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中研研究

来源：中国经营报社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继收购上海恩捷、江西通瑞、苏州捷力之后，恩捷股份（002812.SZ）再次在锂电池隔离膜领域并购加码。8月7日，恩捷股份公告披露，其拟收购云天化集团持有的纽米科技1.59亿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54.76%），拓展3C消费类锂电池隔离膜市场。但财务数据显示，纽米科技的业绩表现并不乐观。2019年，其营业收入1.37亿元，净利润亏损2.21亿元，毛利率从2017年的34.85%下降到2019年的-22.44%。对于上述收购事宜，《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恩捷股份方面采访，对方表示目前处于半年报准备期，不便接受采访。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很多企业都在消化现有产能，恩捷股份现阶段大规模扩产，并不会导致行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标的公司亏损纽米科技是一家专门从事锂电池隔离膜生产及经营的公司。2019年纽米科技出货7700万平方米，行业市占率2%，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37亿元、-2.21亿元。对于业绩亏损的原因，纽米科技方面表示，由于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导致销售收入减少；装置检修及生产订单不饱和、昆明纽米与重庆纽米停产产生损失、昆明纽米生产线不能满负荷运行、生产线设备利用率不高等因素使得净利润下滑。中研普华研究员刘恒辉告诉记者，随着资本疯狂涌入，整个锂电池隔膜行业的竞争已经日趋激烈，价格战也随之打响，湿法隔膜的价格已经从2015年初的5.0元/平方米下滑至2019年的2.2元/平方米，行业内尾部企业开始出现亏损。事实上，纽米科技业绩亏损并非个例，同行业中的双杰电气（300444.SZ）曾公告表示，由于2019年锂电池隔膜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连续走低，其控股子公司东皋膜因生产经营困难而决定停产。在此背景下，胜利精密（002426.SZ）、长园集团（600525.SH）等纷纷出售旗下隔膜资产。其中，胜利精密拟以20.2亿元将苏州捷力100%股权转让给恩捷股份；长园集团引入中材科技等战略资本让出湖南中锂控制权。如今，经过技术战、价格战等洗礼后，隔膜领域两极分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行业进一步集中，龙头企业效应明显；中小企业面临淘汰，跨界入局企业也在逐步退出。恩捷股份方面表示，其收购纽米科技，意在拓展3C消费类锂电池隔离膜市场和客户范围、提高3C消费类锂电池隔离膜的销售收入。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恩捷股份现阶段大规模并购扩张，源于其下游客户也在扩张。但尽管如此，恩捷股份的扩产并不会导致行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产能利用率之忧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恩捷股份2019年锂电湿法隔膜出货量8.6亿平方米，在国内和全球皆排行第一。在此次收购纽米科技之前，恩捷股份就已数次募资扩张。今年2月，恩捷股份计划通过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16亿元，继续锂电池隔膜产能扩张；此后3月，恩捷股份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拟募集资金50亿元，其中35亿元用于锂电池隔膜产能扩张。大规模连续扩张产能引来证监会关注。证监会在反馈意见中提出，截至2019年末，恩捷股份湿法隔膜产能达到23亿平方米，2019年实际出货量超过8亿平方米，产能利用率较低，要求恩捷股份方面就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合理性作出解释。恩捷股份方面表示，到2025年之前，其主要客户预计锂电池的整体产能将超过544GWh。假设按照1GWh锂电池对应隔膜需求1500万平方米估算，现有客户在2025年之前将有超过81.6亿平方米锂电隔膜需求。不过，恩捷股份终端下游新能源汽车近期出现低迷。受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影响，新能源车销量有所下滑。根据中汽协统计，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较2018年分别下滑2.3%、4%。另据起点研究院（SPIR）数据，2020年1～7月新能源汽车产量约为44.8万辆，同比下降34.4%。在刘恒辉看来，目前，整个锂电池隔膜行业的产能已经明显过剩，恩捷股份在明知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还在疯狂投产，就是为了在技术和成本上保持竞争力，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刘恒辉向记者分析，近年来，随着新产能的投放，我国锂电池隔膜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供给过剩，隔膜行业产能利用率已经处于30%～50%的低位水平，恩捷股份的产能利用率也长期处于50%以下的水平，2019年更是下滑至40%左右的水平；再加上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开始下滑，下游的需求释放将被抑制，因此，恩捷股份此时扩产存在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不过，恩捷股份方面却表示，2017年～2019年及2020年一季度，其主要湿法隔膜生产基地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102.59%、77.93%、83.46%和57.86%。今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游客户整体开工率不足。同时，2017年～2019年，在产能产量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其产销率分别为74.82%、74.75%、67.75%，保持行业较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恩捷股份方面提及的2019年产能利用率数据与业内人士的分析存在较大差异。恩捷股份方面表示，其锂电池隔膜产能主要以母卷的理论产能衡量。母卷的理论产能，即为机器的设计产能。实际生产中，由于客户对于不同产品的转速和幅宽有特定的要求，因此实际产能与理论产能存在区别。例如，无锡恩捷生产线可以按60米/分钟运行，而为满足部分客户对于其产品特殊性能等要求，实际生产时需按30米/分钟运行，实际产能仅为理论产能的一半。此外，产线在建成投产后，达到稳定生产需要1～2年的产能爬坡时间。因此实际产能达到理论产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扩张致负债承压大量的产能扩张，使得恩捷股份对资金的需求上升。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末，恩捷股份资产负债率59.97%，同比上升12%；2017年到2019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8.79%、47.13%和59.97%。此外，恩捷股份2019年有息负债50.86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增长187.09%，金额增长17.4亿元，达26.70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4.48亿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合计为31.18亿元。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恩捷股份的货币资金余额为10.12亿元，其中受限资金2.96亿元。另外，恩捷股份还存在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问题。2017～2019年，恩捷股份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4.28亿元、12.51亿元和14.7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5.08%、50.91%和46.58%。2019年度计提坏账准备4727万元。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恩捷股份的应收账款开始快速上升。2018年应收账款增长70.61%，账面价值达12.31亿元。2019年继续上升15.73%，账面价值为14.24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1.68%。另外，记者注意到，恩捷股份的残值率与行业多数公司不同，恩捷股份残值率为5%～10%，而星源材质、中材科技、沧州明珠等企业的残值率均为5%。固定资产残值率是指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刘恒辉表示，恩捷股份的残值率与行业多数公司不同。湿法隔膜作为一个重资产的行业，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入势必将加大企业的折旧费用，从而对企业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这一不利影响，恩捷股份采取了提高固定资产残值率的会计方法来降低。一位会计人士向记者分析，一般行业常见的残值率为5%，10%的设定比较高。一般公司设定固定残值率后就不会改变，但是如果公司管控不严或想通过残值率来调节会计数据，那么设定成5%～10%可调节区间就不会有人关注。

来源：澎湃新闻【编者的话】《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刊发了一组重要的文章，包括《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以及两篇译文。《无锡的土地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 中国作者文献选编》一书中第2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来源于由范世涛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中国作者文献选编》第6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年谱》项目成果之一。作者范世涛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在现代中国经济史、比较制度分析。陈翰笙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始于1929年，终于1933年，在学界享有盛誉，但也歧说纷纭，扑朔迷离。作者综合使用国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以及陈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对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过程、理论准备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报告。文章提到，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陈翰笙本人在评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时，坦率地指出俄语研究文献在提供数据方面“毫无意义”。这是对苏联1930年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经验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衰落的权威评论，也是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教条化的一个侧面。 “陈翰笙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调查方法回应重大问题，与同期莫斯科趋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形成范式分流，进而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上海。不仅如此，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当事人在参加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过程中建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能力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仍在发挥作用。”原文近25000字，分五个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从莫斯科辩论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主持中研院无锡调查”“从马季亚尔到列宁、考茨基：数据整理过程中的理论准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范式之建立：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的范式分流和研究中心转移”。我们摘编在此，分享给朋友们，此为报告上篇，下篇详见链接。莫斯科辩论丹尼尔·索讷（Daniel Thorner）在将恰亚诺夫（Chayanov，1888-1939）的农民经济论引入英语文献时，曾这样评论：“在1880至1930年这半个世纪，农民经济（peasant economy）研究最领先、记录完整的恐怕是俄国人”。索讷所论，正是苏联和共产国际20世纪20年代指导中国革命时的一个经济思想背景。不过，如果将主题限制于“中国农民经济”而不是更宽泛的“农民经济研究”，那么索讷的评论未必妥当。在薛暮桥看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本身的研究，第一本应当介绍的就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莫斯科的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也指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现代中国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试”。这部著作开创性地综合运用德语、俄语和英语文献研究中国农村，1928年7月由莫斯科的苏维埃出版局出版后激发大量研究和讨论，其中包括陈翰笙称为“跟从马季亚尔同样使用亚细亚社会结构概念”的中国问题专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作者并不是俄国人，而是1922年后在莫斯科任职、两次派到中国工作、曾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文件起草工作的匈牙利经济学家拉约什·马季亚尔（Lajos Magyar，1891-1940）。《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写作始于1927年7月的上海。当时马季亚尔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1927年12月中苏外交关系完全断绝，马季亚尔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继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写作。此时他遇到正在莫斯科客座访问的中国学者陈翰笙。陈翰笙曾先后在加州波莫纳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接受欧美近世史训练，1924年回国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1925年经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起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在北大任教期间结识“最早影响我思想的朋友”、苏联来华中国问题专家格里涅维奇（Pyotr Grinevich），通过共同讨论《资本论》和社会史问题，“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陈翰笙在白色恐怖局势下仍坚持从事革命工作，10月下旬不得不流亡莫斯科，到农民国际（“Krestintern”或“Peasant International”，1923-1939）下设的国际农村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rarian Institute）担任研究员。马季亚尔1928年初回到莫斯科后在同一个研究所任职。两人既是同事又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因而颇有往来。