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健康与医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　华东师大供图　中新网上海5月23日电 (记者 陈静)医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呼唤更多综合性大学办医。23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以通过医教融合推动医学教育功能的社会化。国际知名肾脏、代谢和心血管疾病研究专家管又飞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名誉院长。他说，研究院将坚持“高水平、小而精、国际化”的高建设标准，优先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从高学段向低学段稳步推进医学学科建设。研究院设立基础医学中心、临床医学中心、转化医学中心和公共健康中心，包含若干研究所及附属医院集群。据了解，基础医学中心将积极打造跨学科研究平台，以医学为动能打通医工文理深度融合的通道。临床医学中心将在长三角地区布点若干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同时，推动互联网医院等医疗机构发展新形态，与政府、企业及医疗机构共建“数字医学共享平台”，探索医疗智力、健康数据和设备资源高效配置的新机制，建立基于人员柔性流动、资源高度共享的数字化医学教育、科研与临床服务的生态网络。“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　华东师大供图 公共健康中心将加强与国际顶尖院校与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一批医学领域著名专家受聘担任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成立大会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发来祝贺视频。众多海内外医学领域的院士和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大会。当日，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副市长贺东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校长钱旭红一同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揭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代中医药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脑和行为研究评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疗养院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与康复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系列合作共建中心同日揭牌成立。当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公共卫生安全新挑战下的医学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知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研讨新时代医学与健康人才培养的使命和责任。会议聚焦“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医学与未来医院”三方面内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分别做主旨报告。黄奇帆表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政治、经济、医疗、管理等多个学科，并注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价值创造。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在重塑公共卫生体系过程中是必须突破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各方面的生命伤害，还有经济方面的伤害。”他提出，需认真看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医学教育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健康本身是多因素决定的。黄奇帆指出，在公共卫生教育科研方面应更新理念，扩大规模并提高质量，并表示，“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聚焦公共卫生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医学与健康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尝试，希望研究院可以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培养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说：“再暗的黑夜也会渡过，黎明终将如期而至，除了战胜(新冠肺炎)我们别无选择。”他提出：“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能否防大患于未至？这才是医学、健康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医学的温度体现在刚柔相济。”他倡导“全健康”理论，把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环境健康共同考虑，并认为，这就是科学防治。(完)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干细胞这一具有无限自我更新以及多向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群体，以其分化再生、易获取、低免疫原性、无伦理争议等生物学特性，成功在现代医学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而以干细胞为核心的干细胞疗法也为诸多目前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指明了新方向，成为当下医学研究领域最为热门的方向之一。什么是干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是指利用干细胞或干细胞衍生的细胞，以特殊技术移植到体内，替代体内衰弱或即将凋零的细胞，从根源上恢复机体组织或器官的功能。干细胞疗法的运作方式符合国际临床医学的发展趋势，其将正常的具有功能的干细胞作为供体，以替换患者身体当中的患病或是癌变的细胞，以实现对人体疾病的有效干预。乘风破浪，干细胞疗法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干细胞疗法在国内外的多项临床实验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其在医学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其他诸多新兴科技一样，干细胞疗法也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目前正在向成熟期迈进。 起步1968年，世界上第一列骨髓移植手术的完成，标志着干细胞疗法临床应用的开始。骨髓移植，也叫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说是干细胞最早的临床应用，且目前已经成为白血病等血液系统疾病的主要手段。全球范围内，每年大约有5万例骨髓移植患者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除了造血干细胞之外，1995年，第一例进入临床应用；1998年，第一例胎儿干细胞进入临床应用。发展干细胞疗法的发展初期，曾因一些伦理问题以及其他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因素，而遭到学界的反对，处于发展停滞阶段。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干细胞技术的认知不断加深，其在保障人类健康方面的作用逐渐凸显，干细胞疗法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首次报道人胚胎干细胞（ESC）培养成功。1999和 2000年，《Science》杂志连续2年将干细胞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列 为当年的10大科学突破之首。2007年首次报道人诱导的多能干细胞（iPSC）获得成功。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解除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 2010年，美国FDA又批准胚胎干细胞临床试验，治疗黄斑变性（生成视网膜色素上皮<RPE>）。2011年7月，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准许由FCB-Pharmicell公司开发的心脏病治疗药物Hearticellgram-AMI自7月1日起投放市场销售。2012年，Osiris公司的干细胞产品Prochymal获加拿大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世界首个上市的干细胞治疗药物，用于治疗儿童移植物抗宿主病。