。”[18]杨氏在西北为官时期，清军已平定青海的罗布藏丹津叛乱，并逐步统一天山南北。西北战事结束后，清廷将整个西陲边地纳入统治范围，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并考虑如何管理新疆的天山南北地区。在此背景下，杨应琚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对西陲边镇的管理，逐步向西推行郡县制，将边地和边民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地的民族、经济、文化结构。不仅维持了西北地区的稳定，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杨应琚还勤政为民，为官廉洁，关心农牧民疾苦，时任甘肃巡抚的黄廷桂曾赞他“居官端谨，办事妥协，殚力经营”[7]卷233,17，清高宗也曾经褒奖他“办事明练，实为最优”[7]卷699,8。参考文献：[1]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2]魏源.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三:卷三[M].湖南:岳麓书社,2011:115.[3]芈一之.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45.[4]杜常顺.论清代青海东部地区的行政变革与地方民族社会[J].民族研究,2011(2):64-71.[5]刘弘绪.大通卫改大通县归德所改西宁县丞序[M]//杨应琚.西宁府新志·附言.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57.[6]张得祖.以湟水作桐乡的西宁佥事杨应琚[J].青海社会科学,1996(1).[7]官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8]杨应琚,吴达善.安西设郡县移驻营汛案.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2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744.[9]吴轶群.清代新疆道制建置沿革探析[J].兰州学刊,2007(3):154-156.[10]郭润涛.新疆建省之前的郡县制建设[J].西域研究,2013(1):23-32.[11]王钟翰校.清史列传·杨应琚: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8:1651[12]赵尔巽.清史稿·杨应琚传:卷三二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885.[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徙民屯垦新疆史料[J].历史档案,2002(3).[14]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兰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古代开发西北人物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291.[15]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258.[16]杭世骏.西宁府新志序[M]//杨应琚.西宁府新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51.[17]汪受宽.据鞍录·前言[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3.[18]邓承伟纂,基生兰续纂.西宁府续志·官师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256-257.Yang Yingju’s Governance in China’s Northwest FrontierGAO Tie-tai(Ethnology Center in Northwest China,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62)Abstract：Yang Yingju assumed the post of governor for Xining Dao,and Shanaxi and Gansu Provinces for two terms when emperors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ed.During that period,the Qing Dynasty suppressed Jungar Mongolian rebel and Khoja rebels successively,and then set about handling postwar affairs.During his term,Yang Yingju adjusted the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s in Xining Fu,Anxi,and east of Xinjiang,and the jurisdiction of Shanaxi and Gansu governor.In addition,he organized reclamation in Xining,Suzhou,Barkol,Hami,and Urumqi,to forcefully develop ecation and other livelihood policies,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in politics,military,economy and e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and maintained the frontier stability.Key words：Yang Yingju,Border Area in Northwest China,Military Administration,Reclamation,Ecation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14)06-0048-06收稿日期：2014-08-16作者简介：高铁泰（1983—），女，河北唐山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

“巴巴”的称谓在穆斯林世界非常普遍，也勾连起一个个传奇故事。最著名的是“阿里巴巴”，马云还以此命名了他的公司；中东美食之茄酱，也有个奇妙的名字叫巴巴·嘎努什。本文主要探讨“巴巴”的含义，通过14世纪初钦察汗国月即别汗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特别关注“巴巴”的称谓和苏菲派僧人的关系。文章分三篇发布，上篇主要介绍“阿里巴巴”的来历和含义；中篇从中东美食入手，探讨“巴巴”称谓的宗教性和非宗教性；本文是下篇，将探讨苏菲圣人巴巴·图克勒斯在中亚历史、民族神话和传说里的多重身份。本文作者钱艾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近东语言文明系，现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研究助理教授。斗法的苏菲圣人：巴巴·图克勒斯和月即别汗的皈依这里要说的第三个“巴巴”也充满了传说的趣味。公元1550年左右，奥特米什·哈吉（temish ājjī）在花剌子模为希瓦汗国（1511-1920年）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献上一部描写钦察汗国（术赤兀鲁思）的史书，取名为《多斯特素丹历史 Tārīkh-i Dūst Sulān》。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戴文·德韦斯（Devin DeWeese）教授的说法，此书并不太知名，现在仅流传下两部手稿，其中之一藏于塔什干的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奥特米什对他采用口述资料来编纂钦察汗国史直言不讳。所以若是以信史的标准来衡量此书，显然不够格。此外，由于希瓦汗国的祖先是术赤的第五子昔班，奥特米什在书中大大称道了这一支。他对于钦察汗国在位时间最长的月即别汗（1313-1341年在位），也花了颇多笔墨描述他如何即位和皈依伊斯兰教。月即别汗（1282年-1341年），又译乌兹别克汗，是钦察汗国第九代汗王。在他治下钦察汗国完成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定于一尊。术赤的第三子别儿哥汗（1257-1266年在位）曾与埃及马木鲁克朝的拜尔伯斯结盟以共同对付伊儿汗国。据说他曾在布哈拉受苏菲派长老赛义夫丁·巴哈勒齐的指引而信教。