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保健研究

医学院，医学院，这些年各个大学都在踊跃的建立医学院，基本上所有的985院校都有医学院了，比如近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都成立了医学院，可以说医学院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标配。为何大家都抢着成立医学院呢？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这些纯工科的院校都开始建医学院了。具体什么原因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学现在在科研方面分量非常重要，几乎占了自然科学基金的一半，所有ESI的大半地盘，所以一流大学都急着建医学院。网上都说，现在没有医学院的985院校真的不多了。目前只有8所985大学没有医学院，不过这些高校也是蠢蠢欲动，而华东师范大学酝酿了好多年，终于成立了医学院。2020年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聚集优势学科，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医学院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上海市方面多所重磅级人物出席，包括副市长宗明、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顾洪辉、中共上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黄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毛丽娟等。而且这个成立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又拉了一所附属医院加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另外还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揭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仪电集团云赛智联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华东师范大学很早以前就想成立医学院了。早在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医学院筹建办公室，知道今日才成立了医学院，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的说，上海医学院众多，华东师范大学想分杯羹实在太难，目前上海的著名医学院基本被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把控，连同济大学都只有汤喝没有肉吃。因为原来的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本上已经完全垄断了上海市的医学志愿，海军军医大学是因为身份特殊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同济大学医学院目前实力就比较尴尬了，华东师大目前想在上海市弄个附属医院都难于上青天。目前除了4个985高校有医学院外，其他不少高校也有医学院，包括上海大学等。因此上海高校拥有医学院的高校太多了，最后只有复交和海军军医大学有实力，其他都沦为陪衬。老铁们，你们怎么看呢？

原标题：山西大学成立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研究院（记者崔志芳）近日，山西大学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研究院揭牌。山西大学校长黄桂田表示，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整合了多个校内科研机构，将建成对接山西现代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的重点平台。据了解，该研究院将依托晋产中药材、康养旅游等资源优势，为健康山西服务。研究院已确定了“健康产品制造”和“健康服务”两大板块共5个研究方向。（崔志芳）责任编辑: 小云【来源：健康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文章来源：思宇医械观察正文字数：2060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作者普提拉克查克拉巴提，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印度裔，写过《西方科学在印度》《英属印度的细菌学》等。本书从全球史的视角，详尽分析了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医学的诞生过程。作者认为，西方现代医学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殖民者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通过贸易和战争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是西方人殖民扩张的副产品。所以，西方现代医学也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影响到西方世界之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一、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殖民扩张如何促成西方现代药学的诞生？1799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感冒发烧，喉咙疼，引发了肺炎，在医生的放血疗法“帮助”下，他死掉了。1920年，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威廉奥斯勒爵士在写的医学教科书上记录：对于原本强壮健康、刚刚染上疾病而且病势凶猛伴有高烧的病人，放血是很好的做法。现代药学和现代制药业的启蒙发展在大航海时代。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许多欧洲的自然学者、传教士、医生在亚洲和美洲旅行。他们到新世界旅行，发现了新的植物，也开始了新的观察。慢慢就有了新的研究著作，比如《牛津寰宇植物史》《植物解剖学》《植物史》等。之后植物学和化学结合，为药学的发展打好了基础。比如，欧洲人早就知道鸦片能镇痛，到1804年，他们才知道鸦片的有效成分是吗啡；葡萄牙殖民者早就发现，巴西和秘鲁的土著用一种叫吐根的植物作催吐药，能治痢疾。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的实验室和制药厂开始把植物的有效成分做成药物，再出口到殖民地。用元素、化合物来认识植物，化合物的名称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出其成分的性质，这是新的药学方法。药学在欧洲的医学院里也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二、19世纪的殖民活动如何在客观上推进了西方现代医学的进步？在殖民扩张中，欧洲人有武器上的优势，但武器无法对付疾病。殖民者来到非洲、亚洲之后，被各种疾病--疟疾、伤寒、黄热病……深深困扰。降低死亡率成为殖民者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这是殖民扩张的先决条件。1847年开始，英国海军会采用奎宁预防疟疾。在对疾病有更清楚的认识之前，殖民者先有了预防和防疫的概念，比如保持军营的洁净，远离蚊子，减少发病率。到了19世纪，法国人巴斯德（就是巴氏杀菌奶的那位“巴氏”）主张，细菌才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疾病都是有害细菌和微生物引起的，而不是体液、瘴气，更不是环境造成的。巴斯德找到了对抗细菌的方法，就是疫苗。1881年炭疽热疫苗研制成功，1885年狂犬病疫苗研制成功。