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杂志怎么样

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最近发表了一个关于运动的研究结论，可能出乎许多人的预料。研究发现了挥拍类的运动对于身体收益最好。比如羽毛球，网球可以减少47%的全因死亡率。游泳排在第二位减少28%的全因死亡率。有氧运动，慢跑，快走，太极拳等排第三位，可以减少27%的全因死亡率。《柳叶刀》是英国世界权威医学杂志，这个研究的主导者来自牛津大学，他们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数据样本来自美国CDC等机构。研究者从这120万人的日常里，一共识别出75种运动，并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跟踪统计，所以结果是非常的有可信度的。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其中羽毛球我觉得更容易上手些，哪怕不会打也能打得起来。之前看到过一个非常可爱的文案:“做人一定要做一个蹦蹦跳跳打羽毛球的人。”有时候可能没有人一起，或者场地没有，也可以试试单人的羽毛球训练器，也有一样的效果。下面我首先来说一下我的羽毛球经历吧。现代科技的确在不断地发展，一些电子产品应运而生，再加上现代人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给身体造成了一定的负担。我的颈椎在这种长期不良生活的影响下状态已经变得很糟糕。当身体的每一个机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表面都会出现相应的反应。是的，我感觉出来我身体的右半部分和左半部分不一样，我能感觉出来我的右半部分有一些僵硬，当时心里有些害怕，我去做了一个按摩，那个人告诉我，我颈椎的那个部分已经有颈椎病的前兆了。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内心一颤，我想着我还挺年轻的，然后我就在网上各种搜索在生活中各种咨询，这样我和羽毛球相遇了。我马上叫上我妹妹去跟我打羽毛球，挥球的过程中就好像是对我颈椎的一种刺激，我能感觉到我那僵硬的颈椎在活动，我很兴奋。打了一天下来，出了一身的汗，这种感觉不要太好，我感觉我的后背得到了放松，有一种活血的感觉。打羽毛球可以锻炼腰颈部，我们平时由于长时间伏案工作，不活动，在一个地方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会会造成颈部肌肉痉挛等问题，然而打羽毛球可以锻炼到颈肩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对颈部肌肉的放松等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打羽毛球不仅可以放松我的后背，我觉得还可以排毒和排除剩余的脂肪，然后达到塑形的目的。坚持打球会让你有颗强大的心脏及心血管系统功能。在提高最大摄氧量的同时也会向身体各个器官输送的氧气程度大大增加。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加强我们体内的氧气循环。增加我们自身的活力。对我们的肺部及呼吸系统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打羽毛球，我们的肺部这一机能就能够变强，能够增大我们的肺活量。那么打羽毛球时也要注意安全，要先活动下关节，简单的热身。同时装备上要选择轻便的跑鞋，场地最好在运动场地进行。活动时间建议控制在45-60分钟，时间不宜过长。羽毛球的魅力无限大，我也要感谢羽毛球，谢谢你，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放纵”，也替我的身体感谢你，让我的身体机能不断地恢复。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动起来吧！请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真的好！

　摘要 　　在认可传统医学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医药在当代获得的成就，本质上是在现代医学技术与理念指导之下取得的结果。　　近日，国际领先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探讨从2018年起，传统中药或将不再需要通过中国的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人体临床试验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中药问题的广泛关注。　　根据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医药法》草案，只要药厂根据“经典名方”生产制剂，就可以免去成本高且周期长的临床试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药监局将共同拟出一份经过批准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对相关药厂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中医本身和患者来说，却不见得。　　将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并不准确，真正准确的分类，应该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我们所说的“中医”，实际上指的便是和现代医学相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十年来，中医药等传统医学，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中药制剂生产拜现代科学成果所赐，获得了长足发展，对国民健康事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在认可传统医学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医药在当代获得的成就，本质上是在现代医学技术与理念指导之下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方法和技术，中医药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和气象，不可能惠及如此多的患者，更不可能得到国家卫生部门的支持与认可。　　要证明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这项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发现，便是一项脱胎自传统医学遗产的现代医学研究成果。让屠呦呦想到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灵感或许确实来自中医古方，但是，屠呦呦在大半辈子的药学研究中所遵循的，无疑是一套严格的现代科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其中，大量且长期的临床试验必不可少。　　没有临床试验，青蒿素这一“医学国宝”就不可能获得国际医学界的权威认可。假如今后的中药制剂生产都可以不经临床试验，只需有古代经典名方为依据即可，其国际认可度恐怕会很低。尽管许多“经典名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但平心而论，千百年来，中草药吃死人的事例也不少，如果没有临床试验来佐证这些经典名方的安全性，患者心中难免担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临床试验，就没有现代医学。今天我们所说的“西医”的历史，其实也不长。直到18世纪，英格兰地区还没有正规的医学院，在临床试验普及之前，西方的医学也不过是依赖各种“传统疗法”，并无太大成就。但是，自从临床试验的观念产生，各种新药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最终铸成了现代医学的药学体系。　　现代医学要求的临床试验，跟传统医学的个人诊察经验不可同日而语。中医的现代化，同样离不开临床医学技术与方法的引入。中药制剂的生产，恐怕不能省却临床试验这一关。　　文/朱达志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刘秋凤 实习生 邹阿江 张弋凌宇“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四川了，一直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通过此次交流活动，140多位院士相互交流，将对未来四川项目引进、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樊代明告诉记者。9月17日至20日， “四川省创新驱动发展两院院士四川行”活动将在成都举行，140多位川籍院士、在川院士和与四川有合作项目、合作意愿的院士受邀出席此次活动，共谋四川高质量发展大计。记者了解到，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国省级层面规模最大的一次“院士地方行”活动。虽然樊代明出生于重庆市，但在他看来，自己同样是一名四川人，“作为一名川籍院士，更应该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樊代明表示，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人民的生活习惯正在发生改变，医学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例如现代的很多疾病，造成的原因是多因素多方面的，针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国家或一个相关专业专家的单打独斗将不再起效，只有建立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才能应对接踵而来的医学挑战。”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包含哪些要素？樊代明告诉记者，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涵盖了医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整合型的医学研究体系、医学教育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学预防体系、将这些体系根据人类健康需求发展进行整合，就能形成新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助于中国医学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已在四川设立了整合医学中心，在远程会诊、学术活动、科研项目等领域都建立了联系，未来也将继续加强交流与学习，定期开展培训、进修等活动。”樊代明谈到。同样在9月17日，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展战略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根据框架合作协议，11名院士重磅加入，组建学校发展战略高端专业智库。这11名委员均为生物医药领域领军人物，其中樊代明任主任委员。“西医与中医本就是一个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过程。” 樊代明表示，当前，四川正在建设中医药强省，在建设过程中，不妨向吉林、云南、贵州等省份学习，取长补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多角度多方面地建设中医药强省。