十四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到过钦察汗国，见到了圣裔（Sayyid）伊本·阿卜杜·哈米德。月即别汗还尊称这位苏菲为“阿塔”（即父亲）。但在奥特米什的笔下，月即别汗的皈依离不开一位叫做巴巴·图克勒斯的苏菲长老。美国Devin DeWeese教授笔下的巴巴·图克勒斯这段介于传说与史书的故事，启发德韦斯教授写成一部长达638页的专著《钦察汗国的伊斯兰化和本土宗教：历史和史诗传统中的巴巴·图克勒斯和改宗伊斯兰教》。这里按德韦斯的翻译和注解试着直译全文如下：前面所提到的月即别汗（愿平安降临给他），是一位明君。当他统治了一些年份后，因为安拉赐福而成为了穆斯林。月即别汗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 月即别汗皈依的原因如下：至高的安拉向当时的四位圣人降下旨意：“去找月即别汗并让他皈依我。”因为至高安拉的命令，他们来到乌兹别克汗门下，坐在禁苑之外。据说（之前）有些异教徒的法师和占卜家们常为汗王表演一种幻术：他们将一个盛蜜的大碗带上朝，又准备好马奶酒缸和贮器。马奶酒里会倒入蜂蜜制的发酵剂，（再经过蒸馏）过滤到贮器。然后他们将贮器中（蜜制马奶酒）的精华部分献给汗王。乌兹别克汗将所有的法师和占卜家们都视为长老，赐座于他身旁，给予相当的尊荣。当圣人们到来并坐在禁苑之外的那一天，汗王正照例在朝会进行仪式。他领着长老们前来，又一同坐下。长老们也照例捧出御杯、蜂蜜，将它们置于马奶酒缸和贮器的前面。可等了很久，酒里没有倒入蜂蜜，更没有（被蒸馏）过滤到贮器。汗王便问起他的长老们：“为何（今日）蜂蜜无法发酵？”他们回答说：“兴许是有穆斯林在旁边，这就是他的迹象。”汗王下令道：“去禁苑外头看看，如果有穆斯林，就把他带来！”当仆人们出去并在禁苑之外查看，他们瞧见四个不同打扮的人正低头而坐。仆人们问道：“你们是何人？”他们答道：“带我们去见汗王。”于是他们被带到朝上。汗王注视着他们。因为至高的安拉用引导之光照亮了汗王的心扉，他对他们平生了几分亲近和眷顾。他问道：“你们是何人，又因何到此？”他们说：“我们是穆斯林，至高的安拉下旨让我们来劝您皈依。”这时汗王的长老们叫了起来：“这些是恶人，别同他们讲话，应当杀了他们！”汗王问：“我为何要杀他们？我是大王，不用听你们的警告。你们两派谁是真教，我便支持它。如果他们的教不真，为何你们今日法术难施，毫无成效？你们可相互辩论，哪派是真教，我便遵从哪派。”于是双方开始论辩，吵嚷争执不休。最后他们决定挖两个火坑，每个坑中放入十车柽柳木柴。法师们将派出一人钻入火坑，穆斯林们派人去另一个。“谁能毫发无伤地从火坑出来，谁的就是真教。”他们就是这么决定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挖好了两个巨坑，找来了柽柳木并点燃。一个坑归法师们，另一个归穆斯林。圣人们互相问道，“我们之中谁去呢？”他们中有一人名叫巴巴·图克勒斯（Baba Tükls），因为四肢都覆盖着毛发（tük）而得名。他说道：“请允许我去，你们只管瞧着我就是了。”其他的圣人们为他诵念开篇章。然后巴巴说：“给我预备一套锁子甲。”当他们拿来盔甲，他就赤身套上了。然后他开始念“迪克尔”，向火坑走近。他们看到巴巴的毛发直竖，钻出锁子甲的孔眼。（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景象。巴巴继续走着，进入火坑。人们把一头绵羊悬吊在火坑上方，又把坑的开口关上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法师们。法师们强行选了一个代表，把他扔进了火坑。当他一掉进坑里，就化为蓝绿色的灰烬；吞噬他的火焰直冲到了坑口。包括汗王在内的所有人见到这个情形，他们的心就远离了异教，而倾向于伊斯兰之道。巴巴的念诵声从坑中传来，毫不间断。当人们估摸着羊肉全烤熟了，就打开了坑口。巴巴擦着面庞的汗水从坑里走出来，说道：“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如果你们延迟一会儿，我的事就成了。”他们见他的盔甲红得像火焰，但由于至高安拉的力量，巴巴身上连一根毛发也未被烧焦。包括汗王在内的所有人见到了这个情景，他们马上抓住了圣人们的衣襟而成为了穆斯林。赞颂归于安拉，归于伊斯兰教！乌兹别克族曾在别儿哥汗的时候信奉过伊斯兰教，但他之后就摒弃了信仰。但当伟大的月即别汗成为穆斯林后，乌兹别克族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有人说月即别汗统治了二十年，也有人说是十八年。然后他归真了：“我们确是安拉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1983年，德韦斯在塔什干第一次见到这部察合台突厥语的手稿。十多年后，他在《钦》的序言中强调了巴巴·图克勒斯在中亚历史、民族神话和传说里的多重身份。奥特米什·哈吉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巴巴·图克勒斯作为月即别汗皈依关键人物的身份逐渐淡化，但他通过史诗和民间传说，又成为诺盖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的祖先和保护神。十六世纪的诺盖人头领、十七世纪布哈拉的苏菲长老、甚至二十世纪客居美国的俄罗斯贵族们都追认他为祖先。四年前笔者第一次读到巴巴·图克勒斯力斗法师的故事。德韦斯教授在注解中仔细解释法师们的蒸馏技艺和器具，推测禁苑（qoru）是皇家墓地，月即别汗正是在进行祭祖仪式。“巴巴·图克勒斯”中的“巴巴”自然是跟他的苏菲长老身份相关。而图克勒斯若是因为“毛发”（tük）而来，那巴巴·图克勒斯直译也就是“毛长老”。四位苏菲圣人和法师们的斗法，以及《多斯特素丹历史》的成书时代，实在令人想起吴承恩（约1500年-1582年）在《西游记》第四十四至第四十六回记述的孙悟空师徒四人在车迟国与三个道士斗法的故事（可能也捎带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的开头）。 “毛脸雷公嘴”的孙悟空在最后一局与羊力大仙比下油锅，当羊力被收了冷龙，“霎时间骨脱皮焦肉烂”，“煠化了也！”遥想吴承恩大话《西游》之时，花剌子模的文人奥特米什正积极搜罗口传资料来编史。巴巴·图克勒斯的故事跟《西游记》的关系很值得比较文学的专家们书写一番；这也是笔者不惴浅陋将它全文译出的原因。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的学术传统中，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难以完全区分。史书中能找到不少虚构的、甚至以讹传讹的叙述。尽管巴巴·图克勒斯的故事极富神幻色彩，但奥特米什记录的那些细节也并非空穴来风。若是对照《伊本·白图泰游记》，我们就可以发现16世纪的奥特米什对于马奶酒、蜂蜜酒和金杯的描述与14世纪的伊本·白图泰是相当一致的。月即别汗尽管皈依了伊斯兰教，仍旧好饮马奶酒，喝得醉醺醺的还跟伊本·阿卜杜·哈米德长老打招呼，然后一起做了礼拜。到了16世纪，中亚穆斯林更恪守宗教礼仪，于是在奥特米什的笔下，饮酒就同异教和法师们挂上了钩。奥特米什对于口述材料的依赖，使得他的书里留下了关于蒸馏马奶酒的做法描述，这也算是一种“口述和非物质遗产”吧。小结从阿里巴巴、茄酱到苏菲圣人，“巴巴”离我们的生活说近不近，说远还真不太远。中国有了阿里巴巴集团，茄酱和霍姆斯酱日渐知名，苏非圣人“毛长老”与可敬的孙大圣也有好几分相似之处。这番“巴巴”的考察对笔者而言也是感触颇多：首先是雅俗相轻，内外有别。《一千零一夜》在世界文学的地位和成功，与它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相称。笔者二十年前在大马士革留学，只在哈米迪耶市场某角落找到一家名为阿里巴巴的小店。安托万·加朗在法译本里混入了几则当时流传于叙利亚地区的民间故事，无心造就了这位《夜》的天王巨星。阿里巴巴还跟阿拉丁携手上天，在土卫二的陨石坑留名（上一节提到的伊本·白图泰也被用来命名月球上的一个陨石坑）。虽然“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是最不正宗的、加入欧洲对东方想象和附会的《一千零一夜》故事，但它的来源是口传文学，它所保留的“巴巴”称呼能帮助确定《夜》故事的时间层次，也展现了一些十八世纪叙利亚的风土人情。其次是学海无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纷繁复杂，同宗教的不同民族会使用一个“巴巴”称呼，同民族不同宗教对“巴巴”称呼的解释也不同。巴巴可放在名前，最有代表性的是波斯语里对苏菲教徒的尊称。巴巴可放在名后，多是突厥语用来称呼苏菲派长老。但在察合台突厥语的《多斯特素丹历史》中，这个规律也不适用。讨论三个“巴巴”，笔者深感迫切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否可以编写一部类似《牛津英语大辞典》的《伊斯兰词汇大辞典》，能列出某词汇是何时、在何本文献中首次出现的？也许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就不需要读三个“巴巴”这样的文章了。大家在品尝茄酱的时候，也就不需要纠结它到底指的是老爸还是圣徒。