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卖部市场调研报告

便利店注定不是一个赚快钱的行业，精细化运营才是长远发展安身立命之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7-11、罗森、全家等便利店巨头正式进入日本市场，随着日本人均GDP和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攀升，日本便利店行业经历了稳步持续的增长。1992年，首家开在中国内地的7-11便利店落地深圳，揭开了外资便利店进入中国的序幕。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截止至2017年底，中国内地的便利店已经超过10万家。从今年1月开始，日系三大便利店7-11、全家、罗森的门店数量均达到了2000家以上。便利店行业融资事件超过70起，至少100亿元资金涌入。与此同时，行业内加速洗牌，曾有着“最像7-11的本土便利店”之称的全时，在长达数月的“闭店”传闻之后，最终陷入了卖身的境地。新零售产业在全国的加速布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科技与零售业不断结合，中国式便利店的黄金期还有多远?中国便利店行业增速明显、盈利性提升潜力巨大便利店的发展在中国是突飞猛进的，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便利店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至2017年全国便利店门店数量达到10.6万家，同比增长12.77%，在一年的时间内增加了1.2万家。2017年中国品牌便利店行业增速同比达23%，市场规模超1900亿元。预计2018年中国便利店市场规模将达2200多亿元。目前中国的便利店品牌约有260个，在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便利店品牌数量都超过了10个。2013-2017年中国便利店门店数量统计情况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5-2018年中国便利店市场销售额统计情况及预测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参考国外发展情况可知，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是便利店业态的导入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时，是便利店的成长期，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000美元时，便利店就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人均已近一万美元，而通过观察市场也可看出，我国便利店行业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西安每一天、见福、today等便利店品牌纷纷获得资本的青睐。店铺模型尚未成熟，中式特色仍在探索连锁便利店出现前，我们对便利店的认知就是在社区附近的小卖部，一般由个人或家庭经营的街头小店。在这种店铺里，售卖的产品多样，毫无摆放规则，无论是日用品还是零食都可以在这里购买，有一些店铺还会提供一些个性化服务，如公共电话等。随着中国人均GDP的逐步上升，同时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种形态的传统小店纷纷改名为便民店、方便店、便利店，却仍不具有现在便利店所具有的基本功能。随着外资便利店的进入，店面布局逐渐规范，还逐渐增加了鲜食和自有品牌的比例，而且经营模式也逐渐规范。但是当下的便利店经营模式仍以仿照日系便利店为主，很少出现真正具有中式特色的便利店。另外，每家店铺的布局模型迥异，尚未存在较为成熟的中式便利店模型。所以，就目前而言中国的便利店仍存在很多探索的空间。坪效提升空间较大，人口覆盖密度不足单从数据上来看，中国便利店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便利店的发展仍是比不过日本，甚至是中国台湾呢?原因在于便利店的参数中，数量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在于店铺密度，比如说5000家便利店开在一个省市里，那么它的密度远大于5000家开在四五个省市里。为什么店铺的密度如此重要呢?因为高密度能够更好的提升连锁品牌的知名度，降低辐射范围从未达到更高效的便利。对比便利店业态发展较成熟的日本，平均每一家便利店覆盖1500人;中国台湾，每一家便利店覆盖2000人，而中国大陆的26个重点城市平均每一家便利店覆盖了1.2万人。密度是便利店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当前中国式便利店只能做到区域性密集，而大范围内的覆盖还远未达到。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便利店注定不是一个赚快钱的行业，精细化运营才是长远发展安身立命之本。纵使当前中国式便利店已在门店形象、陈列布局方面有了慢慢的提升，商业种类仍参差不齐，鲜食以及自有品牌占比普遍少于10%。在供应链端，不同品牌拥有不同的代理商，造成一地一供应链。在产品研发端，能力尚不足，缺乏自有品牌。店面分布不均，区域化明显便利店在中国的发展是十分不均匀的，南方地区的便利店数量普遍多于北方地区。且区域化明显，千店梯队如广东天福、成都红旗、浙江十足、河北365等。从城市布局来看，香港平均每1.14平方公里就有一家7-11;深圳的大部分大型住宅区的500米以内，基本都有配备一家便利店，其中有7成是24小时营业;上海，以56.74%的便利店城市覆盖率仅次于深圳，排名第二，而北京，每7158人才拥有一家便利店。由此可看出，城市分布不均，区域化明显，发展潜力仍很巨大。中国便利店行业发展趋势分析——空间能力的不断提升如今的便利店普遍都是以销售产品为主，所以整体的空间布局都是传统货架。而当便利店的空间不仅仅拘泥于销售空间时，可为便利店带来潜在的升值空间。举例来说，临近写字楼的便利店会设置鲜食就餐区，结合当地饮食习惯开发热食产品，现做现卖。而在非就餐期间，这些空间相当于被闲置了。如果将这些空间利用起来，反而能够增加顾客关顾的频次与停留时间。这就类似于星巴克打造的“第三空间”的概念，利用现有空间去发展无限的业务。顾客来到便利店不再仅限于买东西，还可以在这里进行商业交流、茶歇、聚会等等，甚至可以开展美甲空间。毕竟便利店的进入壁垒低，想要增强竞争力提高坪效就要另辟蹊径，而打造多样化的空间不失为一种方式。2.快餐鲜食及自有产品的提高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84%的便利店毛利低于30%，而日本7-11的毛利已超过30%，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自有品牌单品占据了70%，而中国80%便利店的自有品牌单品小于10%。由此可以看出自有品牌产品能够给便利店带来更高的利润，特别是生鲜类产品，其整体毛利在40%左右，高于便利店10%的管理费收益。当然，发展自有品牌产品，特别是生鲜类还需要考虑其储存方式等因素。随着消费主力的年轻化，发展好自有品牌产品不仅仅推动了店铺的利润率，还能提高便利店品牌的认知度。于此同时，自有品牌作为独立的个体，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配送到不同地区，更快的实现跨地域性发展，带动整体利润的提高。3.借助科技助力零售发展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猛，因此，科技与便利店的结合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当技术渗透到一定水平，移动支付比例的不断提升，会员体系的不断完善，线上线下更好的结合。于传统便利店而言，精细化运营、管理、基础设施仍是通过技术实现日常经营参数化的基础。技术驱动为商业不断加码提高效率，而运营的核心仍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提供更精准高效的服务。技术驱动下的便利店行业未来犹可预期。而从售卖商品到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场景化线下服务，回归到交易的本质，一切围绕着深刻感知用户的需求与提供切实的便利。