但他们关于中国农村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并不一致，在莫斯科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翰笙回忆说，“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陈决心回国后对中国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两人在莫斯科的争论正是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实地调查的最初肇因。 “真实可靠，有据可查，符合实情”1929年3月，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就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社会学组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8年创立。创立之初即将本土经验调查作为重点，聘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的社会调查部负责人陶孟和（1887—1960）为特约研究员，在陶孟和指导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开展了第一项农村经济调查——浙江杭嘉湖农村调查，调查结果由社会科学研究所委托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独立出来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仍由陶孟和主持）整理。陈翰笙与陶孟和1924—1927年间是国立北京大学同事，陈翰笙到职中研院后，除了杭嘉湖农村调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实地调查工作改由陈翰笙领导的社会学组进行。陈翰笙在中研院主持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不过，由于他生于江苏无锡县城，在海外留学9年，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工作，在农村并无广泛深入的联系。用孙冶方的话说，陈的大半关系是在上层社会，“在劳动大众和群众救亡团体方面他没有关系”。这一问题因王寅生加入研究所得以解决。王寅生（1902—1956）生于江苏无锡县城内东河头巷。1910年夏至1913年夏在陈翰笙伯父陈梅轩创办的私立陈氏小学读书。1917年夏至1921年夏就读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学有张锡昌、薛暮桥，毕业之前试教的班上有钱俊瑞和后来以“博古”闻名于世的秦邦宪。1922年秋至1928年夏，王寅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英国文学系和史学系，曾选修陈翰笙在史学系开设的欧美通史、欧美史学史等课程。1928年大学毕业后，王寅生到江苏省立无锡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授高中历史课程。1929年2月由陈翰笙介绍到国立劳动大学担任讲师，讲授中国农业经济史。师生经历，共同志趣，使王寅生成为陈翰笙就职中研院后首先想到的人选。陈翰笙一到研究所，就提请蔡元培聘任王寅生为助理员。王寅生读书和就业的师范学校、本地高中和劳动大学多农家子弟，因而与无锡农村的联系广泛深入，这就为实地调查提供了便利。王寅生虽然北大时代已开始农村经济研究，但此前并没有农村实地调查经验。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教授主持下，师生通力合作，1922至1925年间通过学生作业完成7省17个地区2866户中国农家经济调查。这是当时中国“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1927年卜凯在整理调查资料基础上完成《中国农家经济》初稿，经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5-1960）资助，1930年正式出版。不仅如此，1929年卜凯教授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还开始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目的是收集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粮食和人口方面的知识，作为改良农业和决定农业政策的依据。为了汲取金陵大学农业经济调查经验，陈翰笙和王寅生邀请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王立我（1901—1973）参加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他熟悉卜凯教授的调查方法。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由陈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进行。调查团共计45人，实际工作由王寅生负责，他常驻无锡县城；王立我为指导员。总办公处设在崇安寺小学。1929年7月至9月底实施调查。王寅生布置调查任务时要求“真实可靠，有据可查，符合实情”。调查员多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1/3为大学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1/3为该县高中肄业生，其余为无锡的小学教员。确定调查村后即训练调查员，并对表格、调查技术、应付环境的策略进行详细讨论，随后分别到各乡。其中乡村小学教师发挥重要作用，是“农村调查最有力的帮手”。此次历时3月的调查逐户调查22村，概况调查55村，还有8个市镇工商业和1204农户经济生活。各户“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独立成册，原稿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无锡博物院。此次无锡调查建立了陈翰笙领导的研究团队与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的密切联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1929年3月在黄巷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区，实验区距教育学院驻地社桥只有1里左右，是丽新布厂工人居住点。“因调查人才及调查材料之便利”，黄巷被列为调查团的调查村庄。民众教育实验区总务科主任干事兼政治教育秦柳方、研究科主任干事钱俊瑞、教导科主任干事张锡昌参加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秦柳方、钱俊瑞还担任四个调查组中两个组的组长。同年12月，秦柳方和钱俊瑞到上海参加了调查资料整理。1930年9月至1931年2月间，钱俊瑞和张锡昌被社会科学研究所正式聘任为调查员。美国记者、著名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1929年秋与陈翰笙从上海到无锡参加了调查，并于1930年在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发表《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1933）和《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s of China，1943）。不仅如此，她还在1930年冬介绍日本记者、中国问题专家尾崎秀实（1901—1944）、《鲁迅日记》中的“尾崎君”与陈翰笙认识，促使尾崎秀实重视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翰笙与尾崎秀实从此建立友谊。 未完成的计划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始于1929年，事实上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因资料整理和报告起草需要还进行了后续调查，其中两次后续调查记载较为清晰：一次是1931年，另一次是1933年。前者缘于调查资料整理过程中，王寅生等人发现农具的费用以及长工工资、稻田中的人工费数据多有缺陷，1931年对1929年调查进行了补充调查。后者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但未见关注和研究，有必要进行专门讨论。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二十一年度工作报告”中记有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的工作计划。按照计划，继续整理无锡农村调查材料分甲、乙、丙三项工作：（甲）田权分配。（乙）农业经营。（丙）产物分配。工作计划表示，无锡田权分配书稿已完成，接下来还要完成无锡的农业经营、产物分配报告。但社会科学研究所下一年度的工作报告极为粗略，在谈及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工作时只说无锡“调查所得材料，现尚在整理中”。此时杨杏佛被暗杀不久，陈翰笙大约已提出辞职，并未审阅修改工作报告中关于自己过去一年工作的内容，以致陈翰笙、王寅生等上一年研究计划落实情况的反映很不充分。由于革命政治原因，1932年下半年陈翰笙在中研院处境困难。史沫特莱1932年9月20日在一封信中表示，陈翰笙的邮箱处于检查之下，她使用陈翰笙的邮箱已收不到来信。1933年1月，薛暮桥去看望陈翰笙，陈言及“末路穷途，有桥可渡”，这或许正是他为薛暮桥取名“暮桥”的来由，由此可以想见陈翰笙当时所处局面十分艰难。陈翰笙已无法用“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这样的官方名义再赴无锡，而1929年和1931年调查形成的数据对完成预定的无锡农村经济研究计划尚不敷用。于是，陈翰笙在1932年秋在南京筹备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春，经缜密计划，陈翰笙和王寅生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不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名义进行无锡农业经营调查。此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政府尚未立案，此次无锡农村调查即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筹备发起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12月11日才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南京市社会局暨教育部完成全部立案手续，这时陈翰笙离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已5个月了。1933年的无锡农村调查系委托无锡当地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挨户进行。本次调查之所以以农业经营为中心，是因为农业经营调查被看作“在全部农村调查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而农业经营（也称农业土地利用）之所以占“最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土地的分配只能说明那种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手段的所有关系；而农业经营的分析却能更进一步地阐明就在此种生产手段的分配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力在怎样地发展”；“土地所有本身的性质，一般地还要由农业经营的性质来确定”。与这一调查思路相匹配，陈翰笙1933年7月辞职后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班夫（Banff）双年会，向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交的研究项目申请即为中国农业经营调查，更具体地说是关于中国农业耕作（farming）的大型调查计划。但这项申请未通过评议，没有得到资助。鉴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发起人在1933年6、7月大批离开社会科学研究所，农业经营调查计划又被太平洋国际学会否决，无锡农业经营调查从人员到资金均难以为继，调查所得材料遂被搁置。两年后旧事重提时，调查材料已有部分散失，加上调查人员训练不足，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只能利用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即是韦健雄《无锡三个村底农业经营调查》一文。1933年无锡农村调查之后，陈翰笙主持或设计的农村经济研究少有机会系统调查农业经营问题，钱俊瑞认为“对于农村生产力的分析并不很够，因而它在阐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时候，也就不能充分”。这是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不足，也是研究计划缺乏条件完整贯彻实施的结果。钱俊瑞晚年称，“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阶级分析方法，着重点放在农村生产关系方面”，而“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将调查对象放在生产力方面，“用以掩盖阶级矛盾”。事实并非如此，“农业生产力在怎样地发展”曾是陈翰笙离任中研院前后最为关切的问题。总之，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肇因于在莫斯科与马季亚尔的争论，宗旨是用经验调查这一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解决中国社会性质这样的理论问题。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实地调查始于1929年，终于1933年，贯穿陈翰笙任职中研究院始终，但并未完全实现无锡农村经济研究计划，带有浓厚的未完成性质。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最初用“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由王寅生实际领导45人调查团调查，之后至少有过1931年和1932—1933年两次后续调查；1932—1933年的调查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名义而不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名义进行，这折射出以革命实践为目的的经验研究困难所在，同时也为陈翰笙在中研院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团队走出象牙塔开辟了道路。

来源：澎湃新闻【编者的话】《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刊发了一组重要的文章，包括《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以及两篇译文。《无锡的土地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 中国作者文献选编》一书中第2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来源于由范世涛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中国作者文献选编》第6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年谱》项目成果之一。作者范世涛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在现代中国经济史、比较制度分析。陈翰笙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始于1929年，终于1933年，在学界享有盛誉，但也歧说纷纭，扑朔迷离。作者综合使用国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以及陈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对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过程、理论准备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报告。文章提到，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陈翰笙本人在评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时，坦率地指出俄语研究文献在提供数据方面“毫无意义”。这是对苏联1930年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经验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衰落的权威评论，也是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教条化的一个侧面。 “陈翰笙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调查方法回应重大问题，与同期莫斯科趋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形成范式分流，进而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上海。