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杂志社

《现代医学》前身为《铁道医学》，缘由铁道部主管、南京铁道医学院和中国铁道学会医学委员会共同主办出版。创刊于1964年，1966年停刊，1976年复刊，现为月刊。2000年4月，南京铁道医学院与东南大学合并，经国家教育部、科技部和新闻出版署批准，《铁道医学》从2002年第2期起更名为《现代医学》，新刊号为CN32-1659/R，主管单位改为教育部，主办单位改为东南大学。《现代医学》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即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多年来，该刊一直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天元数据网》全文收录，同时被《中国药学文摘》、《中国医学文摘》各分册收录。1999年荣获第三届江苏省优秀期刊奖，2000年在首届《CAJ-C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获“执行优秀奖”。1. 来稿必须提供第一作者所在单位介绍信(可以使用彩色扫描件，也可以单独邮寄)，以证明来稿内容真实、可公开发表，作者署名真实、无争议，无专利争议，无泄密，无一稿两投或多投）。文章第一作者非通信作者的，必须提供通信作者姓名和联系方式（E-mail），并经通信作者认可。2. 来稿如系基金资助课题所产生的论文，请在文稿首页左下角注明课题名称及编号，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No：30930051)”。3. 文稿内容应包括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字，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具体到科室)、所在城市、邮政编码、中文摘要、3～6个关键词、正文(应论点明确、资料准确可靠、文字精炼)及参考文献。论著一般不超过8 000字，同时请提供与中文对应的英文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所在城市、邮政编码、摘要及关键词。如系临床研究论文请提供“伦理审查”及“知情同意书”证明。务请在文稿首页右上角注明第一作者详细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手机号码、办公电话、电子信箱等），在首页地脚注明第一作者的出生年份、性别、民族、籍贯(省、市或县)、职称、学位(何专业)、研究方向和E-mail，并注明通信作者的姓名及E-mail等。4. 文稿的中、英文摘要请尽可能采用结构式，即按目的(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四部分撰写，长短不超过300字 (英文对应翻译)。5. 文稿中应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外文缩写词首次出现时应写出中、英文全称。量的名称和符号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计量单位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使用，用符号表示，如kPa、mol·L-1等。易混淆的外文字母必须标明文种、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标。6. 文内标题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即一级标题为1(2、3……)，二级标题为1.1(1.2 、 1.3……)，三级标题为1.1.1(1.1.2、1.1.3……)，余类推。7.图表要少而精，具有自明性，勿与文字内容重复，并在文中标出图、表的位置。线条图要求线条均匀，标注完整；照片图要求图像清晰，反差适度，剪裁得当，并注明放大倍数。表格请按统计学制表原则（一般使用三线表）制作。8. 参考文献以文中出现先后为序排列，常见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如下：A.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不超过3人者全部写出，超过者只写前3名，后加“等”或“et al”).文题［文献类型标志］.刊名(外文期刊用标准缩写，不加缩写点)，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例如：[1] 陈曦，孟翔峰，李艳，等. 玄武岩纤维加强义齿基托材料的机械性能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29(1):42-45.[2]KIM Y S,SONG H S,KIM H M,et al.Simultaneous double dislocation of the interphalangeal joint in a finger[J].Arch Orthop Trauma Surg,2009, 129(10):1387-1390.B.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不超过3人者全部写出，超过者只写前3名，后加“等”或“et al”).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版次(第1版可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例如：[3]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M].5版.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49.C.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例如：[4]赵宇亮，汪冰，丰伟悦，等.纳米材料对健康的影响及分析评价[M]//许海燕，王琛.纳米生物医学技术.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331-376.D.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9.投稿后2个月未进入“待发表”或“录用（确定年期）”状态，可自行处理。来源：无忧文秘新学术 微信公众号无忧文秘新学术更多价值资讯请来，无忧文秘新学术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　华东师大供图　中新网上海5月23日电 (记者 陈静)医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呼唤更多综合性大学办医。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以通过医教融合推动医学教育功能的社会化。国际知名肾脏、代谢和心血管疾病研究专家管又飞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名誉院长。他说，研究院将坚持“高水平、小而精、国际化”的高建设标准，优先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从高学段向低学段稳步推进医学学科建设。研究院设立基础医学中心、临床医学中心、转化医学中心和公共健康中心，包含若干研究所及附属医院集群。据了解，基础医学中心将积极打造跨学科研究平台，以医学为动能打通医工文理深度融合的通道。临床医学中心将在长三角地区布点若干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同时，推动互联网医院等医疗机构发展新形态，与政府、企业及医疗机构共建“数字医学共享平台”，探索医疗智力、健康数据和设备资源高效配置的新机制，建立基于人员柔性流动、资源高度共享的数字化医学教育、科研与临床服务的生态网络。“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　华东师大供图 公共健康中心将加强与国际顶尖院校与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一批医学领域著名专家受聘担任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成立大会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发来祝贺视频。众多海内外医学领域的院士和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大会。当日，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副市长贺东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校长钱旭红一同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同日揭牌成立。当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公共卫生安全新挑战下的医学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知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研讨新时代医学与健康人才培养的使命和责任。会议聚焦“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医学与未来医院”三方面内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分别做主旨报告。黄奇帆表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政治、经济、医疗、管理等多个学科，并注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价值创造。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在重塑公共卫生体系过程中是必须突破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各方面的生命伤害，还有经济方面的伤害。”他提出，需认真看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医学教育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健康本身是多因素决定的。黄奇帆指出，在公共卫生教育科研方面应更新理念，扩大规模并提高质量，并表示，“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聚焦公共卫生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医学与健康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尝试，希望研究院可以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培养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说：“再暗的黑夜也会渡过，黎明终将如期而至，除了战胜(新冠肺炎)我们别无选择。”他提出：“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能否防大患于未至？这才是医学、健康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医学的温度体现在刚柔相济。”他倡导“全健康”理论，把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环境健康共同考虑，并认为，这就是科学防治。(完)

