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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美国病了 中国稳了 世界变了哓哓不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美国病了 中国稳了 世界变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美国病了 中国稳了 世界变了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界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和加速演变期。美国大选结束,迎来了“后特朗普时代”;拜登上台,面临的疫情、经济、种族等难题难解。中国迎来“十四五”开篇之年,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世界之变、美国之变、中国之变交织,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全球治理也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特朗普主义”对美国乃至全球造成了哪些影响?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会迎来哪些新变化?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全球格局?百年新变局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美国问题专家袁鹏。谈“特朗普主义”美国“病了” 然后出现了“特朗普主义”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特朗普主义”的出现?这反映了美国国内面临哪些问题?袁鹏:所谓“特朗普主义”,主要是指特朗普政府坚持绝对的“美国优先”,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把美国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样一种执政特征。“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偶然性在于,特朗普是一个非传统的政治人物,这样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执掌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会有一些特殊的风格、特殊的做法,不乏极端、出格的言行。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义”出现背后的必然性。特朗普2016年能够胜选、2020年虽然败选但仍赢得了7500万人的支持,背后其实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在支持着他——近些年来美国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美国其实是“病了”。美国各种矛盾叠加、积重难返,最终导致各种社会问题集中迸发。首先是阶级矛盾。美国过去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级流动性很强。但现在成为了一个哑铃型、金字塔型的社会。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中产阶级逐渐萎缩,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加大。其次是种族矛盾。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模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种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最终体现为种族之间的冲突,去年的美国“黑人命贵”运动就是种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第三个矛盾是代际矛盾。美国老年群体、中年群体、青年群体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一样。还有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少数群体,现在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政治声音。这些群体间的代际矛盾,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化问题凸显。这些矛盾为什么会在近期集中迸发呢?主要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没有因时因势得到阶段性缓解,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进行自上而下的主动的结构性改革。而特朗普上台之后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导致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横行,这些显然不是顺应美国发展的改革。美国几任领导人没有完成一个本该进行的深层次改革,于是各种矛盾由小变大、由个别矛盾演变为多方面矛盾、由表层矛盾变成了深层结构性矛盾。最终在矛盾的激化下,出现了特朗普这个反传统的总统、出现了“特朗普主义”、出现了美国最混乱的四年。谈全球变局“东升西降”之势不可逆 中国需发挥引领作用新京报:现在都在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变”在哪里?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这个变局?袁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于以往的变局,譬如一战、二战、冷战、苏联解体等。这个变局不是通过热战、也不是通过冷战推动,而是一种在变与不变之间潜移默化的改变。到底“变”在哪里?首先,最深刻的一个变化就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也就是“东升西降”。近百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而西方世界出现整体性的低迷,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东升西降”。第二个“变”在于,非传统安全首次具有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意义。过去几百年影响国际格局的基本是大国博弈、军事冲突、冷战、地缘政治,但现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了,譬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生物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历史上首次,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比传统威胁给人类带去更大的灾难。第三个“变”体现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蓄势待发。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以数字经济为核心,以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一堆新科技集中爆发。这一轮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很多都是难以想象的。新冠疫情正好发生在百年新变局之间,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个变局,让这个变局来得更快、更猛,走得更深、更远。新冠疫情对于国际格局的冲突和影响是历史性的。它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或者可以说就是和平时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对人类发起的一场世界大战,几千万人受感染、几百万人死亡,经济几乎全面停滞,贸易、人员往来几乎全面中止。同时,疫情像一面“照妖镜”,把国际政治中被掩盖的一些面貌暴露了出来,譬如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疫情政治化等。新京报: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袁鹏:中国快速崛起引发全世界的不适应,开始考虑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到底是合作还是遏制。随着中国的稳健发展,未来塑造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可能未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变量,中国的发展将会极大地引领百年变局的方向。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新发展阶段,未来更需要把中国放到全球格局里去看,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发展好了,整个全球格局就稳定了一半。我们再发挥一些引领作用、体现大国责任担当,世界就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疫情之下,中国首先控制住疫情,对全球疫情防控就是个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给全球提供一些公共产品,譬如疫情下需要的防护用品、疫苗等,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第二,要提出中国方案,譬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思想,这些为解决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第三,通过一些具体的倡议引领世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譬如一带一路等倡议,就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里坚持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做法。谈2021年的全球挑战疫情仍是首要挑战 地区局部矛盾需警惕新京报:2021年全球面临着哪些挑战?袁鹏:2021年的很多问题仍然是2020年的一个延续。首先,新冠疫情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我们并未看到全球疫情的终点甚至拐点,反而多国出现严重反弹,疫情趋于失控。