2014年，美国FDA批准胚胎干细胞临床试验，治疗 I 型糖尿病（生成胰腺内胚层）。2016年，斯坦福大学干细胞在治疗中风中取得成效，36岁中风患者的Sonia Olea Coontz在此获得治疗，恢复了运动技能。现状从实验室基础性研究到小规模的临床试验研究再到部分干细胞产品的上市，干细胞疗法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向前，为现代医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如今，干细胞技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多个国家将干细胞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全球干细胞治疗行业蓬勃发展，全球已经有15款干细胞产品获批上市，根据clinicaltrials.gov数据显示，全球登记的干细胞治疗临床研究项目已接近7000余项，涉及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代谢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上百种疾病。,未来几年内全球范围将有更多干细胞治疗药物获批上市，开启人类医学的新纪元。总结随着科学家研究的不断深入，干细胞疗法在基础研究和医学领域的优势将会更加凸显，从而极大地推动再生医学的发展，为越来越多的患者带来福音！对此，你怎么看？欢迎转发与留言！

　摘要 　　在认可传统医学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医药在当代获得的成就，本质上是在现代医学技术与理念指导之下取得的结果。　　近日，国际领先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探讨从2018年起，传统中药或将不再需要通过中国的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人体临床试验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中药问题的广泛关注。　　根据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医药法》草案，只要药厂根据“经典名方”生产制剂，就可以免去成本高且周期长的临床试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药监局将共同拟出一份经过批准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对相关药厂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中医本身和患者来说，却不见得。　　将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并不准确，真正准确的分类，应该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我们所说的“中医”，实际上指的便是和现代医学相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十年来，中医药等传统医学，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中药制剂生产拜现代科学成果所赐，获得了长足发展，对国民健康事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在认可传统医学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医药在当代获得的成就，本质上是在现代医学技术与理念指导之下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方法和技术，中医药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和气象，不可能惠及如此多的患者，更不可能得到国家卫生部门的支持与认可。　　要证明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这项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发现，便是一项脱胎自传统医学遗产的现代医学研究成果。让屠呦呦想到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灵感或许确实来自中医古方，但是，屠呦呦在大半辈子的药学研究中所遵循的，无疑是一套严格的现代科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其中，大量且长期的临床试验必不可少。　　没有临床试验，青蒿素这一“医学国宝”就不可能获得国际医学界的权威认可。假如今后的中药制剂生产都可以不经临床试验，只需有古代经典名方为依据即可，其国际认可度恐怕会很低。尽管许多“经典名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但平心而论，千百年来，中草药吃死人的事例也不少，如果没有临床试验来佐证这些经典名方的安全性，患者心中难免担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临床试验，就没有现代医学。今天我们所说的“西医”的历史，其实也不长。直到18世纪，英格兰地区还没有正规的医学院，在临床试验普及之前，西方的医学也不过是依赖各种“传统疗法”，并无太大成就。但是，自从临床试验的观念产生，各种新药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最终铸成了现代医学的药学体系。　　现代医学要求的临床试验，跟传统医学的个人诊察经验不可同日而语。中医的现代化，同样离不开临床医学技术与方法的引入。中药制剂的生产，恐怕不能省却临床试验这一关。　　文/朱达志

trodenal chinese medical作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学生，还没有拿到证书，专业是中西医结合，研讨下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医学不仅有中医，还有藏医，等等少数民族自己的医术，现代医学，我觉得从另一各方面应该叫西方医学，当然我们平常也是叫西医，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医医学的融合。其实，我们的国家并不弱小，只不过是封建王朝走向败亡，不甘败亡，最后的疯狂。而中国又被封建统治的太久了。那个时候，人人都认为西方是先进的，就不免出现极端的情况。认为西方什么都是好的，而中国什么都是落后的。甚至在民国时期，还有人喊出消灭中医的口号。带有偏见的目光看问题，这很明显是不可取的。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断代的国家，历史上，很多文明的消亡都与着疾病密切相关。而中国却往往很快能够控制疾病的传播，甚至是治疗疾病。这都与我们的本土医学，中医脱离不了关系。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医学出现的目的就是防治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在治疗上中西医的目的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就是中西医结合。或许，我们中医能够将西医通化，最后，世界上只有中医的存在。中医是非科学的，目前的现代科技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能够解释的。很多人都在纠结中医是不是科学，其实科学，这个名词才出现几年，中医在秦汉之前就已经明确地出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对于中医，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上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就连现在的医院里，治疗面瘫，大多也是附加针灸治疗中医从开始就吸收了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讲究整体观念，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头病医脚，而西医也在吸收中医的先进理念，从最早的局部，局限，也在向整体论治方面发展。中西方医学，有着不同的治疗手断，没有对2方面深刻的理解是不能够轻易结合的。就像不能把血管就想成血脉。不能把消渴就当成糖尿病一样。对于中西医该怎么结合，我也没有太大的头绪，而且西药与中药之间不良反应的研究也没有进行彻底。我还在学习，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体型与健康密切相关。从身体某些部分的尺寸，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准确率非常高。1、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２、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3、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4、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注：图片来自网络　　　　

