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主要是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及涉藏问题研究。2004年8-12月，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研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巴友协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澜湄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曾被中央民族大学受聘为“985”工程外聘专家。

来源：经济日报当前全球变局下，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重新趋于复杂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王莉认为，中东欧地区政治新态势增加了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复杂性。中方一直强调，“17+1”平台不是地缘政治平台，而是经贸人文合作的平台。而且中国已以实际行动对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合作新挑战作了回应。第一，强调合作的互利和务实。中国和中东欧的贸易在“16+1”和“一带一路”框架下一直在持续增长，但是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存在。中国近两年来在想方设法改善双方贸易中的逆差问题：宁波的中东欧博览会从地方级转为国家级，上海进博会邀请中东欧国家参加，对中东欧优质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这些都是促进贸易平衡的实实在在的措施。从数字上来看，中方的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虽然贸易逆差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朝着好的方向迈进。第二，倡导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表达了愿意与中东欧国家继续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希望。同时，中国始终十分重视回应欧洲的关切，强调这是对中欧关系一个有力的补充。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今年“16+1全球伙伴中心”正式建立，推动帮助双方企业更好地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欧盟的法律法规，这也是中国在与中东欧合作中充分尊重欧盟法规的生动体现。第三，重视合作的创新性。正视双方对于发展的共同需求，通过协调与对话不断改善合作条件，寻求合作动能。一是创新合作方式。比如中小企业的合作、地方合作，均是在双方长期合作中不断探索出来的，符合中东欧国情，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二是创新合作内容。创新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发展经济、提升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经济的合作，对于双方创新发展都有助力。第四，重视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用好并扩大双方均兴趣日增的地方合作以及旅游、卫生、体育、智库交流等，通过人文交流的方式来增进了解，化解疑虑，构建信任。其中，旅游业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双方民众的沟通和了解，有望成为一个持续合作的增长点。总之，中国与中东欧加强合作，符合双方的需求，有助于中欧关系整体发展，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良好发展前景。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严重的全球危机，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冲击。这次疫情产生了深远、全面并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影响，世界既有的发展迹象或加快或出现转折，新的征象也会迅速显现，成为百年大变局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嬗变与坚持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疫情暴发以来，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陷入困境。全球化优化了各国资源配置，深化了国际分工，提升了人类福利，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但非议全球化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声浪突起。这次疫情暴露出全球化的脆弱性，使一些人站到对全球化疑虑、彷徨甚至反对的一边。全球化面临节奏的调整与形式的嬗变。首先，全球产业链的调整难以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停工、物流受阻突然造成产业链的断裂，漫长的产业链使处于链条沿线的国家或企业因为一个零部件生产环节的断供出现整体停摆局面。未来，尽量缩短产业链或使产业链围绕国家周边地区进行就近配置的现象势必显现出来。其次，部分企业向本土回归。疫情暴露了很多国家产业制造体系的短板，不只限于医疗领域。本届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鼓励美国海外企业回归，以振兴实体经济，摆脱过度对外依赖，也有不言而喻的“去中国化”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后，部分国家鼓励企业回归的政策力度会加大。一些国家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也会同步鼓励重建或振兴医疗等关系民生健康的低端、低利润企业，从而保证所谓的“经济主权”或“制造业独立”。再次，全球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出于经济之外的政治、安全因素考虑，在一个威胁多元、利益不一、规则分歧突出的世界，追求大一统可能不再是主要大国的优先目标，虽然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不会停息。美国从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出发，为减少对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金融上的依赖，会加大实施脱钩或半脱钩的政策力度，并带动组成所谓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经济伙伴体系。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将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在区域层面，区域合作会更加受到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大国会加大区域内政策优惠，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将呈现深化发展势头。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化将出现变轨。冷战结束后，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到全球竞争与合作大潮之中，都在抢抓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在未来，对全球化的参与，各国会更加重视卷入的步调与方式的选择，更加平衡社会与市场，更加强调竞争公平，更需要面对公私企业并重。一是社会与市场协调。需要扬弃市场过度的逐利性，兼容社会发展的平衡，兼顾多数人对基本生活维系的诉求，并形成相应的政策配套。二是竞争公平。在未来全球化发展浪潮中，竞争需要有更加宽容、更为公平的环境。发达国家将更多诉求公平贸易，不再愿意为发展中国家让利，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安排。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所谓公平，具有自私本性。发展中国家会更强调规则的公平，强调对不平等国际经济规则的纠偏。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会依据实力的成长，增大对规则重塑的影响力，以寻求建立稍稍有利的竞争规则。