不仅如此，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当事人在参加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过程中建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能力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仍在发挥作用。”原文近25000字，分五个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从莫斯科辩论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主持中研院无锡调查”“从马季亚尔到列宁、考茨基：数据整理过程中的理论准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范式之建立：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的范式分流和研究中心转移”。我们摘编在此，分享给朋友们，此为报告下篇，上篇详见链接。找到“无法找到的报告”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和报告起草过程历时甚久，研究报告也未尽及时发表。当事人回忆调查成果时集中于当时未发表、后来未找到的一份，以致学界普遍误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只完成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也已经无法找到。事实上，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完成的报告并非只有一份，过去认为无法找到的报告，借助考证技术，也可以发现主要内容已经披露于英语文献中。为全面认识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有必要整理一下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系列成果。秦柳方、钱俊瑞合写《黄巷经济调查统计：本项调查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调查材料之一部分》、廖凯声《无锡农村调查记略》和韦健雄《无锡三个村底农业经营调查》，均为理解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必读参考文献。除这三篇文章之外，无锡农村调查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如下五、六种作品：（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30）此文最初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是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0年度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份工作报告中的社会学组部分不久单独成册，并冠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书名。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看，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间陈翰笙主持的社会学组研究工作并不仅仅聚焦于农村，都市也处于突出的研究位置，甚至一度较农村经济研究更为优先。在调查都市社会时，社会学组“首先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之调查着手”。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社会学组在上海杨树浦区调查全部530家工厂中的474家，实际调查人员42人，调查规模和延续时间并不比1929年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逊色。调查发现，“纱厂丝厂女工包身制度之盛行，实为现代劳动雇佣制度在中国特有之征象。”从收集的工人家书看，“虽喘息绞汗于工厂机器行间，精神上仍不免乡间亲属之牵累”。目前尚不清楚此次杨树浦调查与上海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但对1925年爆发过五卅运动、1926—1927年曾发生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上海来说，杨树浦调查在政治上高度敏感，引起了“反动派对我们的注意”“要调查我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蔡元培劝陈翰笙改变方向，多做农村经济调查。《社会科学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下年度研究计划大纲”部分明确表示，“下年度本组专门从事于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与研究”“本年度杨树浦调查所得材料，则请本所经济学组计划整理”。因此，陈翰笙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虽然最先开展的实地调查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但主要聚焦于中国农村研究是特殊政治局势下接受蔡元培劝说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研究设计。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原为覆盖城乡的经济调查有机组成部分，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才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首要重点。为什么社会学组工作报告标题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陈翰笙在报告中说，“构成今日中国社会之经济的事实，大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以前之种种关系。吾人所谓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吾人所谓乡村，其性质不似Country。即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相较，都市之来历非Polis及Compagna Communis 可比；乡村之组织亦非Mir及Manor可比。”这可以看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的纲领性解释和说明。其要点在于并不采用英美农业经济学通行的以农户如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一样行动的经济主体假设，而是在社会经济史跨国比较的宏大纲领之下观察和报告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吸收了马季亚尔对中国政府统计的尖锐批评，也与马季亚尔强调的分区域研究中国农村思想一致，强调农村经济调查“势必分区进行”。不过，报告认为关于划分区域的标准知识“现尚缺乏”“不得已只能先从农村经济显然特殊之地方着手调查”。报告列举了无锡的特殊之处，并就实地调查所发现的复杂度量衡、田权关系加以介绍。陈翰笙与薛暮桥、冯和法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合编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专门收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作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置于全书之首，表明此文的纲领性地位。关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指导思想和最初成果，提纲挈领的总体解释和说明均包括在这一论著中。（二）陈翰笙、王寅生、张辅良、廖凯声、张稼夫、李澄、徐燮均著《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1929）此书（以下简称《亩的差异》）被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一号”。《亩的差异》共计7位作者，除陈翰笙和王寅生外，另外5位均为1929年无锡调查后中研院正式聘任的调查员，张辅良还在1930年4月被改聘为助理员。这7位作者显然是1929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初期整理工作的主要人员。陈翰笙晚年回忆，无锡和保定的调查资料，“由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和我以及其他三人整理”；秦柳方沿用此说，称无锡调查告一段落后，“这些材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等7人整理”。上述回忆并不准确。原因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历时甚久，工作人员并不稳定，有人中途退出，有人中途加入，前后参加调查资料整理的人员也就大大超过7人。在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间，《亩的差异》7位作者中的3位（张辅良、廖凯声、李澄）先后去职；1930年9月至1931年2月，钱俊瑞、张锡昌、薛品轩、瞿明宙、石凯福陆续被聘任为调查员。陈翰笙在论文中还曾引用刘怀溥、刘端生整理的无锡农村经济统计表格，可以确定他们参加了无锡调查资料整理工作。即使不考虑其他人员，仅上述调查资料整理者已有14人之多，比陈翰笙、秦柳方所回忆的资料整理人数整整多出一倍。除了作者署名，《亩的差异》的主题和内容同样值得讨论。“亩的差异”是马季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第一章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农村经济的统计对于各种材料都不正确。关于耕地的面积，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例，收获量的多少，每亩的面积有多少，这些材料都各自不同。”可以想见，1928年陈翰笙读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征求意见稿时，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亩的差异”成为无锡调查的基本内容，也是资料整理首先处理的问题。《亩的差异》开创性地对22个调查村1204户的农田田块逐块调查，发现无锡所谓的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同一个村亩的差异至少有5种。报告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中国本不能有统一的度量衡，并且积受了数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的影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农户所谓亩也就都有两三种的大小。”这“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浮收田租”。由于亩的差异因素，无锡调查资料整理的第一步就是先折合各村户调查表中的亩为统一的度量衡，这必然是繁重的计算工作。《亩的差异》报告的事实扎实有力，至今仍可以提醒学者严肃对待数字的含义，用陈翰笙的话说，“苟所有地与使用地之实际面积不求真确，则与土地有联带关系之各项农村经济统计，均将全部动摇矣！”（三）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2）“余霖”是薛暮桥常用笔名之一。该文发表于萧淑宇主编《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中国农村经济专号”。薛暮桥原为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主编《民众周报》的编辑员，1932年初应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同学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来信邀请，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4月底，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编制缩小，薛暮桥作为办公费支薪的编外人员被裁减，但仍与王寅生等一起到南京。为维持生活，“陈翰笙教我学写文章”，回家乡无锡礼社镇调查后完成报告，陈翰笙加标题“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后，送《新创造》杂志发表。因此，这是薛暮桥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不支薪的情况下由陈翰笙指导完成的作品。薛暮桥自述回家乡调查一个月，但陈洪进以含蓄方式谈及此次调查时，称调查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星期”，说薛暮桥“久离家乡，有次偶然重返故里，亲戚好友，都少不得洗尘款待，登门拜访，闲话麻桑，不到一星期的工夫，他已经把这个村庄几年来的变化，弄得清清楚楚，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篇极详细的文章，把这个中国农村的细胞做了一次标本式的考察，谁也看不出这会是利用一星期的时间有计划的发问，有计划的记录的成绩。”这样看，薛暮桥的调查为时不长，是回乡后有意识发问和记录，然后整理成报告的。这与陈翰笙和王寅生1929年主持实施的无锡农村调查方法明显不同。薛暮桥礼社调查正值麦熟“即在目前”的青黄不接时间，江南农村的贫困达于极点。据当时报道，无锡桑田掘去十分之七，“这出产丝的地方从此后怕不能再有上丝的出产”“而现在将到割麦的时候，壮丁们都饿得在床上睡，眼看着麦虫吃麦穗；稻田正等着车水，又有谁去做？”而政府仍在催收钱粮，结果出现了无锡抢米风潮。在此背景下，礼社调查记述了镇上地主挟其经济上及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凌驾农民之上的种种情形；认为自足经济迅速破坏，都市工业品长驱直入，家庭手工业首当其冲，都市高利贷资本假手乡村地主侵入农村；“农村经济之恢复，已非空言改良所能奏效也。苟非有绝大之决心，行彻底之转变，决不能挽此厄运也。”报告篇幅不长，但涵盖了人口、宗族、地主、农民、租佃、行政、党部、商团、农会、教育、田赋、税捐、家庭手工业、阶级、革命等宏大主题在江南村庄的实际情况，是一份精要的中国经济史文献，也反映了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者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基本看法，其中关于宗族的格外重视间接体现出陈翰笙与马季亚尔共同的关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是薛暮桥完成的第一篇经济学专业作品。文章发表时，张锡昌以笔名“李作周”在同一期《新创造》杂志发表论文《中国底田赋与农民》，其中谈到“无锡西北乡小小的一个礼社镇，三四年来积欠的田赋居然在3000元以上，积欠的原因也是地主‘抗不完粮’”。这显然也来自薛暮桥礼社调查。《江南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后，冯和法将其收入《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一书，但删除了标题和末尾一段。这篇文章还被日本《改造》杂志译载，薛暮桥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发现时“真是又惊又喜”。《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吸收了陈翰笙、王寅生等人在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和资料整理时积累的经验，但调查方法更为灵活简便，形成一种薛暮桥称为“农村通讯”的调查报告形式。“过去许多学术机关的调查，往往动员许多人马，抱着一大堆的调查表格跑进农村中去，调查完毕以后，还要带回研究室来，慢慢整理，细细研究。这样的调查纵然可以做得尽善尽美，但在我们乡村工作青年，总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而薛暮桥的礼社调查和写作方法较少限制，便于分散实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12月正式立案成立后，农村通讯即成为“编辑工作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并在中华书局《新中华》第2卷第1期起设立“农村通讯”栏目，专门发表会员农村通讯作品，薛暮桥的笔名作品正是这一栏目开篇之作。薛暮桥主编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期间（1934—1938），农村通讯是杂志的基本栏目。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将农村通讯的代表性作品单独集合成册出版，不仅希望这些作品成为社会经济学家参考资料，还希望因生动的笔调成为文学艺术研究者的读物。