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　华东师大供图　中新网上海5月23日电 (记者 陈静)医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呼唤更多综合性大学办医。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以通过医教融合推动医学教育功能的社会化。国际知名肾脏、代谢和心血管疾病研究专家管又飞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名誉院长。他说，研究院将坚持“高水平、小而精、国际化”的高建设标准，优先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从高学段向低学段稳步推进医学学科建设。研究院设立基础医学中心、临床医学中心、转化医学中心和公共健康中心，包含若干研究所及附属医院集群。据了解，基础医学中心将积极打造跨学科研究平台，以医学为动能打通医工文理深度融合的通道。临床医学中心将在长三角地区布点若干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同时，推动互联网医院等医疗机构发展新形态，与政府、企业及医疗机构共建“数字医学共享平台”，探索医疗智力、健康数据和设备资源高效配置的新机制，建立基于人员柔性流动、资源高度共享的数字化医学教育、科研与临床服务的生态网络。“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　华东师大供图 公共健康中心将加强与国际顶尖院校与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一批医学领域著名专家受聘担任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成立大会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发来祝贺视频。众多海内外医学领域的院士和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大会。当日，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副市长贺东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校长钱旭红一同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同日揭牌成立。当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公共卫生安全新挑战下的医学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知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研讨新时代医学与健康人才培养的使命和责任。会议聚焦“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医学与未来医院”三方面内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分别做主旨报告。黄奇帆表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政治、经济、医疗、管理等多个学科，并注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价值创造。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在重塑公共卫生体系过程中是必须突破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各方面的生命伤害，还有经济方面的伤害。”他提出，需认真看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医学教育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健康本身是多因素决定的。黄奇帆指出，在公共卫生教育科研方面应更新理念，扩大规模并提高质量，并表示，“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聚焦公共卫生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医学与健康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尝试，希望研究院可以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培养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说：“再暗的黑夜也会渡过，黎明终将如期而至，除了战胜(新冠肺炎)我们别无选择。”他提出：“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能否防大患于未至？这才是医学、健康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医学的温度体现在刚柔相济。”他倡导“全健康”理论，把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环境健康共同考虑，并认为，这就是科学防治。(完)

特稿108一场疫情，把医学和医者又一次推到了最前线。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当现代人为之骄傲的“技术”受限，医护人员的信心、用心，和患者的信任与配合，成了击退病毒的最坚韧的防线。医学，从来都要依靠两只翅膀才能起飞。送走最后一批痊愈患者后，武昌方舱医院一名医护人员久久注视着照片墙。照片上都是舱内患者和医护人员。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医学的另一只翅膀工人日报记者 张世光哈尔滨医科大学1985级临床医学专业毕业30周年同学会要推迟了。从除夕夜起，尹梅就陆续听说有同学随黑龙江医疗队奔赴湖北。原定正月初三召开的方案研讨会取消，直到3月底医护人员陆续返回，同学群里每天弹出的都是“做好防护”“注意安全”等叮嘱。尹梅留在哈尔滨度过了最长的一个寒假——她本科毕业后没有成为临床医生，而是留校教授医学人文学科。在抗击疫情的一线，面对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许多医护人员发现，与他们一直依赖的“医学技术”一样，过去总被忽略的“医学艺术”也是治愈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时候甚至是更好的手段。在收治了1.2万名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中，广场舞、八段锦与药片、针管一样，成为医学的又一种象征。医学艺术，也称为医学中的人文关怀，柔软、抽象又难以量化，在我国当代医学中时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30年来，尹梅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人文关怀在临床治疗中得以出席。尹梅教授就医学人文话题采访一线医生并录制微课。医学院中的“音体美”“大夫，你没事吗？”2008年，临床医学大五学生付洋到医院实习，因为晕血被架出手术室。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在电梯里清醒过来后，一位患者关切地询问。“像是我们互换了身份。”和自己的同学一样，第一次走进医院实习的付洋总想离手术台和诊疗室更近一点，看到更多有关开刀、诊断、换药的技巧。对她来说，这些操作背后是自己选择学医的最大动力——救死扶伤。1985年，尹梅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时，抱着和付洋同样的坚定信念。直到大五那年，学校在应届毕业生中公开选聘医学伦理学教师。“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经过了一系列考核，1989年9月底，进入试讲环节的尹梅遇到了这样一个题目。在校期间，尹梅多次拿过演讲比赛一等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对她来说，试讲话题并不难。困难的是要她割舍自己的医生梦。尹梅的母亲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听诊器是尹梅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成为一名像母亲那样的医生，成了她顺理成章的愿望。“医院里不差你一个医生，可医学院里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师。”一位老师的一句话让尹梅最终做出了决定，“讲好这门课，你会帮助到无数的医生。”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成立，其功能包括教授医学史和医学伦理学等课程，这是我国现代医学院里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不过，与20世纪后期医学技术飞跃式发展不同，我国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医学人文学学科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课程都是在近20多年里才逐步开设的。3月9日，武昌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夜，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人员韩杨用双手比出心形。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2019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学典礼。已是该校人文学院院长的尹梅向全体新生做了《始于热爱，忠于信仰》的发言。这是继2012年后，她第二次以教师代表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演讲。这样的频率，对一位医学院里的非主干学科教师而言，有点儿高。在尹梅上大学时，医学伦理课甚至不属于考试科目，因此被比作中小学里的音体美课程。“即使到了10年前，想把研究生送去医院实习，我还要托关系。”尹梅不避讳谈起学科曾经的边缘化经历。普通医学生实习都会参与到具体治疗工作之中，医学人文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时候却置身事外，只对医生、患者进行观察和记录。“这样的观察有什么意义？”来自一线医护人员的提问，不止一次摆在尹梅和她的学生面前。有人问得更直接，“医学人文到底是什么？”人生的病 生病的人王子颖慧觉得肿瘤科刚收治的那位张老先生简直“无法理解”。那是3年前，医学人文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王子颖慧到医院实习。张老先生查出早期结肠癌，根据医生判断，如果尽快手术，患者还有数年的预期寿命。可无论家人与医护人员怎么劝说，看起来很通情理的老先生都坚决不同意手术治疗。对结肠癌引起的贫血，他只求输血缓解症状。面对这样的病人，再好的治疗方案都无的放矢。“医学越是发展，技术就会有越多无能为力的时候。”在尹梅看来，王子颖慧的不解，是踏入医学人文领域的第一步。著名产科医生林巧稚曾说：“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感情、意愿、要求……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作纯技术专家。”尽管已过去多年，林巧稚的话仍然可以作为医学人文的准确注解。3月初的一个黄昏，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20多岁的刘凯医生护送87岁的新冠肺炎病人去做CT。途中刘凯特意停下脚步，和已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老人一起欣赏了一次美丽的日落。这一画面无关治疗，无关医术，却“治愈”包括患者本人在内的无数人，只因那是对“人”本身的关怀。持续两个多月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类似的场景有许多。为了与患者顺畅沟通，山东医疗队编出了实用武汉方言手册；为了减少患儿的恐惧，儿科医生在每件防护服上都涂上花花绿绿的卡通人物。就像尹梅在一篇论文中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定义：医学中人文关怀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意义、患者的价值、患者的权利和需求、患者的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它就像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很少，但不可或缺。”在武汉儿童医院新冠患儿隔离病房内，一名儿童为医护人员李力防护服上的卡通画涂色。 新华社 发有调查显示，缺乏对“人”的关注，是近几十年来患者对医护人员作出负面评价甚至采取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度依赖设备仪器，忽视诊查的软实力；只重视人的疾病，忽略与人的沟通；过于重视对自身技能的提升，忽视对患者的关怀等，都被视作医生缺少人文关怀精神的表现。在谈到“什么人可以做医生”时，我国现代普通外科开拓者之一裘法祖说“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但在这句话之前，裘老还说了另外9个字，“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这个前置标准似乎被遗忘了。”从业30年，尹梅用一句话总结了医学人文的困境，“医学已经从交谈的艺术变为了沉默的技术。”付洋第二次进入医院实习时，已是医学人文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为了让医学人文这只柔软的手回归本位，自2008年起，尹梅带领研究生展开了“医学人文在行动”实践调研活动。她把学生送到哈尔滨多家医院，观察医生护士的手势、眼神、语气，甚至观察病房里的一盆花和窗外的一处景，再研究这一切对患者的影响。付洋就是团队中的一员。她说，几年前吸引她的是“人生的病”，这一次她要关注的是“生病的人”。教医学生说话乳腺外科诊室，一名专家正在问诊。