规则重构若要形成新的全球共识，需要发达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心态，否则只能是拆分现有制度框架，或者另起炉灶、分道扬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三是正常对待公私企业。西方国家总认为国有企业享受政府政策、税收和采购等便利，西方私营企业难以匹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不时出台政策来打压、限制竞争对手公营企业的投资。中国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不可能放弃公营企业，正如美西方尽管有不少公营企业，也不会放弃私营企业一样。这些企业都是世界经济的微观形态构成，需要世人正视现实，正常对待，差别对待甚至歧视、打压就无法重构未来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无助于提升全球企业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后，包括医疗等公营企业在很多国家会受到鼓励和支持。疫情后时代，全球化步伐不会停息。世界总体发展史观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联系，为人类所向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化会有所调整，但永久性地改变不可能。人们可能因疫情一时退回一隅，但不可能永远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气候变化等种种全球性巨型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接触、互联网金融以及全球远程同步视频技术的发展等，都会扩展并深化人类交往的范围与空间。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化更新的契机。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率先走出疫情防控艰难困境的中国，加快了复工复产的节奏，对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医疗物资援助与医护人员的支持，彰显了一个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其他地方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希望与支持。中国因疫情面临的困难依然突出，对全球化因疫情遭遇的冲击心中有数，护链、补链与建链的任务十分艰巨，非一时可以完成。在努力畅通国内社会、产业和商业循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与国际社会展开深入的抗疫情、保经济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内涵也会因疫情而深化和扩大，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与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抓手。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成为“拯救全球化的主角”，中国的作为将为一个健康、安全、和谐有序的全球化增添全新的动力。《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8日 12版）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全球供应链变革的喜与忧魏 亮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贸易增速下滑、出口商品中的外来附加值降低等迹象，似乎预示着全球供应链正在收缩，同时也变得更加脆弱。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始于现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刊发的文章指出，早在这些干扰因素出现之前，全球供应链已经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的作用下变得更短、更智能、更快捷。自15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及其附属的供应链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各国需求的增长、国际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从现实看，新技术的应用，使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更强、反应速度更快、指向更精准。这一变化是世界经济在危机后重塑、主要市场需求转型升级、企业经营模式转变和新技术进步共同塑造的结果。经济不景气促使企业通过精细化运作来节约成本；消费升级使商品供应的及时性与物美价廉同样重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数字贸易的兴起，带动了供应链嬗变，“还未下单支付，货就已经在路上”。各种数据的深度交汇和匹配，激发和创造了新的需求，它在吞噬传统工作岗位的同时，带动机器人成为生产和物流的主力，同时减弱了对产地的制约。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就是，传统商业模式正在衰退，而电商方兴未艾。从全球科技巨头到普通杂货商店都在被倒逼进行供应链变革。IBM公司曾经因为不能追踪和控制产品物流，大量计算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积压了一个月。如今，该公司已开始使用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开展产品追踪。那些难以跨国运输和量少价高的零配件，可以通过跨境数据传输加3D打印的方式快速生产、销售和配送。新技术对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好处显而易见，风险和隐患也不容忽视。从网络安全的角度看，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在经济社会领域广泛应用，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与数量不断扩张，网络攻击也将带来更大规模的损失。从数据安全的角度看，由于数据的跨境流动与频繁使用，防范数据滥用、加强隐私保护、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挑战凸显。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国家开始围绕保护数据安全建章立制。一些科技巨头滥用数据的行为得到惩罚。但是如何使这些新科技既利于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供应链变革，又保证国家和个人的安全，依旧是难解之题。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70余个国家已就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开展探索性研究和初步谈判，但这还远远不够。让全球供应链插上科技的翅膀腾飞，变得更清晰、便捷和安全，仍然需要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企业间更加广泛的协作。

崔立如（中） 图片来源：太和文明论坛2018年9月7日至9日，由太和智库发起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战略合作的第二届“太和文明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召开期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中美关系问题专家崔立如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多极相互之间纵横捭阖的趋势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间发展的态势。崔立如认为，现在世界处在一个大的转变时期，这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在经历重大的变革，这种转变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原来所建立的一种平衡方式现在打破了，打破的原因就是实力发生了变化。崔立如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跟欧洲在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但欧洲跟美国也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完全建立一致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崔立如介绍：“现在世界发展转变是向多极世界转变，多极世界原来是以美国主导、美国霸权为中心的架构，现在各个不同的力量都在起来，特别是在地区层面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这种大的变化有一点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大国之间以及地区、国家之间采取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的方式。”崔立如举例称，日本在特朗普蛮横的做法下，觉得自己的损害也是很严重的。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改善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以增强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就是相互之间借用的力量。每日经济新闻

