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健康的研究

医学院，医学院，这些年各个大学都在踊跃的建立医学院，基本上所有的985院校都有医学院了，比如近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都成立了医学院，可以说医学院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标配。为何大家都抢着成立医学院呢？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这些纯工科的院校都开始建医学院了。具体什么原因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学现在在科研方面分量非常重要，几乎占了自然科学基金的一半，所有ESI的大半地盘，所以一流大学都急着建医学院。网上都说，现在没有医学院的985院校真的不多了。目前只有8所985大学没有医学院，不过这些高校也是蠢蠢欲动，而华东师范大学酝酿了好多年，终于成立了医学院。2020年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聚集优势学科，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医学院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上海市方面多所重磅级人物出席，包括副市长宗明、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顾洪辉、中共上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黄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毛丽娟等。而且这个成立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又拉了一所附属医院加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另外还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仪电集团云赛智联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华东师范大学很早以前就想成立医学院了。早在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医学院筹建办公室，知道今日才成立了医学院，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的说，上海医学院众多，华东师范大学想分杯羹实在太难，目前上海的著名医学院基本被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把控，连同济大学都只有汤喝没有肉吃。因为原来的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本上已经完全垄断了上海市的医学志愿，海军军医大学是因为身份特殊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同济大学医学院目前实力就比较尴尬了，华东师大目前想在上海市弄个附属医院都难于上青天。目前除了4个985高校有医学院外，其他不少高校也有医学院，包括上海大学等。因此上海高校拥有医学院的高校太多了，最后只有复交和海军军医大学有实力，其他都沦为陪衬。老铁们，你们怎么看呢？

作者：葛荣晋一、现代医学模式转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现代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单因果模式向综合因果模式转变。现代医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有毒化学物质、变态反应原、机体所需要化学物质的过剩或缺乏）、物理因素（放射线、高温、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第三，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是保证人类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现代医学模式固然产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实践，同时它也可从道家哲学和东方传统医学中吸取辩证思维模式和中国医学智慧。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道家哲学和以它为指导的中国传统医学，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二、“形神双修”与心理疗法汉代河上公注《老子》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能为》)即认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体）的统一。只有使精神和形体合一，人才能长寿。《淮南子·原道训》亦认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根据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则，中国传统医学非常强调“形神相即”，反对形神相离。《黄帝内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类经》亦说：“无形则神无以生，无形则神不可活。”明代医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指出：“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由此出发，他批评说：“夫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也，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卷)所以，道家在养生上主张“形神双修”，这比西方医学单纯注重“养形”要高出一筹，更符合于现代医学模式。如何“形神双修”呢?老子认为“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是“形神双修”的奥秘所在。庄子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各种物质欲望虽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的恶果。所以老子从贵生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根据道家的“少私寡欲”的养生原则，中医药学把“形神双修”贯穿于病因、诊断、治疗等各个医学环节。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学原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外，还必须通过“少私寡欲”的途径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虚无”，才能使精神处于安静、乐观的良性状态。《太上老君养生诀》指出：“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不去，心虽希寿，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绝，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寿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还是孙思邈的“去五难”，都是根据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这较之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学原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在诊断上，中医药学根据老子注重“养神”原则，向来重视“望、闻、问、切”等方法，强调从病人的神色表情、语言气息、眼神、动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认为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黄帝内经》要求医师“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认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强调诊病时必须注意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这种形神统一的诊断方法，跟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学检验、透视等技术，单纯考查生物性病因的医学理念，是迥然不同的。