因此,疫情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冲击依然存在,这也将是2021年最大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全球经济的发展。受疫情影响,除了个别国家外,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是负增长,这在现代经济史上是首次。如果负增长再持续一年,是否会再次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第三,美国国内的分裂会如何进一步演变?毕竟,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决定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必然会深刻影响世界局势。第四,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暗潮涌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野蛮生长,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后果难料。第五,全球长期存在的一些区域冲突在疫情掩盖下被忽视了,但并未消亡。疫情之下,精神压力叠加经济低迷,很可能会反射到地区冲突上,导致地区不稳定加剧。譬如伊朗核问题的走向、阿以和解带来的影响,是否会导致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东北亚区域,朝核问题会否因美国政局变化出现反复;还有多国多区域的政治生态变化等。这些暗流涌动的矛盾,都有可能影响全球。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各国领导人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在行动上加强全球治理,共同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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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嬗变与坚持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严重的全球危机,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冲击。这次疫情产生了深远、全面并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影响,世界既有的发展迹象或加快或出现转折,新的征象也会迅速显现,成为百年大变局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嬗变与坚持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疫情暴发以来,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陷入困境。全球化优化了各国资源配置,深化了国际分工,提升了人类福利,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但非议全球化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声浪突起。这次疫情暴露出全球化的脆弱性,使一些人站到对全球化疑虑、彷徨甚至反对的一边。全球化面临节奏的调整与形式的嬗变。首先,全球产业链的调整难以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停工、物流受阻突然造成产业链的断裂,漫长的产业链使处于链条沿线的国家或企业因为一个零部件生产环节的断供出现整体停摆局面。未来,尽量缩短产业链或使产业链围绕国家周边地区进行就近配置的现象势必显现出来。其次,部分企业向本土回归。疫情暴露了很多国家产业制造体系的短板,不只限于医疗领域。本届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鼓励美国海外企业回归,以振兴实体经济,摆脱过度对外依赖,也有不言而喻的“去中国化”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后,部分国家鼓励企业回归的政策力度会加大。一些国家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也会同步鼓励重建或振兴医疗等关系民生健康的低端、低利润企业,从而保证所谓的“经济主权”或“制造业独立”。再次,全球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出于经济之外的政治、安全因素考虑,在一个威胁多元、利益不一、规则分歧突出的世界,追求大一统可能不再是主要大国的优先目标,虽然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不会停息。美国从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出发,为减少对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金融上的依赖,会加大实施脱钩或半脱钩的政策力度,并带动组成所谓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经济伙伴体系。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将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在区域层面,区域合作会更加受到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大国会加大区域内政策优惠,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将呈现深化发展势头。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化将出现变轨。冷战结束后,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到全球竞争与合作大潮之中,都在抢抓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在未来,对全球化的参与,各国会更加重视卷入的步调与方式的选择,更加平衡社会与市场,更加强调竞争公平,更需要面对公私企业并重。一是社会与市场协调。需要扬弃市场过度的逐利性,兼容社会发展的平衡,兼顾多数人对基本生活维系的诉求,并形成相应的政策配套。二是竞争公平。在未来全球化发展浪潮中,竞争需要有更加宽容、更为公平的环境。发达国家将更多诉求公平贸易,不再愿意为发展中国家让利,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安排。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所谓公平,具有自私本性。发展中国家会更强调规则的公平,强调对不平等国际经济规则的纠偏。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会依据实力的成长,增大对规则重塑的影响力,以寻求建立稍稍有利的竞争规则。规则重构若要形成新的全球共识,需要发达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心态,否则只能是拆分现有制度框架,或者另起炉灶、分道扬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三是正常对待公私企业。西方国家总认为国有企业享受政府政策、税收和采购等便利,西方私营企业难以匹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不时出台政策来打压、限制竞争对手公营企业的投资。中国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不可能放弃公营企业,正如美西方尽管有不少公营企业,也不会放弃私营企业一样。这些企业都是世界经济的微观形态构成,需要世人正视现实,正常对待,差别对待甚至歧视、打压就无法重构未来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无助于提升全球企业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后,包括医疗等公营企业在很多国家会受到鼓励和支持。疫情后时代,全球化步伐不会停息。世界总体发展史观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联系,为人类所向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化会有所调整,但永久性地改变不可能。人们可能因疫情一时退回一隅,但不可能永远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气候变化等种种全球性巨型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接触、互联网金融以及全球远程同步视频技术的发展等,都会扩展并深化人类交往的范围与空间。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化更新的契机。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率先走出疫情防控艰难困境的中国,加快了复工复产的节奏,对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医疗物资援助与医护人员的支持,彰显了一个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其他地方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希望与支持。中国因疫情面临的困难依然突出,对全球化因疫情遭遇的冲击心中有数,护链、补链与建链的任务十分艰巨,非一时可以完成。在努力畅通国内社会、产业和商业循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与国际社会展开深入的抗疫情、保经济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内涵也会因疫情而深化和扩大,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与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抓手。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成为“拯救全球化的主角”,中国的作为将为一个健康、安全、和谐有序的全球化增添全新的动力。《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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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疫情让世界变局来得更快更猛