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主要是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及涉藏问题研究。2004年8-12月，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研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巴友协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澜湄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曾被中央民族大学受聘为“985”工程外聘专家。

参考消息网6月2日报道（文/连国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近日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新变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缠绕，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地缘格局、全球治理、发展模式莫不遭受重大冲击。尽管疫情仍在发展中，许多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几个重大趋势已然十分明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再次走到十字路口。3月21日，在意大利北部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帕维亚，中国援意抗疫医疗专家组与当地医生交流。中国医疗专家组的紧急援助受到意大利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资料图片)疫情影响堪比世界大战《参考消息》：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有何深远的影响？袁鹏：我觉得影响非常深远。我认为，疫情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可能今后就是这种形式，不一定真刀真枪地打，而是表现为恐怖主义、生化公共危机、气候灾难等。从影响来看，疫情导致全世界经济停摆、人员停止流动，600多万人感染、几十万人死亡，它已经超出一般的局部战争。在疫情之前，国际秩序本来就已经给人将要分崩离析的感觉，这次疫情是又一次猛击，让世界秩序更加支离破碎。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自我沦陷，而且自私自利。中国被美国和西方妖魔化，其他国家都忙于自保，无暇他顾。在这种局面下，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虽然还是一超，但难以独霸，单极已经终结；多极在曲折中发展，有的在上升，有的在下降，并非直线发展。比如欧盟，这次整体实力进一步下滑，它本来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这次疫情又成了重灾区，整个欧洲所受的打击比美国还要大。可以说，疫情把既有的秩序与格局进一步打散了，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这是百年未遇的。疫情不除，世界经济就不会有革命性的起色。更重要的是，各国没有借疫情促成合作，共同走出危机，反而画地为牢、各自为政，导致经济低迷。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疫情让大变局来得更快、更猛。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大考”《参考消息》：自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政客多次无理指责中国，煽动中美“脱钩”。您认为中美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会怎样？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的遏制？袁鹏：在疫情暴发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特朗普的上台为标志，以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为起点，以贸易战的全面开打为特征，中美关系已经呈现与过去40年不一样的面貌。本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成为两国休战的一个暂缓期，用这个契机修复双边关系。疫情大流行本来是修复中美关系的一个机会，但阴差阳错，疫情反而加速中美对抗。表面上的原因，一个是情绪化的互怼，一个是疫情不同步，但是更深层次的是三方面原因。一是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不以疫情为转移的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美国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并且采取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的手段加以遏制、打压，而且这在美国两党似乎形成了共识。疫情就成为美国实现目标的一个机会，而非拉近中美关系的一个黏合剂。二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疫情恰好与美国的选情叠加，特朗普的胜势不能说根本被疫情改变，但如果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其胜选的机会无疑会大幅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切为了拼大选，有助于大选的手段，特朗普都会用。现在看来，经济不是他的优势，内政也不是他的优势，他唯一能够在选举中打的牌可能就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国，指望靠“甩锅”中国赢得连任。三是与美国政客有关系。特朗普身边的涉华高官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对中国的认识普遍缺乏历史的、文化的深层思考，充满根深蒂固的反华情绪。下一步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近期挑战，就是美国借疫情对中国“追责”“索赔”“滥诉”。面对这样一种霸凌行为，中国只能跟它斗争。中期挑战是11月的美国大选。若如期举行，美国共和党会明确把中国当成它大选的主要议题，民主党也会被迫跟进，尽管它想和共和党的策略有所区隔。今年的大选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不仅是议题之一，而且会成为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将导致即使大选结束，中国话题短期也不会消失。无论谁当选，在这个大的政治气候下，也不会马上调整现有的对华政策。从近中期来看，未来两年是中美关系的困难期。大概2022年以后，美国可能真正要跟中国探讨新框架。在思考当前中美关系时，要将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调整的基本方向和近期一些极端动作做区分，要将选举语言和策略同实际政策做区分，要将不可逆转的政策和可以逆转的政策做区分，还要将我们在推进既定战略过程中不可承受的反应同可以承受的反应做区分。如此或可对中美关系的理解更理性、更精准。4月6日，中国援助18个非洲国家的抗疫物资运抵加纳。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重要成效，并积极帮助他国抗击疫情，体现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与大国担当。