在医疗上，中医学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响心理因素，人体有病心理必定出现异常现象（如肝病使人易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响生理因素（如怒伤肝，恐伤心等）。在治病时，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相应的心理疗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种心理疗法：第一，以情胜情法。中医不仅承认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情态之间亦有影响，如“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到范进中举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吓方式使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胜喜”的典型例子。第二，语言开导法。从西方医学史看，心理咨询仅是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心理疗法，而中国古代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语言开导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可以促进人的思想变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心理平衡，对治疗疾病有明显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语言刺激亦可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疾病产生。《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适之人，岂有不听者乎?”这种语言开导法，同现代医学上的心理咨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谓“移情”，是指人们采取某些方法来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消除或减轻恶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点转向其他事物。所谓“移性”，是指人们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动，摒弃不良习惯或思想杂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习书作画，听音乐或自己演奏、种花、赏花、养鱼、钓鱼等，都是陶冶情操、除忧解愁的好办法。按照中医理论，角、征、宫、商、羽五音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宫音治脾病，心情忧郁，可选听《光明行》，失眠可选听《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欧阳修曾患有忧郁症，久治不愈。后来学琴演奏，“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健康。据科学家对19世纪末以前出生的96位作曲家和119名演奏家的健康调查，发现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这是音乐家多使用“音乐脑”，使体内情绪机能活跃的结果，这叫音乐疗法。古今中外的书画家多长寿的事实，说明习书作画也是长寿的重要方法。这种“移情易性”的心理疗法，已为现代医学广泛用以治疗精神病等。美国的《现代诊断治疗学》要求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要转移病人爱好，鼓励病人去发展其它方面的爱好或技能”，特别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病人要“转移重点”，这种“转移重点”、“转移病人爱好”的方法，同中国传统医学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紧急状态法。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这种特殊力量来治疗疾病。中医学在老子的“形神双修”特别是在“养神”思想的指导下，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心理一社会致病原因的探索，并且有针对地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这与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基本精神是吻合的。日本森田正马博士依据老子思想创造了“森田疗法”，颇为当代医学所推崇，风靡于世界。“森田疗法”并不是引导患者去消除病状，而是引导患者在症状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在无所谓精神状态下，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再也不去介意症状的存在，逐步恢复了健康，这证明以道家哲学为指导的中医学必将能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建构作出积极贡献。三、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标志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范畴。它是从《老子》一书中脱胎出来的。老子既讲“气”，也讲“精”。讲“气”的地方，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专（同抟）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等；讲“精”的地方，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也”（五十五章），都是队人的生命上立论的。但是，老子还没有把“精”与“气”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这一概念。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才正式提出“精气”这一概念，认为人的形体和生命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管子·水地》)汉代王充发挥道家的精气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论衡·沦死》)道家提出的精气理论，早已被中国古代医学家引人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的生命本质，疾病发生和医疗诊断。《黄帝内经》作者较早地将道家的精气理论用以说明人的本质，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篇》)精气“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化，终而复始。”(《灵枢·脉度》)肯定人的生命是“气”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黄帝内经》作者还具体谈到80余种气，用以证明人的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都是统一于这个物质基础。