作者：葛荣晋一、现代医学模式转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现代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单因果模式向综合因果模式转变。现代医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有毒化学物质、变态反应原、机体所需要化学物质的过剩或缺乏）、物理因素（放射线、高温、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第三，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是保证人类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现代医学模式固然产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实践，同时它也可从道家哲学和东方传统医学中吸取辩证思维模式和中国医学智慧。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道家哲学和以它为指导的中国传统医学，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二、“形神双修”与心理疗法汉代河上公注《老子》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能为》)即认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体）的统一。只有使精神和形体合一，人才能长寿。《淮南子·原道训》亦认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根据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则，中国传统医学非常强调“形神相即”，反对形神相离。《黄帝内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类经》亦说：“无形则神无以生，无形则神不可活。”明代医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指出：“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由此出发，他批评说：“夫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也，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卷)所以，道家在养生上主张“形神双修”，这比西方医学单纯注重“养形”要高出一筹，更符合于现代医学模式。如何“形神双修”呢?老子认为“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是“形神双修”的奥秘所在。庄子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各种物质欲望虽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的恶果。所以老子从贵生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根据道家的“少私寡欲”的养生原则，中医药学把“形神双修”贯穿于病因、诊断、治疗等各个医学环节。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学原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外，还必须通过“少私寡欲”的途径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虚无”，才能使精神处于安静、乐观的良性状态。《太上老君养生诀》指出：“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不去，心虽希寿，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绝，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寿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还是孙思邈的“去五难”，都是根据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这较之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学原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在诊断上，中医药学根据老子注重“养神”原则，向来重视“望、闻、问、切”等方法，强调从病人的神色表情、语言气息、眼神、动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认为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黄帝内经》要求医师“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认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强调诊病时必须注意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这种形神统一的诊断方法，跟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学检验、透视等技术，单纯考查生物性病因的医学理念，是迥然不同的。在医疗上，中医学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响心理因素，人体有病心理必定出现异常现象（如肝病使人易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响生理因素（如怒伤肝，恐伤心等）。在治病时，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相应的心理疗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种心理疗法：第一，以情胜情法。中医不仅承认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情态之间亦有影响，如“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到范进中举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吓方式使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胜喜”的典型例子。第二，语言开导法。从西方医学史看，心理咨询仅是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心理疗法，而中国古代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语言开导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可以促进人的思想变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心理平衡，对治疗疾病有明显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语言刺激亦可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疾病产生。《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适之人，岂有不听者乎?”这种语言开导法，同现代医学上的心理咨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谓“移情”，是指人们采取某些方法来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消除或减轻恶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点转向其他事物。所谓“移性”，是指人们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动，摒弃不良习惯或思想杂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习书作画，听音乐或自己演奏、种花、赏花、养鱼、钓鱼等，都是陶冶情操、除忧解愁的好办法。按照中医理论，角、征、宫、商、羽五音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宫音治脾病，心情忧郁，可选听《光明行》，失眠可选听《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欧阳修曾患有忧郁症，久治不愈。后来学琴演奏，“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健康。据科学家对19世纪末以前出生的96位作曲家和119名演奏家的健康调查，发现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这是音乐家多使用“音乐脑”，使体内情绪机能活跃的结果，这叫音乐疗法。古今中外的书画家多长寿的事实，说明习书作画也是长寿的重要方法。这种“移情易性”的心理疗法，已为现代医学广泛用以治疗精神病等。美国的《现代诊断治疗学》要求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要转移病人爱好，鼓励病人去发展其它方面的爱好或技能”，特别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病人要“转移重点”，这种“转移重点”、“转移病人爱好”的方法，同中国传统医学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紧急状态法。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这种特殊力量来治疗疾病。中医学在老子的“形神双修”特别是在“养神”思想的指导下，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心理一社会致病原因的探索，并且有针对地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这与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基本精神是吻合的。日本森田正马博士依据老子思想创造了“森田疗法”，颇为当代医学所推崇，风靡于世界。“森田疗法”并不是引导患者去消除病状，而是引导患者在症状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在无所谓精神状态下，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再也不去介意症状的存在，逐步恢复了健康，这证明以道家哲学为指导的中医学必将能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建构作出积极贡献。三、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标志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范畴。它是从《老子》一书中脱胎出来的。老子既讲“气”，也讲“精”。讲“气”的地方，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专（同抟）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等；讲“精”的地方，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也”（五十五章），都是队人的生命上立论的。但是，老子还没有把“精”与“气”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这一概念。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才正式提出“精气”这一概念，认为人的形体和生命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管子·水地》)汉代王充发挥道家的精气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论衡·沦死》)道家提出的精气理论，早已被中国古代医学家引人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的生命本质，疾病发生和医疗诊断。《黄帝内经》作者较早地将道家的精气理论用以说明人的本质，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篇》)精气“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化，终而复始。”(《灵枢·脉度》)肯定人的生命是“气”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黄帝内经》作者还具体谈到80余种气，用以证明人的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都是统一于这个物质基础。中国古代医学家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认为人体之气始终处于不断地运动状态之中。气的运动状态保持平衡叫做“和”，畅通无阻叫做“通”。只要能使气保持“和”与“通”，人就健康；若气“雍闭不通”，人就会生病。《黄帝内经》指出：“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灵枢·脉度》)隋代巢元方明确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的命题，他说：“夫百病皆生于气，故怒则气上，喜则n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忧则气乱……，思则气结”。(《气病诸侯》)宋代《圣济总录》199卷亦说：“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戾则形病。”都是用道家的气论思想来说明人的病因的。既然人的生命和疾病都是由人体之气的运动状态决定的，那么在治疗方法上就必然提出行气导引疗法。老、庄不但提倡“养形”、“养神”，而且也提倡“养气”。从“养气”这一原则出发，老、庄提出了一系列的行气导引之术。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里是指炼气的基本方法，即要求修炼者把气结聚起来，全身放松，呼吸自然，从形体到精神，做到如同婴儿那样。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近人蒋锡昌认为“此章言胎息导引之法”：谷字“用以象征圣人之腹，即道家所谓丹田”。“神者，腹中元神或元气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是说“有道之人，善行腹中元气便能长生康健”。(《老子校诂》)以鼻口呼吸，当绵绵不断，若可存复若有无有，不当急疾勤劳也。