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研究与健康

文/陈根医学服务于健康。在现代医学的支持下，人类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现代医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改变了人与其自身，与疾病、苦难和死亡的联系，也改变了人们对“健康”的定义。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诊断和治疗出现了分离。终于，更灵敏的医疗技术设备，大量涌现的诊断理论和术语，对人的身体“深层”所迸发的前所未有的科学兴趣，所有这一切使得从前不能被诊断的疾病得以诊断。健康，不再是没生病就可以。近日，顶刊《细胞》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综述，详细描述了健康的八个核心标志，包括屏障的完整性和局部扰动的抑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内稳态（循环和翻转、环路整合和节律周期），以及对压力的一系列适当反应（自稳弹性，刺激调节、修复和再生）。其中，屏障完整是除了皮肤、肠道、呼吸道为人体提供与外界环境相隔的屏障外，人类体内不同尺度的屏障，比如，血脑屏障。血脑屏障由神经血管的多种细胞紧密连接而成，限制了血液循环中的细菌或导致炎症的化学物质等进入脑组织。血脑屏障“渗漏”，被发现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关。遏制局部变化是人体中对微小的局部变化，包括外力造成创口，病原体入侵，细胞分裂过程中的各种“意外”造成的DNA修复失败、出错的蛋白质堆积等反应与修复。保持内稳态和对压力的适当反应都各自包含了三大健康特征。研究人员从整体组织、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等多个层面，对健康给出了系统性的8个新定义，任何这些相互关联的特征的破坏都具有广泛的致病性，导致系统的急性或渐进性脱轨。可以说，现代医学的“进步”，造成了疾病的泛化。一切皆可“生病”，要么现在“生病”，要么有“生病”隐患，这早已脱离人的实际感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医学的成功使人处在了疾病当中。但这也需要我们更新对健康的认识，用新的健康观念来回应我们的生活。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刘秋凤 实习生 邹阿江 张弋凌宇“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四川了，一直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通过此次交流活动，140多位院士相互交流，将对未来四川项目引进、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樊代明告诉记者。9月17日至20日， “四川省创新驱动发展两院院士四川行”活动将在成都举行，140多位川籍院士、在川院士和与四川有合作项目、合作意愿的院士受邀出席此次活动，共谋四川高质量发展大计。记者了解到，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国省级层面规模最大的一次“院士地方行”活动。虽然樊代明出生于重庆市，但在他看来，自己同样是一名四川人，“作为一名川籍院士，更应该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樊代明表示，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人民的生活习惯正在发生改变，医学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例如现代的很多疾病，造成的原因是多因素多方面的，针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国家或一个相关专业专家的单打独斗将不再起效，只有建立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才能应对接踵而来的医学挑战。”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包含哪些要素？樊代明告诉记者，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涵盖了医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整合型的医学研究体系、医学教育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学预防体系、将这些体系根据人类健康需求发展进行整合，就能形成新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助于中国医学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已在四川设立了整合医学中心，在远程会诊、学术活动、科研项目等领域都建立了联系，未来也将继续加强交流与学习，定期开展培训、进修等活动。”樊代明谈到。同样在9月17日，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展战略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根据框架合作协议，11名院士重磅加入，组建学校发展战略高端专业智库。这11名委员均为生物医药领域领军人物，其中樊代明任主任委员。“西医与中医本就是一个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过程。” 樊代明表示，当前，四川正在建设中医药强省，在建设过程中，不妨向吉林、云南、贵州等省份学习，取长补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多角度多方面地建设中医药强省。

日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通洲办事处通济社区组织渝水八小学生走进大药房，开展“辨识中药材，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课外主题实践活动。廖海金摄/光明图片12月3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医堂诊室内，中医在为社区居民拔罐。新华社发11月12日，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为夜诊患者进行温通刮痧治疗。新华社发12月3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医堂诊室内，中医在为社区居民把脉。新华社发【聊健康】“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实事求是，既要汲取中医药丰富的养料，深入挖掘它的价值点，又要善于利用现代医学的技术和成果，讲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用公认的标准证明自己。”在日前中医药领域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的这番话引发共鸣。何谓“世界听得懂的语言”？一言以蔽之，就是循证医学等现代医学通用的、国际公认的研究方法，即通用的科学“语言”。