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杂志级别

【科学世界博览】教育品质专文：“中国9所副部级大学均有闻名中外的医学院，其临床医学专业超群，比如北大医学部、清华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复旦医学院、浙大医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华科同济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等”。值此文发布之际，林瑜伽老师携手教育部团队，诚挚欢迎同学们点击上方“蓝字”，触控科学教育的前沿动态，把握高等教育的时代脉搏，探知医学专业强校的发展实力，选择适合自己的顶尖专业高校。在国内高等医学院校领域，素有“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东齐鲁”的说法。其中，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知名度与发展实力较为出众，并且与清华大学开展了深度合作，医学专业实力在国内顶尖高校中名列前茅。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同样闻名遐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曾于协和齐名，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与协和拉开了差距。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在国内医学院院校发展史中，留下来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由于院校调整，近期山大齐鲁医学院的发展实力已经和其他三所高校拉开了明显差距。接下来，我们我们重点聚焦于北京协和、川大华西、中南大学湘雅、山大齐鲁四所著名医学院，看一看哪一所医学强校最适合自己选择。bei'jing协和医学院学生宣誓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实行院校一体的管理体制，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的唯一的一所医科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类科学研究机构。同时，北京协和医学院也是“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捐资创办，1919年10月开办八年制医学本科，是我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医学院校，被誉为中国医学殿堂。为探求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创新模式，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清华大学于2006年9月起开展合作办学，可同时使用“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作为第二名称，并依托清华大学，部分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平台建设行列。在教育部最新的第四轮科学评估中，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获评A+顶尖成绩。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起源于1914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是由美、加、英等国教会按西方医学教育模式建立的医学院，坐落于中国文化名城成都市锦江万里桥头的华西坝。华西医院是中国西部疑难危急重症诊疗的国家级中心，医疗水平处于全国先进行列。 教学方面，华西临床医学院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医学学府，有完整的在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体系。川大华西医学院是美国心脏协会（AHA）在中国大陆首家授权认证培训基地、美国外科医师协会（ACS）亚洲首家认证教育机构、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协会（RCS）认证教育机构、首批国家级临床技能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首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心血管内科专科医师准入考试及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考试基地、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与考官培训基地、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成都市科普教育基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为湖南医科大学，久负盛名，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湘雅医学院设有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口腔医学、护理学、医学检验与技术、麻醉医学、精神医学、医学信息学、法医学和生物科学11个本科专业，拥有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口腔医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院、护理学院等6所学院，有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湘雅口腔医院、湘雅五医院5所直属附属医院，及湖南省肿瘤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株洲市中心医院3所非直属附属医院，建有24个临床教学基地。湘雅医学院的教学以严谨著称，建校以来，为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数万名医学各类优秀人才，其中包括两院院士12人。在科研实力方面，湘雅医学院每年开展数百项课题的研究，承担和参加“863”高技术项目59项、97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34项（其中首席3项）、国家科技攻关和支撑计划项目3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项、国家重大专项16项、重大国际项目18项、获国家科技奖35项(含全国科学大会奖10项)，出版专著300余部，发表论文25000余篇，被SCIE收录论文3000余篇，其中IF值最高达57。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其校史可追溯至1864年创办于山东登州的文会馆。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到达登州，开展与文会馆相关的新医药工作及医学教育，齐鲁大学医科办学由此开端。山东省第一所正规现代西医高等学校也是由此诞生，齐鲁医学院成为当时教会在华所办的四大医学堂之一，首届毕业生于1907年毕业，并在我国医学发展历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的前身齐鲁大学，进入全盛时期。当时的齐鲁大学号称“华北第一学府”，和燕京大学并称“南齐北燕”，老舍、钱穆、顾颉刚、栾调甫、马彦祥、吴金鼎、胡厚宣等一批学术名家先后在此执教。齐鲁大学医科实力尤为强劲，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声誉。在现代医学优秀人才培养方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有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本科专业；确立了卓越医生、医生科学家和生物医学科学家三类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医教协同，建立了“5+3”、专业学位与“住培”、“专培”并轨培养体系和齐鲁医学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齐鲁医学院现有各类全日制学生约8800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4697人，研究生3726人，临床医学（英语授课）留学生300余人；有国家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和5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国家级精品课程12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4门，教育部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2门。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的专业发展实力、未来发展前景、具体医学专业的优势、高校选择等方面，同学们有哪些补充看法呢？欢迎大家一同交流、讨论、学习。【本期“科学世界博览”教育品文主编/林瑜伽老师】