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张桌子、一张检查床和面对面坐着的医生、患者几乎把空间塞满，“多出来的”实习生只能见缝插针地站着。同样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等待的病人和家属。一位患者的丈夫挪到诊室门口向内张望，实习生见状立即摆手示意他离开。这显然让那位等待多时的家属大为光火，说话语气和面部表情变得强硬，现场气氛也紧张起来。这是尹梅的一名研究生2015年在门诊实习时观察到的一个场景。这位学生接下来的描述，让阅读过这篇实习记录的人无不惊叹。“这时，正在问诊的专家说话了：‘这位先生，你看屋里都是女患者，一会儿还要脱衣服检查。如果是你爱人正在检查，你愿意让别的男同志进来吗？’”一个平淡的问句，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局面。说话，是医学人文在实践中最常表现出的环节。在有的国家，医学院是从大学中招生。这意味着一位医生至少拥有一个与医学无关的本科学位，这往往也代表更广泛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在我国，只有高中时的“学霸”才有机会通过高考进入各个医学院。入学后，等待他们的是生理、病理、药理、解剖等一系列课程和内科、外科、妇科等科室的轮转实习。当同龄人在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时，大多数医学生的大学生活和中学时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即使熬到工作了，很多医生的生活圈子也小得可怜。有分到ICU工作的初级医生跟付洋抱怨，说她们即使有时间买新衣服，也根本没时间没场合穿这些衣服。在这样的环境里，医生“不会”说话不仅不可笑，还往往是引起医患矛盾的导火索。“你是压榨性疼痛还是尖锐性疼痛？”“从目前你的状况来看，药物治疗效果欠佳，病情严重，必须进行CAG方案治疗。必要时还要用PTCA、PCI治疗。”“哪有手术没有风险的，拔牙还有死人的，过马路还有出车祸的呢。”“……”“大家觉得刚才这位‘医生’说话有什么不妥？”付洋叫停了“问诊”。这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患沟通》课程上的一幕。这门课由临床医学专业老师和医学人文专业老师共同执教，目标就是让医学生学会与患者说话。上课前，尹梅教授和她的研究生团队会把实践中观察到的医患沟通的问题设计成剧情，在课堂上以表演的方式让学生发现问题所在，然后再请学生重新表演从而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在一般人看来，医学生自带光环什么都懂，但在专业的外表下，他们不过还是20岁出头的孩子。”付洋以《医患沟通》课程为例说，相对于积累实践经验，许多同学还是更看重最后的分数，“毕竟，这关系到学霸们的成绩单。”“每次上课，我都发现有的同学是‘中央戏剧学院医学表演系’的。”上学期期末，一位老师的点评引得学生哄堂大笑。“戏精上身”的学生能准确踩到这门课程老师的评分点，包括“不使用医学名词或术语提问，如果无法避免，必须立即向病人解释”“问诊应用过渡性语言”“问诊应有结束语”等等要求，“但你们有意无意把说话变成了又一种技巧，再次忽略了自己面前有血有肉的患者。”那位老师补充说。学会说话，又要避免装模作样地说话，尹梅觉得，这关乎医患沟通的最低原则。先真诚，后技巧。有用的“无用功”翻看张老先生的既往病史，王子颖慧发现他在2012年曾罹患肝内胆管细胞癌，那一次他接受手术摘除了胆囊和胆管，术后身体恢复还不错。几次聊天后，老人告诉王子颖慧，5年前手术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嘴里插着管子，身体被“绑”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身都是奢望。术后的不适和疼痛，让他的体重从95公斤急剧下降到65公斤。当老先生试图表达自己的痛苦时，换来的只有医生和家人反复说的一句话，“再忍一忍，治病都这样。”“那时候，活着对我来说真是比死了还痛苦。”保守治疗后，老人坚持出了院。学了5年临床医学，王子颖慧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比“治好病”更重要。“你们从哪儿来？”“住在什么地方了？能住几天？”每次出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赵秀丽都会向病人问上几个与病情无关的问题。有统计显示，在我国，门诊时每个患者平均说话时长为19秒。在这珍贵的19秒里，医生当然希望听到的是患者更多、更明确的病情信息。赵秀丽也不例外。触动她反思“高效问诊”的，是多年前到边境城市黑河市的一次义诊经历。那次出诊，赵秀丽先是经一夜硬卧火车，第二天早上搭乘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再换乘小汽车，一路颠簸才到达义诊的县城，“还没开诊，我感觉骨头都散架了。”义诊结束，又先后乘坐小汽车、大巴车和火车，赵秀丽才回到哈尔滨。“那些从黑龙江全省各地来看病的患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几经周折才到达诊室？”回程路上，赵秀丽怎么也赶不走脑袋里冒出的这个问题。那之后，无论多忙，赵秀丽都坚持在“19秒”之外与病人聊聊家常，了解他们因疾病被改变的生活。她发现，这样的对话往往能让患者快速放松，进而更清晰、冷静地陈述病情。直到后来受邀与尹梅教授的团队一起执教《医患沟通》课程，赵秀丽才确切地知道，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说的“闲话”是医学人文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实践：做与医学技术无关的“无用功”。在尹梅教授学生的实习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无用功”的描写：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玩笑话，轻轻地拍拍肩膀，用力地握握手。从患者现场的反应和之后的跟踪观察看，这些无法送检、无法得出准确数据的行为，大多都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实践调研进行了十多年，很多学生都记下了同一个场景——早上6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胆胰外科邰升教授开始独自查房了。明明8点才交班，邰老师这么早查房有什么用？走进病房，经过邰老师的解释，学生才明白，6点多是患者陆续醒来的时候，这时他们状态最放松，通过观察、问询得到的信息也最真实。相比之下，换班后的集体查房，更容易让患者情绪紧张，从而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提前两个小时查房的无用功，是邰升成为胆胰外科专家的秘诀。王子颖慧一直与张老先生保持联系。尽管只是偶尔通过微信和朋友圈互动，但她能感觉到，老人最后的时光过得很平静。直到2019年底，她收到了老人离世的信息。王子颖慧依然有些遗憾。如果2012年那场手术后，医护人员能尽量帮助减轻治疗带来的疼痛，甚至只是给老人多一些看似无用的安慰与关心，或许他就不会如此强烈地排斥再次手术，生命也将得到更长时间的延续。生死之交3月中旬，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部分前去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面对镜头摘下口罩，第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模样。其实，还在隔离病房里时，不少医生护士就把自己的彩色照片贴在防护服外面，因为他们的病人都迫切想知道，这些帮助过自己的人长什么样子。“我们是生死之交！”疫情期间，许多患者由衷说出的一句话，无意中道出了医护这个行业与别的工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参与一次手术实习时，王子颖慧对“生死之交”4个字有了自己的体会。那是一位近70岁的女性患者。手术结束，病人还没有完全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看到站在身旁的王子颖慧，第一反应是一个劲地说“谢谢”。实际上，作为实习生，整台手术，王子颖慧只能观摩，不能动手。“我猜，那位奶奶只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白大褂，就本能地不断道谢。”王子颖慧说，老人心里要感谢的，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医生，而是这个群体。“2019收官之作——科研与医学人文，攀登永远在路上！”2019年12月19日，尹梅在朋友圈用一段长长的文字抒发了3个月来的压力。在一项中国外科医学领域的顶尖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被安排了半天时间来开展“医学人文讲堂”。“食管癌高峰论坛”“健康扶贫包虫病攻坚战项目”……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医学学术论坛邀请尹梅教授和她的团队参与并进行医学人文培训，有时候要提前两三个月预约，才能订到尹梅的档期。去年，《做有人文情怀的医者》一书正式出版，书中是尹梅教授团队数十年来在医学人文学科科研和实践调研取得的成果。“这并不是我个人事业的高光时刻。”尹梅说，在病人把生死交予医生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也开始把与患者相处的感悟和人文思考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尹梅记得，在儿科医患矛盾比较紧张的那几年，有一家医院的儿科主任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她的电话，说全科室都希望她的团队能去上一节课，为缓解儿科医护人员的焦灼和平衡医患关系出招。一次外科学术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在医学人文讲堂进行案例展示。若干年前，尹梅在课堂上讲到“安乐死”这一话题时，一位女学生坚定地站在了少数人的一边。她觉得，应该尊重患者选择死亡的权力，当医学技术已经无能为力时，就不应该让病人低质量地活着。多年后的一天，这位早已是医生的学生突然返回学校找到尹梅，只为了说一句“老师，我错了。”这名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的学生，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发现，当自己牵肠挂肚的人病无可医时，纵使人们在理性上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在感情上，哪怕她多活一天，我都觉得多一分安慰。”尹梅说，这种情感上的无法割舍，就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2019年春天，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部公共教学部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尹梅受邀参加揭牌仪式并发表主题演讲。活动结束后，她特意拍下现场的一张照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照片上，是嘉宾签名墙前面的一句话：人文是医学的一只翅膀。

医学院，医学院，这些年各个大学都在踊跃的建立医学院，基本上所有的985院校都有医学院了，比如近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都成立了医学院，可以说医学院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标配。为何大家都抢着成立医学院呢？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这些纯工科的院校都开始建医学院了。具体什么原因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学现在在科研方面分量非常重要，几乎占了自然科学基金的一半，所有ESI的大半地盘，所以一流大学都急着建医学院。网上都说，现在没有医学院的985院校真的不多了。目前只有8所985大学没有医学院，不过这些高校也是蠢蠢欲动，而华东师范大学酝酿了好多年，终于成立了医学院。2020年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聚集优势学科，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医学院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上海市方面多所重磅级人物出席，包括副市长宗明、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顾洪辉、中共上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黄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毛丽娟等。而且这个成立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又拉了一所附属医院加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另外还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仪电集团云赛智联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华东师范大学很早以前就想成立医学院了。早在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医学院筹建办公室，知道今日才成立了医学院，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的说，上海医学院众多，华东师范大学想分杯羹实在太难，目前上海的著名医学院基本被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把控，连同济大学都只有汤喝没有肉吃。因为原来的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本上已经完全垄断了上海市的医学志愿，海军军医大学是因为身份特殊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同济大学医学院目前实力就比较尴尬了，华东师大目前想在上海市弄个附属医院都难于上青天。目前除了4个985高校有医学院外，其他不少高校也有医学院，包括上海大学等。因此上海高校拥有医学院的高校太多了，最后只有复交和海军军医大学有实力，其他都沦为陪衬。老铁们，你们怎么看呢？