前言近年来，快消渠道经历了诸如“新零售”、“无人货架”、“智慧零售”、“社区团购”等多轮洗礼。虽然其中有浪花也有泡沫，但不可否认，改变正在发生。这种改变并非是单一因素影响，而是数字化、消费升级、渠道精耕等多种趋势的混合作用。“新冠”疫情的出现对渠道有何影响？本次报告围绕全国数量最为庞大、最分散同时也是占据渠道份额最多的零售小店展开，深入研究这一群体在疫情前后变化，致力于以最专业的视角，为快消品牌企业提供关于疫情后发展策略的有益思考，打开“渠道黑箱”。本次报告由货圈全微数实验室和答案-快消智库联合发布。*本篇报告中的“零售小店”主要是指小卖部、超市、杂货铺等快消品零售业态调研方法及调研对象说明本次调研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电话访谈和线下实地寻访的方式收集到252份来自零售小店老板的有效数据反馈。问卷调查范围涵盖我国20个省市。本次调研的零售小店店主中，男性店主占到总数的64.3%，高于女性。年龄构成上，80后和90后店主占主体，分别占到总数的36.9%和42.9%。参与调研的零售小店来自不同等级城市和不同区域，样本具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其中居民区内的零售小店占比最多，达到66.2%。疫情后零售小店恢复情况2020年初的一场疫情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作为居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尽管零售小店在日常消费供应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依然难以在疫情中独善其身，甚至不少零售小店关闭。根据货圈全微数实验室在第一季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有67.6%的零售小店反映自身经营受到受疫情影响巨大。1.恢复正常营业的零售小店比例达到93.3%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居民外出生活逐渐回归正常，零售小店也逐渐恢复正常。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93.3%零售小店已经恢复正常营业。不同地区的零售小店恢复情况有所差异。其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零售小店恢复正常比例要高于非一线城市。从南北方对比来看，南方城市零售小店恢复正常经营的比例也要高于北方城市。同样，零售小店所在消费区域也对其是否能恢复营业有影响。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学校和办公商务区内零售小店受到疫情影响较大，恢复正常比例仅为76.5%和83.3%。学校周边零售小店恢复正常比例较低可能是学生停课停学造成。办公商务区周边零售小店恢复正常比例较低可能是房租高、压力大，最终难以挺过疫情持续影响。调研结果反馈拥有多元进货渠道的零售小店在面对疫情时恢复能力更强。本次调研样本中，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共同进货的零售小店有96.8%恢复正常营业，明显高于整体平均值。同样，售卖生鲜和熟食的零售小店也展现较强疫情后恢复能力，快速走出疫情阴霾。2.疫情阴霾仍在，49.4%零售小店经营不如去年同期虽然零售小店已经恢复正常营业，但是客情尚未真正恢复。根据调查，约一半（49.4%）的零售小店反馈现阶段营业状况不如去年同期。再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非一线城市的零售小店营业状况较一线城市略显艰难，51.2%的零售小店反馈当前经营状况较去年同期相比更差，而一线城市这一比例为48.1%。3.过半零售小店对未来并不乐观同样，未来局势仍不明朗，零售小店对下半年的预期情况也不乐观。超过一半零售小店认为下半年营业状况依然不如去年。其中，17.7%零售小店认为下半年情况“不太好”，生意仍陷困境；38.0%零售小店认为尽管情况会较上半年有好转，但仍然不及去年。值得一提的是，办公商务区的零售小店对下半年的经营预期明显高于整体，认为经营状况会超过去年的比例达到40%。4.复工困难重重，零售小店穷则思变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零售小店面临“没有客人上门”、“商品过期”等重重困难。为了缓解这些影响，零售小店也开展了自救措施。第一种自救方式是开展新的衍生业务。通过“代收快递”、“当团购团长”等业务提高自己的抗疫能力。调查显示，由于门槛低、操作简便，64.7%的零售小店在拓展服务时选择帮助周边邻里代收快递。第二种自救方式是店主尝试新的卖货方式，提升整体营业额。“微信群卖货”由于成本较低、操作简便，成为零售小店最常用的新兴卖货方式。72.2%的店主尝试过此类动作。疫情中直播的火热，也带动了店主的热情，25.0%的店主参与过这类活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开展新卖货方式的零售小店生意情况确实较未开展新卖货方式的小店更好。这或许就体现了小店老板们用智慧和勤劳支撑着小店度过这个艰难的“寒冬”。渠道连锁反应零售小店作为最靠近消费者的节点，对于消费市场的变化拥有足够高的敏感度，同时这一节点的变化也造成整个渠道链条的振动，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阵阵涟漪。1.渠道变化：60.7%的零售小店进货渠道超过4家调查结果显示，零售小店的进货渠道并不单一，他们中有60.7%的进货渠道数量超过或等于4家。其中32.1%的零售小店有6个及以上的进货渠道。除了阿里零售通、京东掌柜宝此类B2B电商外，经常有大促的淘宝、京东等toC电商也成为小店的进货选择之一。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迭代升级以及B2B电商“下血本”式的用户教育，渠道在线化正在发生。零售小店店主对线上进货的态度，从最开始的习惯于线下批发商进货、抗拒互联网进货。到如今，已经有88.1%的零售小店使用过线上渠道进货。而店主选择线上进货的原因，主要是“价格便宜”、“品类丰富”、“订货简单”等。2.商品变化：不同品类商品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曲线根据零售小店店主反馈，“口罩”、“方便面”、“消毒液”等几大品类是疫情后，零售小店销售量显著提升最多的品类。3.进货行为变化：零售小店进货更加谨慎根据调研，48.8%的小店在疫情后单次进货量减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销售量变少”，出于减少积压存货的考虑，多数小店进货较疫情前更加慎重。其次的原因还有“手上资金变少”、“渠道送货速度更快”等。4.小店诉求疫情后的恢复依旧困难重重，零售小店面临着商品滞销、客流稀少、资金周转难等问题，因此绝大多数小店都希望可以及时获得品牌商的帮助。结语小店沿街为市，遍布大街小巷，是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烟火气”，同时也是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对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扩大消费都有着重要影响。7月份，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提出至2025年，形成人气旺、“烟火气”浓的小店聚集区1000个，达到“百城千亿店”的目的。这也体现出政府对“小店”这一经济业态的重视。相较其他形式，零售小店成本低，客源稳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夫妻零售小店不需要改变。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夫妻零售小店未来将走向哪里，我们将持续关注。数据分析：四招& Ivy数据收集：阳哥视觉设计：琳子