医学院，医学院，这些年各个大学都在踊跃的建立医学院，基本上所有的985院校都有医学院了，比如近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都成立了医学院，可以说医学院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标配。为何大家都抢着成立医学院呢？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这些纯工科的院校都开始建医学院了。具体什么原因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学现在在科研方面分量非常重要，几乎占了自然科学基金的一半，所有ESI的大半地盘，所以一流大学都急着建医学院。网上都说，现在没有医学院的985院校真的不多了。目前只有8所985大学没有医学院，不过这些高校也是蠢蠢欲动，而华东师范大学酝酿了好多年，终于成立了医学院。2020年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聚集优势学科，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医学院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上海市方面多所重磅级人物出席，包括副市长宗明、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顾洪辉、中共上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黄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毛丽娟等。而且这个成立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又拉了一所附属医院加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另外还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仪电集团云赛智联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华东师范大学很早以前就想成立医学院了。早在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医学院筹建办公室，知道今日才成立了医学院，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的说，上海医学院众多，华东师范大学想分杯羹实在太难，目前上海的著名医学院基本被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把控，连同济大学都只有汤喝没有肉吃。因为原来的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本上已经完全垄断了上海市的医学志愿，海军军医大学是因为身份特殊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同济大学医学院目前实力就比较尴尬了，华东师大目前想在上海市弄个附属医院都难于上青天。目前除了4个985高校有医学院外，其他不少高校也有医学院，包括上海大学等。因此上海高校拥有医学院的高校太多了，最后只有复交和海军军医大学有实力，其他都沦为陪衬。老铁们，你们怎么看呢？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体型与健康密切相关。从身体某些部分的尺寸，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准确率非常高。1、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２、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3、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4、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注：图片来自网络　　　　

特稿108一场疫情，把医学和医者又一次推到了最前线。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当现代人为之骄傲的“技术”受限，医护人员的信心、用心，和患者的信任与配合，成了击退病毒的最坚韧的防线。医学，从来都要依靠两只翅膀才能起飞。送走最后一批痊愈患者后，武昌方舱医院一名医护人员久久注视着照片墙。照片上都是舱内患者和医护人员。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医学的另一只翅膀工人日报记者 张世光哈尔滨医科大学1985级临床医学专业毕业30周年同学会要推迟了。从除夕夜起，尹梅就陆续听说有同学随黑龙江医疗队奔赴湖北。原定正月初三召开的方案研讨会取消，直到3月底医护人员陆续返回，同学群里每天弹出的都是“做好防护”“注意安全”等叮嘱。尹梅留在哈尔滨度过了最长的一个寒假——她本科毕业后没有成为临床医生，而是留校教授医学人文学科。在抗击疫情的一线，面对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许多医护人员发现，与他们一直依赖的“医学技术”一样，过去总被忽略的“医学艺术”也是治愈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时候甚至是更好的手段。在收治了1.2万名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中，广场舞、八段锦与药片、针管一样，成为医学的又一种象征。医学艺术，也称为医学中的人文关怀，柔软、抽象又难以量化，在我国当代医学中时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30年来，尹梅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人文关怀在临床治疗中得以出席。尹梅教授就医学人文话题采访一线医生并录制微课。医学院中的“音体美”“大夫，你没事吗？”2008年，临床医学大五学生付洋到医院实习，因为晕血被架出手术室。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在电梯里清醒过来后，一位患者关切地询问。“像是我们互换了身份。”和自己的同学一样，第一次走进医院实习的付洋总想离手术台和诊疗室更近一点，看到更多有关开刀、诊断、换药的技巧。对她来说，这些操作背后是自己选择学医的最大动力——救死扶伤。1985年，尹梅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时，抱着和付洋同样的坚定信念。直到大五那年，学校在应届毕业生中公开选聘医学伦理学教师。“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经过了一系列考核，1989年9月底，进入试讲环节的尹梅遇到了这样一个题目。在校期间，尹梅多次拿过演讲比赛一等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对她来说，试讲话题并不难。困难的是要她割舍自己的医生梦。尹梅的母亲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听诊器是尹梅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成为一名像母亲那样的医生，成了她顺理成章的愿望。“医院里不差你一个医生，可医学院里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师。”一位老师的一句话让尹梅最终做出了决定，“讲好这门课，你会帮助到无数的医生。”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成立，其功能包括教授医学史和医学伦理学等课程，这是我国现代医学院里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不过，与20世纪后期医学技术飞跃式发展不同，我国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医学人文学学科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课程都是在近20多年里才逐步开设的。3月9日，武昌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夜，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人员韩杨用双手比出心形。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2019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学典礼。已是该校人文学院院长的尹梅向全体新生做了《始于热爱，忠于信仰》的发言。这是继2012年后，她第二次以教师代表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演讲。这样的频率，对一位医学院里的非主干学科教师而言，有点儿高。