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健康问题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　华东师大供图　中新网上海5月23日电 (记者 陈静)医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呼唤更多综合性大学办医。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以通过医教融合推动医学教育功能的社会化。国际知名肾脏、代谢和心血管疾病研究专家管又飞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名誉院长。他说，研究院将坚持“高水平、小而精、国际化”的高建设标准，优先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从高学段向低学段稳步推进医学学科建设。研究院设立基础医学中心、临床医学中心、转化医学中心和公共健康中心，包含若干研究所及附属医院集群。据了解，基础医学中心将积极打造跨学科研究平台，以医学为动能打通医工文理深度融合的通道。临床医学中心将在长三角地区布点若干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同时，推动互联网医院等医疗机构发展新形态，与政府、企业及医疗机构共建“数字医学共享平台”，探索医疗智力、健康数据和设备资源高效配置的新机制，建立基于人员柔性流动、资源高度共享的数字化医学教育、科研与临床服务的生态网络。“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　华东师大供图 公共健康中心将加强与国际顶尖院校与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一批医学领域著名专家受聘担任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成立大会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发来祝贺视频。众多海内外医学领域的院士和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大会。当日，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副市长贺东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校长钱旭红一同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同日揭牌成立。当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公共卫生安全新挑战下的医学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知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研讨新时代医学与健康人才培养的使命和责任。会议聚焦“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医学与未来医院”三方面内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分别做主旨报告。黄奇帆表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政治、经济、医疗、管理等多个学科，并注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价值创造。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在重塑公共卫生体系过程中是必须突破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各方面的生命伤害，还有经济方面的伤害。”他提出，需认真看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医学教育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健康本身是多因素决定的。黄奇帆指出，在公共卫生教育科研方面应更新理念，扩大规模并提高质量，并表示，“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聚焦公共卫生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医学与健康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尝试，希望研究院可以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培养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说：“再暗的黑夜也会渡过，黎明终将如期而至，除了战胜(新冠肺炎)我们别无选择。”他提出：“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能否防大患于未至？这才是医学、健康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医学的温度体现在刚柔相济。”他倡导“全健康”理论，把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环境健康共同考虑，并认为，这就是科学防治。(完)

聚焦“人”的历史： 疾病医疗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作者：余新忠《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7日 14版）万历黑漆描金龙药柜。资料图片扁鹊医病画像石。资料图片谈及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人们总希望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找寻各种对现实有所借鉴和启益的内容。不过，我们需要明了这种历史的借鉴和启迪很大程度上并非具体对策或者行动方案，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指望相对笼统的相关研究能给现实中建立在专业之学基础上的工作对策提供直接指导，有时难免不切实际。事实上，历史学自有其特点与优势，一方面，历史学具有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认知特点，相对其他专门之学，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贯通的思维，有利于我们更宏观而历史地定位和认识自己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探究的是历史上人的经验和故事，相对更容易从人的行为和情感出发来认识和理解事物，从而赋予古往今来的事物以有利于激活和联通人们心灵的人文性。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我们可以通过拓展视野、转换立场，以及发现丰富多元的信息、人类智慧复杂的表达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共通性来启迪思维，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省思现实的存在和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可以让人们从以往人类的经验中获得启迪和慰藉。对于疾病医疗史而言，这些特点显得更为突出。结合在这次疫情中的研究和思考，笔者认为，从疫病的应对反思角度来说，疾病医疗史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现其现实意义：首先，呈现历史上人们应对疫病的经验和举措，一定程度上可以给疫情中人们的心理带来一些慰藉，部分消解人们的紧张和恐慌情绪；其次，引入历史视野和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认识和思考人与疾疫的关系，多一些对历史和自然的敬畏；再次，要让疾疫等灾难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动力，必须借助于人类的理性省思和批评精神，而若缺乏历史意识和历史资源，这样的省思和批评可能就难以有效展开；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叙事，而这些叙事又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的演进，历史学者专业而理性的参与，应该可以让这一叙事更加全面而符合实际，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疾病医疗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得到了直接体现，事实上，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并非只是关注疫病本身，故而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无疑并不仅限上述这些直接体现出来的方面，还可以从更为深远的角度加以思考。疾病医疗史研究，就是对历史上疾病与医疗的探究，在近代学术体系中，这一研究基本涵盖在“医学史”的名目中。早期的医学史研究，无论中外，基本都是在医学的门类下由医学界专业人士承担。进入20世纪后，随着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日渐受到医学界人士的关注，以及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学本身的转变，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出现了医学社会史、医学文化史等研究方向，同时也出现了“内外史”（所谓“内史”主要是指由医学专业出身者承担，侧重医疗技术演变的医学史，“外史”则为由人文社科专业出身者从事，较多关注与疾病医疗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医疗史”）之别。而到20世纪末，随着疾病医疗的相关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又出现了在跨学科视野下，努力融通“内外史”藩篱，汇合多学科力量，多视角地共同探究历史上疾病医疗问题的趋向。本文将这一研究名之为疾病医疗史，而非“医学史”或“医疗社会文化史”等，也是希望能从跨学科的视野、多元的理念和立场来理解和把握这一研究。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上述在应对疫情时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外，至少还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助于世人更全面而系统地理解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推动当下的医学人文教育。目前，无论是在日常的认识还是学术层面，人们都会很自然地将医学（疾病学）归入科学的范畴，这自有其合理性。毫无疑问，医学（疾病学）是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医学（疾病学）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单纯的科学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医学伦理学家埃德蒙·佩莱格利诺（Edmund D. Pellegrino）曾指出，“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当代诸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也一再显示，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更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技艺，同时也是拯救灵魂与身体的保健服务，以及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若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参阅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凯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这些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可的论述表明，无论是医学还是疾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属性。而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而真切地认识这一点，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因为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疾病本身就是历史的，具有明显的时空性，同样的生理“病变”在不同的身体和疾病认知体系与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就会有不同的疾病分类和定义，而这些分类和定义又会影响人们的疾病认知和应对。现实中，不同民族中的一些疾病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文化因素参与建构而成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且具有真切疾病体现的“上火”等。而有些疾病随时代观念的变化，变得不再是疾病。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过去对疾病缺乏科学认知造成的，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疾病的认识就会变得客观而科学，所以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就会日渐褪去。事实上，无论科学和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必将始终存在，而我们对身体和生命的认知和相关知识应该也没有尽头。不仅如此，深入细致的医疗史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去发现和理解现代医学的社会文化因素。尽管现代微观层面的医学研究，可能更多展现的是专业而严谨理性的科学，但当我们细致地梳理近代以来医疗卫生史，就会发现现代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并不只是人类最重要的健康问题或疾病威胁，可能就因此更能真切体会到医学和卫生的社会文化性。不仅如此，医学作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科，其实践目标具有明显的历史道德感和伦理性，从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当代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绝非仅用当下的经济关系和科学理性能够解释。