在江北新区举办的南京国际生命健康科技大会上，生命健康领域的顶尖科研专家、一线医生、政府服务管理人员代表，以及医疗研究机构、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和医药公司企业家等，共同主导了一场医学盛会。以“领跑生命科技，赋能健康产业”为主题，围绕药物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智慧医疗与健康管理等现代医学的前端领域，包括11位院士在内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出席会议，共同探讨生命健康技术和产业的未来。此次盛会，不仅是学术和智慧的交锋交流，更为产学研多方医学主体的对接、沟通、合作和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因之城，是江北新区两城一中心发展战略的重大方向之一。江北新区充分展现了当地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理念、创新成果和营商环境，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不同生产要素的连接、流动搭建了桥梁。原研新药破局此次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们理性研讨了医学的幽微奥妙，针对人类重大疾病宣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围绕重大新药创制战略布局发表了主题报告。他认为新药创制已经纳入国家重大专项，会让新药研发呈现爆发增长，希望未来出现有针对新靶点、新作用机制、能够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新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放映触碰到国人的敏感神经，道出了大病患者求医求药的辛酸，更道出了中国制药的艰难。原研药，需要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临床试验才能获准上市，还要花费15年左右的研发时间和数亿美元的资金，只有大型跨国制药企业才有能力研制。巨大的成本，加之跨国药企对价格的垄断，救命的原研药也是天价药。数据显示，中国制药98%以上都是仿制药，布局重大新药创制是补足短板，更是打破垄断，通过创新研发制造出平民价格的原研药，让普通人面对生命的意外时，也能拥有更多的尊严维持对生命的希望。为托起这份希望，江北新区正悄然践行着诸多努力。早在2011年3月，南京生物医药谷在浦口成立，并获得长足的发展。随着国家级新区的成立，生物医药谷创新赋能，从传统制药基地升级为创新研发基地，打造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试点示范基地。布局基因产业、免疫细胞治疗、CAR-T细胞治疗、生物制药、医药研发、医疗器械等医药尖端领域产业，生物医药谷致力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研药企业，同时依托公共服务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资源，吸引新药项目入园孵化，创新技术突破不断涌现：用于治疗癌症精准放疗的中科院麒麟刀项目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针对三阴乳腺癌的原研药已获批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抗肿瘤抗体药物即将投产等等。专家们热烈讨论和江北新区加速实践的肿瘤免疫、细胞基因治疗、高端制剂等极为专业的名词，连接着生命的延续，背后是身患重病的人们眼中热切的期待。而新区医药产业载体也实现了涅槃蜕变，走向生命健康产业的高地，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创新成果越来越多，基因之城的根基更加厚重扎实。数据呵护生命医疗行业的企业家代表、微软医疗亚太区负责人Keren博士在《医疗数字化转型》的报告中提出依托当前信息技术的深度发展，瞄准智能医疗、数字医疗的发展方向，为医疗健康领域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当前，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催生了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通过电子病历、病案监测、生物数据、公共卫生信息、医保数据等多渠道获取基础医疗数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深度分析和利用，为医院运营、临床决策、药物研发、疾病监控和健康管理等提供广泛支撑，这就是健康医疗大数据。未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医疗云计算和以家庭为终端的健康服务，将构筑起联通个人、家庭、社区、医院的健康医疗网络。个体生命一生的状态都会被数据完整全面地记录、检测、保存下来，从尚未出生的胎儿到新生儿检查、定期体检，直至临终关怀，这些数据从历时的角度为个人诊断提供参考，从共时的角度将汇入数据的海洋，成为所有人保障健康的共享资源。近年来，中国部署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不断扩大资源供给，满足多层次的健康需求，也培育出新的业态和经济增长点。2016年10月21日，中国首批医疗大数据项目试水，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设试点工程（南京园区）在江北新区正式挂牌，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的兴盛逐渐成为当地健康产业发展的原力。南京扬子集团在新区设立数据存储中心，江苏省8000万人的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以及全省174家三级医院影像资料等健康医疗大数据集中存储于江北。江北新区还成功搭建亚洲最大的基因测序基地，年测序能力达到40万~50万人次。国内外基因企业不断聚拢，新区因而成为医疗数据集聚的亮点，释放出强烈的吸引力。据统计，国内基因测序行业的20强企业，已经有大半落户于江北新区，不断壮大健康医疗数据产业的规模。世和基因、帝基生物等知名企业同全国各地医院合作，通过对癌症病患进行基因测序，获取突变的DNA数据，为预防和攻克疑难病症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再造健康新城重大疾病是生命的缺憾。现代医学的发展让缺憾得以缝合，更让患者拥有更高质量、更有尊严的生活。江北新区整合医疗资源，大力发展生命健康产业，不仅要增加医疗资源、提升城市品质，更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服务集聚区域，为生命健康提供全面的保障。2015年新区正式成立后，国际健康城是获批的第一个发展模块，着力打造国内首个融医疗、教育、研究、康复、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健康园区。与剑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等国际顶尖机构的医疗合作项目，全部由江北新区引入国际健康城，让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落地，更直接转化为医疗健康服务。国际健康城借鉴美国休斯敦医疗服务业发展模式，对标全球最大的健康产业基地——休斯敦德州医学中心建设，引进世界领先的医疗健康模式，让更多人在国内享受世界顶级的医疗资源。在完善医疗服务、维系生命健康方面，国际健康城的建设增强了新区医疗服务的能力和资源，不仅常规救治技术获得重大突破，而且补充了更加人性化的现代医疗服务，如老年护理、精神治疗、运动康复、母婴照料、临终关怀等多样化的医疗需求等等。此次健康科技大会也是全球各地先进医学成果交流的汇总展览，总展出面积达12000多平米，包括英国、荷兰、爱尔兰、日本、韩国等在内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集聚世界500强企业及生命健康行业百强企业30余家，包括GE、强生、英特尔、戴尔、微软、先声药业、绿叶制药等知名企业。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已经吸引了国际力量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并打通了医药领域从研发、生产到应用的整个链条，形成完整的集聚效应，其先进的医药技术、理念和模式正在打造一座未来健康之城。（素材来源 | 凤凰周刊 编辑/张艳娟 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出品）

特稿108一场疫情，把医学和医者又一次推到了最前线。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当现代人为之骄傲的“技术”受限，医护人员的信心、用心，和患者的信任与配合，成了击退病毒的最坚韧的防线。医学，从来都要依靠两只翅膀才能起飞。送走最后一批痊愈患者后，武昌方舱医院一名医护人员久久注视着照片墙。照片上都是舱内患者和医护人员。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医学的另一只翅膀工人日报记者 张世光哈尔滨医科大学1985级临床医学专业毕业30周年同学会要推迟了。从除夕夜起，尹梅就陆续听说有同学随黑龙江医疗队奔赴湖北。原定正月初三召开的方案研讨会取消，直到3月底医护人员陆续返回，同学群里每天弹出的都是“做好防护”“注意安全”等叮嘱。尹梅留在哈尔滨度过了最长的一个寒假——她本科毕业后没有成为临床医生，而是留校教授医学人文学科。在抗击疫情的一线，面对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许多医护人员发现，与他们一直依赖的“医学技术”一样，过去总被忽略的“医学艺术”也是治愈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时候甚至是更好的手段。在收治了1.2万名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中，广场舞、八段锦与药片、针管一样，成为医学的又一种象征。医学艺术，也称为医学中的人文关怀，柔软、抽象又难以量化，在我国当代医学中时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30年来，尹梅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人文关怀在临床治疗中得以出席。尹梅教授就医学人文话题采访一线医生并录制微课。医学院中的“音体美”“大夫，你没事吗？”2008年，临床医学大五学生付洋到医院实习，因为晕血被架出手术室。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在电梯里清醒过来后，一位患者关切地询问。“像是我们互换了身份。”和自己的同学一样，第一次走进医院实习的付洋总想离手术台和诊疗室更近一点，看到更多有关开刀、诊断、换药的技巧。对她来说，这些操作背后是自己选择学医的最大动力——救死扶伤。1985年，尹梅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时，抱着和付洋同样的坚定信念。