在尹梅上大学时，医学伦理课甚至不属于考试科目，因此被比作中小学里的音体美课程。“即使到了10年前，想把研究生送去医院实习，我还要托关系。”尹梅不避讳谈起学科曾经的边缘化经历。普通医学生实习都会参与到具体治疗工作之中，医学人文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时候却置身事外，只对医生、患者进行观察和记录。“这样的观察有什么意义？”来自一线医护人员的提问，不止一次摆在尹梅和她的学生面前。有人问得更直接，“医学人文到底是什么？”人生的病 生病的人王子颖慧觉得肿瘤科刚收治的那位张老先生简直“无法理解”。那是3年前，医学人文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王子颖慧到医院实习。张老先生查出早期结肠癌，根据医生判断，如果尽快手术，患者还有数年的预期寿命。可无论家人与医护人员怎么劝说，看起来很通情理的老先生都坚决不同意手术治疗。对结肠癌引起的贫血，他只求输血缓解症状。面对这样的病人，再好的治疗方案都无的放矢。“医学越是发展，技术就会有越多无能为力的时候。”在尹梅看来，王子颖慧的不解，是踏入医学人文领域的第一步。著名产科医生林巧稚曾说：“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感情、意愿、要求……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作纯技术专家。”尽管已过去多年，林巧稚的话仍然可以作为医学人文的准确注解。3月初的一个黄昏，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20多岁的刘凯医生护送87岁的新冠肺炎病人去做CT。途中刘凯特意停下脚步，和已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老人一起欣赏了一次美丽的日落。这一画面无关治疗，无关医术，却“治愈”包括患者本人在内的无数人，只因那是对“人”本身的关怀。持续两个多月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类似的场景有许多。为了与患者顺畅沟通，山东医疗队编出了实用武汉方言手册；为了减少患儿的恐惧，儿科医生在每件防护服上都涂上花花绿绿的卡通人物。就像尹梅在一篇论文中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定义：医学中人文关怀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意义、患者的价值、患者的权利和需求、患者的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它就像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很少，但不可或缺。”在武汉儿童医院新冠患儿隔离病房内，一名儿童为医护人员李力防护服上的卡通画涂色。 新华社 发有调查显示，缺乏对“人”的关注，是近几十年来患者对医护人员作出负面评价甚至采取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度依赖设备仪器，忽视诊查的软实力；只重视人的疾病，忽略与人的沟通；过于重视对自身技能的提升，忽视对患者的关怀等，都被视作医生缺少人文关怀精神的表现。在谈到“什么人可以做医生”时，我国现代普通外科开拓者之一裘法祖说“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但在这句话之前，裘老还说了另外9个字，“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这个前置标准似乎被遗忘了。”从业30年，尹梅用一句话总结了医学人文的困境，“医学已经从交谈的艺术变为了沉默的技术。”付洋第二次进入医院实习时，已是医学人文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为了让医学人文这只柔软的手回归本位，自2008年起，尹梅带领研究生展开了“医学人文在行动”实践调研活动。她把学生送到哈尔滨多家医院，观察医生护士的手势、眼神、语气，甚至观察病房里的一盆花和窗外的一处景，再研究这一切对患者的影响。付洋就是团队中的一员。她说，几年前吸引她的是“人生的病”，这一次她要关注的是“生病的人”。教医学生说话乳腺外科诊室，一名专家正在问诊。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张桌子、一张检查床和面对面坐着的医生、患者几乎把空间塞满，“多出来的”实习生只能见缝插针地站着。同样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等待的病人和家属。一位患者的丈夫挪到诊室门口向内张望，实习生见状立即摆手示意他离开。这显然让那位等待多时的家属大为光火，说话语气和面部表情变得强硬，现场气氛也紧张起来。这是尹梅的一名研究生2015年在门诊实习时观察到的一个场景。这位学生接下来的描述，让阅读过这篇实习记录的人无不惊叹。“这时，正在问诊的专家说话了：‘这位先生，你看屋里都是女患者，一会儿还要脱衣服检查。如果是你爱人正在检查，你愿意让别的男同志进来吗？’”一个平淡的问句，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局面。说话，是医学人文在实践中最常表现出的环节。在有的国家，医学院是从大学中招生。这意味着一位医生至少拥有一个与医学无关的本科学位，这往往也代表更广泛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在我国，只有高中时的“学霸”才有机会通过高考进入各个医学院。入学后，等待他们的是生理、病理、药理、解剖等一系列课程和内科、外科、妇科等科室的轮转实习。当同龄人在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时，大多数医学生的大学生活和中学时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即使熬到工作了，很多医生的生活圈子也小得可怜。有分到ICU工作的初级医生跟付洋抱怨，说她们即使有时间买新衣服，也根本没时间没场合穿这些衣服。在这样的环境里，医生“不会”说话不仅不可笑，还往往是引起医患矛盾的导火索。“你是压榨性疼痛还是尖锐性疼痛？”“从目前你的状况来看，药物治疗效果欠佳，病情严重，必须进行CAG方案治疗。必要时还要用PTCA、PCI治疗。”“哪有手术没有风险的，拔牙还有死人的，过马路还有出车祸的呢。”“……”“大家觉得刚才这位‘医生’说话有什么不妥？”付洋叫停了“问诊”。这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患沟通》课程上的一幕。这门课由临床医学专业老师和医学人文专业老师共同执教，目标就是让医学生学会与患者说话。上课前，尹梅教授和她的研究生团队会把实践中观察到的医患沟通的问题设计成剧情，在课堂上以表演的方式让学生发现问题所在，然后再请学生重新表演从而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在一般人看来，医学生自带光环什么都懂，但在专业的外表下，他们不过还是20岁出头的孩子。”付洋以《医患沟通》课程为例说，相对于积累实践经验，许多同学还是更看重最后的分数，“毕竟，这关系到学霸们的成绩单。”“每次上课，我都发现有的同学是‘中央戏剧学院医学表演系’的。”上学期期末，一位老师的点评引得学生哄堂大笑。“戏精上身”的学生能准确踩到这门课程老师的评分点，包括“不使用医学名词或术语提问，如果无法避免，必须立即向病人解释”“问诊应用过渡性语言”“问诊应有结束语”等等要求，“但你们有意无意把说话变成了又一种技巧，再次忽略了自己面前有血有肉的患者。”那位老师补充说。学会说话，又要避免装模作样地说话，尹梅觉得，这关乎医患沟通的最低原则。先真诚，后技巧。有用的“无用功”翻看张老先生的既往病史，王子颖慧发现他在2012年曾罹患肝内胆管细胞癌，那一次他接受手术摘除了胆囊和胆管，术后身体恢复还不错。几次聊天后，老人告诉王子颖慧，5年前手术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嘴里插着管子，身体被“绑”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身都是奢望。术后的不适和疼痛，让他的体重从95公斤急剧下降到65公斤。当老先生试图表达自己的痛苦时，换来的只有医生和家人反复说的一句话，“再忍一忍，治病都这样。”“那时候，活着对我来说真是比死了还痛苦。”保守治疗后，老人坚持出了院。学了5年临床医学，王子颖慧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比“治好病”更重要。“你们从哪儿来？”“住在什么地方了？能住几天？”每次出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赵秀丽都会向病人问上几个与病情无关的问题。有统计显示，在我国，门诊时每个患者平均说话时长为19秒。在这珍贵的19秒里，医生当然希望听到的是患者更多、更明确的病情信息。赵秀丽也不例外。触动她反思“高效问诊”的，是多年前到边境城市黑河市的一次义诊经历。那次出诊，赵秀丽先是经一夜硬卧火车，第二天早上搭乘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再换乘小汽车，一路颠簸才到达义诊的县城，“还没开诊，我感觉骨头都散架了。”义诊结束，又先后乘坐小汽车、大巴车和火车，赵秀丽才回到哈尔滨。“那些从黑龙江全省各地来看病的患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几经周折才到达诊室？”回程路上，赵秀丽怎么也赶不走脑袋里冒出的这个问题。那之后，无论多忙，赵秀丽都坚持在“19秒”之外与病人聊聊家常，了解他们因疾病被改变的生活。