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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委领导有调整默汝无言

武汉市委领导有调整

据《长江日报》报道,7月22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并召开座谈会。消息提到,市委常委、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汪祥旺,市委常委、秘书长龙良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永辉,市政府党组成员陈红辉参加调研和座谈。上述消息显示,原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王永辉,已通过公示期,就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资料图此前7月12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公告,王永辉现任省委副秘书长,“拟交流任正厅级领导职务”。据任前公示显示,王永辉是河北藁城人,1971年8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政事儿”注意到,王永辉还同时担任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据官网介绍,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9月21日,系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与武汉大学共建的实体性科研机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王永辉和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周叶中共同担任中心主任。中心主要承担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对策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基本任务。此前7月11日,王永辉还以该身份,参加了全国党内法规青年学者论坛。王永辉在致辞中谈到,抗击新冠疫情的这一场大考,深刻证明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开创党内法规事业新局面,深化党内法规研究新领域提供了坚强信心和强大定力。中心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务研究,发挥智库作用,多出实用成果,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更大贡献。此前任武汉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的是胡立山,他生于1963年6月。今年1月,他已当选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政事儿”(xjbzse)撰稿/ 许腾飞

听止于耳

湖北省高院副院长张忠斌,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据平安武昌官博20日消息:10月19日下午15时许,分局接到110报警,一名男子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综合楼一办公室死亡。民警及时到达现场,经120确认,该男子已无生命体征。经核查,死者张某斌(男,53岁)系湖北省高法工作人员。公安机关通过侦查、调查,排除刑事案件。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另据湖北省高院通报:湖北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忠斌于10月19日中午在办公室自缢身亡。他身患疾病,长期服药。据“湖北高院”官方微信公众号10月16日报道,16日下午,省法院召开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审判执行工作约谈会,省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忠斌主持会议,通报了被约谈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审判、执行工作的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情况。官方履历显示,张忠斌1967年1月出生,湖北松滋人。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1987年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后长期在法院系统工作。2004年2月至2006年10月,张忠斌任荆州市中院副院长。2002年9月至2005年6月,他在武汉大学刑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在美国芝加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6年10月至2006年11月,他短暂担任洪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重返荆州市中院副院长,2007年5月明确为正处级。2007年9月,张忠斌调任湖北省高院工作,历任刑一庭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1年1月,他调任十堰市中院院长,为副厅级。2014年后任宜昌中院代院长、院长,2018年1月任湖北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一级高级法官。张忠斌简历张忠斌,男,1967年1月出生,汉族,湖北松滋人。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9月至1987年7月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学习。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中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1990年7月至1995年8月,历任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业大分部副主任,助理审判员。1995年8月至1997年9月,先后任业大分部副主任、正科级审判员。1997年9月至2004年2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二庭副庭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刑一庭庭长、刑二庭庭长、副县级审判员。2004年2月至2006年10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其间:2002年9月至2005年6月武汉大学刑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美国芝加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6年10月至2006年11月任洪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11月至2007年9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07年5月明确为正处级。2007年9月至2011年1月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一庭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任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副厅级)。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18年1月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梦游者

国产博士太多了?不,太少了

早前,演员翟天临(左一)的博士学位造假,引发全网质疑。图/《军师联盟》博士是谁?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作者 |谭山山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名闻不争

武汉大学博士谢红星任本科院校一把手

近日,湖北大学召开干部教师大会,宣布省委决定:谢红星任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谢红星, 1966年3月出生,经济学博士。1987年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1997年9月至1999年12月,武汉大学在职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9月始,在武汉大学商学院在职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武汉大学任教,任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等职。2014年6月,任长江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2018年12月,任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2020年7月,任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公开发表思想政治教育类、经济管理类论文20余篇,主编或参编多部著作。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

非大愚也

湖北高院通报:副院长张忠斌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10月19日下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一级高级法官张忠斌在办公室内被发现自缢身亡。张忠斌,男,1967年1月出生,汉族,湖北松滋人。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图据湖北高院微信公众号其主要经历是:1983年9月至1987年7月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学习。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中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1990年7月至1995年8月,历任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业大分部副主任,助理审判员。1995年8月至1997年9月,先后任业大分部副主任、正科级审判员。1997年9月至2004年2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二庭副庭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刑一庭庭长、刑二庭庭长、副县级审判员。2004年2月至2006年10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其间:2002年9月至2005年6月武汉大学刑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美国芝加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6年10月至2006年11月任洪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11月至2007年9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07年5月明确为正处级。2007年9月至2011年1月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一庭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任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副厅级)。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18年1月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来源 湖北高院网站编辑 杨韬编审 杨仪

