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8月30日上午，在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举行的“中国践行国际法治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美方一些人发起和升级经贸摩擦，严重违反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在内的国际法规则，破坏国际法治和国际贸易秩序；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美方一些人挑起经贸摩擦是其视国内法优于WTO规则、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国际声誉损失的霸权主义体现对于美方一些人单边挑起和一再升级经贸摩擦的做法，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黄志雄认为，这违反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等多项法律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左海聪认为，2018年以来，美方一些人不顾WTO中的关税承诺义务和诉诸多边裁决义务，在没有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以单边程序的结论为依据对中国挑起经贸摩擦，是其视国内法优于WTO规则、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国际声誉损失的霸权主义体现。“美方启动单边色彩深厚的‘301调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不管是根据WTO规则，还是一般国际法，甚至美国国内法，都是非法的。”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庆麟表示，“汇率操纵国”只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相关决定认定，美国近期认定中国是所谓“汇率操纵国”既不存在国际法依据，也同样缺乏国内法的支持。中国加入WTO后，为经贸领域国际法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参与和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重信守诺，认真履行争端解决机制裁决，既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也为经贸领域国际法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张辉认为，中国在经贸合作领域与重要的贸易伙伴建立定期磋商机制，在促进经贸合作、缓解经贸纠纷和摩擦方面发挥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孔庆江说，中国自加入WTO以来，认真履行降低关税承诺，努力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不仅清理修订了数以千计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还修订了与行政决定相关的司法审查制度。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漆彤说， 2018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超过6万家，这是中国在投资领域履行国际承诺的有力证据。针对美方一些人所谓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等指责，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聂建强表示，中国认真履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义务，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完全是市场行为，把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和提供便利化服务曲解为推动企业并购获取先进技术是牵强附会。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贺小勇说，美方一些人指责中国所谓的“产业补贴”也站不住脚。补贴政策作为应对市场失灵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手段之一，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中国始终遵守WTO关于产业政策补贴的承诺，美方一些人的指责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始终坚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立场，反制措施有理有利有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肖永平表示，不管美方一些人怎样升级经贸摩擦，中国始终坚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立场。美方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贸易霸凌主义贻害全球、不得人心。“美方加征关税行为既违反WTO规则，又违反一般国际法，中国有权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也有权采取措施反制美方行为。”肖永平说，中国坚持“不愿打”，表明了中国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意愿；坚持“不怕打”，彰显了中国反对国际不法行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坚持“必要时不得不打”，体现了中国根据国际法维护我核心利益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坚定决心。“互利共赢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左海聪说，面对美方一些人一意孤行的做法，中国的反制措施有理有利有节。希望美方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中美经贸摩擦妥善解决。

10月25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布讣告：中共十六大党代表、湖北大学 前副校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前院长、教授陈继勇同志于2020年10月25日凌晨6时在湖北省同济医院安然辞世，享年67岁。据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介绍，陈继勇在与疾病斗争的五年中，依然坚持学术研究，为教育部第二类特色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部区域国别备案研究基地、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的工作呕心沥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以下为讣告全文：讣 告中共十六大党代表、湖北大学前副校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前院长、教授陈继勇同志于2020年10月25日凌晨6时在湖北省同济医院安然辞世，享年67岁。陈继勇教授生于1953年3月，湖北应城人，汉族，中共党员，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1973年，陈继勇先生毕业于孝感师范学校中文专业。1973年至1975年，在应城市陈河高中任教。1975年至1981年，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4年8月至1985年10月，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进修。1985年，晋升为讲师。1986年，任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1989年1月，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199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破格晋升为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1994年8月至1995年7月，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尔·尼茨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研究一年。1996年4月，任湖北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校学位委员会主席兼任经济学院院长。1999年，任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2001年6月，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成员。