原标题: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疫情让世界变局来得更快更猛参考消息网6月2日报道(文/连国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近日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新变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缠绕,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地缘格局、全球治理、发展模式莫不遭受重大冲击。尽管疫情仍在发展中,许多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几个重大趋势已然十分明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再次走到十字路口。3月21日,在意大利北部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帕维亚,中国援意抗疫医疗专家组与当地医生交流。中国医疗专家组的紧急援助受到意大利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资料图片)疫情影响堪比世界大战《参考消息》: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有何深远的影响?袁鹏:我觉得影响非常深远。我认为,疫情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可能今后就是这种形式,不一定真刀真枪地打,而是表现为恐怖主义、生化公共危机、气候灾难等。从影响来看,疫情导致全世界经济停摆、人员停止流动,600多万人感染、几十万人死亡,它已经超出一般的局部战争。在疫情之前,国际秩序本来就已经给人将要分崩离析的感觉,这次疫情是又一次猛击,让世界秩序更加支离破碎。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自我沦陷,而且自私自利。中国被美国和西方妖魔化,其他国家都忙于自保,无暇他顾。在这种局面下,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虽然还是一超,但难以独霸,单极已经终结;多极在曲折中发展,有的在上升,有的在下降,并非直线发展。比如欧盟,这次整体实力进一步下滑,它本来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这次疫情又成了重灾区,整个欧洲所受的打击比美国还要大。可以说,疫情把既有的秩序与格局进一步打散了,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这是百年未遇的。疫情不除,世界经济就不会有革命性的起色。更重要的是,各国没有借疫情促成合作,共同走出危机,反而画地为牢、各自为政,导致经济低迷。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疫情让大变局来得更快、更猛。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大考”《参考消息》:自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政客多次无理指责中国,煽动中美“脱钩”。您认为中美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会怎样?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的遏制?袁鹏:在疫情暴发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特朗普的上台为标志,以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为起点,以贸易战的全面开打为特征,中美关系已经呈现与过去40年不一样的面貌。本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成为两国休战的一个暂缓期,用这个契机修复双边关系。疫情大流行本来是修复中美关系的一个机会,但阴差阳错,疫情反而加速中美对抗。表面上的原因,一个是情绪化的互怼,一个是疫情不同步,但是更深层次的是三方面原因。一是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不以疫情为转移的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美国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并且采取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的手段加以遏制、打压,而且这在美国两党似乎形成了共识。疫情就成为美国实现目标的一个机会,而非拉近中美关系的一个黏合剂。二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疫情恰好与美国的选情叠加,特朗普的胜势不能说根本被疫情改变,但如果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其胜选的机会无疑会大幅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切为了拼大选,有助于大选的手段,特朗普都会用。现在看来,经济不是他的优势,内政也不是他的优势,他唯一能够在选举中打的牌可能就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国,指望靠“甩锅”中国赢得连任。三是与美国政客有关系。特朗普身边的涉华高官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对中国的认识普遍缺乏历史的、文化的深层思考,充满根深蒂固的反华情绪。下一步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近期挑战,就是美国借疫情对中国“追责”“索赔”“滥诉”。面对这样一种霸凌行为,中国只能跟它斗争。中期挑战是11月的美国大选。若如期举行,美国共和党会明确把中国当成它大选的主要议题,民主党也会被迫跟进,尽管它想和共和党的策略有所区隔。今年的大选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不仅是议题之一,而且会成为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将导致即使大选结束,中国话题短期也不会消失。无论谁当选,在这个大的政治气候下,也不会马上调整现有的对华政策。从近中期来看,未来两年是中美关系的困难期。大概2022年以后,美国可能真正要跟中国探讨新框架。在思考当前中美关系时,要将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调整的基本方向和近期一些极端动作做区分,要将选举语言和策略同实际政策做区分,要将不可逆转的政策和可以逆转的政策做区分,还要将我们在推进既定战略过程中不可承受的反应同可以承受的反应做区分。如此或可对中美关系的理解更理性、更精准。4月6日,中国援助18个非洲国家的抗疫物资运抵加纳。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重要成效,并积极帮助他国抗击疫情,体现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与大国担当。(许正 摄)战略机遇期仍长期存在《参考消息》:在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您如何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袁鹏: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必须把三个概念放在一起才能理解透。第一个是百年变局论。这个百年,我的理解不是指100年,它是一个虚数,对内契合我们的百年屈辱,好像是一个实数,对外则是若干个百年。第二是在百年变局下派生的历史机遇论。无论是从中国自己100年的发展来看,还是放在全世界整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看,中国的发展态势,是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尽管我们面临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但这只是我们历史机遇期中掀起的几朵浪花而已,它没有改变我们对整个历史机遇期的总体判断。第三是发展风险论。机遇不是盲目的,机遇中还蕴藏着一个个风险,只有摆脱这些风险才能牢牢地把住机遇。如何将机遇期延长呢?首先要理解机遇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机遇需要我们去主动塑造和创造,而且我们具备主动塑造和创造的能力。第二,机遇来自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韧性、发展潜力还有很多没有释放出来,新时期更要深化改革开放。第三,机遇可能取决于如何处理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虽然中美关系处在一个紧绷状态,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中欧关系从历史来看也是处在最好时期,中日关系正在转圜,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总体稳定。相比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美欧关系的变局,中国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态势。把国际关系运筹好、处理好,是我们确保机遇期的一个重要条件。最后,我们不能为了维持机遇期而犯两个错误。第一,不能为了机遇而机遇,为维护机遇期却伤害中国的主权、发展的事情绝不能干,比如香港、台湾问题,该出手时还得出手。第二,不要犯一些颠覆性错误,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把整个历史机遇期这个大的势头打乱了,那就得不偿失。