主要参考文献：Na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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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环南中国海区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促进我校民族学学科建设发展，11月27日-29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办民族学博士点申报与一流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丹珠昂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著名民族学家郝苏民，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科研管理处处长、二级巡视员张世保，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院长盘小梅，广东省民宗委民族工作一处一级调研员凌伟建，学校党委书记凌靖波、校长骆少明等领导以及20余位民族学知名学者和10余家CSSCI学术期刊主要负责人出席论坛。学校副校长戴青云主持论坛开幕式。凌靖波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我校“一颗红心、两度搬迁、三次更名、四校合并、五区办学”的发展历程。凌靖波指出，民族学学科建设发展必须提高站位，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切实增强民族学学科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必须凝练特色，增创优势，不断提升我校民族学学科建设水平；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民族学博士点建设为契机，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张世保在讲话中指出，民族学研究要有新变革，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民族学研究要有新聚焦，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和历史事实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民族学研究要有新体系，围绕“民族”“共同体”等核心概念，构建新的概念体系、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王延中指出，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与民族学学科建设贯通起来，加强“五个认同”教育，为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作出新的贡献。丹珠昂奔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无论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中国民族学必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的指导思想，面向前沿，面向主战场，面向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戴青云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各位领导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前瞻性和指导性。接下来，学校将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领会和贯彻好各位领导的讲话精神，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地推进我校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开幕式结束后，论坛进入大会发言阶段，民族学院院长符昌忠主持论坛。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兰州大学王希隆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青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端智、兰州大学杨文炯教授，以“民族学博士点申报与特色学科发展”为主题，分别就民族学学科特色发展、人才引进与学科方向凝练、发挥学科特色优势、找准学科基本定位、大民族学视野等发表真知灼见。暨南大学马建春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雷振扬教授、西北民族大学郝苏民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丁宏教授、中山大学何国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继焦研究员，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机遇与民族学学科发展”为主题，分别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与人文湾区建设、民族学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与持久投入、西北区域民族学学科发展经验、城市民族学与“一带一路”建设、岛屿文化与湾区发展、“新文科”与民族学新学科体系等展开学术交流。当天下午，论坛分别进行了以“改革开放前沿中国民族学的问题导向与研究视野”“《民族学前沿》学术集刊建设与学科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民族学院骆桂花教授、马冬梅教授分别主持会议。烟台大学崔明德教授、《民族学刊》主编王珏、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哈正利、中国人民大学黄维忠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李吉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宫京蕾分别就改革开放前沿中国民族学的问题导向与研究视野等议题展开交流。随后，民族学院骆桂花教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王东昕、《西北民族研究》主编马忠才、云南大学刘正寅教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主编冯雪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李克建、《烟台大学学报》副主编赵守江对我校即将创办的《民族学前沿》学术集刊建设和民族学学科发展建言献策，传经送宝。本次高层论坛是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2020-2022）》实施背景下，为落实学校十四五规划，推动民族学博士点申报，加强民族学一流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而举行的高级别会议。通过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与会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达成了共识，将全力支持和帮助我校民族学学科打造成为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民族学前沿研究的学术重镇，推动我校早日获批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再上新台阶，实现内涵式、跨越式发展。【来源：广东省教育厅】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牛汝辰[摘要]天山一名的语源问题直接关系到最早的一批西域地名的族属和许多重大历史地理问题的确认。该文从“天山”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山海经》《史记》等文献入手，进而认为“天山”一名源于汉语，其他民族语的“祁连”“撑犁”等名称，皆源于汉语的“天”。汉语的“天山”一名，被月氏、匈奴、突厥、蒙古人读作“祁连山”或“祁连天山”等，并非是源自这些民族语的地名，也非从汉语意译成民族语地名，而是将“天”音译成“祁连”“撑犁”“腾格里”“登凝梨”等。“祁连”等译名就是汉字“天”在各民族语中的汉语音译借词。也说明“天山”“昆仑”等先秦西域地名，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在西域命名的地名。