老子讲的“为腹不为目”（十二章）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实际上都是指意守脐下腹部丹田，讲的也是炼气。庄子所谓“真人之息以踵”(《庄子·大宗师篇》)，是指真人一呼一吸之间，通过经络，可以直达足底涌泉穴，即所谓“大周天”也。庄子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当为身），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篇》)郭嵩焘援引王船山的话，指出：“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循虚而行”。讲的也是古代修炼的一种方法。《庄子》一书中讲的“心斋”(《庄子·人间世篇》)、“坐忘”、“朝彻”(《庄子·大宗师篇》)等，也都是修炼的一些具体方法。行气导引治疗本是道家的养生方法，后被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用于防治疾病。中医学根据老子的“静为躁君”和“致虚极、守静笃”的原则，要求通过意守丹田和气息锻炼，排除一切杂念，做到“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虚之患”，使大脑活动完全处于虚无、宁静状态、增补元气（精气），流通百脉，改善呼吸、循环、消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家多讲静功，亦讲动功。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重视导引按摩对“养气”的作用，指出：“人身流畅皆一气之所周通。气流则形和，气塞则形病。故《元道经》曰：元气难积而易散，关节易闭而难开，人身欲得摇动则谷气易消，血脉疏利……按摩导引之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故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刻意篇》已指出：“吹啕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所谓“熊经鸟申（伸）”是指如熊吊颈、如鸟伸脚，即是导引术。长沙马 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中有“龙登”、“鹞背”、“熊经”、“猴状”、“虎扑”等形象。《淮南子·精神训》亦有六禽戏的记载。三国华佗还提出了五禽戏。晋代更出现了燕飞、蛇屈、兔惊、龟咽等模仿动物动作的体操。《抱朴子·杂应篇》载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蛇屈、鸟伸”、“猿据、兔惊”等导引之术，以期达到“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而增年”(《抱朴子·对俗篇》)的目的。除了模仿动物的动作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根据人体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设计出许多旨在活动周身肢体和疏通元气的导引按摩之术，如南北朝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中提出的八节导引方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老子按摩法，宋代《圣济总录》中提出的神仙导引法，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出的肝脏导引法、《灵剑子》导引法、胆腑导引法、脾脏导引法、肺脏导引法等等。在古代的各种导引按摩术中，虽有模仿各种动物的八段锦、五禽戏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出现的太极拳。不管是静功还是动功，都是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用以“养气”的重要方法，中医学的行气导引疗法是以道家的气学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理论。这一独特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构建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早岛正雄先生所著的《道教观相导引术与健康》一书，也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成功地利用道家思想和中医学的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医学模式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四、“道法自然”与自然疗法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医学中出现了自然医学这一分支。按照自然医学的理论，认为只有使人的生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只有使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才能得到健康，否则即会引起疾病。自然医学是以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如空气、水、阳光和食物等）和利用人体本身的潜在能力（如睡眠、休息、清洁、希望、信仰）等，来保持或恢复人体健康的一门医学。“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按其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为的，只有当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才能保持人的健康，人与自然之间若失去平衡，就可能发生疾病，导致死亡。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医药学根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养生如同治国一样，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亦指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黄庭经序》)从“道法自然”思想中引出的自然疗法，在我国古代医学中，早已获得广泛应用。现将其中的生活起居、饮食、食疗等内容，作一扼要说明：第一，生活起居。《黄帝内经》作者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人应根据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指出：“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苟（重）疾不起，是谓得道（得养生之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陶弘景在《养性还命录》中，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切忌过分，应与自然保持平衡。如“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明代高濂按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中，依据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不同，分别介绍了不同季节的养生之法。在《起居安乐笺》中，他还围绕“节嗜欲，慎起居，远祸患，得安乐”这一中心思想，详细地阐述了“恬适自足”、“居室安处”、“晨昏怡养”、“溪山逸游”、“宾朋交接”等内容，对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养生之法。在中国古医学书中，以卧床休息和慎调饮食等自然疗法治病的事例，多有记载。陆以淅在《冷庐医话》中记载：“海盐寺僧，能疗—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可见，慎调生活起居有时比服药效果还好。第二，饮食和食疗。中医根据老子的“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的原则，认为饮食不当(差失)非但不能养生，反而导致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只有做到“饮食有节”，才能达到养生目的。如“以酒为浆”，溺于饮食，必定“半百而衰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食诫篇》中亦指出：“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主张“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根据四时季节之不同，规定“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单列《养老食疗》一篇，规定老人“每食必忌于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专列《饮馔服食笺》一章。他根据“日用养生，务尚淡薄”的原则，对饮茶知识作了详细说明，对汤、粥、面粉、蔬菜、甜食等也都是作了扼要的介绍。中医既重视饮食，更重视“食疗”，主张根据食物性味和归经来选择食物以治疗疾病。陶弘景有“食诫”之说，列出食疗法一百多种。南北朝时期，著有多种《食经》；《隋志》录有《神仙服食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服食法”的记载；隋唐以后，除了《七卷食经》，《新撰食经》外，若马琬、卢仁宗、严龟、孟诜、张鼎、陈士良等各有《食经》、《食法》、《食疗本草》、《食性本草》等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绿豆具有解砒霜、草木诸毒之功能。这些说明，中医学的“食疗”之法也是自然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五、辩证思维与现代医学模式中医药学所以具有现代医学模式的原始模型，这与道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因为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有契合之处，所以它在现代医学模式建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医学的辩证方法与现代医学发展的思维方法相对照，就会发现：依据老子的“反者道之功”的矛盾观，中医学承认在医学领域里不仅充满着矛盾，如生死、刚柔、强弱，盈虚、虚实、阴阳、寒热、表里、上下等，而且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如寒者热之，虚者实之，“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等，中医学的矛盾观念与现代医学的相待思想是相通的。中医学根据道家关于“和”的观念而产生的阴阳平衡的思想，与现代医学关于人体形态的学说是契合的。中医学根据老子关于“有物混成”的思想而产生的整体观点，与现代医学强调整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医学依据道家关于“合”的观念而提出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关于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主张是一样的。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道家的辩证思维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综上所述，依据道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中医药学原始模式，无论是它丰富的医学内容，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恰好弥补了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和弱点。同时，这也是中医药学能够迈向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它如没有这一内在依据，我国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将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和辩证方法独具特点，所以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必将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医疗与帝国》内容简介本书在地理尺度上横跨美、亚、非三洲，并顾及澳大利亚、太平洋岛群；在时间刻度上，自 17 世纪以降，横跨 350 年；在资料取用上，参照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资料，能够回应过去研究者局限于特定区域或是特定疾病的不足。从全球史的视角，详尽分析了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现代医学的诞生过程。