这场研讨会的主题是总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医药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亮点。回顾这段经历，与会者为中医药感到欣喜，但是，也不乏担忧。他们欣喜的是，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筛选出的“三药三方”，通过循证医学等现代医学的“通用语言”而被许多国家所理解和接受，这给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他们担忧的是，还有更多中医药不会讲“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沉浸在所谓的“传统”里，不会与时俱进、传承创新，不能与世界对话。1.中医药还差最后“一把火”，在临床验证中拿出数据今年3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发布了一组数据：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这两个“90％”充分说明了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实绩。而且，这并非中医药第一次在抗击突发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我们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每一次抗疫，中医药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医药不仅仅能治疗新冠肺炎病毒的主症，且对并发症的治疗也体现了很好的效果。”广东省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说。抗疫让人们看到了中医药的巨大作用，对中医药有了更多信任。但是，中医药面临的质疑和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消失。“《中医药法》出台以后，很多人就说中医药的春天来了。但是实际上，中医药的传统优势和特色正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指出，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年轻人追求快节奏不愿用汤药，甚至不信中医药，中医大师越来越少等因素，正在制约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宋瑞霖指出一个现实：这么多年，中药在临床创新研究方面变化不大，临床效果评价比较难。中药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据他介绍，有研究人员做过一项研究：他们搜集了410个中药的药品说明书，发现其中有302个说明书里的不良反应项为“尚不明确”，262个药品禁忌项“尚不明确”，仅有3个对药品特殊人群有具体的规定，提示注意可能会有风险。“中医药有长期的临床实践和众多的历史经验，但最后就差‘一把火’——在临床验证中拿出数据。”宋瑞霖说。2.循证医学不专属于西医西药，中医药也可以用 “没有疗效，空谈中医药发展，就是纸上谈兵。”徐凤芹直言，应该加强中医药循证医学证据的研究。中医药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需要现代化、国际化的循证医学的支持。循证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是目前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一项医疗标准，强调医疗决策应建立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长期以来，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药，由于缺乏明确的临床试验数据等循证医学证据，导致很多人对中医药的疗效产生怀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坦言，中医强调的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一人一策，所以有时候做临床试验有些困难，拿不出严格的临床数据。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医药不能做临床试验，不能进行循证医学研究。相反，中医药也可以拿出循证医学证据，此次抗击新冠的“三药三方”就是很好的证明。抗疫期间，我国通过临床试验和随机对照研究等现代医学方法，评估“三药三方”的疗效。比如，对“三药”中的血必净注射液进行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研究，证明其对新冠病毒的复制具有抑制作用，对炎症反应、凝血功能的障碍具有遏制作用；对“三方”中的宣肺败毒方在武汉市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单位开展宣肺败毒组与对照组的研究，与对照组相比，宣肺败毒方组淋巴细胞的恢复提高17%，临床治愈率提高22%。再比如，“三药三方”中的化湿败毒颗粒获得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的批件。“获得临床批件的意义在于中医对疫病的理论以及临床疗效有了物化的载体，也是把中医的科研数据与临床高级别证据进行了有效转化。”黄璐琦说，中医药也可以拿出严格的临床数据。不仅仅是“三药三方”，对于中医药的疗效，现在越来越多采用国际公认的循证医学的方法来进行评价。但与此同时伴随着一种声音——循证医学是西医和西药才用的，不适合中医药。对此，宋瑞霖明确反对。“循证医学不属于哪个医学，它是一个方法学，中药当然也可以用。”宋瑞霖认为，中药的研发过程必须夯实证据体系，而且一定要当成一个方法学和科学问题来看待，“千万不要认为做临床试验就是用西医的那一套”。只要方法是科学的，可以得到公认就行。如果得不到公认，中医药的价值就没法得到彰显并走向世界，“不管你自己认为多么好，别人不信”。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部主任张洪春认为，中医药不能完全照搬西医对疾病的疗效评价的方法。基于患者临床治疗的需求，对患者主诉的主要症状的评价是中药临床疗效评价的关键。要加强跨学科的合作，提高对主观症状评价的科学性，促进症状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化。3.中医药应建立自己的动物模型体系，搭建国际互认的桥梁黄璐琦团队抗疫期间在古代经典名方基础上研发的中药，获得阿联酋卫生主管部门认可，被列为紧急注册用药。在与国外专家交流时，黄璐琦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是怎么做的？也就是说，在国外专家看来，只有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等“通用语言”，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并相信中医药的疗效。动物实验是现代医学的常用方法和手段，中医药研究需不需要动物实验？“西医和西药现代化体系的建立，是因为找到了动物模型这个理想的研究体系。但动物模型不应只是西方医药体系建立的基石，也可以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高速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认为。