一、便利店之便利1.距离的便利性全家便利店在一二线城市布点较多，三线城市布点较少或暂未入驻，一线城市（如图示上海区域）全家便利店分布密集，基本涵盖全市重点区域，二线城市（如图示苏州区域）分布密集度较弱，一线城市便利店分布更为密集，500米范围步行可达度高。距离的便利性：便利店的商圈辐射半径一般不会超过500米，顾客徒步5—7分钟即可到达。全家FAMILY便利店上海、苏州城市布点情况城市市中心的区域总是最热门的选址地点，常常走没几步路就能看到一家便利店。同区域多开几家店，也更利于降低鲜食工厂的配送成本。2.时间的便利性24小时便利店：全国连锁性便利店基本都为24小时营业，营业时间0:00-24:00。代表品牌：711、全家、好德非24小时便利店：区域性连锁便利店营业时间部分为24小时营业，部分营业时间为14小时。代表品牌：红旗超市营业时间灵活：有的品牌针对不同区域位置及情况开出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代表品牌：红旗超市24小时店3.商品的便利性便利店经营面积一般50—200平米左右，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要满足目标顾客的各种需求。广 | 窄 | 浅 | 特品种多：一般单店商品种类在2,000-3,000种可选性少：单品只有1-2个畅销品牌库存少：同一商品库存量少，争取更大陈列空间特色商品：不同便利店具备各自品牌特色商品4.交易的便利性交易的便利性：由于采用超市类的电子收款机，员工操作熟练，不会出现排队等候现象，使顾客购物时间缩短，一般顾客平均逗留时间5分钟左右。多种支付方式：现金支付、刷卡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APPLE PAY5.服务的便利性零售服务：日用品 新鲜食品 演出门票 电影票 药品 限定商品公共服务：免费WIFI、洗手间、用餐区域 、应急疏散点、代缴公共事业费、代缴年金保险、收发快递、打印复印、收发传真、冲洗照片、翻译中心、物品寄存金融服务：ATM取款 网购支付 外币兑换健康服务：驻点药剂师紧急救助其他特色服务：邮局、按摩区、日间照护、儿童乐园、自助卡拉OK机、开具毕业证明、收发洗衣送餐上门、订制餐盒、租赁影碟、房间清洁、上门维修二、中国便利店发展现状1.发展阶段便利店与GDP根据国际便利店经验，当人均GDP达2000-3000美元时，为便利店导入期；当人均GDP达5000美元时，进入便利店快速成长期；当人均GDP达1万美元时，进入行业激烈竞争期。1992年，7-Eleven引入深圳。1996年我国人均GDP为709美元，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可的便利店于1996年在上海开业。同年，由日本上市企业罗森株式会社同上海华联（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上海华联罗森有限公司，在上海市长宁区的古北新区开设第一家便利连锁店。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509美元时，全家进驻上海、7-Eleven进驻北京。2011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便利店个数也迅速增长，上文便利店零售额占比增加的趋势也符合该规律。2016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中国便利店个数超过40000家，便利店行业也将迎来激烈竞争时期。便利店销售额目前便利店增速高于行业。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便利店销售额占实体零售额的比重2013年起加速上升，2016年便利店份额为0.65%。并且便利店销售额增速从2010年起一直保持两位数，2011年起超越百货和超市增速。百货和超市销售额增速从2011年起快速下降，百货在2015、2016年增速为负。2.经营情况便利店品牌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已经形成内外资便利店百花齐放的格局。便利店类型主要包括加油站便利店（中石油的昆仑好客以及中石化的易捷）以及传统便利店，前者在在地域广阔且汽车普及的欧美地区较为盛行；后者则受人口密度、消费习惯及人均收入的综合影响，在日本、台湾等亚洲诸国得以发展成熟，因此我们主要分析传统便利店。Euromonitor数据库显示，2016年中国便利店品牌销售额份额大于1%的品牌有17家，其中包括日资便利店巨头7-Eleven、全家、罗森以及台湾润泰旗下的喜士多（C-STORE），这四家占比17.6%；其余13家都为内资便利店，占比47%。中国内陆便利店行业集中度CR4为33%，远低于日本（CR3大于50%）。便利店布局国内便利店布局特点：外资遍布一线 内资着眼区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每年发布的《中国特许连锁百强》，其中排名前十的便利店连锁企业的销售额以及门店数如图。广东省东莞市糖酒集团控股的美宜佳的销售额和门店个数都稳居榜首，2015 年其销售额突破 80 亿元，门店数达到 7400 家，布局地区包括华南（广东、福建）和华中（湖南、湖北、江西）。根据官网数据，2017 年其门店数超过 9800家，每月以新增 100 间以上门店的速度保持稳健增长，而快客则减少了门店个数。便利店开店数量全家计划到2024年达到1万家店；罗森计划从目前的约千店规模到2020年达到3000家，到2025年达1万家店;7-11希望每一到两年在一个新城市进行布局，在主要城市每年新开30—40家门店;家乐福推出“Easy家乐福”小店。京东更许下豪言，要开100万家便利店。便利店加盟情况加盟占比较低，30%企业尚未开展加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 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调查了中国 40 家便利店企业，中国便利店加盟比例为 50%，而日资便利店 7-Eleven、全家、罗森等加盟比例都超过 90%，且样本企业中 30%未开放加盟。3.中日便利店比较国内生鲜等食品占比低中国样本企业中接近一半（45%）的便利店生鲜及半加工食品销售额占比小于 10%，中国便利店生鲜及半加工食品销售额占比平均值为 15%，日本则为 30-40%。2017财年日本 7-Eleven 快餐占销售额比例为 30%，罗森该比例为 25%。国内自有品牌占比低中国便利店企业拥有自有品牌的数量占 85%，但是大多数（63%）自有品牌占比仅为 0-10%，中国平均为 8%，日本则为 40-50%。自有品牌可以打造个性化鲜食标签，实现差异化竞争，提高便利店利润。4.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缺乏便利店特色，便利性优势难以体现在中国，大多数的便利店都与中小型超市没有明显差异。