中国古代医学家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认为人体之气始终处于不断地运动状态之中。气的运动状态保持平衡叫做“和”，畅通无阻叫做“通”。只要能使气保持“和”与“通”，人就健康；若气“雍闭不通”，人就会生病。《黄帝内经》指出：“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灵枢·脉度》)隋代巢元方明确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的命题，他说：“夫百病皆生于气，故怒则气上，喜则n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忧则气乱……，思则气结”。(《气病诸侯》)宋代《圣济总录》199卷亦说：“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戾则形病。”都是用道家的气论思想来说明人的病因的。既然人的生命和疾病都是由人体之气的运动状态决定的，那么在治疗方法上就必然提出行气导引疗法。老、庄不但提倡“养形”、“养神”，而且也提倡“养气”。从“养气”这一原则出发，老、庄提出了一系列的行气导引之术。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里是指炼气的基本方法，即要求修炼者把气结聚起来，全身放松，呼吸自然，从形体到精神，做到如同婴儿那样。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近人蒋锡昌认为“此章言胎息导引之法”：谷字“用以象征圣人之腹，即道家所谓丹田”。“神者，腹中元神或元气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是说“有道之人，善行腹中元气便能长生康健”。(《老子校诂》)以鼻口呼吸，当绵绵不断，若可存复若有无有，不当急疾勤劳也。老子讲的“为腹不为目”（十二章）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实际上都是指意守脐下腹部丹田，讲的也是炼气。庄子所谓“真人之息以踵”(《庄子·大宗师篇》)，是指真人一呼一吸之间，通过经络，可以直达足底涌泉穴，即所谓“大周天”也。庄子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当为身），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篇》)郭嵩焘援引王船山的话，指出：“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循虚而行”。讲的也是古代修炼的一种方法。《庄子》一书中讲的“心斋”(《庄子·人间世篇》)、“坐忘”、“朝彻”(《庄子·大宗师篇》)等，也都是修炼的一些具体方法。行气导引治疗本是道家的养生方法，后被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用于防治疾病。中医学根据老子的“静为躁君”和“致虚极、守静笃”的原则，要求通过意守丹田和气息锻炼，排除一切杂念，做到“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虚之患”，使大脑活动完全处于虚无、宁静状态、增补元气（精气），流通百脉，改善呼吸、循环、消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家多讲静功，亦讲动功。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重视导引按摩对“养气”的作用，指出：“人身流畅皆一气之所周通。气流则形和，气塞则形病。故《元道经》曰：元气难积而易散，关节易闭而难开，人身欲得摇动则谷气易消，血脉疏利……按摩导引之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故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刻意篇》已指出：“吹啕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所谓“熊经鸟申（伸）”是指如熊吊颈、如鸟伸脚，即是导引术。长沙马 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中有“龙登”、“鹞背”、“熊经”、“猴状”、“虎扑”等形象。《淮南子·精神训》亦有六禽戏的记载。三国华佗还提出了五禽戏。晋代更出现了燕飞、蛇屈、兔惊、龟咽等模仿动物动作的体操。《抱朴子·杂应篇》载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蛇屈、鸟伸”、“猿据、兔惊”等导引之术，以期达到“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而增年”(《抱朴子·对俗篇》)的目的。除了模仿动物的动作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根据人体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设计出许多旨在活动周身肢体和疏通元气的导引按摩之术，如南北朝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中提出的八节导引方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老子按摩法，宋代《圣济总录》中提出的神仙导引法，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出的肝脏导引法、《灵剑子》导引法、胆腑导引法、脾脏导引法、肺脏导引法等等。在古代的各种导引按摩术中，虽有模仿各种动物的八段锦、五禽戏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出现的太极拳。不管是静功还是动功，都是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用以“养气”的重要方法，中医学的行气导引疗法是以道家的气学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理论。这一独特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构建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早岛正雄先生所著的《道教观相导引术与健康》一书，也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成功地利用道家思想和中医学的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医学模式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四、“道法自然”与自然疗法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医学中出现了自然医学这一分支。按照自然医学的理论，认为只有使人的生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只有使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才能得到健康，否则即会引起疾病。自然医学是以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如空气、水、阳光和食物等）和利用人体本身的潜在能力（如睡眠、休息、清洁、希望、信仰）等，来保持或恢复人体健康的一门医学。“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按其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为的，只有当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才能保持人的健康，人与自然之间若失去平衡，就可能发生疾病，导致死亡。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医药学根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养生如同治国一样，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亦指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黄庭经序》)从“道法自然”思想中引出的自然疗法，在我国古代医学中，早已获得广泛应用。