诚如医史学家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e E. Rosenberg）通过医学史研究所感受到的：“医学不是生物学，虽然它应用实验室的发现并由于这些发现的效力而合法化。它也不仅仅是市场行动者，虽然它有时确实是这样。医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道德史以及身份认同感。”（罗森博格著：《当代医学的困境》，张大庆主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更系统地来认知疾病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为现实中更好看待和处理医学和医疗问题提供助益，比如加强医学教育中的医学史和医学人文教育，不能将其看成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而应当作为认识和理解医学的必需。其次，有助于从认识论的高度改善现实中的医患关系。近一两百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医学与医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这些发展整体上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质医疗保健。然而，吊诡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既在享受现代医疗嘉惠的同时，又对其抱有不满。面对这一悖论，一些研究者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指出，从过去到现在，医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获取了巨大的霸权，医疗中日渐凸显的技术主义与非人格化倾向，使得病人的声音在现代医学中逐渐消失（朱申著，曾凡慈译：《论医学宇宙观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载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编：《科技渴望社会》，群学出版社2004年）。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医患关系的紧张某种程度上是由现代医学模式本身造成的，将病人视为了功能异常的机体而非具有病患体验的“人”。这自然就有必要对现代医学模式展开省思，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就此指出：“当疾痛取代疾病成为我们主要的兴趣时，我们就会以一个现在尚不流行的方向，重新思考医学。”（凯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这样的反思，自然就会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去观察思考传统时代的医疗和医患关系。比如传统社会拥有“药医不死病”这样和时代医疗水准大体协调的生命观，自然会让人们对疗效相对宽容。同时当时人们普遍依照人情来择医，医患互动中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从而对双方的关系起到了润滑作用。这些对于我们反思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和对医疗效果的过高期待具有启示意义。而且，医患之间的关系绝不像一般的商业行为，主要是物质和利益的流动，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情感的互动（余新忠：《明清医患互动中的人文关怀》，《人民论坛》2019年第36期）。尽管这类问题的解决必定是一个系统而艰巨的工程，但立足历史展开的探讨可从基本认识的角度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启示。再次，有助于为提升现代公民素质提供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随着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普罗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在历史研究中日渐受到关注，在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的思潮中，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等一系列新的史学思潮不断涌现，这些研究的诉求虽然各有不同，但根本上可以视为对以往历史学过度社会科学化取向的一种纠正，希望将具象的“人”引回到历史学的大厦中。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兴起的。作为探究疾病医疗这一直接关乎人的生命与健康主题的研究，疾病医疗史研究无疑更利于践行上述学术诉求，也更容易让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人”。正因如此，笔者近年来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相关研究，提出了构建生命史学体系的主张。“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因素，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6版）。其核心在于，藉由疾病医疗史这一新兴前沿研究的深入开展，不断引入新理念，实践新方法，探究新问题，展现新气象，在历史研究中通过对生命的关注和呈现来彰显历史研究的意义。（作者：余新忠，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葛荣晋一、现代医学模式转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现代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单因果模式向综合因果模式转变。现代医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有毒化学物质、变态反应原、机体所需要化学物质的过剩或缺乏）、物理因素（放射线、高温、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第三，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是保证人类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现代医学模式固然产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实践，同时它也可从道家哲学和东方传统医学中吸取辩证思维模式和中国医学智慧。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道家哲学和以它为指导的中国传统医学，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二、“形神双修”与心理疗法汉代河上公注《老子》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能为》)即认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体）的统一。只有使精神和形体合一，人才能长寿。《淮南子·原道训》亦认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根据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则，中国传统医学非常强调“形神相即”，反对形神相离。《黄帝内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类经》亦说：“无形则神无以生，无形则神不可活。”明代医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指出：“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由此出发，他批评说：“夫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也，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卷)所以，道家在养生上主张“形神双修”，这比西方医学单纯注重“养形”要高出一筹，更符合于现代医学模式。如何“形神双修”呢?老子认为“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是“形神双修”的奥秘所在。庄子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各种物质欲望虽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的恶果。所以老子从贵生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根据道家的“少私寡欲”的养生原则，中医药学把“形神双修”贯穿于病因、诊断、治疗等各个医学环节。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学原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外，还必须通过“少私寡欲”的途径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虚无”，才能使精神处于安静、乐观的良性状态。《太上老君养生诀》指出：“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不去，心虽希寿，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绝，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寿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还是孙思邈的“去五难”，都是根据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这较之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学原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在诊断上，中医药学根据老子注重“养神”原则，向来重视“望、闻、问、切”等方法，强调从病人的神色表情、语言气息、眼神、动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认为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黄帝内经》要求医师“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认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强调诊病时必须注意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这种形神统一的诊断方法，跟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学检验、透视等技术，单纯考查生物性病因的医学理念，是迥然不同的。在医疗上，中医学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响心理因素，人体有病心理必定出现异常现象（如肝病使人易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响生理因素（如怒伤肝，恐伤心等）。在治病时，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相应的心理疗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种心理疗法：第一，以情胜情法。中医不仅承认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情态之间亦有影响，如“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到范进中举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吓方式使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胜喜”的典型例子。第二，语言开导法。从西方医学史看，心理咨询仅是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心理疗法，而中国古代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语言开导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可以促进人的思想变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心理平衡，对治疗疾病有明显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语言刺激亦可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疾病产生。《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适之人，岂有不听者乎?”这种语言开导法，同现代医学上的心理咨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谓“移情”，是指人们采取某些方法来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消除或减轻恶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点转向其他事物。所谓“移性”，是指人们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动，摒弃不良习惯或思想杂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习书作画，听音乐或自己演奏、种花、赏花、养鱼、钓鱼等，都是陶冶情操、除忧解愁的好办法。按照中医理论，角、征、宫、商、羽五音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宫音治脾病，心情忧郁，可选听《光明行》，失眠可选听《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欧阳修曾患有忧郁症，久治不愈。后来学琴演奏，“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健康。据科学家对19世纪末以前出生的96位作曲家和119名演奏家的健康调查，发现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这是音乐家多使用“音乐脑”，使体内情绪机能活跃的结果，这叫音乐疗法。古今中外的书画家多长寿的事实，说明习书作画也是长寿的重要方法。这种“移情易性”的心理疗法，已为现代医学广泛用以治疗精神病等。美国的《现代诊断治疗学》要求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要转移病人爱好，鼓励病人去发展其它方面的爱好或技能”，特别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病人要“转移重点”，这种“转移重点”、“转移病人爱好”的方法，同中国传统医学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紧急状态法。