作者：葛荣晋一、现代医学模式转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现代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单因果模式向综合因果模式转变。现代医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有毒化学物质、变态反应原、机体所需要化学物质的过剩或缺乏）、物理因素（放射线、高温、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第三，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是保证人类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现代医学模式固然产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实践，同时它也可从道家哲学和东方传统医学中吸取辩证思维模式和中国医学智慧。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道家哲学和以它为指导的中国传统医学，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二、“形神双修”与心理疗法汉代河上公注《老子》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能为》)即认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体）的统一。只有使精神和形体合一，人才能长寿。《淮南子·原道训》亦认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根据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则，中国传统医学非常强调“形神相即”，反对形神相离。《黄帝内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类经》亦说：“无形则神无以生，无形则神不可活。”明代医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指出：“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由此出发，他批评说：“夫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也，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卷)所以，道家在养生上主张“形神双修”，这比西方医学单纯注重“养形”要高出一筹，更符合于现代医学模式。如何“形神双修”呢?老子认为“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是“形神双修”的奥秘所在。庄子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各种物质欲望虽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的恶果。所以老子从贵生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根据道家的“少私寡欲”的养生原则，中医药学把“形神双修”贯穿于病因、诊断、治疗等各个医学环节。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学原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外，还必须通过“少私寡欲”的途径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虚无”，才能使精神处于安静、乐观的良性状态。《太上老君养生诀》指出：“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不去，心虽希寿，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绝，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寿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还是孙思邈的“去五难”，都是根据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这较之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学原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在诊断上，中医药学根据老子注重“养神”原则，向来重视“望、闻、问、切”等方法，强调从病人的神色表情、语言气息、眼神、动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认为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黄帝内经》要求医师“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认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强调诊病时必须注意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这种形神统一的诊断方法，跟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学检验、透视等技术，单纯考查生物性病因的医学理念，是迥然不同的。在医疗上，中医学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响心理因素，人体有病心理必定出现异常现象（如肝病使人易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响生理因素（如怒伤肝，恐伤心等）。在治病时，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相应的心理疗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种心理疗法：第一，以情胜情法。中医不仅承认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情态之间亦有影响，如“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到范进中举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吓方式使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胜喜”的典型例子。第二，语言开导法。从西方医学史看，心理咨询仅是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心理疗法，而中国古代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语言开导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可以促进人的思想变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心理平衡，对治疗疾病有明显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语言刺激亦可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疾病产生。《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适之人，岂有不听者乎?”这种语言开导法，同现代医学上的心理咨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谓“移情”，是指人们采取某些方法来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消除或减轻恶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点转向其他事物。所谓“移性”，是指人们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动，摒弃不良习惯或思想杂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习书作画，听音乐或自己演奏、种花、赏花、养鱼、钓鱼等，都是陶冶情操、除忧解愁的好办法。按照中医理论，角、征、宫、商、羽五音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宫音治脾病，心情忧郁，可选听《光明行》，失眠可选听《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欧阳修曾患有忧郁症，久治不愈。后来学琴演奏，“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健康。据科学家对19世纪末以前出生的96位作曲家和119名演奏家的健康调查，发现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这是音乐家多使用“音乐脑”，使体内情绪机能活跃的结果，这叫音乐疗法。古今中外的书画家多长寿的事实，说明习书作画也是长寿的重要方法。这种“移情易性”的心理疗法，已为现代医学广泛用以治疗精神病等。美国的《现代诊断治疗学》要求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要转移病人爱好，鼓励病人去发展其它方面的爱好或技能”，特别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病人要“转移重点”，这种“转移重点”、“转移病人爱好”的方法，同中国传统医学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紧急状态法。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这种特殊力量来治疗疾病。中医学在老子的“形神双修”特别是在“养神”思想的指导下，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心理一社会致病原因的探索，并且有针对地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这与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基本精神是吻合的。日本森田正马博士依据老子思想创造了“森田疗法”，颇为当代医学所推崇，风靡于世界。“森田疗法”并不是引导患者去消除病状，而是引导患者在症状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在无所谓精神状态下，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再也不去介意症状的存在，逐步恢复了健康，这证明以道家哲学为指导的中医学必将能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建构作出积极贡献。三、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标志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范畴。它是从《老子》一书中脱胎出来的。老子既讲“气”，也讲“精”。讲“气”的地方，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专（同抟）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等；讲“精”的地方，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也”（五十五章），都是队人的生命上立论的。但是，老子还没有把“精”与“气”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这一概念。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才正式提出“精气”这一概念，认为人的形体和生命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管子·水地》)汉代王充发挥道家的精气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论衡·沦死》)道家提出的精气理论，早已被中国古代医学家引人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的生命本质，疾病发生和医疗诊断。《黄帝内经》作者较早地将道家的精气理论用以说明人的本质，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篇》)精气“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化，终而复始。”(《灵枢·脉度》)肯定人的生命是“气”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黄帝内经》作者还具体谈到80余种气，用以证明人的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都是统一于这个物质基础。中国古代医学家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认为人体之气始终处于不断地运动状态之中。气的运动状态保持平衡叫做“和”，畅通无阻叫做“通”。只要能使气保持“和”与“通”，人就健康；若气“雍闭不通”，人就会生病。《黄帝内经》指出：“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灵枢·脉度》)隋代巢元方明确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的命题，他说：“夫百病皆生于气，故怒则气上，喜则n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忧则气乱……，思则气结”。(《气病诸侯》)宋代《圣济总录》199卷亦说：“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戾则形病。”都是用道家的气论思想来说明人的病因的。既然人的生命和疾病都是由人体之气的运动状态决定的，那么在治疗方法上就必然提出行气导引疗法。