事实上，秦川与黄璐琦在疫情期间有过密切的合作。秦川及其团队承担了新冠病毒动物实验科研攻关工作。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就包括“三药三方”等中医药治疗方案的动物实验。动物实验是通过对动物本身生命现象的研究，进而推用到人类，探索人类的生命奥秘。医学成果的国际互认、药物注册等，都离不开动物模型的构建。“它是具有通用性的研究工具，也就是通用的科学语言。”秦川强调。其实，动物实验在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已有所运用。过去几十年，研究人员将动物实验方法引入中医生理、病理、方药、针灸、防治等研究领域，通过动物实验揭示了一些中医药理论实质，并提供了一些实验科学依据。目前，很多中医药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实验动物中心，开展中医药动物实验研究。秦川认为，中医药领域如果建立了自己的动物模型体系，将会成为打通中西医、中西药在整体与微观、系统辩证与分子机理、中药方剂与靶点药物等方面认识论的隔阂，也将会成为中医药国际互认、国际接轨的桥梁。4.中医药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拥抱现代医学中医药是传统医学，但“传统”二字并非意味着因循守旧，而应该是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中医药不能停留在唐朝、明朝或清朝以前，要用现代的科学语言和研究方法与思维来进行研究发展。”张忠德说。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2019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药研究方法开展中药科学技术研究和药物开发，建立和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技术评价体系，促进中药传承创新。这些政策规定，就是要引导中医药行业用现代医学的“通用语言”来向全世界推荐自己。“中医药的传承创新，需要在尊重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医药理论中的精华与现代医学评价方法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传统赋能。”宋瑞霖强调。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医院管理处处长刘华看来，中医药是“还活着的传统医学”，它是不停地发展的。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拥抱现代医学，用现代的话语和别人听得懂的语言与年轻一代交流，让他们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中医药。“如果张仲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也会是一位善于看化验单、看核磁共振和CT的医生。”他说。（本报记者 陈海波）【来源：光明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疫情爆发后，治病救人，自然是首要任务。但用药这方面，公众又陷入了中医与西医之争这是一场永远也辩不明的争论。小狐狸将用一个系列，共8篇文章，全面讲解中西医，谁是谁非，看个明白。所告诉大家的，肯定不是烂大街的内容和观点。而是新的知识、新的思考方向。从新的角度，来帮助大家重新认识中西医。看完整个系列，你对中医、西医、现代医疗，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中、西医之争系列——第 1 篇：《西医，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黑历史》；第 2 篇：《殊途同归的传统中、西医》今天是第 3 篇。01很多人喜欢把医学分为西医和中医，其实这种分法不是很准确，因为医学其实没有国界之分。更准确地分类应该是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今天如果到欧洲一些医学博物馆看一看，就会发现它几乎就是一个中药铺子，只不过一格格的抽屉换成了一个个玻璃的储药罐，里面尽是草药和矿物质，一个个熬汤药的瓦罐换成了一个个玻璃的烧瓶。在近代之前的欧洲，医学的方法，和中国传统医学没有多大的不同。没有诊断仪器之前，大家都是望闻问切实际上，科学往往都是伴随着很多非科学的认知诞生的。比如早期的占星术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等等。那些早期看起来并不严谨的知识体系，后来经过一套全新的方法，经过梳理加工，慢慢发展，变成了今天符合客观存在，而且逻辑严密的学科。那套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今天，我们不妨通过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的演变，看看科学方法到底是什么，尤其是逻辑推理和实验的意义。你需要记住两个人，一个是现代医学的开创者哈维，另一个则是把这套方法总结提炼的集大成者笛卡尔。02为什么说近代医学的革命始于哈维？因为哈维不仅通过实验证实了血液循环理论，而且他还开创了现代生理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他生活的年代比中国的名医李时珍仅仅晚了半个世纪。他在1628年发表的医学巨著《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简称《心血运动论》），指出血液受心脏推动，沿着动脉血管流向全身各部，再沿着静脉血管返回心脏，环流不息。当然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常识，但是在他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身体里的血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哈维之前，欧洲一直沿用古希腊的医学家盖伦（129－199）的医学理论。虽然盖伦也做解剖研究，但是他的解剖对象是狗、是牛，而不是人，所以即便他发现了神经以及脊椎的作用，但是对绝大多数人体器官的功能还是搞不清楚。盖伦的理论认为，生命来源于“气”。后来的医学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脑中有“精气”，决定运动、感知和感觉；心中有“活气”，控制体内的血液和体温；肝脏中有“动气”，控制营养和新陈代谢等等。这个和中医的阴阳五行奇经八脉非常类似。对于血液的作用，盖伦认为是从心脏输出到身体各个部分，而不是循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盖伦并不认为人体的血液量是有限的，因此还发明了放血疗法，这种谬误要了很多人的命。莫扎特最后就是被放血疗法夺走了生命的，而那时已经是1791年了，距离哈维发表血液循环理论都过去160多年了，人们还是相信那些荒诞的治疗手段，可见信息的传播也是具有滞后效应的。03你现在听起来，传统医学似乎很荒唐，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要给人治病，第一步就要了解人的生理特点，这后来被笛卡尔总结为感知，也是科学研究获得新知的第一步。