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这种特殊力量来治疗疾病。中医学在老子的“形神双修”特别是在“养神”思想的指导下，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心理一社会致病原因的探索，并且有针对地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这与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基本精神是吻合的。日本森田正马博士依据老子思想创造了“森田疗法”，颇为当代医学所推崇，风靡于世界。“森田疗法”并不是引导患者去消除病状，而是引导患者在症状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在无所谓精神状态下，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再也不去介意症状的存在，逐步恢复了健康，这证明以道家哲学为指导的中医学必将能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建构作出积极贡献。三、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标志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范畴。它是从《老子》一书中脱胎出来的。老子既讲“气”，也讲“精”。讲“气”的地方，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专（同抟）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等；讲“精”的地方，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也”（五十五章），都是队人的生命上立论的。但是，老子还没有把“精”与“气”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这一概念。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才正式提出“精气”这一概念，认为人的形体和生命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管子·水地》)汉代王充发挥道家的精气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论衡·沦死》)道家提出的精气理论，早已被中国古代医学家引人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的生命本质，疾病发生和医疗诊断。《黄帝内经》作者较早地将道家的精气理论用以说明人的本质，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篇》)精气“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化，终而复始。”(《灵枢·脉度》)肯定人的生命是“气”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黄帝内经》作者还具体谈到80余种气，用以证明人的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都是统一于这个物质基础。中国古代医学家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认为人体之气始终处于不断地运动状态之中。气的运动状态保持平衡叫做“和”，畅通无阻叫做“通”。只要能使气保持“和”与“通”，人就健康；若气“雍闭不通”，人就会生病。《黄帝内经》指出：“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灵枢·脉度》)隋代巢元方明确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的命题，他说：“夫百病皆生于气，故怒则气上，喜则n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忧则气乱……，思则气结”。(《气病诸侯》)宋代《圣济总录》199卷亦说：“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戾则形病。”都是用道家的气论思想来说明人的病因的。既然人的生命和疾病都是由人体之气的运动状态决定的，那么在治疗方法上就必然提出行气导引疗法。老、庄不但提倡“养形”、“养神”，而且也提倡“养气”。从“养气”这一原则出发，老、庄提出了一系列的行气导引之术。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里是指炼气的基本方法，即要求修炼者把气结聚起来，全身放松，呼吸自然，从形体到精神，做到如同婴儿那样。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近人蒋锡昌认为“此章言胎息导引之法”：谷字“用以象征圣人之腹，即道家所谓丹田”。“神者，腹中元神或元气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是说“有道之人，善行腹中元气便能长生康健”。(《老子校诂》)以鼻口呼吸，当绵绵不断，若可存复若有无有，不当急疾勤劳也。老子讲的“为腹不为目”（十二章）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实际上都是指意守脐下腹部丹田，讲的也是炼气。庄子所谓“真人之息以踵”(《庄子·大宗师篇》)，是指真人一呼一吸之间，通过经络，可以直达足底涌泉穴，即所谓“大周天”也。庄子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当为身），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篇》)郭嵩焘援引王船山的话，指出：“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循虚而行”。讲的也是古代修炼的一种方法。《庄子》一书中讲的“心斋”(《庄子·人间世篇》)、“坐忘”、“朝彻”(《庄子·大宗师篇》)等，也都是修炼的一些具体方法。行气导引治疗本是道家的养生方法，后被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用于防治疾病。中医学根据老子的“静为躁君”和“致虚极、守静笃”的原则，要求通过意守丹田和气息锻炼，排除一切杂念，做到“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虚之患”，使大脑活动完全处于虚无、宁静状态、增补元气（精气），流通百脉，改善呼吸、循环、消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家多讲静功，亦讲动功。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重视导引按摩对“养气”的作用，指出：“人身流畅皆一气之所周通。气流则形和，气塞则形病。故《元道经》曰：元气难积而易散，关节易闭而难开，人身欲得摇动则谷气易消，血脉疏利……按摩导引之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故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刻意篇》已指出：“吹啕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所谓“熊经鸟申（伸）”是指如熊吊颈、如鸟伸脚，即是导引术。长沙马 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中有“龙登”、“鹞背”、“熊经”、“猴状”、“虎扑”等形象。《淮南子·精神训》亦有六禽戏的记载。三国华佗还提出了五禽戏。晋代更出现了燕飞、蛇屈、兔惊、龟咽等模仿动物动作的体操。《抱朴子·杂应篇》载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蛇屈、鸟伸”、“猿据、兔惊”等导引之术，以期达到“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而增年”(《抱朴子·对俗篇》)的目的。除了模仿动物的动作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根据人体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设计出许多旨在活动周身肢体和疏通元气的导引按摩之术，如南北朝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中提出的八节导引方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老子按摩法，宋代《圣济总录》中提出的神仙导引法，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出的肝脏导引法、《灵剑子》导引法、胆腑导引法、脾脏导引法、肺脏导引法等等。在古代的各种导引按摩术中，虽有模仿各种动物的八段锦、五禽戏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出现的太极拳。不管是静功还是动功，都是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用以“养气”的重要方法，中医学的行气导引疗法是以道家的气学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理论。这一独特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构建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早岛正雄先生所著的《道教观相导引术与健康》一书，也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成功地利用道家思想和中医学的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医学模式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四、“道法自然”与自然疗法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医学中出现了自然医学这一分支。按照自然医学的理论，认为只有使人的生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只有使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才能得到健康，否则即会引起疾病。自然医学是以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如空气、水、阳光和食物等）和利用人体本身的潜在能力（如睡眠、休息、清洁、希望、信仰）等，来保持或恢复人体健康的一门医学。“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按其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为的，只有当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才能保持人的健康，人与自然之间若失去平衡，就可能发生疾病，导致死亡。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医药学根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养生如同治国一样，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亦指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黄庭经序》)从“道法自然”思想中引出的自然疗法，在我国古代医学中，早已获得广泛应用。现将其中的生活起居、饮食、食疗等内容，作一扼要说明：第一，生活起居。《黄帝内经》作者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人应根据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指出：“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苟（重）疾不起，是谓得道（得养生之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陶弘景在《养性还命录》中，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切忌过分，应与自然保持平衡。如“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明代高濂按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中，依据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不同，分别介绍了不同季节的养生之法。在《起居安乐笺》中，他还围绕“节嗜欲，慎起居，远祸患，得安乐”这一中心思想，详细地阐述了“恬适自足”、“居室安处”、“晨昏怡养”、“溪山逸游”、“宾朋交接”等内容，对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养生之法。在中国古医学书中，以卧床休息和慎调饮食等自然疗法治病的事例，多有记载。陆以淅在《冷庐医话》中记载：“海盐寺僧，能疗—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可见，慎调生活起居有时比服药效果还好。第二，饮食和食疗。中医根据老子的“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的原则，认为饮食不当(差失)非但不能养生，反而导致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只有做到“饮食有节”，才能达到养生目的。如“以酒为浆”，溺于饮食，必定“半百而衰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食诫篇》中亦指出：“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主张“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根据四时季节之不同，规定“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单列《养老食疗》一篇，规定老人“每食必忌于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专列《饮馔服食笺》一章。他根据“日用养生，务尚淡薄”的原则，对饮茶知识作了详细说明，对汤、粥、面粉、蔬菜、甜食等也都是作了扼要的介绍。中医既重视饮食，更重视“食疗”，主张根据食物性味和归经来选择食物以治疗疾病。陶弘景有“食诫”之说，列出食疗法一百多种。南北朝时期，著有多种《食经》；《隋志》录有《神仙服食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服食法”的记载；隋唐以后，除了《七卷食经》，《新撰食经》外，若马琬、卢仁宗、严龟、孟诜、张鼎、陈士良等各有《食经》、《食法》、《食疗本草》、《食性本草》等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绿豆具有解砒霜、草木诸毒之功能。