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健康与健康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　华东师大供图　中新网上海5月23日电 (记者 陈静)医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呼唤更多综合性大学办医。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以通过医教融合推动医学教育功能的社会化。国际知名肾脏、代谢和心血管疾病研究专家管又飞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名誉院长。他说，研究院将坚持“高水平、小而精、国际化”的高建设标准，优先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从高学段向低学段稳步推进医学学科建设。研究院设立基础医学中心、临床医学中心、转化医学中心和公共健康中心，包含若干研究所及附属医院集群。据了解，基础医学中心将积极打造跨学科研究平台，以医学为动能打通医工文理深度融合的通道。临床医学中心将在长三角地区布点若干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同时，推动互联网医院等医疗机构发展新形态，与政府、企业及医疗机构共建“数字医学共享平台”，探索医疗智力、健康数据和设备资源高效配置的新机制，建立基于人员柔性流动、资源高度共享的数字化医学教育、科研与临床服务的生态网络。“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　华东师大供图 公共健康中心将加强与国际顶尖院校与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一批医学领域著名专家受聘担任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成立大会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发来祝贺视频。众多海内外医学领域的院士和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大会。当日，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副市长贺东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校长钱旭红一同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同日揭牌成立。当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公共卫生安全新挑战下的医学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知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研讨新时代医学与健康人才培养的使命和责任。会议聚焦“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医学与未来医院”三方面内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分别做主旨报告。黄奇帆表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政治、经济、医疗、管理等多个学科，并注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价值创造。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在重塑公共卫生体系过程中是必须突破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各方面的生命伤害，还有经济方面的伤害。”他提出，需认真看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医学教育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健康本身是多因素决定的。黄奇帆指出，在公共卫生教育科研方面应更新理念，扩大规模并提高质量，并表示，“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聚焦公共卫生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医学与健康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尝试，希望研究院可以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培养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说：“再暗的黑夜也会渡过，黎明终将如期而至，除了战胜(新冠肺炎)我们别无选择。”他提出：“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能否防大患于未至？这才是医学、健康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医学的温度体现在刚柔相济。”他倡导“全健康”理论，把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环境健康共同考虑，并认为，这就是科学防治。(完)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刘秋凤 实习生 邹阿江 张弋凌宇“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四川了，一直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通过此次交流活动，140多位院士相互交流，将对未来四川项目引进、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樊代明告诉记者。9月17日至20日， “四川省创新驱动发展两院院士四川行”活动将在成都举行，140多位川籍院士、在川院士和与四川有合作项目、合作意愿的院士受邀出席此次活动，共谋四川高质量发展大计。记者了解到，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国省级层面规模最大的一次“院士地方行”活动。虽然樊代明出生于重庆市，但在他看来，自己同样是一名四川人，“作为一名川籍院士，更应该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樊代明表示，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人民的生活习惯正在发生改变，医学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例如现代的很多疾病，造成的原因是多因素多方面的，针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国家或一个相关专业专家的单打独斗将不再起效，只有建立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才能应对接踵而来的医学挑战。”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包含哪些要素？樊代明告诉记者，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涵盖了医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整合型的医学研究体系、医学教育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学预防体系、将这些体系根据人类健康需求发展进行整合，就能形成新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助于中国医学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已在四川设立了整合医学中心，在远程会诊、学术活动、科研项目等领域都建立了联系，未来也将继续加强交流与学习，定期开展培训、进修等活动。”樊代明谈到。同样在9月17日，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展战略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根据框架合作协议，11名院士重磅加入，组建学校发展战略高端专业智库。这11名委员均为生物医药领域领军人物，其中樊代明任主任委员。“西医与中医本就是一个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过程。” 樊代明表示，当前，四川正在建设中医药强省，在建设过程中，不妨向吉林、云南、贵州等省份学习，取长补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多角度多方面地建设中医药强省。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体型与健康密切相关。从身体某些部分的尺寸，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准确率非常高。1、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２、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3、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4、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注：图片来自网络　　　　