在货品选择上，没有自主开发新的商品或者领导其他人开发特色商品的能力。商品种类与陈列也都雷同，大都只销售日常生活用品，就像是超市概念的复制，或者说是延伸。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突出便利店的特色。许多中国消费者更将便利店视为街头巷尾遍布的小卖部。然而在欧美，品牌和服务被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据相关调查显示，独创商品占50%以上才能达到30%的毛利，才能体现出一个便利店的独特个性。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物流配送环节较弱当代的连锁便利店仍然有延续着古老传统的用纸笔记录的管理经营方式。虽然有不少连锁便利店已经引用了现代化的办公设备进行一些交易经营记录。但他们并没有在实际的操作中形成较为完善的营运办公网络，在信息共享、物流配送和商品采购等方面还是使用人工操作过多。这些对于连锁便利店的发展都有着较大的局限性。自身经营水平与管理能力落后 缺乏合理政策支持便利店经营特点之一就是运用先进的现代计算机技术提供信息化的技术支持，而目前很多连锁便利店缺乏这一方面的技术支持，使得各个连锁便利加盟店之间在日常经营中出现信息交流不畅等问题，影响正常经营活动。三、中国便利店发展趋势1.经营改善的方法紧密围绕自有品牌和鲜食、半成品，建立商品差异性贴近目标客群的生活方式，细分商品、店群或子业态单一终端模式 转向 多元终端模式：细分自业态或店群设计商品组合。商品选品差异化，20~30%单品差异选品（区别城市、郊区不同商圈）多个子业态，细分人群和需求更多子业态，覆盖到不同区域市场和商圈；整合复合业态和增值业务，提供一站式体验便利店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要求，逐步实现全面能力提升部分数据来自：Euromonitor、招商证券、中国连锁

4月15日，一则“官方调查中学小卖部招租拍出320万”新闻窜上热搜，并引发热议。新宁县教育局回应，决定暂停新宁二中小卖部公开招租事宜，并已于15日下午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局等部门对该校办理小卖部公开招租情况启动全面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对此事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商家们利用学校的封闭式管理，通过垄断式经营来赚取超级利润。由于学校与经营者有利益关联，学校能否真正保障学生的利益，网友们表示质疑。事实上，学校小卖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原则上采用自营方式供餐，不再签订新的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合同；非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原则上不得在校内设置食品小卖部、超市，已经设置的，要逐步退出。新宁二中属于寄宿制学校，看起来有小卖部并不违规。而且拍卖公告显示，项目买受人在承租经营期间，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确保经销食品质量，不售三无产品，不售过期产品；不向学生出售烟、酒、槟榔、打火机等危害学生货品；不得经营假冒伪劣商品；不得收留学生玩游戏、闲聊等。但是，从教育学上来说，毕竟未成年人心智还不成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非常重要，小卖部根本就没有卖零食的必要。至于学生需要文具等小商品，学生也并非只有这一个选择权，或者由家长送来，或者学生在外购买，寄宿制学校并非就是学生一年都不能出校门。从经济成本学上来说，大量小卖部的存在，必然增加监管部门的支出成本，即使如此，也杜绝不了可能出现的漏洞。一旦发生学生食物中毒之类的事件，则得不偿失。或许有人说，“小卖部曾是几代人的回忆，关闭太可惜。”这是表错了情。那个时代恰恰是商品不够丰富、生活质量不高、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给小卖部留下了存在的理由，而今天这一切已经变好了，家里充满了高质量的食品、文具，需要改的只是学生乱买东西、乱吃零食的习惯。在这样的背景下，寄宿制校园无小卖部应该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要让学生摆脱零食依赖，同样需要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加强对不良饮食习惯进行纠正，通过改善校内正餐的营养配比和口味丰富性减少学生对零食的生理需求。

4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从湖南邵阳市新宁县委宣传部获悉，针对网友反映“新宁二中小卖部招租金额过大”的问题，新宁县教育局迅速召开党委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决定暂停新宁二中小卖部公开招租事宜，并已于15日下午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局等部门对该校办理小卖部公开招租情况启动全面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据猛犸新闻·东方今报此前报道，4月15日，一则显示4月14日，湖南省邵阳市新宁二中小卖部抢拍到手价320万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对于拍卖价格如此高昂是否会影响到学生消费，新宁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称“他们签的有合同的，是按合同来，合法合规的，物品不可能违法涨价。”记者在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得知，项目为“新宁县第二中学小卖部门面租赁经营权拍卖”的转让公告起始时间为3月26日，竞买起始时间为4月4日上午10点，本次拍卖采用增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转让公告中提到，买受人在承租经营期间，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确保经销食品质量，不售三无产品，不售过期产品；不向学生出售烟、酒、槟榔、打火机等危害学生货品；不得经营假冒伪劣商品；不得收留学生玩游戏、闲聊等。在新宁县第二中学与竞得人须签订的校园小卖部门面租赁经营权合同中，记者注意到此次租赁期限3年，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严格按相关文件统一管理、统一采购 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统一店貌即“六统一”经营管理。拍卖结果公告显示，小卖部起拍价为68万，一吕姓人士以320万元交易价格竞得。（原标题：热点 | 中学小卖部经营权拍出320万？官方回应！）来源：澎湃新闻流程编辑：TF006

4月16日，澎湃从湖南邵阳市新宁县委宣传部获悉，针对网友反映“新宁二中小卖部招租金额过大”的问题，新宁县教育局迅速召开党委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决定暂停新宁二中小卖部公开招租事宜，并已于15日下午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局等部门对该校办理小卖部公开招租情况启动全面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记者在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得知，该小卖部起拍价为68万，一吕姓人士以320万元交易价格竞得。每日经济新闻