这些说明，中医学的“食疗”之法也是自然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五、辩证思维与现代医学模式中医药学所以具有现代医学模式的原始模型，这与道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因为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有契合之处，所以它在现代医学模式建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医学的辩证方法与现代医学发展的思维方法相对照，就会发现：依据老子的“反者道之功”的矛盾观，中医学承认在医学领域里不仅充满着矛盾，如生死、刚柔、强弱，盈虚、虚实、阴阳、寒热、表里、上下等，而且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如寒者热之，虚者实之，“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等，中医学的矛盾观念与现代医学的相待思想是相通的。中医学根据道家关于“和”的观念而产生的阴阳平衡的思想，与现代医学关于人体形态的学说是契合的。中医学根据老子关于“有物混成”的思想而产生的整体观点，与现代医学强调整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医学依据道家关于“合”的观念而提出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关于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主张是一样的。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道家的辩证思维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综上所述，依据道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中医药学原始模式，无论是它丰富的医学内容，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恰好弥补了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和弱点。同时，这也是中医药学能够迈向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它如没有这一内在依据，我国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将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和辩证方法独具特点，所以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必将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体型与健康密切相关。从身体某些部分的尺寸，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准确率非常高。1、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２、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3、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4、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注：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心理咨询师带你了解更多的心理知识，喜欢的关注吧！文/成林心理疾病重于生理疾病在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不仅需要生活的安全感，更需要生活的幸福感。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如何幸福健康地生活，实现和谐人生不仅是现代人关心的，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的。因此，关注人类的幸福感、引导人们拭净心灵之窗、远离隐形杀手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整个社会的共识。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心理和社会因素是决定人的身体是否健康的重要因素，有心理研究对此表明，那些家庭幸福、婚姻美满、人际关系和谐的人，其身体患病的概率明显低于那些内心孤独、缺少幸福感的人。人类许多生理疾病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有关，而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有时心理因素甚至起主导作用。癌症仍是现在我国城市居民死亡原因之首，因此预防癌症也应关注心理、行为、环境、遗传等诸多方面。人的免疫功能与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而人的性格是具有可塑性的，与人的生活环境、家庭和社会背景、文化因素、教育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心理专家建议，培养一个人的良好性格应从小开始。那些热情、开朗且乐于助人的人，他们一般人际关系更和谐，易得到别人的帮助和理解，在遇到一些心理应激反应时也能有较强的耐挫性，从而使自己的免疫功能不受伤害。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困难，对此，我们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及辩证的思维方法，才能适应客观现实，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免疫力。国外有调查报告指出，内向型(性格抑郁)的癌症的患病率是外向型的3-5倍，可见，随时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有助于提升身体免疫力，有助于防病防癌。我们要想有个好的心情，就要对外界事物有积极乐观的理解，好的情绪状态使大脑及下丘脑等神经系统通过激素、神经肽、神经递质等信息分子，作用于内分泌、旁分泌、神经分泌、自分泌等，影响免疫细胞，使其增强免疫功能，这对防病防癌非常有利。如垂体前叶分泌的多肽物质生长素可使自然杀伤细胞(NK)及巨噬细胞活力增强，免疫细胞生成的白介素(L)及各类干扰素(IFN)均有杀细菌、抗病毒及排异物作用。I型干扰素可抑制儿童血管瘤和白血病发生。抑瘤素M可抑制黑色素瘤、肺癌、膀胱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的增生。白血病抑制因子可控制白血病发生。肝细胞调节因子可抑制肝癌细胞、黑色素瘤细胞及鳞癌细胞的生成。被白介素2激活的NK细胞称LAK细胞，它有明显的杀伤体内各种癌细胞的作用。肿瘤坏死因子(TNF)不但可延缓癌症发展，还可减轻毒素及败血发生。另外，从心理角度看，我们也有必要学会自我调节，因为心理健康问题乃至心理疾病危害甚多：1，伤及自己有心理问题乃至心理疾病的人可能会选择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伤害自己，而自杀是危害最大的自伤方式。据临床调查，自杀率最高的精神心理疾病是抑郁症，其自杀危险高出一般人25~50倍；其次是精神分裂症，在死亡的精神分裂患者中约占13%。2，祸及他人当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出现危险行为攻击他人时，被攻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身体或心理上不同程度的伤害，而被攻击者往往是患者周围的人。3，殃及家庭精神心理疾病不仅因病态行为给家人造成身体乃至生命上的伤害，还会造成家庭经济状况及家人生活质量的下降、精神负担加重等情况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有极大的负面影响。4，危及社会有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难以走出心理误区，偏执记恨于政府、社会，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确，经济的发展，人们工作压力、竞争的增大，生活节奏的加快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特征，心情不好要找适当的方式进行宣泄，工作累了停下脚步歇一歇，让紧张的大脑放松，朋友相聚心情交流。这样，你的心里会充满阳光，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2020年过半，新冠肺炎疫情又起波澜。这场百年一遇的传染病大流行，将以往不常谈论的公共卫生拉入社会聚光灯下。历史上，公共卫生曾是传染病的头号克星，为人类征服传染病立下过汗马功劳。现在的公共卫生，从巨人变为矮子，成了现代医学三足鼎立中最短的那一足。不禁引人思考，公共卫生的短板究竟在哪里？疫情再来一次，我们该怎么办？当下，以公共卫生为中轴的社会变革在即，这需要我们对其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才能“对症下药”。同时，如果我们只盯着传染病疫情，那么我们将失去重建医学全局观这个百年不遇的时机。文丨唐金陵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研究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编辑丨王乙雯 瞭望智库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根据中国科协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科学文化论坛：抗疫与科学文化建设”上唐金陵教授“大疫之后的公共卫生”的讲演整理、改编。1曾经的主角医学自诞生起到20世纪中叶，传染病一直是医学应对的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对抗传染病是医学千年不变的主旋律。发生在164年至180年的古罗马的瘟疫，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作品《阿什杜德的瘟疫》描绘了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这场恐怖瘟疫历史上，传染病大流行曾是比政治、经济、军事都要重要的事件：14世纪开始的欧洲鼠疫，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动摇了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根基；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造成约5000万人的死亡，致使一战停歇告终。传染病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1918年10月，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搭建的帐篷急诊医院挤满病人。1915年，跟结核病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爱德华·特鲁多与世长辞，墓志铭中有今天每个医生都熟知的一句话：偶尔可以治愈，经常只是缓解，永远应该安慰。不仅表达了医学的温度，也道出了医学的无奈。几千年来，人类应对传染病，在治疗上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既然治疗没有办法，人们就把希望转向了预防。人类征服传染病的第一条线路是宏观认识和预防策略。19世纪，产褥热在欧洲流行，原本正常的孕妇产后很快发热死亡，有些地方死亡率高达20%，成了女性死亡的重要原因。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当时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医学界普遍认为瘴气（即潮湿污浊的空气）是产褥热的病因。1846年，奥地利总医院年轻的塞麦尔维斯医生通过比较产房的产褥热死亡情况，认为很可能是医生把一种看不见的“致死因子”从尸体解剖室带到了产房，传给产妇导致她们发热死亡。因此，他建议医生接生前洗手，这项措施很快就把产褥热的死亡率降低了80%。塞麦尔维斯的发现，是人类正确认识和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开端——疾病是可传染的、通过洗手可以阻断传播。1854年，伦敦霍乱大流行，约翰·斯诺发现围绕伦敦宽街的一口水井附近的霍乱死亡人数特别多，因此认为霍乱可能是经水传播的，拿走取水的把手，宽街周围的霍乱很快就平息了。约翰·斯诺到了这时，虽然医学还没有确立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却已经有了通过洗手和净化饮用水来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卫生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发端。20世纪初的卫生，不仅代表着当时医学领域的高新科技，也是医学实践的重要活动内容。在西方书籍记载中，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内，公共卫生出现的频率和临床医学很接近，说明那时社会对卫生的重视程度。抽水马桶的发明对人类健康贡献良多。图为2005年9月23日，世界厕所峰会在英国贝尔法斯特举行，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国家的350余名代表参加。1967年，英国医学社会学家托马斯·麦克基翁的研究发现，英国过去150年里结核死亡率一直在下降。在这期间，医学领域取得了三个重大科学突破——发现结核杆菌、链霉素和卡介苗，但是英国结核病死亡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与这三项突破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英国结核病死亡率持续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麦克基翁认为，是营养、卫生和社会组织能力的作用。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做过一个调查，评估生物医学领域过去160多年最重要的科学突破是什么。人们熟知的抗生素、疫苗、麻醉、DNA等都榜上有名，但名列第一位的却是卫生。外科界有位牛人，就是首次成功在人身上完成心脏移植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他在1996年一次世界外科大会上说，三种真正对人类健康有贡献的人是：抽水马桶发明者，解决了人粪尿处理的问题；压力泵发明者，解决了自来水的问题；还有一类人，就是最先使用塑胶布做房屋地基防潮材料建筑业者。巴纳德认为，这三类人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比所有外科医生加起来都要多。其实，这些工匠背后的医学理论就是——卫生。100多年前，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改善公众健康，最好能做的就是改善人们的环境卫生，预防传染病。从此，卫生和公众健康走到了一家，形成了今天公共卫生的内核。作为医学活动曾经的主角，公共卫生为人类征服传染病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它在现代医学中境况如何呢？