现将其中的生活起居、饮食、食疗等内容，作一扼要说明：第一，生活起居。《黄帝内经》作者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人应根据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指出：“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苟（重）疾不起，是谓得道（得养生之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陶弘景在《养性还命录》中，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切忌过分，应与自然保持平衡。如“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明代高濂按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中，依据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不同，分别介绍了不同季节的养生之法。在《起居安乐笺》中，他还围绕“节嗜欲，慎起居，远祸患，得安乐”这一中心思想，详细地阐述了“恬适自足”、“居室安处”、“晨昏怡养”、“溪山逸游”、“宾朋交接”等内容，对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养生之法。在中国古医学书中，以卧床休息和慎调饮食等自然疗法治病的事例，多有记载。陆以淅在《冷庐医话》中记载：“海盐寺僧，能疗—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可见，慎调生活起居有时比服药效果还好。第二，饮食和食疗。中医根据老子的“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的原则，认为饮食不当(差失)非但不能养生，反而导致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只有做到“饮食有节”，才能达到养生目的。如“以酒为浆”，溺于饮食，必定“半百而衰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食诫篇》中亦指出：“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主张“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根据四时季节之不同，规定“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单列《养老食疗》一篇，规定老人“每食必忌于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专列《饮馔服食笺》一章。他根据“日用养生，务尚淡薄”的原则，对饮茶知识作了详细说明，对汤、粥、面粉、蔬菜、甜食等也都是作了扼要的介绍。中医既重视饮食，更重视“食疗”，主张根据食物性味和归经来选择食物以治疗疾病。陶弘景有“食诫”之说，列出食疗法一百多种。南北朝时期，著有多种《食经》；《隋志》录有《神仙服食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服食法”的记载；隋唐以后，除了《七卷食经》，《新撰食经》外，若马琬、卢仁宗、严龟、孟诜、张鼎、陈士良等各有《食经》、《食法》、《食疗本草》、《食性本草》等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绿豆具有解砒霜、草木诸毒之功能。这些说明，中医学的“食疗”之法也是自然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五、辩证思维与现代医学模式中医药学所以具有现代医学模式的原始模型，这与道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因为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有契合之处，所以它在现代医学模式建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医学的辩证方法与现代医学发展的思维方法相对照，就会发现：依据老子的“反者道之功”的矛盾观，中医学承认在医学领域里不仅充满着矛盾，如生死、刚柔、强弱，盈虚、虚实、阴阳、寒热、表里、上下等，而且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如寒者热之，虚者实之，“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等，中医学的矛盾观念与现代医学的相待思想是相通的。中医学根据道家关于“和”的观念而产生的阴阳平衡的思想，与现代医学关于人体形态的学说是契合的。中医学根据老子关于“有物混成”的思想而产生的整体观点，与现代医学强调整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医学依据道家关于“合”的观念而提出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关于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主张是一样的。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道家的辩证思维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综上所述，依据道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中医药学原始模式，无论是它丰富的医学内容，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恰好弥补了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和弱点。同时，这也是中医药学能够迈向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它如没有这一内在依据，我国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将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和辩证方法独具特点，所以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必将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体型与健康密切相关。从身体某些部分的尺寸，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准确率非常高。1、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２、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3、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4、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注：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参加 #科学了不起# 系列征文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假说”之一，但是，通过多年来的科学研究，也不断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比方说通过化石考证，科学家们发现，地球上的生命，的确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且新物种的出现，也都是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后，才最终形成的，包括人类的进化也是如此。人类是如何出现的？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事实上，人们并不清楚地球上的生物是如何出现的，在传统思想看来，地球上的万物，包括我们生活的世界，事实上都是由“神”创造的，但是“神”又是来自哪里？如何创造我们的，却没有人知道。1831年，达尔文参加了一次全球旅行，一路上，达尔文采集到了大量的标本和地质信息，最终，通过资料汇总后，达尔文发现，如今地球上丰富的物种，似乎都来自于极少数的几个祖先。