老、庄不但提倡“养形”、“养神”，而且也提倡“养气”。从“养气”这一原则出发，老、庄提出了一系列的行气导引之术。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里是指炼气的基本方法，即要求修炼者把气结聚起来，全身放松，呼吸自然，从形体到精神，做到如同婴儿那样。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近人蒋锡昌认为“此章言胎息导引之法”：谷字“用以象征圣人之腹，即道家所谓丹田”。“神者，腹中元神或元气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是说“有道之人，善行腹中元气便能长生康健”。(《老子校诂》)以鼻口呼吸，当绵绵不断，若可存复若有无有，不当急疾勤劳也。老子讲的“为腹不为目”（十二章）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实际上都是指意守脐下腹部丹田，讲的也是炼气。庄子所谓“真人之息以踵”(《庄子·大宗师篇》)，是指真人一呼一吸之间，通过经络，可以直达足底涌泉穴，即所谓“大周天”也。庄子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当为身），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篇》)郭嵩焘援引王船山的话，指出：“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循虚而行”。讲的也是古代修炼的一种方法。《庄子》一书中讲的“心斋”(《庄子·人间世篇》)、“坐忘”、“朝彻”(《庄子·大宗师篇》)等，也都是修炼的一些具体方法。行气导引治疗本是道家的养生方法，后被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用于防治疾病。中医学根据老子的“静为躁君”和“致虚极、守静笃”的原则，要求通过意守丹田和气息锻炼，排除一切杂念，做到“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虚之患”，使大脑活动完全处于虚无、宁静状态、增补元气（精气），流通百脉，改善呼吸、循环、消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家多讲静功，亦讲动功。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重视导引按摩对“养气”的作用，指出：“人身流畅皆一气之所周通。气流则形和，气塞则形病。故《元道经》曰：元气难积而易散，关节易闭而难开，人身欲得摇动则谷气易消，血脉疏利……按摩导引之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故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刻意篇》已指出：“吹啕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所谓“熊经鸟申（伸）”是指如熊吊颈、如鸟伸脚，即是导引术。长沙马 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中有“龙登”、“鹞背”、“熊经”、“猴状”、“虎扑”等形象。《淮南子·精神训》亦有六禽戏的记载。三国华佗还提出了五禽戏。晋代更出现了燕飞、蛇屈、兔惊、龟咽等模仿动物动作的体操。《抱朴子·杂应篇》载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蛇屈、鸟伸”、“猿据、兔惊”等导引之术，以期达到“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而增年”(《抱朴子·对俗篇》)的目的。除了模仿动物的动作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根据人体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设计出许多旨在活动周身肢体和疏通元气的导引按摩之术，如南北朝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中提出的八节导引方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老子按摩法，宋代《圣济总录》中提出的神仙导引法，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出的肝脏导引法、《灵剑子》导引法、胆腑导引法、脾脏导引法、肺脏导引法等等。在古代的各种导引按摩术中，虽有模仿各种动物的八段锦、五禽戏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出现的太极拳。不管是静功还是动功，都是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用以“养气”的重要方法，中医学的行气导引疗法是以道家的气学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理论。这一独特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构建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早岛正雄先生所著的《道教观相导引术与健康》一书，也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成功地利用道家思想和中医学的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医学模式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四、“道法自然”与自然疗法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医学中出现了自然医学这一分支。按照自然医学的理论，认为只有使人的生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只有使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才能得到健康，否则即会引起疾病。自然医学是以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如空气、水、阳光和食物等）和利用人体本身的潜在能力（如睡眠、休息、清洁、希望、信仰）等，来保持或恢复人体健康的一门医学。“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按其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为的，只有当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才能保持人的健康，人与自然之间若失去平衡，就可能发生疾病，导致死亡。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医药学根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养生如同治国一样，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亦指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黄庭经序》)从“道法自然”思想中引出的自然疗法，在我国古代医学中，早已获得广泛应用。现将其中的生活起居、饮食、食疗等内容，作一扼要说明：第一，生活起居。《黄帝内经》作者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人应根据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指出：“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苟（重）疾不起，是谓得道（得养生之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陶弘景在《养性还命录》中，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切忌过分，应与自然保持平衡。如“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明代高濂按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中，依据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不同，分别介绍了不同季节的养生之法。在《起居安乐笺》中，他还围绕“节嗜欲，慎起居，远祸患，得安乐”这一中心思想，详细地阐述了“恬适自足”、“居室安处”、“晨昏怡养”、“溪山逸游”、“宾朋交接”等内容，对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养生之法。在中国古医学书中，以卧床休息和慎调饮食等自然疗法治病的事例，多有记载。陆以淅在《冷庐医话》中记载：“海盐寺僧，能疗—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可见，慎调生活起居有时比服药效果还好。第二，饮食和食疗。中医根据老子的“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的原则，认为饮食不当(差失)非但不能养生，反而导致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只有做到“饮食有节”，才能达到养生目的。如“以酒为浆”，溺于饮食，必定“半百而衰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食诫篇》中亦指出：“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主张“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根据四时季节之不同，规定“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单列《养老食疗》一篇，规定老人“每食必忌于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专列《饮馔服食笺》一章。他根据“日用养生，务尚淡薄”的原则，对饮茶知识作了详细说明，对汤、粥、面粉、蔬菜、甜食等也都是作了扼要的介绍。中医既重视饮食，更重视“食疗”，主张根据食物性味和归经来选择食物以治疗疾病。陶弘景有“食诫”之说，列出食疗法一百多种。南北朝时期，著有多种《食经》；《隋志》录有《神仙服食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服食法”的记载；隋唐以后，除了《七卷食经》，《新撰食经》外，若马琬、卢仁宗、严龟、孟诜、张鼎、陈士良等各有《食经》、《食法》、《食疗本草》、《食性本草》等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绿豆具有解砒霜、草木诸毒之功能。这些说明，中医学的“食疗”之法也是自然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五、辩证思维与现代医学模式中医药学所以具有现代医学模式的原始模型，这与道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因为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有契合之处，所以它在现代医学模式建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医学的辩证方法与现代医学发展的思维方法相对照，就会发现：依据老子的“反者道之功”的矛盾观，中医学承认在医学领域里不仅充满着矛盾，如生死、刚柔、强弱，盈虚、虚实、阴阳、寒热、表里、上下等，而且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如寒者热之，虚者实之，“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等，中医学的矛盾观念与现代医学的相待思想是相通的。中医学根据道家关于“和”的观念而产生的阴阳平衡的思想，与现代医学关于人体形态的学说是契合的。中医学根据老子关于“有物混成”的思想而产生的整体观点，与现代医学强调整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医学依据道家关于“合”的观念而提出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关于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主张是一样的。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道家的辩证思维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综上所述，依据道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中医药学原始模式，无论是它丰富的医学内容，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恰好弥补了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和弱点。同时，这也是中医药学能够迈向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它如没有这一内在依据，我国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将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和辩证方法独具特点，所以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必将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摘要 　　在认可传统医学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医药在当代获得的成就，本质上是在现代医学技术与理念指导之下取得的结果。　　近日，国际领先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探讨从2018年起，传统中药或将不再需要通过中国的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人体临床试验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中药问题的广泛关注。　　