直到大五那年，学校在应届毕业生中公开选聘医学伦理学教师。“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经过了一系列考核，1989年9月底，进入试讲环节的尹梅遇到了这样一个题目。在校期间，尹梅多次拿过演讲比赛一等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对她来说，试讲话题并不难。困难的是要她割舍自己的医生梦。尹梅的母亲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听诊器是尹梅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成为一名像母亲那样的医生，成了她顺理成章的愿望。“医院里不差你一个医生，可医学院里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师。”一位老师的一句话让尹梅最终做出了决定，“讲好这门课，你会帮助到无数的医生。”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成立，其功能包括教授医学史和医学伦理学等课程，这是我国现代医学院里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不过，与20世纪后期医学技术飞跃式发展不同，我国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医学人文学学科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课程都是在近20多年里才逐步开设的。3月9日，武昌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夜，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人员韩杨用双手比出心形。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2019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学典礼。已是该校人文学院院长的尹梅向全体新生做了《始于热爱，忠于信仰》的发言。这是继2012年后，她第二次以教师代表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演讲。这样的频率，对一位医学院里的非主干学科教师而言，有点儿高。在尹梅上大学时，医学伦理课甚至不属于考试科目，因此被比作中小学里的音体美课程。“即使到了10年前，想把研究生送去医院实习，我还要托关系。”尹梅不避讳谈起学科曾经的边缘化经历。普通医学生实习都会参与到具体治疗工作之中，医学人文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时候却置身事外，只对医生、患者进行观察和记录。“这样的观察有什么意义？”来自一线医护人员的提问，不止一次摆在尹梅和她的学生面前。有人问得更直接，“医学人文到底是什么？”人生的病 生病的人王子颖慧觉得肿瘤科刚收治的那位张老先生简直“无法理解”。那是3年前，医学人文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王子颖慧到医院实习。张老先生查出早期结肠癌，根据医生判断，如果尽快手术，患者还有数年的预期寿命。可无论家人与医护人员怎么劝说，看起来很通情理的老先生都坚决不同意手术治疗。对结肠癌引起的贫血，他只求输血缓解症状。面对这样的病人，再好的治疗方案都无的放矢。“医学越是发展，技术就会有越多无能为力的时候。”在尹梅看来，王子颖慧的不解，是踏入医学人文领域的第一步。著名产科医生林巧稚曾说：“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感情、意愿、要求……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作纯技术专家。”尽管已过去多年，林巧稚的话仍然可以作为医学人文的准确注解。3月初的一个黄昏，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20多岁的刘凯医生护送87岁的新冠肺炎病人去做CT。途中刘凯特意停下脚步，和已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老人一起欣赏了一次美丽的日落。这一画面无关治疗，无关医术，却“治愈”包括患者本人在内的无数人，只因那是对“人”本身的关怀。持续两个多月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类似的场景有许多。为了与患者顺畅沟通，山东医疗队编出了实用武汉方言手册；为了减少患儿的恐惧，儿科医生在每件防护服上都涂上花花绿绿的卡通人物。就像尹梅在一篇论文中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定义：医学中人文关怀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意义、患者的价值、患者的权利和需求、患者的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它就像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很少，但不可或缺。”在武汉儿童医院新冠患儿隔离病房内，一名儿童为医护人员李力防护服上的卡通画涂色。 新华社 发有调查显示，缺乏对“人”的关注，是近几十年来患者对医护人员作出负面评价甚至采取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度依赖设备仪器，忽视诊查的软实力；只重视人的疾病，忽略与人的沟通；过于重视对自身技能的提升，忽视对患者的关怀等，都被视作医生缺少人文关怀精神的表现。在谈到“什么人可以做医生”时，我国现代普通外科开拓者之一裘法祖说“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但在这句话之前，裘老还说了另外9个字，“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这个前置标准似乎被遗忘了。”从业30年，尹梅用一句话总结了医学人文的困境，“医学已经从交谈的艺术变为了沉默的技术。”付洋第二次进入医院实习时，已是医学人文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为了让医学人文这只柔软的手回归本位，自2008年起，尹梅带领研究生展开了“医学人文在行动”实践调研活动。她把学生送到哈尔滨多家医院，观察医生护士的手势、眼神、语气，甚至观察病房里的一盆花和窗外的一处景，再研究这一切对患者的影响。付洋就是团队中的一员。她说，几年前吸引她的是“人生的病”，这一次她要关注的是“生病的人”。教医学生说话乳腺外科诊室，一名专家正在问诊。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张桌子、一张检查床和面对面坐着的医生、患者几乎把空间塞满，“多出来的”实习生只能见缝插针地站着。同样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等待的病人和家属。一位患者的丈夫挪到诊室门口向内张望，实习生见状立即摆手示意他离开。这显然让那位等待多时的家属大为光火，说话语气和面部表情变得强硬，现场气氛也紧张起来。这是尹梅的一名研究生2015年在门诊实习时观察到的一个场景。这位学生接下来的描述，让阅读过这篇实习记录的人无不惊叹。“这时，正在问诊的专家说话了：‘这位先生，你看屋里都是女患者，一会儿还要脱衣服检查。如果是你爱人正在检查，你愿意让别的男同志进来吗？’”一个平淡的问句，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局面。说话，是医学人文在实践中最常表现出的环节。在有的国家，医学院是从大学中招生。这意味着一位医生至少拥有一个与医学无关的本科学位，这往往也代表更广泛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在我国，只有高中时的“学霸”才有机会通过高考进入各个医学院。入学后，等待他们的是生理、病理、药理、解剖等一系列课程和内科、外科、妇科等科室的轮转实习。当同龄人在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时，大多数医学生的大学生活和中学时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即使熬到工作了，很多医生的生活圈子也小得可怜。有分到ICU工作的初级医生跟付洋抱怨，说她们即使有时间买新衣服，也根本没时间没场合穿这些衣服。在这样的环境里，医生“不会”说话不仅不可笑，还往往是引起医患矛盾的导火索。“你是压榨性疼痛还是尖锐性疼痛？”“从目前你的状况来看，药物治疗效果欠佳，病情严重，必须进行CAG方案治疗。必要时还要用PTCA、PCI治疗。”“哪有手术没有风险的，拔牙还有死人的，过马路还有出车祸的呢。”“……”“大家觉得刚才这位‘医生’说话有什么不妥？”付洋叫停了“问诊”。这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患沟通》课程上的一幕。这门课由临床医学专业老师和医学人文专业老师共同执教，目标就是让医学生学会与患者说话。上课前，尹梅教授和她的研究生团队会把实践中观察到的医患沟通的问题设计成剧情，在课堂上以表演的方式让学生发现问题所在，然后再请学生重新表演从而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在一般人看来，医学生自带光环什么都懂，但在专业的外表下，他们不过还是20岁出头的孩子。”付洋以《医患沟通》课程为例说，相对于积累实践经验，许多同学还是更看重最后的分数，“毕竟，这关系到学霸们的成绩单。”“每次上课，我都发现有的同学是‘中央戏剧学院医学表演系’的。”上学期期末，一位老师的点评引得学生哄堂大笑。“戏精上身”的学生能准确踩到这门课程老师的评分点，包括“不使用医学名词或术语提问，如果无法避免，必须立即向病人解释”“问诊应用过渡性语言”“问诊应有结束语”等等要求，“但你们有意无意把说话变成了又一种技巧，再次忽略了自己面前有血有肉的患者。”那位老师补充说。学会说话，又要避免装模作样地说话，尹梅觉得，这关乎医患沟通的最低原则。先真诚，后技巧。有用的“无用功”翻看张老先生的既往病史，王子颖慧发现他在2012年曾罹患肝内胆管细胞癌，那一次他接受手术摘除了胆囊和胆管，术后身体恢复还不错。几次聊天后，老人告诉王子颖慧，5年前手术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嘴里插着管子，身体被“绑”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身都是奢望。术后的不适和疼痛，让他的体重从95公斤急剧下降到65公斤。当老先生试图表达自己的痛苦时，换来的只有医生和家人反复说的一句话，“再忍一忍，治病都这样。”“那时候，活着对我来说真是比死了还痛苦。”保守治疗后，老人坚持出了院。学了5年临床医学，王子颖慧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比“治好病”更重要。“你们从哪儿来？”“住在什么地方了？能住几天？”每次出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赵秀丽都会向病人问上几个与病情无关的问题。有统计显示，在我国，门诊时每个患者平均说话时长为19秒。在这珍贵的19秒里，医生当然希望听到的是患者更多、更明确的病情信息。赵秀丽也不例外。触动她反思“高效问诊”的，是多年前到边境城市黑河市的一次义诊经历。那次出诊，赵秀丽先是经一夜硬卧火车，第二天早上搭乘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再换乘小汽车，一路颠簸才到达义诊的县城，“还没开诊，我感觉骨头都散架了。”