同时，达尔文也发现，人类并不是由“神”创造的，也是根据物种演化而来的，达尔文认为，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某种灵长类动物，同时认为现代人类和现代类人猿之间，在远古时期，是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当时，达尔文还提到，最早的人类，应该是在大约300万年前出现的，虽然这个观点颠覆了“神创论”，但是随后伴随着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发现，达尔文说的并没有错。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早期人类是由南方古猿演化而来的，而南方古猿变成现代人类的标志之一，就是它们的大脑容量突破了750毫升。化石研究认为，早期人类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200万年前，随后，大约20-30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智人，才正式出现，此后一路演化，并且在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也正式朝着文明时期迈进。当然，和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物种一样，现代人类也同样在进化之中，只不过，任何物种的进化，都需要漫长的时间，自然，我们也就很难发现了。不过，有一个有趣的观点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类中的“畸形儿”，可能是正在进化中的人类，而现代医学却将他们判定为“有缺陷的人类”，将他们的基因给扼杀了。真的如此吗？“畸形儿”是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什么是“畸形儿”，相信不用笔者多说，大家也都知道。在过去现代医学还没有今天这般发达的时候，由于很难在怀孕阶段检查出“畸形儿”，所以，在过去“畸形儿”的诞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至于为何会导致“畸形儿”的诞生，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答案，不过，通过研究认为，一般来说可能和以下几点有关：第一，遗传因素，在人体中，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隐性基因，这些隐性基因普遍都是不好的基因，而在繁育后代的过程中，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这些隐性基因变成显性基因，自然，也就会导致“畸形儿”诞生了。第二，胎儿的生长环境：一些研究认为，孕妇在怀孕的过程中，一些不良习惯也可能会导致胎儿发育不良，从而导致“畸形儿”的诞生。第三，分娩时的创伤：这一点就属于后天原因了，比方说分娩时的一些意外事故，可能会导致原本健康的胎儿，变成“畸形儿”。当然，现代医学可以在孕妇怀孕阶段，就进行检查，从而避免“畸形儿”的诞生，自然，如今在生活中，“畸形儿”也就很罕见了。不过，如果你说“畸形儿”是正在进化中的人类，这一点笔者并不认同，因为本身“畸形儿”的诞生，就普遍与基因缺陷有关，说白了就是体内基因不良，自然，这种情况下，如果生育后代，很大概率也会导致“畸形儿”的诞生。而且，“畸形儿”本身就是比较罕见的情况，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畸形儿”，自然，现代医学不是在阻止人类进化，相反的，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将“畸形儿”扼杀，事实上也是在确保人类的基因可以一直优秀下去，说白了是有利于人类进化的。再举一个例子：在自然界中，并不是人类才会生下“畸形儿”，很多生物都是如此，比方说前段时间，印度就有一只“人脸”小羊诞生了，而这其实就是属于“畸形”的一种，也和基因缺陷有关，难道大家会认为这种“人脸”生物也是进化的标志吗？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可能正在“返祖”，因为除了“畸形儿”之外，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些人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特征：浑身长满了浓密的毛发（类似于毛孩），或者是个别新生儿竟然长有尾巴，这难道是人类正在“返祖”吗？当然，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和“畸形儿”一样，这些“返祖儿童”的数量，也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说白了，也与父母本身的隐性基因，变成了“显性基因”有关。此外，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返祖”的现象，或许恰好可以说明，人类真的是进化而来的，而且人类的祖先真的是灵长类动物。否则，如果人类的祖先是“神”，或者是所谓的“外星文明”，那么，人类中的“畸形儿”或者是“返祖儿童”，自然应该变得更厉害才对。总而言之，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要认为人类已经停止进化了，就好像上文中说的那样，因为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要知道未来人类长什么样，可能需要百万年的时间才可以揭晓答案。

一个心理咨询师带你了解更多的心理知识，喜欢的关注吧！文/成林心理疾病重于生理疾病在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不仅需要生活的安全感，更需要生活的幸福感。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如何幸福健康地生活，实现和谐人生不仅是现代人关心的，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的。因此，关注人类的幸福感、引导人们拭净心灵之窗、远离隐形杀手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整个社会的共识。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心理和社会因素是决定人的身体是否健康的重要因素，有心理研究对此表明，那些家庭幸福、婚姻美满、人际关系和谐的人，其身体患病的概率明显低于那些内心孤独、缺少幸福感的人。人类许多生理疾病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有关，而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有时心理因素甚至起主导作用。癌症仍是现在我国城市居民死亡原因之首，因此预防癌症也应关注心理、行为、环境、遗传等诸多方面。人的免疫功能与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而人的性格是具有可塑性的，与人的生活环境、家庭和社会背景、文化因素、教育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心理专家建议，培养一个人的良好性格应从小开始。那些热情、开朗且乐于助人的人，他们一般人际关系更和谐，易得到别人的帮助和理解，在遇到一些心理应激反应时也能有较强的耐挫性，从而使自己的免疫功能不受伤害。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困难，对此，我们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及辩证的思维方法，才能适应客观现实，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免疫力。国外有调查报告指出，内向型(性格抑郁)的癌症的患病率是外向型的3-5倍，可见，随时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有助于提升身体免疫力，有助于防病防癌。我们要想有个好的心情，就要对外界事物有积极乐观的理解，好的情绪状态使大脑及下丘脑等神经系统通过激素、神经肽、神经递质等信息分子，作用于内分泌、旁分泌、神经分泌、自分泌等，影响免疫细胞，使其增强免疫功能，这对防病防癌非常有利。