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于光远谈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些农村通讯对自己的“思想进步起过颇为重要的影响”。从于光远的案例看，这些农村通讯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出了预期。总之，《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既是薛暮桥中研院期间在陈翰笙直接指导下完成的调查报告，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日后失去中研院这一官方学术机构支持后，以不同于前的分散方式延续实地调查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范本，因此在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研究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四）英文本《农村中国》第2章（1932）和第6章（1933）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农村中国》是陈翰笙和邱茉莉（Elsie Fairfax Cholmeley，1905-1984）1937—1938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完成的研究项目。书中主要收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农村经济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陈翰笙1933年7月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前，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所完成的两种未刊报告稿主要内容。第一种未刊报告题为《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Wong Yin-seng，Chien Tsen-jui and others，L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an unpublished MS． ，dated 1932”） ，英译和编辑后列为《农村中国》第2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U，NEAR SHANGHAI”）；第二种未刊报告稿题为《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Wong yin-seng，Chang Hsi-chang and others，Modern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an unpublished MS． ，dated 1933”），英译和编辑后列为《农村中国》第6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CHANGE I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FATE OF PERMANENT TENANCY”）。最近考证研究表明，的第一作者均为陈翰笙。《农村中国》中这两章的核心内容最早见于1932年夏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无锡田权正在近代化之过程中：田产买卖，日趋自由；租佃期限，逐渐缩短。因此田权更易集中。无锡农民所有农田，几占全县田亩之半数。地主多不自经营，其所有农田88%俱为出租；农民耕地不足，多向地主零星租入。租地占农田52%。”鉴于两份报告罕见重要的文献价值，对其形成过程有必要做更进一步讨论。“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章按照经济地位将村户分为“地主”（landlord）、“富农”（rich peasant）、“中农”（middle peasant）、“贫农”（poor peasant），另外还谈到“农业工人”（field worker），实际上隐含了“雇农”概念。因此，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个标准的村户分类框架，印证了学界此前指出的陈翰笙主持和实地调查时制订的农户分类标准“发生在1933年以前”“陈翰笙教授的过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学界之所以将1933年作为评论基准，是因为毛泽东1933年10月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起草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钱俊瑞晚年表示，“在农户分类上，我们用的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所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指卜凯等人———引者注）却是用自耕农、佃农、半佃农等，以经营形式来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决定了揭露还是掩盖阶级矛盾的根本问题。”这一回忆忽视了无锡农村经济资料整理的复杂过程，1929年开展无锡农村实地调查时，这一可操作的分类框架尚不存在，但并不能说当时就是“掩盖阶级矛盾的”。只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和研究过程中，这一村户分类框架才明确和确立下来。而这一框架的确立，也标志着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取得长足进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派研究范式的成熟。“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章除了村户分类框架引人注目外，报告还通过土地所有权的类型、移转方式、土地分配、租金运用及土地利用分析，呈现出无锡农村土地集中过程和租佃制度嵌含于广泛的封建主义残余的现实。这与马季亚尔所谓帝国主义入侵后亚细亚生产方式残余布满中国的看法相对，既印证陈翰笙关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肇因于和马季亚尔莫斯科辩论的回忆，也可以看作是精心研究之后对马季亚尔的正面回应。“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章指出，只是在资本主义形式的财产所有权占主导地位时个人所有者才有权根据意志使用或毁灭财产；在此之前，土地往往由整个家庭或家族所有，且这种所有权残缺不全，其移转受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限制。随后，该章分析了中国农村永佃制正在瓦解，土地财产所有权及其交易变得越来越完整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中国农村派此后各种农村调查报告的土地产权基本分析框架，因此带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权分析源报告的性质。（五）陈翰笙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加拿大班夫双年会上的论文（1933）这篇英文论文共使用31张表格，其中10张表格使用了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数据。其中，无锡土地分配表由刘怀溥、刘端生整理，江苏374个大地主主要职业表由瞿明宙整理，江苏4县当铺表由石凯福整理，直接来自1929年农村调查的数据并不多，这印证了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复杂过程的判断。该文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评价，“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这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著作”。虽然并未在学术期刊刊出，仍在学界引起关注。尤其是这篇论文指出，与大革命前法国旧制度下的地主大为不同，中国的地主常四位一体，同时是收租人、商人、高利贷者和行政官员。这既是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也指明了中国农村制度与欧洲农村的不同之处，给英语学界留下深刻印象。论文指出，中国的地主并未走上普鲁士的经营地主道路；而“中国的富农也经营高利贷和商业，如同地主一样”；俄国资本主义农业向前发展时，贫农将土地出租，富农租进土地，而长江流域，贫农多是佃农，富农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这也就表明了世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类型在中国前途黯淡，中国的地主和富农致力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持续，贫农、雇农和中农失去土地，地主和富农集中土地，并不是为了改善生产而是使既有的生产方法加强。这篇论文引用马季亚尔的地方不多，考茨基和列宁的名字均未提及，但关于土地财产长时段变化的讨论受到马季亚尔的深刻影响，收租人、商人、高利贷者和行政官员四位一体的看法在马季亚尔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至于经营地主和富农的讨论则反映了考茨基和列宁著作的影响。这篇论文完成于1933年5月，此时陈翰笙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8月在班夫会议上正式报告时，他实际上已辞去专任研究员职务，改任社会科学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因此，这篇论文实际上是陈翰笙任职国立中央研究院期间的最后一篇作品，也是他领导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的系统总结，当然也包括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总结。至此，一个肇因于1928年莫斯科辩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范式，已经以成熟的方式展示给国际学术界。 “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虽然索讷指出，1880至1930年间俄国农民经济研究最领先、记录最完整，薛暮桥指出在莫斯科工作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部完整著作”，莫斯科在农村经济（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面一度表现的开创性并未延续下去。这可以用陈翰笙1927—1928年客座访问国际农村研究所时的经历解释。他晚年回忆：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习惯实事求是。陈翰笙1927—1928年在莫斯科所观察到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年愈演愈烈。马季亚尔的著作在苏联引起巨大的争论，1930年和1931年曾专门召开两次研讨会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与会者只是引经据典援引有利于自己看法的语录，对经济事实并未进行切实的深入研讨。陈翰笙带领的研究团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在同一时期深入无锡农村，以经验和理论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加以回应，与莫斯科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内部的研究范式分流。这种范式分流结果是莫斯科失去了农村经济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传统的领先地位，而陈翰笙主持的研究则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前沿。除了苏联方面，英语文献也高度评价陈翰笙的研究工作。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陈翰笙本人在评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时，坦率地指出俄语研究文献在提供数据方面“毫无意义”。这是对苏联1930年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经验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衰落的权威评论，也是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教条化的一个侧面。陈翰笙1935年再次访问莫斯科。他回忆这次访问“给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俄共（布）清党的紧张气氛”“我所认识的一些苏联研究员，有的莫名奇妙地失踪了，有的开枪自杀了。到后来，加拉罕和马季亚尔也受到审查、被处死了！” 《农村中国》，内页划痕为费正清笔记。感谢作者提供图片

本报记者 赵琳琳报道历年来，“金九银十”都是各大房企实现全年销售的重大时机。近日，恒大召开营销大会，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会上正式下达了九月、十月的营销“军令”，即每个月销售目标1000亿，“金九银十”要卖2000亿，并出台一系列促销“组合拳”。7折促销背后意图明显记者注意到，恒大此次祭出了史上最强的全国楼盘7折特大优惠政策，同时还推出网上卖房2000抵20000、清尾最高88折等多重额外折扣让利。据悉，在多重折扣优惠下，一套一百万的房，现在购买仅需58万左右，因此，掀起业内广泛讨论。民银智库宏观分析师赵金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结合近期政策来看，恒大集团采取降价抢售的动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前期住建部、央行召开的房地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提出要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形成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检测和融资管理规则的新方向，严控融资增量意图明显。同时，不论市场传言监管控制房企有息债务增长的“三道红线”消息是否属实，下半年对房企融资明显收紧是肯定的。恒大集团率先打折促销，加大销售回款速度，保流动性、降负债、去杠杆意图明显，同时为未来融资留足空间。其次，为应对冬季疫情不确定性，结合近期全国疫情控制趋势较好，恰逢“金九银十”传统市场销售旺季，恒大集团率先布局降价抢售，打好提前量，完成年度销售任务。此外，恒大集团在降价30%仍有利润，并非赔本赚吆喝，可见龙头房企实力之强。预计后续会有不少房企跟随恒大集团采取促销策略加快回款，稳定企业现金流。但真金仍需火炼，房企能否真降价，降价不降品质，才是取胜关键。受疫情影响，今年2月份，恒大曾宣布2020年2月18日至2月29日期间，恒大全国在售楼盘住宅可享75折优惠。8月31日，中国恒大发布2020年上半年业绩，实现营业收入2666亿，同比增长17.5%；实现净利润148亿元，同比下降46%。不过，就环比而言，恒大今年上半年净利润较去年下半年增长约1.3倍。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以来，恒大都是行业中每次在降价中动作较为积极的企业，这充分说明此类企业对于销售业绩完成的任务之重。在今年疫情期间恒大也积极给予了各类降价促销，同时借此类力度大的降价促销，实现了较好的品牌推广，这是有助于恒大加快项目去库存的。另外，很关键的一点是，当前在“三道红线、四档管理”的大框架下，恒大此类销售内容，客观上也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对于降低负债压力和改善流动性等都有积极的作用。而通过此类项目其库存，也有助于后续其购地和其他多元化产业的发展。“房住不炒”为核心从行业整体出发，严跃进认为，恒大的降价，也代表了行业的一种姿态和趋势。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疫情冲击下，实际上房企依然面临很多压力，所以降价促销去库存、填补上半年的销售空白，也成为行业的趋势。当前全国各地也依然有各类政策收紧的可能，尤其是对于一些热点城市来说，购房政策近期也还是在收紧，包括杭州、宁波、无锡、沈阳等，这都要求房企销售部门密切关注政策动向，积极规划好项目的营销工作。实际上，今年“金九银十”本身也是房企密集推盘的阶段，所以这都会使得后续潜在供应增多。降价促销也是吸引客户、导入客户的重要手段，这有助于形成更好的销售态势，客观上也降低了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当然也需要看到，降价促销过程中，也要防范各类虚假降价的做法，以真正维护广大购房者的权益。从房企端来看，赵金鑫认为，今年上半年大部分房企仅完成计划的40%，下半年企业会加速去化回笼资金，此外，近期房企座谈会表示要监管房企的财务指标，房企在“金九银十”期间会有降价促销的动作吸引购房者入市，从而加快回款。从购房者的角度看，今年疫情催化了购房者的购房需求，对房屋产权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如果降价幅度大，促销手段吸引眼球，购房者将会积极入市。但还需提醒购房者保持理性，看好降价的条件，防范虚假降价的做法，不盲目入市。从接下来的发展趋势看，中研普华研究院叶奋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对于房地产的监管依然围绕“房住不炒”为核心，并通过持续严格监管举措，推进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宏观经济发展增长压力变大及外部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被定调为稳步发展，“三道红线”管控指标的规定，亦是明指，房地产市场需告别过去的跨越式增长，依靠融资及杠杆即可跑马圈地的时代或已不复存。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出发，接下来，楼市商品房方面，预售款监管或将更加严格；其次，限购限贷限售，还有增值税两年变五年，土地门槛等，可能会进一步调高；另外，房企融资渠道可能会进行全面的收紧；第四，对于房企市场管理，包括监管，像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现象可能查得更紧，所以接下来四个月可能会在四方面有所加强。