2002年4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2002年6月，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2005年至2013年，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曾兼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经济学年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武汉市咨询与决策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湖北省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等。陈继勇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与贸易研究，为我国应对中美经贸冲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决策和国际经贸人才培养做出巨大贡献。四十多年来，先后在人民出版社等独著、主编、参编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教委“八五”、“九五”、“十五”重点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等，在美国经济、中美经贸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研究贡献。其研究成果先后30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如2001、2003、2007、2009和2011年先后五次获湖北省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和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年获教育部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获湖北省首届发展研究奖一等奖等。陈继勇教授自1986年以来，先后四次被评为武汉大学先进工作者、武汉大学教书育人优秀教师、武汉大学优秀教师、武汉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1991年被湖北省青年联合会授予“七五”建功立业优秀青年称号，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世界经济学科点学科带头人及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2003年获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07年获湖北省教育系统“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2008年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获武汉市劳动模范称号。他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经贸专业型人才，桃李满天下，是一名深受学生爱戴、同事敬重的好老师，为后辈树立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典范。在与疾病斗争的五年中，他依然坚持学术研究，为教育部第二类特色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部区域国别备案研究基地、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的工作呕心沥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陈继勇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武大精神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逝世是武汉大学、理论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和我国世界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深切怀念陈继勇同志！沉痛悼念陈继勇同志！陈继勇先生安息吧！武汉大学陈继勇教授治丧委员会2020年10月25日遵照陈继勇教授生前意愿，陈继勇教授丧事从简。陈继勇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0年10月29日（周四）8:00在武昌殡仪馆天乐厅举行，欲送陈继勇教授最后一程的同志届时可乘车前往或自行前往。乘车时间和地点：10月29日（周四）上午7：00文理学部老干部活动中心门口。武汉大学陈继勇教授治丧委员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岳平芳移动电话：17720565085座机：02768752883传真：02768754150邮箱：EMS@whu.e.cn来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编辑：桂思敏出品：荆楚网（湖北日报网）陈教授一路走好！↓↓↓

12月6日，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我省8人荣获第二届“荆楚社科名家”荣誉称号。第二届“荆楚社科名家”获奖名单马敏 华中师范大学李龙 武汉大学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马费成 武汉大学宗福邦 武汉大学胡德坤 武汉大学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二届“荆楚社科名家”简介马 敏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等。曾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博览会史、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辛亥革命史。出版和主编学术专著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学术成果多次获奖。李 龙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曾任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1997年作为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团长出访阿根廷、智利和法国，2001年以大陆法学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2005年赴美国访问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5所大学法学院。2012年获中国法学会“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法学组主要成员；全国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全国法学教育研究会顾问；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21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徐 勇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优秀教师、荆楚社科名家等荣誉称号。长期从事农村问题与中国政治研究，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开拓者之一，2000年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2004至2012年5月任政治学研究院院长。2011年至2016年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曾担任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2007—2017年）。马费成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1975年开始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工作，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0年至1991年在德国国家信息中心从事合作研究工作，同时到英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十多所著名大学访问讲学，期间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技情报系统，就世界综合情报发展计划与该系统总干事进行了会谈，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被采纳。1994年至1995年及2004年在美国多所著名大学访问讲学并从事合作研究工作，被这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研究员。