饥渴寒暑

湖北高院副院长张忠斌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官方通报

据@平安武昌 今天(20日)通报:10月19日下午15时许,分局接到110报警,一名男子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综合楼一办公室死亡。民警及时到达现场,经120确认,该男子已无生命体征。经核查,死者张某斌(男,53岁)系湖北省高法工作人员。公安机关通过侦查、调查,排除刑事案件。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平安武昌通报截图湖北省高院今天也发布通报:湖北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忠斌于10月19日中午在办公室自缢身亡。据了解,张忠斌身患疾病,长期服药。张忠斌简历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网,张忠斌,男,1967年1月出生,汉族,湖北松滋人。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主要经历是:1983年9月至1987年7月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学习。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中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1990年7月至1995年8月,历任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业大分部副主任,助理审判员。1995年8月至1997年9月,先后任业大分部副主任、正科级审判员。1997年9月至2004年2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二庭副庭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刑一庭庭长、刑二庭庭长、副县级审判员。2004年2月至2006年10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其间:2002年9月至2005年6月武汉大学刑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美国芝加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6年10月至2006年11月任洪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11月至2007年9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07年5月明确为正处级。2007年9月至2011年1月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一庭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任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副厅级)。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18年1月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来源 | 东方网【来源:上海法治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固不待师