近日，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与“中国物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于菜鸟前沿的IoT（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双方将在物流园区的数据驱动和智能化管理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打造更多智慧未来园区的标杆样本。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将物联网作为未来重要方向进行布局，物联网市场需求广泛、潜力巨大，而在低功耗广域物联网的技术竞争中，LoRa凭借其网络结构简单，实现成本较低，可以按需部署的优势获得了大量企业的青睐。2018年3月，阿里云宣布全面进入物联网领域，将LoRaWAN广泛应用于园区管理、智能水表、智能电表、智能井盖、地磁等，为LoRa在中国的拓展起到了表率作用。2018杭州云栖大会“智联网-万物智联峰会”期间，阿里云获得Semtech的LoRa IP授权，这一IP授权合作再次加速了国内LoRa产业链的完善。什么是智慧园区？智慧园区是指融合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具备迅速信息采集、高速信息传输、高度集中技术、智慧实时处理和服务提供能力，实现产业园区内及时、互动、整合的信息感知、传递和处理，以提高园区产业集聚能力、企业经济竞争、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园区发展理念。为什么需要智慧园区？从2013年到2017年，全国产业园区资产逐年增长。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统计，2017年国家级产业园区共计 626 家，省级产业园区数量达到1166家。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主要载体，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LoRa技术在园区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园区运作效率，同时有效优化了经营成本，可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数据来源：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政府有何政策？从2012年至今，智慧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不断被政府提及，我国已经颁布了多项政策以推进智慧园区的建设工作：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智慧城市、智能园区建设是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必要选择；2013年1月，国家住建部在北京召开创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会议，其中包括智慧园区建设等；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开发区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实施“互联网+”行动，建设智慧、智能园区。LoRaWAN助力园区智能化升级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物流的示范性智慧园区早前已在江苏无锡落地，拓宝科技在停车管理部分也有参与——无线地磁。当车辆驶进地感区域时，无线地磁会自动检测到车辆，并及时将车位状态信息及准确位置无线传输给后台管理，可提高园区停车效率或改善违停现象。无线地磁24小时在线监测，不需布线，易于安装，可持续工作超过5年，维护成本极低。当在园区中驾车或步行时，智能井盖的安装可确保园区公共设施安全和员工人身安全。智能井盖系统可通过对井盖的实时监测，有效避免井盖的异常开启、丢失、被盗及事故的发生。若探测到异常信息，井盖会开启现场报警，并将信息传输到后台服务器，通知抢修人员及时进行处理、解决，有效避免危害的发生。与智能井盖相媲美，园区内的智能路灯也能随时为员工的人身安全保驾护航。当人、车接近时，智能路灯能够自动开启，照亮前进的道路。智能路灯可24小时进行自动诊断，并实时上报路灯状态信息，满足安全照明需求的同时，可以大幅节能降耗，并降低定期巡检作业成本。在菜鸟的未来园区中，智能摄像头会第一时间发现地上的烟头，结合温湿度传感器上传的空气中的数据信息，以及周围的可燃物进行评估，火灾发生前就能排除隐患。这一切的发生，除了安装各个传感器外，更依赖于一张能够覆盖整个园区的LoRa网络。拓宝科技Lora网关利用LoRaWAN低功耗、距离远、抗干扰的特点，能够实现整个园区各个物联网应用场景的信号覆盖。在整个LoRa网络覆盖的园区，LoRa手报、声光报、无线烟感能够与门禁、消防水监测系统进行联动，一旦发现火情，系统会及时进行现场语音和灯光报警，同时手机和平台远程报警，通知员工逃离，通知管理人员灭火，将损失减到最小。采用系统联动方式，能够有效争取火灾前期时间和主动权，足以体现智慧园区的“智慧”所在。智慧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服务，还能够解放劳动力。例如智能水、电抄表系统，通过智能化表计采集水、电用量数据并上传后台业务处理，可实现水、电表远程监控，业务数据实时分析，并可实时监控客户用水、电情况，实现阶梯价格，还可实时自动报警。不仅免去了传统抄表的繁琐步骤，反而更加精准与便捷。目前，大多数园区基础设施和园区管理服务还处于分散状态，并未形成集约效应，这点主要体现在园区数据管理孤岛之上。DTU+ LoRa网关+云平台，一张网络全覆盖的智慧园区，一部手机就能管理的智慧园区，不仅能提升园区吸引力，而且能促进园区可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经营水平、降低企业生产运行成本、保障企业的安全运营。拓宝科技武汉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致力于真正实现“万物互联”的新一代物联网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研发的Turbiot 广域无线物联网平台，支持LoRaWAN和NB-IoT，在此基础上，提供业内领先的拓宝云 智慧消防解决方案、智慧停车解决方案，已在智慧城市、智慧消防、智慧停车、智慧交通和智慧社区等行业实现大规模商用。公司官网：//www.turboes.com/WeChat：csuluolei

12月5日，2020第二届中国有色铸件加工技术解决方案高级研讨会在宁波成功举办。本届机加技术研讨会以“降本增效，再造机加竞争力”为主题，由中华压铸网、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玛帕中国、中国日研、极望科技、海天精工、昆山阿普顿、积诚优、南京艾布纳、德国林康、中皖英太、百思特协办。来自压铸企业130余嘉宾代表相聚一堂，共为机加技术未来发展拓展新思路。图.机加技术研讨会现场大会开幕致辞由中华压铸网CEO周少杰先生代表大会组委会，对在场所有来宾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对压铸行业和中华压铸网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支持，预祝活动圆满成功！中华压铸网CEO周少杰先生本次机加技术研讨会集CNC加工中心、刀具、数字化、浸渗密封技术等，针对汽车零部件等制造行业大型铝压铸件的高效加工应用处理，为参会企业嘉宾代表带来经典的案例分享！《转台刀柄铰刀在汽车零部件加工中高效率高精度的应用》——上海中研贸易有限公司（日研工作所）中国日研（日研工作所）总经理曹铭先生《压铸机加数字化应用》——宁波极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极望科技规划顾问樊信俊先生《玛帕刀具从传统到新能源汽车的变革解决方案》——玛帕中国玛帕中国产品经理程涛先生《大型压铸件机加工工艺分析》——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天精工产品总监林洪然先生《测漏技术在汽车铸件应用的案例分享》——昆山阿普顿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昆山阿普顿仪器事业部总经理谢中司先生《高速锯切机在铝浇冒口柔性化锯切中的应用》——积诚优机械设备（苏州）有限公司积诚优总经理易光萃先生《浸渗技术发展与应用》——南京艾布纳密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艾布纳技术经理郑理先生《中大型汽车结构件先进的加工解决方案》——德国林康有限两合公司德国林康首席代表黄东宇先生《汽车铝铸件机加工工艺策划解析》——中华压铸网特聘机加技术专家中华压铸网特聘机加技术专家包家胜先生研讨会现场不仅有行业专家精彩内容分享，展示区上的展品展现和精彩互动更是引得参会嘉宾频频驻足围观：图.十足热闹地展会现场此次机加技术研讨会现场上，在百余位参会人的见证下，中华压铸网CEO周少杰先生为特聘机加技术专家包家胜先生颁发聘书：图.周少杰先生（左）和包家胜先生（右）合影研讨会现场更有演讲嘉宾与参会嘉宾答疑互动：图.研讨会互动答疑现场本次机加技术研讨会在爱柯迪的大力协助与支持下隆重举办。精心设计的爱柯迪工厂某机加车间实地参观，取得了参会嘉宾们的一致好评：图.参观爱柯迪工厂某机加车间图.出发爱柯迪工厂某机加车间前合影图.出发和归来爱柯迪技术中心图.机加技术研讨会现场图.机加技术研讨会合影参会企业名单（部分）（以下企业排名不分先后）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研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极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玛帕中国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阿普顿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积诚优机械设备（苏州）有限公司南京艾布纳密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德国林康有限两合公司安徽英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百思特超声电气有限公司滁州君达车辆零部件有限公司红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吉达克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埃利特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宁波爱得信机械部件有限公司宁波爱佳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创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碧海精工有限公司宁波博威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泛德压铸有限公司宁波海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加达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宁波建新华谊铝业有限公司宁波捷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君禾塑业有限公司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宁波骏图机械有限公司宁波隆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敏嵘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普锐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嘉威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科美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区新正塑胶器材厂宁波市法莱欣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斯贝科技缸套有限公司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勋辉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永石精密有限公司宁波众鑫压铸模具有限公司宁波遵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海镁镁合金压铸有限公司苏州金澄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索菲玛汽车滤清器有限公司太仓海嘉车辆配件有限公司万丰镁瑞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锡贺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芜湖恒祥实业有限公司永豪无锡压铸有限公司浙江奥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华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锢实浸渗加工有限公司宁波永石精密工具有限公司苏州汉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文章来源于最爱历史 ，作者最爱君最爱历史知名文史作家，畅销书《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作者，2018年度U创大奖得主，只做深度+原创好文，在这里遇见不一样的历史。起源于宋朝的百家姓，首句是“赵钱孙李”，这个座次俨然是当时的四大家族。我们都知道，宋朝是赵家天下，赵氏在百家姓排第一很好理解，但是钱氏为什么能够排第二呢？这得从钱氏始祖钱镠说起。钱镠，被奉为钱氏始祖。钱镠生在唐朝末年，在群雄割据的时代，依靠战功，获得中央信任。他拥兵两浙，却未恃宠而骄，而是告诫子孙“永不称帝”。公元902年，唐朝中央册封钱镠为越王。5年后，朱温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并册封钱镠为吴越王。这时，手下部将纷纷建议钱镠拒绝封号，出兵讨伐朱温。钱镠拒绝出兵，在部将面前折箭为誓，保证世代归顺中原，不搞分裂，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和他的后继者，没有参与各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而是以“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为基本国策，留心地方治理，着力发展经济，在中国最动乱的历史阶段中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原地区群雄纷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却迎来了最好的和平发展时期，江南人民安居乐业，从不受战争影响。当时，吴越国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以此为起点，长三角地区崛起为中国近千年来最富裕的地区，影响迄今。公元932年，钱镠临终前，告诫儿子钱元瓘说，钱氏子孙要好好守住吴越，忠心侍奉中原王朝，即便是改朝换代，也不能失礼。不仅如此，钱镠生前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屡次教诫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这样，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到钱镠之孙钱弘俶在位时，大宋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钱弘俶审时度势，遵从祖训，以天下苍生为念，决定纳土归宋。江南繁盛千年，是由钱镠祖孙三代打下的基础。公元978年，钱弘俶自绑双手入京，将所辖土地、民众悉数献给大宋。大宋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吴越国纳入版图，实现统一。对此，苏轼曾高度评价钱氏家族治理吴越国的成绩，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钱弘俶自愿纳土归宋，也为钱氏家族在宋代赢得了相当的“政治待遇”。钱氏名列百家姓第二，就是这种待遇的具体表现。