近30年来，出版专著和教材10余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家国际合作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获得各类奖励20余项。宗福邦曾任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任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音韵、训诂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1975至1987年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任编委，兼《汉语大字典》武汉大学编写组组长。1985年开始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七·五”及“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经历了十八个春秋，完成这项重要的文化工程，200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利今传世的巨制”，把它与《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列为汉语辞书五部代表作。目前担任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执行主编兼《音韵分典》主编，同时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等职。现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科委综合学部委员。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日战争史和大国海洋史、中国海疆史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各类课题40余项，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日战争史（1931—1945）》《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九卷本，主编)《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等著作15部，发表《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北进、南进政策》《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1945-1951)》《南海仲裁案没有尊重领土归属的历史事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等学术论文120余篇，提交咨询报告30余篇。吴汉东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赵德馨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南财大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史专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经济史同行重视，有两本被译成英、日文，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问世，著作被很多国家图书馆收藏。第一次比较系统论述了什么是经济史学和怎样研究经济史学，创立了经济史学概论体系。带领国内多个同行学者做了多项为中国经济史学科打基础的工作，成为经济史学科的领军人物。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时，是最年轻的常务理事，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70岁以后至今，被推选为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责编：沈佩枫编辑：蓝玉春来源：湖北日报

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方面获悉：10月26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新院长任职宣布会。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郑泽光出席会议并讲话，向徐步同志颁发任命书。干部司孙祥华司长宣读部党委任命徐步同志为国研院院长、党委书记的决定。阮宗泽常务副院长主持会议，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全院中层以上干部参加。郑泽光副部长代表部党委对戚振宏同志近三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徐步同志在部党委领导下，团结带领院领导班子和全院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党委决策部署，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推动国研院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徐步同志感谢部党委对国研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表示将在部党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院领导班子和全院同志，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和部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围绕外交中心任务，干好工作，带好队伍，不负重托，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应有贡献。公开资料显示，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是江苏丹阳人，法学博士，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和美国亚太安全研究院（APCSS）。 徐步拥有丰富的驻外经验，曾在驻卡拉奇总领馆、外交部新闻司、驻英国使馆、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他于2006年出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兼重要文稿起草办公室主任，2009年出任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2011年出任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正司级），2015年出任驻东盟特命全权大使，2017年出任驻智利特命全权大使。徐步还曾于2012年出版著作《够了，战争—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国际政治评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简称国研院）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直属专业研究机构，主要对当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亦对国际事务中重要的现实和热点问题做出及时分析，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供决策参考。国研院前身为创设于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58年研究所名称改为“国际关系研究所”。1986年更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98年，国务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2014年6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20年，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批准，该院被列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原任国研院院长的戚振宏已于10月30日履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原文标题】碳金融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欧盟碳市场的实证研究【作者简介】齐绍洲，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振源，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获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107)和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治理与国内应对关键问题研究”子课题五(2018YFC1509005)资助。