但是，从中世纪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是禁止解剖这种行为的，以至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人还需要盗墓，偷尸体才能进行解剖研究。解剖尸体，在古代中国，也是非常大的禁忌。由于缺乏一手的信息，医生们对人类器官功能的研究没有什么进展。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信息，科学是很难进步的。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于医疗的实际需求和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解剖学还是十分艰难地发展起来了。哈维师从于当时的名医法布里修斯。法布里修斯通过解剖发现了静脉瓣膜的存在，但他没觉得这个防止血液倒流的瓣膜有什么功能，因为他和其他医生一样，忠实于一千多年前盖伦的教条，总是想着用旧的理论解释新的发现。但是，哈维就不一样了。血液循环原理，其实是他从逻辑推理出发而得到的，他首先通过解剖学得知心脏的大小，并且大致推算出心脏每次搏动压出的血量，然后他根据正常人的心跳的速率，进一步推算出人的心脏一小时要泵出约500磅的血浆。如果血液不是循环的，人体内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血液呢。根据这个矛盾，他彻底摒弃了盖伦的理论，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猜想，并发现新理论是契合实验结果的。不仅如此，哈维最后还通过长达九年的实验验证了他的理论。事实上，哈维直到去世前，一直都在通过实验来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理论，以保证对盖伦的批判是公正的。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一套关于人体的全新理论终于建立起来了。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起并称为改变历史的科技巨著。这本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提出了一种理论，更在于找到了一种医学研究的方法，使得后来欧洲的医学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这也再次说明科学方法，尤其是逻辑推理和实验，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041651年，哈维又发表了另一部大作《论动物的生殖》，在这本著作中，哈维否定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先成说——也就是胚胎具有与成年动物相同的结构，只是缩小的版本。哈维认为胚胎最终的结构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总结一下近代医学上开山鼻祖哈维的这两大成就。哈维首先告诉大家血液循环是一种特殊的物理运动，而不是盖伦所谓的虚无缥缈的“气”；其次，他纠正了当时医学界对动物胚胎发展的错误认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哈维为生理学和医学开创了先进的研究方法，他的发现不是靠研究和解释经典，而是靠逻辑，靠观察和实验。这点非常值得中医学习，现在无论是哪位自诩高明的老中医，其实都在诠释千百年来的医学典籍，在医治上，毫无逻辑，在用药上，也不结果实验。哈维在他的书中写道：“无论是教解剖学或是学解剖学，都应以实验为依据，而不应以书籍为依据，都应以自然为师，而不应以哲学为师。”这也是西医粉攻击中医最有力气的武器，那就是中医理论是一套哲学，而非从现实出发。05哈维的成就一开始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法国遭到反对，后来由于笛卡尔的支持，才被大众所接受。笛卡尔比哈维小十几岁，一直对这位近代科学的先驱敬重有加。从17世纪到18世纪末，是人类的启蒙时代，我们今天中学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人们在那个时代第一次认识到的。为什么人类到了那个时代科学研究能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呢？主要是研究方法先进了。哈维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笛卡尔提出方法论提供了启发。关于科学的方法，笛卡尔做了很好的总结，大致是这样几步：先提出问题，但不要有预先设定的结论；进行实验；从实验中得到结论和解释；这一点很重要，结论是实验得到的，而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将结论推广并且普遍化；在实践中找出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在笛卡尔之前的科学家，并非不懂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了解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自发形成的，而方法好坏就看自己的先天条件、悟性或者特殊的机遇了。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喜帕恰斯能发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星系，一个原因是他的视力超常；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是因为从他的老师第谷手里继承了大量宝贵的数据；而亚里士多德能成为最早的博物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带着他到达世界各地。这些条件常常难以重复，以至于科学的进步难以持续。笛卡尔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总结出了完整的科学方法，也就是：科学的研究是通过正确的证据（和前提条件），进行正确的推理，得到正确的结论的过程。后来的科学家自觉遵循这个方法，大大地提高了科研的效率。因此，笛卡尔称得上是开创科学时代的祖师爷之一，受到他影响的学科，不仅仅是他所研究的数学和光学，还包括很多其他的自然科学，比如生理学和医学。近代科学和古希腊科学有着一定继承性，这主要体现在理性的一面。但是近代科学和古希腊科学又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体现在近代科学强调实验的重要性，特别是进行精确可重复性实验，从“大约”地观察世界进化到“精确”地观察自然现象和实验结果。这是之前各个文明都不曾有过的研究技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并不是让大家有一个古怪的想法，然后钻牛角尖去证实那种并不正确的想法，而是说在实验之前，什么想法都可以有，什么结果都是可能的，要有开放的心态，然后通过小心求证，找到真理。如果我们对比哈维和他的老师法布里修斯的工作，就会发现后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脑子里存在一个固有的，来自先哲盖伦的想法，他老师的工作都是试图解释盖伦的想法。而哈维头脑里并没有预先的假设，心态是开放的，准备接受任何结论。