根据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医药法》草案，只要药厂根据“经典名方”生产制剂，就可以免去成本高且周期长的临床试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药监局将共同拟出一份经过批准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对相关药厂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中医本身和患者来说，却不见得。　　将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并不准确，真正准确的分类，应该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我们所说的“中医”，实际上指的便是和现代医学相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十年来，中医药等传统医学，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中药制剂生产拜现代科学成果所赐，获得了长足发展，对国民健康事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在认可传统医学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医药在当代获得的成就，本质上是在现代医学技术与理念指导之下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方法和技术，中医药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和气象，不可能惠及如此多的患者，更不可能得到国家卫生部门的支持与认可。　　要证明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这项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发现，便是一项脱胎自传统医学遗产的现代医学研究成果。让屠呦呦想到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灵感或许确实来自中医古方，但是，屠呦呦在大半辈子的药学研究中所遵循的，无疑是一套严格的现代科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其中，大量且长期的临床试验必不可少。　　没有临床试验，青蒿素这一“医学国宝”就不可能获得国际医学界的权威认可。假如今后的中药制剂生产都可以不经临床试验，只需有古代经典名方为依据即可，其国际认可度恐怕会很低。尽管许多“经典名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但平心而论，千百年来，中草药吃死人的事例也不少，如果没有临床试验来佐证这些经典名方的安全性，患者心中难免担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临床试验，就没有现代医学。今天我们所说的“西医”的历史，其实也不长。直到18世纪，英格兰地区还没有正规的医学院，在临床试验普及之前，西方的医学也不过是依赖各种“传统疗法”，并无太大成就。但是，自从临床试验的观念产生，各种新药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最终铸成了现代医学的药学体系。　　现代医学要求的临床试验，跟传统医学的个人诊察经验不可同日而语。中医的现代化，同样离不开临床医学技术与方法的引入。中药制剂的生产，恐怕不能省却临床试验这一关。　　文/朱达志

全文共7909字，预计学习时长20分钟图源：unsplash很多医生、护士、牙医或其他医疗专家对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之类的相关热词已经很熟悉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它们可能产生的后果。大多数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似乎对人工智能技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其整体上是振奋人心的。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机器学习是一种颇具综合性的技术组合。深度学习规定了人工神经网络在模仿学习中的范围。更确切地说，深度学习也因此被称为深度结构化学习或可微分编程，可以采用监督、半监督或无监督任一种学习方式。深度神经网络、深度信念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主要应用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音频识别、社交网络过滤、机器翻译、生物信息学、药物设计、医学图像分析、材料检测和棋牌游戏程序等领域。深度学习技术的每一部分产出的成果都可以媲美人类的专业水准，甚至超越了人类。一般来说，机器学习的概念如下：这种精巧的设计应该能够借助经验学习和适应环境，并能够“聪明地”执行任务。通过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或其他系统中学到的东西，人工智能可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人工智能也被称为机器智能，无非是机器的演示能力，这不过是人类和动物天生的典型智力特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用处有了人工智能，人们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利用AI，人们可以通过语音提问，得到很多小众问题的答案，甚至计算机可以找到人脑永远无法想到的数据；AI利用深度学习，对数据进行总结，并提供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探索的方案。同样，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将提取的信息分享至先前其他人所提出的同样问题中，人们可在屏幕上或直接通过对话得到答案。图源：unsplash人工智能和深度神经学习的效用，特别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这方面，似乎具有潜在的合法性和发展前景。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信息是多样的。确实，这些技术在医疗中可以即时确定治疗效果，在零售业里可以快速提供库存建议，而在金融业中，不再限于发现，还可以预防诈骗。计算机能有效地识别出必要信息，分析所有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形成答案，然后将其自动传给用户。这为后续的查询提供了选择，甚至可以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更好地执行额外的预设任务。每一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都依赖于一套限定的、可由计算机实现的明确指令或算法序列，这些指令或算法通常是不公开的。但随之而来的是，人工智能的效用喜忧参半，因为技术的风险与收益取决于其特定的算法。人工智能实现了真正的人机互动，它凭借不断提高的精确度真正放大了人类的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智能机器利用各种机器学习技术，能够理解各种请求，无论善恶。人工智能不会考虑道德后果，只负责连接数据点并得出结论，然后学会推理、观察和计划。从亚马逊的Alexa到苹果的Siri，所有的进步都让人工智能更接近创造智能机器的初衷，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从我们最喜欢的零售网站上的推荐到社交媒体上自动生成的照片标签，许多常见的网络设施都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隐私被公之于众，个人自由也随之变得越发微不足道。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医疗领域的一股变革力量，正在如预想的那样颠覆医疗领域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有望通过接口融合人机思维在不使用键盘、鼠标和显示器的情况下，在技术和人脑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是目前最先进的研究课题，在病人护理中有大量的应用。例如，神经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创伤可能对某些生理功能造成损害，而这项技术可以对此进行弥补。人工智能还可以为无法说话的患者发声，为瘫痪的患者挪动手臂。下一代人工智能可进行放射性读数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机、CT扫描机和X射线拍摄的放射图像，人们可以非侵入性地看见人体解剖结构内部运作。尽管一些诊断过程仍然依赖于直接组织取样或组织活检，存在感染和出血的风险，但人工智能将使下一代放射机器在选定的情况下，能完全不用诊断性活检。人工智能正在通过推进“放射组学”这一创新领域，实现“虚拟活检”。人工智能将极大提高农村等服务不足地区的医疗服务图源：unsplash缺乏合格的医生，包括放射技师和放射科医生，可能会阻碍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急救医疗。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担起一些通常指定由人类承担的责任，缓解合格临床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人工智能算法让电子健康记录（EHR）更高效在医疗行业向文档化和“经济与临床健康卫生信息技术 (HITECH)” 迈进的过程中，电子健康记录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然而，健康记录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从认知超载、持续记录，到医生的职业倦怠等许多问题。经济与临床健康卫生信息技术行业现在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通过自动处置一些占据医生大部分时间的形式规则来创建更加自发的界面。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很可能会进一步支持准备收件箱中的常规请求，如药物补充和通知结果。此外，它还可协助处理要求临床医生优先重视的任务。医疗设备成为独立运作的机器人智能医疗设备正在充实用户场景，从肠道内部的实时视频，到感知面部表情来诊断早期的自闭症，这些都可以实现。在医疗环境中，智能机器对于从重症监护室到家庭护理等各种场景中监测患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人工智能，医生将借助更强的能力，识别各种病理恶化，如败血症是否情况紧急，或在并发症发生之前检测其发展情况，从而显著改善临床表现，并可能降低院内感染产生的费用。人工智能可避免抗生素抗药性的风险抗生素耐药性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危险，因为过度使用这些基本药物促进了某些细菌菌株的进化，这些菌株对未来的治疗将不产生反应。图源：unsplash精确分析病理图像如今，病理标本为医生提供70%以上的诊断数据来源，涉及整个医疗服务领域。而且在电子健康记录系统中，可获得几乎所有提取到的数据。因此，数据越精确，就能越早得到正确的诊断，数字病理、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提供更好医疗服务。深度学习算法和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可以在大型数字图像上精确到微小的精度，从而使医生能够精确地指出肉眼所看不到的细微之处。在临床医生研究数据之前，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识别病理准备中值得关注的特征，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免疫疗法和基于基因组的癌症治疗的无价之宝——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免疫疗法是癌症治疗领域最惊人的成就之一，指引并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反应来攻击恶性肿瘤。深度学习算法及其人工智能促进了高精尖数据集的合成，针对个体癌症的唯一基因结构方向，制定精准的靶向治疗决策。修改电子健康记录，人工智能加强患者风险分层患者的医疗记录是个人数据的宝库，然而，精确、及时并坚持提取和分析如此丰富的信息，对医生和数据分析人员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数据的质量和真实性以及数据设置混合的问题，会使得任务复杂化。此外，输入是否结构化，以及记录不完整，让理解究竟如何进行有意义的风险分层、预测分析和支持临床决策变得极为困难。电子健康记录分析已经产生了许多蓬勃发展的风险评分和分层工具。然而，在这些当中，研究人员应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对看似不相关的数据集之间的独特关联进行分类。智能机器改进监测健康状况的可穿戴设备随着可穿戴设备日益普及，利用传感器收集消费者重要的健康数据并通过智能手机传输，其实用性越发成为必然。例如，通过步数追踪器，人们可以连续追踪心脏脉搏。通过这种技术，今后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与健康相关的数据。收集、分析医疗信息，并辅以应用程序和其他家庭监控设备从患者身上获得的数据，可以为个人和人类的福祉提供独特的观点。从庞大而无尽的数据宝库中提取可操作的有用信息，人工智能在此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手机自拍成为未来临床检查工具图源：unsplash专家认为，利用便携式设备，由智能手机和其他客户端拍摄的图像将成为临床质量成像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服务不足的地区或发展中国家中。