发挥优势产学共赢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与联仁健康集团达成战略合作10月9日，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与联仁健康集团在首都医科大学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偕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三方共同启动“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研发与急诊医学CDSS产品研发”项目。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院长徐建立、急诊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郭树彬、副主任梅雪，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副总裁李云飞出席活动。活动由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文斌主持。构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多个领域加强合作为加快推进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的建设，进一步发挥首都医科大学在培养健康产业方面跨界交叉人才的学科优势和优质医疗资源，在王松灵院士，院长助理李文斌，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的共同见证下，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与联仁健康集团副总裁李云飞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仁健康集团将发挥技术优势，与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及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及临床中心的优质临床和科研资源相结合，构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携手在专科专病大数据、基于大数据的创新产品孵化、大数据相关标准、人才培养合作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战略合作签约在签约仪式上，王松灵院士表示，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承载着非常明确的国家使命，在创新健康医疗大数据关键技术，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化融合发展，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前沿交叉和应用发展的跨界领军人才，打造数字健康中国战略新智库，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意义。目前为止，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已经建立起“一个平台四大支撑”，通过打造标准统一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从四个优势学科入手支撑大数据应用方向，并通过完善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的新发展与新突破，助力“健康中国”建设。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表示，多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通过传统信息化系统沉淀了海量的临床数据，这些数据是开展医学科研，辅助诊疗决策，协助医院高效管理的重要支撑，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可以说，在现有的临床资源基础上加上数据的合理应用，必定会让临床科研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推动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转变。但受限于技术的瓶颈和解决方案的缺乏，这一海量的数据资产未能被充分地挖掘和应用。如今，以5G、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催生医疗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这种态势为医院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表示，首都医科大学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学院校，有19所附属医院、21所临床医学院，具备行业领先的优质医疗资源和临床科研能力。联仁集团在筹备期间就积极配合首都医科大学建设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并与首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积极探索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标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目前，经过一年多的紧密协作和扎实准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研发项目已具备启动条件。接下来，联仁健康集团将与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的专家共同制定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及数据治理等标准，打造一套具备行业普遍共识的急危重症专科数据集，研发一套智能化的大数据治理与应用平台，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新型学科发展模式，加快从数据到知识的转化进程，带动科研、临床辅助决策系统(CDSS)的发展和应用，提高疾病诊疗的智能化水平，为提高医疗服务均质化水平提供重要技术支撑。相信作为首个启动的合作项目，一定会大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为我国医学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引领医学的时代革命，助力健康中国早日实现。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推动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研发与急诊医学CDSS产品研发王松灵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院长助理李文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保、院长徐建立、急诊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郭树彬，联仁健康集团董事长戴忠、副总裁邓小宁共同见证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研发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项目合作启动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梅雪介绍，该项目通过研发急危重症专科大数据库及CDSS产品，完成患者全周期全维度全模态数据采集，实现临床业务数据向标准化科研数据的智能转化、统一存储、统一处理与分析。通过构建专科专病标准数据集及数据的分层管理，库表间的高内聚、低耦合，实现数据字段向下可兼容，向上可拓展的目标。由此，将复杂纷乱、多源异构的原始数据经过合理的数据治理过程，形成了优质的专科专病数据库，进而支撑深度数据挖掘、科研产出与CDSS的场景化应用。在项目研发模式中，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由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专家予以顶层设计的指导，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临床专家提供专业的医学输入，在数据集设计、字段加工逻辑、数据质控予以把关，联仁集团投入产品团队、软硬件及产品研发资源，三方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与保障项目的进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对该项目的多中心运营，学科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来引导行业发展、促进急诊医学从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助力健康中国2030早日实现。【编辑:姜雨薇】 【来源：中新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姚霏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疾病是自始至终伴随人类文明演进的现象。人类最初研究疾病主要是探讨疾病的原因及防治方法。疾病史的出现，是对前人应对疾病经验的系统总结。20世纪初的中国，医史学逐渐发展成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疾病史的研究也因此名正言顺。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的疾病社会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以2003年SARS疫情暴发为节点，中国疾病史研究方兴未艾。