06有些时候从结论上看非科学和科学的边界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两者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同。科学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接近真理。在这个方法中，假设、逻辑推理、实验，都是收集和验证信息的过程，非常重要。在没有验证之前，不要急于先下结论，心态要开放，这就是笛卡尔说的大胆假设；在论证的过程中，做事情要严谨，要有逻辑，这就是小心求证。笛卡尔在做光学实验现代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理论，那就是循证医学，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即病人的处理，治疗指南和医疗政策的制定等）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依据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循证医学不同于传统医学。传统医学以个人经验为主，医生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高年资医师的指导，教科书和医学期刊上零散的研究报告为依据来处理病人。其结果是：一些真正有效的疗法因不为公众所了解而长期未被临床采用；一些实践无效甚至有害的疗法因从理论上推断可能有效而长期广泛使用。而循证医学实践既重视个人临床经验又强调采用现有的、最好的研究证据，两者缺一不可。而这种研究的依据主要强调临床研究证据。钟南山院士一直致力于让中药按循证医学方式来验药简单地说，就是，这药、这治疗方案，有没有效，和你是不是扁鹊、华佗、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无关，也和出自《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或哪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亲自执笔的论文无关，我只看证据，行不行，咱们看大量的临床效果，证据说话。中医中药之所以不被接纳，就是因为中医更多是依靠个人经验，而目前也没有任何一款中药是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临床认证。在循证医学上，缺乏实证。科学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求真过程，随着它的结论被推广，大家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科学就进步了。也正因为现代医学拥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的思想，而且极为讲究证据，所以大家认为它的科学的，它是有效的，它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这套方法论基础上，西医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很多人以为只有中国人养生，其实美国人养生比我们更凶。中国人养生，依靠中医理论，滋阴补阳。而美国人，依靠现代医学理论，整出什么东西呢？下一篇文章，给大家介绍美国的养生骗局《美国式养生：维生素的骗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前所未有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救治，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从出生不久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弃，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在疫情防控这份“中国答卷”上，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广大医务人员无所畏惧、逆行出征，展现了全国医务界高尚的职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医务工作者。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才能为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对此，总书记从8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在这场大疫之后，如何更好落实中央的部署，建议如下：一是细化完善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持续投入政策，保障公立医院正常运营并充分发挥其公益性职能。增加政府对卫生健康事业的投入，引入社会资源，加强公立医院在病原体检测、基础设施建设、应急救援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医疗机构的良好运营与发展。测算基于成本的医疗价格调整体系，重视知识与技术价值，保障医院、医务人员的合理工作收入，多措并举强化公立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二是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医疗卫生机构体系，形成上下贯通的分级公共卫生体系。将医院与属区基层医疗机构进行业务整合或进行更加深层次的经营管理整合，形成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之间的双向协同联动机制。三是建立地区或全国的医疗联合体，促进防治结合。构建业务协同体系，建设和发展综合医院，强化其专科水平，逐步将其大部分独立的专科医疗机构并入综合医疗机构，切实推动由“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的防治体系的转化。同时，健全疾控机构与城乡社区联动的工作机制，强化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制职责，促进防治融合。四是全方位改革我国临床医学教育，培养专业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立健全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依法全面实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相衔接，尽快建成完整的现代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均质化的优秀医学人才。同时，建立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建立适应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人才培养选用机制。五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临床救治的支撑作用，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医学卫生事业直接关系健康和生命这一人类的终极利益，关系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赋予国家医学科学院更充分的机构设置自主权，健全科研布局和组织架构；同时整合全国优质研究资源，实现重要学科领域的全覆盖。探索将国家医学科学院建设与国家实验室建设相结合，围绕服务于国家目标的重大科技命题持续攻关，培育可立于全球医学科技前沿、可承担国家使命的创新战略力量。(作者：王辰，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金振娅、张胜、王斯敏)