据4月6日《经济日报》报道，“史上最严限塑令”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可替代传统塑料的生物降解塑料成为市场“新宠”。记者发现，可降解塑料制品并未完全普及，市场上出现“限塑令管得住大连锁，管不住小卖部”的现象。早在2008年，“限塑令”就开始实施，去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随后，北京、海南等地也出台了相关措施。对这一“史上最严限塑令”，各界寄予厚望。从今年前几个月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可谓显著。很多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企业订单量大增，多地大型连锁商超基本上已全面更换可降解塑料袋等。然而，也有一些商家我行我素。比如，有的地方大部分小店铺仍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有些地方的农贸市场与药房使用可降解塑料袋的情况不乐观。“管不住小卖部”，正在拖“限塑令”的后腿，而其背后的原因还是利益驱使——一个可降解购物袋的进货成本为2角钱，而一个一次性塑料袋的成本是2分钱。如此差距，小卖部自然会选择进价低的塑料袋。同时，小卖部往往量多、分散，给监管造成不小的难度。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加快降低可降解购物袋的生产成本。这不仅需要解决可降解塑料产业“小而散”的问题，通过提升产业集中度降低研发和生产成本，而且要通过财税优惠等政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其次，要着重提升传统塑料替代品的质量。很多小店铺不仅仍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也在使用难降解的吸管、餐盒等塑料产品。原因之一是替代品的质量不理想。比如，一些纸吸管软烂、异味等问题影响消费体验，商家不愿采购。再有，要对违规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的行为加大治理力度。要顺藤摸瓜，对还在生产、销售一次性塑料产品的企业，要依法查处，要合力监管、全链条治理，要在“扫街式监管”的同时，打好“持久战”。期待“最严限塑令”早日管住小卖部、管住每一个角落，防止因小失大，影响整个生态环境保护和相关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进程。

来源：经济日报上图 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人员用口径规测量吸管内径，确保产品标准满足客户需求。 王春燕摄下图 3月22日，家乐福超市中关村店，消费者使用超市可降解材料购物袋购物。 本报记者 袁 勇摄史上“最严限塑令”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塑料产业迎来升级挑战。其中，作为对传统塑料最具替代优势的生物降解塑料，成为市场“新宠”。但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可降解塑料产业仍然“小而散”，高端产能仍显不足，企业和商家的成本压力较大，产品全面推广存在客观阻力，亟待新一轮提质升级。2020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既针对多个行业提出禁止、限制一次性塑料用品管制要求，也提出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培育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和增加绿色产品供给等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限塑令”。时隔一年后，这部新规已在全国范围正式实施，各地也纷纷推出地方版限塑措施，专项整治工作逐步推进，新旧塑料产业迎来升级挑战。新版限塑令实施以来，可降解塑料制品成为市场“新宠”，相关企业也在这一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中国塑料制品产量超过8000万吨，有人提出，假设其中有20%的市场被可降解塑料替代，那么对应的市场规模与现在相比具备百倍增长空间，产业发展将进入“黄金时代”。但与此同时，可降解塑料行业规模仍然“小而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亟待新一轮提质升级。你身边的商超百货、外卖快递全面“降塑”了吗？可降解塑料的应用和推广情况如何？产业会否迎来茁壮成长的新春天？管得住大连锁管不住小卖部不少大型连锁商超、餐企已全面更换可降解塑料袋，但一些路边小店仍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新版限塑令发布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海南、山东、浙江、河南、北京……多地相关措施陆续出台，严防“白色污染”。去年12月，北京发布《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聚焦餐饮、外卖平台、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强化减塑力度，严控一次性塑料制品。记者在北京采访时发现，众多大型连锁商超已全面更换可降解塑料袋，不少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也陆续淘汰过去常用的一次性塑料包装盒与吸管等用品，更换为纸质或其他可降解材料替代品。在家乐福超市中关村店，记者看到，这里的购物袋已更换为可降解塑料袋。其中，大号购物袋售价为0.8元，小号购物袋0.5元。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原有的一般塑料袋售价分别为大号0.3元、小号0.2元，但从今年1月1日起不再销售。因价格上涨，购买塑料袋的消费者明显减少，并且以年轻人居多，中老年消费者大多会自备购物袋。除家乐福外，北京的盒马鲜生、便利蜂、超市发等商超和便利店都已全面推行可降解购物袋，且售价均有明显上升，个别超市的大号购物袋售价甚至超过1元。在北京西红门欧尚超市收银台前，记者遇见了因没有自备购物袋而选择临时购买超市可降解塑料袋的牛女士。她告诉记者，平常去线下超市购物的机会较少，未养成自备购物袋的习惯，“总以为超市里的购物袋也就3角钱左右，没觉得有多贵。现在可降解塑料袋价格确实比以前贵了些，但材质更加环保，以后我争取自己备好购物袋”。“降塑”革命在新茶饮行业更显新意。记者尝试在外卖APP上下单一份喜茶饮品，其点单页面中设有吸管类别，细分为“PLA可降解吸管”“纸吸管”“不使用吸管”三个选项。拿到手中的PLA可降解吸管看似与普通塑料吸管无异，实则暗藏玄机。据喜茶方面介绍，喜茶于今年1月1日前已将全国所有门店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吸管、餐具、打包袋统一替换为聚乳酸（PLA）材料制品，该材料能被自然界的微生物完全降解，最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时，PLA材料又避免了普通纸质材料在塑形、耐高温、耐浸泡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从源头减量、减少进入终端环节的一次性废弃物，是外卖行业践行限塑令的关键。