1888年，巴黎成立了第一家巴斯德研究所，在那里，法国人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接种疫苗了。随着科学的进展，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细菌、微生物、病原体和病媒上。医生树立了强烈的信心：任何疾病都可以找到致病的病菌，并且用疫苗消灭。公共卫生和医学要以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为核心。三、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哪些医疗上的变化？西医对印度传统医学的态度是取用，先看你能治疗哪些特殊的疾病--殖民者从殖民地寻找有用的药用植物，也会看看殖民地的传统医疗能够给他们带来哪些贡献。1916年，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相关法律出台，公立医院必须用英国建立的公立医学院的毕业生，只有公立医学院毕业生才能使用医生doctor这个头衔，其他的印度传统医生，无论是阿育吠陀医学还是尤那尼医学还是别的什么门派，一律称之为“走方医”。这些走方医被驱逐出城市，只能在乡间行医。19世纪晚期，印度成为细菌学实验和疫苗接种活动的热点地区。印度人和英国军队要接种在印度生产的疫苗，来对付鼠疫、霍乱和狂犬病。英国人认为，要用科学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来管理印度人的生活和行为。面对西方现代医学冲击，印度传统医学一方面开始传播自己的经典，同时也开始学习西方的技术。他们会学习解剖学，学着做手术，并且用现代药物的方式来生产传统医学的医疗产品。医学不是研究室里发明出来的，也不是只在医院里进行。医学要跟最广泛的人群打交道，我们在印度传统医学与西医的互动中可以看到，文化、政治理念、信仰、医疗体系的构建，都会对医学施加影响。主编｜赵清排版｜Mia延伸阅读骨科机器人大盘点，强生、史赛克、捷迈邦美、施乐辉、美敦力等（上）| 行研骨科机器人大盘点（下）｜行研王豫：专注手术机器人，持续开拓骨科创新之路 | 思宇访谈免责声明:本文所载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或访谈，思宇医械观察不保证其准确性与完整性。本文所载信息、材料或分析只提供给收件人作参考之用，不是或不应被出售、购买或认购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收件人不应单纯依靠此文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思宇医械观察及其雇员对因使用本文及其内容而引致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体型与健康密切相关。从身体某些部分的尺寸，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准确率非常高。1、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２、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3、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4、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注：图片来自网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创新医防协同机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简称院校）在原公共卫生学院基础上成立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同时，为推动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立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7月16日下午，两学院成立仪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壹号礼堂举办。会上，院校党委书记吴沛新宣布了两学院的人事任命。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首任院长由王辰院士兼任，杨维中任执行院长，江宇任副院长，冯录召任执行副院长；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由刘远立任执行院长，胡志民任常务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介绍了两学院成立的背景及意义。他指出，此次院校的公共卫生学科体系建设，将在国家战略层面促进弥合医防裂痕，推动医防协同；开展管理政策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动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原公共卫生学院相比，新成立的两个学院在学科体系建设、功能定位布局、人才培养机制方面更加完善，对整合院校系统优势，更好地发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成立两个学院是院校以提高人群整体健康为目标，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举措。他对两个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32字要求：“发挥优势，重点突破；学科交叉，沟通融合；加强基础，问题导向；摒弃浮躁，追求卓越”。他指出，院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更多学科进行交叉、打通、融合，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以问题为导向，做出一批确有社会效益的成果，扎扎实实、实实在在地走在学术前沿，争创世界一流。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何维教授对两学院发展提出希望，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公共卫生在国家发展大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找准定位，把国家发展目标任务作为两学院发展的当务之急。他希望协和人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把公共卫生与新型科技攻关有效结合，把科技成果迅速大规模运用到人群疾病防控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协和公共卫生体系，为人类社会健康福祉做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陈昕煜副司长表示，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对全世界公共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协和医学院自建校以来就具有重视公共卫生的优良传统和辉煌历史。人才关乎国运，两学院的成立是协和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全球重大公共健康问题的主动担当；是应卫生事业之所需、应时代发展之所唤的重大举措；是培养公共卫生高层次融合型人才、培养卫生政策的指挥型人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说，上世纪80年代，两家单位曾联合创建公共卫生学院，希望今后能继续加强合作，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工作写到人民健康事业上，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放在书架上，用于创新理论，把研究成果放在货架上，用于治病救人，真正做出一番“顶天立地”的成就。会议现场播放了牛津大学Muir Gray教授及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Lincoln Chen博士致辞视频。