更为难得的是，历史车轮滚滚，中国多少皇室贵胄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而以钱镠为始祖的吴越钱氏家族，却能翻越千年，长盛不衰，尤其是在近现代以后，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超一流的人才，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这是什么道理呢？杭州，钱王祠牌坊。历史学家熊月之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往往采取革命的手段，以颠覆性的、非延续性的方式，直接把原来的朝代推翻，因此，皇室集团的人往往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其家族积累的资源一般就此中断，无以为继。比如清朝推翻明朝以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朱氏家族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显赫的一支了。这就是中国传统为什么很少有大的家族代代相传，即古话所谓的“千年土地八百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不少家族都存在中断现象。钱氏家族是鲜有的例外，原因之一恰恰在于钱弘俶在改朝换代之际采取了纳土归宋的方式，以统一换取和平。作为回馈，赵宋政权则采取了保护钱氏家族延续性的措施。这让钱氏家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挺了过来。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镠做吴越王的时候，把他的33个儿子分派到吴越各地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家族，随后散处各地，发展成为很大的宗族力量。钱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区域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近代以后则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毫无疑问，这个区位环境对于钱氏家族的兴盛，有如大海之于大鱼。江南这块宝地，与钱氏家族相互成全。据统计，整个宋代，钱氏家族中，有320多人得中进士。这些钱氏精英虽然在政治上未曾扮演过轰轰烈烈的角色，但他们在学术、文化、医学等领域成果斐然，出现了钱藻、钱惟演等一批名家。从宋代起，钱氏家族借助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地方第一家族的积累，实现了从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成功转型。北宋中后期以后，人们膜拜钱氏家族，已经不是因为其当初纳土归宋的义举，而是因为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崛起成为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宋人王明清对钱氏家族推崇备至，说：“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钱氏后人并不以曾经的显贵身份为豪，反而更加注重家族中文采风流的传承。这种文化内核，像血液一样被传承、积淀、浸染，泽被后世。近代以后，钱氏家族迎来人才大爆炸时代。这个绵延千年的家族，进入前所未有的人才收获期。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史两个领域，钱氏家族的人才之盛，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能出其右。以“科技三钱”为代表：“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湖州钱氏。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祖籍杭州，是钱学森的堂侄。因为家里有一群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此外，钱氏家族走出多名两院院士，被认为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在文史领域，钱氏家族在近现代则走出了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仲联等大师级人物。钱钟书，文史通才，被誉为“活百科全书”。民间流传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家族人才井喷的情况：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据称，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此，无锡钱氏后人钱志仁曾表示无法核实这一数据，但他说，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穆侄子）、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更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走出了很多“父子档”精英，比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钱易父子（女），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小家庭内部的人才承续如此自然，人才密度如此之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钱氏这个大家族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区域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杭州，钱王祠。答案其实在钱氏家族的始祖和精神偶像那里，早就写好了。钱镠在位时，曾作八训，用于教诲子孙后代，后来进一步扩充为遗训，作为钱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且严令子孙必须恪守，不得违背：“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千百年来，钱镠家训成为钱氏子孙后代行动的准绳。钱氏家族千年不散、人才辈出的文化密码，就藏在一部《钱氏家训》里面。家训塑造家风，而良好的家风是钱氏家族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也在热议家风，懂得良好家风对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说和做的关系：在家庭内部推一个能说的当新闻发言人，对着稿子念我们家有多高尚，尽量用上一些好词、大词，提几点希望，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了。是这样吗？绝对不是。钱氏家训是根据这个家族的始祖的所作所为，逐步提炼和完善而成，进而作为整个家族行为规范的指导，反过来影响和重塑家族的历史。也就是说，钱氏家训是人家已经做出来的事实，不是提出来的希望。家训，落实了才叫家风，写在纸上、停在嘴上，只能叫“家封”，封起来落灰尘而已。钱氏家训仅600多字，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我们来看看钱氏家训具体如何塑造了这个一流家族的家风历史。“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句话出自钱氏家训的国家篇，很明显，这是教导家族之人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汲汲于个人私利。当初钱镠不参与乱世中的争权夺利，不参与扩大领土之争，作为一方雄主，却遏制住自己及后继者称帝的欲望，其实就是不谋一身之利、只谋天下之利的具体实践。到了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亦是出于同样考虑：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名位，与天下百姓的安危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江南人迄今感念钱王的恩德，不是没有原因的。近代以后，仍能看到钱氏族人将这条家训贯彻得十分到位。“科技三钱”的爱国举动，以及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注脚。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1946年在法国结婚后，一起研究原子核裂变。他们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然而，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令人动容。他说：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同样的选择，几年后在钱学森身上重演。当他决定回国而遭到美国软禁和威胁时，时时以“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表明心迹，历经艰险，义无反顾，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说过，父亲从不会对他讲“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他不但把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而且大额奖金基本都捐了出去，支持国家的科研教育事业。耳濡目染，钱氏子孙都知道如何对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钱学森（左），美国人说他抵得上五个师。“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这条家训表明钱氏家族重教育的传统，是历代钱氏族人英才辈出的重要保障。当被问到“钱家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名人”时，钱伟长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事实上，爱读书是真，出官员是假，钱家最出人才的领域是文史、科技大师，而不是大官。这得益于钱家的家学渊源，使得家庭教育在每个人成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学大师钱基博曾自述，他5岁就跟着长兄钱基成读书，9岁时，已学完《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经典，而且都能背诵。10岁起，跟着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13岁起，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试问，这样扎实的家庭教育和基本功，如今有几人能及？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童年所受的教育路径基本也是如此。以至于钱家的长辈一度反对将孩子们送去学校，说他们的家庭教育水准已经远超正规学校水平。钱家子弟，勤读成风。杨绛在《我们仨》里提过，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很贫困，家里没书可读了，钱钟书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本新华辞典读了起来。杨绛觉得这也就随便翻翻，没想到钱钟书这一看，就是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在《干校六记》里，杨绛还提到过一个细节，他们老两口走到一个窝棚边上的时候，杨绛问钱钟书，就给咱俩这么一个窝棚住行不行？钱钟书想了想说，没有书。钱伟长的父亲去世得早，很多乡邻劝钱伟长的母亲，叫儿子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补贴家用。但她十分坚定地说：“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曾国藩在谈及对家族未来的希望时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钱氏家族的成功，正是源于此——代代有读书种子！钱伟长晚年回忆录《八十自述》。其实，钱氏家族中的贫困子弟，也从不用担心想读书而无书可读。因为从宋代开始，钱氏家族就形成了族内相互扶携、相互帮助的风气。这也与钱氏家训的训诫有关，家训中明确要求：“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有书可读，各地的钱家族人均设立了义田、义庄、祭田，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无锡七房桥的“怀海义庄”就是一个典范，钱穆和侄子钱伟长都是在义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等到钱伟长升入初中，钱穆已担任中小学老师，他秉承祖训，接过抚养、教育钱伟长的重任，包揽了钱伟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读书费用，以及人生教导责任。对此，钱伟长晚年在《八十自述》中说，“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杭州，钱王塑像。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个家族的厉害，还要看到厉害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有传统家风和制度设计的支撑。古语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作为曾经雄霸一方的王族，钱氏家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深宅大院，也未曾留下万贯家财，而是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谁曾想到，正是这些“天下最笨”的传统，把一个仅占中国千分之二人口的家族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多少大富大贵之家望尘莫及呢？

生命皆有长度，有生必有死，植物、动物、人类，概莫能外。人的生命长度，理论上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而在实际生活中，百岁老人却凤毛麟角。比起千年神龟，万年银杏，人的生命长度确实短促，没有可夸耀的。梅莉教授然而，人为万物之灵，人的生命确有超越其他生命的东西，这就是生命的宽度。所谓生命的宽度，就是生命所涵养的精神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溢出的边际效用。生命宽度只存在于人的生命中，其他生命形态则没有。不过，生命宽度并非每个人天生就能获得，也不必然与人的生命长度相关联。有的人活了一百岁，却并没有精神力量的溢出，这与那些只有生命长度的动物其实无甚差别。有的人即使生命短促，却有很强的精神力量溢出，其生命宽度远远超过那些比他们活得长久的人。例如，东汉王延寿二十多岁溺水身亡，他所创作的《鲁灵光殿赋》作为汉宫殿大赋的典范之作，为历代读者所传诵，至今还影响着文学发展。魏人王弼二十四岁而死，他所著的《老子指略》、《周易略例》不仅成为中国哲学的经典，引领了魏晋玄学的发展，而且使得后世的思想家不能避开他的思想来谈中国哲学。近代的刘师培虽然只活了三十六岁，却在《左传》、《周礼》、中古文学、小学教育等方面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其杰出成就为许多文史耆宿所叹服。而活了五十一岁的王国维，显然不算长寿，但却在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美学乃至教育学诸多方面代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其影响延续至今，未曾消歇。我们在叹惜这些学者英年早逝的同时，又不能不惊讶他们生命的宽度，赞赏他们用生命的宽度所诠释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梅莉教授讣告梅莉编审离开我们走了，虚年五十六岁，这不是今天可以接受的生命长度，我们自然无比痛惜。然而，她用自己的一生拓展了生命的宽度，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她，就会受到她的精神的激励，想着像她那样去坚持职业操守，敬畏学术事业，远离世俗杂念，力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让人想起不能不心怀敬意的人，一个能够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人。我们怀念梅莉编审对编辑职业操守的坚持，是因为她用自己的一生，给予编辑职业一种精神，一种信任，一种高度，一种尊重，让人不能不对她所从事的职业肃然起敬。我是1996年5月接手刘宋川教授担任《湖北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校长任主编），主持学报工作的。这时，梅莉是文科编辑室历史学编辑，我们成了同事。《学报》有文科版和理科版，我将理科版委托给肖铿副主编打理，将主要精力放在文科版上。理科版很难办好，反而压力不大。文科版已经有较好基础，如果努力是可以办好的。当时，湖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和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正全力推动学报的规范化以及评价的标准化，各个学报压力都很大。