义诊结束，又先后乘坐小汽车、大巴车和火车，赵秀丽才回到哈尔滨。“那些从黑龙江全省各地来看病的患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几经周折才到达诊室？”回程路上，赵秀丽怎么也赶不走脑袋里冒出的这个问题。那之后，无论多忙，赵秀丽都坚持在“19秒”之外与病人聊聊家常，了解他们因疾病被改变的生活。她发现，这样的对话往往能让患者快速放松，进而更清晰、冷静地陈述病情。直到后来受邀与尹梅教授的团队一起执教《医患沟通》课程，赵秀丽才确切地知道，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说的“闲话”是医学人文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实践：做与医学技术无关的“无用功”。在尹梅教授学生的实习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无用功”的描写：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玩笑话，轻轻地拍拍肩膀，用力地握握手。从患者现场的反应和之后的跟踪观察看，这些无法送检、无法得出准确数据的行为，大多都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实践调研进行了十多年，很多学生都记下了同一个场景——早上6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胆胰外科邰升教授开始独自查房了。明明8点才交班，邰老师这么早查房有什么用？走进病房，经过邰老师的解释，学生才明白，6点多是患者陆续醒来的时候，这时他们状态最放松，通过观察、问询得到的信息也最真实。相比之下，换班后的集体查房，更容易让患者情绪紧张，从而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提前两个小时查房的无用功，是邰升成为胆胰外科专家的秘诀。王子颖慧一直与张老先生保持联系。尽管只是偶尔通过微信和朋友圈互动，但她能感觉到，老人最后的时光过得很平静。直到2019年底，她收到了老人离世的信息。王子颖慧依然有些遗憾。如果2012年那场手术后，医护人员能尽量帮助减轻治疗带来的疼痛，甚至只是给老人多一些看似无用的安慰与关心，或许他就不会如此强烈地排斥再次手术，生命也将得到更长时间的延续。生死之交3月中旬，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部分前去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面对镜头摘下口罩，第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模样。其实，还在隔离病房里时，不少医生护士就把自己的彩色照片贴在防护服外面，因为他们的病人都迫切想知道，这些帮助过自己的人长什么样子。“我们是生死之交！”疫情期间，许多患者由衷说出的一句话，无意中道出了医护这个行业与别的工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参与一次手术实习时，王子颖慧对“生死之交”4个字有了自己的体会。那是一位近70岁的女性患者。手术结束，病人还没有完全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看到站在身旁的王子颖慧，第一反应是一个劲地说“谢谢”。实际上，作为实习生，整台手术，王子颖慧只能观摩，不能动手。“我猜，那位奶奶只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白大褂，就本能地不断道谢。”王子颖慧说，老人心里要感谢的，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医生，而是这个群体。“2019收官之作——科研与医学人文，攀登永远在路上！”2019年12月19日，尹梅在朋友圈用一段长长的文字抒发了3个月来的压力。在一项中国外科医学领域的顶尖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被安排了半天时间来开展“医学人文讲堂”。“食管癌高峰论坛”“健康扶贫包虫病攻坚战项目”……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医学学术论坛邀请尹梅教授和她的团队参与并进行医学人文培训，有时候要提前两三个月预约，才能订到尹梅的档期。去年，《做有人文情怀的医者》一书正式出版，书中是尹梅教授团队数十年来在医学人文学科科研和实践调研取得的成果。“这并不是我个人事业的高光时刻。”尹梅说，在病人把生死交予医生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也开始把与患者相处的感悟和人文思考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尹梅记得，在儿科医患矛盾比较紧张的那几年，有一家医院的儿科主任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她的电话，说全科室都希望她的团队能去上一节课，为缓解儿科医护人员的焦灼和平衡医患关系出招。一次外科学术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在医学人文讲堂进行案例展示。若干年前，尹梅在课堂上讲到“安乐死”这一话题时，一位女学生坚定地站在了少数人的一边。她觉得，应该尊重患者选择死亡的权力，当医学技术已经无能为力时，就不应该让病人低质量地活着。多年后的一天，这位早已是医生的学生突然返回学校找到尹梅，只为了说一句“老师，我错了。”这名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的学生，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发现，当自己牵肠挂肚的人病无可医时，纵使人们在理性上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在感情上，哪怕她多活一天，我都觉得多一分安慰。”尹梅说，这种情感上的无法割舍，就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2019年春天，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部公共教学部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尹梅受邀参加揭牌仪式并发表主题演讲。活动结束后，她特意拍下现场的一张照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照片上，是嘉宾签名墙前面的一句话：人文是医学的一只翅膀。

11月8日，2020腾讯医学ME大会（以下简称“ME大会”）正式上线，全球顶尖医学领军者共聚，从“痛点”出发，聚焦新冠疫情、心脏病、癌症、生殖医学、抑郁症等前沿医学，结合互联网科技对用户痛点的洞察，为大众解码生命的前沿思考。ME大会由腾讯携旗下腾讯医典联合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及其独家授权的中文数字媒体《NEJM医学前沿》共同举办，致力于为科技与医学打造同频共振的舞台。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在会上指出，连接、算力与智慧化是医学数字化创新三大路标。他表示：“我们相信，科技应当向善, 与医学结合共同助力消除人类的痛点。以科技守护生命之光，让每个人的健康变得可度量、可管理、可改善。”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 今年，ME大会以“痛点”为主题，意图探寻个体、医学、社会的痛点和解决之道，揭示生命与文明的反思与进化，推动医学科普全民普惠。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院士在寄语ME大会中提到，“马化腾先生曾说过，互联网的任务是解决用户的痛点。这跟医学的使命很像，我们是解决人类最根本的痛点，生命之痛。” 钟南山院士还表示，未来的医学研发实践还应该积极地投入前沿科技力量。此次ME大会演讲嘉宾还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Eric Rubin、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上海市胚胎源性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荷凤院士、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陆林院士、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主任蔡三军教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脊柱外科主任彭宝淦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以及腾讯医疗副总裁黄磊。 国内外顶尖专家汇聚，研判全球新冠疫情趋势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全人类对“痛”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验。针对仍旧严峻的疫情形势，嘉宾在会上分享了防控经验和趋势研判。在钟南山看来，这次防疫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之点，亦或是这次防疫的一个痛点，是抓住了在社区领域的群防群控，在上游不让其传染，不让其蔓延到更多的人，这是最大的一个成绩。他认为，这次疫情里人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要进一步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我们通过社区的联防联控策略，迅速遏制疫情，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各界在医学科普上的大力投入，让公众消除了恐慌的情绪，并且理解和遵守各种的防御措施，从而有效的应对了疫情。”同时，他也高度认可科技在疫情中凸显的价值：“ AI、大数据、5G、网络，在疫情预报、疫苗研发、病情诊断方面都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前沿科技是推动未来医学发展的一个变革性的力量。”钟南山院士表示前沿科技是推动未来医学发展的一个变革性的力量对于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张文宏表示在这场疫情当中，全球成为抗疫的共同体，当世界的疫情没有结束，中国无法独立于世界之外。中国经验就是“比病毒跑的更快”的策略。 “我们接下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跑的比病毒更快，迅速对出现疫情的地方进行控制并对相关接触人群进行检测，直到发现每一个病例。同时，我们需要通过提高疫苗接种率以迎接世界重启与开放。”张文宏教授认为中国经验就是“比病毒跑的更快”目前，疫苗和特效治疗药物研发成为了国际医学界和各国民众最为关切的议题之一。全球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传染病学权威专家Eric Rubin表示，疫苗的制造是一个耗时漫长且机理复杂的过程，新冠疫苗的研发目前以DNA疫苗和腺病毒疫苗的研究进展最为理想，但还需要通过后期临床试验进一步对人体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估。