山西日报记者王宇报道：12月1日，山西大学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研究院揭牌成立仪式在该校会议中心举行，这是该校继云冈学研究院之后，又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科研平台。活动现场，山西大学校长黄桂田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山西大学紧抓部省合建和山西省支持率先发展的政策机遇，大力强化新型科研平台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聚焦“六新”，对接山西14大战略新兴产业，制定了“13231”科研平台建设计划，以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为基础，集中力量建设10个“顶天立地”的科研大平台。其中，成立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整合了多个校内科研机构，汇聚了一大批校内外高水平人才，将建成对接山西现代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的重点平台，同时为深化校内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经验探索。他表示，学校将不断扩大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战略合作，持之以恒推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研究院的建设，为山西打造现代医药与大健康战略新兴产业，为健康山西服务，为健康中国作出更加有力的贡献。为充实研究力量，研究院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和研究院领导机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刘昌孝院士受聘为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著名药学专家、省政协副主席李青山教授受聘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山西大学特聘专家杜冠华教授受聘为研究院院长，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主任秦雪梅教授受聘为研究院执行院长。黄桂田分别为他们颁发了聘书。成立仪式上，山西大学与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连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阳泉市裕盛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山西紫林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华舰大健康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研究团队依次签订了《广誉远传统经典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研究》《传统发酵食品品质提升及相关功能产品研发》《降血压功能醋粉研发》《基于连翘叶的饲料添加剂研发》《导引康养综合服务体系构建与指导》5项合作协议，项目合作经费达710万元。成立仪式之后，刘昌孝院士和杜冠华院士分别以“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的经典名方研究开发”与“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题作了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围绕研究院的建设与发展举行了研究院建设方案论证会。据了解，研究院将依托晋产中药材、小杂粮、康养旅游等资源优势，汇聚校内外生物医药与大健康领域高水平人才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优势学科资源，构建“基础与应用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生态，为健康山西服务，为三晋人民育才。研究院确定了“健康产品制造”和“健康服务”两大板块共5个研究方向。健康产品制造板块包含“新药创制与上市药品再评价”“医疗器械与医药材料研发”“健康相关产品研发”3个研究方向，旨在将尚处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如治疗抑郁症中药新药柴归颗粒、治疗靶向抗肿瘤药物谷糠过氧化物酶、重大慢病荧光诊疗试剂与检测技术研发等，通过研究院技术平台开展项目孵化，向“新药开发”延展。健康服务板块包含“康养综合服务体系构建”“地域性重大疾病病机与新干预技术研究”2个方向，利用平台建设推动实现“大健康”学科资源和研究力量整合，通过心理问题的预防测评咨询干预、慢病患者的运动、疾病流行病学与预警系统研究等项目，把优秀科技成果转化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向人民群众提供一体化健康服务。(责编：温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发挥优势产学共赢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与联仁健康集团达成战略合作10月9日，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与联仁健康集团在首都医科大学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偕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三方共同启动“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研发与急诊医学CDSS产品研发”项目。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院长徐建立、急诊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郭树彬、副主任梅雪，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副总裁李云飞出席活动。活动由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文斌主持。构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多个领域加强合作为加快推进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的建设，进一步发挥首都医科大学在培养健康产业方面跨界交叉人才的学科优势和优质医疗资源，在王松灵院士，院长助理李文斌，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的共同见证下，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与联仁健康集团副总裁李云飞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仁健康集团将发挥技术优势，与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及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及临床中心的优质临床和科研资源相结合，构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携手在专科专病大数据、基于大数据的创新产品孵化、大数据相关标准、人才培养合作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战略合作签约在签约仪式上，王松灵院士表示，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承载着非常明确的国家使命，在创新健康医疗大数据关键技术，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化融合发展，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前沿交叉和应用发展的跨界领军人才，打造数字健康中国战略新智库，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意义。目前为止，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已经建立起“一个平台四大支撑”，通过打造标准统一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从四个优势学科入手支撑大数据应用方向，并通过完善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的新发展与新突破，助力“健康中国”建设。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表示，多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通过传统信息化系统沉淀了海量的临床数据，这些数据是开展医学科研，辅助诊疗决策，协助医院高效管理的重要支撑，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可以说，在现有的临床资源基础上加上数据的合理应用，必定会让临床科研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推动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转变。但受限于技术的瓶颈和解决方案的缺乏，这一海量的数据资产未能被充分地挖掘和应用。