手机摄像头的质量正在逐年提高，可产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析的可行图像，这样的技术在现代皮肤科和眼科领域里是非常有名的。英国研究人员甚至已经开发出一种方式，通过分析婴儿在子宫内的面部图像来识别发育异常。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医生的诊断方式随着医疗行业从收费报销体系向择优补偿模式转变，医疗行业也从治疗已现疾病的“被动式护理”，向在症状出现之前解决问题的“主动式护理”转变。人工智能将为这一诊断革命奠定基础，促进预测性分析和临床判断指导仪器发展。这些仪器将在医生可能意识到问题需要解决之前就提醒他们。深度学习如何有用深度学习在现实世界的应用中蕴含着宝贵的潜力。传统的机器学习描述训练方法，通过该方法将用于训练程序的图片与图片中的事物名称进行标记。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案通常使用照片，并将其与图像内包含的“标记”进行匹配，后来的机器学习技术被称为“监督式学习”。还记得你在脸书上给自己的照片或朋友的照片标注名字吗？这就是机器学习认识人脸的方式，从其他人中识别出来，并与互联网上的其他识别因素进行匹配，以便将来进行认证和识别。与机器学习中使用的其他训练技术相比，监督式学习速度快，对计算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然而，对于现实世界的应用，它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每天都会从社交媒体、硬件和软件服务合同、软件授权和网站咨询包中收集到大量的信息。对于有各种议程的大小企业来说，机器学习辅助的数据挖掘或个人信息收集都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这些数据都未被打上标签，无法用于指导依赖监督式学习的机器学习程序。因为它仍然需要人来给数据打上标签或标记，这不仅耗时而且成本也高。深度学习网络可避免传统的机器学习的缺点，因为它使用了“无监督学习”。深度学习不用任何数据标签或标记。即使图片没有带“Tag”这个名字，深度神经网络仍可学会识别这个人。对于那些对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感兴趣的人来说，能从未经标记或未经组织的数据中学习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深度学习为那些想要使用数据的人打开了非结构化数据的大宝库。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为你打造个性化医疗服务21世纪，医生和医疗卫生部门仍然希望坚持希波克拉底式的个性化医疗，并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保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同时，医学界不再理性，快速将神圣的临床判断力推向基于协议的病人算法护理。以前的人口健康模式就是该情况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人工智能如果通过透明、负责的方式获取，可为个性化的医疗体系奠定基础。深度学习技术可以了解病人从出生开始的所有信息，并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保存（使用区块链技术），而不会将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使用。作为数据的唯一拥有者，患者、医生或其他用户所收集和持有的数据将能够利用无监督的深度学习技术帮助人们获得想要和需要的个性化护理。大数据集中处理只会让其他行业受益，并加重污染存在缺陷的人口健康模式。人工智能让医生能够根据患者需求定制治疗方案。人口健康原则无法满足患者的个人需求。根据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深度学习将了解个人需求，从而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最佳建议。人工智能也有不足之处以前，现代社会在处理公共数字信息方面非常自由，但现在和以后人们得为这种天真的态度埋单。人们最终会明白其暴露在外的东西价值之大，以及这些东西如何被滥用或用来对付自己。最重要的是，人们最终会意识到——哪怕社交媒体巨头和科技大亨们公开保证，他们的数据也不仅是对付他们的秘密武器，还是可以收入囊中的数字货币，个人数据在全球范围内间接地被武器化和洗钱化。尽管如此，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这些问题仍然为时不晚。脸书的用户越来越谨慎地与其他人分享数据，但使用无监督的深度学习，除非人们完全停用脸书，否则谨慎也没用。同样，患者往往更信任他们的医生，而不太可能相信像脸书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将数据提供给大型研究项目，可能有助于缓解人们的不适感，但如果集中存储数据，高科技巨头公司成为“大数据”的唯一持有者，那又有什么用呢？图源：unsplash自动化——引发失业虽然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这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人工智能会取代很多行业中的特定工作，而不仅仅是那些要预测和重复的工作。然而，变革毫无疑问已然开始。侵犯用户隐私人工智能使用不当可能会威胁到各种数字安全，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训练机器黑客或社会工程的受害者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有些人进行非国家行为，将市场上的无人机武器化，实行监视使隐私不复存在，收集、压制、自动化并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运动，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Deepfakes（换脸软件）也用深度学习同样，凭借声音和图像形成的音频和视频，Deepfakes已造成轰动。使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将有可能涉及自然语言处理，任何一个政治家的音频片段都可能被篡改，让人以为此人似乎在表达种族主义的观点，可其实他们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良数据导致社会经济不平等与算法偏见社会经济差距持续扩大值得深思。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作岗位引发人类失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除了教育，工作也是社会流动的驱动力。然而，当涉及某种工作时，现实已经表明，那些发现自己被冷落的人比起钱更多的高级职位的人更不容易获得或寻求再培训。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偏见都是不利的，数据和算法的偏见亦是如此。数据和算法的偏见可“放大”人工智能偏见。我们始终要记住：人工智能是人类的产物，而人类天生就会受到影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只是来自于某些种族的人，他们在社会经济发达地区长大。科学家首先是健全的人，来自相对单一的人群。因此，这些人很难有效地将社会的多样性和他们的关注点联系起来。从数据挖掘到深度学习，最终到人工智能，所有偏见都源于对社会和经济的考虑。技术是人类设计的衍生品。武器自动化图源：unsplash人工智能可能比炸弹还危险。任何一个军事大国如果开发了人工智能武器，那我们几乎可预见到全球的军备竞赛，这种技术的发展归途是显而易见的，自主武器将成为未来的枪支。与核武器不同，人工智能的原材料成本低且易获取。它们将无处不在，而且成本低廉，所有重要的军事霸主都可以大量生产。智能机器人武器在黑市上浮出水面，落入希望更好地控制群众的激进分子、独裁者的手中，落入想要清理种族的暴君等的手中，都将只是时间问题。人工智能军备战对人类来说是不利的。美国军方2020年的拟议预算是7180亿美元，有近10亿美元将支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用于后勤、情报分析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帮助企业剥夺用户今天，利用人工智能，垄断公司正在不触犯法律的条件下，读懂人的思想和获取其个人信息，人们确实遭到了这些行业的剥夺。人工智能行业正在取代医生高科技行业普遍认为，机器最终将取代医生。虽然这可能真的会发生，但却远非明智之举。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滥竽充数不仅让医生不堪重负，还影响了病人的护理质量。通过商业智能或机器学习，建立一个用预写算法来收集不同来源的数据的技术，这是一种日益增强、让人恐怖的趋势。从商业角度来看，它会像我们这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样有价值；从质量和利用的角度来看，它直接关系到病人的护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之丑态健康信息已变成了每一个行业的印钞机。健康信息凭借一己之力，已经建起万亿美元的市场。软件公司对公民说，数据是加密的，别人无法查阅，甚至其员工也看不到。但人工智能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力，即以任何喜欢的方式使用公共数据的能力。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进步，互联网自由和网络中立的概念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淘汰。人工授精和基因识别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在人工授精、捐卵、基因识别等应用中各有利弊，后者涉及到了科技、文化以及伦理的应用。当大家都在用时，它们对社会规范稳定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进入了一个空间，在这里维护匿名性、尊重个人隐私以及防止重大社会、心理、伦理和法律纠纷将会很艰难。除非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算法有了根本的解决方法，否则父系匿名时代很快就会结束。在精子库被迫打破与捐献者之间的保密协议规则、基因检测市场不断扩展以及丰厚的企业经济利益之间，为捐献者保密和维护下一代身份注定会成为一项长期任务。为什么算法很重要同情、情感、共鸣都是治疗过程和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使计算机学会了同情，却也永远比不上人类真实的情感，这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医生的原因。尽管如此，医生不应该让自己沉浸在周围发生的变化中，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医生可以选择对技术进步，尤其是在深度学习算法上的技术进步视而不见，也可以选择掌握自己的领域。如果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将会失业，将对病人的神圣职责扔给那些对病人护理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行业与人。医生们必须改革其行医方式。他们必须协调和引导其对病人的护理方式走上正确的道路，使用经过为医疗界所验证和测试过的最先进的工具。人工智能算法须透明，架构师也要负责任图源：unsplash医生和医疗界要确保医疗质量，算法透明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说必须的，相信技术与相信其设计者完全不同。必须建立问责制，要想判定人工智能的罪责，首先必须实施适当的透明度举措。最重要的是，医生如果自己不承担责任，就必须要求这种透明度，并强制要求问责。这是医生界所期待的变革缩影。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正面临着与医生类似的挑战，但是他们似乎有效地保留了其人工智能算法的所有权。律师界一致认为，承认“非律师”拥有或投资律师事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冲突威胁着法律体系。从技术上讲，反对这种规则的人特别关注其技术的验证方法，不当的验证和监督将导致非律师人员更容易从事某些法律活动。医生必须知道的人工智能知识医疗技术迅猛发展，这是医生与之脱节的主要原因，反之亦然，使用深度学习抢夺患者信息的战争已然开始。如前所述，大数据挖掘对于提供机器人医疗和人工智能所需的大量信息库非常重要，这些在未来都是要替代人类的。算法应为战术性的医疗服务提供应有的保障，而不应以为企业追求经济利益为中心。保证深度学习算法适应个体情况，设计出服务于医生而非独立行事的算法，医生是唯一能实现这两件事的人。医生如果不能意识到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医疗法律风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个有用的人工智能必须精确地根据场景、时间、地点和个体确定医疗标准的特定参考点。在患者的帮助下，医生应重新定义所有病例，通过制定个性化方案，在法律、伦理、方法上拥有相互推翻判定的权力。如果未能在医疗标准范围内解决患者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主治医生将可能面临法律责任。不幸的是，医生这一职业有自我创造的习惯。医生的习惯性做法已经形成了与这些个人习惯相一致的文化和用人惯例。但常规需要打破，如果不扭转这种情况，医生将进一步与当代世界脱节。图源：unsplash医生必须包容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就像前几个世纪包容听诊器和X光一样。医生们必须了解其用处和风险，只有如此，他们才能适应最佳医疗方式，保持独立性，确保患者安全，促进现代医疗个性化发展。留言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分享AI学习与发展的干货如转载，请后台留言，遵守转载规范