他对获取到理想的新冠肺炎疫苗充满信心，“开始一个疫苗项目，通常需要10多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能够将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浓缩成几个月，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Eric Rubin对新冠疫苗的研发充满信心多种疾病加重国民健康负担，医学专家联合呼吁“治未病”在今年ME大会的舞台上，嘉宾关于痛点的议题还涵盖了出生缺陷、脊椎病、心血管疾病、癌症、抑郁症等常见病、慢性病，从出生到年迈、从身体到心灵，为每个人的全周期健康带来前沿医学最新探索。每个人的健康早在胚胎时期就应开始受到关注。黄荷凤院士致力于通过辅助生殖技术预防出生缺陷。“我国大概每年有80万到100万不健康的小孩出生，平均每30秒钟就有一个缺陷儿诞生。”黄荷凤院士认为，减少出生缺陷重在预防，包括孕前保健、孕前诊断、产前检查、产后筛查。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GT）作为出生缺陷防治的重要手段，可以在胚胎植入前就通过筛查剔除致病基因，阻断罕见病和遗传病的发生。她提出希望全社会对于出生缺陷干预的观念普及，减少国人出生缺陷、提高生育素质。黄荷凤院士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为健康胚胎“保驾护航”心血管疾病是导致我国国民死亡的头号杀手，作为国际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心脏病研究专家之一，葛均波表示中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达到3.3亿人，近年病例爆发性增加的原因在于源头预防没有做好。他认为“高胆固醇血症、肥胖以及肥胖导致的糖尿病、吸烟以及高血压，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爆发性增加四大危险因素。”控制危险因素是从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最好手段，并为大家提出了健康生活方式的范式：远离肥胖、少吃钠盐、多吃蔬果、戒烟戒酒、适量运动、充足睡眠，并提倡定期体检。葛均波院士倡导“上游治未病”，让患者参与疾病的管理癌症，则是人类健康的另一大杀手，其中大肠癌已经成为致死率第二高的恶性肿瘤。多年来扎根肠癌科研及临床诊疗的蔡三军教授指出，肠癌的发生、发展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为大众提供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甚至早期发现肠癌的宝贵机会。蔡三军强调，改变生活方式，做好病因预防、筛查和早期诊断，能够有效减少大肠癌的发病。蔡三军教授希望借助互联网补足科普力量，提升民众肠癌筛查意识脊椎病也是现代人不健康生活下的常见疾病。颈腰痛是发病率仅次于感冒的疾病，腰痛是成年人群中引起劳动力丧失最常见的原因，颈痛排第四位。彭宝淦教授指出，随着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久坐、长期低头等习惯导致了脊椎长期处于不正确的姿势，引起病理性改变，除中老年外，脊椎病正不断向年轻化发展。他提出，脊椎病重在预防，改变不良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如进行腰背肌锻炼、避免高枕或无枕睡眠姿势、长期伏案工作电脑屏幕与视线保持一致或者稍微抬高、加强运动等，可以很好地防止脊椎病加重。他还特别强调重视青少年的脊椎保健，防止脊椎病的年轻化。彭宝淦教授强调脊椎病年轻化趋势加剧，需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除了疾病造成的身体之痛，近年心理疾病对于大众生命质量构成的威胁也不容乐观。全球3.5亿人罹患抑郁症，其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工作和生活能力甚至导致自杀死亡。我国精神卫生领域首位中科院院士陆林教授指出，“抑郁症负担加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低就诊率、低诊断率。”对抑郁症的误解和基层医疗资源的不足，让我国得到诊断和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仅有20%~30%。对此，他强调，通过医学科普消除歧视，消除“病耻感”，摆脱“污名化”是抑郁症康复最重要的一项前提。陆林院士希望通过医学科普消除歧视，消除“病耻感”，摆脱“污名化”腾讯医典发布三大计划，社交化、场景化重构互联网医学科普3.0时代,会上，腾讯医疗副总裁黄磊发表了《医学科普再进化，汇聚个体照亮全体》的主题演讲，他回顾了新冠疫情中互联网带来的突出价值。“互联网在知识科普、全社会动员、在线问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构建起了全民抗击疫情的线上防线。 ”根据腾讯医典联合Ipsos Healthcare联合制作的《2020公众健康行为洞察报告》显示，42%的公众认为免疫力是最主要的健康标志；67%的人表示疫情后接种疫苗意愿度更高；当身体出现不适时，76%的受访者愿意选择主动干预，包括：就医检查、网上搜索信息、服药等。公众对权威医学知识的获取更高频、主动，对内容的需求往便捷化、实用性方面发展。“疫情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通识教育课，更多医生投入科普，更多大众关注科普，更多平台传播科普。”黄磊认为，互联网医学科普如今已迎来3.0时代：以社交化、场景化的传播方式，重塑科普连接，重构科普的“人-内容-场景”，知识的生产、传播、形态都更加开放多元。首先是社交化，带来了科普载体、科普方式、科普生产者的变化。黄磊指出，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互联网科普应该在兼顾医学权威的基础上，让碎片化知识像拼图一样，即有局部，也有整体的线索与关联。在科普生产方面，让科普从高高在上的“宣讲”走向接地气的“沟通”。与此同时，医学科普创作不再是少数、头部专家，而纳入了更多青年医生，为医学科普加入充满活力的有生力量。疫情期间，腾讯各大内容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5000名医生在疫情期间开设了线上直播，总时长超过7000多个小时。与此同时，垂直疾病领域的患者社群，也成为医学科普传播的密集地带。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帮助病友获取专业、可靠的知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温暖。其次是场景化，通过云端连接，医学科普知识得以扩展到各类线上、线下应用场景，甚至硬件终端。同时人工智能和算法的进步，实现了海量内容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筛选、推荐，实现不同场景下精准的知识触达。信息围墙的打破，实现科普资讯的全场景触达，用户随时随地可以获得想用、能用、可用的信息。与此同时，科普平台通过内容开放共享，可与不同平台相关服务进行深度整合，实现从内容到服务的无缝连接。腾讯医典宣布启动三大计划为此，腾讯医典在ME大会上正式宣布启动三大计划——医学科普官计划、大众科普官计划、内容开放计划，分别围绕医生创作者科普创作共建、患者互助共筑圈层、以API开源形式开放输出能力等方式，期望汇聚更多专业医生、机构、公众力量，聚沙成塔、聚木成林，推动构建优质科普新生态。黄磊表示，“期待医学科普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弥合信息鸿沟，驱动公众健康认知进化，助力居民健康水平达到新高度”，如钟南山院士在致辞中对于医学、科学、生命未来的构想那样，“让医学的科学之光，照亮更多人的生命之路”。作为腾讯科学周的核心之一，ME大会正是腾讯践行“科技向善”愿景的体现。正如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曾表示，“腾讯科学周是希望让科学家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让科学探索，成为公众尤其年轻人的追逐点；让科研工作，成为一种新时尚。”并表明腾讯医学ME大会的初衷，“希望引导更多人关注生命、认识自我，通过权威医学科普提升大众健康，减少病痛之苦。”

9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联合主办的“医与患的迷思——《病患悖论》新书发布暨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一院顺利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魏长宝，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柯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主任张大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系主任安友仲，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众分社总编辑侯苗苗等出席活动。本书译者、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潘驿炜作报告。　 会上，张大庆介绍了本书译者情况和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的学科建设、学术科研开展情况。本书译者潘驿炜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现正处于博士三年级、论文写作阶段。该同学在学业之余，喜爱科普作品的翻译工作，已译有《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病患悖论》《病床边的陌生人》三部作品。2018年11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成立，韩启德院士为创系主任。北大科技医史系的成立集合了北京大学科学史、医学史等专业研究方向，顺应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潮流。韩启德院士一直专注于科学文化建设，而科学文化的基础之一是科学史，北京大学成立科技医史系的宗旨就是进一步推动北大的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同时成立的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是国内首个以科学文化研究为核心定位和首要发展目标的科研机构，旨在广泛联络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服务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一系一院”相辅相成，科技医史系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与研究，为本科生开设科学史类的通识课程，培养科技史博硕士研究生，开展科技史学术研究等基础性工作；科学文化研究院主要承担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政策咨询等工作。虽然“一系一院”成立不久，但包括“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科学文化系列论坛、北大理科史系列研究在内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现已有序开展。