而评价一个学报的质量，除了编排规范和校对质量外，学术质量主要看其所刊发的论文在《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当时还未创刊，“知网”也未建立。一般来说，文摘刊物和复印资料比较偏重于社会关注度，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容易受到社会关注，转载率自然高些，所以我对文学、历史学的组稿就抓得更紧些，因为这些学科容易拖刊物的后腿。《湖北大学学报》令人欣喜的是，梅莉负责的历史学论文转载率一直比较高，这与她坚持编辑职业操守，以学术质量为取舍稿件的唯一标准，不发人情关系稿有直接关系。虽然她当时已是有七八年编龄的成熟编辑，她所编辑的历史学已经形成文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史几个特色栏目，组成了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葛金芳等比较强的作者队伍，但她始终兢兢业业，保证送主编终审的稿件符合《学报》质量要求。《学报》坚持所有稿件除编辑初审外，一律送校外专家二审，主编终审可以否定前二审，只有主编终审通过的稿件才能参加定稿会。在我的印象中，梅莉送我终审的稿件没有一篇被我“枪毙”，其质量把关是很严格的。正是在梅莉和其他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湖北大学学报》文科版的转载率连创新高。1998年，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委员会进行首次高校文科学报评奖，《湖北大学学报》文科版进入前二十名，即“双十佳”，为了给专科学校学报留一个“双十佳”名额，以促进全国专科学校学报的发展，评委会将《湖北大学学报》从“双十佳”移出，列为“百强学报”第一名。学会会长龙协涛教授（《北京大学学报》主编）向我解释，希望得到我的理解，我表示支持，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从心底里是感激的。梅莉教授南京大学2000年制定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首次将400多种刊物列入期刊源，《湖北大学学报》也顺利进入首批来源期刊，进一步肯定了学报的学术质量，这与梅莉为代表的编辑们的辛勤努力和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在高校学报界，正是有像梅莉这样的一批编辑，顽强地守护着学术阵地的第一道防线，才使高校学报得以健康地成长，不至于被权力地位、人情关系和金钱礼品所攻陷，我从内心里感激他们。2001年10月，我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次年招收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2004年3月，我接替邱紫华教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这时，教育部已经启动文科学报名刊建设，第一批进入建设的11家名刊没有列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我接手的首要任务便是争取学报进入第二轮教育部名刊，压力可以想见。2004年底，学报资深历史学编辑沈继成编审退休，著名秦汉史学家熊铁基教授找到我，说向我推荐历史编辑，我问是谁，他告诉我是梅莉，我十分高兴的答应了。我知道梅莉这时正跟着熊老师在做博士后研究，课题是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因为华师历史文化学院设有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在全国颇有影响。我以为梅莉在这儿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会转入教师系列，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毕竟教师的发展前途在高校比学报编辑要好些，没想到她仍然愿意做编辑，真是求之不得，也令人肃然起敬。不久，梅莉进入华师学报接手历史学编辑，根据她的建议，学报历史学重点办好两个栏目，一是中国近代史（经济社会史、政治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研究，一是宗教史（道家道教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是华师的优势学科，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一流学者，年轻学者也成长迅速，近代史研究栏目请近代史所所长朱英教授主持，依靠自有力量，有计划地组织外稿，栏目很快就引起学术界关注。道家道教研究虽然没有设立固定栏目，由于梅莉本人在该中心从事研究，又有熊老师坐镇，还有少壮派刘固盛教授等的积极支持，组稿也十分顺利，卿希泰、陈鼓应、刘笑敢等名家新作和本校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在学报刊发，同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于本校年轻学者，梅莉也给予了热情关注和积极支持，如付海晏关于无锡商会的论文就是在她的积极支持下在学报推出的，当时付海晏还只是三十岁的年青讲师。此外，梅莉十分注意历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和活跃作者，主动约请这些专家赐稿，如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教授的社区生活史研究，南开大学余新忠副教授的社区医疗史研究，都受到梅莉的关注，并约请他们为学报撰稿，他们的论文在学报刊发后均获得很好的学术反响。加上学报原来一直坚持的“农村问题研究”专栏在著名学者徐勇教授、项继权教授的主持下已经形成虹吸效应，社会影响与日俱增。梅莉、赵世瑜教授合影2006年初夏，教育部公布第二批入选名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成为8家入选期刊之一，实现了我们设定的目标，梅莉的慷慨加盟及其卓毅努力是功不可没的。2009年暑假，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委员会在北戴河举办学报编辑培训，会长武京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邀请我为与会编辑讲讲如何处理好编辑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关系，我便以梅莉编审为例，说明二者不仅可以兼顾，而且可以相互促进。因为研究工作是“选择性的创造”，而编辑工作是“创新性的选择”，它们都离不开敏锐的学术眼光，都需要有对学术的热爱、敬畏与坚守，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怀念梅莉编审对学术的热爱、敬畏与坚守，是因为她将学术作为事业，作为生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杂家的风范，一个专家的标准，一个学者的榜样。在一般人眼里，高校学报编辑是万金油，属于典型的杂家，不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这一认识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所有学报编辑往往都是全科编辑。即是说，由于学报人手有限，一般一个编辑要负责一个一级学科，有的甚至要兼顾几个一级学科。为了做好编辑工作，他们必须对某个一级学科的基本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不能像那些专家学者们只局限在某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甚至有的还局限在二级学科的某个学术分支，所以能够专深下去，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梅莉教授博士论文《明清时期的真武信仰与武当山朝山进香》然而，我们却不能用专家的标准来菲薄编辑的博杂，因为这是他们工作的需要。正是因为知识的博杂，他们才可以对接收到的稿件进行基本的学术判断，形成初审意见，才能知道应该送到校外哪些专家进行二审，才可以为作者提供一些作者可能没有的知识视野，提出一些对论文有益的修改建议。梅莉做了三十余年历史编辑，也的确具有一个资深编辑的宽广知识视野和敏锐学术眼光，这是一班做窄而深研究的专家们所不具备的。我虽然在两个学校前后做了十多年学报主编，但毕竟没有做具体编辑工作，且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中，与梅莉相比，就没有她那样广泛的阅读经验和的博通的知识视野。我这样说并非谦虚，而是因为有事实对我的教育。2007年，古代文学专业期刊《文学遗产》发表了几篇关于争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论文，其中提到文征明为岁贡生的时间，争论双方都以《明史·文征明传》为依据，认为文征明为岁贡生的时间是在正德末年。然而，我印象中的《明史·选举志》记载时间为“嘉靖”，文征明之子文嘉所撰《先君事略》也记为嘉靖“壬午贡上，癸未四月至京”，因此，我认为文嘉和《明史·选举志》的记载是准确的，说“正德末年”是对《明史·文征明传》的误解。当然，如果能够找到文征明的作品作为证据，就可以将此案定谳，纠正专家们的失误。然而，我通读了文征明文集《甫田集》，却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梅莉教授我记不清因何事向梅莉提及此事，她立刻提醒我，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春瑜所编《中国稀见史料》第一辑有《文征明撰并书〈京邸怀归诗〉》，诗中提到他作为贡生去京城应礼部试，后在京城做官以及离开京城的时间，应该可以解决我说的问题。她很快给我复印了这些诗。诗是文征明用行草亲笔书写，《甫田集》未收，但与文集中的作品可互相印证，确属稀见史料。利用这些史料，我细致讨论了文征明的生平及其小楷书写“古本《水浒传》”的有关问题，消除了学术界多年的误解，也推动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深入。文章发表时，在讨论文征明岁贡的时间问题时，我专门注释说明这段史料为梅莉编审所提供，以承认自己孤陋寡闻，同时也借以展示梅莉编审阅读的广博和记忆的精准。通过这件事，我从内心里认识到，作为真正杂家的资深编辑比我们这些所谓专家要厉害得多，因为他们有更广泛的阅读和更弘通的视野，为我辈所不及。事实上，梅莉不仅是真正的杂家，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宗教、民俗、建筑、文化，等等，她都有所了解，总能说上一些中肯的意见；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也是一位真正的专家，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专业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而这正是一般学报编辑所不具备的。梅莉在华师道家道教中心从事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调入华师学报后，继续完善她的研究。《明清时期的真武信仰与武当山朝山进香》她向我请过几次假，说是要到武当山等地去抄碑文。我问她是否有同伴随行，她说原来在中心作研究时经常是一个人单独去的，武当山、十堰市、丹江口她都跑遍了，收集了百余通相关碑刻文和摩崖文，二百多条器物铭文及匾联，考察了武当山的宫观、神道的存毁，采访了周边村落的干部群众，并说那里的道士、干部和群众都很好，她感觉很安全，绝大部分碑文她都已抄录，只有几处偏僻地点的碑文没有抄录，需要补齐，不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我听了很感动，支持她继续坚持下去。试想，一个弱女子，为了进行一项研究，跑到深山老林之中，来到悬崖绝壁之下，去抄写一通通碑刻文和摩崖文，只是想弄清楚明清时期来武当山进香的香客们都是哪里人，是什么阶层的人，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性别构成如何，靠什么作为生活来源和经济支持，来进香的目的是什么，如此等等，她要通过这些残留的碑文，去揭示一段民族宗教史、民间信仰史、社会组织史、道观发展史。这是十分纯粹的学术研究，又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研究，但她偏要去做，原因是前人没有做，如果再不做，这些碑刻和摩崖风化剥蚀，以后想研究也不可能了。她把抄写这些碑文、研究这段历史作为了自己的使命，义无反顾。是什么精神支撑她这样去做呢？是对学术的挚爱，是对事业的坚守，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她要为后人留下一点前人没有留下的东西。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吗！《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不仅《历史研究》发表了她的长篇专题论文《明清时期武当山香会研究》，而且其专著《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也被列入“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外研究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的代表性学者。中央电视台拍摄《问道武当》专题片，专门来武汉请她谈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的情况，说明她的研究早已为大家所认可。她的研究也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高万桑研究员、美国罗格斯大学刘迅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康豹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教授等都对她的研究给予颇高评价，邀请她参加国际合作研究。她也多次应邀到美国、法国、香港、台湾等地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不了解她的人一定会以为她是专职研究人员。这说明，一个学报编辑进行专业研究是能够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的，丝毫不亚于那些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专业研究人员。我支持她的研究，更欣赏她的这种对学术研究心无旁骛、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暗暗地向她学习。她在《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后记中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王齐洲教授在我外出考察及出站报告写作期间，不仅在时间上予以大力支持，而且在我识读碑文的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梅莉教授在太乙宫殿前其实，应该产生感激之情的人是我，因为正是她的学术精神激励着我不懈追求，去攻克一个个难关，没有她的榜样的力量，我也许早就懈怠下来，不思进取了。两相比较，我那识读碑文的雕虫小技，又何足挂齿呢？除了武当山朝山进香专题研究，梅莉还在宗教社会史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对某些著名道观登真录、传戒录的研究，关于宝庆伙居道士的研究，关于地理地标、军事地标、宗教文化地标相互转化的个案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所产生的论文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分别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受到学术界关注。即使是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也未必能够达到梅莉编审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具有她那样的学术水平。我们说她为编辑人员进行专题研究树立了榜样，为专家与杂家的结合确立了一个标高，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们怀念梅莉编审对世俗杂念的远离，是因为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高雅，什么是风度，什么是超凡脱俗，什么是坦荡从容，她让人的生命呈现出难得的自如与潇洒。梅莉的学术成就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她通过这些国际知名专家帮助华师历史文化学院建立起与美国、法国等一些高校的学术联系。在某些人那里，这是提高自己学术声誉、争取个人利益的重要资源，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的。这种利用某些资源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事例，恐怕在全国各个高校都有，成为一些人的“葵花宝典”。梅莉、柯若朴、张倩文、吴亚魁教授合影（从右至左）然而，梅莉不这样去想，更不这样去做，她仍然继续着自己的纯学术的交流，坚守着自己的做人原则和处事态度。她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正是因为梅莉超凡脱俗的表现，她得到了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的认可。她原本在道家道教中心做研究，后来帮助带硕士，可谓驾轻就熟。