碳市场是基于配额的碳金融市场，后者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的总称，由于二氧化碳在其中占据绝对地位而得名。根据原生交易品的不同，碳金融市场又可以分为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 Markets)和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ct-based Markets)两大类(曾刚和万志宏，2009)。在碳金融出现的初期，基于项目的市场占据了碳金融市场的主要地位，而随着京都减排模式的衰落以及国际气候谈判的缓慢进展，基于项目的市场逐渐凋零，而基于配额的市场则逐渐发展成熟，目前全球最发达的碳金融市场——欧盟碳市场(EU ETS)便是基于配额的碳金融市场。据欧盟委员会官方统计，目前EU ETS已覆盖约45%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2015年包括现货及衍生品在内的欧盟碳配额累计交易66亿吨、4.9亿欧元，日均交易量达到2600万吨，贡献了全球约80%的交易额，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不仅如此，EU ETS基于碳排放权配额开发出了现货远期、期货等多种金融衍生品以及碳资产抵押、质押、托管、回购交易等融资工具，其交易规则、参与者门槛、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参与和行为也都与真正的金融市场没有区别，具备一个完备金融市场的所有要素，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碳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欧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据欧盟统计局数据，1990—2016年，欧盟可再生能源产出增长了293%，年均增速为4.2%，远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伴随着规模同步增长的，是欧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水平。碳金融市场从多个方面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基于政策情景模拟和双重差分等方法，有研究发现碳金融市场能显著驱动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Bird et al.，2011)和比例(Yu et al.，2017)；碳金融市场通过提高电价和可再生能源竞争力而间接促进可再生能源研发(Rogge et al.，2011)；碳金融市场有利于减少风险敞口和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而促进技术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生物能)投资(Polzin et al，2015)；许多国家碳金融市场配额拍卖收入用于可再生能源研发和项目投资(Palmer et al.，2011；齐绍洲和王班班，2013)，这有利于目前尚不完全具备成本优势、初期依赖政府财政激励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金融市场通过激励投资者、电力生产者和消费者选择更清洁的多元化电源，进而驱动能源结构转型(Li&Yu，2010)。聚焦于EU ETS的研究发现，碳金融市场虽没有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但却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Joltreau&Sommerfeld，2018)，而针对德国的实证研究也支持EU ETS可以促进创新这一观点(Rogge&Schleich，2018)。也有研究表明，由于市场失灵、社会和技术的路径依赖、设计缺陷(如配额总量、配额分配方式、覆盖范围)等原因，碳金融市场对可再生能源研发和投资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Lehmann&Gawel，2013)。由于配额分配方法和市场调控带来的供给不确定性，以及检测报告、核查体系不完善带来的数据质量不可靠性，导致碳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过低或过高的碳价格不利于减排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陈昕炜和马涛，2017)，碳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对企业的最优利润点产生影响(陈波，2015)。综上所述，碳金融市场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总体上是具有正向影响的，而EU ETS也促进了技术创新。但是，现有研究对于碳金融市场是否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尚无定论，因此，本文将结合EUA的价格以及国家层面免费配额与排放量数据，自主构建碳金融指标以表征EU ETS参与国的碳金融状况，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在考虑EU ETS金融市场属性的前提下，考察其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的异质性。基于配额的碳金融市场本质是通过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形成碳价格，并通过碳价格激励企业减排。由于绝大部分碳排放来自于化石能源消费，碳金融市场在实现成本有效的碳减排的同时，也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重要的驱动作用。具体而言，碳金融市场的碳价格、配额供给与需求、金融工具三项基本要素将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驱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碳价格驱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首先，碳价格诱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其一，改变技术创新方向。碳价格传导至初级能源市场和次级能源市场都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化石能源价格，改变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价关系，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竞争优势，诱发节约化石能源、应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效应(Rogge et al.，2011)。其二，内部化技术创新的外部收益。碳价格信号将使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环境健康外部效应转换为技术研发主体的内部收益，激励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活动。其次，碳价格通过产能产量替代和投资增加诱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碳价格将通过能源替代效应促进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Bird et al，2011)，规模的间接效应再通过拉动投资进一步引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配额供给和需求增强碳价格作用，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的扩大。配额的供给和需求实际上决定了纳管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的潜在交易规模，而潜在交易规模又决定了纳管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相对优势或劣势的大小(Fan et al.，2017；Alberola et al.，2009)。对于能源结构清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其配额供给将大于实际配额需求，企业可利用盈余的配额在碳金融市场套现获利，在碳金融市场上获得相对优势，并进一步扩大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其取得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可能也将提高。