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之,“百年变局论”“历史机遇论”“发展风险论”是个整体,只有系统地、全面地、辩证地加以认识,才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今日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最根本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参考消息》:在“两个一百年”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应该如何继往开来、谋定而动?袁鹏:疫情没有改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这个变局来得更快更猛。它没有改变中国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历史机遇期的总体判断,只是机遇的把握难度更大。同时,中国从疫情中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方面。第一,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的时期,率先复工复产复学。第二,以两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既定的国家战略议程没有因为疫情发生根本性逆转,还是有条不紊地推进既定战略议程。疫情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发展的方向、战略,在美欧仍然是重灾区、全世界一片低迷的时候,中国的处境依然是最好的。尤其是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这是中国下一阶段信心的源头之所在。但与此同时,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们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跟世界的关系面临着重塑,这是过去几十年没见到的新态势。我们要准确把握各国在灾情时期的心态,要以大度、宽容、包容、理性的姿态和世界重新建立关系。我们要利用疫情和“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放慢一下脚步,整理一下思绪,收拾一下心情。全面梳理过去40年,为第二个百年再出发奠定新的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了过去40年的超高速发展。现在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新时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那句老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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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变局凸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专访:疫情和变局凸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专访:疫情和变局凸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新华社记者陈瑶 刘锴 李家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日前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局面凸现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与各方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并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等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袁鹏认为,这些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实践不断深化,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丰富。袁鹏说,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他还表示,疫情更加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和魅力。这一倡议顺应时代潮流。人们看到,它追求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同时惠及其他国家。袁鹏在谈到今年的国际形势时说,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力量的内外政策以及美欧等重要关系中都会出现变量,这将给全球局势带来诸多挑战,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个有效的解题思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袁鹏认为,疫情终将过去,中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内外战略,加强“一带一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袁鹏指出,面对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局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凝聚全球力量、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应持之以恒地进行推进,并进一步完善其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国际引领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编辑:苑菁菁】【来源:中新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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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疫情和变局凸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专访:疫情和变局凸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新华社记者陈瑶 刘锴 李家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日前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局面凸现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与各方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并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等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袁鹏认为,这些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实践不断深化,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丰富。袁鹏说,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他还表示,疫情更加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和魅力。这一倡议顺应时代潮流。人们看到,它追求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同时惠及其他国家。袁鹏在谈到今年的国际形势时说,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力量的内外政策以及美欧等重要关系中都会出现变量,这将给全球局势带来诸多挑战,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个有效的解题思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袁鹏认为,疫情终将过去,中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内外战略,加强“一带一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袁鹏指出,面对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局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凝聚全球力量、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应持之以恒地进行推进,并进一步完善其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国际引领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来源:新华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老虎连