本文参加 #科学了不起# 系列征文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假说”之一，但是，通过多年来的科学研究，也不断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比方说通过化石考证，科学家们发现，地球上的生命，的确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且新物种的出现，也都是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后，才最终形成的，包括人类的进化也是如此。人类是如何出现的？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事实上，人们并不清楚地球上的生物是如何出现的，在传统思想看来，地球上的万物，包括我们生活的世界，事实上都是由“神”创造的，但是“神”又是来自哪里？如何创造我们的，却没有人知道。1831年，达尔文参加了一次全球旅行，一路上，达尔文采集到了大量的标本和地质信息，最终，通过资料汇总后，达尔文发现，如今地球上丰富的物种，似乎都来自于极少数的几个祖先。同时，达尔文也发现，人类并不是由“神”创造的，也是根据物种演化而来的，达尔文认为，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某种灵长类动物，同时认为现代人类和现代类人猿之间，在远古时期，是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当时，达尔文还提到，最早的人类，应该是在大约300万年前出现的，虽然这个观点颠覆了“神创论”，但是随后伴随着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发现，达尔文说的并没有错。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早期人类是由南方古猿演化而来的，而南方古猿变成现代人类的标志之一，就是它们的大脑容量突破了750毫升。化石研究认为，早期人类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200万年前，随后，大约20-30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智人，才正式出现，此后一路演化，并且在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也正式朝着文明时期迈进。当然，和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物种一样，现代人类也同样在进化之中，只不过，任何物种的进化，都需要漫长的时间，自然，我们也就很难发现了。不过，有一个有趣的观点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类中的“畸形儿”，可能是正在进化中的人类，而现代医学却将他们判定为“有缺陷的人类”，将他们的基因给扼杀了。真的如此吗？“畸形儿”是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什么是“畸形儿”，相信不用笔者多说，大家也都知道。在过去现代医学还没有今天这般发达的时候，由于很难在怀孕阶段检查出“畸形儿”，所以，在过去“畸形儿”的诞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至于为何会导致“畸形儿”的诞生，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答案，不过，通过研究认为，一般来说可能和以下几点有关：第一，遗传因素，在人体中，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隐性基因，这些隐性基因普遍都是不好的基因，而在繁育后代的过程中，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这些隐性基因变成显性基因，自然，也就会导致“畸形儿”诞生了。第二，胎儿的生长环境：一些研究认为，孕妇在怀孕的过程中，一些不良习惯也可能会导致胎儿发育不良，从而导致“畸形儿”的诞生。第三，分娩时的创伤：这一点就属于后天原因了，比方说分娩时的一些意外事故，可能会导致原本健康的胎儿，变成“畸形儿”。当然，现代医学可以在孕妇怀孕阶段，就进行检查，从而避免“畸形儿”的诞生，自然，如今在生活中，“畸形儿”也就很罕见了。不过，如果你说“畸形儿”是正在进化中的人类，这一点笔者并不认同，因为本身“畸形儿”的诞生，就普遍与基因缺陷有关，说白了就是体内基因不良，自然，这种情况下，如果生育后代，很大概率也会导致“畸形儿”的诞生。而且，“畸形儿”本身就是比较罕见的情况，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畸形儿”，自然，现代医学不是在阻止人类进化，相反的，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将“畸形儿”扼杀，事实上也是在确保人类的基因可以一直优秀下去，说白了是有利于人类进化的。再举一个例子：在自然界中，并不是人类才会生下“畸形儿”，很多生物都是如此，比方说前段时间，印度就有一只“人脸”小羊诞生了，而这其实就是属于“畸形”的一种，也和基因缺陷有关，难道大家会认为这种“人脸”生物也是进化的标志吗？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可能正在“返祖”，因为除了“畸形儿”之外，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些人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特征：浑身长满了浓密的毛发（类似于毛孩），或者是个别新生儿竟然长有尾巴，这难道是人类正在“返祖”吗？当然，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和“畸形儿”一样，这些“返祖儿童”的数量，也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说白了，也与父母本身的隐性基因，变成了“显性基因”有关。此外，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返祖”的现象，或许恰好可以说明，人类真的是进化而来的，而且人类的祖先真的是灵长类动物。否则，如果人类的祖先是“神”，或者是所谓的“外星文明”，那么，人类中的“畸形儿”或者是“返祖儿童”，自然应该变得更厉害才对。总而言之，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要认为人类已经停止进化了，就好像上文中说的那样，因为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要知道未来人类长什么样，可能需要百万年的时间才可以揭晓答案。

在医学话语中，人体的化学和物理功能都可以被量化；身体如同机器零件，可被拆卸、替换、修理和改进。科学把性也标本化了，性兴奋是神经、荷尔蒙和内分泌腺的运作。可是，人们忘记了这个内部回路完全取决于它与外部的联结。我们自以为是的因果关系未必存在。《后现代性的天使》，[法] 热拉尔·波米耶 著，秦庆林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原作者 | 热拉尔·波米耶摘编 | 董牧孜医学一直通过观察方法、功能分类、病因和疗法研究致力于成为一门科学。这一立场使得医学经常与教会不对付，因为在后者看来，身体是上帝的事（就是说：是无意识的事）。由于在有结论支撑之前医学就自认为是科学的，所以它对病人的胡言乱语从来都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直到弗洛伊德才开始倾听他们的心声。广阔天地的大门由此开启，几十年间，从业者有区别地倾听着症候性痛苦。不过，虽然大量医生坚守着这一成果，但是药学、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又把打开的门关上了。各国政府也积极地把医学研究往这个方向上导引。今天，有机体把秘密和盘托出，自然的奥秘被用来服务人类。作为这一成功的代表，求知欲源自对身体涵义的压抑，对它之所能、它如何享乐的压抑。所以数学物理不失时机地回归了，回到了它的有机源头，并把帝国扩张到医学话语之上。于是“医学”就像“科学”与科学家分道扬镳一样，也与医生脱离了干系，转而追逐一个身体-机器的梦想。人能够把这个身体-机器的零件拆卸，替换，修理，改进。数学物理是为医学量身定做的工具：它把理想的自我，这个它梦想着的天使身体完美地客体化了。对有机体内发生的一切的量化使它陶醉不已！多亏了这个完美的机械学，有机体摆脱了自我的“理想”，摆脱了蒙昧主义的父亲的指令，它竟然宣称身体与自我不是一回事，说身体不符合它的有机限制，说它的存在取决于邻人的目光，说身体本身的差别使它成为男性的还是女性的，说每个新生儿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正源自这一差别，并且他马上复制了这个差别。这就是使他无来由地大喊的东西。一切科学的呈现同时证明着身体的物质性（一般情况下如此不可能，以至于必须在镜子、他人的目光、爱中加以确认）。身体不再是幻想和神话中不可触摸的奥秘：它重新坠入纯粹物质性的行列，技术上是可分解的。它总体上是一台机器，不过比我们会制造的机器更为复杂一点而已。它不再是宇宙中的一个特例，它的流亡中断了，只是一个东西罢了。就像宇宙一样，它有自己的斤两和尺寸。在量化的重压之下，天使们的厚度增加了，丧失了自身的透明性：随着亡故父亲的“理想”变得无效，他们找回了从前被逐离的身体。过去，快乐只是一个梦，为死后在最后审判时身体复活的时刻想象出来的！“历史的天使”一词来自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犹太人。）对保罗·克利的画作《Angelus Novus》的评论。不久前还是如此，快乐是为明天预备的，或许在地上，死前就可以得到，但仍然要经过亚伯和该隐漫长的缠斗才可以。现在，天使化鸣响了时间终结的钟声；它下命令说今天就要在对历史的遗忘中享受快乐。这个当下享乐的指令甚至不意味着我生活得充实而幸福，或者得到了安宁。根本不是：必须马上享乐，哪怕是享受不幸：有人会在媒体上晒不幸好让你可以利用它。这可不是因为今天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毋宁说是因为不管我有怎样真实的不幸，我都被邀请生活在虚拟世界之中。我大部分的身体疼痛可以被消除，而精神上的痛苦则被麻醉；我可以几乎完全无视葬礼，他人的不幸与媒体给我强行灌输的远在天边的故事并没有多大不同。所有天使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享乐强迫中都是可怕的。你只需要是你的身体即可，哪怕它正在痛苦之中。你的思想无足轻重：快乐就好！当传统的“理想”崩塌，身体本身变成了理想，身体被上了各种手段——基因的、神经的、激素的——变成了自身的因，神经生理学宗教的自因（causa sui）。现在，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孩子转眼就长大了，身体也到来得让人猝不及防：它一下子就占据了我们全部的视线。以前，它在远处，沉甸甸的。它的复活是为身后预备的：肉体仅仅活在黑夜的背面，活在生活的里子内，生活中没它的位置。现在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可以享受它：我们不再有睡意，生活就在那里，完满无缺。不过或许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将会更愿意生病，因为利用它也许太过分了。身体变成了一种强迫。它无处不在，令人担忧，身体的健康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折磨它的痛苦留不下痕迹。某种东西让它喘不过气来。是一种它无法摆脱变得纯洁的东西，因为它怎么可能摆脱自己的纯洁而变得纯洁呢？它忘记了一直使它外在于自身的东西，不想知道它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我以为在这里，并非如此：我存在于自我之外。我在任何啜泣入耳之处。谁能向我证明我就在自我之中？请向我保证一切是一个闭环，我正是我梦想成为的那个自闭症患者！您知道吗，一个自闭症患者用头撞墙、用针扎自己、烧自己，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痛苦？”为了做出解释，数学物理永远领先精神动力学研究一步，因为它遮蔽了犯罪感。医学上，身体原则上是纯洁无暇的，所有的瑕疵都是外在的：实时被分解至最小的分子之后，人体也没有表现出犯罪感的任何痕迹、证据或者实验数据。大部分的胃溃疡、哮喘、梗死都是在犯罪感表现显著的情境下发作的，但是永远不会有任何基因、任何激素、任何神经递质招供自己有罪。在医学话语中，人体各种各样的化学和物理功能都是可量化的，而身体正受制于这些内部功能的综合作用。如果我们能找到某种痛苦的生理介质，并成功对它们施加影响，那么这些生理介质即可被看作痛苦的原因。比如，缺少睡眠的话，神经生理齿轮在对日常生活的思虑——它们令失眠症患者烦心不已——和那些让眼皮睁着的肌肉之间起着作用。我们总是能够找到这些中介和对它们进行干预的手段！失眠症将被归结是某些分子在作怪，而实际上造成失眠症的原因几乎总是身体之外的因素：一些经常显而易见的烦恼就会引起失眠，爱情、经济、家庭等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麻州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精神病医师凯琳·诺伯（Karen Norberg），用毛线制作了一个人脑精确模型。神经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的“错误”一目了然。他们选择只观察有机体的内部构造：由于所有这些字眼彼此印证，他们自然就会以为已经找到了原因，而这原因本来不过是一种中介而已。如此一来，病因就被误解了两次。人们先是无视它明显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与身体无关。继而认识不到这个事件被它在无意识中的回响放大了，后者决定了这一事件，有时还促成了它的爆发。比如，一次微不足道的意外就能唤醒发生在过去后来被压抑的创伤体验，引发与这件小事完全不成比例的忧伤。对神经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来说，最大的理解困难也正在此：在大脑皮层的层面上，精神身体的区域（梦的身体）恰好包含了生理身体的区域。说人体的运转源于在神经区域内物理有机体与精神身体的重合，这意味着无意识冲动的里子对于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起作用：所以，一个梦也可以像现实事件一样让人生病，反之亦然。症状的精神根源丝毫不会减弱病症的现实性。哮喘发作，咽峡炎，胃溃疡通常都有精神上的原因，引发的客观性疾病并不会更少一些。比如，对反复发作的咽峡炎，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某种细菌感染，于是就会认为找到了病根，而实际上那只是一种临床表现。