2“巨人”变“矮子”现代医学的崛起，其核心是临床治疗的昌盛，这得益于人类认识和征服传染病的第二条线路——微观认识和个体治疗的进步。医学在微观层面认识的深入，首先得益于早前出现的显微镜（17世纪末），发现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东西。1861年巴斯德发现发酵是外源性的微小生物引起的；1876年德国人科赫首次证明“细菌和疾病的关系”——炭疽杆菌就是炭疽病的病因。其次，还有医学仪器的发展。最早的医学仪器算是温度计了，比如量一下体温，一看发烧了，就可以赶紧去看医生。现在的仪器很庞大，不能背着仪器到病人家里，我们就把病人带到了医院，从此医院就成了医疗实践活动的中心。然而伴随着医院崛起的，是公共卫生的衰落。现代医学的体系可谓“三足鼎立”：基础医学，研究生物医学原理，为未来铺路；临床医学，主要是诊断和治疗；公共卫生，注重预防和人群科研。然而在今天，公共卫生这一“足”太短了，致使医学这个“鼎”站立不稳，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得非常明显。现代医学是以科技武装的以西医为主导的医学体系，基础医学是研究的主力，临床是实践的主角。公共卫生有什么用？如果不是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公共卫生的存在，更不用说它是干什么的。不到100年的时间，公共卫生从昌盛到衰微，从“巨人”变成了“矮子”。科技使人类进入了物质文明最傲骄的时代。科技的巨大成功使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血液里，使我们更相信新奇的东西，轻视古老的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往往认为，“新奇的”就是最好的、最有用的，而传统的可能是迷信的、无用的。卫生是100多年前最先进的科技，用在控制今天的新冠肺炎一点都没有过时，可是很多人一开始很难会相信它。“分割”是科技另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各专业的人员多是专才，不是通才，很难把握全局，很难为整体决策拍板。另外，知识和科技作为巨大的生产力，也可以成为巨大的赚钱工具，利益经常会扭曲真理，经常使得我们对信息真假难辨，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情况下决策的困难。这是当下、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的大背景。3疫情中再立新功科技主导的现代文化决定了我们控制这场疫情的总体思路。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 (Bruce Aylward)在疫情之初的担忧表达了多数人的想法：“在应对这场瘟疫的准备和计划中，我犯了和很多人同样的错误，带着很多人同样的偏见，认为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我们怎么能控制住这场世纪瘟疫？”2020年3月12日，合肥，核酸检测人员在检视咽拭子核酸采样管由此控制疫情的思路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传染病，我们应尽快地分离出病原体，研制出诊断试剂，进而快速研发出疫苗和药物，希望以此最终能控制住疫情。我们的基础研究不负众望，在还没说清楚是否人传人之前，就已经分离出了病毒并研制出了病毒核酸诊断试剂。然而，控制这场疫情真正依靠的是像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等这些常识性的卫生措施，而不是最新科技。新科技也很重要，但只是辅佐，不是主药。时至今天，我们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还在路上。下一次疫情还将是如此，控制一个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不能坐等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科学必然不断进步，但传统智慧未必过时，这是这次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而且，科学和事实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价值。面对同样的疾病、同样的科技、同样的证据，世界各国采取的策略大相径庭，说明影响抉择的不完全是科技，还有科技之外的重要考量，那就是决策者对公众健康和生命价值的考量。就像农业的问题不可能用医学来解决，同理，既然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灾难，那么战胜它的就必然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巨大胜利。为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通过社会动员和组织，采取以隔离为主的卫生措施，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这一切都是对公共卫生使命、理论和方法最好的注解，对公共卫生实践的一次最好的演示。4大疫之后，医学全局观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看不到公共卫生凸显的身影，听不到公共卫生清晰的声音，说明整个公共卫生都是短板，不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而公共卫生整体的薄弱，本质上就是整个医学体系的短板。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病毒学家、临床学家、流行病学家都快速进入疫情现场，代表着医学中基础、临床和公卫“三大家族”。他们做调查、摸情况、找原因，然后跟决策者汇报。然而，他们各自看到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可能都是对的，那么决策者应该听谁的？会听谁的？又如何决断？这是个难题，是我们对疫情反思不足的地方，是我们亟待汲取教训的地方。2020年5月23日，工作人员在吉林省舒兰市一处居民小区进行环境消毒反思疫情时，我们很容易只盯着疾病防控体系，甚至只盯着卫生应急或传染病应急。那么，我们就大大低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公共卫生呢？现代公共卫生有两个内涵：一是公众健康，即关注所有人的健康，尤其是穷人，这是公共卫生的初衷；二是卫生，卫生是我们应对传染病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公共卫生还有两个特性：一个是群体性，即从群体的角度看待医学问题，用社会的方法解决医学问题。譬如，供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大气污染控制、医疗体系、医疗政策、医疗保险制度，等等，它们不是针对哪几个人，而是要惠及所有人。另一个，公共卫生具有利他性、公益性，它往往由政府和社会主导，需要多领域合作。可以说，今天的公共卫生就是一门“从群体的视角出发研究和认识健康、疾病及医疗卫生服务相关问题、以提高公众健康为最终目的、采取群体或社会手段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的科学”。群体观就是系统观、整体观、全局观，就是要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试想这次疫情，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对个体病人的治疗，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不知道疫情的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在哪里，没有像“武汉封城”和全国动员这种社会措施，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社会各部门的紧密配合，没有在人群中关于传染源、传播途径、传染力度、潜伏期、发病率、病死率等科学研究，不知道疫情的发展阶段和趋势等信息，我们就不可能快速有效地控制住疫情。 和任何其他领域一样，在传染病疫情之外，医学也存在大量群体层面的问题。比如，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是多少？需要多少医院和医护人员？如何合理配置各个科室医务人员比例？医院和社区门诊在地域上应如何布局？如何解决医疗卫生中的不公平问题？甚至什么是疾病？谁应该给予治疗？哪些治疗是经济合算的？等等。没有整体的观念，没有群体的视角，没有群体的方略，我们将无法处理好群体层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高声地说，我们的卫生部长、卫生局长、医院院长、医疗保险管理者、医学指南制定者，也包括我们的医学大家，都应该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大家，因为他们关心和管理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人群的医学和健康问题，其本质就是公共卫生问题。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以上我们仅是在医学领域讨论什么是公共卫生，这样的公共卫生还是太小了。上图展示的是1991年国际上提出来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我们睁眼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与健康有关。当谈论健康问题时只是围绕医疗卫生打转，对一个健康社会来说还远远不够。5公共卫生的悖论既然公共卫生很重要，为什么很难在社会上看到公共卫生显赫的身影？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它视而不见。其实，供水、排污、环保、垃圾处理、食品药品监管、卫生检疫、疫苗接种、医保、卫生法、红十字、爱国卫生运动，等等，都是为了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而构建的社会机制和体系。当一件事情太重要时，社会就会组织专门资源和机构来应对，因此它们就慢慢脱离了医疗卫生体系。由此可见，公共卫生绝不仅限于医学，不单是医学和健康的问题，不能全部由医者包办。它涉及经济、文化、伦理、法律、科技等很多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但是公共卫生也有几个悖论，制约着它的发展，限制着它的作用的发挥。第一，公共卫生做得越好，功劳就越小。把所有疾病都预防了，就什么功劳都看不见了。孙子说“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可是我们今天并不太奖励为大将者。第二，公共卫生做得越好，未来的医疗花费就越高。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寿命越高所患的疾病就越多，未来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就越高。第三，公共卫生做得越好，与临床就越对立。把疾病都预防了，临床赚不到钱，就不会喜欢公卫。第四，公共卫生实践范围大，理论建制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领域，都是保护健康的社会建制，都与公共卫生有关，但真正关心并守护公共卫生理论的人没几个，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学院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就那几个人，就那几条枪”。6对临床医学的启示公共卫生走的是群体线路，似乎与关心个体病人的临床没有关系。但是，任何事业，如果没有整体观，势必是“盲人摸象”、顾此失彼，临床医学也不例外。现在病人越看越多，很大程度上与医学缺乏整体观有关。以高血压为例（下图），在黄色竖线之前，随着血压的升高（横轴）未来心血管病风险（纵轴）是一条平线，并不抬高，把这些人叫做高血压病人似乎没有道理。过了黄线之后，随着血压升高心血管病风险也逐步上升，把这些人叫做高血压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血压增加他们的心血管病风险，采取措施把血压降下来可能会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这就是高血压成为一个疾病背后的原理。血压与未来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然而，经过几十年的人群研究，几十万人的随访，最后发现我们想找的那个高血压与心血管病风险关系的自然、客观的拐点并不存在。既然这个节点不存在，那么应该用什么血压值作为切点来定义高血压呢？历史上高血压的诊断切点已经下移了四五次了，每次都会人为地增加一大批高血压病人。好多人说，标准改变之前我的血压正常，改切点后一夜之间就成了高血压。我们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前后国际“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症诊断切点改了之后，我国“三高”病人数增加了一倍，仅新增就高达3.59亿人，如果都用药物治疗，总费用可高达2700亿元，占2010年我国政府卫生总投入的56%。“三高”标准改变后中国病人的情况其实，癌症也是这样。癌症不是上来就是一个大肿块，癌症开始于细胞的基因突变，然后可能发展到几个癌细胞，进展到原位癌，还可能进一步长大，最后引起转移和死亡。也就是说，人群中带有早期微小癌症的人很多，但不是所有微小癌症都会发展成大肿块，因此带有很大癌肿的人很少。而且，和高血压一样，死于某癌症的风险一般与癌肿大小成正比，大部分癌症病人不会死于这个癌症。那么，多大的癌肿算癌症呢？与高血压不同的是，我们很少讨论癌症的诊断切点，多大才算癌症仪器说了算。我们的仪器越来越敏感，找到的癌症越来越小，所以发现的癌症病人就越来越多。大量事实证明，疾病不是黑白分明的客观事实，而是生物医学基础之上的人为规定。切点越低，病人越多；反之亦然。如果医学没有整体观，就看不清这一点，就会盲目地行动；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以外的考量，我们甚至不能合理地定义什么叫疾病。一个小小诊断切点的改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卫生体系和费用的影响如此之大，医学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7未来，在我们每个人手中公共卫生绝非只是传染病疫情，也绝非只是卫生应急，公共卫生就是医学的全局观。它从哪里来？如何保障和提高公众健康是公共卫生的初衷和使命，有很大的利他性。卫生是人类控制传染病的智慧结晶，在提高公众健康方面曾立过汗马功劳。它应该到哪里去？现代医学的构建存在太多整体和宏观层面的问题，限制着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效率和公平性。这些问题本质上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不能只交给医生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政治、法律、经济、伦理等很多层面的考量，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再强调的是，在群体和社会层面认识和解决重大医学和医疗卫生服务问题方面的不足，才是我国公共卫生的系统性短板。不补齐这个短板，我们的医学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和进步。面对疫情大考，我们对公共卫生的反思还欠缺了什么？当重大危机来临时，我们希望能尽早预警。