侯苗苗介绍了《病患悖论》新书出版发行情况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鼓楼新悦”品牌、人文科普书系情况。她表示，《病患悖论》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新策划的“医学人文”系列丛书第一册，该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译者及多位老师的大力支持，获得广泛好评。丛书所属的“鼓楼新悦”品牌坚持“学术内核”与“大众化表达”并重，是国内最早提出“人文科普”理念的出版机构之一，体现了对当下社会话题的观察和出版人的责任，期望将科学精神和专业主义带给社会大众，并让科普作品具有人文的、历史的和面向未来的温度。报告环节，潘驿炜向在场嘉宾汇报了本书的主旨大意和翻译情况。报告介绍，《病患悖论》一书源自作者玛格丽特·麦卡特尼在英国从事全科医师工作的经验观察，她认为健康供给对“人”的关注不足、对“病”的聚焦太多将造成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倒置。健康人群在宣传攻势下，盲目地接受不必要的诊疗或服药，承受社会压力和副作用的困扰；而迫切需要支持与扶助的患者或弱势群体，却受到知识背景、认识水平、行动能力、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有效获得必要的帮扶——这样就形成了“病患悖论”。作者认为，健康产品广告、市场赞助、行政手段甚至公益宣传等在一定程度上夸大、美化了现代医学的能量，过度拉高了公众的预期，这对于医生执业、医患关系都有着不利的影响。潘驿炜表示，期望借翻译本书向读者传递“过犹不及”的道理：健康是每个人的追求，但实现它靠的不是更多的医药。这一方面要求个人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求社会经济状况和各种资源的可及性更加公正平等。参会嘉宾对著作观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回答了现场媒体的提问。王一方指出，现代医学存在着“过度”“过盛”“过载”——诊疗过度，需求过盛，医学承载的期待过载。本书突出了现代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现代医学的时代是医学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但是也是产生迷思最多的时代。《病患悖论》一书渗透着三个叙事逻辑：医学存在系统谬误；这种谬误形成了循环加速机制，放大了迷思；医学需要回归原点。医学的“新常态”应是带着问题不断反思。柯杨表示，医学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多，因此医学问题是社会化的问题，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当代医学的重要特征是大数据、大健康、精准医疗，大数据的应用为医学提供了循证证据，但筛查等具体策略的应用可能存在瓶颈，这些瓶颈仍然需要通过大数据的循证医学研究加以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证据的积累，这些问题的疑团将有望解开。《病患悖论》一书的作者具有勇气、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争鸣。安友仲认为本书的内容切中时弊，作者提出的问题有助于医疗从业者和公众思考整个医学系统的困境。“治疗”只是医学的一小部分，“帮助”和“安慰”也是医疗的重要内容，但医学逐步滑离了原有的方向。从临床医生的角度看，本书第二部分“运作方式”揭示了医学“偏航”的具体机制。一个缺憾是作者并未在书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想法，虽意犹未尽，却也留给读者更多的讨论与反思空间。魏长宝指出，医学是科学的、技术的，也是社会的、人文的。建设新时代科技强国，不仅要发展“国之重器”，还要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精神，营造科学文化氛围。医学科普要做出温度，就要寻找科学、历史、文化的结合点，从而启发社会对科学精神、医学观念及其蕴含的人文价值的深入思考。本次《病患悖论》一书的出版，既是对“人文科普”出版理念的践行，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科技医史系合作的良好开端。今后，期待双方整合优质资源，不断深化合作，推出优秀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总结发言最后，韩启德院士作总结发言。韩启德认为，从防止过度诊疗的立场出发，《病患悖论》一书话题性鲜明、内容尖锐。尽管作者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没有深入触及生命价值的根本视角，也没有形成充分的解决方案，但她基于细致的观察和严谨的分析敏锐地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抒发了自己的观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意义十分重大。过度医疗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是对于医疗来说，过度与适度的界限很难区分，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医学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医生与患者掌握的知识永远不对等，当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患者越来越多介入医学决策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就往往越是难以厘清。《病患悖论》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启发中国医生同行的思考与讨论。韩启德表示，合理使用医疗资源，把握医学技术发展方向，需要由医者、患者、公众、政府等各方面形成健康共同体，来协调各方诉求，把正确的健康卫生方针融入各项政策。而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需要有一个把握正确方向的、坚强的医务工作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要开放、深入地研究和讨论医学的本质、医疗的界限、医疗系统如何在推进全民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等重要议题。我们中国医生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外，也要深入思考上面这些重大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写出像《病患悖论》这样的好书。医生、学术界、文化出版界、媒体界都能为医学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我们期待多方的合作能够产生更加优秀的成果。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医学院，医学院，这些年各个大学都在踊跃的建立医学院，基本上所有的985院校都有医学院了，比如近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都成立了医学院，可以说医学院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标配。为何大家都抢着成立医学院呢？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这些纯工科的院校都开始建医学院了。具体什么原因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学现在在科研方面分量非常重要，几乎占了自然科学基金的一半，所有ESI的大半地盘，所以一流大学都急着建医学院。网上都说，现在没有医学院的985院校真的不多了。目前只有8所985大学没有医学院，不过这些高校也是蠢蠢欲动，而华东师范大学酝酿了好多年，终于成立了医学院。2020年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聚集优势学科，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医学院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上海市方面多所重磅级人物出席，包括副市长宗明、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顾洪辉、中共上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黄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毛丽娟等。而且这个成立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又拉了一所附属医院加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另外还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仪电集团云赛智联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华东师范大学很早以前就想成立医学院了。早在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医学院筹建办公室，知道今日才成立了医学院，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的说，上海医学院众多，华东师范大学想分杯羹实在太难，目前上海的著名医学院基本被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把控，连同济大学都只有汤喝没有肉吃。因为原来的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本上已经完全垄断了上海市的医学志愿，海军军医大学是因为身份特殊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同济大学医学院目前实力就比较尴尬了，华东师大目前想在上海市弄个附属医院都难于上青天。目前除了4个985高校有医学院外，其他不少高校也有医学院，包括上海大学等。因此上海高校拥有医学院的高校太多了，最后只有复交和海军军医大学有实力，其他都沦为陪衬。老铁们，你们怎么看呢？