也说明汉民族是早期生活在西域的主要民族或原住民之一。[关键词]天山；祁连；西域地名；新疆地名；天山属全球七大山系之一，是世界温带干旱地区最大的山脉链，是全球最大最长的维向独立山脉。天山同时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系也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山系，西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克孜尔库姆沙漠以东，经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我国新疆境内，渐失于哈密市以东的戈壁中。天山山系为横亘在中亚内陆的一条巨型地质构造带，从东经65度以西，向东延伸至东经95度以东的天山山体，由东向西呈掌状撒开，东西延绵2500多公里，南北宽度平均300公里，在帕米尔以北的天山山体最宽，可达820公里左右。在纵向上从北纬40度以南，扩展至北纬45度以北，在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至我国新疆喀什一带。天山山系地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等多个国家。[1]苏联学者E.M.休金娜认为，天山山脉，无论是中国境内的还是在中亚几国分布的都称为“天山”，或是其译音，说明了天山“从远古以来就确定下来的名称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人是这些大山系的首先发现者”。[2]因为有天山的积雪，所以有天山水流以及天山绿洲和草原，所以有人类活动和道路联通，于是有东西方的物质和精神交换、交流并推进文明扩散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天山就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亚洲活动的中心，那么天山就是亚洲的心脏。因此可以说，天山是丝绸之路存续的命脉。东西交通、农牧交往构成了无数的“十字路”并产生了世界的几大文明。没有天山就没有玉石之路、陶瓷之路、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可以说，没有天山就没有世界东西方和南北间的文明交流、交换、交融。[3]一、有关天山的文献记载天山一名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混敦”在“天山”，“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天山即昆仑。至于这浑敦的大神帝江，几见于典籍：《庄子·应帝王》中作中央之帝浑沌；《左传·文公十八年》作帝鸿氏之不才子浑敦。浑敦即是浑沌。帝江和帝鸿，注经者都断为一人，而从《庄子》中所称的“中央之帝浑沌”来看，因为土德黄，土居中央，所以帝江、帝鸿、浑敦都即是黄帝。[4]《西次三经》中记载的“天山”，或依据《汉书·霍去病传》师古注：“匈奴呼天为祁连”而认为是祁连山。但王守春据《西次三经》中所记载的“天山”地区区域地理特征，认为此“天山”应当是新疆境内的天山。《西次三经》中记载：“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如果此天山是指祁连山，那么，从河西走廊来看，祁连山的河流基本上都是向北流的，也有向西北流的，如党河，但没有向西南流的河流。又据《西次三经》记载的“天山”西面的“渤山”，“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此“泑山”很可能是指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原文中的“泑山”就是红光神(见袁珂注译的《山海经校译》)居住和司察的地方。红光神，实际上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神化。什么自然现象会被神化为红光神呢?王守春认为，这应当是火焰山。我国西北地区有许多山地是由地质历史上的白垩纪和第三纪红色砂岩和页岩构成的。[5]而昆仑、祁连又都有“天山”之称。《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汉书·武帝纪》将其事系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年)夏五月：“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此天山的所在，《汉书·武帝纪》引晋灼注曰：“在西域，近蒲类国，去长安八千余里。”《太平寰宇记》伊吾县索引《西河旧事》曰：“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山有好木、铁，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在蒲类海东一百里，即汉贰师击右贤王处。”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唐代伊州即今哈密地区。据此，则天汉二年李广利与匈奴右贤王作战的天山，无疑就是今巴坤岭(库舍图岭)。《汉书》中有时指“天山”为一座山，有时又指天山为山脉。《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右贤王于祁连天山。”同一件事，在《匈奴列传》中记为“天山”，在这里记为“祁连天山”，说明当时天山一名还没有统一称说，汉族人称为天山，月氏人和匈奴称为祁连或祁连天山，或者是汉族人音译后在加意译，称为祁连天山。[6]丁笃本认为，西域名山天山，汉朝人当然所知多，对其东段尤为熟悉。只不过当时不叫天山，而是依照当时匈奴人的名称叫祁连山，因为“祁连”在匈奴语中就是“天”的意思。《史记》有关的几篇列传一般把天山称为祁连山，《匈奴列传》有一处写作“天山”，而《李将军列传》记述同一事件时又写作“祁连天山”；《汉书》也是一样，《霍去病传》等数篇提到的祁连山就是天山，而《西域传》中介绍蒲类等国的方位时几次出现“天山”，不过实际上指的是天山东段。这说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西域不同民族都有对此山有不同的称呼，汉族人称天山，或祁连天山，吐火罗人、匈奴人等称祁连山。此外，同传又把天山中段叫作“北山”，因其在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以北而得名，并且与盆地南边的“南山”亦即昆仑山相对应。而今天的祁连山在当时叫作“南山”或“汉南山”。东汉时期，天山又有“白山”之称，见于《后汉书·班超传》《耿秉传》等篇。隋唐时期，天山依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称作“时罗漫山”“折罗漫山”等，同时天山的称呼也逐渐普及起来，而祁连山的名称逐渐与天山分离，转而专指今天的祁连山。[7]二、天山一名的语源《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天曰撑犁。”唐代把突厥语的“天”译为“登里”或“腾里”。《华夷译语·天文门》“天”作“腾吉里”。徐文堪认为，这种同源异译的语言现象，清末学者文廷式早已察觉，他在《纯常子枝语》卷二八里作了如下论断：《汉书》匈奴称天曰“撑犁”，今蒙古称天曰“腾格里”，“腾格里即“撑犁”之异译，此朔方语二千余年。白鸟库吉云此说至确：今土耳其诸族(按即突厥语诸族——引者)犹称天曰“撑犁”。突厥……亦谓天为“登凝梨”。“登凝梨”或“腾格里”等，即突厥语、蒙古语的tri或teiri。词根te源出动词“上升”“飞翔”。本义为“上升”的这个突厥古语词，转义为“献牲”“崇奉”“尊敬”，因此，“天”就不仅指上天，而且被赋予了神灵的意思。这个词的沿革反映了古代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天神崇拜观念。[8]我们不同意“天山“一名是首先源自月氏语（吐火罗语）、匈奴语或突厥语的观点。我们认为，月氏语（吐火罗语）、匈奴语等语言中的“祁连”一词是很早从古汉语里借入的。汉语“天”一词借入到月氏语（吐火罗语）、匈奴语之后又被突厥语、蒙古语吸收。我们不妨借助汉语音韵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进行分析。吐火罗的“祁连”与匈奴语ch’eng-li撑犁(天)与突厥语tngri和蒙古语的tenggeri之间有明显联系。然而伯希和指出，这个词在突厥语中产生了一个代名词形式trim，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都有变体且不稳定，这说明这个词（天）可能是借词。[9]蒲立本认为，匈奴语cheng-li“撑犁”的第一个音节“撑”的读音不确定。《广韵》中“天”只有一个读音Tha，而《汉书》颜师古注指出它读a。我们进而发现，《集韵》中还有另一可能的读音a。[10]新疆出土吐火罗语文献表明，吐火罗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小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11]所以，吐火罗语的tng通过语法附加成分来表达不同的意思，所以在tng之后就自然地增加了一个颤音[r]，以求舌位往前过渡，如主格：tngr+i。