但是，预警未必都能生效，因为可能人们听不见，也可能听不懂。回到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的例子，他认为医生的手将“死亡因子”传染给了产妇，与当时医学主流认为的“瘴气说”相悖，于是遭到了医学主流的打压和排挤，很快丢了工作，最后进了精神病院。约翰·斯诺认为霍乱是通过水传播的，在当时也是不被医学主流认可的。并且，他们都名不见经传，人们也许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或者不能判断他们所说的是对是错，从而无法相信他们。所以，当重大传染病疫情来临时，如何能尽早预警，是公共卫生应急的关键环节，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虽然我们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速度已经远远快于其他国家。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事实本身不等于决策，有了事实不等于就有了合理的决策。科学家提供的是证据不是决策，而决策是一个政治行为，尤其是涉及多个社会领域的决策时，决策者还必须知道各种行动选择在健康和医学之外的利弊平衡，还必须兼顾可用的资源和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面对同一个病毒、同一个疫情、同样的事实，采取的行动却大相径庭。这次疫情，又让我们对科学文化有什么样的反思？第一，科学太强调新奇。这次疫情告诉我们，100多年前的“高科技”，今天在控制传染病问题上还是最牛的、最有用的。新的科技有没有用？有。但到目前为止，新科技起到的是辅助的次要的作用，主要策略还是靠把人隔离起来这个古老的医学智慧。第二，学科之间太分割。我们每一个专家都很牛，但是都在说自己领域的事情，却很难看清整体与全部。我们需要专才，但我们也需要弥合裂痕，需要能高瞻远瞩的通才。而且在资本驱动下的商业社会里，真理和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致使我们听到的多是扭曲了的真理。我是搞流行病的，可以看成是这次新冠流行“大戏”的专业看家，更容易看到哪些信息靠谱那些不靠谱。遗憾的是，真正靠谱的信息大家未必相信。第三，科学不等于信念，它是一个工具。在我们的文化里，器不等于道，工具不等于价值；我们知道事实，不等于能做好决策；我们寻求真理，但真理不等于梦想。在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摆正科学和信念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变革不是基于科学和效率的考量，而是一个伟大理念的构建。1848年英国公共卫生革命的理念是关注贫困群体的健康，背后的旗手是律师查德威克。1948年英国建立国民医疗卫生体系，理念是为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背后的重要推手是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左：Edwin Chadwick爵士，律师 右：William Beveridge勋爵，经济学家我在《中国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里“公共卫生的起源与发展”一文的结尾曾满怀期盼地写道：“在公共卫生历史的历史转折点上，站着律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统计学家和医生，他们赋予了公共卫生广阔的视野和巨大的活力，并用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改变了公共卫生的发展轨迹。” 今天，看到这么多人开始关注公共卫生，真是由衷地高兴。中国未来的公共卫生就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

2020-09-07 08:36:48 来源：光明日报谈及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人们总希望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找寻各种对现实有所借鉴和启益的内容。不过，我们需要明了这种历史的借鉴和启迪很大程度上并非具体对策或者行动方案，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指望相对笼统的相关研究能给现实中建立在专业之学基础上的工作对策提供直接指导，有时难免不切实际。事实上，历史学自有其特点与优势，一方面，历史学具有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认知特点，相对其他专门之学，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贯通的思维，有利于我们更宏观而历史地定位和认识自己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探究的是历史上人的经验和故事，相对更容易从人的行为和情感出发来认识和理解事物，从而赋予古往今来的事物以有利于激活和联通人们心灵的人文性。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我们可以通过拓展视野、转换立场，以及发现丰富多元的信息、人类智慧复杂的表达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共通性来启迪思维，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省思现实的存在和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可以让人们从以往人类的经验中获得启迪和慰藉。对于疾病医疗史而言，这些特点显得更为突出。2月6日凌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象湖院区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在救治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新华社发（江榕摄）结合在这次疫情中的研究和思考，笔者认为，从疫病的应对反思角度来说，疾病医疗史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现其现实意义：首先，呈现历史上人们应对疫病的经验和举措，一定程度上可以给疫情中人们的心理带来一些慰藉，部分消解人们的紧张和恐慌情绪；其次，引入历史视野和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认识和思考人与疾疫的关系，多一些对历史和自然的敬畏；再次，要让疾疫等灾难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动力，必须借助于人类的理性省思和批评精神，而若缺乏历史意识和历史资源，这样的省思和批评可能就难以有效展开；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叙事，而这些叙事又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的演进，历史学者专业而理性的参与，应该可以让这一叙事更加全面而符合实际，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疾病医疗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得到了直接体现，事实上，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并非只是关注疫病本身，故而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无疑并不仅限上述这些直接体现出来的方面，还可以从更为深远的角度加以思考。疾病医疗史研究，就是对历史上疾病与医疗的探究，在近代学术体系中，这一研究基本涵盖在“医学史”的名目中。早期的医学史研究，无论中外，基本都是在医学的门类下由医学界专业人士承担。进入20世纪后，随着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日渐受到医学界人士的关注，以及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学本身的转变，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出现了医学社会史、医学文化史等研究方向，同时也出现了“内外史”（所谓“内史”主要是指由医学专业出身者承担，侧重医疗技术演变的医学史，“外史”则为由人文社科专业出身者从事，较多关注与疾病医疗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医疗史”）之别。而到20世纪末，随着疾病医疗的相关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又出现了在跨学科视野下，努力融通“内外史”藩篱，汇合多学科力量，多视角地共同探究历史上疾病医疗问题的趋向。本文将这一研究名之为疾病医疗史，而非“医学史”或“医疗社会文化史”等，也是希望能从跨学科的视野、多元的理念和立场来理解和把握这一研究。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上述在应对疫情时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外，至少还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助于世人更全面而系统地理解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推动当下的医学人文教育。目前，无论是在日常的认识还是学术层面，人们都会很自然地将医学（疾病学）归入科学的范畴，这自有其合理性。毫无疑问，医学（疾病学）是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医学（疾病学）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单纯的科学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医学伦理学家埃德蒙·佩莱格利诺（Edmund D. Pellegrino）曾指出，“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当代诸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也一再显示，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更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技艺，同时也是拯救灵魂与身体的保健服务，以及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若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参阅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凯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这些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可的论述表明，无论是医学还是疾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属性。而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而真切地认识这一点，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因为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疾病本身就是历史的，具有明显的时空性，同样的生理“病变”在不同的身体和疾病认知体系与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就会有不同的疾病分类和定义，而这些分类和定义又会影响人们的疾病认知和应对。现实中，不同民族中的一些疾病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文化因素参与建构而成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且具有真切疾病体现的“上火”等。而有些疾病随时代观念的变化，变得不再是疾病。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过去对疾病缺乏科学认知造成的，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疾病的认识就会变得客观而科学，所以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就会日渐褪去。事实上，无论科学和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必将始终存在，而我们对身体和生命的认知和相关知识应该也没有尽头。不仅如此，深入细致的医疗史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去发现和理解现代医学的社会文化因素。尽管现代微观层面的医学研究，可能更多展现的是专业而严谨理性的科学，但当我们细致地梳理近代以来医疗卫生史，就会发现现代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并不只是人类最重要的健康问题或疾病威胁，可能就因此更能真切体会到医学和卫生的社会文化性。不仅如此，医学作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科，其实践目标具有明显的历史道德感和伦理性，从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当代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绝非仅用当下的经济关系和科学理性能够解释。诚如医史学家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e E. Rosenberg）通过医学史研究所感受到的：“医学不是生物学，虽然它应用实验室的发现并由于这些发现的效力而合法化。它也不仅仅是市场行动者，虽然它有时确实是这样。医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道德史以及身份认同感。”（罗森博格著：《当代医学的困境》，张大庆主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更系统地来认知疾病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为现实中更好看待和处理医学和医疗问题提供助益，比如加强医学教育中的医学史和医学人文教育，不能将其看成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而应当作为认识和理解医学的必需。其次，有助于从认识论的高度改善现实中的医患关系。近一两百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医学与医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这些发展整体上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质医疗保健。然而，吊诡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既在享受现代医疗嘉惠的同时，又对其抱有不满。