她发现，这样的对话往往能让患者快速放松，进而更清晰、冷静地陈述病情。直到后来受邀与尹梅教授的团队一起执教《医患沟通》课程，赵秀丽才确切地知道，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说的“闲话”是医学人文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实践：做与医学技术无关的“无用功”。在尹梅教授学生的实习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无用功”的描写：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玩笑话，轻轻地拍拍肩膀，用力地握握手。从患者现场的反应和之后的跟踪观察看，这些无法送检、无法得出准确数据的行为，大多都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实践调研进行了十多年，很多学生都记下了同一个场景——早上6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胆胰外科邰升教授开始独自查房了。明明8点才交班，邰老师这么早查房有什么用？走进病房，经过邰老师的解释，学生才明白，6点多是患者陆续醒来的时候，这时他们状态最放松，通过观察、问询得到的信息也最真实。相比之下，换班后的集体查房，更容易让患者情绪紧张，从而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提前两个小时查房的无用功，是邰升成为胆胰外科专家的秘诀。王子颖慧一直与张老先生保持联系。尽管只是偶尔通过微信和朋友圈互动，但她能感觉到，老人最后的时光过得很平静。直到2019年底，她收到了老人离世的信息。王子颖慧依然有些遗憾。如果2012年那场手术后，医护人员能尽量帮助减轻治疗带来的疼痛，甚至只是给老人多一些看似无用的安慰与关心，或许他就不会如此强烈地排斥再次手术，生命也将得到更长时间的延续。生死之交3月中旬，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部分前去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面对镜头摘下口罩，第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模样。其实，还在隔离病房里时，不少医生护士就把自己的彩色照片贴在防护服外面，因为他们的病人都迫切想知道，这些帮助过自己的人长什么样子。“我们是生死之交！”疫情期间，许多患者由衷说出的一句话，无意中道出了医护这个行业与别的工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参与一次手术实习时，王子颖慧对“生死之交”4个字有了自己的体会。那是一位近70岁的女性患者。手术结束，病人还没有完全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看到站在身旁的王子颖慧，第一反应是一个劲地说“谢谢”。实际上，作为实习生，整台手术，王子颖慧只能观摩，不能动手。“我猜，那位奶奶只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白大褂，就本能地不断道谢。”王子颖慧说，老人心里要感谢的，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医生，而是这个群体。“2019收官之作——科研与医学人文，攀登永远在路上！”2019年12月19日，尹梅在朋友圈用一段长长的文字抒发了3个月来的压力。在一项中国外科医学领域的顶尖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被安排了半天时间来开展“医学人文讲堂”。“食管癌高峰论坛”“健康扶贫包虫病攻坚战项目”……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医学学术论坛邀请尹梅教授和她的团队参与并进行医学人文培训，有时候要提前两三个月预约，才能订到尹梅的档期。去年，《做有人文情怀的医者》一书正式出版，书中是尹梅教授团队数十年来在医学人文学科科研和实践调研取得的成果。“这并不是我个人事业的高光时刻。”尹梅说，在病人把生死交予医生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也开始把与患者相处的感悟和人文思考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尹梅记得，在儿科医患矛盾比较紧张的那几年，有一家医院的儿科主任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她的电话，说全科室都希望她的团队能去上一节课，为缓解儿科医护人员的焦灼和平衡医患关系出招。一次外科学术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在医学人文讲堂进行案例展示。若干年前，尹梅在课堂上讲到“安乐死”这一话题时，一位女学生坚定地站在了少数人的一边。她觉得，应该尊重患者选择死亡的权力，当医学技术已经无能为力时，就不应该让病人低质量地活着。多年后的一天，这位早已是医生的学生突然返回学校找到尹梅，只为了说一句“老师，我错了。”这名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的学生，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发现，当自己牵肠挂肚的人病无可医时，纵使人们在理性上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在感情上，哪怕她多活一天，我都觉得多一分安慰。”尹梅说，这种情感上的无法割舍，就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2019年春天，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部公共教学部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尹梅受邀参加揭牌仪式并发表主题演讲。活动结束后，她特意拍下现场的一张照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照片上，是嘉宾签名墙前面的一句话：人文是医学的一只翅膀。

老年医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召开本报电 全国老年医学学科发展研讨会近日在成都华西医院召开。与会专家研讨了我国老年医学学科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面临的挑战。他们认为，要树立现代老年医学核心理念，将“为老年人提供全面、合理的预防保健和治疗服务，最大限度地维持和改善患者的健康状态，提高独立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作为老年医学的首要目标；要以学科促发展，加快学科载体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老年医学研究机构在老年医学学科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全面提高我国老年健康服务水平。（申少铁） “中华通络操”表演大赛举行本报电 一套以通络祛病为特色的“中华通络操”，近日在河北省石家庄“第五届中华健康节”上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参加了表演大赛。它由中医络病学学科创立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等专家共同编创，以“通络、养精、动形、静神”的养生理论为指导，融合八段锦、五禽戏、太极等传统健身运动功法，动作舒缓，具有疏通经络、调理气血、补益脏腑、强筋健骨的功能。古典风格配乐与整套体操相得益彰，长期锻炼者可以增强肢体的灵活度和柔韧度，全面改善气血运行状态，增强对致病因素的抵抗能力，尤其适合在心脑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中推广。（叶 依）