文章来源：思宇医械观察正文字数：2060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作者普提拉克查克拉巴提，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印度裔，写过《西方科学在印度》《英属印度的细菌学》等。本书从全球史的视角，详尽分析了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医学的诞生过程。作者认为，西方现代医学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殖民者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通过贸易和战争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是西方人殖民扩张的副产品。所以，西方现代医学也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影响到西方世界之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一、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殖民扩张如何促成西方现代药学的诞生？1799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感冒发烧，喉咙疼，引发了肺炎，在医生的放血疗法“帮助”下，他死掉了。1920年，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威廉奥斯勒爵士在写的医学教科书上记录：对于原本强壮健康、刚刚染上疾病而且病势凶猛伴有高烧的病人，放血是很好的做法。现代药学和现代制药业的启蒙发展在大航海时代。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许多欧洲的自然学者、传教士、医生在亚洲和美洲旅行。他们到新世界旅行，发现了新的植物，也开始了新的观察。慢慢就有了新的研究著作，比如《牛津寰宇植物史》《植物解剖学》《植物史》等。之后植物学和化学结合，为药学的发展打好了基础。比如，欧洲人早就知道鸦片能镇痛，到1804年，他们才知道鸦片的有效成分是吗啡；葡萄牙殖民者早就发现，巴西和秘鲁的土著用一种叫吐根的植物作催吐药，能治痢疾。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的实验室和制药厂开始把植物的有效成分做成药物，再出口到殖民地。用元素、化合物来认识植物，化合物的名称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出其成分的性质，这是新的药学方法。药学在欧洲的医学院里也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二、19世纪的殖民活动如何在客观上推进了西方现代医学的进步？在殖民扩张中，欧洲人有武器上的优势，但武器无法对付疾病。殖民者来到非洲、亚洲之后，被各种疾病--疟疾、伤寒、黄热病……深深困扰。降低死亡率成为殖民者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这是殖民扩张的先决条件。1847年开始，英国海军会采用奎宁预防疟疾。在对疾病有更清楚的认识之前，殖民者先有了预防和防疫的概念，比如保持军营的洁净，远离蚊子，减少发病率。到了19世纪，法国人巴斯德（就是巴氏杀菌奶的那位“巴氏”）主张，细菌才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疾病都是有害细菌和微生物引起的，而不是体液、瘴气，更不是环境造成的。巴斯德找到了对抗细菌的方法，就是疫苗。1881年炭疽热疫苗研制成功，1885年狂犬病疫苗研制成功。1888年，巴黎成立了第一家巴斯德研究所，在那里，法国人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接种疫苗了。随着科学的进展，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细菌、微生物、病原体和病媒上。医生树立了强烈的信心：任何疾病都可以找到致病的病菌，并且用疫苗消灭。公共卫生和医学要以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为核心。三、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哪些医疗上的变化？西医对印度传统医学的态度是取用，先看你能治疗哪些特殊的疾病--殖民者从殖民地寻找有用的药用植物，也会看看殖民地的传统医疗能够给他们带来哪些贡献。1916年，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相关法律出台，公立医院必须用英国建立的公立医学院的毕业生，只有公立医学院毕业生才能使用医生doctor这个头衔，其他的印度传统医生，无论是阿育吠陀医学还是尤那尼医学还是别的什么门派，一律称之为“走方医”。这些走方医被驱逐出城市，只能在乡间行医。19世纪晚期，印度成为细菌学实验和疫苗接种活动的热点地区。印度人和英国军队要接种在印度生产的疫苗，来对付鼠疫、霍乱和狂犬病。英国人认为，要用科学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来管理印度人的生活和行为。面对西方现代医学冲击，印度传统医学一方面开始传播自己的经典，同时也开始学习西方的技术。他们会学习解剖学，学着做手术，并且用现代药物的方式来生产传统医学的医疗产品。医学不是研究室里发明出来的，也不是只在医院里进行。医学要跟最广泛的人群打交道，我们在印度传统医学与西医的互动中可以看到，文化、政治理念、信仰、医疗体系的构建，都会对医学施加影响。主编｜赵清排版｜Mia延伸阅读骨科机器人大盘点，强生、史赛克、捷迈邦美、施乐辉、美敦力等（上）| 行研骨科机器人大盘点（下）｜行研王豫：专注手术机器人，持续开拓骨科创新之路 | 思宇访谈免责声明:本文所载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或访谈，思宇医械观察不保证其准确性与完整性。本文所载信息、材料或分析只提供给收件人作参考之用，不是或不应被出售、购买或认购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收件人不应单纯依靠此文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思宇医械观察及其雇员对因使用本文及其内容而引致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来源：正心正举微信公众号（bjzxzjyjy） 文丨雪峰 现代医学有两枚“镜片”，一枚打造成“显微镜”，一枚制作成了“望远镜”。前者代表了医学的科学属性，体察入微，条分缕析，精益求精，追求准确、精妙和细分；后者属于医学的人文特质，高瞻远瞩，悠远绵长，带着温存的沉思和人性的观照，体贴生命的本怀。在现代医学的探索过程中，科学与人文是必不可少的两件“法宝”，犹如人的两只眼睛，既可以聚焦于身体，查看症状，诊治疾病，减轻疾痛，也可以观照心灵，通过话语的交谈给予生命的抚慰、关爱和理解。这也正是现代医学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关系整合模式转变的助推剂。