人们不禁会问，“天”是一种语言中最基本的核心词，可能从外民族语言中借用吗?回答是肯定的。众所周知，古代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碑铭语言中已经有kk、tngri[12]这两个表示“天”之意义的词语了，可是操突厥语民族在改信伊斯兰教之后，突厥语又借用了波斯语借词asman“天”。[13]据前人研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吐火罗人就开始与中原汉人接触了。据季羡林研究，吐火罗人很早就开始借用中原汉语的词语了，开始主要表现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比如：龟兹语cane借自汉语的“钱”；龟兹语tau，借自汉语的“斗”。[1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常用词汇也来自古汉语。比如：焉耆语的ko，龟兹语的koy“口”，与古汉语的“ko对应。焉耆语的ype、龟兹语的yapoy借自古汉语的“邑”。焉耆语的tsem，借自古汉语的“青”。龟兹语的sakse，借自古汉语的“烧酒”。[15]古汉语也从吐火罗语里也借用一些语词，最典型的是“蜜”(mi)上古汉语“miet，借自龟兹语mit(蜂蜜)。该词从公元前10世纪后半期起，在汉语中出现。[16]此外，汉语中的一些佛教词语，季羡林认为借自吐火罗语，如“沙门”借自焉耆语camam，“须弥”借自焉耆一龟兹语的Sumer，“弥勒”借自焉耆语Metrak、龟兹语的Maitrak。[17]据现代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和我国学者林梅村研究认为：“祁连”和“昆仑”是同一名称的不同汉译，为吐火罗语（月氏语）的“圣天”之意。[18]《汉书·匈奴传》明确记载：“匈奴谓天为“撑犁””。所谓“撑犁”即表示“天”为tngrim(腾格里)。[19]显然，匈奴人称敦煌南山为“祁连山”并非本族语，而是根据当地居民对该山的称谓。敦煌是月氏人的故乡，那么，这个词应在月氏语，也即吐火罗语中寻找其源。汉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将“祁连山”的古音拟作*giir-lien。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H.Mair)则另辟蹊径，他在其他印欧语词中寻找音近的词，结果发现拉丁语的Caelum(天空，天堂)和汉语“祁连”音相近意相同，所以，他相信“祁连”应译自和拉丁语Caelum同源的某个吐火罗语词。[20]林梅村认为，“祁连”一词似应译自吐火罗语阳性形容词体格单数klom和klyomo的早期形式*kilyom(o)，意为“圣天”。吐火罗语klyom和klyomo都是8-9世纪的形式，其早期形式应拟作*kilyom(o)，因为早期吐火罗语的/i/在晚期吐火罗语中往往失落。[21]我们认为此说论证牵强。林梅村认为“祁连”仅是该吐火罗语词的汉代译名，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有证据表明，商周以来月氏一直是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游牧部落之一并和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频繁往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很可能就是月氏人从新疆昆仑山贩至中原的。所以，《管子》屡次介绍说玉产自月氏附近的山，如《国畜篇》曰：“玉起于禺氏”，《地数篇》曰：“夫玉起于牛氏之边山”。《轻重乙篇》曰：“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正如王国维指出的，所谓“禺氏”和“牛氏”即月氏。[22]一些学者认为，昆仑山、祁连山之名称源于吐火罗语Klyom/Klyomo的发音。[23]（其发音形式，参见：刘宁.从人类学材料探讨乌孙与哈萨克族的关系[J].文化学刊，2008，（4））新疆天山东麓，先秦称“昆仑山”，汉代称“祁连山”，唐代称“析罗漫山”，皆为吐火罗语“圣天”或“天山”一词的各种音译。[24]匈奴语的“撑犁”等词，则是借自汉语的“天”，“祁连山”就是汉语的“天山”之意。很可能在公元前一千纪左右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西域各民族都用自己的语言称呼这一地理实体，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都已经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汉族人已经在天山南北有大量移民了，汉代文献既称今天山为“祁连山”又称为“祁连天山”和“天山”，说明各民族有不同的叫法。从汉语借词“天”借入月氏语（吐火罗语）等民族语，说明汉语“天山”一名是西域地名的语言底层，同时从这一古名可以窥见古代汉藏语系的民族与印欧语系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画面。三、古今汉语演变规律（一）端、透、定母四等字与见、溪、群母有十分规则的对应关系。王雪樵认为，在西北方言中，一些地区端、透、定母四等字与见、溪、群母有十分规则的对应关系，d读如j，t读如q，形成了如下有规律的音变现象。即：低、狄、抵、帝、第读如ji；提、梯、踢、啼、惕读如qi；跌、敌、爹读如jie；刁、貂、雕、钓、吊读如jiao；掉、挑、条、跳读如qiao；颠、点、电、淀读如jian；添、填、垫、舔读如qian；丁、顶、订、定读如jing；听、厅、汀、亭、挺读如qing；依照这个规律，“天”字在西北方言中是读作qian。[25]（二）“分音词”或“反语骈词”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常有一个字缓读变为两个分或两个字急读变成一个字的现象。前者称为“缓读词”或“分音词”，后者称为“急读词”或“合音词”；古人统称为“切脚语”，今人又统称“反语骈词”。如《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是说“不律”即是“笔”字的分音。这种反语骈词的特点是：单双音词对照，单音词与双音词第一音节为双声，与第二音节为叠韵；双音词的两个音节反切即为单音词。依照这个规律变化的词很多。宋代文学家洪迈在《容斋三笔》一书就举过不少例子。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烂”；“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宁”；“角”为“疙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镗”为“突郎”；“诸”为“之乎”等等。这些词的产生，笔者认为，可能源于上古复辅音词。这种反语骈词，由于第二个音节声母多数为边音[1]，故有的学者称之为“嵌1词”。例如：孔kong=窟窿kulong圈quan=曲连qulian杆gan=圪栏gelan浑huen=囫囵huluen哄hong=糊弄如前所述，西北方言“天”既读作qian，如果再依照上述音变规律：缓读嵌1，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祁连”qilian两个音节。因此，“祁连”两字本身并无意义，它们只是对“天”qian字缓读分解而形成的qilian两个音的记载，也当属于“分音词”或“嵌1词”一类。[26]又据苏日巴达拉哈考证，历史上曾经活动于北方草原一带的部族，无论是汉代的丁零、狄历，还是魏晋时代的突厥，其族称的原名都是“颠连”，而“颠连”即为“天”。可知古代少数民族也有读“天”为“颠连”的，而“颠连”dianlian则明显是汉语“天”字读tian音缓读造成的分音词。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祁连”是“天”字的分音词。[27]汉语单音节词“天”变读为双音节词“祁连”与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也有关系。我们知道，晋、陕、甘各省古代为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这些少数民族在照搬汉语词汇时，往往要依照本民族语言习惯(拼音、多音节构词)，将汉语单音节词通过反切缓读和增加某些辅音，使之变为多音节词。至此，可知颜师古“匈奴呼天为祁连”这句话，乃是说：匈奴人读汉语“天”字读为“祁连”，故称“天山”为“祁连山”。[28]四、结束语由此可知，汉语的“天山”一名，被月氏、匈奴、突厥、蒙古人读作“祁连山”或“祁连天山”等，并非是源自这些民族语的地名，也非从汉语意译成民族语地名，而是将“天”音译成“祁连”“撑犁”“腾格里”“登凝梨”等。“祁连”等译名就是汉字“天”在各民族语中的汉语音译借词。也说明“天山”“昆仑”等先秦西域地名，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在西域命名的地名。