前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肾脏科初创于1979年。近年来，东南大学肾脏病研究所在中华肾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国内肾病专家刘必成教授带领下，狠抓学科建设，紧紧瞄准肾脏病学国际前沿，先后承担多项国家及江苏省重大、重点项目，获得多项国家及省部级成果奖励。与刘必成的对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改革开放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称自己既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实践者。作为肾脏科医生，刘必成深感荣幸能参与到罗沙司他的三期临床试验，见证“诺贝尔医学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开花结果，率先惠及中国患者。刘必成认为，我国医院科研发展70年，经历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已经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在未来科研探索过程中，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将坚持创新合作两手抓，同时帮扶基层一起发展，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为建设健康中国而努力。“我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90年代出国留学，可以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我国医疗卫生发展最快的四十年。四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实现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转变。”90年代，我们在追赶20多年前，出国留学时的所见所闻依然历历在目。刘必成回忆，“90年代初，国外电脑已经普及，信息化程度也很高，教学科研资源和设备都是很先进的，医疗水平也非常高。我们看到国外医院的肾脏科是单独的一幢楼，既有漂亮的病房，也有先进的实验室，几个透析分中心加起来可以容纳800多个透析病人。当时感到很震惊。”回国以后，刘必成一心扑在肾脏科事业上，他说：“看到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自己发奋图强也有了方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最重要还是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从疾病诊疗水平、就诊环境到医学科研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我们明显地感到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刘必成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医学科研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好的基础，第一，我国人口多，疾病资源丰富；第二，国家已经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临床科研人才，为开展高水平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第三，现在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科研创新工作，给予的科研经费也逐年增加，有了很好的物力基础。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离不开医学科研创新医学科研为什么这么重要？刘必成介绍，医学科研包括基础科研和临床科研，基础科研提供原创性理论发现，而临床科研就是将这些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来解决病人所关心的疾病诊治问题。“所以我觉得，没有临床科研，没有医学研究，就没有我国医学的可持续发展。”刘必成表示：“作为医学工作者，我们如何才能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我觉得关键要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实现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以前我们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没有自信心。现在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创新，才能引领发展，真正地实现独立和自强。因此，医学科研工作的进步对于我们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是极其重要的。“与国际科研并跑，ICH助力中国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际化水平。科学无国界，我们国家过去四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2017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成员，我国药品监管体系已经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认可的监管体系中，也为药物临床试验工作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过去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看到新药上市，过了十几年，国内还是没有这个新药，那时候觉得很遗憾，我们只是旁观者，并不能参与到其中。”刘必成说，新药开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国际上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临床上应用的绝大部分西药来自西方，只有和国际全面接轨，我国医药行业才能得到全面提高，人民也能够及时享受现代科技及创新药给健康带来的保证。所以，我国加入ICH，是非常正确的，是我们的医药科技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意味着我国在ICH规则制定中拥有了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中国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会大大加快。刘必成进一步指出，加入ICH后，在今后的新药临床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积极地争取，尽快地加入到临床试验过程中，最好能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要结合国内临床实际情况进行自己的课题设计，拿出适用于中国病人的应用方案，更好地造福中国病人。新药研究获国际认可，中国创新药未来可期根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消息，1类创新药罗沙司他胶囊(商品名：爱瑞卓)于2018年12月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因慢性肾脏病(CKD)引起的贫血，在中国获批上市之前未在其他任何国家上市。口服药物罗沙司他胶囊是全球首个开发的小分子低氧诱导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HIF- PHI)类治疗肾性贫血的药物。罗沙司他这一首创新药物的研发基于低氧诱导因子(HIF)和氧感应理论的创新突破，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发现氧气感应机制的三位科学家。作为参与罗沙司他三期临床试验的专家之一，刘必成说，“这次氧感应适应机制获得诺奖，我们肾科医生感到尤其兴奋，因为中国肾科医生在比较早的阶段就参与到罗沙司他的临床试验中来，对这个理论也一直抱有信心。”刘必成表示，“临床多中心研究是新药走向临床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新药不经历二期、三期临床试验是无法真正走向临床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国的临床药学研究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罗沙司他两项研究在NEJM发表，这是NEJM首次发表由中国大陆医生作为第一和通讯作者的新药Ⅲ期临床试验，也是NEJM首次背靠背发表中国团队的临床试验。文章的发表印证了氧感应机理在肾性贫血治疗领域的临床应用已走在所有疾病治疗领域前列。我们医院对能作为主要参研单位参与罗沙司他的临床试验非常高兴，也格外重视。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对如何执行GCP规范，确保试验过程的严谨性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进行了全程严格的管理，我们成为单中心完成病例数最多、完成质量最好的单位，完成接近整个研究所需样本数的十分之一，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称赞。”他补充道。罗沙司他率先在中国完成临床试验，率先在中国获批，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刘必成认为，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未来，他呼吁产学研要紧密结合，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也要鼓励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紧密合作，缩短实验室和工厂的距离，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力求更快造福患者。他说：“相信今后中国会有更多世界级的新药或本土原创新药，在中国先研发，先上市，并从中国开始惠及全球病患。”国际合作促创新，国内合作扶基层在科研建设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肾脏科注重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们通过邀请国外高校和同行定期讲课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的学术会议交流，不断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变化，了解学术的前沿。在学术交流中，我们也感受到在创新意识方面还需要再下一番功夫。作为科研人员，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沃土，我们医学科技工作者应更具备创新意识与创新热情，心无旁骛地做科研，解决临床问题，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中大医院一直将医教研协同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与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合作的同时，也重视国内兄弟单位之间的合作。刘必成告诉记者，“客观地讲，我国医疗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中心城市和基层，东部地区和偏远地区之间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作为相对先发展起来的医院，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高水平。”近些年，东南大学肾脏病研究所作为江苏省肾脏病临床研究中心，建立了60多家基层医院的医疗联合体，通过定期派专家坐诊、查房和远程会诊，解决基层医院医疗工作中的难题，同时为危重病人开通绿色通道。在最后，刘必成说：“我们的合作是不同的层面，既有顶端层面，也有与基层兄弟单位之间的合作。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大家相互支持，只有相互支持，携手合作，才能把工作做大做好。健康中国的实现，不能靠大医院一花独放，要靠基层医院万花齐放。只有基层医院都强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才会是真正地强大。“(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供稿)