比博士更难的,是博导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环节有三:招生、培养以及答辩,这三个环节除了离不开学生的主观努力,导师的守责把关也是重中之重。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已经达到11.5万人。但事实上,在担任博导职责这件事儿上,高校教师的“权利”实在是有限。就整体情况而言,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导师的角色以“被动”为常态,在夹缝中求生存。博导,听起来光鲜亮丽,但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博士生。经费不足,博导也是“打工人”在同样的评价体系内,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老师相较于一个潜心教学的老师,前者无论是在职称晋升,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定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科研项目的牵头人和直接参与者,身兼硕导、博导的教授们精力相对有限,权衡取舍下往往忽视了教学任务。这种情况其实也与教学活动的“效益”甚微不无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公开的课时费等人员费用发放标准中,教授:不超过150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100元/课时;其他人员:不超过80元/课时。图源: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为了让导师回归课堂,只能从政策上动员。中南大学从2012起,严格执行“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被称为史上最严“讲台令”。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政策,使“教”由传授变为传授+指导;使“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教学相长。然而制度的规定,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教学的软肋——调整评价机制以及出台奖励措施。浙江大学2011年起设立“心平奖教金”,其中杰出教学贡献奖为获奖的一线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武汉大学也设立了“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必须承认的是,课时标准、奖励措施在数量上仍是“杯水车薪”,与动辄百万级的科研项目经费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教学工作相较于科研、项目上的付出,不过是“雪上加霜”,毕竟申请项目经费本身就绝非易事。此前,我国博士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少数优秀教授才可担任博导,并且以国务院名义任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而现在,我国大学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存在问题。据调查,大学中至少超过50%的在职博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在有些学校,还实行博士津贴由博导提供的方案,加上外出开会、调研、发文章的版面费,基本都从博导的科研经费中开支。因此,很多博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项目、申请课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经费保障博士出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让学生能顺利毕业,博导需要带领研究生不断地做实验、出结果、发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就曾呼吁:“导师有权向管理部门博士生的培养经费,要求公开其全部去向,以便大幅度地增加博士生培养经费的下拨比重,避免不合理的层层折扣。”学生不靠谱,导师要“背锅”这年头,博导招博士就像“拆盲盒”,多多少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导师对学生原本抱有学术上的期待,但学生则把读博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并不能产生美。指导论文“死脑细胞”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中,论文发表不再作为博士生的硬性指标,但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士就终究避免不了要与论文打交道。“90后梗王”袁隆平曾表示“不带博士生了”,并因此登上热搜榜。“论文修改起来麻烦得很”“死脑细胞的”,这些应该是大多博士生导师共同诟病的。图源:央视《面对面》当主持人问袁老:“在这个团队中,您就是个大家长,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好管啊?”袁老的反应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博士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要件,选题、资料与论证则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资料是基础,选题是关键,论证是保障,三者都不能含糊。对于博士生论文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论证的展开、导师都有义不容辞的指导之责。但导师,其主要工作在于“导”,而不在于“教”。能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是,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招收到得力的博士生,是博导的“小确幸”,反之则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导师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指明方向,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成果,主要就靠学生自身了。学生延毕,导师有苦难言《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导师岗位权责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权。然而所谓评价权如何保障,也存在争议。2020年9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其中针对“制定法律界限明晰的导师权责规定”等建议,教育部表示“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等。近年来,学界与社会舆论在讨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时,对导师的责任谈得较多,对相关权利却关注不够。导师在这方面其实很委屈,学生做得再差,也得让他毕业——大概率是,博士生培养在制度层面更偏向学生。学生被导师卡不毕业,可以向学术委员会申诉;但带的学生延毕太久,影响的反而是导师的招生资格。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高校掀起清退超期研究生的浪潮,其中个别高校清退超期在籍博士生人数达到上百名。这些未能在规定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过度占用的他人资源和时间,导师又向谁诉苦呢!最惨博导:“有实无名”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展“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士生规模,健全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营造更好的支撑环境。博士生的数量决定了培养经费、导师口碑、甚至高校建设层次等,在博士生扩招的大趋势下,高校会通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量来界定博导的相关报酬。但博导数量和博士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招收博士生并不与博导的“头衔”相对应。现在博士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如果一名学生得到了博导的确认,读博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了,还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关。高校会确定每个导师的最高限额,博士生指标每年是有规定的,一层层分下来,招多少人导师说了不算——这就造成博导徒有其名。放眼国外,博导遴选一般要求符合三个条件: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研究课题以及科研经费;主导师需要有博士生指导经验。博导是一个流动的岗位而不是终身制,不带博士生就不能再称为博导。而在我国,一套严格的、较为完善的博导遴选制度已经形成,主要包括对职称、学位、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的考核等。其中,博导与“职称”存在普遍的捆绑关系。2015年的一份统计研究中发现,在全国研究生导师中,具有高级职称者比例为96%,中级职称者占比为4%,在博导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则会更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需要博导有高级职称,严格一些的甚至是要有正高级职称——即教授。大多高校中,由学校进行评审认定博导基本资格,每年组织一次。图源:南京大学关于深化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图源: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的通知图源: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众所周知,职称晋升存在着名额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定教授才能当博导,一些有真才实学但“级别”不够的年轻人或许要错过搞科研、忙教学的黄金期。而与职称息息相关的,就是一名高校教师的晋升之路。在部分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已经实际承担了博导的岗位职责,而迫于职称的硬性要求,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他们只能“挂靠”别的博导。这就造成了“有的博导不带博士生、而带博士生的又无教授之实”的怪圈,对于带博士生的实干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了。80年代初,我国博导制度初形成,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而在博导遴选的制度上,清北早已走上了改革道路——取消博导评聘制度。也有不少高校效仿。但是,放开博导评聘制度,也存在一定风险。副教授、讲师也能当博导,有高校会挖教授不成,改打副教授的主意,能不能保证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又如何提升博士生导师的竞争力,这其中的平衡非一般可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博士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存在着差距。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博士生教育强国,导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2020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同时指出,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强调博导的责任与义务,也应该保障博导的权利。数据来源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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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年60岁!武汉大学教授李十月逝世,曾任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专家