（许正 摄）战略机遇期仍长期存在《参考消息》：在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您如何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袁鹏：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必须把三个概念放在一起才能理解透。第一个是百年变局论。这个百年，我的理解不是指100年，它是一个虚数，对内契合我们的百年屈辱，好像是一个实数，对外则是若干个百年。第二是在百年变局下派生的历史机遇论。无论是从中国自己100年的发展来看，还是放在全世界整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看，中国的发展态势，是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尽管我们面临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但这只是我们历史机遇期中掀起的几朵浪花而已，它没有改变我们对整个历史机遇期的总体判断。第三是发展风险论。机遇不是盲目的，机遇中还蕴藏着一个个风险，只有摆脱这些风险才能牢牢地把住机遇。如何将机遇期延长呢？首先要理解机遇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机遇需要我们去主动塑造和创造，而且我们具备主动塑造和创造的能力。第二，机遇来自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韧性、发展潜力还有很多没有释放出来，新时期更要深化改革开放。第三，机遇可能取决于如何处理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虽然中美关系处在一个紧绷状态，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中欧关系从历史来看也是处在最好时期，中日关系正在转圜，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总体稳定。相比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美欧关系的变局，中国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态势。把国际关系运筹好、处理好，是我们确保机遇期的一个重要条件。最后，我们不能为了维持机遇期而犯两个错误。第一，不能为了机遇而机遇，为维护机遇期却伤害中国的主权、发展的事情绝不能干，比如香港、台湾问题，该出手时还得出手。第二，不要犯一些颠覆性错误，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把整个历史机遇期这个大的势头打乱了，那就得不偿失。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之，“百年变局论”“历史机遇论”“发展风险论”是个整体，只有系统地、全面地、辩证地加以认识，才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今日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最根本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参考消息》：在“两个一百年”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应该如何继往开来、谋定而动？袁鹏：疫情没有改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这个变局来得更快更猛。它没有改变中国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历史机遇期的总体判断，只是机遇的把握难度更大。同时，中国从疫情中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方面。第一，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的时期，率先复工复产复学。第二，以两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既定的国家战略议程没有因为疫情发生根本性逆转，还是有条不紊地推进既定战略议程。疫情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发展的方向、战略，在美欧仍然是重灾区、全世界一片低迷的时候，中国的处境依然是最好的。尤其是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这是中国下一阶段信心的源头之所在。但与此同时，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们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跟世界的关系面临着重塑，这是过去几十年没见到的新态势。我们要准确把握各国在灾情时期的心态，要以大度、宽容、包容、理性的姿态和世界重新建立关系。我们要利用疫情和“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放慢一下脚步，整理一下思绪，收拾一下心情。全面梳理过去40年，为第二个百年再出发奠定新的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了过去40年的超高速发展。现在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新时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那句老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专访：疫情和变局凸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专访：疫情和变局凸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新华社记者陈瑶 刘锴 李家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日前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局面凸现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与各方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并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等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袁鹏认为，这些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实践不断深化，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丰富。袁鹏说，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他还表示，疫情更加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和魅力。这一倡议顺应时代潮流。人们看到，它追求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同时惠及其他国家。袁鹏在谈到今年的国际形势时说，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力量的内外政策以及美欧等重要关系中都会出现变量，这将给全球局势带来诸多挑战，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个有效的解题思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袁鹏认为，疫情终将过去，中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内外战略，加强“一带一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袁鹏指出，面对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局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凝聚全球力量、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应持之以恒地进行推进，并进一步完善其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国际引领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编辑:苑菁菁】【来源：中新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12月28日，第二届中国金融安全论坛于在北京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江涌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