对这些真实的临床表现当然需要对症治疗（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任由感染发展下去），但是疗效却中断了症状的表达，而症状本来是有可能揭开主观上的原因的。这样一来，咽峡炎就会反复发作。鉴于医学有能力对症状生理上的后果进行治疗，它必然把仅仅造就这一症状的临床表现归结为这种或那种有机介质在作怪。从而导致精神维度将被完全无视，注定被误诊。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病理学都是从对症治疗发展而来，精神上的因果律就这样被遮蔽了。疾病的误诊在抑郁症中表现显著，因为抑郁症的症状是最不有机的，是对某种无意识因果性的显化的回应。拥有超高学历和巨额资助的研究者们，力图通过对神经元的研究来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是通过研究老鼠、小白鼠、青蛙这些情感生活和我们甚少相似之处的动物们的神经元，这难道不令人摸不着头脑吗？比如说，他们怎么能不知道抑郁可能是由某个爱人的去世引起而不是由于细胞失调呢？的确有些悲伤的原因不明。可是做到理解我们可以在不知道或者是因为相关人的重要性被极力缩小的情况下服丧，这难道需要费了不得的脑力吗？比如说，某些妇女在月经后几天会被某种无力感淹没，最经常的情况下，她们不会把这种伤心的状态与一个她们暗暗期盼着的孩子的死亡联系起来。所以司空见惯的是，“抑郁”（通常都是“哀悼”的变形）都从神经生理学或基因上解释。然而，这些莫名其妙的悲伤需要的只是倾诉，而这不过只是为了一般情况下都被无视的哀悼的对象最终得到命名！可是神经生理学用药物取代了症状，症状两次失语：它首先遮蔽了本可以解脱悲伤的话语，然后又隐藏了这一遮蔽本身的罪行。电影《别让我走》，根据英国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的同名作改编。擦亮眼睛之后，我们看到科学是如何像它之前的各种宗教一般行动的：它的疗愈效果制造了巨婴，并且对他们呵护备至。它助他们做梦。它用独有的毒品麻醉它的这些大宝贝们。这些毒品本质上与人类一贯吸食的各种毒品并无二致。每种宗教都提供自己的毒品，帮助信徒登上梦想方舟，而从摩登时代向后现代的过度伴随着毒品的换代。几十组药品取代了传统的毒品而已：“我们祛除了赋予你的葡萄酒的神秘意义，它怎么可能是耶稣基督的鲜血呢？还是服用抗抑郁药吧！我们也想帮你戒掉鸦片，你竟然去东方寻找另一个父亲？不如吞下美沙酮吧！”非法的是另一种文化、另一个上帝的毒品。新神，科学之神的毒品是合法的。神经科学就这样成了一种奇特的信仰的源泉，暴露了新科学主义的宗教面目。梦想有一个自我封闭的身体，独立于与所有同类的情感关系之外，而不管他们是亲近还是疏远，这的确是一种纯粹的臆想。人类离开了与他人的纠缠，则既不能长大，也无法繁衍。所以想象出一个机能上自给自足的身体就是一种信仰。把为爱煎熬的精神痛苦、性苦闷、社会的不幸简化成神经突触的失调源于理想的自我对有机体的后现代省视。对有机决定论的绝对性的信仰如此热烈，以至于任何滑稽感和分寸感在它面前都荡然无存。1996年，行为遗传学家约翰·克拉布（John Crabbe）宣称发现了老鼠酗酒行为（他在夜店结识的老鼠吗？）的基因编码。无独有偶，迪恩·哈默（Dean Hamer）同样言之凿凿，说他的团队有95.15%的把握确信发现了同性恋基因在遗传自母亲的X染色体最长臂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基因上有所表达。《世界报》（Le Monde）始终对神经科学和遗传研究青睐有加，尤其乐见它们跟精神因果律唱对台戏。它在1993年7月17日那期上断言人们已经分离出同性恋的基因。可是新闻电讯只不过报道说在几个同性恋者身上发现了某种X染色体的变异而已。更打脸的是，研究人员的通稿明确补充说没有任何基因被分辨出来。然而，一直以来，人之所以为人恰恰是由于那些使他能够摆脱遗传学家们称之为“双亲封印”的东西。人并不急于脱险，每次医生们遭遇非有机原因引起的痛苦，他们就祭出一种与相关痛苦不相干的知识（比如，性无能一般情况下并非生理问题导致，靠吃药无济于事）。他们打着科学的名义在权威中登上王座，而实际上他们的权威知识对于相关情况完全无能为力。结果呢，他们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司铎的角色：他们是新型的牧师，为有序的性欲划定了禁忌范围，制定了冲动游戏的规则（比如节食和卫生标准）。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从此接管了性欲，恰如昨天宗教的所作所为。艾滋病困扰着日常的色情生活，连那些实际上没有性生活的人都难以置身事外。这并不妨碍他们定期地去做筛查，尽管毫无必要。科学把性也标本化了：身体被简化成各个组成部分的色情指数，科学再把身体做成标本。人们研究性兴奋内部回路的运行机制：一边是神经，另一边是荷尔蒙和内分泌腺。人们记录所有这些微妙的联结是怎样运作的，然后经过计算，就自以为了解是怎么回事了，况且这都经得起实验验证。只不过人们忘记了这个内部回路完全取决于它与外部的联结。一旦拔掉插头，全得乱套：因果关系并不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所在。不过让我们再看清楚点。并不是因为某种理解困难神经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才不认真对待言语中的身体插头。科学在把机体简化成由一堆零部件组成的一个整体的机械运动时，不是以巫婆的面目亮相的，它并不像巫婆一样向人们提出居心叵测的建议，用她的服务换取他们的一点幸福。它只是梦的侍女！它向你展示你最隐秘的愿望是多么下流。举个例子：克隆人的想法是否让你觉得可怕？然而这就是一种生殖方式，完全符合幼儿性欲理论！这正是你做噩梦的内容，当时你还小，你吞下了一枚樱桃核，然后你害怕会不会遭遇可怕的怀孕。之后，在某些焦虑时刻，你还会呕吐，好像自己是单性生殖的动物。接着，试着回忆一下。你幼时的排泄物从来没有短暂地成为自己的克隆吗？自然，剩下的就是了解“成人”性欲是否战胜了幼儿性欲。这不是确定的，但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大众传媒造梦机器，报纸，电视等等，围着这些实验室可能制造出来的明日的孩子大肆鼓噪。这几乎就和著名的“千年虫”一样活灵活现，此类夸张的炒作是时间幻觉效应的一部分：属于构成了一种新宗教的科学主义。因为想要一个孩子的欲望将会继续产生自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亦然。克隆是某种强烈的集体梦幻的目标，对这一梦幻的过度媒体化把后现代的焦虑投射到后人类主义之中。不管人类多么像天使，他们终归是非雄即雌（包括克隆人）的。既然他们注定将一直为阉割焦虑所苦，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一直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孩子，至少象征意义上如此。相同的阉割焦虑将会继续构成与异性关系的动力：一个男人因为热恋一个女人才会想跟她生个孩子，反之亦然。有个孩子的欲望自此成为解决两性彼此折磨的实用方法。这个孩子的和谐梦想源于男人与女人的不和谐。谁会希望看到它再产生一个分身呢？本文摘编自《后现代性的天使》，经出版方授权刊发。原作者：热拉尔·波米耶；摘编：董牧孜；编辑：张进；导语校对：危卓。欢迎转发至朋友圈。点击阅读原文，进我们的小铺逛逛～

道医中医哲学从道家向新儒家的转化过程中，有两个关节点的成功突破：(1)哲学上的突破，即宋明理学把长期冲突的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2)医学上的突破，即朱丹溪把宋明理学运用到医学领域。如此由哲而医，由医哲，哲理、医理良性互动、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完善，而后中华医道进入鼎盛时期。可见，不管中华医道的“道”偏道家抑或偏儒家，有一点非常之肯定清晰，那就是：中医学是一个以道御术、以术载道的医学体系，在术和道之间更重视“道，，，是有“道”的医学体系，故本文称之为“道医”。二 术医术医以清末民初唐容川《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余云岫《灵素商兑》为标志，以唐容川、张锡纯、张山雷、恽树钰、余云岫、王斌等为代表。在这个阶段，中医几度陷入存亡的边缘，虽没消亡也元气大伤，始终面临着被质疑（是否科学？）、被政造（中西医结合）的命运。术医从重视医之道逐渐转向重视医之术，逐渐背离了中华医道之精神；背道求术、弃道崇术是其特征。术医的研究取向、发展趋势逐渐“西化”，其论病论证、处方用药几乎都离不开西医西药，这主要是由于西医学的冲击和影响所致。中医从道医畸化成术医后，局面即每况愈下：1912年出现“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1929年由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洗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斌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王斌歧视中医的政策为毛泽东主席所察觉， 1955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朱健写的文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强3月11日又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但是，以王斌为代表的改造中医的思想影响并未因王斌被批判、被撤职而消失，迄今犹在中医学界有广泛的不良影响。其实，中医和西医两大医学体系差别的根源主要在哲学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医和西医在认知领域的差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于1984年在世界第17届内科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本文认为，中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传统必须进行扬弃，但关键是如何扬弃。如果说中医学是以“医道”为基础的话，则中医学的发展事实上离其基础越来越远。这种背离基础的扬弃实在令人不安，而这种发展陷入困境也是必然的。中医学一定要回到中华医道的路子上来，因为纵观中医学发展史，每一次大发展都是立足于基础而取得重大理论突破的。中医学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不是修修补补，更不能用西医的一套理论方法来论证中医学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应“衷中参西”，而不应“全盘西化”。中医学的现阶段发展主要应在“衷中”上下工夫，让西医理论方法在其中发挥“参”的作用。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继承好传统，很多中医学的精髓被忽略了。拿众所周知的中医特色“整体观”为例：谁都知道中医有个整体观，但什么是中医的整体观？中医整体观究竟包括哪些层面的意思？一般认为是空间上的整体，即身整体、身一心整体、身心 灵整体（谓之人整体）、人 社会整体、人社会 自然整体溻之天人合-）o但是，这种对整体观的认识本身就不整体，因为这种认识忽略了中医更为重要酌两个整体观：时间整体及时空整体。对中医整体观的认识只有认识到这三个层面，才是真正的整体观。否则，中医处方为什么又叫“开时间”？为什么同样的病、同样的人，遣方用药不一样？子午流注、飞腾八法强调在不同时间取不同穴位，不用时间整体、时空整体何以解释？若机械地拿系统论来“套”中医整体观，可以用实验的方法造出空间整体的模型，但时间整体和时空整体如何制造？仅此一处，便可见中医之“玄”；说明用现代实验方法难以或无法复制中医之真，这导致中医被误解、被误读，乃至被以讹传讹。中医学具有不能被现代医学所能包含的太多内涵，故只有溯本求源才有可能获得发展。那么，中医学的根本原理从哪里寻找呢？本文认为只有从中医哲学中去寻找。弄清了中华医道的基本脉络，不难看出：中医哲学的最初阶段受道家哲学影响最大，而后受融摄三教的新儒学影响明显。但不管怎么说，近现代以前的中医学都是有“道”的医学。近现代以降的术医则是引“西”入“中”、同化不成反被畸化的结果。中医哲学史上也有哲学思想大转折的先例，如援儒入医、兼融儒道、融摄三教，但中医并没有因此而面临危机，反而发展得更加完备、更具实证性，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及金元时期中医学的鼎盛即是明讧。中医面临空前危机恰恰是发展到术医阶段：由于不通医理、不通哲理，更不讲“道”理，只用所谓的科学性来责难中医，只用机械的规则来束缚中医，才导致中医发展的举步维艰。中医和西医哲理不同，医理不同，“道”理更不同，由此导致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人体观、疾病观等的不同。具体比较如下：①中医辨“证”，此“证”体现了整体性，突出了功能性，因为综合而比较抽象。西医辨“病’：此“病”反映的是局部性，突出了器质性，因为直观而相对具体。从上可见，中医和西医因为特色不同，决定了其不同的优势。只有保持特色，才能保证优势。中医以“和”为贵，认为和而不同，无伤大雅。中医本是开放的体系，认为互相借鉴才是科学的态度。而把西医规则强加于中医，则不啻于拿神父的教条苛求孔子门生。其中道理，庄子有个形象的比喻：自然曰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僬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僬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曰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道本“浑沌，，，偏偏要凿“七窍”以显其直观具体结果是“七日而浑沌死”。“忽”、“倏”以术乱道，以假惑真，终置“浑沌”于死地。以所谓的“科学性”来改造中医，“日凿一窍，，，己历数十载，中医岂有不死之理？从中华医“道”由道家之“道”到新儒家之“道”的“成功”转化，又从道医向术医的“失败”转化，鉴古观今，可见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中医，如果能做到： (1)哲学上的突破，即把中西哲学融为一体； (2)医学上的突破，即把这种融摄中西的中国哲学引进中医，完善乃至重塑中医理论，如此将中华医道之“道”理、哲理、医理“一以贯之，，，则中华医道复兴有望。而仅仅以医理上研究中医（更不要说现代术医的研究方法j因为没有解决“思想”问题，所以其实不是究竟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唯有从哲理到医理，又从医理到哲理，双管齐下，才能正本清源，找到中华医道的活水源头，找到解决中医危机的突破口。由此亦可见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