如垂体前叶分泌的多肽物质生长素可使自然杀伤细胞(NK)及巨噬细胞活力增强，免疫细胞生成的白介素(L)及各类干扰素(IFN)均有杀细菌、抗病毒及排异物作用。I型干扰素可抑制儿童血管瘤和白血病发生。抑瘤素M可抑制黑色素瘤、肺癌、膀胱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的增生。白血病抑制因子可控制白血病发生。肝细胞调节因子可抑制肝癌细胞、黑色素瘤细胞及鳞癌细胞的生成。被白介素2激活的NK细胞称LAK细胞，它有明显的杀伤体内各种癌细胞的作用。肿瘤坏死因子(TNF)不但可延缓癌症发展，还可减轻毒素及败血发生。另外，从心理角度看，我们也有必要学会自我调节，因为心理健康问题乃至心理疾病危害甚多：1，伤及自己有心理问题乃至心理疾病的人可能会选择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伤害自己，而自杀是危害最大的自伤方式。据临床调查，自杀率最高的精神心理疾病是抑郁症，其自杀危险高出一般人25~50倍；其次是精神分裂症，在死亡的精神分裂患者中约占13%。2，祸及他人当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出现危险行为攻击他人时，被攻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身体或心理上不同程度的伤害，而被攻击者往往是患者周围的人。3，殃及家庭精神心理疾病不仅因病态行为给家人造成身体乃至生命上的伤害，还会造成家庭经济状况及家人生活质量的下降、精神负担加重等情况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有极大的负面影响。4，危及社会有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难以走出心理误区，偏执记恨于政府、社会，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确，经济的发展，人们工作压力、竞争的增大，生活节奏的加快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特征，心情不好要找适当的方式进行宣泄，工作累了停下脚步歇一歇，让紧张的大脑放松，朋友相聚心情交流。这样，你的心里会充满阳光，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姚霏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疾病是自始至终伴随人类文明演进的现象。人类最初研究疾病主要是探讨疾病的原因及防治方法。疾病史的出现，是对前人应对疾病经验的系统总结。20世纪初的中国，医史学逐渐发展成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疾病史的研究也因此名正言顺。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的疾病社会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以2003年SARS疫情暴发为节点，中国疾病史研究方兴未艾。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疾病史研究，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始终如影随形，并理应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原动力。提倡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的中国疾病史研究近代意义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始于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设有疾病史专章，简要讨论了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肾脏新陈代谢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等五大类35种疾病的名称、诊断及治疗的历史演变，且特别强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1936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成立，疾病史的书写逐渐成为医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60年，以《中华医史杂志》为主要平台，涌现出不少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基于考古发现的疾病史研究、基于经史子集和古代医书的疾病史研究、专病研究，更涌现出了余云岫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范行准的《中国病史新义》等疾病史系统研究的巨著。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导向。如疾病史的系统研究，早期是为解决西医传入后中西疾病名称的对照问题，后期是为了医学教育中学科脉络梳理的需要。而专病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群体性疾病，体现了疾病史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的方向。21世纪以来，从SARS疫情暴发之后的传染病研究热潮到日益兴起的慢性疾病研究，医史学领域的疾病史研究仍然秉持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人类的疾病从来不是 “单纯的自然反应”，疾病的产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受到社会活动和文化环境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身心分离”的生物医学模式暴露了其在医学观和医疗实践上的不足。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从关注生理病理变化扩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社会环境方面的综合治理；从重治轻防转向防治并举，扩大认识疾病的深度和广度。西方的疾病史研究自此开始接纳社会文化史的加入。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港台地区的医疗社会史兴起，不仅关照中国古代的疾病医疗，并开始与现代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理论相结合。2003年，历史学者余新忠在《历史研究》上总结了当时中国 “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特点，包括传统历史研究的边缘、港台研究成果占多、社会史倾向出现和尚未脱离传统医史学研究范畴等，同时坚信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深入 “将会使人们日渐深切地认识到疾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和科学概念,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概念”。2004年，医史学者张大庆指出：“疾病社会史的兴起，将疾病与医学视为整个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将疾病看作病人-医生-社会反应的复合体，拓宽了疾病史的视野，有助于人类更加准确地把握疾病的社会意义。且考察特定社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益于人们把握疾病与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的多重关联。”显然，站在21世纪初的时间维度，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学界还是医史学界，对于疾病史的社会文化转向有了共识。随之而起的便是中国疾病社会史井喷式发展的十余年。