然而，由于她在宗教社会史领域的突出成绩，以及她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方面的优雅表现，近代史所在进行学术规划时，由所长朱英教授、副所长郑成林教授提议，除原有的经济社会史研究群、政治社会史研究群、思想文化史研究群外，拟建立宗教社会史研究群，希望梅莉能够进入这一研究群，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以拓展近代史所的研究领域。梅莉当时非常为难，不知如何处理。她既不愿离开自己倾注了许多心血、并和大家融洽相处的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又希望能够到近代史所去拓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她曾向我谈过她的困惑，希望我能给她一点建议。我开玩笑说：“主要是你人太好了，大家都想抢你。你以后就不要那么好，人家就不会抢你了。他们抢你，不仅是接受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接受你这个人。”玩笑归玩笑，凡是与梅莉共过事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能够和所有人和睦相处的人，既不争名，也不争利，不会只为自己着想，而会顾全大局，谁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合作共事呢？当然，我也给她出了个主意，要她去找熊老师，让熊老师帮她作决定。熊老师德高望重，对院里各方面情况都了解，出面沟通协调均无问题。后来听说熊老师支持她去近代史所，招收宗教社会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欢迎她随时回中心参与活动，事情得到圆满解决。《荆楚全书编纂工作汇报图册》我因参与章开沅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的编撰与研究，和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有一些接触。从他们哪里听到一些对梅莉的评价：儒雅、质朴、恬静、睿智，有一个女性学者特有的温柔与善良，是一个很好共事的人。梅莉在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十多年，无论是在道家道教研究中心，还是在近代史所，同事们都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她也生活得坦荡而从容，自如而潇洒。按照梅莉取得的成就，以及学术同行对她的评价，她本应该获得很多荣誉，例如各种奖励，各种“帽子”，因为现在的高校看重这些东西，学术界也追求这些东西，似乎个人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就靠这些东西来体现。然而，梅莉一顶“帽子”也没有，一个奖项也没拿，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她在《历史研究》发表《明清时期武当山香会研究》并出版《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专著后，我曾劝她申报两年一届的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她笑了笑说：“算了，不凑热闹了。”我继续劝她，希望她能够申报，因为她对湖北境内的道教圣地武当山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具有国际影响，代表了湖北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水平，理应获得湖北省政府的奖励，这种奖励对学报编辑也是一种激励，所以我极力劝说。《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她看我不死心，便不无调侃地说：“省社科奖都是你们这些‘大牛’包了。我们申报，不过是帮你们增加分母，没什么意义。什么时候评奖能够真正做到完全看学术水平？不可能的事。我申报要想得奖，还得托关系，找评委，丢人现眼，就别自找麻烦了。”听了她的话，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的确，从第二届省社科成果评奖起，我已连续五届获得这项奖励，只是从来没有考虑其中的问题。不知从何时起，评奖、评职称、评项目、评博士点硕士点，都需要托关系，找评委，这些本为学术评价的事早已不是纯粹学术性的东西了，成了关系的竞争、单位的比拼、金钱的舞台。我自认为是比较清高的，一般不会找评委说情，因为拿不下面子。然而，年轻学者评奖不托关系，找评委，又有谁为他们讲话呢？我们不能责怪那些请托的年轻学者，根本问题恐怕还是这种评奖制度本身。在这种自我申报的制度安排下，一些不正派的人弄虚作假，一些会钻营的人上下其手，他们确实获得了许多不该获得的荣誉，享受了一些不该享受的利益，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带坏了学术风气，而这样的人多数不是年轻学者。如果不由本人申报，也许这样的人会少很多，年轻学者的获奖或晋升的机会也会增加很多。诺贝尔奖之所以公信度高，恐怕也是因为不由本人申报的原因。《湖北道教史》梅莉对于报奖的态度，给予我很大的震动。我不再动员她报奖，反而受到了她的影响。2009年起，我也连续几届没有申报省社科成果奖，因为这些奖励对我已经没有多少荣誉感了。2011年4月，清华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我获得清华大学颁发的“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一等奖，倒真高兴了一阵子。因为这不是我申报的奖励，是由清华大学组织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李学勤、傅璇琮、童庆炳先生评选出来的，是纯学术的评价。然而，我毕竟没有梅莉那样的超凡脱俗，几年以后，我又申报了湖北省社科成果奖，还申报了教育部社科成果奖。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院有需求，反复做了动员，我理应为文学院发展做些贡献；另一方面，我也似乎需要用这种奖项对于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自己做个鉴定，做些总结。只是在申报以后，我坚持不做任何评委的工作，顺其自然，包括前不久获得的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成果奖，虽然我知道哪些人是终评委，我也没有找任何评委打招呼，以保证获奖和获得较好的等级，这可能也是受到梅莉影响的缘故吧。我曾经自问自答：梅莉为什么不报奖呢？是因为她做研究不是为了获奖，也不需要用获奖来证明自己，更不会为了获奖而丧失自己的操守和人格，何况获奖著作不一定都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也不一定都获过奖。梅莉教授我为什么要报奖呢？因为我需要用获奖证明自己的能力。梅莉刚满17岁就考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考上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石泉先生的硕士生，后来从石先生那里博士毕业。她不需要用获奖来证明自己的专业基础，也不需要用获奖来建立起学术的信心，因为她天生就是做学问的，她的实力有目共睹，无人怀疑。而我则不同，15岁初中毕业，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错过了10年黄金读书期，由于过早参加工作，执教了50年，以致今日仍然没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更别说博士文凭和博士后研究经历，所以我需要通过获奖来证明自己，来给自己以信心，同时也能够说服别人。这是多么世俗、狭隘和猥琐的理由！对比梅莉的超脱，高下立判，我只能自惭形秽，也应该自惭形秽。在纪念梅莉的时候写下这些，并非自虐，而是对自我束缚的一种解放，对半世纪学术追求的终极反省，更是对梅莉学术精神和高尚人格的由衷礼赞！梅莉离开我们走了，走得那么匆忙，但她的著作仍在，她的精神永存，她的人格不朽，她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首届中国基础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学会第33次学术年会于12月5-6日在江苏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马欣,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韩立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学会顾问王湛,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厅、南京市委市政府、南京大学、相关学会、协会有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基础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校长、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共1200余人到场参会,另有550余万人通过线上直播平台远程参会。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优质基础教育:聚焦育人方式变革”。年会设置学术报告、学术沙龙、教学成果交流展示、区域与学校报告、课堂教学观摩、分论坛、DPD特别论坛(Doctor, Principal and Director)、微论坛等多个环节,论坛围绕育人方式变革的目标,聚焦和展示中国基础教育在新课程改革、优秀教学成果推广、考试评价改革、教师教育创新等多方面的积极探索、生动实践与重要经验。12月5日上午,在开幕式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致开幕辞,随后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韩立明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马欣先后致辞,最后,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发表讲话。下午,大会组织开展了育人方式变革成果汇,专家、学者们交流展示了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进行了经验分享,同时开展了课堂教学观摩。中国教育学会第33次学术年会主会场外研社微论坛精彩回顾12月6日,由各协办单位组织的分论坛和微论坛有序开展。其中,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组织的微论坛“新时代外语教师教育方式的变革”于6日下午14:00在南京市第九中学顺利举行,现场有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同行参会,同时有58.91万人在线收看了本场微论坛。微论坛现场微论坛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遵义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本斌,遵义市教科院副院长樊厚义,南京市第九中学校长兼书记林啟红,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连凯,桂林市教科所高中英语教研员李陆桂,无锡市教科院初中英语教研员包丰等多位领导和专家参加研讨。外研社副总编辑王勇、外研社基础教育营销中心总监陈子昱、外研社基础教育研究发展中心总监李国辉等出席微论坛。与会领导及专家们分别从新时代外语教师素养的培养、外语教师教育的改进途径以及如何因地制宜创新外语教师教育形式等方面,探讨如何在新时代推进外语教师教育方式变革,从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微论坛由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英语教研员常玉梅主持。参加微论坛的部分领导与专家合影组织单位致辞南京市第九中学校长兼书记林啟红在微论坛上致辞,并向与会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她指出,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需要一大批精通外语的专门人才,所以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学非常重要;接下来,她介绍了近年来南京九中在外语教育教学方面的探索实践;最后,她从学科教学立德树人、学生学习方式变革和英语学习新样态等方面对外语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待。南京市第九中学校长兼书记林啟红致辞外研社副总编辑王勇受邀上台致辞,他首先回顾了过去两年外研社深度参与中国教育学会举办的学术年会的经历以及外研社与由中国教育学会组织评审并颁发的亚太地区教育创新“文晖奖”的渊源。接着,他又强调,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具有先导性、关键性、基础性作用,外研社一直以来在外语教师教学领域持续深耕,以教师培训、学术科研、数字化转型为切入口,不断探索,勇于实践,致力于通过多种形式全方面促进教师发展,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他还表示,外研社愿与各位教育工作者和有志之士一道,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开辟新思路,迈出新步伐,取得新进展,共同为我国基础外语教育事业书写奋进新篇。外研社副总编辑王勇致辞山西省教科院高中英语教研员常玉梅主持了微论坛专家主旨报告在微论坛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连仲教授带来了题为“立德树人、求真务实——新时代英语教育改革与教师成长”的主旨发言。张连仲教授从近二十年课程改革中的反思、新时代下外语教师应该具备的素养以及下一步基础外语教育应该关注的问题三大方面展开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今年的疫情永久的改变了世界,英语教育方式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了新时代、新挑战下的教师培训很多新思考,应该有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现代英语教学。随后,他阐述了英语教师需要提升的包括“立德树人的追求”、“理性思考能力”、“开放的心态”在内的十项素养和能力。最后,他强调,外语教师应有理念、有信仰、有能力、有学识、有品行,有学习能力,现代教育要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连仲教授做主旨报告来自无锡市教科院初中英语教研员包丰老师分享了由无锡市教科院主办、外研社承办的无锡市中学(英语学科)未来教学名家专题项目所采用的参与式行动型“思-学-研-用”研修模式的建构与实践过程,分别从项目概况、设计理念及实现途径、培训特色与创新、项目成果和思考与展望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表示,该项目从2017年-2019年为期三年共八期培训,引导学员在思中学,在学中研,在研中用,循环往复,从而实现持续、及时、高效的教研成果的转化。一体化思路、导师制和下校实践体验是项目的三大亮点,学员们通过培训得到了最符合他们个性化需求的提升与成长,收效显著,辐射带动了无锡市英语学科整体发展。无锡市教科院初中英语教研员包丰进行分享遵义市教育局王本斌副局长从项目背景、项目实践、项目创新点、思考与展望四个方面同与会嘉宾及参会人员分享了与外研社深度合作的遵义市中小学英语教学领军人才五年提升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他指出,该项目是遵义市英语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的一条龙整体提升方案,针对专业教师补位需求凸显、教师培训资源亟待强化、教师队伍亟需有效激励、课堂教学理念和技术亟待更新四类问题设计出了“学习圈理论一体化教师培训模式”,搭建了五年整体培训规划框架,通过系列主题开展了系列培训活动。在培训主题式提升、班级机制建设、网络研修活动、三项教学能力比武评选等方面亮点纷呈,具有学习共同体建设组织有力,学习任务链驱动真实高效两大创新性,对于推进遵义市英语教师队伍分层次、分阶段、体系化、一体化专业发展成效显著。遵义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本斌进行分享圆桌论坛本次微论坛还组织了以“如何因地制宜创新外语教师教育形式”为研讨主题的圆桌论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桂林市教科所高中英语教研员李陆桂、遵义市教科院副院长樊厚义和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连凯等与会专家围绕创新教师教育培训的历史因素、积极效果和改进之处,英语教师对培训的需求和需求设计,培训效果等多个问题展开探讨,在共同探讨过程中,分享教师培训实践经验,在相互对话过程中,增进了解,增强共识,针对教师教学和教师培训中的重点、难点进行深度交流,为未来外语教师教育方式的变革提供新思路,为基础阶段外语教育的均衡发展探索新路径。圆桌论坛(从左至右:山西省教科院高中英语教研员常玉梅、桂林市教科所高中英语教研员李陆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遵义市教科院副院长樊厚义、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连凯)本次微论坛为所有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外语教师教育交流分享会,未来,外研社将继续探索外语教师发展道路,不断创新外语教师培养方式,以教师教育变革带动育人方式变革,切实推动基础英语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