高等院校如何服务国家卫生健康事业的新需求？就在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聚集优势学科，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医学院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将坚持“高水平、小而精、国际化”的高建设标准，优先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从高学段向低学段稳步推进医学学科建设。早在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与长宁区政府签约合作共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和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2020年3月，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顺利通过教育部备案批准，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首个医学门类本科专业。会上揭牌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于1951年。1959年学校被确定为全国16所重点院校之一。1972年学校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院校合并，改名上海师范大学。1978年学校再次被确认为全国重点大学。1980年学校恢复华东师范大学校名。1986年学校批准成为设立研究生院的33所高等院校之一。1996年被列入"211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06年教育部和上海市决定重点共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校进入国家"985工程"高校行列。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行列。总结优势：1、华东师范大学地处上海市，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华东师大是上海市四所985院校之一，老牌的传统名校，科研教学实力很强，在上海及华东地区有相当高的认可度。2、华东师范大学目前与医学相关的学院有2个：体育与健康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并有2家附属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2020年新开设的医学相关的本科专业：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展望：2所学院+2家附属医院+新增1个医学本科专业+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医学院成立已具备良好的基础。而医学院的成立也将促进华东师范大学的均衡发展和排名的提升！华东师范大学医学院的成立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喜欢医学的朋友们不要错过2020年的报考机会。

转眼间，2020年已接近尾声，这一年里 JAMA杂志又发了很多有意义的重磅级研究成果，本文梅斯医学选取一些重磅级研究，带您一起回顾JAMA系列期刊最有价值的研究进展。JAMA系列期刊JAMA（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杂志》系列期刊由美国医学会出版的官方杂志，创刊于1883年，迄今已有137年连续出版的历史，已成为国际最顶级的四大著名医学杂志之一。旗下期刊发行的内容包括原创性的研究文章、社论、临床综述及病例报道等。JAMA的办刊宗旨刊载在每期目次的上方,即促进医学科学、医学技术及公共卫生事业的改善。该刊仍由芝加哥美国医学会科学信息部编辑出版。1. JAMA Inter Med ：常吃植物蛋白可延长寿命！ 7月15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与肉类蛋白质相比，吃更多植物蛋白的老年人寿命更长。该小组在《美国医学会内科学》（JAMA Internal Medicine）上发表的论文中，描述了他们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AARP）饮食与健康研究小组工作的数据库汇编的分析。JAMA Intern Med. 2020;180(9):1173-1184. doi:10.1001/jamainternmed.2020.2790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收集了NIH-AARP饮食与健康研究的数据，该研究中心一直在整理饮食与健康信息。他们研究了在过去16年中，年龄在50~71岁之间的人群，这些人群有来自底特律和亚特兰大两个主要城市的179068名女性和237036名男性。纳入该数据库的中位年龄为62。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摄入植物性蛋白质超过平均数量的人，无论男女，死亡率都比平均死亡率低5%。他们还发现，食用的植物性蛋白质越多，他们的寿命就越长。而将饮食中3％的动物性蛋白质换成植物性蛋白质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10％。将动物性蛋白质换成植物性蛋白质食品对健康还有其他什么益处？研究人员又分析出：这样做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仅仅只是转换3％的饮食习惯可使男性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减少11％，女性减少12％！这个发现令研究人员兴奋不已。2. JAMA ：维生素D不能预防抑郁症，而序贯心理联合治疗有望预防抑郁症研究已经表明，血液中维生素D（25-羟基维生素D）水平低与晚年抑郁风险高相关，使用维生素D可以带来抗抑郁及抗焦虑样效应，但大部分研究未能确立维生素D抗抑郁焦虑样症状的神经保护效应的机制。8月4日，来自美国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团队发表在JAMA上的迄今最大的RCT研究对维生素D是否能够治疗抑郁焦虑的问题进行了最终定论。JAMA. 2020 Aug 4;324(5):471-480. doi: 10.1001/jama.2020.10224.这项研究名为VITAL- DEP（维生素D和ω-3试验中抑郁症终点预防），是VITAL的一项辅助研究，VITAL是一项针对美国近2.6万人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预防的随机临床试验。在该研究中，18353名没有任何临床抑郁症迹象的男性和女性测试了维生素D是否可以防止他们变得抑郁。结果发现，服用活性维生素D的参与者和服用安慰剂的参与者患抑郁症或临床相关抑郁症的风险没有显著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组患者的情绪得分也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维生素D补充剂并不能预防中年或老年的抑郁症。另一方面，药物和心理序贯联合治疗在重度抑郁症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作用被肯定。11月28日，JAMA Psychiatry发表的一项最新的荟萃分析发现，在急性期药物治疗有反应后序贯给予心理治疗，无论是单独治疗还是联合抗抑郁药物（ADM）治疗，都与降低重度抑郁症（MDD）的复发风险有关。序贯模式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了一种观念转变。治疗目标取决于患者对第一个疗程的反应。它允许已经接受ADM治疗的患者根据抑郁疾病的发展阶段进行随机选择替代治疗方案，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横断面诊断分类。因此，在MDD急性期成功给予ADM后，序贯的心理治疗整合似乎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在预防复发方面效果较为理想。3. JAMA：高血压新定义引争议，如何科学维持健康血压？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发布的最新指南中，将最新的高血压定义从≥140/90 mmHg的标准诊断高血压（我国目前仍用这一标准）改为≥130/80 mmHg。同时，新版指南将单纯性舒张期高血压（IDH）阈值改为80mmHg。然而，该指南发布后陆续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质疑。1月28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发表在JAMA上的研究指出新的IDH定义可能不妥当。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收缩压低于130 mmHg，而仅舒张压≥80 mmHg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心衰、慢性肾脏病、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风险并不会显着增加。同时，根据旧诊断标准诊断的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也与上述不良事件风险也无明显关联。新旧版本对IDH进行诊断，ARIC研究中CVD累积发生率。doi: 10.1001/jama.2019.21402.研究人员首先利用美国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2013-2016年间共9590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根据新、旧版指南IDH的患病率分别为6.5%与1.3%。随后，利用社区动脉硬化风险（ARIC）研究一项纳入8703名成年人、随访25年的队列进行研究后发现，新版指南确诊的IDH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心衰或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并不高于血压正常者。为此，主要研究者John W. McEvoy认为，如果一个人收缩压正常（<130 mmHg），那么舒张压高低与CVD风险没有明显相关。而根据2017版美国高血压指南，仅在美国就有1200万成年人会因舒张压≥80 mmHg而被打上“高血压”标签，但他们并不能从高血压诊断中获益，反而可能接受不必要的治疗。