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疾病史研究，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始终如影随形，并理应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原动力。提倡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的中国疾病史研究近代意义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始于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设有疾病史专章，简要讨论了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肾脏新陈代谢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等五大类35种疾病的名称、诊断及治疗的历史演变，且特别强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1936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成立，疾病史的书写逐渐成为医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60年，以《中华医史杂志》为主要平台，涌现出不少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基于考古发现的疾病史研究、基于经史子集和古代医书的疾病史研究、专病研究，更涌现出了余云岫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范行准的《中国病史新义》等疾病史系统研究的巨著。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导向。如疾病史的系统研究，早期是为解决西医传入后中西疾病名称的对照问题，后期是为了医学教育中学科脉络梳理的需要。而专病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群体性疾病，体现了疾病史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的方向。21世纪以来，从SARS疫情暴发之后的传染病研究热潮到日益兴起的慢性疾病研究，医史学领域的疾病史研究仍然秉持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人类的疾病从来不是 “单纯的自然反应”，疾病的产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受到社会活动和文化环境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身心分离”的生物医学模式暴露了其在医学观和医疗实践上的不足。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从关注生理病理变化扩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社会环境方面的综合治理；从重治轻防转向防治并举，扩大认识疾病的深度和广度。西方的疾病史研究自此开始接纳社会文化史的加入。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港台地区的医疗社会史兴起，不仅关照中国古代的疾病医疗，并开始与现代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理论相结合。2003年，历史学者余新忠在《历史研究》上总结了当时中国 “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特点，包括传统历史研究的边缘、港台研究成果占多、社会史倾向出现和尚未脱离传统医史学研究范畴等，同时坚信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深入 “将会使人们日渐深切地认识到疾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和科学概念,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概念”。2004年，医史学者张大庆指出：“疾病社会史的兴起，将疾病与医学视为整个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将疾病看作病人-医生-社会反应的复合体，拓宽了疾病史的视野，有助于人类更加准确地把握疾病的社会意义。且考察特定社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益于人们把握疾病与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的多重关联。”显然，站在21世纪初的时间维度，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学界还是医史学界，对于疾病史的社会文化转向有了共识。随之而起的便是中国疾病社会史井喷式发展的十余年。总结这一时期疾病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近代疾病史研究平地而起，甚至出现通史性专著，如张大庆的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而古代疾病史研究更强调疾病背后的文化因素；第二、集中研究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麻风等，并出现专门的传染病研究专著，如张泰山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第三、集中研究疾病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和区域社会的应对，如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上述特征与历史学界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史料相对丰富有关，也积极回应了2003年之后中国社会应对SARS疫情的现实需求——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对于烈性传染病的认识、应对，成为当代中国疾病史研究的一大特点。SARS之后的焦点——现代国家的防疫应对学者李化成曾指出：“当前，我国处于公共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在借鉴或总结西方经验教训方面，还是在发掘中国医学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上，历史学家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研究，才是医学社会史的精髓和希望所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历史学界开启了自发的近代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问题意识集中在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立。围绕鼠疫、霍乱等具体疫情的防控研究是近十几年来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口岸城市则成为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实验场和展示台。近十几年来，关于近代防疫体系建设的研究，已经由香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青岛等港口或口岸城市拓展到北京、南京、苏州、安庆，甚至重庆、成都、昆明等西部城市；同时，拓展到这些城市所辐射的区域，关于东北、山东、两湖、福建、广西、云南的防疫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焦润明关注宣统年间应对东北鼠疫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以及舆论界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积极筹措防疫款项等。这些应对措施有效避免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并开启了近代中国的防疫体制。此后，构成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的政府防疫政策、防疫立法、防疫机构设置、中西社会团体与防疫、公共卫生运动、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培养等议题，也被纷纷关注。各类研究都从近代防疫的历史中充分认识到，以“防疫”为契机建立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给中国社会带去深刻而系统的变革。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尽管社会力量对疫病防治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政府的防疫行为依然占据主导作用。另一方面，疾病史研究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跨学科力量以更为多元的视角关注传染病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者李玉尚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角度指出，近代江南的历史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但由于人与微生物环境的不断变化,危机始终存在。