作者简介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Pratik Chakrabarti），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近代医学史，著有Western Science in Modern India: Metropolitan Methods, Colonial Practices (2004); 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2010); Bacteriology in British India: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Tropic (2012)。译者简介李尚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医学史，尤其是英国热带医学史和中国医疗传教史，著有《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2012），译有《欧洲医疗五百年》（2014）、《老科技的全球史》（2016）、《科伦医师吐真言：医学争议教我们的二三事》（2016）。书籍摘录结论 全球卫生的殖民遗绪（节选）殖民医学史的开展有两条主要的轨迹：同化与差异。一方面，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全球的互动与同化形塑了医疗与帝国的历史。这些出现在如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印尼人-马拉巴人-葡萄牙人-印度人、非洲人-法国人-苏格兰人等不同团体之间，观念、医学传统、药物的分享和日常互动，带来医疗、疾病理论和药物使用的混合与多样性，最终走向现代医学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也是欧洲殖民帝国兴起的历史，导致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产生日渐扩大的差异，并且是欧洲及其殖民地在医院、预防医学、流行疾病、死亡率等方面分歧的历史。当欧洲国家控制并统治大半个世界时，有些差异属于经济和政治的性质，如欧洲医疗市场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以及亚洲和美洲当地传统的被边缘化、流行病在欧洲消退而在殖民地兴起、欧洲人口增加与死亡率下降以及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地的人口减少。有些差异则比较是想象的或发明出来的，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清楚看出，断言欧洲与热带在病理上和文化上的差异、种族特征的差异，以及西方医学与传统医学或是另类医学的差异，皆属这类想象的差异。同化与差异是殖民主义留给 21 世纪全球卫生的遗绪。弥平鸿沟进而在一个经济与社会不对等的世界提供平等的医疗，这个很难达成的任务成了全球卫生的使命。19 世纪晚期，欧洲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其内部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段时间疫病的威胁在欧洲急剧减少。 1870 年代之后，西欧就没有暴发重大的霍乱疫情，疟疾则仅限于欧洲的东部和南部。这主要归功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一般医疗设施的改进。这也是欧洲民众运动与觉醒的时期，一般民众参与并主张他们对公共卫生、实验研究伦理以及生活条件的看法。然而在殖民地，这些措施是在侵略性的殖民进程、国家威权主义日益增长、现代性与文明开化使命以及大规模军事动员的情况下引进的。一般认为热带是疾病渊薮的观点也形塑了这些措施。因此，预防医学、预防接种、改良卫生及搜集人口的统计数字等公共卫生措施，在欧洲与在殖民地施行的脉络是相当不同的。然而，这段欧洲的和平时期是短暂的。一战以及接下来流感、伤寒的大流行以及饥荒，使得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坠入人祸。战争暴露了欧洲内部的卫生危机，战争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场危机。一战导致超过 1500 万人死亡，另有 700 万人永久残障以及 1500 万人严重受伤。除了军事伤亡之外，以疟疾为首的疾病对军队造成了重大损伤，特别是那些在东线战场的军队，如英国、法国、美国与德国部队在马其顿、东非、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等地，疟疾便是主要卫生关切。在巴勒斯坦和马其顿，某些时段约有一半的英国军队因为疟疾而无法行动，法国人在马其顿也有类似的受害情况。然后是 1918 年流行性感冒全球大流行，这场疫情常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是第一位受害于此疾病的显赫人物，因而在西班牙受到媒体大量报道。这场流行持续到 1920 年，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疫病之一，在全世界约有 5000 万人因此死亡。虽然战争并未直接引起流感，但军队拥挤的场所和大规模人员移动增加了传染。接下来是苏俄在 1918 年到 1922 年发生了饥荒以及伤寒流行。饥荒的原因是干旱和战争之后的政治动荡以及俄国大革命期间的内战，这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和食物、饮水的短缺。饥荒、伤寒导致大量人口从苏俄移民到中欧。战争之后，欧洲国家面临他们自己的卫生挑战，了解到这些挑战与正式殖民地乃至殖民地以外地区的状况都有关联。这时候殖民医学的经验成为关键，例如英国政府试图利用英国殖民医学专长，处理一战的疟疾危机。战争期间指派罗纳德·罗斯担任顾问，陪同埃及、希腊、加利波利（Gallipoli）的英国军队进行预防疟疾的行动。美国以及欧洲部分地区在战后采用了类似 19 世纪末以来在西印度群岛、非洲以及亚洲针对黄热病和疟疾所施行的卫生措施、检疫做法和田野研究。战争的结束带来国联卫生组织（LNHO）在 1921 年成立，伴随着战争出现的医疗与社会危机，促使当局理解到需要新的、更广泛的国际卫生合作。个别的会议以及零星的卫生措施似乎无法恰当地预防疾病和国际规模的流行病。提供更好的国际卫生和福利可以减少社会冲突，有助于预防未来的战争，这样的理念启发了国联卫生组织。它的第一个重点是战后欧洲的流行病，国联卫生组织采取措施以阻止伤寒传播到欧洲，针对疟疾也在世界不同地方组织了由专家领导的科学调查。国联卫生组织的医疗专家也搜集并比较死亡率、死因以及营养不良的程度以便改善生活条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生活条件。然而，欧洲的经济在战时受到摧残，国联卫生组织面临需要为这些措施寻找经费的问题。这时在国际合作与普通公共卫生领域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 1913 年成立。该基金会设有国际卫生委员会（Inter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稍后更名为国际卫生理事会（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和国际卫生部（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部扮演了卫生国际化的关键角色。该基金会也慷慨帮助了国联卫生组织以及各国卫生行政组织的人员，开启了企业援助团体成为全球卫生一员的国际卫生新纪元。洛克菲勒基金会强调的是慈善援助（philanthropy）而非慈善救济（charity）。它把慈善援助定义为一种投资，提供的对象是政府机构而非个人，而且设下期限以激励自助而非导致依赖。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领域是传染病的控制与消灭，因此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进行了投资。该基金会实施的主要计划，包括针对非洲和南美洲的黄热病（1915~1945），法国的肺结核（1917~1924），亚洲、非洲和美国的疟疾（1915~1935）以及印度的钩虫病进行医学研究和扑灭计划。国联卫生组织同样对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疟疾扑灭计划进行投资。 1920 年代国联卫生组织在印度、保加利亚、希腊组织了几个疟疾委员会； 1925 年在罗马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疟疾大会（International Malaria Congress）；在欧洲沿着多瑙河进行了主要的疟疾调查。在英国，罗纳德·罗斯征召了“防蚊劲旅”（mosquito brigade）来消灭积水和沼泽地的蚊子幼虫。印度的孟买、占西（Jhansi）、浦纳、密拉特（Meerut）、塞昆德拉巴德（Secunderabad）以及其他的军事基地也进行了医学调查以及扑灭蚊子幼虫的行动。孟加拉的那格浦尔铁路公司（Bengal Nagpur Railway）和东印度铁路公司（East India Railways）在 1917 年组成了独立的疟疾控制组织，专门在车站及其周边控制此疾病。 1920 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阿萨姆和迈索尔（Mysore）的茶园，也进行了扑灭蚊子幼虫及清除积水的计划。二战之后出现了漫长而不确定的民族独立解放时期，亚洲和非洲的很多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这也是医疗的国际合作时期，尤其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领导下进行，突显了欧美与后殖民国家在卫生供应、死亡率与生活条件上的强烈对比。1930 、 1940 年代，各国进行了一些整合国际卫生的重大努力，试图将公共卫生和医学的新观念和新愿景付诸实施。最主要的倡议者是亨利·西格里斯特（Henry Sigerist）这位瑞士出生的医生和医学史学者。 1930 年代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工作，深受苏联的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政策影响。他的《苏联的社会化医学》（Socialised Medicine in the Soviet Union，1937）一书宣扬苏联免费而普及的公共卫生设施，鼓励其他国家采用。他强调有必要建立全国卫生服务，由国家提供经费将医疗服务平等地分配于全社会。在英国有一小群激进的社会主义医生深受苏联的发展以及西格里斯特“社会主义医学”的影响，成立了社会主义医学联合会（Socialist Medical Association），该组织对战后英国国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成立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格里斯特的观念也影响了加拿大和印度独立后的卫生规划。二战让国联卫生组织失去功能，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铺了路，后者 1948 年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开始运行。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病控制的新纪元，它的主要活动是推动全球的疫苗接种，特别是为儿童接种麻疹、小儿麻痹、天花的疫苗，处理贫穷与卫生的问题，以及确保世界不同地区都有基本的医疗设施。世界卫生组织遭遇的挑战是要以全球的规模来提供福利，确保贫穷国家的公民能够取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医药供应。这点在亚洲和非洲的贫穷国家特别困难，这些地方面临传染病、营养不良以及缺乏基本医疗设施的问题。从 1960 年代开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全球的疾病扑灭计划，在对抗天花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它在 1967 年推动并强化了对抗天花的行动，此疾病威胁世界上 60% 的人口。通过成功的全球推广，天花被局限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 1977 年在索马里出现世界上最后一个自然发生的病例。相较之下，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其他传染病，尤其是疟疾的措施则很不成功。它在 1955 年正式采取政策，试图控制并消灭疟疾，倚靠的方法主要是喷洒滴滴涕（DDT） 和发放奎宁。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计划和投资，但疟疾仍旧是个全球卫生问题，对 27 亿人构成严重的感染风险。死亡率下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健康指标之一，一般认为这显示了预防医学的改善和整体生活条件的改良。死亡率也述说了全球卫生分道扬镳的故事。欧洲从 18 世纪末开始出现明显的死亡率下降，下降最快的时期是 19 世纪末，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 1918 ~ 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带来了重大伤亡，死亡率仍持续下降。