记者通过美团外卖平台致电北京西城区几家热门餐饮店，多数商家表示，已从去年开始使用可降解塑料盒打包，“平台要求我们从去年12月逐步完成替换原有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并推荐了可降解包装方案，有很多绿色包装企业和产品可供选择”。但也有部分商家表示并不清楚新版限塑令政策，没收到过相关通知。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使用并未完全普及，而是呈现“管得住大连锁，管不住小卖部”的现象。记者在北京中关村走访了几家路边早餐店和水果店，发现大部分店铺仍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一位水果店店主坦言，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主要原因还是成本低，“一个可降解购物袋的进货成本要2角钱，相比之下普通塑料袋成本低得多，平均一个2分钱左右。我们一天用掉几百个袋子，总成本差别很大”。不过该店主也表示，近几个月普通塑料袋越来越不好买，“现在用的还是以前的存货。等这一批用完，也要开始用可降解塑料袋了”。竞逐“黄金赛道”但别一哄而上可降解塑料产业有望实现高速发展，但目前行业规模小而分散，面临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挑战下游需求的提升以及各地限塑措施的密集发布，助推众多上游生产企业纷纷加码可降解材料产能，竞逐这一“黄金赛道”。1月19日，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营口康辉石化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类生物降解塑料项目正式签约。项目投产后，将大幅缓解国内可降解塑料的供应缺口。作为全球可降解塑料原料龙头公司，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去以出口业务为主，公司原料有八成销往国外。新版限塑令推行后，金发科技的生产线一直保持满产满销状态。随着国内需求的提升，该公司正加紧建设新产能和开发新的生物降解塑料，目前在建6万吨共聚酯（PBAT）生产线预计今年上半年投产，3万吨PLA生产线也将于四季度投产。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塑料制品产量高达8184万吨，约占全球塑料需求量1/4。与此同时，2019年我国生物降解塑料消费量仅为52万吨，在全球中占比仅为4.6%，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随着支持政策的出台，可降解材料中对传统塑料最具替代优势的生物降解塑料产能将快速增长，整个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说。当前我国可降解塑料仍处于行业导入期，郑月明告诉记者，拿市场上主流的生物降解材料PLA产品来说，国内企业才刚刚起步，技术距欧美企业还有较大差距，关键原料丙交酯的连续稳定生产技术尚未取得突破；PBS产品的生产技术国内企业已经掌握，但在连续稳定生产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聚羟基烷酸酯（PHA）产品中国技术处于全球先进行列，但生产成本还有较大下降空间。不过，这也意味着潜在的市场缺口亟待补足。据测算，到2025年，一次性塑料餐具、塑料购物袋、农用地膜和快递包装四个领域对可降解塑料的需求量将合计形成约250万吨的市场空间，市场规模将达500亿元左右。“虽然说新规是史上‘最严限塑令’，但也不意味着全面禁塑，更不意味着可降解塑料能完全替代一次性塑料。要严防塑料企业一哄而上的乱象，减少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可降解塑料产业有望实现高速发展，但目前行业规模小而分散，面临着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洗礼。记者在调查走访时也发现，目前市面上的生物降解塑料产品良莠不齐，有些厂商涉嫌利用“可降解”“生物降解”等环保名词误导消费者，进行虚假夸大宣传。“应加强可降解塑料相关体系、行业标准的建设，加大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充实标准化、国际化的第三方检测力量，提升性能评价的效率与可靠性，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杜欢政说。产能激增的背后，可降解塑料产业规范化发展还任重道远。郑月明认为，目前可降解塑料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面临过剩风险，还需要国家加强产业引导，完善标准体系，进一步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以创新为抓手推动提质升级企业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就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提升产品品质，增强产品竞争力科技创新正成为规模型企业抢占行业风口的利器。郑月明认为，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降低生物降解材料的成本，同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增强产品竞争力。“生物降解材料是联泓新科重点研究开发的领域之一，其中PLA项目，包括聚乳酸瓶盖专用料等部分产品已完成实验室开发。”郑月明说。尽管新版限塑令带来的市场机遇可期，但在目前鱼龙混杂的可降解塑料市场，企业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就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提升产品品质。消费者体验感是产品更新迭代中不容忽视的要素，是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重要依据。2020年，合肥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家新茶饮连锁店的包装供应商。“我们原有的生物降解产品以前一直销往国外，在国内市场运用中却遭遇非常大的瓶颈，由于国内外消费习惯差异，很多产品不能只做简单替换，比如在PLA热饮杯和盖的匹配度上，国内大多是外带饮品，对包材的要求应达到完全密封无任何洒漏等。”合肥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德平说。为了让每一杯饮品都能换上“称心又环保”的外衣，恒鑫环保不断与客户沟通需求，除对可降解率等环保因素严格考量外，还针对冷热饮特性，在吸管长度、内外口径、切口倾斜度、跌落性能、外观等方面进行打磨，直到确认供应方案。严德平感慨，“4个月里，我们常常在深夜接到客户反馈过来的消费者体验评价，随即不断改进完善，终于制作出兼具良好使用体验和环保需求的包装”。“去年以来，国内有影响力的化工企业一致响应新版限塑令要求，从普通塑料转产生物降解材料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2020年，承受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原料短缺、出口货柜紧张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可降解塑料产品仍能保持23%的市场增长率。”