来源:武汉大学健康学院11月22日,据武汉大学讣告,该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健康学院护理学系主任李十月,11月7日在去西安出差途中突发脑溢血,经十余日抢救无效,于11月22日9时5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60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1月24日上午9时在武昌殡仪馆举行。李十月为流行病学专家,曾作为湖北省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防控专家组成员参与武汉和湖北的疫情分析和相关防控策略讨论,提出的防控系统建设建议被湖北省政府采纳,为政府正确判断疫情和采取恰当的防控措施提供了依据。南都记者整理发现,自疫情以来,他多次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答疑,面向大学生、离退休干部等群体进行线上科普演讲;他主审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健康管理手册》于2月问世,电子版实时更新,成为通俗易懂的权威科普读物,为公众树立了战胜疫情的信心。主要简历1、学习简历1978、10~1983、08 同济医科大学卫生系环境医学专业本科生,获医学学士学位;1988、09~1991、07 湖北医科大学流行病学硕士研究生,获医学硕士学位;2004、09~2007、0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在职博士生,获医学博士学位。2、工作简历1977、08~1978、10 湖北省咸宁县龙潭公社前锋大队茶场,知青;1983、08~1986、08 同济医科大学卫生系环境卫生教研室, 助教;1986、08~1988、08 咸宁医学院卫生学教研室 ,助教;1991、08~1994、10 湖北省医药工业研究所药理毒理室主任,工程师;1994、10~2000、10 湖北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 讲师、副教授;2000、10~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十月长期从事流行病学和儿童少年卫生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是学院流行病学(本科生)、现代流行病学(研究生)、临床研究设计(研究生)及儿童少年卫生学(本科生、硕士生)课程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流行性出血热及莱姆病的流行病学研究。2000年后一直从事行为流行病学研究,包括SRAS流行期间人群行为研究、艾滋病相关行为及干预研究、灾害现场的卫生防疫与疾病控制(2008年因参与四川灾区现场救灾疾控工作而被四川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抗震救灾模范”称号)等。近年来,在跨文化压力研究、男男同性恋人群危险行为与艾滋病关系研究、血吸虫疫区人群防护行为研究、婴幼儿营养干预研究、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研究、大学生性行为研究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基于感觉寻求分析的青少年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研究”、国际合作课题“跨文化压力研究”、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大学生性与避孕行为研究”、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办公室课题“利用湘南红丝带组织在青年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湖北恩施地区已婚育龄妇女意外妊娠影响因素研究”等。先后发表包括SCI论文在内的学术论文120余篇,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

烧之剔之

湖北高院副院长张某斌办公室内自杀身亡,警方:排除刑事案件

据平安武昌官博消息,10月19日下午15时许,分局接到110报警,一名男子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综合楼一办公室死亡。民警及时到达现场,经120确认,该男子已无生命体征。经核查,死者张某斌(男,53岁)系湖北省高法工作人员。公安机关通过侦查、调查,排除刑事案件。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相关张忠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一级高级法官。张忠斌,男,1967年1月出生,汉族,湖北松滋人。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主要经历是:1983年9月至1987年7月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学习。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中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1990年7月至1995年8月,历任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业大分部副主任,助理审判员。1995年8月至1997年9月,先后任业大分部副主任、正科级审判员。1997年9月至2004年2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二庭副庭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刑一庭庭长、刑二庭庭长、副县级审判员。2004年2月至2006年10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其间:2002年9月至2005年6月武汉大学刑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美国芝加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6年10月至2006年11月任洪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11月至2007年9月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07年5月明确为正处级。2007年9月至2011年1月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刑一庭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任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副厅级)。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2015年1月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18年1月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平安武昌 湖北法院网)

马青霞

夏克勤跨省任职

据《西藏日报》消息,1月20日上午,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干部大会召开。大会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朱雅频不再担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夏克勤担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文浩在讲话中指出,这次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职务调整,是中央根据西藏领导班子建设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中央派夏克勤同志进藏工作,将为我区检察事业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活力,相信他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融入新的集体、进入新的角色,团结带领区检院党组班子和全区检察机关凝心聚力推进西藏检察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进步、开创新局面。夏克勤(资料图)据公开简历,夏克勤生于1966年5月,1987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在安徽省安庆地区法律顾问处任律师。1988年,夏克勤进入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工作,1992年调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历任主任科员、正科级审判员、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00年任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2003年为正县级审判员。2006年,夏克勤调任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任职5年,于2011年调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17年任江西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至此番调整。此番卸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的朱雅频,已调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朱雅频生于1966年3月,曾长期在青海工作,历任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等职,2018年调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夏克勤简历夏克勤,男,汉族,1966年5月生,199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1983.09--1987.07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1987.07--1988.10安徽省安庆地区法律顾问处律师1988.10--1992.03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审判员1992.03--1993.09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助理审判员1993.09--1995.09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主任科员、助理审判员1995.09--1998.10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正科级审判员1998.10--2000.05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审判员2000.05--2003.05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其间:1998.09--2001.06武汉大学法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律硕士学位)2003.05--2006.12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正县级审判员2006.12--2011.0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11.03--2017.1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其间:2014.09--2017.06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17.11--2021.0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21.01--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