虽然在传统意义上，高血压是老年人中较为普遍的疾病，但最近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年轻人中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在逐渐上升。总的来说，与血压升高相关的CVD的人口归因比例为23.8%。而在年轻人亚组中，高血压引起的CVD占年轻人总CVD事件的近1/4。但是，常用的风险预测模型尚未在年轻人中得到验证，支持开始使用抗高血压药物的证据不足。因此积极干预应谨慎。4. JAMA：高敏肌钙蛋白水平预测心血管风险的新作用，有望改写指南去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发表在BMJ的一项研究显示，无论年龄，肌钙蛋白水平的升高都代表着高度的死亡风险，特别在19至29岁年轻人中，心梗死亡风险比水平正常的人高10倍！为此，肌钙蛋白对CVD预测甚至死亡风险的评估被进一步研究。其中，高敏肌钙蛋白（hs-cTn）试剂盒检测多用于医院大型实验平台。3月17日，发表在JACC上的研究评估了即时hs-cTn检测试剂盒（POC-hs-cTn）对心梗疑似患者的诊断价值。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2020, 75(10):1111-1124.doi: 10.1016/j.jacc.2019.12.065.本研究纳入了急诊疑似心梗的患者，主要目的是比较POC-hs-cTn试剂盒与中心实验室确诊试剂盒的诊断差异。最终纳入分析了1261名疑似患者，有178名患者确诊，POC-hs-cTn试剂盒曲线下的面积（AUC）为0.95，并且与其他hs-cTn试剂盒无明显差异。浓度<3ng/l时，45%的低风险患者的阴性预测值（NPV）为100%（95%CI：99.4%-100%），浓度>60ng/l的高危患者的阳性预测值（PPV）为76.8%（95%CI：68.9%-83.6%）。研究结果显示，即时hs-cTn检测试剂盒对疑似心梗患者有很高的诊断率，且与实验室的高敏肌钙蛋白试剂盒无明显差异。2018年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病学院（AHA/ACC）胆固醇指南根据CVD及高危因素将患者分组并进行针对性的降脂治疗。然而，美国哈佛医学院Brigham妇女医院8月5日JAMA子刊在线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该指南对心血管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评估方法存在缺陷，应将高敏肌钙蛋白水平纳入其中。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8635名入选PEGASUS-TIMI 54研究的患者，所有患者在纳入前1~3年发生心肌梗死，至少50岁，至少有1个高危因素。然后根据2018年AHA/ACC胆固醇管理标准，对患者分为极高危和非极高危两个组。结果发现，高敏肌钙蛋白I水平超过6 ng/L（风险阈值）的非极高危患者3年CVD发生率（9.1%）与极高危患者（8.8%）一样。而在指南界定的极高危患者中，高敏肌钙蛋白I水平低于检测下限（<2 ng/L）的患者中CVD的发生率（2.7%）与非极高危患者（5%）相似。同时，根据临床标准评估的极高危患者中3年CVD发生风险是非极高危患者的2倍。增加高敏肌钙蛋白I（hsTnI）后对CVD风险重新分类情况。doi: 10.1001/jamacardio.2020.2981.进一步将高敏肌钙蛋白水平加入评估后，11.9%的心血管病患者重新归类，其中，9.1%（1/11）的极高危患者和25%的非极高危患者被重新分类。为此，研究者指出，2018年AHA/ACC胆固醇管理指南对心血管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评估方法存在缺陷，将高敏肌钙蛋白水平加入到指南提出的心血管风险评估方法中后，可明显改善对心血管病患者的风险分层。5. JAMA Dermatology：部分脱发药物或可产生自杀倾向 非那雄胺的使用是否与更多自发性的自杀、抑郁和/或焦虑相关？非那雄胺是一种用于治疗脱发和良性前列腺增生(BPH)的药物，其不良事件一直存在争议。2012年，开始出现男性使用非那雄胺后出现自杀倾向的报告。近日，JAMA Dermatology上发表的一篇名为Investigation of Suicidality and Psychological Adverse Event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Finasteride的论文研究了自杀倾向(想法、企图和完成自杀)和心理不良事件(抑郁和焦虑)与使用非那雄胺的关系。JAMA Dermatol.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11, 2020. doi:10.1001/jamadermatol.2020.3385VigiBase从153个国家收集所有药物不良反应对的数据。这是同类数据库中最大的数据库，包含超过2000万份关于可疑药物不良事件的安全报告，可追溯至1967年至2019年。这些报告来自各种来源，包括医生、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患者和制药公司，数据摘要包括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药物剂量、报告反应和医学规范活动词典(MedRA)分类术语。主要终点是任何与自杀相关的不良事件，通常描述为自杀。自杀倾向被细分为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和完全自杀。次要终点为抑郁或焦虑。由于更多的心理不良事件(抑郁和焦虑)的MedRA描述符明显重叠，研究者没有进一步对它们进行细分，从这一点开始将它们称为心理不良事件。使用标准化的MedRA术语定义和识别了所有不良事件终点。VigiBase包含356份关于非那雄胺使用者的自杀行为报告和2926份心理不良事件报告（共3282起不良事件）（男性3206例（98.9%）；868例中有615例（70.9%），年龄在18-44岁之间。非那雄胺的自杀行为（ROR，1.63；95%CI，1.47-1.81）和心理不良事件（ROR，4.33；95%CI，4.17-4.49）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信号。在敏感性分析中，年轻患者（ROR，3.47；95%CI，2.90-4.15）和秃头患者（ROR，2.06；95%CI，1.81-2.34）的自杀率增加有显著的不均衡信号；这些信号在老年前列腺增生（BPH）患者中没有检测到。敏感性分析还显示，这些不良事件的报告在2012年后显著增加（ROR，2.13；95%可信区间，1.91-2.39）。非那雄胺歧化分析.doi:10.1001/jamadermatol.2020.3385敏感性分析总结.doi:10.1001/jamadermatol.2020.3385这些发现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普通人群相比，年轻的脱发男性可能更倾向有自杀的风险(即指征混淆)。然而，研究者的敏感性分析发现：米诺地尔，另一种用于治疗脱发的药效学不同于非那雄胺的药物，没有发现任何自杀率的异常报告。该研究结果表明，与非那雄胺使用相关的自杀倾向和心理不良事件可能归因于年轻脱发患者用药的独特特点。总之，通过使用经过验证的药物警戒方法，发现了与非那雄胺使用相关的自杀信号显著的不均衡。在分层分析中，这些自杀信号在使用非那雄胺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老年患者中不存在，而仅在使用非那雄胺治疗脱发的年轻患者中存在。本研究结果提示，在给较年轻的脱发患者开非那雄胺处方时，应考虑到自杀、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这些患者可能对药物的副作用更敏感；这种联系可能因刺激报道而有偏差，应该进一步研究。6. JAMA：超50万人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抑郁症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约15%的抑郁症患者死于自杀。近日，研究人员考察了抑郁症患者后续的心血管疾病(CVDs)风险。JAMA. 2020;324(23):2396-2405. doi:10.1001/jama.2020.23068本次研究是对个体参与者数据的汇总分析，参与者来自ERFC（162036名参与者，随访至2020年3月）和UK Biobank（401219名参与者，随访至2020年3月）队列，参与者基线无CVD病史，有完整的自我报告抑郁症状的信息，ERFC队列采用CES-D评分评估参与者抑郁症状（0-60分，16分以上为疑似抑郁患者），UK Biobank队列采用PHQ-2（0-6分，3分以上为疑似抑郁患者）评分评估参与者抑郁症状。研究的主要终点为致命或非致命性冠心病(CHD)、中风和CVD。抑郁症状与冠心病、脑卒中、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doi:10.1001/jama.2020.23068ERFC队列参与者平均年龄63岁，女性占73%，在平均9.5年随访期间，总计发生了5078次CHD事件以及3932次中风事件。主要终点事件风险与CES-D评分log值线性相关，抑郁评分每增加1SD，患者的CHD风险为1.07，中风风险为1.05，CVD风险为1.06。