严德平说，如今公司接到来自新茶饮和大型连锁餐饮领域的订单越来越多，也摸索出一套“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坚持多听取下游客户的需求建议，以消费者需求助力行业工艺持续升级。对于可降解塑料价格成本问题，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内可降解塑料行业进入产能快速扩张、消费需求上扬的阶段，相信从生产源到消费终端，全产业将对环境友好型材料达成共识，市场需求量和生产规模会越来越大，可降解塑料生产成本将会越来越低。“中国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巨大，之前储备的原料产能并不能在第一时间100%满足市场供应，且原料产能的建设速度要明显慢于制品加工产能建设，从而导致原料价格上涨。而合格、高质量的原材料产能建设尤为关键，也是最难的一步。当产能水平不断满足消费需求时，成本就会进一步下降，价格也会回归理性。”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说。“可降解塑料产品要降成本，一方面需要企业坚持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应用面，强化多方主体的限塑意识。对此，相关部门及组织应加大环保道德教育，让消费者的主动选择对商家形成倒逼。”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建议，在此过程中，政府加强限塑立法执法力度和对可降解塑料出台补贴政策将至关重要。（原题为《替代品跟得上吗》）

史上“最严限塑令”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塑料产业迎来升级挑战。其中，作为对传统塑料最具替代优势的生物降解塑料，成为市场“新宠”。但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可降解塑料产业仍然“小而散”，高端产能仍显不足，企业和商家的成本压力较大，产品全面推广存在客观阻力，亟待新一轮提质升级。2020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既针对多个行业提出禁止、限制一次性塑料用品管制要求，也提出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培育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和增加绿色产品供给等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限塑令”。时隔一年后，这部新规已在全国范围正式实施，各地也纷纷推出地方版限塑措施，专项整治工作逐步推进，新旧塑料产业迎来升级挑战。新版限塑令实施以来，可降解塑料制品成为市场“新宠”，相关企业也在这一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中国塑料制品产量超过8000万吨，有人提出，假设其中有20%的市场被可降解塑料替代，那么对应的市场规模与现在相比具备百倍增长空间，产业发展将进入“黄金时代”。但与此同时，可降解塑料行业规模仍然“小而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亟待新一轮提质升级。你身边的商超百货、外卖快递全面“降塑”了吗？可降解塑料的应用和推广情况如何？产业会否迎来茁壮成长的新春天？管得住大连锁管不住小卖部不少大型连锁商超、餐企已全面更换可降解塑料袋，但一些路边小店仍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新版限塑令发布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海南、山东、浙江、河南、北京……多地相关措施陆续出台，严防“白色污染”。去年12月，北京发布《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聚焦餐饮、外卖平台、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强化减塑力度，严控一次性塑料制品。记者在北京采访时发现，众多大型连锁商超已全面更换可降解塑料袋，不少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也陆续淘汰过去常用的一次性塑料包装盒与吸管等用品，更换为纸质或其他可降解材料替代品。在家乐福超市中关村店，记者看到，这里的购物袋已更换为可降解塑料袋。其中，大号购物袋售价为0.8元，小号购物袋0.5元。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原有的一般塑料袋售价分别为大号0.3元、小号0.2元，但从今年1月1日起不再销售。因价格上涨，购买塑料袋的消费者明显减少，并且以年轻人居多，中老年消费者大多会自备购物袋。除家乐福外，北京的盒马鲜生、便利蜂、超市发等商超和便利店都已全面推行可降解购物袋，且售价均有明显上升，个别超市的大号购物袋售价甚至超过1元。在北京西红门欧尚超市收银台前，记者遇见了因没有自备购物袋而选择临时购买超市可降解塑料袋的牛女士。她告诉记者，平常去线下超市购物的机会较少，未养成自备购物袋的习惯，“总以为超市里的购物袋也就3角钱左右，没觉得有多贵。现在可降解塑料袋价格确实比以前贵了些，但材质更加环保，以后我争取自己备好购物袋”。“降塑”革命在新茶饮行业更显新意。记者尝试在外卖APP上下单一份喜茶饮品，其点单页面中设有吸管类别，细分为“PLA可降解吸管”“纸吸管”“不使用吸管”三个选项。拿到手中的PLA可降解吸管看似与普通塑料吸管无异，实则暗藏玄机。据喜茶方面介绍，喜茶于今年1月1日前已将全国所有门店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吸管、餐具、打包袋统一替换为聚乳酸（PLA）材料制品，该材料能被自然界的微生物完全降解，最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时，PLA材料又避免了普通纸质材料在塑形、耐高温、耐浸泡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从源头减量、减少进入终端环节的一次性废弃物，是外卖行业践行限塑令的关键。记者通过美团外卖平台致电北京西城区几家热门餐饮店，多数商家表示，已从去年开始使用可降解塑料盒打包，“平台要求我们从去年12月逐步完成替换原有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并推荐了可降解包装方案，有很多绿色包装企业和产品可供选择”。但也有部分商家表示并不清楚新版限塑令政策，没收到过相关通知。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使用并未完全普及，而是呈现“管得住大连锁，管不住小卖部”的现象。记者在北京中关村走访了几家路边早餐店和水果店，发现大部分店铺仍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一位水果店店主坦言，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主要原因还是成本低，“一个可降解购物袋的进货成本要2角钱，相比之下普通塑料袋成本低得多，平均一个2分钱左右。我们一天用掉几百个袋子，总成本差别很大”。不过该店主也表示，近几个月普通塑料袋越来越不好买，“现在用的还是以前的存货。等这一批用完，也要开始用可降解塑料袋了”。竞逐“黄金赛道”但别一哄而上可降解塑料产业有望实现高速发展，但目前行业规模小而分散，面临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挑战下游需求的提升以及各地限塑措施的密集发布，助推众多上游生产企业纷纷加码可降解材料产能，竞逐这一“黄金赛道”。