社会医学学者甄雪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以实证研究指出，传染病严重破坏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在当代社会，传染病还能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人口流动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导致的传染病新形势，政府应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在疫情应对方面，历史学者崔艳红以危机应对的4R模型,即危机减轻(Re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港英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措施。梅爽则关注近代东北鼠疫防疫过程中的谣言，从传播学和心理学角度指出恐慌是产生谣言的温床，肯定了清政府通过媒体公布防疫章程、普及防疫知识、及时公布每天疫势情况，有力遏止了谣言的传播，同时传播了科学防疫的有效性。学者郭剑鸣考察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运用政治学理论指出，建设一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防疫，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工互补、多层次分担公共危机风险的机制,是现代灾疫政治的当务之急。同时，要将公共危机的挑战成功地转化为整合民心的机遇,形成健康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另一方面，关于近代防疫措施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西医领域。中医学者吴文清汇总近代百年时间内传统中医运用中医防治手段和方法,通过设立特殊的防治机构与西医联手抗疫的史实，为中医防疫保留下了重要的史实。纵观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博硕士论文数量突出，显示出疾病史研究对年轻学者较强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可能囿于视野和素养，以年轻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往往止步于勾勒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成，忽略了反思防疫体系运作背后更为深层的制度或文化因素，如防疫与全球化、防疫与生态、防疫与经济、防疫与中医、防疫与日常生活、防疫与身体规训等。另一方面，和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肆虐不同，20世纪下半叶后，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往往是特殊机缘造成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诸如肺结核、血吸虫病、流行性肝炎、流行性感冒、艾滋病等，显然，历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传染病和防疫工作的历史梳理还有待加强。慢性疾病等现实医学热点是疾病史研究的未来纵观欧美疾病史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疾病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后现代史学等社会思潮的日渐兴起，促使包括疾病史在内的医疗史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和医疗形式的更新进一步拓展了西方疾病史的研究领域。慢性疾病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主要医学热点。疾病史研究的方向，没有脱离疾病本身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从肺结核史、艾滋病史、糖尿病史、癌症史研究，到癫痫、抑郁症、厌食症等较为前沿的精神疾病史研究，陆续被纳入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的范畴。以癌症史为例，作为慢性疾病代表的癌症，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西方社会围绕癌症，在疾病史领域已有大量探索。仅就近二十年而言，西方以癌症为对象，研究这种疾病所引发的国家、社会的应对，即癌症的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热门。如2002年的《抗癌的斗争：法国（1890—1940）》介绍了法国如何调动科学、慈善、伦理、社会、经济、政治力量来抵抗癌症；2005年的《希望的元素：镭与1900—1940年加拿大对癌症的反应》介绍镭锭治疗在加拿大癌症防治领域的应用；2010年的《医生、吸烟和福利国家：英国政府与癌症的斗争（1947—1957）》聚焦英国通过禁烟和提升公共卫生福利来防治癌症的十年；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回顾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癌症认知、防治，尤其详述了美国在该领域的成就，成为癌症史研究领域的巨著。在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中，身体史、观念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乃至环境史、全球史已经成为疾病史的应有之意。因此，亦有直接研究癌症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即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利奥波德的两部著作——《黑色丝带：二十世纪的乳腺癌、妇女和医生》《在雷达之下：癌症和冷战》，剖析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关于乳腺癌的防治问题中是如何相互博弈，聚焦在乳腺癌防治中赋权女性的重要性。《谈判疾病：权力和癌症护理（1900—1950）》通过对大众观念和行为的分析，描绘了癌症患者对传统医学权威的挑战和对健康和治疗的理智选择，揭示出癌症患者、医生、立法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外，也有从观念史（《制造癌症史：在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疾病和发现》）、性别史（《乳腺癌战争》《女人的疾病：宫颈癌的历史》）、物质文化史（《紫杉醇的故事：抗癌药物研制过程中的自然和政治》《神奇子弹：一个微小橙色药丸如何重写癌症病史》《他莫昔芬与乳腺癌：不确定性的治疗管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2011年，学者王小军就指出中国疾病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即重视烈性疾病研究而忽视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重视成为灾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研究。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在肺结核、糖尿病等西方疾病史热门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特别在精神疾病研究领域，涌现出陈秀芬（关于金元明清时期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王文基（关于近代精神卫生医疗的研究）和巫毓荃（关于殖民医学中精神医疗的研究）等研究者的系列论文。而大陆历史学界也开始出现对于结核病、妇科疾病、癌症等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当然，慢性疾病史研究要突破传统医史学研究的藩篱，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还要将医疗保障、医患关系、医学知识传播、病人体验、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等纳入视野。近年来，《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等研究成果成为本土化研究的新尝试。更重要的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反思20世纪以来的“卫生现代化迷思”，关注卫生现代化中的个人权利问题，例如过度医学化对身体的规训、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提出等。这些恰恰都可以在慢性病研究中找到答案。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历史学者高晞认为，目前我国医疗史研究写出的是不懂“病”的“疾病史”和没有“卫生”的“卫生史”。这固然受限于医疗疾病史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但也与部分历史研究者以“外史”为借口逃避对医学知识的学习有关。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