碳金融工具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驱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碳金融工具中的金融交易工具(如碳远期、碳期货等)可以帮助碳市场产生及时、真实、有效的碳价格信号，并有助于碳价格信号的传导；第二，碳金融工具中的融资工具(如碳资产抵质押融资、回购交易、绿色/低碳产业/区域投资基金等)可以帮助企业对冲碳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放大碳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回报，寻求绿色金融资金支持(Polzin et al，2015)；第三，碳金融工具的开发可以丰富市场主体，提高市场流动性，增强金融投资机构与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合作交流，提升后者的碳资产管理水平，进一步降低其在碳金融市场中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基于EU ETS20个参与国可再生能源专利的面板数据，结合构建的基于EUA现货市场价格和期货市场价格的碳金融指标，利用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碳金融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结论为：首先，整体上来看，碳金融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说明EU ETS在完成减排目标的同时，已经承担起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为碳强度更低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其减排的经济补偿，并进一步引发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其次，碳金融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碳金融引发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效应主要发生在一次能源消费行业；再次，碳金融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的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风电和海洋能的技术创新影响不明显；最后，相对于所有专利而言，碳金融对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欧盟碳金融市场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的实证结果，为我国发展碳金融以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提供了诸多借鉴与启示。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发挥其碳金融的功能，以有效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技术创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市场功能，拓宽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融资渠道；第二，基于行业差异性合理进行制度安排；第三，充分发挥碳金融市场与非市场化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互补优势，形成政策合力。来源: 社科院网站

继复旦大学之后，武汉大学留学生管理也出重拳!近日，武汉给予92名学业不合格、违反校规的外国留学生退学处理，其中不乏硕士和博士生，成绩不佳，不遵守武大的校规校纪是主要原因。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武汉大学拥有各类留学生超过三千人，以自然、社科学科为主，此次整顿，展现了武汉大学严肃校风校纪的决心和魄力，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网友普遍对武汉大学的举动表示支持和赞同。缘何被清退？公开信息显示，此次进行退学处理的92名留学生，他们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未履行注册手续、未经请假不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其中部分学生是主动放弃学业，大部分是因为成绩跟不上、违反校纪等原因被强制清退。目前，92名留学生的清退工作已经完成。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武汉大学首次清退留学生，相关信息显示，包括这92名留学生，武汉大学2019年已累计清理181人（2017年184人，2018年109人)。推动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在学业要求上更是一视同仁，留学生也将“严进严出”。清退“次品”，才能塑造“精品”很多网友对于武汉大学的举动表示支持，因为部分学生不遵守学校规定，不仅浪费了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也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会对周边同学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有媒体称，某乌克兰女留学生，2013年开始攻读湖北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由于该学生频繁参加国内综艺节目（《非诚勿扰》等），导致无法正常完成学业，今年被湖北大学清退，遗憾的失去了博士学位。其实不仅仅是留学生和研究生，国内大学有一部分学生，天天打游戏、天天睡大觉、谈恋爱，很少将心思花在学习上，四六级无法通过，专业课无法及格，但他们却并不担心能否毕业，因为很多学校会组织校内英语水平测试，为毕业生组织“清考”，唯恐他们不能毕业。为此，相关部门要求高校要淘汰“水课”，打造“金课”，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但目前来看，现状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比较远。严厉比较来看，武汉大学清退的留学生数量庞大。此前因清退留学生登热搜的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一次性清退留学生的数量都在十人左右。今年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清退了12名研究生，从名字看大部分为留学生。另一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则清退了16名本科生，其中也不乏留学生。清退，成为2019年高校的关键词之一，研究生、本科生都感受到这股寒意。不过，一次性清退数量过百的还是少数。近十年来，在华留学生数量不断攀升。目前，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国，有近50万名留学生在华学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过去几年中国高校引入留学生过于看重数量，要改变中国接受很多“低端”留学生的现状，就要对在华留学生同样做到“严进严出”。规则严进严出，高校对留学生的学业提出了要求，同时慎重地按照规定程序作出退学处理。储朝晖表示，不管是本国学生还是留学生，学校都应该把握一个标准，没有完成学业的就不应该让他毕业，这样才能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据武汉大学国际学院招生办负责人透露，这批学生早在一年前就被提出警告，主要问题是成绩上不去、违反校纪，还有人不按规定缴纳学费。经反复沟通无效后，才不得不走到这一步。为严肃校纪，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根据《武汉大学国际学生（本科）学籍管理办法（修订）》和《武汉大学国际学生（研究生）退学与取消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武汉大学决定对92名国际学生予以退学处理。留学生清退信号早在两年前就亮过红灯了。2017年，教育部公布了第42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对不具有中国国籍且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的管理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2018年，教育部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是中国首个针对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制定和实施的全国统一的基本规范，提出要推进中外学生教学、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2019年7月20日，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进一步推动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对违规违纪的留学生严肃处理、绝不纵容姑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对留学生进行趋同化管理与服务，应首先在学业要求上做到一视同仁，高校让违规、学业不合格、超期的留学生退学，可以说是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视同仁要求留学生，才能发挥留学生教育的价值。