传染病和其他疾病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皆下降，平均寿命增加。死亡率的下降在欧洲某些国家很早就开始了，例如英格兰是从 18 世纪中期就开始。英国的人口从 1730 年到 1815 年增加了一倍，从 530 万人增加到 1000 万人。在接下来的55年里，其人口又再度增加一倍，在 1871 年达到 2100 万人。之后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在 1911 年达到 3550 万人。美国的死亡率下降则出现较晚，20世纪初才开始，从 1900 年到 1940 年下降了 40% 。医学介入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死亡率的下降，这引发了历史学者的辩论。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的观点认为，从 18 世纪晚期至今，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并不是医学领域或公共卫生的进步带来的，而要归功于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饮食和营养，这是由更好的经济条件带来的。西蒙·史瑞哲（Simon Szreter）反对这样的看法，他不只强调麦基翁的统计数字不一致，也强调提供干净的饮水、牛奶、营养的饮食和疫苗接种运动，以及更好的医疗设施、诊断方法等清洁卫生和公共卫生措施的重要。整体而言，西方世界死亡率的下降，被归功于更好的基层医疗、公共卫生、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经济发展。就理解医学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贫穷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公共卫生、经济条件和死亡率的关联具有更大的显著性。在南美洲、南亚和非洲，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都出现在1950年代起的后殖民时期。不发达国家死亡率的下降，有时候要比欧洲的速度来得更快，但也比较不持续。特别是在 20 世纪出现的最可观的死亡率下降都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20 世纪下半叶尤其如此。在 20 世纪结束时，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已经从大约 500‰ 降到约 150‰ 。同样地，平均寿命在一百年前低于 30 岁，而到了 1990 年代早期已经增加到 50 岁以上。死亡率下降大多发生在 20 世纪下半叶，对此的主要解释是经济发展和医疗介入，特别是控制霍乱、鼠疫、疟疾等疫病的全球性与地方性卫生措施，还有疫苗接种的推广。然而，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实是非洲整体的死亡率下降从 1990 年代起停滞了，许多国家甚至出现了平均寿命减短、死亡率上升的逆转，这主要是艾滋病带来的死亡人数增加。艾滋病到了 2000 年已经每年杀死 100 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杀手，而艾滋病 95% 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资源、政治权力、教育、医疗、法律服务的取得管道极度不平等，是助长这种情况的关键。在后殖民印度，婴儿和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都下降了。然而，不识字的母亲所生小孩的死亡率，一直高于受过教育的母亲所生的小孩。相较于不识字的母亲，那些至少受过八年学校教育的母亲，其小孩在新生儿时期的死亡率减少了 32% ，过了新生儿时期的死亡率则减少了 52% 。换言之，这突显了该国医疗设施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印度穷人与富人之间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均日益增长，这点急需处理。印度有 30% 的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且有 71% 的人口没有公共或私人的医疗服务。比起任何疾病，艾滋病更是揭露出全球健康的差异，这不仅限于地理位置或国家之间，也出现在阶级之间。不论在纽约内城或是海地乡下，一般而言疾病是长期社会经济匮乏的产物。题图为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第一季，来自：豆瓣

“现代医学最大的悲哀，就是把心脏看成了一个机械泵。”北京阜外医院博士后杨进刚医生的一段演讲近日风靡网络，题目是《现代医学挽救不了迷失的心》。杨教授讲了他在心血管内科从医十几年来接诊的心梗猝死等种种病例，着重介绍了心梗的急救方式与发生原因。在演讲的后半部分，杨教授讲到，心梗的发生原因与情绪和压力关系极大，愤怒、紧张、激动都是导致心梗的主要原因。如果你炒股，那么不管涨跌，你的冠心病死亡风险都增加，因为高兴和失望都造成你情绪的波动；夫妻吵架15分钟影响健康；孤独对身体的危害与每天抽15根烟等同；敌意增加19%的心脏病风险；愤怒让我们的心脏病风险在2小时内上升750%；心怀恶意增加一倍的死亡风险。所以要做好人，做善事。与此同时，善良的女士死亡风险降低；有生活目标的人死亡率降低；心怀感恩明显改善身心健康；乐观者健康程度增加一倍。现代医学最大的悲哀就是把心脏看成了一个机械泵，半数冠心病不是死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而是死于我们的敌意情绪。治疗心脏病的最好药物不是他汀和阿司匹林，而是乐观和爱。内圣外王，是最伟大的养生智慧孔子讲：仁者寿，大德必有其寿；中医讲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但是看看我们现在的人心，整个人的情绪全被浮躁的心情所埋没。《道德经》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但是它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吗？中国人讲：内圣外王。什么叫正心呢，去除不安情绪，不被物欲蒙蔽，保持心灵安静，修身提高我们的品德修养。内圣外王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养生智慧。我们中医的心，中国的心，不是心脏，它是心主神明。它不单包括心脏，也影响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下医医病如果你作为一个医生，天天讲支架、药片、手术刀，你就是下医。中医医人如果你是一位中等的医生，你要关注病人的行为、关注病人的思想，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病，也不是药。上医医国如果你能做到上医，那么你无论是创造和谐而健康的环境，还是你能造福一方百姓，那都是伟大的医者。老祖宗认为，作为一个人要为天地立命，中国的文化总起源《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NK细胞“返老还童”你的健康依赖于心态日本医学博士春山茂雄在其著作《脑内革命》中写到：心情愉悦、放松、冥想、体育运动都会使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被称为“脑内吗啡”的激素，其主要成分是β-内啡肽。该物质与毒品吗啡分子结构十分相似，但快感效力是其5-6倍，且无成瘾问题。脑内吗啡除了让我们感到快乐之外，还会增强人体免疫力，防止机体老化，促使免疫细胞吞噬包括癌细胞在内的各种有害细胞。而压力等负面情绪会切断脑内吗啡的分泌，转而催生有毒激素的分泌。所以我们的健康状态依赖于我们的心态。更重要的是，脑内吗啡一旦接触到NK细胞（人体内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就会使疲弱的NK细胞“返老还童”，重获活力，去杀死体内癌细胞和细菌。这种神奇的自愈潜能我们本自具足，只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愤怒、焦虑、消极等精神压力将其阻滞。病，到底从何而来？ 关于疾病的成因，中医理论认为可分三种：1、外因：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2、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3、不内外因：包括饮食、意外事故、猛兽伤害等。这些道理，与《金光明经》所讲的三种致病因素，基本上都可以对应。经中亦云：“四大诸根，衰损代谢，而得诸病。”上医医心 现代人的疾病多多少少都和心有关系，因此，养心也能医病。藏医和中医都认为：上等人养心，中等人养气，下等人养身。因为心可以引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正法念处经》中说：“心清净故，血则清净，血清净故，颜色清净，颜色净故，端正无比，一切众生，爱乐瞻仰。”如果我们的心很清净，周遭的一切都将是过眼云烟，我们不会特别执著。其实，万事万物都瞬息万变，没有任何事是恒常不变的。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心就会处于清净的状态，身体的气脉明点也会顺畅，这类似于中医所讲的“阴阳和合”，进而身体健康，相貌庄严。注：以上两段摘自：《药师佛与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演讲》一个真正的瑜伽士、修行人，无论经验何种遭遇，都会以智慧安然面对，不改心的寂静和欢乐。如果能运用佛法的真理，对忧郁、自闭等心态稍作调整，就会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 比如有人因离婚而痛苦，如果此时，你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噢！没有人再能束缚我，镣铐已经截断，向往已久的自由已经到来，我是多么快乐啊！如果以这种豁达、睿智的态度生活，生命中无论出现何种变故，都能处之泰然。 以前，一位老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鞋，二女儿卖伞。每逢下雨时，她就为卖鞋的大女儿发愁；每当晴天的时候，她又为卖伞的二女儿烦恼。一个和尚告诉她，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呢？下雨时为卖伞的女儿高兴，晴天时为卖鞋的女儿快乐，这样，你不是天天快乐了吗？ 注：以上三段摘录自：《心灵从沉睡中苏醒》心态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整个世界其实都是我们心的显现。一切身心疾病的根源都是分别妄念，祛病养生的根本之法就是调心。

2019年12月29日，由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复星医药共同举办的“医学史：过去与未来——王吉民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召开。来自中山医院、复星医药、华东医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华医学史杂志、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东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出版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2019年是中华医学史学会创建人之一王吉民先生诞辰130周年，王吉民1915年加入中华医学会，是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29年任《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副总编辑，中华医学会历史委员会于1935年成立，王吉民先生被推荐为首任主席，王吉民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医史博物馆和《中华医史杂志》并任主编，1932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作撰写的英文版《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成为近代医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旧是海内外医学史学者重要参考著作。王吉民与及其他医学史学者为中国医学人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次论坛于王吉民诞辰130周年之际举办，回溯了近代中国医院人文历史，探索了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路径。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在致辞中表示，医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医学历史和医学文化的传承，医院人文精神的传承对于促进医院的良性发展和更好地服务广大病人有着重要意义。本次活动是医史学者走进医院，与医院专家共同合作的一次尝试。在 “医院人文历史论坛”上，与会者关心的是，在医患危机处于临界点的当今社会，如何探讨“医学史：过去与未来”？