内观己心医学是什么？这是医学本身的一个永恒母题。从医学发展的历史角度进行参照，我们发现医学处于一个交叉与边缘的地带，既非纯粹的科学，如数学般高度抽象；也非镜映式的人文经验的累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医学在当代学术语境下的“失语”和落寞，恰恰相反，是因为医学置身于生命复杂性情境所决定的，是最具人文勇气的科学，也是最具反思意识的人文精神，是科学与人文高度复合的一门生命之学。现代医学是科学与人文的交相辉映，呈现的是一种立体有机的医学结构和演进模式，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工具价值，医学本身人文精神的唤醒与补足，充实了早先生理医学片面发展带来的“营养不良”和“发展畸形”。现代医学一定是要学会“两条腿走路”，科学和人文同步行进，既要有技术层面的理性判断，也要具备人文层面的情感关怀。医学的本质是关系哲学，医患之间好似“最熟悉的陌生人”，处在一种共在、共情与共生的关系互动过程中。现代医学的变革实为关系哲学元命题的转向，把曾经束缚捆绑在生理医学狭窄领域的医患关系释放、溶解到一个更立体和多维的社会网络之中，这样的现代医学转型，必将涤荡出一个更全息的医学视角，既是科学的，也是社会人文的。医学的目的也不再仅仅是治疗疾病，缓解躯体疼痛，使个体获得康复，更是对医患关系的一种社会层面的调试以适应整体生存环境的节奏与变化，充分发挥社会文化中的治疗因子。外察世界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克服医学本身长期存在的思维惰性和“反思盲区”，同时，还有整个医疗体系内部的机制阻力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板结”和固化。紧张的医患关系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透过表面的医患矛盾现象，我们看到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医学科学与人文的断裂，缺少沟通，各自为营。功利化、市场化的医疗运行模式所营造的医患环境是不可能给予医务工作者一个“闲暇”，和病患进行详细的对话和临床观察的，更何谈医生自身的人文素养的培育和积淀呢？医务工作者整日沉陷于医学之“术”，而不思医学之“道”，这也并非是他们有意为之，实属无奈之举。在巨大的医疗体制权力语境下，大部分的医务工作者处于一种生存的底线思维逻辑中，医学的人文价值便被无意识地排除和压抑，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职业情感，整个医学人文被弱化为一种无用的、边缘的学问。整个医学沦为一种“营生”，一份“糊口”的职业，一门重操作轻人文的技艺。缺失人文滋养的现代医学，在技术突破的“节点”上始终面临瓶颈和滞后。启迪多元思维现代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其实是两个思维面向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问题。科学思维注重知识上的正当性以及逻辑推演的严谨性，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强调因果关系的相互衔接，从而构筑起一种平面的网状结构，所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事件必须能够被这张网络所覆盖和包裹，寻根问据，有条有理，否则便会被排除科学之外，成为“游荡的、飘零的”知识碎片；而整个医学人文具有一种复杂性的生态，它的思维特点是非线性的、直觉的、点式爆破的，甚至能够带来一种“断裂式”的医学顿悟，类似“头脑风暴”般的思维激荡，能够修通思维可能性的路径。现代医学的发展正是需要在技术演进的同时，借助于医学人文的思维力量实现质的飞跃，让医学人文不再滞留于无用之地，而是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催化剂和孵化点，以一种颠覆性、批判性的思维路径撞击医学中的惯常思维定式，寻找“科学思维链条”上的“缺口”，从而契入，完成一种由内而外的转型。正心正举任何理想与追求都需要见诸于行动，落实于制度推进，渗透到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文化意识。对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与转型同样如此。医务人员：医务工作者是医学践行的主体和源动力，现代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广大医务人员自身的不断成长，所以，医务人员需要培养一种自觉自律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规划，在不断提升医学技术的同时，努力培养自身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唤醒内在的生命关怀能力。医院：医院有责任和义务为医务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人文氛围，真切落实“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让医务人员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够有一个“自我充电”的闲暇，只有这样，疲劳过后的医务工作者才能“满血复活”投入到工作中，获得关爱的医务人员也一定能够把这份爱传递到病人的心间。社会大众：整个社会需要宣传和培养尊医重医的道德风尚，对整个医疗环境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考量，对医学常识以及医务人员的工作属性要有一定的社会认知，提高普通民众基本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这样才能在医患沟通的过程中，不因语境的差异和术语的差别而造成误解，实现一种平行的、对等的、叙事的沟通机制与文化意识。拨迷见智 开启自在之门现代医学的发展与转型，一定是科学与人文的并驾齐驱，没有科学精神支撑的医学人文容易落入“效能递弱”的窘境，成为一种情绪化的职业操作；同样，没有人文关怀滋养的医学技术是“刚强易折”的，生硬莽撞地，沦为一种哗众取宠的“炫技”。科学是“筋骨”，人文是“气脉”，只有科学与人文实现有机的整合与渗透，现代医学才能“气血舒畅”，“枢机活络”，精神饱满。同样，医学人文不是对医学技术向度的稀释和消解，反而是在技术理性的基底上完成一种人性的反思和观照，实现医学技术的人性化，充分释放医学的人文本质，展示医学的哲思之美和人文底蕴。医学是科学的，更是人文的。医学站在科学这块“知识高地”之上，仍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进阶之境便是医学人文之境，是医学内在的伦理关怀，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心灵沟通与辉映。