CES-D评分最高1/4人群与最低1/4人群相比，每10000随访年中，CHD事件风险为36.3次和29.0次；中风事件分别为28.0次和24.7次；CVD事件分别为62.8次和53.5次。UK Biobank队列参与者平均年龄56岁，女性占55%，在8.1年随访期间，总计记录了4607次CHD事件和3253次中风事件。抑郁评分每增加1SD，患者的CHD风险为1.11，中风风险为1.10，CVD风险为1.10。PHQ-2评分4以及以上患者与0分患者相比，每10000随访年中，CHD事件风险为20.9次和14.2次；中风事件分别为15.3次和10.2次；CVD事件分别为36.2次和24.5次。总之，通过对22个队列，563255名参与者的随访研究发现，抑郁症状导致患者后续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7. JAMA：2020年IAS-USA指南更新了针对HIV治疗和预防的建议2020年10月14日，JAMA杂志发布了国际抗病毒学会（IAS-USA）HIV病毒治疗和预防指南。自2018年IAS发布的最新版本以来，在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HIV感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成功使生存率大幅提高，HIV感染者的寿命已接近正常，越来越多的患者活到50岁以上。因此，IAS决定对HIV感染治疗指南再次更新。JAMA. 2020;324(16):1651-1669. doi:10.1001/jama.2020.17025指南的再次更新是由研究人员参评了549份引文，评估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新数据，包括治疗启动，检测以及使用暴露前预防措施（PrEP）的注意事项，治疗过程中的监测以及HIV衰老问题等最新知识。该指南更新的要点主要包括：1）对于所有检测到病毒血症的HIV感染者，建议尽快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2）大多数患者可以从纳入一种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的三药物或两药物治疗方案开始治疗。3）对于可能怀孕的患者、有特殊临床症状的患者、患有机会性疾病的患者或有医疗保健获得问题的患者，可以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案。4）在等待监管机构批准和药物供应期间，建议首次使用长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案，每4周或每8周注射1次进行治疗。5）对于有感染HIV风险的人，建议采用口服方案进行暴露前预防。6）建议在治疗前和治疗期间监测有效性和安全性。目前，因病毒学失败而转换治疗的情况比较少见。8. JAMA：成人减肥手术的益处和风险，你想知道的全在这篇综述里！ 近期，JAMA发表了一篇名为Benefits and Risks of Bariatric Surgery in Alts（成人减肥手术的好处和风险）的综述，也许可以解答相关疑惑。JAMA, 324(9), 879. doi:10.1001/jama.2020.12567该论文的主要作者David E. Arterburn教授介绍到，实际上，对于合并2型糖尿病的严重肥胖患者来说，最有效的长期治疗方法就是做减肥手术。但临床上很少有医生会和病人谈论这些，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手术的长/短期风险大于益处。减肥手术发展史颇为曲折。空肠回肠旁路术、胃纵条带成形术和腹腔镜可调节胃束带术(AGB)由于不良反应难以忍受，再手术率高，或长期疗效差，已基本被弃用。相比之下，Roux-en-Y胃旁路术(RYGB)的长期证据基础有了显著提升。关于减肥手术的适应症，199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指导方针建议，对于体重指数(以公斤为单位的体重除以米为单位的身高的平方)在40或40以上、35或35以上且有严重肥胖相关共病的患者，应考虑进行减肥手术。这些准则仍在广泛使用;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和体重指数在30 - 35之间的患者，即使有最佳的2型糖尿病药物治疗，当高血糖仍未得到充分控制时，也应考虑进行减肥治疗。在这篇综述里，研究者收集了从PubMed成立到2020年1月的所有有关减肥手术、胃旁路术和胃袖切除术的相关信息，从中筛选出高证据等级的研究并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对比和汇总。对目前关于减肥手术常见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1) 最常见的减肥手术是什么?减肥手术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变化，估计25.2万例的减肥手术中有61%是袖状胃切除术，然后是Roux-en-Y胃旁路术(RYGB)，占17%。可调节胃束带(AGB)和胆胰分流手术各占不到2%。2) 哪种减肥方法对减肥更有效?减肥手术的减肥效果因手术步骤而异，最佳的减肥方法仍不确定。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的随机试验表明，接受RYGB和袖状胃切除术的患者有相似的减肥效果，而观察性研究表明RYGB患者比袖状胃切除术患者减肥效果更好。3) 有病人在减肥手术后体重反弹吗?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通常在术后第二年开始出现体重恢复，但体重恢复到术前体重的5%或以下是相对罕见的。4) 减肥手术比标准的糖尿病治疗更有效吗?关于减肥手术疗效已经发表了12项随机试验，共874例患者，其中11项试验通过至少5年的随访表明，减重手术在促进血糖控制和缓解2型糖尿病方面优于药物治疗。这些数据得到了长期观察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减肥手术与糖尿病常规医疗相比，具有更低的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5) 哪种减肥方法对糖尿病治疗更有效?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的随机试验表明，接受RYGB和袖状胃切除术的患者在血糖控制方面有相似的改善，而观察性研究通常表明RYGB患者在血糖控制方面的改善更大，糖尿病病情缓解更持久。6) 减肥手术对其他肥胖相关的共病有什么影响？随机试验和观察性研究普遍表明，与非手术治疗相比，减肥手术能更好地改善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减少药物使用。观察性研究表明，与非手术治疗相比，减肥手术具有更低的癌症风险和更好的睡眠呼吸暂停、骨关节炎和尿失禁的预后，但需要随机试验来证实这些发现。7) 哪种减肥方法是最安全的?目前，RYGB术后短期和长期的主要不良事件（包括额外的手术、干预和住院）的风险似乎比袖状胃切除术后更大；需要更长期的随机和观察性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超过5年的随访）。8) 哪种减肥方法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考虑到减肥手术的风险、益处和长期影响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权衡，目前还没有对所有患者都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因此，手术的选择应该基于一个共享的决策过程，优先考虑病人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12项减肥手术与药物/生活方式治疗2型糖尿病的随机临床试验(n = 874)袖状胃切除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减肥手术肥胖是造成预期寿命缩短的重要因素，减肥手术可以降低肥胖人群长期相对死亡风险，但其对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尚不充分。然而，发表在NEJM杂志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减肥手术对肥胖人群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肥胖患者中，接受减肥手术与比通常肥胖治疗相比，参与者的预期寿命得到延长，但肥胖人群的死亡率仍然高于一般人口。总之，现代减肥手术有很强的疗效和安全性证据。所有患有严重肥胖的患者，尤其是2型糖尿病患者，应就手术的风险和益处、持续的常规医疗和生活方式等与医生进行共同的决策对话，而有关手术的决定应主要由患者知情的偏好决定。9. JAMA：2020版GINA哮喘指南发布！更新要点全览！ 由于频繁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哮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哮喘指南（GINA）于1991年由美国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首次发布，并于2007年更新。今年，该专家小组再次更新了哮喘指南发表在JAMA杂志上，还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之景，提出了疫情下哮喘管理治疗的临时指导意见。