胡仕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

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主要是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及涉藏问题研究。2004年8-12月,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研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巴友协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澜湄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曾被中央民族大学受聘为“985”工程外聘专家。

荡荡默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中美需寻求建立稳定的关系框架

9月6日,由太和智库发起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每经智库战略合作的“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在线上开幕,活动将持续至9月12日。本届论坛延续“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这一核心主题,重点围绕国际关系、前沿科技、教育文化、青年对话四个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在6日晚间举办的“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重磅嘉宾围绕“中美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以“中美管理‘战略竞争’的可能性”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他表示,在中美关系的结构转变过程中,需要对失衡关系状态下的战略竞争加以管理,以避免形势失控而走向对抗。“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对战略竞争的真正管理,取决于中美能否基于现实合理认识和妥善处理新格局下的战略竞争,并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框架。”崔立如(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中美关系中政经不分难以改变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当前似乎并不明朗。“自中国被确定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战略竞争遂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所谓“挑战者”,其主要含义是对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包括经济金融、军事、政治、科技等诸多方面。”崔立如分析道。在崔立如看来,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上,可以分为现实和强硬两派政策思想。“现实派的基本观点是,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但主要战略对手并非主要敌人,除了对中国崛起的势头进行必要的遏制,还要考虑为应对诸多现实的共同挑战的合作需要。”他解释道,“强硬派则认为,必须立刻采取全面的对华遏制政策,与中国关系脱钩是当下最重要的措施。”随着美政府对TikTok的制裁一波未平,美国针对微信的行政禁令一波又起,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的转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崔立如曾表示,“政经分离”是此前中美关系长期以来能够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当前中美关系中政经难以分割的趋势愈发明显,两国应当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政经现在已经不分离了,这种状况不是说绝对不可改变,但是要改变起来不容易。当前(中美关系)大结构的转变趋势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在合理认识这一形势的情况下,采取一种更加理智、智慧的方式来处理分歧,这就要取决于当政者。”崔立如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说道。“后疫情时代”存在关系回暖契机在崔立如看来,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结构复杂,美国鹰派的政策主张并非就是中美关系演变的必然趋势。虽然中美关系在大结构上不会有太大改变,短期内美国的政治演变进程将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但还需要指出,由此产生的对华政策变化不会是根本性的。”崔立如表示,“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对战略竞争的真正管理,取决于中美能否基于现实合理认识和妥善处理新格局下的战略竞争,并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架构。”“这种新的关系框架,一定程度上也是要避免重蹈历史大国对抗的覆辙,同时也是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大国关系。即便是大国竞争,这种竞争也是和以往有所区别的。”他告诉记者。崔立如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决策者的积极观念和政策思想引导;另一条途径是为形势发展所倒逼,促使双方回到进行建设性对话和重建平衡的轨道上。而随着全球逐步进入“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也存在回暖的契机。“在应对疫情发面,中美两国进行合作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这是肯定的。中国很可能是最早拿出疫苗的国家,到时美国要不要中国的疫苗?但是,两国是不是要合作,还是一个问号,有待于双方的领导人来回答,主要是美方的领导人。”崔立如这样说道。

复来求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欧洲政策中心举办视频对话会

9月17日,我院与欧洲政策中心(EPC)共同举办了国际视频对话会,来自中国和欧洲国家近30名专家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冯仲平副院长和张健院长助理出席研讨会并做发言。冯仲平副院长(中)与张健院长助理(右)参加会议冯仲平副院长指出,中欧双方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视角来看待彼此,以更加平衡的方式来评估中欧关系。中欧双方在世界经济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全球重要的战略性力量和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两极,双方的合作对于维护基于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意义重大。在当前全球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中欧双方有责任共同维护。在经济方面,疫情后中欧乃至世界都面临如何重建经济的重大课题,中欧之间对彼此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成为中欧深化经济合作的动力和潜力。张健院长助理指出,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政策,全球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中欧双方均深受冲击。欧盟正努力推进战略自主建设,积极维护“数字主权”“金融主权”“安全主权”。中国对欧政策是一贯的、连续的、可预期的,即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洲的联合自强。新形势下,中欧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所未有。中欧双方应着眼长远,拓展合作面,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增互信,以合作稳多边。中欧双方其他参会代表指出,未来中欧应共同推动构建《中欧合作2025战略规划》,以成果落实和共同行动来滋养双方之间的信任,中欧双方在看待彼此政策举措的时候,应当更加关注寻求合作面和利益交叉点,双方在绿色经济、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期待转变为合作的新增长点。双方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欧之间在正视差异和分歧的同时,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来加以化解,并且将更多精力聚焦于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来自中欧双方专家学者通过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深入和坦诚的交流,全面展望了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的发展愿景,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有助于增信释疑、减少误解。同时,中欧之间的智库对话本身就是中欧关系合作的生动体现,双方加强交流将为中欧关系提供更多积极信号,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丁一山