总结这一时期疾病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近代疾病史研究平地而起，甚至出现通史性专著，如张大庆的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而古代疾病史研究更强调疾病背后的文化因素；第二、集中研究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麻风等，并出现专门的传染病研究专著，如张泰山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第三、集中研究疾病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和区域社会的应对，如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上述特征与历史学界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史料相对丰富有关，也积极回应了2003年之后中国社会应对SARS疫情的现实需求——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对于烈性传染病的认识、应对，成为当代中国疾病史研究的一大特点。SARS之后的焦点——现代国家的防疫应对学者李化成曾指出：“当前，我国处于公共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在借鉴或总结西方经验教训方面，还是在发掘中国医学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上，历史学家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研究，才是医学社会史的精髓和希望所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历史学界开启了自发的近代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问题意识集中在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立。围绕鼠疫、霍乱等具体疫情的防控研究是近十几年来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口岸城市则成为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实验场和展示台。近十几年来，关于近代防疫体系建设的研究，已经由香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青岛等港口或口岸城市拓展到北京、南京、苏州、安庆，甚至重庆、成都、昆明等西部城市；同时，拓展到这些城市所辐射的区域，关于东北、山东、两湖、福建、广西、云南的防疫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焦润明关注宣统年间应对东北鼠疫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以及舆论界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积极筹措防疫款项等。这些应对措施有效避免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并开启了近代中国的防疫体制。此后，构成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的政府防疫政策、防疫立法、防疫机构设置、中西社会团体与防疫、公共卫生运动、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培养等议题，也被纷纷关注。各类研究都从近代防疫的历史中充分认识到，以“防疫”为契机建立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给中国社会带去深刻而系统的变革。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尽管社会力量对疫病防治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政府的防疫行为依然占据主导作用。另一方面，疾病史研究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跨学科力量以更为多元的视角关注传染病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者李玉尚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角度指出，近代江南的历史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但由于人与微生物环境的不断变化,危机始终存在。社会医学学者甄雪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以实证研究指出，传染病严重破坏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在当代社会，传染病还能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人口流动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导致的传染病新形势，政府应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在疫情应对方面，历史学者崔艳红以危机应对的4R模型,即危机减轻(Re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港英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措施。梅爽则关注近代东北鼠疫防疫过程中的谣言，从传播学和心理学角度指出恐慌是产生谣言的温床，肯定了清政府通过媒体公布防疫章程、普及防疫知识、及时公布每天疫势情况，有力遏止了谣言的传播，同时传播了科学防疫的有效性。学者郭剑鸣考察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运用政治学理论指出，建设一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防疫，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工互补、多层次分担公共危机风险的机制,是现代灾疫政治的当务之急。同时，要将公共危机的挑战成功地转化为整合民心的机遇,形成健康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另一方面，关于近代防疫措施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西医领域。中医学者吴文清汇总近代百年时间内传统中医运用中医防治手段和方法,通过设立特殊的防治机构与西医联手抗疫的史实，为中医防疫保留下了重要的史实。纵观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博硕士论文数量突出，显示出疾病史研究对年轻学者较强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可能囿于视野和素养，以年轻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往往止步于勾勒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成，忽略了反思防疫体系运作背后更为深层的制度或文化因素，如防疫与全球化、防疫与生态、防疫与经济、防疫与中医、防疫与日常生活、防疫与身体规训等。另一方面，和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肆虐不同，20世纪下半叶后，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往往是特殊机缘造成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诸如肺结核、血吸虫病、流行性肝炎、流行性感冒、艾滋病等，显然，历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传染病和防疫工作的历史梳理还有待加强。慢性疾病等现实医学热点是疾病史研究的未来纵观欧美疾病史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疾病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后现代史学等社会思潮的日渐兴起，促使包括疾病史在内的医疗史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和医疗形式的更新进一步拓展了西方疾病史的研究领域。