GINA2020更新要点如下：1） 建议哮喘患者继续使用其正在使用的处方药物，尤其是要继续照常规范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ICS）和口服糖皮质激素（OCS）等。突然停止ICS治疗会导致潜在风险，包括哮喘加重、恶化等；对于重症哮喘患者，应继续使用生物治疗，避免突然停用OCS。2） 轻度哮喘的治疗管理新增支持证据，所有成人和青少年轻度哮喘患者都应使用含有低剂量ICS的控制药物治疗方案，以减少发作风险，并且基于安全性考虑，不再建议单独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SABA）治疗。3） 轻度哮喘患者按需使用ICS-福莫特罗时不需要进行炎症表型分析；按需使用ICS-福莫特罗在降低风险和控制症状方面的益处与基线特性无关。2020 GINA 哮喘阶梯治疗方案（成人及青少年）4） 警惕孟鲁司特钠的不良反应FDA已于2020年3月对孟鲁司特钠进行了黑框警告，提醒警惕其引起的包括自杀在内的严重神经精神不良反应。5） 哮喘发病影响因素新的证据表明，全球13%的儿童哮喘可能与交通导致的空气污染有关，肥胖也可能是哮喘发病的危险因素。6） 儿童哮喘管理2020年增加的新证据包括一项系统综述表明，包括哮喘自我管理在内的以学校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减少了患哮喘儿童的急诊次数、住院次数和活动减少的天数。每日吸入皮质激素比孟鲁司特钠等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症状和减轻病情。7） 哮喘合并COPD章节被重写哮喘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兼具哮喘和COPD特征，临床上常见。GINA 2020对这部分进行了重写，关注临床认知和安全的初始治疗，添加了新的摘要图。这部分的重点是对初级保健和普通临床医生的建议。有研究证据表明，有哮喘和COPD特征的患者应使用含ICS的药物治疗方案，与单独使用长效支气管扩张剂相比，含ICS的治疗方案可以降低其住院和死亡风险。对于哮喘，尽管尚无治愈方法或确立的预防手段，但仍可获得有效的治疗方法，此次《 2020年哮喘指南更新》中的建议将改善哮喘患者的健康。10. JAMA：腭舌手术治疗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成年患者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是一种以睡眠打鼾伴呼吸暂停和日间思睡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睡眠呼吸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带来许多不良影响，包括白天嗜睡、生活质量下降、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许多OSA患者接受辅助治疗后效果不显著。睡眠呼吸暂停多级手术（SAMS）试验是一项标准化手术程序的随机临床试验，该试验可减轻患有中度或重度症状性OSA且常规器械治疗失败的成年患者的舌后阻塞情况。手术在改善OSA方面比持续进行的医学治疗更为有效。腭舌联合手术是SAMS其中之一。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医学院Richard教授团队探究了腭舌联合手术对OSA常规治疗失败患者的疗效。JAMA.2020; 324(12):1168-1179. doi:10.1001/jama.2020.14265在该研究中，纳入的患者均为常规治疗失败以及症状性中或重度OSA患者，随机接受多次腭舌手术（改良悬雍垂腭咽成形术和微创舌体积缩小术）或常规医疗（例如，改善睡眠姿势或减肥）。研究的主要结果为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即呼吸暂停和低通气事件的次数/h；15-30表示中度OSA，>30表示重度OSA）和Epworth嗜睡评估（ESS；范围0-24；>10表示病理性嗜睡）。上呼吸道手术与持续药物治疗OSA患者的影响研究中的AHI和ESS结果.doi:10.1001/jama.2020.14265手术组在基线检查时的平均ESS得分为12.4，6个月时为5.3；常规医疗组基线检查时的平均ESS为11.1，6个月时为10.5（6个月时，平均基线调整组间差异-6.7）。研究表明，对于常规治疗失败的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患者，接受悬雍垂腭咽成形术和微创舌体积缩小术可减少呼吸暂停和低通气事件的发生，改善患者嗜睡症状。上述就是JAMA本年度top10盘点，希望这些凝结科研人员心血的力作能为您带来启发。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需要的补充的重磅研究可以留言哦！来源：生物谷

作为我国最高医学研究机构和最高医学教育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国家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担负着传承历史、引领公共卫生学科创新发展的责任。近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院校成立了两个新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网站7月17日发布的消息称，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创新医防协同机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原公共卫生学院基础上成立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同时，为推动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立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成立后的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设10个学系4个中心；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设5个学系，3个研究中心及1个政策模拟实验室。韩启德副委员长，何维副主席，原院校长巴德年、刘德培，王辰院长，吴沛新书记共同为两学院揭牌消息称，7月16日下午，两学院成立仪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壹号礼堂举办。会上，院校党委书记吴沛新宣布了两学院的人事任命。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首任院长由王辰院士兼任，杨维中任执行院长，江宇任副院长，冯录召任执行副院长；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由刘远立任执行院长，胡志民任常务副院长。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介绍了两学院成立的背景及意义。王辰院士指出，“近年来，我国在公共卫生体系重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从实践看，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不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凸显了医学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性，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进一步把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院校的公共卫生学科体系建设，将在国家战略层面促进解决一个问题，满足一个需求。解决一个问题是指弥合医防裂痕，推动医防协同。”王辰院士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康复医学并行发展，忽略了学科间的融合，弱化了对医学生大健康意识的培养，成为‘以治病为中心’的根源性因素之一。因此，院校整合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三个一级学科，设立群医学（population medicine）学科，以推动医学教育、健康相关研究领域创新，促进医防融合，这是成立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的初衷。满足一个需求是指开展政策研究，提供咨询服务。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卫生产业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而蓬勃发展，亟需院校这样学科体系完善、行业影响力强的国家队发挥智囊机构作用，为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提供基于学术和调查研究的卫生政策咨询，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卫生健康领域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