欧洲正在“公开说再见”?

■本报记者 陆依斐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纷争不断,在安全、经贸和国际治理等多领域矛盾凸显。新冠疫情更令欧美关系雪上加霜。 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曾经截留运往德国和法国的口罩,从当时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擅自运走病毒检测试剂盒,甚至企图将德国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果据为己有……在特朗普任期接近尾声时,美国还不忘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 如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受待见”,似乎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的又一鲜明体现。 路透社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他们对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感到疲惫不堪,渴望与当选总统拜登建立新的联系。 “近四年来,欧洲对特朗普执政对美欧关系造成的破坏早就不满,只不过敢怒不敢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说,加之国会骚乱进一步凸显特朗普的“危险性”,以及目前权力移交已无悬念,欧洲颇有对特朗普“公开说再见”的意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成昊也指出,近四年来,美欧关系在经贸和安全等领域经历波折。特朗普奉行的民粹主义等思潮与欧洲主流背道而驰,刚刚过去的大选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收尾之行未能如愿,对蓬佩奥及特朗普政府来说或为遗憾”,但也体现出欧洲迫切期待拜登政府上台后对跨大西洋关系做出调整。 韦宗友也认为,欧洲已经着眼“翻篇”,希望在拜登入主白宫后重启美欧关系。 《华盛顿邮报》指出,蓬佩奥经常在出访时吹嘘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但他此次计划访欧之际,正值美国国内陷入动荡,众议院民主党人再次推动弹劾特朗普,以及美国新冠疫情肆虐之时。 “一些外交官对蓬佩奥的北约之行感到不安,他们急于翻过‘特朗普时代’这一页,不想参与蓬佩奥‘为了2024年的目标而进行的自我推销’。”《华盛顿邮报》写道。

奖学金

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张茂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重要“法宝”。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近年来,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在保持本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对外开放升至新高度。首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不断缩短。2017-2020年,中国连续四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由93项、122项减至33项、30项,在金融、汽车等行业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提振了外商投资信心。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情绪高涨,而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了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开放水平,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其次,对外自贸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实现新的重大突破。2020年11月15日,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涵盖东盟10国+区域5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全球最大自贸区诞生。在全球贸易体系新一轮重构中,RCEP是中国构建全球高质量自贸网络的重要基石,它的签署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产生深远影响。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宣告完成,展现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将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市场准入、更好营商环境和更有力制度保障。更大更深入的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在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世界贸易和投资大幅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经济和对外合作逆势上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下降4.4%。而根据最新公布数据,中国GDP增长了2.3%,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连续下滑背景下,2017-201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达到1363亿美元、1383亿美元、141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初步估算,202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再次超过1400亿美元,并创历史新高,而全球FDI预计下滑40%。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正增长,比上年增长1.9%。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强劲“逆风”中保持和扩大了与各国的互利合作,实属不易。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2020年11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如期举办这一全球贸易盛会,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经过三年的发展,进博会已经成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四大平台,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世界能够从进博会的举办,深切感受到中国扩大开放的诚意和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信心。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受到各国企业界高度青睐,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扩大对华经贸合作视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多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30%以上,成为处在艰难困顿中的世界经济的一抹亮色。当前,中国已经成为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成为重要对外投资国。尤其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强化与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前,在新冠疫情肆虐背景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没有止步,并展现出巨大韧性,为各国抗击疫情、稳定经济、保障民生发挥着重要作用。“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成为新的合作亮点。2020年,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参与方的东盟,已经跃升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近期,在疫情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情况下,中国作为重要债权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DSSI),并通过双边、多边磋商进行债务重组,与相关国家共克时艰。展望未来,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格局中,中国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将更加坚实。中国政府《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我们相信,今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将给各国带来更大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获得更多认同。(责任编辑:郭素萍)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