来源：经济日报河北滦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在“医共体”影像诊疗中心通过互联网与滦州市中医医院的大夫一起为患者会诊。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深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人工智能（AI）能解决这个难题吗？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近日发起主办的2019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年会中，多位专家在智能医疗论坛上介绍了AI医生的最新研究成果——AI医生医术是否精妙？还有多久能普及？经济日报记者带您一探究竟。在北京的三甲医院看病有多难？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核能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张勤今年7月亲身体验了一把。那天，他带93岁的父亲去北京人民医院看病，医院人满为患，没有床位，老人只能坐在急诊观察病室的椅子上输液9小时，一直熬到凌晨1：30。而张勤坚信，如果自己团队研发的DUCG系统能尽快完善并应用于临床，将大大改善中国的看病难问题。而这个目标，距离实现已不太遥远。AI诊断：向顶尖大夫看齐对于看病难的“痛点”，张勤表示，2018年，全国有医疗机构99.7万个，其中三甲医院仅1442个，94.6％都是基层医疗机构；而就诊总人次83.1亿，其中基层就诊人次44.1亿，仅占53％。基层医疗机构占绝大多数，却只承担了一半的就诊量，这就难怪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了。看病难、看病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实现真正的分级诊疗。“我国分级诊疗要求实现‘90％大病不出县’，为什么做不到？主要问题是‘基层首诊’正确率低，基层医生水平不高。”张勤认为，解决方案在“智慧医疗”上，“我们要做一种全科疾病诊断智能系统，它在任何场景都能正确诊断，且有可解释性，还能动态生成个体优化临床检查路径，实现精准诊断。”张勤以前做核电站的安全运维系统，核电站的故障诊断和医疗诊断有何相似之处？都是给一个复杂系统看病，都要求“几乎100％的诊断正确率”。理论是相通的，不同的是知识库。张勤团队将原本用于核电站故障诊断的原创系统DUCG拿来做医疗临床诊断，首先要与专家级医生合作构建知识库。“我们以患者为中心，围绕患者的主诉症状构建知识库，包含所有相关科室，免除挂错号的烦恼。比如病人的主要症状是腹痛，就可以问诊我们的‘腹痛’知识库。”张勤介绍，团队正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多家国内著名三甲医院约30位临床专家深度合作构建知识库。“知识库由各科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参与构建，我们追求的是，让AI达到这些专家的水平。”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使用DUCG系统的“AI医生”做辅助，就能得到与北京三甲医院资深大夫同样的诊断结果，这将大大提高基层诊疗水平，缓解三甲医院就诊压力。理想很丰满，现实进度如何？DUCG知识库目前开发到什么程度了？目前，DUCG知识库已完成第三方病历测试的有关节痛、呼吸困难等13个知识库；基本完成开发和内部测试的有胸痛、水肿等17个知识库；正在开发的有不明原因发热、妇科等8个知识库。已经接近覆盖所有临床主诉。AI诊断的便捷度如何？“我们正在开展青岛胶州市和重庆忠县的临床应用试点。不管是镇医院的大夫，还是村卫生室的村医，有电脑或iPAD就可以通过云上DUCG系统开展诊断，并可一键生成符合规范的电子病历。”张勤说。AI诊断的正确率如何？重庆6家三甲医院对DUCG系统的关节痛、腹痛、咳嗽咳痰、发热伴皮疹、呼吸困难、鼻出血6个主诉知识库的第三方测试结果显示：除了22个罕见病没有找到病历外，其余疾病的AI诊断正确率达100％，即AI诊断结果与三甲医院医生诊断结果一致。“我们的测试方法特别强调对罕见病诊断的正确率，因为基层诊断错误主要发生在罕见病。”张勤说。AI医生何时能进化成全科医生并投入基层医院？“所有主诉知识库构建完成后，即可实现全科诊断。我们计划再用一年覆盖基层医院除普通外科外，可能遇到的所有主诉的临床诊断。”张勤表示。AI读片：要比人眼更锐利“去拍个片吧。”这是患者在医院经常听到的话。现在，超声、核磁、CT……各种医学成像已经成为医学诊断的必备参考数据，AI读片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开始走向临床应用。AI读片准不准？这种技术正在给“看病难”问题带来哪些改变？AI读片可以提高疾病的早期发现率。有些致盲、致畸、致死疾病在发病早期已经出现轻微症状，很难被肉眼发现，但却有可能被AI敏锐识别。这些疾病越早被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预后就越好。“任正非曾表示，华为P30的代表是数学，拍照时图像不是照出来的，而是数学算出来的。我期待AI读片也能做到这样。”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浙大一院双聘教授孔德兴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癌症病人从发病到死亡约为25年：其中，基因发展异常是前5年；基因表达到组织表达出现问题大约是从第5年到第20年，此阶段病灶很小；而等到出现医生可以直接诊断的5毫米以上的肿瘤病灶，往往病人所剩时间仅有1至3年了。“医生很难直接判读小于5毫米的病灶，但数学方法可以辅助，算出超分辨率的医学图像。我们希望把前沿数学理论与现代物理规律和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深层次交叉，所以提出了数理医学这一新概念，并取得一系列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孔德兴介绍，他的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基于超声影像的创新性分析技术，开发出国际上首款超声辅助智能诊断系统，可以对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肝肿块等开展准确识别——对乳腺的识别准确率为：良性92％，恶性93％；分割准确率93％；超声乳腺钼靶的钙化准确率达到97％。从今年7月至今，这套智能超声诊断系统被部署到杭州市西湖区的基层卫生院，已为3万多人做了体检，发现32例甲状腺癌、20多例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到三甲医院做穿刺，手术病理都是恶性的，说明AI读片结果很准确。“社区卫生院周边居民都跑过去体检，既便宜又方便，准确率还挺高。”孔德兴说。AI读片也可以提高医生的服务能力。在广州的中山眼科中心，“AI眼科医生”已经试行2年多了，诊疗决策准确率超过90％，诊断技能已达“专家级眼科医师”水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人工智能学科带头人林浩添介绍，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支持下，目前中心正推出眼科AI三级诊疗模式：在家里，大家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软件，用个人自拍实现初步筛查；在社区和基层医院，通过基本检查设备和云平台初步疾病诊断；在三级综合及专科医院，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的专业检查设备，辅助专家诊治，提高效率。“通过眼科AI三级诊疗体系，每名眼科医生的效率可以提高10倍以上，从一年服务4000人，提高到一年服务4万人甚至更多。”林浩添说。AI落地：巨大临床需求推动AI医疗的落地情况如何？不少专家认为，巨大临床需求正在推动AI医疗的落地。“临床医生远远不能满足眼底检查的潜在需求。目前，眼科医生紧缺，2级、3级医院的眼科医生总计只有3.6万名。与此同时，我国需要开展眼底筛查的人数量庞大，糖尿病患者就有1.14亿，高血压患者还有3.3亿，他们至少要一年查一次眼底。”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医院眼科主任陈吉利认为，人工智能是解决基层眼底检查能力短板的利器。陈吉利介绍，该医院是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识别公司Airdoc在上海的首个应用示范基地，也是国家科信中心眼科大数据实验室上海静安影像阅片中心，还是平安好医生人工智能问诊系统沪上眼科首家应用示范基地，已建设成为集AI、大数据、云平台和远程会诊于一体的医共体眼科云平台，启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糖网筛查项目。该项工作建立了“筛查—发现—转诊—随访—健康管理”的模式，推动了分级诊疗的落实。在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医院的一站式糖网筛查系统中，4家基层社区医院在一年多时间内，就协助筛查了5590例患者。“以往社区筛查后，将片子上传至区域医疗中心，要完成远程读片，再把结果给到社区，通知患者向上转诊，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这是由于上级医院医生时间短缺，来不及阅片。有了人工智能后，可以即刻告诉患者筛查结果和转诊时间，大大提升了诊疗效率。”陈吉利说。AI医疗领域目前有很多创业公司，什么样的公司更有商业前景？据统计，目前全国人工智能＋医疗领域约有150多家企业，大部分从单领域突破——医学影像上的辅助诊断、在线智能化问诊等是目前比较集中的方向。对于医疗类企业来说，技术真正落地离不开真实应用场景，算法模型、可持续的优质医疗数据、变现渠道缺一不可。复星集团投资总监陈宏表示，考核一个公司是否值得投资，除了考核算法有没有先进性，还要看数据量及其维度和质量，大致为以下4点：商业模式，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产业化落地；创始人对其细分医疗AI领域有什么程度的理解，是否有营销人才、互联网的思维；硬件是否能够在整个产业链上有很好的结合；对场景的选择是否正确，能否找到更新的场景去匹配更新的数据、更新的硬件，或是在已有场景中做好产业链的延伸。他表示，目前比较看好慢病管理、药物研发、院外健康管理、基层预防筛选这几个细分领域的人工智能机构。AI医疗服务能解决“看病难”顽症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