医学史走进医院：历史、困惑、探索本次会议的倡议者之一、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院办主任杨震围绕最近的热门事件，提出几个问题：伤医潮是何时开始的？我们如何认知它？为此应该做些什么？杨震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去考量。现代伤医事件起始于1980年代中期，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而今中国的伤医事件不仅表现为医患冲突，也逐渐呈现出社会政治学的特征。杨震指出伤医事件背后有两个层面，一是从源头上绕不开一个“钱”字，伤医事件常发生在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中；二是医生无法让病人在医院真正快乐起来，但是可以避免病人在医院极度愤怒，或者极度绝望。关于这个两个问题，近代医院实际上早有关注。关于赤贫阶层看病的问题，盛京施医院曾发行优待券以回馈社会；抗战时期公立医院社会服务部曾多次举办活动为贫寒病人募集救济金。历史上也有如何减缓病人痛苦的经验，近代医院就有《医院执事祷文》规定医院行政人员为不同病人的祈祷方式。历史的经验远不止此，困扰医院的“三长一短”现象早在1953年的《北京市医院管理工作》中就有所解答；而今难以实现的分级诊疗，在1957年北京和上海就已经规划；1964年北大人民医院就已经提出“控药”，引导如何合理使用抗菌素。随着经济发展，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增加，医疗机构如今也有更多的人文诉求，医疗史日益受到重视，医史协会、院史馆等机构逐渐建立。杨震尝试从历史中发掘新知，并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比如在教学方面开设近代医学人文历史学里的本科通识课程，在医院举办“中国医院历史与医学人文大会”。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举办的“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大展”展出共500件实物史料，涵盖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各个方面，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十多年来，杨震因工作关系一直处在医患危机的最前沿，他感慨：“医学历史，让我找到救赎。”他认为未来的医学史研究应该走进医院，医院研究医学史的优势在于对医学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拥有资金和史料支持，医学史的研究也应该面向医务群体。医院也应通过医学史的研究来找寻医学记忆、回溯医学渊源、把握发展脉络，从医史中去找寻现时问题的答案。华东医院与中国老年医学学科发展史医院史是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史研究者有必要了解当下医院的发展历史和运行方式。上海华东医院的前身为宏恩医院，建成于1926年，其医院建筑为犹太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早期作品。1950年解放军接管后成为中央保健基地之一， 1951年建成干部医疗保健医院，承担着干部的医疗保健任务。1987年华东医院成立了上海市老年医学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老年医学研究机构之一。上海华东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高文教授的报告以华东医院为例，展示了中国老年医学的学科发展和文化建设。老年医学学科起源于长期照料和收容院，后发展到聚焦于学科管理、中间照料和老年康复，如今老年医学则更关注健康促进、老年病急症和老年病亚专科诊治。中国的老年医学学科起源于1950年代，依托于干保科。1980年代虽然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但学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直到2012年，国家发布临床重点学科老年医学科建设，中国老年医学学科才正式迈入发展轨道。他表示，老年医学一直是华东医院的特色，在老年糖尿病足病、老年淋巴瘤、高龄心脏介入治疗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未来还将进一步发挥老年医学的优势。王吉民与《中华医史杂志》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史志》编辑部主任牛亚华着重介绍了王吉民和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是中华医史学会的一个会刊，1947年创刊，王吉民是主要创办者和撰稿人。在抗战年代，王吉民变卖家产，力争完整保留中华医史学会和医史博物馆。牛亚华教授对中华医史学会和《医史杂志》的创刊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1935年，中华医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三届大会，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推王吉民为主席，1937年医史委员会改称中华医史学会。医史学会的早期会员以医药学家和临床医生为主，还包括在华工作的外国传教医师。学会的工作任务中“发行医史杂志”就是重要一项。1936年，医史学会就借《中华医学杂志》出版了第一期医史学专号，为杂志创刊做准备，到1947年，《中华医学杂志》总计出版“医史专号”9期，并被美国医史学会《医史月报》转载。1946年冬，中华医史学年会决议通过发行《医史杂志》，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1947年3月，《医史杂志》创刊，发刊词中强调国家的进步与医学息息相关，医学史应当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中华医史学会第二届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正式规定中华医史学会的宗旨为“提倡医史研究、整理医学文献、保存医史文物”，规定会员无分派别，不限国界。这一时期的医史学会成为一个兼收并蓄的学术团体。1949年，《医史杂志》因经费问题停刊。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修改章程、医史杂志复刊、组织经济委员会、设立医史教材编辑委员会。1950年，《医史杂志》复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大体延续以往的风格，但有些时代色彩的体现。1952年底，《医史杂志》改名《中华医史杂志》，编辑也由上海转为北京负责，这一时期，杂志发表的主要内容受苏联医学模式影响较大，杂志栏目分为：祖国医学史，苏联医学史、世界医学史、国际医史界动态等。1955年，国家整顿出版界，每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份期刊，中华医学会仅保留《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再度停刊。1957年，《中华医史杂志》以另外的一种面目出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9年1月《中华医学杂志》和《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两个刊物自起合并，更名《人民保健》，1961年，《人民保健》停刊。直到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才重新复刊。牛亚华指出，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中华医史杂志》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编辑与作者仍然能够坚守学术底线，对人对事均能给予客观评价，这值得我们学习。华洋之争与中西汇通：民初上海防疫浪潮中的王吉民上海东华大学副教授袁媛的报告从王吉民早年的经历入手，关注从1894年5月香港爆发鼠疫，到1911年上海社会出现恐疫危机、7月王吉民受聘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国防疫医院担任院长这段历史。1894年5月，香港爆发鼠疫，消息传至上海，在上海的洋人如临大敌。此种恐惧延缓至1910年10月，租界发现了染疫死亡的华人患者，工部局遂决定在染疫街区对华人进行逐屋查验。洋人单方面在租界进行强制性的暴力检查引发华人的反抗和暴动。骚乱发生后，华人商会介入进行调节，华人商会愿意协助洋人的市政当局进行宣传和说服，让华人民众理解防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前提是必须修改防疫的法令，不再冒犯华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中国官方的态度也认为来自西方的防疫措施并不适合华人，中国官方还进行了系列安抚民众的工作，如派中国医生前来调查、在《申报》上刊登安抚人心的公函。11月初，华商商讨设立临时医院，凡租界华人可自行设院验视，如果有疫，留院医治，但这个办法还需要得到洋人工部局的同意。工部局代表认为鼠疫传染极强，若不厉行检疫、防疫，会严重威胁中西人士，华人自行查验恐有松懈。与此同时，工部局代表还认为租界设有华人隔离医院，且装备良好，再设立一所类似医院没有必要。对此华人代表坚持，港、澳发现鼠疫时即由华人自设医院、自行调治，表明华人有能力自办医院。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商讨，双方商定检查鼠疫归华人自设医院，派出华人之习西医者，和平调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吉民受聘来到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王吉民原在香港东华医院工作，东华医院原是纯中式的医院，以中医治疗方式为主，但1894年鼠疫爆发以后，才将西医的治疗方式和防疫方式引入，因此在上海他所采用的防疫方式仍以西医为主。袁媛认为王吉民之所以会关注中国古代医学，也与当时抗击传染病的大环境相关。在近代西医能力不够的背景下，中西医都在面对治疗传染病的问题。王吉民先生在早期的文章中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方式一一罗列，并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这些客观批判传统的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新议题、新路径与新方法熟悉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就医学史领域而言，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也应该梳理清楚英美史学界的研究动向，才能够更好地与国外学者对话。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张勇安教授通过谷歌学术的关键词搜索发现，医疗社会史研究虽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却十分迅速。尤其是2000年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美学术界，医疗社会史已然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英国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医疗史研究平台和学术团队。剑桥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立了历史与科学哲学系，目前已经成为医疗社会史和科技史的教学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重镇之一；牛津大学的医学史研究团队主要关注亚洲的疟疾、军事和海军医学史、全球卫生史；伦敦大学的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关注公共卫生史，尤其是公共卫生机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尤其关注卫生、食品、物质史和动物医学；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技术、环境科学以及宠物医学；华威大学专注于手术和解剖医学史、后殖民时期殖民地的医学史、社会抗争以及性别医学；格拉斯哥大学专注于医疗社会史研究；杜伦大学关注公共医疗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博弈，医生权威的构建与认同，医学知识的传播与认同；约克大学关注全球卫生史研究、天花清除的历史展开研究；伯明翰大学则更着力于对烧伤医学与英国认同、医学教育、儿童医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许多医疗史研究机构和平台都得到了惠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的支持，惠康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学科和观念交叉融合的卫生研究、与卫生相关的重要议题、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奖学金资助、以及图书档案的数字化等项目。