面对这一悖论，一些研究者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指出，从过去到现在，医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获取了巨大的霸权，医疗中日渐凸显的技术主义与非人格化倾向，使得病人的声音在现代医学中逐渐消失（朱申著，曾凡慈译：《论医学宇宙观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载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编：《科技渴望社会》，群学出版社2004年）。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医患关系的紧张某种程度上是由现代医学模式本身造成的，将病人视为了功能异常的机体而非具有病患体验的“人”。这自然就有必要对现代医学模式展开省思，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就此指出：“当疾痛取代疾病成为我们主要的兴趣时，我们就会以一个现在尚不流行的方向，重新思考医学。”（凯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这样的反思，自然就会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去观察思考传统时代的医疗和医患关系。比如传统社会拥有“药医不死病”这样和时代医疗水准大体协调的生命观，自然会让人们对疗效相对宽容。同时当时人们普遍依照人情来择医，医患互动中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从而对双方的关系起到了润滑作用。这些对于我们反思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和对医疗效果的过高期待具有启示意义。而且，医患之间的关系绝不像一般的商业行为，主要是物质和利益的流动，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情感的互动（余新忠：《明清医患互动中的人文关怀》，《人民论坛》2019年第36期）。尽管这类问题的解决必定是一个系统而艰巨的工程，但立足历史展开的探讨可从基本认识的角度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启示。再次，有助于为提升现代公民素质提供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随着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普罗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在历史研究中日渐受到关注，在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的思潮中，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等一系列新的史学思潮不断涌现，这些研究的诉求虽然各有不同，但根本上可以视为对以往历史学过度社会科学化取向的一种纠正，希望将具象的“人”引回到历史学的大厦中。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兴起的。作为探究疾病医疗这一直接关乎人的生命与健康主题的研究，疾病医疗史研究无疑更利于践行上述学术诉求，也更容易让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人”。正因如此，笔者近年来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相关研究，提出了构建生命史学体系的主张。“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因素，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6版）。其核心在于，藉由疾病医疗史这一新兴前沿研究的深入开展，不断引入新理念，实践新方法，探究新问题，展现新气象，在历史研究中通过对生命的关注和呈现来彰显历史研究的意义。（作者：余新忠，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编辑：迟语洋

随着社会转型和疾病谱的转变，事关国计民生的健康问题日益得到重视。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始实施这一战略，再到2019年国务院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无不表明国家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以及推进这一国家战略的决心。健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适应性。因此，健康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医学人类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得到显现，可以也应当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大有作为。回顾和梳理医学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其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及其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医学人类学是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是将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应用于人类疾病、健康与治疗研究的一门学问。自人类学发轫之时，人类对疾病、健康、苦痛等的认知和应对就是人类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但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专门分支学科，其名称正式在西方出现要迟至1963年。此后数十年间，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的角力、疾病谱从流行病到慢性病的转变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医学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也使其成为人类学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医学人类学的基本预设是，虽然疾病是普遍的，但处于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解释和治疗实践却千差万别。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作为人类学的两大核心认识论，在医学人类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前者将人类视为多元的存在，既是生物有机体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并将医疗体系置于整个文化体系之中来考察，以便更全面地看待疾病与健康的问题；后者则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强调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来理解疾病、健康与治疗，其意义常常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凸显。基于上述认识，医学人类学学科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视角。如关注文化，强调医学多元的社会文化视角；关注人的“生物—文化”整体性，认为疾病与健康既有普遍性，也有地方特殊性的生物文化视角；关注权力，试图揭示人类健康不平等之政治经济根源的政治经济视角；关注身心问题、社会问题如何被医学化或被建构为疾病的建构主义视角等。与此同时，医学人类学也在不断从其他社会理论中汲取营养，进一步解释疾病与健康的问题。比如社会行动之未预结局理论、社会苦难理论，以及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等等。在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开展了关于民族卫生、瘟疫的研究，但学科意义上的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层面，以学科介绍、国外医学人类学研究与作品的引介翻译为主。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艾滋病防治为背景，人类学家开始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深入分析导致疾病传播、流行的社会文化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由此，医学人类学在行为干预、政策倡导、督导评估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应用导向十分明显，成效也十分显著。此后，大量依托于田野调查的经验研究开始涌现，主题更加多元。基于上述学科背景和发展历程，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相应地形成了几大研究领域：一是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关于流行病的防控；二是关于多元医疗体系的研究，这既与医学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传统有关，也得益于中国丰富的少数民族医学成果以及各类民间疗法；三是基于田野且紧扣社会现实的其他经验研究，如抑郁、临终关怀、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疾病歧视与污名等内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为了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医学人类学研究，发挥其增进人类健康的重要作用。第一，对全人群及其日常生活的观照。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问，作为其分支学科的医学人类学在面对疾病与健康问题时，也往往着眼于“人”及其文化，而非“疾病”本身。中国医学人类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源于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契机，在此过程中，医学人类学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疾病涉及的相关人群的研究经验。其中，关于人群的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的分析，以及人群如何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特征实现组织和流动的研究，为疾病干预中寻找目标人群以及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支持提供了重要依据，疾病防治领域文化敏感性的问题被提出。随着疾病谱的转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越来越成为城乡居民主要的致残致死因素，由此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首先，疾病相关人群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关注人群的思路以及关于人群的知识和研究路径依然有效。其次，慢性病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凸显了日常生活因素在未来医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慢性病的发生一般被认为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职业、环境和心理等方面不利于健康的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如吸烟、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人类学家的视野，而如何通过健康教育等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则成为新的议题。最后，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处于消费、医学、审美之结点的美容整形、健身、美体、减肥塑身等身体改造实践同样值得关注，是探讨身体认知、身体边界以及生命伦理的重要切入点。第二，对生命过程的全周期观照。生命是连续的，关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认知和实践贯穿于个体从孕育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因此，医学人类学对于生命过程的观照也应是全周期的，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都可以成为医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老龄化相关的问题无疑会成为医学人类学研究的新热点。老龄化过程必然伴随着生物性的衰老，但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现象。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主体对于衰老的感知，也影响着外界对老年人的看法，而这种感知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发现，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种种差异。以健康状况为例，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区分有行动能力的老年人和无法自理、完全依赖照料的老年人，后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往往被视为负担，而前者的地位则相对复杂和多样。所以，广义的养老应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即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如何度过晚年生活，以及身体有恙甚至失能的老年人如何护理。前者衍生出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主题包括互助养老、适老服务等，后者则包括老年抑郁、照护科技，以及安宁疗护等。第三，对多元医学体系的观照。不同文化中的民族医学以及跨文化的医学比较研究是医学人类学的重要传统和主要内容。在中国，由中医、西医等制度化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民间疗法等构成的多元医学体系的研究十分兴盛。