trodenal chinese medical作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学生，还没有拿到证书，专业是中西医结合，研讨下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医学不仅有中医，还有藏医，等等少数民族自己的医术，现代医学，我觉得从另一各方面应该叫西方医学，当然我们平常也是叫西医，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医医学的融合。其实，我们的国家并不弱小，只不过是封建王朝走向败亡，不甘败亡，最后的疯狂。而中国又被封建统治的太久了。那个时候，人人都认为西方是先进的，就不免出现极端的情况。认为西方什么都是好的，而中国什么都是落后的。甚至在民国时期，还有人喊出消灭中医的口号。带有偏见的目光看问题，这很明显是不可取的。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断代的国家，历史上，很多文明的消亡都与着疾病密切相关。而中国却往往很快能够控制疾病的传播，甚至是治疗疾病。这都与我们的本土医学，中医脱离不了关系。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医学出现的目的就是防治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在治疗上中西医的目的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就是中西医结合。或许，我们中医能够将西医通化，最后，世界上只有中医的存在。中医是非科学的，目前的现代科技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能够解释的。很多人都在纠结中医是不是科学，其实科学，这个名词才出现几年，中医在秦汉之前就已经明确地出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对于中医，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上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就连现在的医院里，治疗面瘫，大多也是附加针灸治疗中医从开始就吸收了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讲究整体观念，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头病医脚，而西医也在吸收中医的先进理念，从最早的局部，局限，也在向整体论治方面发展。中西方医学，有着不同的治疗手断，没有对2方面深刻的理解是不能够轻易结合的。就像不能把血管就想成血脉。不能把消渴就当成糖尿病一样。对于中西医该怎么结合，我也没有太大的头绪，而且西药与中药之间不良反应的研究也没有进行彻底。我还在学习，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人体太复杂了，医学目前所知道的可能跟人体实际情况差别很大，我们可能只知道人身体的1%，甚至1%都不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部、五部主任詹庆元在谈到医学的局限性时，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人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都比一台电脑要复杂得多，更何况人体是一个由无数细胞构成的复杂系统”。詹庆元介绍说，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现代医学对很多疾病是有把控能力的，比如很多传染性疾病，基本上能做到早期预防。对于需要住院和门诊治疗的一些患者，甚至是早期的肿瘤患者，现代医学采用一些药物、手术治疗、介入治疗，可以让患者完全治愈，“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是最希望的，也是现代医学努力的目标”。根据多年临床工作经验，詹庆元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现在普通大众对医学的期望值很高，总以为大部分疾病都能治愈。然而，“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甚至是非常无奈的。比如，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肿瘤等，这些疾病都是治愈不了的”。虽然能治愈的疾病有限，但是现代医学研究出了相关疾病的预防方法，面对现代医学的无奈，这也是普通大众必须认识到，并且可以做到的。詹庆元介绍说，从一个人还没有出生时就开始的筛查工作，到吸烟、肥胖等高危因素的预防都是现代医学给出的方法。然而，由于老百姓对医学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导致他们轻视了预防在维护生命健康中的作用。詹庆元认为，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胡吃海塞、不规律生活、不注重锻炼，等真生了病，患者到了医院以后，会发现疾病治疗起来很难，与此同时还会花费高额的医疗成本。在詹庆元看来，规律生活、坚持健身和定期体检，都是非常重要的。常年与危重患者接触，让詹庆元觉得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健康是所有幸福的载体。然而，人不能永远拥有健康，死亡终究会来临，詹庆元说，面对死亡，他现在看得比较简单，“生就是死，在死亡面前，大家都逃不开”。所以，如果有家里人到了生命终末期，詹庆元不会让他们到医院进行强行延长生命的治疗，反而更偏向于缓和医疗，希望家人在离开人世时可以少受一些痛苦。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詹庆元会把这些建议告诉患者及家属，但是在他主管的病房内，依然会有很多靠机器设备维持生命的患者。有一名患者已经靠呼吸机维持了9年的生命，这位已经90多岁的患者平时一个人躺在病房内，子女只在春节的时候会来病房看望他一次，其余时间都在国外工作。詹庆元说，其核心原因是死亡教育的薄弱。詹庆元同时兼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及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回顾自己受教育的经历时说：“在我受的初级教育中，几乎没有什么死亡教育。大学期间因为我是学医的，会有一些零散的内容，但是其他学科的大学教育中很少会有死亡教育。”“因为我们国人大多不信宗教，因此会对死亡有一种恐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蔓延到患者终末期的治疗时，就会有放弃生存质量只为延续生命长度的治疗选择。对于这些患者，其实，现代医学技术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医疗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为这些患者延续低质量的生命长度，就势必会占用其他患者的就医资源。詹庆元会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在孩子五六岁时，他们一起看动画片《小鹿斑比》，当看到斑比的爸爸去世时，詹庆元告诉孩子爸爸将来也会去世。后来家里其他亲人去世时，他也会带着孩子过去，让孩子看一下死亡的过程。“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会去世，但是学校里没有相关课程告诉孩子们。应该让孩子明白这个事实，因为当你能坦然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知道怎么好好去生活”。当大众能明白现代医学能治愈的疾病非常有限时，才会更加注重预防，这也是好好生活的重要方面。（记者 刘昶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