就美国而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医疗社会史的开创者，其研究领域包括老年痴呆，中国的医药、妇女及性别史研究；耶鲁大学医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对医学观念、实践以及机构的关注也独具特色；密歇根大学关注移民的卫生防疫，从而为美国的海关防疫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咨询，并且他们有大型的数据库和文献中心供研究者使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也得到美国人文基金支持，致力于全球公共卫生历史、公共卫生的政治学以及工业医学研究；哈佛大学注重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医疗卫生研究；芝加哥大学专注科学革命、科学演变、精神医学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斯坦福大学在医学图像以及口述史、数字媒体与医疗史的结合等方面独具特色，而且他们拥有的医学类数据库，是重要的研究工具。总体来看，从英美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趋势来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新殖民医学史、冷战医学史、动物医学史、以及国际组织与卫生史等新兴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英美学界注重大数据的运用，将宏大叙事与中观微观研究的结合，关注医疗社会史的全球转向以及比较研究。《钦定格体全录》之“週身血脉图”再考察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大庆首先就近期热点事件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医学常识的遗忘，尤其是在医学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忘掉常识后就常常出现一些误判和误解。因此，医学史的研究，不仅要面向学术界，也应该面向大众，呼吁大众回归常识。张大庆的报告缘起于新材料北大医学图书馆保存的Thomas Bartholin的《新编人体解剖学》的发现。张大庆首先对本书的来源进行了考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原北医校长鲍鉴清在欧洲访学时获得《满洲解剖学》一书，并从市场购入Dionis与Bartholin的解剖学著作。鲍鉴清回国后对照两个解剖学著作和康熙《钦定格体全录》看两者之间的翻译关系，后将其发表在《解剖学通报》上。他将《满洲解剖学》影印本自己保留，Dionis与Bartholin的解剖学书送给北大医学图书馆。张大庆对《週身血脉图》的底本进行了详细比较。Bartholin编撰《钦定格体全录》参考了Dionis的《人体解剖学》的内容和Bartholin《新编人体解剖学》的插图。但是对照《週身血脉图》的主要内容发现，《週身血脉图》不仅与这两本书相关，其中一些内容还来自更早的Andre Du Laurens的《人体解剖图谱》。值得注意的是，《週身血脉图》在原本插图的基础有所变化，如增加了满族服饰、将西洋人的发型改为中国人的法相、将性征隐去。张大庆还提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週身血脉图》与《西医人身骨脉图说》是什么关系？《钦定格体全录》的书名翻译中满文和汉文有什么区别？张大庆教授还指出西方对《钦定格体全录》的研究比国内多，就国内而言，满文版《钦定格体全录》的内容、不同版本的《钦定格体全录》及其流传和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题目。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与方向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医务工作者开始关注医学史，希望从历史中为现实困境找到突破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重新思考了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和方向。高晞教授的报告首先围绕医学史的格局展开。医学史的格局包括人群、领域、视野，从人群上看，2003年前，中国医学史的领域当中的主体人群大都是医生，比如王吉民、陈邦贤、李经纬等。此后，历史学界逐渐进入医学史领域，研究人群和学术背景的变化使医学史研究的路径发生转向。就领域而言，医学史研究仍主要关注中国医学史，但开始由内史向多学科渗透，世界史、性别史、社会史、人类学史、环境史和海洋史等都逐渐渗透到医学史的领域中。就立场而言，现有的研究大都站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上，并没有将中国医学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去思考其知识结构，在世界的学科发展进程考察中国医学的贡献及其对近代西方医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医学史是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产物之一，早期的医史研究者都拥有一定甚至浓厚的西医背景，他们是用西式的框架和理论研究传统医学，以王吉民为代表的第一代的医学史家是可以直接与西方学者对话的，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的视野更宽广。医学史书写与医学知识建构密切相关，西方医学在推广科学观念时曾借助中国医学来重构医学史框架，比如波义耳在创建其实验科学思想，撰写西方医学思想史专著探讨实验之至科学实用的意义，并将视野投向中国与阿拉伯医学历史。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知识体系带入中国，他们打破中国原来的知识体系，以西方知识来重新书写中国的医学史，这样的结构对中国近代学术界和思想史界影响很深。近代中国医史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调整中医的走向跟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的书写是分不开的，中医知识体系要进行变革，必须重新书写医学史。1933年的出版《中国医学变迁史》就提出用科学的方式去评估中国医学，重新书写医学史，这与当今中医院校的教育宗旨是相吻合的。谈及当下的医学史研究，高晞认为现代医学史研究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医学的医学史”，医生和史学家间并没有建立起互动、进行实质性对话。与此同时，如今的医学史研究虽然强调在地化和传统特质，但实际上仍未走出西方语境，中国医学史界仍未找到自我。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高晞指出，应该思考中国的医学史研究到底是站在什么中心？过于强调地方性有可能陷入中国中心论，而所谓全球视野又应该如何入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境去研究中国医学史和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研究是不是还要受西式的语境影响？最后，高晞指出，“医学史离医学有多远，医学史家离医生也就有多远。”报告结束后进入圆桌讨论环节。与会者就报告内容分享了自己感悟，同时聚焦现实问题，围绕医学史如何为医院服务，如何建设医学史和多学科的合作平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分享新冠病毒毒株序列，为全球抗疫赢得宝贵时间；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防治形成数百项技术指南、诊疗规范；干细胞研究、基因组测序、蛋白质结构分析技术不断突破；脑起搏器、骨科机器人、组织工程皮肤等关键生物医用材料和医疗设备打破国外垄断……这5年，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大批自主创新药物和诊疗方案相继问世，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持续加强，更培育、锻炼了高水平的医学人才队伍，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保障与支撑。第一时间甄别出病原体“中国在创纪录短的时间内甄别出病原体，并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协同攻关：1月8日，初步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原；1月9日，将病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展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1月12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发布……为全球开展疫苗研发、药物研究、疫情控制等提供了重要基础。这场接力赛的背后，以宏基因组为基础的病原体组合筛查技术体系、重大传染病应急处置检测技术平台、传染病监测技术平台，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得力武器。而这些技术体系和科研平台，正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建设成果。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平台迅速确定了病原、开发了核酸检测试剂盒。建立世界首个动物模型，率先报道新冠肺炎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药物筛选平台率先筛选出一批潜在有效治疗药物，经药物临床评价平台进行临床试验后，部分已经进入使用。储备的应急疫苗研发技术推动我国多个疫苗进入临床，处于国际领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发挥了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迅速成功构建了4种体外感染模型和3种体内感染动物模型，搭建了防治新冠中药筛选及药效评价平台，承担了抗疫“三方”（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的新药研发工作。目前，“三方”均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临床试验批件。重大专项成果惠及百姓“十三五”期间，卫生健康领域两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针对行业重大需求和薄弱环节稳步实施，创新成果“井喷式”出现。“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分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能力建设、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示范区建设6个领域进行任务部署，协同攻关。“十三五”期间共立项115项，投入中央财政经费共计33.73亿元。“通过专项实施，不仅为抗击疫情提供有力保障，也使艾滋病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保持乙肝中低流行水平，结核病提前5年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健伟说。中国创新药的“出海”实现了零的突破。2019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泽布替尼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成为首个主要基于中国临床试验数据批准的新药。“十三五”期间，新药专项已立项课题764项，投入中央财政经费73.81亿元，累计147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截至2019年年底，专项布局10个国家级综合性平台、8个企业平台、24个临床前安全性评价平台、93个药物临床评价平台、23个资源性平台，初步形成了标准化、国际化的国家药物创新技术体系。“专项初步建成了我国的药物创新体系，突破了抗体和蛋白药物制备、生物大分子药物给药、药物缓控释制剂等一批瓶颈性关键技术，临床前评价、疫苗研发、抗体表达等技术实现国际并跑。”中国科学院院士、该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介绍。强化医教研产协同“十三五”期间，我国部署了人工智能等前沿及共性技术、重大疾病防治、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保障、重大健康危险因素控制、医药卫生产品和健康服务技术、中医药现代化及创新体系建设等10项重点任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人才培养、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知识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医疗卫生机构转化创新相结合的卫生健康协同创新体系。