在慢性病流行的背景下，应该更加集中发挥多元医学体系中各个医学体系的力量和独特优势，比如强调治未病和日常保健的中医调理应该得到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关于多元医学体系的研究偏重于少数民族医学，对于现代医学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在全面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现代医学体系中无论是医学生的培养、科室的设置还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递送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题。要加强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与医学界展开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健康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这是医学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存在的意义所在。回顾医学人类学在中国3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虽则历史并不长，却体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近年来，医学人类学更是聚焦许多与健康相关的议题，并提供了全新的社会文化视角。因此，在健康中国这一国家战略目标指引下，未来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有望在对人群及其日常生活、生命过程的全周期以及多元医学体系的观照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静文精彩推荐：从现象学视角看记忆的不同面向概念隐喻多层观：概念隐喻的新进展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新时代维护人民健康的“大处方”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19年11月1日，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跳绳社团的学生们在侯维东（右一）的指导下进行大绳训练。41岁的侯维东，不仅是一名跳绳运动员，还是一名国家级跳绳教练，同时也在做校园跳绳项目的推广普及。2019年7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2019跳绳世界杯的赛场上，侯维东带领自己的两名学生斩获5金3银2铜的成绩，仅他一人，便独得4金2银。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我国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现状堪忧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健康中国战略的成败，也与我国的人才强国战略、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密切相关。但是，2000年以来多项涉及全国性的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显示：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体能素质持续下降，而视力不良、肥胖率、龋齿率等健康问题不断上升，且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例如，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0%，初中生为71.6%，高中生为81.0%；国务院办公厅则在2017年颁布的《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中，明确把控制学生肥胖率上升趋势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另一方面，学生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易受害群体。作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容易在地震、洪灾、火灾、传染病等突发事件中成为受害者，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损失。但是目前学校教育并没有把传染病疫情预防、应急知识、防控知识和能力系统地纳入到课程体系中。当前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问题，源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动因：既涉及不利于身心健康的现代教育因素，更涉及将健康与医学纳入商品范畴的利益团体的合谋；表现在个体层面，则反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似是而非的健康知识、模糊的健康行为与未必科学的健康思维方式，导致青少年无法形成对健康知识、健康行为与生命动力的正确认识和有效行动。学校中身体与健康教育的缺位当前，学校中身体与健康教育的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层面缺乏身体与健康教育的整体、分级与分类指导体系，制度性安排的缺位导致学校各自为战、效率低下，学校中的身体与健康教育整体上处于缺位状态。第二，学校教育中长期存在着“身心二元”的教育理念，只重视学生心智的培养，忽视了学生体质与健康问题，局限了身体与健康教育在学校中的应有地位，难以做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第三，即使存在一定的身体与健康教育，常常被窄化为单一的体育课、活动课、生理卫生课、体育节或学校的健康宣传，忽略了身体与健康教育的目的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此外，学校生活还以一种秘而不宣的形式对学生的身体进行规训，师生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规训的存在。在周而复始的学校生活中，学生潜移默化地获得了一种缄默的身体知识。这种身体知识一方面以遵守纪律、机械呆板为特征，另一方面使学生严重缺乏正确的身体知识和健康认知，比如，意识不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为上学过程中眼睛近视是合情合理的，认为通过“打学习疲劳战”换取学习成绩是合理的。事实上，这种观念业已引发了诸多严重后果，例如近年来诸多年轻学子因过度劳累、长期熬夜猝死的案例日渐增多。简言之，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在关注学生的身体、身体知识、健康状况、体质状况、免疫能力、生命动力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背后尽管掺杂着各种社会动因，但是具有高风险特质的现代社会则又迫使学校必须强化学生的体质与健康、疫情防控及其相关的生命安全教育。风险社会亟须强化健康与安全教育现代社会日益表现为一个多维度的风险社会，高风险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如何教育学生面对社会中的诸多风险是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回应的一个紧要而迫切的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核泄漏、恐怖主义、经济危机、传染病爆发等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极不可控的风险因素，正如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一样。在风险社会中，教育承担着帮助学生形成风险意识，传授应对风险的知识和能力的任务，具有切实保障学生和教师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学校、家庭、社区形成教育共同体以应对高风险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更蕴含着为社会培养具有公共安全意识和能力、能够应对突发疫情和公共风险的合格公民的未来使命。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例如美国国家疾病防控中心推行的健康学校计划（CDC Healthy Schools），提出了整全学校、整全社区、整全儿童（Whole School，Whole Community，Whole Child；WSCC）的教育实施模型，积极推动学校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实践。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既缺少国家层面应对风险的统一教育行动计划，又缺少学校层面具有较强操作性的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因此，为了应对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潜在风险，亟须强化学校教育中的健康与安全教育。以“健康觉醒”引领健康教育变革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学校教育如何做好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保障和支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则是亟需发动一场健康觉醒的教育变革，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健康觉醒”，健康觉醒需要何种条件和支撑；如何开展健康教育，如何实现青少年的健康管理，最终达成健康中国的保障基础等一系列问题。“健康觉醒”是指：对自身身体与健康状态的清晰感受和判断，据此实现对自身身体、健康、生命品质的把握能力。它所对应的是个体层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似是而非的健康知识、模糊的健康行为、不科学的健康思维方式等现象，以推进学生对健康知识、健康行为与生命动力的正确认识和有效行动。健康觉醒至少涉及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身体与健康意识的启蒙，即感受自身的身体与健康状况；二是身体与健康行为的评估，即科学评估自身的身体与健康行为；三是身体与健康情感培植，即珍爱自身身体、关注自身健康的情感培养；四是身体与健康判断的科学知识，即获得自身身体是否处于健康、不健康、亚健康、疾病的判断知识，包括针对传染病疫情及其公共防控的科学知识；五是改善身体健康状态的能力，即具备对调节自身身体与健康状况的能力；六是自愈力的提升与生命力的唤醒，即获得不断改善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共生能力，激发自愈力与生命力。促进健康觉醒的四点建议在促进青少年儿童的健康觉醒方面，发挥教育和教育学的积极作用不仅是紧迫的、必要的，而且具有极大的潜能。在此意义上，教育和教育学对于身体与健康意识的启蒙、身体与健康行为的评估、身体与健康知识的传授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进一步来说，我们还需要关注影响青少年儿童身体和健康的社会因素，特别是那些“遮蔽”了身体健康使之“沉睡”及至“歪曲”的负面因素，进而分析和发现促进健康觉醒的条件。“健康觉醒”也需要在社会多个层面和领域中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思维转变、观念觉醒、知行合一以及践行能力。以下仅从宏观、中观、微观、学术的角度讨论健康觉醒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第一，在宏观层面，“健康觉醒”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推行具有可操作性的健康教育行动计划，统一部署科学合理的健康教育行动，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营养卫生、体育运动、风险应对、疫情防控、社会支持、家长参与、教师培训等；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全领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身体与健康意识的觉醒，觉察身体知识和健康观念的建构，提升对身体和健康的认识能力，从而践行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二，在中观层面，整合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的资源。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之下，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中医受到了很多误解。但是，我国的中医是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其理论体系反映着中国文化对身体、健康的认识，具有丰富的有待挖掘的思想资源。现代医学与我国传统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互补与整合。第三，在微观层面，可以开发青少年大健康教育理论、课程、教材、教学实践体系。如前所述，目前学校教育中对于身体、身体知识、健康教育、风险应对、疫情防护等方面存在着缺失甚至被漠视的现象，对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如何整合生理学、卫生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营养学、体育学、现代医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资源，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完善大健康教育理论，开发大健康课程、教材及其教学法体系，将其作为国家课程、必修课程贯彻实施，鼓励开发以身体与健康教育为主题的校本课程，营造健康校园、健康课堂的文化氛围，应成为一个紧迫的当代教育重要命题。第四，在学术层面，亟需拓展身体知识社会学、健康教育社会学，以批判性检视身体、健康、疾病、疫情、生命等领域的知识、行为、意识、情感背后的社会动因，将之置于全球社会的背景中加以批判性分析和解释，揭穿真相还原真实，终将有助于畅通“健康中国”砥砺前行之路。（马和民为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教育学部教授，王德胜、邓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 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jiaoyuyuanzhuo@sina.cn，等你发言。马和民 王德胜 邓娜 来源：中国青年报（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