在国际上积极倡导群医学理念的Muir Gray教授指出，当前每个想要实现全民健康的社会都会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等挑战，北京协和医学院将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从人群、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整合起来极具智慧，相信会成为中国第三次卫生革命的新起点。Lincoln Chen 博士结合协和医学院建校精神、20世纪公共卫生教育的发展，展望两学院的未来，他相信此次两学院成立将为培养21世纪专业人才开创新模式。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杨维中教授表示，“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学院愿与全国有识之士一道，建设基础扎实、特色显著、交叉融通、全国领衔的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科体系，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和教育改革作有益探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刘远立教授表示，要以“一分规划、九分执行”为思想引领，围绕“让院校软科学真正硬起来”这一核心目标，积极、务实、创新实施大人才引进、大财务支撑、大项目撬动的发展战略，打造中国卫生健康政策和战略研究领域的国家智库。韩启德副委员长，何维副主席，原院校长巴德年、刘德培，王辰院校长，吴沛新书记共同为两学院揭牌。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邢若齐、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院校领导、兄弟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负责人及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会议，共同见证协和公共卫生新百年。会议由李青副院校长主持。成立仪式后，两学院分别举办了首届群医学与公共卫生论坛和首届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发展论坛，围绕促进医防协同、疫情中与后疫情时代的医疗卫生管理等议题开展研讨。成立后的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设10个学系4个中心；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设5个学系，3个研究中心及1个政策模拟实验室。院校将坚实地践行现代医学教育思想，广纳天下贤才加入两院，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和医学教育改革作出有益探索，为健康中国作出更大贡献。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近日，祥云医疗与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项目合作启动会在京举办。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项首席科学家、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林元带领项目组团队与祥云医疗董事长杨美先及北京京城皮肤医院领导共同见证了“祥云医疗与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项目”合作意向签约仪式。据介绍，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是针对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国家整体自主创新能力、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而设立，旨在突破技术瓶颈，组织产学研优势力量协同攻关，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其中“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代表中医药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在中医药行业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而“中药复方保健产品评价技术及示范研发”(以下简称项目)是科技部首次对保健产品相关项目列入重点研发计划进行立项研究。该项目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领衔，天津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北京市药品检验所等12家单位组成，超过150人的专家、教授组成联合攻关团队。在祥云医疗与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项目”合作意向签约仪式上，祥云医疗执行总裁祝希春首先介绍了祥云医疗的发展概况，并分析了皮肤病领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他表示，北京京城皮肤医院的专家实力和门诊量在全国皮肤科领域处于领先水平，集团下一步将利用祥云的专家优势、资金优势、设备优势及现有成熟可复制的医院管理模式优势，采用1 N的发展模式在全国开展连锁皮肤美容门诊，即今后三到五年在全国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拥有一家连锁的皮肤总院或是皮肤旗舰医院，然后围绕着总院建立N个卫星门诊或是皮肤美容门诊，解决大众看病难问题。王林元在致辞中从国家层面、市场经济、皮肤临床优势和皮肤产品研发四个方面表达了对于本次项目组与祥云医疗合作的信心和期望，国家鼓励和支持健康领域方面的中医药发展，也在加快中医药的审核审批制度;以中医药临床治疗价值为导向让更多人认同中医中药现代化创新研究的机理和治疗方式，进而让更多的人使用和受益是中医药现代化的传承和创新，同时表示今后双方在皮肤领域要持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既能促进医院的发展，也能促进课题组解决临床问题，力争取得多赢的局面。祥云医疗董事长杨美先表示，与王林元教授领导的科技部项目进行合作将为祥云医疗在皮肤病方面的中医药领域的深度发展助添科技动力，并表示今后将全力配合科技部项目的工作推进，集中祥云医疗整体的科研及资金优势造福社会，让百姓受益。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建军谈到，中医药在救治和预防中发挥的作用，科技部项目成立的作用之一就是要为中药复方保健产品建立中医评价标准，用现代化医学的语言观点来阐明中医功效的指导理念和强大的科技实力，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祥云医疗参与此项目表示了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淳总结了中医治疗皮肤病具有的优势，一是中医中药在治疗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作用达到治疗效果解决皮肤的局部问题，并调节全身机体的免疫能力，包括抗病毒、内在脏理功能提升、调节情志减轻心理压力等，从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二是中医中药在治疗皮肤病的过程中副作用小，没有激素对皮肤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