医教研产互为支撑、协同发展的创新格局正在形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临床医学研究薄弱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科技部等联合在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20个疾病领域建成50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联合千余家基层医疗机构形成协同创新网络，并将其纳入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序列，极大提升了我国临床医学研究水平和技术转化应用能力。同时，我国已建成75家卫生健康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位居各学科领域首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新建5家国家转化医学重大基础设施；建成亚洲最大药物化合物库；优化建设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库等卫生健康领域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这些工作正在促进医学科研加快步伐。截至2019年，卫生健康领域获得国家科技奖励139项，其中特等奖1项。医学科技论文总量居全球第2位，医药类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首位。数说01临床医师培养步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代数据：自2016年以来，全国每年招收培训住院医师10万余人，其中面向社会招收的住院医师比例逐年上升。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参训住院医师累计已达4.8万人。02提升西部地区年轻医师的起点水平数据：2016年～2019年，累计支持西部地区培训住院医师7.2万人、助理全科医生0.9万人，订单定向医学生1.7万人，转岗培训全科医生2.7万人。03全科、儿科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数量显著增加数据：自2016年以来，累计支持各地招收住院医师27.4万人（不含专硕），其中全科专业4.3万人、儿科1.7万人。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已达36.5万人，提前实现2020年年底每万人口拥有2位～3位全科医生的阶段性目标。04通过继续教育持续提升医务人员能力素质和服务水平数据：自2016年以来，以全科、儿科、精神科等17类紧缺人才培训为重点，支持各地开展卫生健康人才培训项目，累计投入35亿元，培训58万余人。2016年～2019年，实施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6.9余万项，累计培训医务人员3000余万人次。05支持贫困县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数据：2016年～2019年，累计支持贫困地区招收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近1.2万人，占全国招收总数的27.3%；招收助理全科医生7700余人，占全国招收总数的31%；转岗培训全科医生近1.6万人，占全国转岗培训全科医生总数的23.6%；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1.4万余人，占全国招收总数的59%。文：健康报记者 王潇雨来源：健康报编辑：杨明昊

发挥优势产学共赢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与联仁健康集团达成战略合作10月9日，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与联仁健康集团在首都医科大学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偕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三方共同启动“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研发与急诊医学CDSS产品研发”项目。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院长徐建立、急诊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郭树彬、副主任梅雪，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副总裁李云飞出席活动。活动由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文斌主持。构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多个领域加强合作为加快推进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的建设，进一步发挥首都医科大学在培养健康产业方面跨界交叉人才的学科优势和优质医疗资源，在王松灵院士，院长助理李文斌，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的共同见证下，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与联仁健康集团副总裁李云飞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仁健康集团将发挥技术优势，与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及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及临床中心的优质临床和科研资源相结合，构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携手在专科专病大数据、基于大数据的创新产品孵化、大数据相关标准、人才培养合作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战略合作签约在签约仪式上，王松灵院士表示，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承载着非常明确的国家使命，在创新健康医疗大数据关键技术，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化融合发展，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前沿交叉和应用发展的跨界领军人才，打造数字健康中国战略新智库，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意义。目前为止，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已经建立起“一个平台四大支撑”，通过打造标准统一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从四个优势学科入手支撑大数据应用方向，并通过完善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的新发展与新突破，助力“健康中国”建设。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表示，多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通过传统信息化系统沉淀了海量的临床数据，这些数据是开展医学科研，辅助诊疗决策，协助医院高效管理的重要支撑，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可以说，在现有的临床资源基础上加上数据的合理应用，必定会让临床科研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推动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转变。但受限于技术的瓶颈和解决方案的缺乏，这一海量的数据资产未能被充分地挖掘和应用。如今，以5G、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催生医疗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这种态势为医院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表示，首都医科大学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学院校，有19所附属医院、21所临床医学院，具备行业领先的优质医疗资源和临床科研能力。联仁集团在筹备期间就积极配合首都医科大学建设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并与首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积极探索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标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目前，经过一年多的紧密协作和扎实准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研发项目已具备启动条件。接下来，联仁健康集团将与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的专家共同制定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及数据治理等标准，打造一套具备行业普遍共识的急危重症专科数据集，研发一套智能化的大数据治理与应用平台，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新型学科发展模式，加快从数据到知识的转化进程，带动科研、临床辅助决策系统(CDSS)的发展和应用，提高疾病诊疗的智能化水平，为提高医疗服务均质化水平提供重要技术支撑。相信作为首个启动的合作项目，一定会大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为我国医学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引领医学的时代革命，助力健康中国早日实现。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推动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研发与急诊医学CDSS产品研发王松灵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院长助理李文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院长徐建立、急诊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郭树彬，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共同见证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研发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项目合作启动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梅雪介绍，该项目通过研发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完成患者全周期全维度全模态数据采集，实现临床业务数据向标准化科研数据的智能转化、统一存储、统一处理与分析。通过构建专科专病标准数据集及数据的分层管理，库表间的高内聚、低耦合，实现数据字段向下可兼容，向上可拓展的目标。由此，将复杂纷乱、多源异构的原始数据经过合理的数据治理过程，形成了优质的专科专病数据库，进而支撑深度数据挖掘、科研产出与CDSS的场景化应用。在项目研发模式中，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由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专家予以顶层设计的指导，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临床专家提供专业的医学输入，在数据集设计、字段加工逻辑、数据质控予以把关，联仁集团投入产品团队、软硬件及产品研发资源，三方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与保障项目的进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对该项目的多中心运营，学科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来引导行业发展、促进急诊医学从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助力健康中国2030早日实现。【编辑:姜雨薇】【来源：中新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