也说明汉民族是早期生活在西域的民族的主要民族或原住民之一。参考文献[1]牛汝极.天山：亚洲文明交汇的中心[J].西域研究，2016（1）：1-7.[2]〔俄〕H.M.休金娜.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M].姬增禄，阎菊玲,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21.[3]牛汝极.天山：亚洲文明交汇的中心[J].西域研究，2016（1）：1-7.[4]齐昀.黄帝与昆仑同源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46-47.[5]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J].西域研究，1997，（3）：62-63.[6]陈世良.天山之“天”与祆教之“袄”[J].敦煌研究，1990,(4)：47-48.[7]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71.[8]徐文堪.外来语古今谈[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2-13.[9]PaulPellot.Tngrim>trim[J].ToungPao,1944，37：85-165.[10]E.G.Pwlleyblank.TheConsonantalSystemofoldChinese,AsiaMajor9,1962.汉译本：[加拿大]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M].潘悟云，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163-166.[11]H.Pedersen.HittiteandTocharian,Language[J].1933,(9)：13-34;A.Meillet.LeTokharienIrxlo-germatschesJahrbuthi，1914：1-19;D.Q.Atlams，ThePositionofTocharianamongtheotherIndo-EuropeanLanguages[J].JAOS,1984,(104)：395-402.[12]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243.[13]王新青，郭美玲.腾格里（Tngri）考[J].西域研究，2009，（2）：120-123.[14]季羡林.吐火罗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3）：25-26.[15]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C]//季羡林全集：第12卷.1998：192.[16]加姆克列利则TV,伊凡诺夫VV.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J].杨继东,译.徐文堪,校.西北民族研究，1998(1)：51-70.[17]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C]//季羡林全集：第12卷.1998：191.[18]林梅村.祁连与昆仑[J].敦煌研究，1994（4）：114-116.[19]P.Pelliot.“Tangrimtarim.”[J].TP，1944：165—155..[20]V.H.Mair.inPlace一name“Dun-huang[C]//李铮,等.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第2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21]林梅村.祁连与昆仑[J].敦煌研究，1994（4）：114-116.[22]王国维.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C]//观堂集林附别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1156-1157.[23]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56－63.[24]林梅村.祁连与昆仑[J].敦煌研究，1994（4）：114-116；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64-69.[25]牛汝辰.昆仑地名与昆仑文化——西域最早的汉语地名考释[J].测绘科学,2016,41(1):65-75.[26]王雪樵.古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考[J].晋阳学刊，1994(4)：107-108.[27]苏日巴达拉哈.蒙古族族源新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28]王雪樵.古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考[J].晋阳学刊，1994(4)：107-108.原文刊发在《中国地名》2016年第9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一、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学术论文的认知与投稿期刊的目标选择论文的分类包括报刊的理论版与期刊论文，每个学校对报刊理论版的分级是不一样的，有四个是比较重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教育报》。注意字数要求一般在成果认定时最低要求2500或3000字。期刊论文通常分为普通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与顶级期刊。另一种分类方式：国家期刊与省级期刊。国内目前比较流行的中文社科期刊的三大评价体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即南大核心：每隔两年或三年更新一次，最新版本是2019-2020版，共收录568家期刊，其中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期刊较多。要注意南大核心的正版来源期刊与扩展版来源，如由上海社科联主办的《学术月刊》是南大核心的来源期刊；而与其名称相似的，由湖北社科联主办的《理论月刊》，是南大核心的扩展版。南核的扩展板在评职称或毕业资格审查时是不算在南大核心范围内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即北大核心。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出来的，基本上是每四年更新一次，最新的一个版本是2017年版，这一版的北大核心共收录732家社科期刊和1249家自然社会期刊，一般认为南大核心的级别比北大核心要高，要更难发表一些，但也有例外，有的期刊不是北大核心，但是南大核心，如《西北民族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即社科院核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做出来的，最新版本在2018年11月出版，共收录1291家期刊，对期刊的层级划分包括：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和扩展版。有的期刊是北大核心与南大核心的正刊，但是在社科院核心里，只是一个普通期刊，如《思想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建议一：以南大核心为主，因为其认可度是最高的，使用范围是最广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优质论文也是以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为投稿目标指向的。当然，在学术圈里也有一些口碑不错的期刊，但是既不是南核也不是北核，也不是社科院核心，只是一个普刊，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但文章质量很高，通常是通过约稿的形式。建议二：对自己研究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要非常熟悉，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翻出来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的目录看一看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专业核心期刊有哪些，并作为投稿的备选项。