导 读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到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再到“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湖南日报《理论·智库》约请知名专家学者建言献策。谭蔚泓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强调，“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其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有效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给出的重要命题，更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题中之义。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和需求已远远超越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初级阶段，现在“健康人生”的内涵是按照人类生命周期，贯穿孕育、成长、疾病和衰老全过程，覆盖身体、头脑、情绪、环境相关各方面，通过合理干预管理实现最大的幸福，而全面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推动。通过科技创新保障健康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现代医学诊疗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也需要其他学科的共同作用力。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中，医学、药学、生物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的力量都集结起来，为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争分夺秒。近期，黄峥卸任拼多多董事长，宣布将更多结合个人兴趣，致力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命科学”又一次刷屏朋友圈。之前百度CEO李彦宏创立百图生科、字节跳动张一鸣全球招揽医药领域人才、盛大陈天桥建设脑科学前沿实验室——大量互联网、创投行业领军人物痴迷生命科学领域，其内核是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本能好奇、对世界本质的无尽探索和对健康长寿的永恒追求，这是从古至今推动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内驱力之一。未来10年是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中国科学院已从顶层布局实施“率先行动”，2019年成立首个医学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在人口健康领域加快设立了一批新型科研机构，为建设“健康中国”添砖加瓦。我省科技管理部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应牢记“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使命，抓住历史机遇，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目标提供有力支撑——着手科技前沿布局，提升我省对生命医学研究领域的战略层级。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创新资源统筹等手段，把握生命医学黄金发展期。省科技厅日前印发《湖南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进湖南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重点建设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精准医学等。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快推进有利于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地实施的机制体制优化改革，聚力打造生命健康领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进国家级生命健康研发平台。开展生命医学相关项目培育，部署一批重大疾病和湖南特色病种攻关项目。“后疫情”影响还在持续，世界格局持续变化，这个时代正在全方位渴求原始科研创新、呼唤自主科学技术。湖南“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健康湖南列为重要目标，而这些都需要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来支撑。生命医学研究投入大、周期长，但回报率也很高，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疾病和湖南特色病种攻关项目，鼓励全省相关优势科研力量以有组织的方式联合攻关，才能加速健康湖南建设步伐。弘扬湖湘精神与学风，加快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早在2017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把握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新趋势，着力提升生物药物、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及制药装备产业创新发展水平，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湖湘精神被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学风的特点就是能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勇于任事、不务空谈。全省科研工作者应深切认识到，建设好科技强国和健康中国，科研目标设定的出口一定要落实到人民健康需求;应大力弘扬湖湘精神与学风，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解决试剂、药品、医疗器械、疫苗等领域“卡脖子”问题。引育高端人才，做好长远发展的科技人才战略储备。湖南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医药研发和产业领军型高端人才紧缺。应以“高精尖缺”为导向，建立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绿色通道”，加快建成生物医药产业专业人才聚集区;完善各种人才引进政策，瞄准生物医药产业需求，注重交叉学科人才引进。与此同时，生物医药领域有很多知名湘籍院士和高端人才，他们对家乡生命健康建设充满热情和期待。我省应通过适当方式使这些高端人才“不为所有，但为所用”，以弥补省内领军型人才严重不足问题，使他们成为推动湖南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发展的领导力和重要推动力。勇担社会责任，面向人民健康促进科普工作有序发展。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实现的“两翼”。当前，广大人民追求健康长寿的生活，却面临科技、信息、医疗资源不均衡、不对称问题，同时一部分人的盲目追求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腾讯公司曾调研发布《谣言治理报告》，显示全年拦截谣言超5亿次，其中健康与养生类谣言文章的比重高达38.77%，是谣言重灾区。在阅读倾向碎片化、移动化的今天，谣言迅速扩散、危害很大。实践告诉我们，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能用较低成本构筑社会稳定基础。因此，应通过改革科普工作评价体系、加大科普经费投入等方式夯实科普建设根基，同时呼吁、激励更多个体投身科普事业，努力产出更多生命健康主题的优质科普产品，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文化支撑。(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所长，湖南院士咨询与交流促进会会长，湖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