如今，以5G、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催生医疗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这种态势为医院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表示，首都医科大学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学院校，有19所附属医院、21所临床医学院，具备行业领先的优质医疗资源和临床科研能力。联仁集团在筹备期间就积极配合首都医科大学建设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并与首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积极探索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标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目前，经过一年多的紧密协作和扎实准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研发项目已具备启动条件。接下来，联仁健康集团将与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的专家共同制定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及数据治理等标准，打造一套具备行业普遍共识的急危重症专科数据集，研发一套智能化的大数据治理与应用平台，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新型学科发展模式，加快从数据到知识的转化进程，带动科研、临床辅助决策系统(CDSS)的发展和应用，提高疾病诊疗的智能化水平，为提高医疗服务均质化水平提供重要技术支撑。相信作为首个启动的合作项目，一定会大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为我国医学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引领医学的时代革命，助力健康中国早日实现。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推动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研发与急诊医学CDSS产品研发王松灵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院长助理李文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院长徐建立、急诊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郭树彬，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共同见证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研发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项目合作启动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梅雪介绍，该项目通过研发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完成患者全周期全维度全模态数据采集，实现临床业务数据向标准化科研数据的智能转化、统一存储、统一处理与分析。通过构建专科专病标准数据集及数据的分层管理，库表间的高内聚、低耦合，实现数据字段向下可兼容，向上可拓展的目标。由此，将复杂纷乱、多源异构的原始数据经过合理的数据治理过程，形成了优质的专科专病数据库，进而支撑深度数据挖掘、科研产出与CDSS的场景化应用。在项目研发模式中，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由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专家予以顶层设计的指导，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临床专家提供专业的医学输入，在数据集设计、字段加工逻辑、数据质控予以把关，联仁集团投入产品团队、软硬件及产品研发资源，三方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与保障项目的进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对该项目的多中心运营，学科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来引导行业发展、促进急诊医学从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助力健康中国2030早日实现。【编辑:姜雨薇】 【来源：中新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谭蔚泓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强调，“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其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有效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给出的重要命题，更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题中之义。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和需求已远远超越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初级阶段，现在“健康人生”的内涵是按照人类生命周期，贯穿孕育、成长、疾病和衰老全过程，覆盖身体、头脑、情绪、环境相关各方面，通过合理干预管理实现最大的幸福，而全面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推动。通过科技创新保障健康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现代医学诊疗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也需要其他学科的共同作用力。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中，医学、药学、生物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的力量都集结起来，为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争分夺秒。近期，黄峥卸任拼多多董事长，宣布将更多结合个人兴趣，致力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命科学”又一次刷屏朋友圈。之前百度CEO李彦宏创立百图生科、字节跳动张一鸣全球招揽医药领域人才、盛大陈天桥建设脑科学前沿实验室——大量互联网、创投行业领军人物痴迷生命科学领域，其内核是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本能好奇、对世界本质的无尽探索和对健康长寿的永恒追求，这是从古至今推动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内驱力之一。未来10年是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中国科学院已从顶层布局实施“率先行动”，2019年成立首个医学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在人口健康领域加快设立了一批新型科研机构，为建设“健康中国”添砖加瓦。我省科技管理部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应牢记“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使命，抓住历史机遇，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目标提供有力支撑——着手科技前沿布局，提升我省对生命医学研究领域的战略层级。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创新资源统筹等手段，把握生命医学黄金发展期。省科技厅日前印发《湖南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进湖南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重点建设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精准医学等。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快推进有利于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地实施的机制体制优化改革，聚力打造生命健康领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进国家级生命健康研发平台。开展生命医学相关项目培育，部署一批重大疾病和湖南特色病种攻关项目。“后疫情”影响还在持续，世界格局持续变化，这个时代正在全方位渴求原始科研创新、呼唤自主科学技术。湖南“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健康湖南列为重要目标，而这些都需要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来支撑。生命医学研究投入大、周期长，但回报率也很高，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疾病和湖南特色病种攻关项目，鼓励全省相关优势科研力量以有组织的方式联合攻关，才能加速健康湖南建设步伐。