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论文创作过程中的煎熬与突围选题方法一：在课堂学习或课堂授课中选：通过课堂上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讨论加深对专题的认知，结合学习或思考为论文选题。好处：这样的选题通常是本学科比较重要的、经典的研究议题，并能够更加熟悉的把握这一选题。方法二：在课题完成中去选：通过参与课题，给论文选题。好处：借知名专家之力，挂好课题的课题号（国社科重大、重点或教育部重大等项目）容易发表；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选题一定是有研究价值的；可以积累申报课题道德经验、完成课题的经验，为以后作准备。方法三：在热点时事中选。好处：能够保证这一选题的用刊单位比较多；坏处：容易泛化，不容易出新意；要求我找到独到的切入口，切入口选对了会是一片不错的且容易发表的学术论文。比如今年恰逢建国70周年，期刊社一般会组织一批与建国70周年相关的专题论文。方法四：在实地调研中选，在田野调查中选时也要适应本学科的情况。好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免纯理论论文的抽象性和纯调研报告论文的缺乏学理性。选取文献时要注意的细节适应性：不同的期刊对文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研究世界性议题的《世界民族》《世界哲学》《国际政治研究》《环球法律评论》等期刊在选取文献时一定要使用大量的外文文献。权威性：论文写作时一定要选取经典权威的文献。如何查权威文献：把选题放在知网上进行主题检索，在检索结果中呈现出来的下载率和引用率都比较高的论文就是要下载的论文，选出来30-40篇进行阅读，留意他们共同使用的文献，那些通常就是本议题的权威文献，这些下载率与引用率比较高的这些论文也可以作为参考文献。下载率与引用率的数量没有一个固定的数量，比如民族学类的论文下载量在10000以上，引用量在100以上就是要下载阅读的论文。新颖性：经典文献一般年代比较久远，一篇论文要配合使用经典文献与最新研究成果才能让文献看上去更美观、更多元化、更紧跟学术研究动态。选取论文创作当年或前一年级别较高的期刊论文或者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为主。交叉性：目前社科类研究呈现出交叉发展的趋势，高校的学院设置也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发展，所以在研究时要将研究视野打开，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文献阅读与使用，也要关注该议题的其他学科的文献资料的选取。写作生物钟：利用自己效率最高的时间段去写作，按照自己的作息习惯去写作。模仿与超越：模仿是必要的，模仿学科中与自己文风、写作风格相似的知名专家学者，即大牛，模仿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超越上一个阶段的自己，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写作风格。及时记录写作灵感：当真正开始论文创作之后，灵感确实是存在的，灵感一般在大脑和身体状态最放松的时候迸发出来，当灵感出现之后，一定要及时记录不期而至的灵感。比如在睡觉时床头放笔和笔记本，在散步时用手机记录突然迸发的灵感，在与人聊天交流的时候突然解开的困惑等等。一气呵成：最忌讳拖沓，半途而废，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严谨的，最好集中一个时间段来集中撰写学术论文，这样创作出来的论文通常也是比较满意的论文。雕琢如何雕琢：论文就像艺术品一样，需要精雕细琢。可以在语句、遣词造句、语法使用、文章结构以及文章格式等方面进行雕琢，包括中英文的使用以及文献的使用上，争取在规范的基础上做的美观，一般初稿完成后要修改5-7遍不等，争取稿子到了编辑手中不用再帮你修改文句、格式等基本问题。雕琢到什么程度：论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发表，雕琢到自己都禁不住想多读几遍的程度；在投稿之前，论文一定首先过得去自己这关，然后在投到编辑手中。雕琢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有没有硬伤，如时间、年份有没有写错，人物、事件有没有张冠李戴等；政治正确：公开发表的论文一定要注意政治正确性，不要给自己也不要给编辑和期刊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三、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论文初稿呈现之后要做些什瞻前顾后，不忘初衷初稿完成后，要再次审查论文提出的问题与结论是否呼应，首尾是否呼应；自己写的这篇论文，是否解决了自己预先要解决的问题。论文写作就像放风筝一样，发散太多就容易偏离主题，在写作时要注意松紧有度，紧扣主题。与人交流，博采众长每个人的知识积累情况和观察问题的视角都是不同的，与他人交流，能够拓展自己观察这个问题的理论视野。多重扫描，锁定目标在投稿时要坚持的原则：要投级别较高的期刊，能投C刊不投核心，能投核心不投普刊；要投自己最有把握中的期刊，论文质量与期刊级别相匹配；不要怕被拒稿，拒稿是正常的。四、发表论文几个讨巧的方法认识学科领域的专家——“借大牛之力，成论文之美”借助大牛的推荐，论文在投递、发表时更容易中。认识学科领域的编辑——“朝中有人好做官”认识途径：开会、导师介绍、朋友介绍；可以直接把论文递到编辑手中，这样就直接过了初筛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打听周围老师、同事、同学有没有为期刊主持专栏——“提前预定，事半功倍”总结：无论是哪一个途径都一定要保证论文的质量；论文的质量尽量略高于其他论文的质量，保证后续编辑能继续乐意用稿。

我叫康阿达，我屁股好疼。自从上次跟一个叫契苾庆郎的家伙打了一架，闹到公堂上以后，长安县令判我杖六十，对方徒一年。对方虽然要做一年苦力，可是我也结结实实挨了六十板子。害得我足足在家躺，哦不对，是趴了一个月，屁股才算是差不多养好了。（这事详细经过请看《外国人要打官司，唐代县官如何断案？唐代涉外案件若干知识点解析》）一个多月没出门，最馋的还是西市老康家的三勒浆，所以我稍微觉得自己差不多能出门了，就直奔这来了。进店要了一壶三勒浆，正喝着，突然从店门口进来一位大胡子的胡人，我一看这不嘛，上回我跟那个叫什么契苾庆郎打官司，他还给我们上堂做过译语人的。我赶紧叫他：“老石，来来这边坐。”老石一看见是我，马上乐了：“是你小子啊，怎么着，伤好了？恢复挺快啊，身体不错嘛。”说着就来到我桌前，坐下。我叫老康赶紧拿一个酒碗来，为老石倒了一碗三勒浆递过去。老石接过去，一饮而尽。老石姓石，西域石国人，以前是西市的牙郎。所谓牙郎，就是后来说的中介，在长安城里，买卖房子，买卖马匹都需要有牙郎的介绍。老石因为要在各国商户之间沟通交易，所以懂得西域各国的语言，可能也是因为他有这个能耐，县令老爷才会选他做译语人（也就是后来的翻译）吧。我笑着拍拍老石肩膀：“老石，行啊你，好好的牙郎不做了，改行做起译语人了？这可算是衙门的人了。有这好事也没想想兄弟我？虽然说你是石国的我是康国的，不过咱俩好歹也都算是昭武九姓的人吧，在这都是化外人，互相可得常关照啊。”01知识点一：昭武九姓？——粟特人，大唐人民的“老朋友”什么叫“昭武九姓”呢？其实是指的一个共同的民族——粟特人。粟特人人种上属于伊朗语系统的中亚古民族，他们的语言属于伊朗语族。至于为什么叫做“昭武”，《旧唐书》中记载：“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也。先据张掖郡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实为匈奴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这意思就是人家原来居住地叫昭武城，后来被匈奴给灭了，所以就以昭武为姓。那“九姓”是哪九个姓呢？根据《新唐书》中的记载：“枝庶分王曰康、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我姓康，老石姓石，我俩都属于这九姓中的成员。其实九个姓是代表粟特人的九个国家，我们一般都是以自己国家为姓的。昭武九姓诸国主要生存的地带，是在后来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属于中国、印度、波斯、拜占庭四大文明的交汇区域，所以昭武九姓诸国自然就成为了文明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而在各国之间往来贸易，也就成为了昭武九姓人首选的职业。据《旧唐书》中记载昭武九姓国人“习俗胡书，善商贾，争分株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离本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男子二十岁以上就会让他离开本国去做生意。所以，粟特人与农耕民族的汉人不同，是名副其实的商业民族。所以，大量的粟特人在长安经商，可是算是“大唐人民的老朋友”了。老石看了我一眼，笑笑说：“其实我也是有个亲戚在中书省做译语人，所以看我做过牙郎，好几国语言都能说，这不是就让我干这个了嘛。