慢性疾病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主要医学热点。疾病史研究的方向，没有脱离疾病本身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从肺结核史、艾滋病史、糖尿病史、癌症史研究，到癫痫、抑郁症、厌食症等较为前沿的精神疾病史研究，陆续被纳入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的范畴。以癌症史为例，作为慢性疾病代表的癌症，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西方社会围绕癌症，在疾病史领域已有大量探索。仅就近二十年而言，西方以癌症为对象，研究这种疾病所引发的国家、社会的应对，即癌症的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热门。如2002年的《抗癌的斗争：法国（1890—1940）》介绍了法国如何调动科学、慈善、伦理、社会、经济、政治力量来抵抗癌症；2005年的《希望的元素：镭与1900—1940年加拿大对癌症的反应》介绍镭锭治疗在加拿大癌症防治领域的应用；2010年的《医生、吸烟和福利国家：英国政府与癌症的斗争（1947—1957）》聚焦英国通过禁烟和提升公共卫生福利来防治癌症的十年；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回顾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癌症认知、防治，尤其详述了美国在该领域的成就，成为癌症史研究领域的巨著。在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中，身体史、观念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乃至环境史、全球史已经成为疾病史的应有之意。因此，亦有直接研究癌症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即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利奥波德的两部著作——《黑色丝带：二十世纪的乳腺癌、妇女和医生》《在雷达之下：癌症和冷战》，剖析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关于乳腺癌的防治问题中是如何相互博弈，聚焦在乳腺癌防治中赋权女性的重要性。《谈判疾病：权力和癌症护理（1900—1950）》通过对大众观念和行为的分析，描绘了癌症患者对传统医学权威的挑战和对健康和治疗的理智选择，揭示出癌症患者、医生、立法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外，也有从观念史（《制造癌症史：在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疾病和发现》）、性别史（《乳腺癌战争》《女人的疾病：宫颈癌的历史》）、物质文化史（《紫杉醇的故事：抗癌药物研制过程中的自然和政治》《神奇子弹：一个微小橙色药丸如何重写癌症病史》《他莫昔芬与乳腺癌：不确定性的治疗管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2011年，学者王小军就指出中国疾病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即重视烈性疾病研究而忽视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重视成为灾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研究。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在肺结核、糖尿病等西方疾病史热门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特别在精神疾病研究领域，涌现出陈秀芬（关于金元明清时期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王文基（关于近代精神卫生医疗的研究）和巫毓荃（关于殖民医学中精神医疗的研究）等研究者的系列论文。而大陆历史学界也开始出现对于结核病、妇科疾病、癌症等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当然，慢性疾病史研究要突破传统医史学研究的藩篱，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还要将医疗保障、医患关系、医学知识传播、病人体验、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等纳入视野。近年来，《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等研究成果成为本土化研究的新尝试。更重要的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反思20世纪以来的“卫生现代化迷思”，关注卫生现代化中的个人权利问题，例如过度医学化对身体的规训、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提出等。这些恰恰都可以在慢性病研究中找到答案。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历史学者高晞认为，目前我国医疗史研究写出的是不懂“病”的“疾病史”和没有“卫生”的“卫生史”。这固然受限于医疗疾病史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但也与部分历史研究者以“外史”为借口逃避对医学知识的学习有关。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来源：文汇报）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田晓航)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近日，科技部完成2019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立项工作，此次共立项项目43项，中央财政投入经费4.27亿元。在这43项项目中，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推荐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各二级院所作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的项目中标9项，中央财政投入经费0.95亿元。据悉，“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是“十三五”期间中医药唯一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共立项126项，中央财政总投入经费达14.51亿元。该重点专项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医“治未病”、中药开发及质量控制三大领域为重点，从基础、临床、产业三个环节进行全链条、一体化设计，将专项研究任务分解为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新、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药资源保障、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示范、中医药国际化和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等六大任务，旨在制定一批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的临床方案，开发一批中医药健康产品，提升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加快中医药服务的现代提升和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助力中医药现代化。来源: 新华网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