弘扬湖湘精神与学风，加快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早在2017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把握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新趋势，着力提升生物药物、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及制药装备产业创新发展水平，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湖湘精神被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学风的特点就是能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勇于任事、不务空谈。全省科研工作者应深切认识到，建设好科技强国和健康中国，科研目标设定的出口一定要落实到人民健康需求；应大力弘扬湖湘精神与学风，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解决试剂、药品、医疗器械、疫苗等领域“卡脖子”问题。引育高端人才，做好长远发展的科技人才战略储备。湖南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医药研发和产业领军型高端人才紧缺。应以“高精尖缺”为导向，建立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绿色通道”，加快建成生物医药产业专业人才聚集区；完善各种人才引进政策，瞄准生物医药产业需求，注重交叉学科人才引进。与此同时，生物医药领域有很多知名湘籍院士和高端人才，他们对家乡生命健康建设充满热情和期待。我省应通过适当方式使这些高端人才“不为所有，但为所用”，以弥补省内领军型人才严重不足问题，使他们成为推动湖南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发展的领导力和重要推动力。勇担社会责任，面向人民健康促进科普工作有序发展。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实现的“两翼”。当前，广大人民追求健康长寿的生活，却面临科技、信息、医疗资源不均衡、不对称问题，同时一部分人的盲目追求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腾讯公司曾调研发布《谣言治理报告》，显示全年拦截谣言超5亿次，其中健康与养生类谣言文章的比重高达38.77%，是谣言重灾区。在阅读倾向碎片化、移动化的今天，谣言迅速扩散、危害很大。实践告诉我们，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能用较低成本构筑社会稳定基础。因此，应通过改革科普工作评价体系、加大科普经费投入等方式夯实科普建设根基，同时呼吁、激励更多个体投身科普事业，努力产出更多生命健康主题的优质科普产品，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文化支撑。（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所长，湖南院士咨询与交流促进会会长，湖南大学教授）[责编:姚懿轩][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文章来源：思宇医械观察正文字数：2060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作者普提拉克查克拉巴提，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印度裔，写过《西方科学在印度》《英属印度的细菌学》等。本书从全球史的视角，详尽分析了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医学的诞生过程。作者认为，西方现代医学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殖民者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通过贸易和战争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是西方人殖民扩张的副产品。所以，西方现代医学也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影响到西方世界之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一、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殖民扩张如何促成西方现代药学的诞生？1799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感冒发烧，喉咙疼，引发了肺炎，在医生的放血疗法“帮助”下，他死掉了。1920年，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威廉奥斯勒爵士在写的医学教科书上记录：对于原本强壮健康、刚刚染上疾病而且病势凶猛伴有高烧的病人，放血是很好的做法。现代药学和现代制药业的启蒙发展在大航海时代。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许多欧洲的自然学者、传教士、医生在亚洲和美洲旅行。他们到新世界旅行，发现了新的植物，也开始了新的观察。慢慢就有了新的研究著作，比如《牛津寰宇植物史》《植物解剖学》《植物史》等。之后植物学和化学结合，为药学的发展打好了基础。比如，欧洲人早就知道鸦片能镇痛，到1804年，他们才知道鸦片的有效成分是吗啡；葡萄牙殖民者早就发现，巴西和秘鲁的土著用一种叫吐根的植物作催吐药，能治痢疾。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的实验室和制药厂开始把植物的有效成分做成药物，再出口到殖民地。用元素、化合物来认识植物，化合物的名称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出其成分的性质，这是新的药学方法。药学在欧洲的医学院里也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二、19世纪的殖民活动如何在客观上推进了西方现代医学的进步？在殖民扩张中，欧洲人有武器上的优势，但武器无法对付疾病。殖民者来到非洲、亚洲之后，被各种疾病--疟疾、伤寒、黄热病……深深困扰。降低死亡率成为殖民者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这是殖民扩张的先决条件。1847年开始，英国海军会采用奎宁预防疟疾。在对疾病有更清楚的认识之前，殖民者先有了预防和防疫的概念，比如保持军营的洁净，远离蚊子，减少发病率。到了19世纪，法国人巴斯德（就是巴氏杀菌奶的那位“巴氏”）主张，细菌才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疾病都是有害细菌和微生物引起的，而不是体液、瘴气，更不是环境造成的。巴斯德找到了对抗细菌的方法，就是疫苗。1881年炭疽热疫苗研制成功，1885年狂犬病疫苗研制成功。1888年，巴黎成立了第一家巴斯德研究所，在那里，法国人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接种疫苗了。随着科学的进展，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细菌、微生物、病原体和病媒上。医生树立了强烈的信心：任何疾病都可以找到致病的病菌，并且用疫苗消灭。公共卫生和医学要以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为核心。三、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哪些医疗上的变化？西医对印度传统医学的态度是取用，先看你能治疗哪些特殊的疾病--殖民者从殖民地寻找有用的药用植物，也会看看殖民地的传统医疗能够给他们带来哪些贡献。1916年，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相关法律出台，公立医院必须用英国建立的公立医学院的毕业生，只有公立医学院毕业生才能使用医生doctor这个头衔，其他的印度传统医生，无论是阿育吠陀医学还是尤那尼医学还是别的什么门派，一律称之为“走方医”。这些走方医被驱逐出城市，只能在乡间行医。19世纪晚期，印度成为细菌学实验和疫苗接种活动的热点地区。印度人和英国军队要接种在印度生产的疫苗，来对付鼠疫、霍乱和狂犬病。英国人认为，要用科学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来管理印度人的生活和行为。面对西方现代医学冲击，印度传统医学一方面开始传播自己的经典，同时也开始学习西方的技术。他们会学习解剖学，学着做手术，并且用现代药物的方式来生产传统医学的医疗产品。医学不是研究室里发明出来的，也不是只在医院里进行。医学要跟最广泛的人群打交道，我们在印度传统医学与西医的互动中可以看到，文化、政治理念、信仰、医疗体系的构建，都会对医学施加影响。主编｜赵清排版｜Mia延伸阅读骨科机器人大盘点，强生、史赛克、捷迈邦美、施乐辉、美敦力等（上）| 行研骨科机器人大盘点（下）｜行研王豫：专注手术机器人，持续开拓骨科创新之路 | 思宇访谈免责声明:本文所载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或访谈，思宇医械观察不保证其准确性与完整性。本文所载信息、材料或分析只提供给收件人作参考之用，不是或不应被出售、购买或认购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收件人不应单纯依靠此文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思宇医械观察及其雇员对因使用本文及其内容而引致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