1月19日，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营口康辉石化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类生物降解塑料项目正式签约。项目投产后，将大幅缓解国内可降解塑料的供应缺口。作为全球可降解塑料原料龙头公司，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去以出口业务为主，公司原料有八成销往国外。新版限塑令推行后，金发科技的生产线一直保持满产满销状态。随着国内需求的提升，该公司正加紧建设新产能和开发新的生物降解塑料，目前在建6万吨共聚酯（PBAT）生产线预计今年上半年投产，3万吨PLA生产线也将于四季度投产。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塑料制品产量高达8184万吨，约占全球塑料需求量1/4。与此同时，2019年我国生物降解塑料消费量仅为52万吨，在全球中占比仅为4.6%，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随着支持政策的出台，可降解材料中对传统塑料最具替代优势的生物降解塑料产能将快速增长，整个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说。当前我国可降解塑料仍处于行业导入期，郑月明告诉记者，拿市场上主流的生物降解材料PLA产品来说，国内企业才刚刚起步，技术距欧美企业还有较大差距，关键原料丙交酯的连续稳定生产技术尚未取得突破；PBS产品的生产技术国内企业已经掌握，但在连续稳定生产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聚羟基烷酸酯（PHA）产品中国技术处于全球先进行列，但生产成本还有较大下降空间。不过，这也意味着潜在的市场缺口亟待补足。据测算，到2025年，一次性塑料餐具、塑料购物袋、农用地膜和快递包装四个领域对可降解塑料的需求量将合计形成约250万吨的市场空间，市场规模将达500亿元左右。“虽然说新规是史上‘最严限塑令’，但也不意味着全面禁塑，更不意味着可降解塑料能完全替代一次性塑料。要严防塑料企业一哄而上的乱象，减少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可降解塑料产业有望实现高速发展，但目前行业规模小而分散，面临着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洗礼。记者在调查走访时也发现，目前市面上的生物降解塑料产品良莠不齐，有些厂商涉嫌利用“可降解”“生物降解”等环保名词误导消费者，进行虚假夸大宣传。“应加强可降解塑料相关体系、行业标准的建设，加大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充实标准化、国际化的第三方检测力量，提升性能评价的效率与可靠性，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杜欢政说。产能激增的背后，可降解塑料产业规范化发展还任重道远。郑月明认为，目前可降解塑料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面临过剩风险，还需要国家加强产业引导，完善标准体系，进一步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以创新为抓手推动提质升级企业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就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提升产品品质，增强产品竞争力科技创新正成为规模型企业抢占行业风口的利器。郑月明认为，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降低生物降解材料的成本，同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增强产品竞争力。“生物降解材料是联泓新科重点研究开发的领域之一，其中PLA项目，包括聚乳酸瓶盖专用料等部分产品已完成实验室开发。”郑月明说。尽管新版限塑令带来的市场机遇可期，但在目前鱼龙混杂的可降解塑料市场，企业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就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提升产品品质。消费者体验感是产品更新迭代中不容忽视的要素，是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重要依据。2020年，合肥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家新茶饮连锁店的包装供应商。“我们原有的生物降解产品以前一直销往国外，在国内市场运用中却遭遇非常大的瓶颈，由于国内外消费习惯差异，很多产品不能只做简单替换，比如在PLA热饮杯和盖的匹配度上，国内大多是外带饮品，对包材的要求应达到完全密封无任何洒漏等。”合肥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德平说。为了让每一杯饮品都能换上“称心又环保”的外衣，恒鑫环保不断与客户沟通需求，除对可降解率等环保因素严格考量外，还针对冷热饮特性，在吸管长度、内外口径、切口倾斜度、跌落性能、外观等方面进行打磨，直到确认供应方案。严德平感慨，“4个月里，我们常常在深夜接到客户反馈过来的消费者体验评价，随即不断改进完善，终于制作出兼具良好使用体验和环保需求的包装”。“去年以来，国内有影响力的化工企业一致响应新版限塑令要求，从普通塑料转产生物降解材料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2020年，承受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原料短缺、出口货柜紧张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可降解塑料产品仍能保持23%的市场增长率。”严德平说，如今公司接到来自新茶饮和大型连锁餐饮领域的订单越来越多，也摸索出一套“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坚持多听取下游客户的需求建议，以消费者需求助力行业工艺持续升级。对于可降解塑料价格成本问题，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内可降解塑料行业进入产能快速扩张、消费需求上扬的阶段，相信从生产源到消费终端，全产业将对环境友好型材料达成共识，市场需求量和生产规模会越来越大，可降解塑料生产成本将会越来越低。“中国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巨大，之前储备的原料产能并不能在第一时间100%满足市场供应，且原料产能的建设速度要明显慢于制品加工产能建设，从而导致原料价格上涨。而合格、高质量的原材料产能建设尤为关键，也是最难的一步。当产能水平不断满足消费需求时，成本就会进一步下降，价格也会回归理性。”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说。“可降解塑料产品要降成本，一方面需要企业坚持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应用面，强化多方主体的限塑意识。对此，相关部门及组织应加大环保道德教育，让消费者的主动选择对商家形成倒逼。”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建议，在此过程中，政府加强限塑立法执法力度和对可降解塑料出台补贴政策将至关重要。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