平时给长安县帮帮忙。”我一听：“啥？中书省？那么高的衙门也有译语人？”老石仿佛在鄙视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撇着嘴说：“那可不，你想想大唐皇帝是天可汗，大唐所下的圣旨律令总得让周边各国都得看懂吧，这不就得翻译？不过，我亲戚那个活我还真来不了，他那个主要是笔译，不光得懂语言，还得有文化，得把那些公文都得翻译成文词，发送给各国使节。”我一听中书省译语人得做笔译，本来还有点跃跃欲试的意思，现在也打了退堂鼓了。我这唐话倒是能说，可是汉字我是不会写啊，这活肯定就得放弃了。那既然中书省译语人得写字，那有没有不用写字也能干的活？我问了老石这个问题，老石琢磨半天，一拍脑门：“有，还真有。有一个地方也有译语人，不用写字的——鸿胪寺！”02知识点二：中书省和鸿胪寺——长安唯二两个招译语人的部门在唐代，外交管理的职责是分别由两个部门，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式来负责管理的。也正因为这两个部门共同管理外交职责，所以在这两个部门中各自都有人在工作。这两个部门，一个是中书省，另一个就是鸿胪寺。中书省的任务主要是起草诏令，代表中央王朝发给四方外邦的文书政令也归中书省来写。此外，四方各国的朝贡和国书，也会交到中书省这里。所以，中书省既需要把中央政令翻译成四方外国文字，又需要把四方各国进贡的国书翻译成汉字。因此，中书省专门设置了一些熟悉各国语言文字的译语人也是很有必要的。中书省印此外，鸿胪寺也需要译语人的工作。鸿胪寺是官方负责直接管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使团、留学生，引导宾客等等。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要有译语人在左右进行翻译工作，确保双方意见交换顺畅。《唐六典》中记载：“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其中中书省翻书译语十人，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从上面可以看出，中书省的译语人主要负责的是笔译工作，翻译文书诏令等，而鸿胪寺的译语人主要负责的是口译的工作，类似后来的同声传译。老石给我详细说了一下中书省和鸿胪寺招译语人的不同要求，我听了有点泄气：混到国家部门不也就还是个传话的吗？有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啊？老石又略带蔑视的看我一眼：“建功立业？别小瞧我们这译语人，这行干好了那绝对是光耀门楣。文能出使异域，武能随军征伐！怎么样，这算不算建功立业啊？”03知识点三：“文能出使异域，武能随军征伐”——译语人也能建功立业由于译语人对于各国语言的了解，在语言存在障碍的人群之间交流方面有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在唐朝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外交以及战争中，都有着译语人的身影。比如说出使异域，这就非常典型。贞观年间的一位叫做揖怛然纥的，就曾经受太宗皇帝派遣出使西域。《册府元龟》中这样记载：“太宗遣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使西域。”这就算从译语人晋升为外交人员了。再比如，有的表现好的译语人，也会被赐予官职。有一位叫史诃耽的，听这个名字就是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他的墓志铭就记载了他一生工作不断被认可从而加官进爵的经历。史诃耽在贞观初年担任中书省翻书译语直官，一直到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被封为虢州刺史，这可就是从三品的大官了。至此他一生在中书省任职超过40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译语人了。还有，在唐代与周边民族、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中，也有译语人的作用。比如《酉阳杂俎》记载：“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西戎惮之，一军始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意思就是有个将军叫宋青春很厉害，吐蕃人不敢与之对阵，后来有一次将军让译语人问一位俘虏为什么不敢与宋青春对抗，吐蕃俘虏说感觉这位将军有神灵助力。可见，在军队中，也有着译语人存在，要不然这个问话根本没法实现。老石给我一顿介绍，让我也是有点动心，看来这行还真有干头。老石得意的喝下一碗三勒浆：“怎么样，小子，是不是有点动心了？这行其实还行，干好了也挺有前途的。”我们继续喝酒闲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于是我神秘的凑近老石的耳朵：“唉，老石，你说你翻译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操作空间的？比如上次我跟那个契苾庆郎打官司，你要是翻译的时候向着我说话点，那我是不是打官司就能赢，不就不用挨板子了嘛？”老石一听，本来朦胧的醉眼突然射出两道凌厉的目光，上下审视着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个人一样，口中缓缓的说：“小子，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你不知道译人诈伪是什么罪吗？”04知识点四：好好翻译，别耍猫腻——“译人诈伪”的论罪在《外国人要打官司，唐代县官如何断案？唐代涉外案件若干知识点解析》一文中我们提到，译语人有时也会参与到化外人的案件中来，为冲突双方提供翻译的服务。为了防止译语人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专业问题或者存在明显偏袒的情况，大唐对译语人也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比如在《唐律疏议》中就有这么一条：“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与同罪。”就是说译语人如果存在欺诈或者帮助做伪证，影响衙门公正判断的情况，与罪犯处同等罪过。在这一条后面，《唐律疏议》还加了详细的注释，针对“译人诈伪”的不同情况，来判定译人的不同罪责。比如有位外国人应该被判徒一年，译语人给翻译成判徒两年（就是做两年苦力），那译语人自己也要徒两年。再比如，如果外国人应该被判流放，而译语人翻译成徒两年，为他减罪，那译语人也要徒两年。所以说，好好翻译，别耍猫腻，“译人诈伪”的罪责还是挺重的。老石的严厉批评确实让我也受到了警醒，看来是我把译语人这个职业想的太简单了。看来哪一行干起来都不轻松，哪一行都必须要认真对待。老石一下把我给骂醒了。抬头看看，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日暮了，我和老石边喝边聊，稀里糊涂半天就过去了。店主人老康这时满面堆笑的走过来：“老石，阿达，时候不早了，顺天门可是马上要敲宵禁鼓了。小店也得关门了。要不你们看……”这时忽然传来一阵由远及的隆隆之声。坏了，击鼓了！顺天门击鼓四百下，闭宫门，再敲六百下，坊门可就关了。要是在鼓声完毕之前赶不回坊中，那可就犯了宵禁了，被抓住可是要笞二十的！我这屁股刚好没两天，可别再挨打了。暮鼓既然已经敲响，我和老石的酒也就只好喝到这里了。我从腰间摸了一把铜钱，放在桌上，算作酒钱。匆匆与老石别过，踏上回我自己所住的路。“长安真是好地方，干哪一行都能干出名堂。老石这个译语人，干的也是有滋有味。”我心里刚发出一声感慨，就又听到隆隆的鼓声从远方传来。得了，别感慨了，再不赶紧跑，怕是屁股又要开花了！参考文献1、《从墓志铭看昭武九姓的入仕于唐》 张珂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昭武九姓族源考》 陈海涛 西北民族研究 2000年第2期3、《浅析唐代翻译在人治与法制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 陈珍荣 法制博览 2015.104、《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赵贞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5年11月5、《唐代长安译语人》 韩香 史学月刊 2003年第1期6、《唐代鸿胪寺译语人浅议》 庄颖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增刊7、《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译语人》 朱丽娜 民族史研究 第十二辑感谢您关注“懒龙说”，如果您喜欢看我的文章，可以在评论下方与我留言交流，或者可以转发朋友圈，甚至可以点击文章下面的“赞赏”，为作者提供一点点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