同样是武汉高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对留学生提出了“严在地大”的要求。据悉，进校时留学生的基础普遍比中国学生弱，多数人连汉语都说不利索，但毕业要求与中国学生一样，要经历预答辩、发表小论文、大论文外审、答辩，以及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等环节。首先，学校对留学生加强了纪律监管。刚入校时，一些留学生爱骑着电瓶车逛遍武汉的大街小巷。今年3月，学校为留学生定下了11点门禁的规矩，与中国学生晚归有门禁一样。针对无故缺勤、迟到且屡教不改的留学生，学校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学生纪律处分办法》相关规定，视情节严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其次，学校对留学生加强了学业预警。当学业亮红灯时，留学生也会被叫到办公室约谈。缺课80个课时，就会被开除学籍。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国际学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国际学生的学业应进行全面清查并记录，每学年内收到2次以上学业预警将考虑取消其评优评先资格。随着来华留学事业进入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教育部已明确提出，来华留学发展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格规范管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1，教育部发文：严把毕业出口关！高校纷纷动真格2，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留学生定居中国综合：中国新闻周刊 趣谈升学和就业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文中所选图文来源互联网，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更正或删除相关内容。

2020年11月28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亚太日系列活动之一，“CISG四十周年：统一实体法规则的适用——特别关注CISG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法学院120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是UNCITRAL的主题活动，国际商会作为合作伙伴，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联合主办，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承办，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本次会议给予了大力支持。本次会议采取线上会议与线下研讨相结合的复合方式，邀请了来自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官员和专家、政府官员、CISG研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23人参与线上研讨，湖北的国际法研究者和青年学人则来到120报告厅聆听报告、参与问答讨论环节。会议采用全英文模式，并进行全球网络直播，共吸引逾4500人观看。研讨会共分三个单元，分别以“CISG在不同情形下的适用及其对国家法律的影响”、“CISG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法院和仲裁中的适用”、“其他统一商事规则在CISG的适用和解释中的作用”为题，每单元嘉宾演讲完毕后均设问答与讨论环节。上午9时，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刘瑛宣布会议正式开始，随后会议进入开幕式环节，由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聂建强教授主持。开幕式中，UNCITRAL亚太区域中心主任Athita Komindr，国际商会北亚地区仲裁与ADR主任、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范铭超，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国际法律科署理国际法律专员林美秀，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会长肖永平分别致辞。他们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支持和对本次会议议题的高度肯定，介绍了各自机构在推动CISG教育、研究、培训和适用上的努力，并表示CISG的适用前景是光明和值得期待的。与会嘉宾合影留念后，会议进入主题报告环节，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Ignacio De La Rasilla教授任主题报告环节主席。第一单元的主题报告在同济大学法学院高旭军教授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UNCITRAL法律专员Luca Castellani带来题为“统一合同法和风险舒解”的主题报告，报告中，他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切入，分别对CISG、UPICC等典型统一合同法进行了介绍，并对不可抗力、艰难情势等制度进行了分析。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静霞做了以“CISG在中国：过去四十年中的立法和司法影响”为题的主题演讲，她表示，CISG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合同法》《民法典》，但同时，她也抛出疑问——CISG在中国香港或中国澳门地区是否能够适用？如果能，应该如何适用？紧接着发言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Alejandro M. Garro，他的演讲主题是“新冠疫情对正在进行的合同履行的破坏：国际法对此作何规定？”，他表示需要综合考虑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协调、准据法的适用、短期合同和长期合同等要素来判断新冠疫情能否成为减免合同履行违约的责任，要注意在无法履行或履行艰难与善意履行合同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他也以CISG和UPICC为例强调了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的王衡教授以“一带一路沿线的统一商法和争端解决”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首先对一带一路沿线可能存在的争端解决做了总体介绍，随后他以探讨争端解决方式的角度切入，表示虽然CISG不是完美的，但是提供了一个探索的范式，并对CISG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如CISG的解释问题以及面临的诸如新冠疫情、电子商务的兴起等现实问题等。下午14:30分，由悉尼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洁主持的第二单元主题研讨如期开始。第二单元紧密围绕“CISG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法院和仲裁中的适用”展开。首先由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汤诤教授围绕“CISG在中国法院的适用实证研究”进行主题报告。汤诤教授立足于其收集的过去十年178件中国法院与适用CISG有关的案件，做了多角度分析，澄清了对中国内地法院倾向于适用本国法、基层法院适用CISG保护主义严重等误解，对近年来中国内地法院适用CISG的情况做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也公允地指出，中国内地法院在适用CISG上依然存在意思自治的解释、CISG与中国内地国际私法规则关系不清等问题，条约在国内法上的地位也尚不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国际法律科条约法律组副国际法律专员黄庆康以“法律政策视角下CISG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的适用建议”为题进行报告，从经济和法律政策层面阐述了CISG在中国香港适用的益处和成本，认为收益大于成本，表明了支持CISG在香港适用的态度，并对未来CISG适用后如何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间贸易准用CISG提出了单边和多边两个方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总法律顾问Eric NG则以翔实的数据，从仲裁视角提出CISG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建议，分析了中国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CISG的接受和发展趋势而形成的网络效应，阐述了中国香港因为得到中国内地法院在临时措施上的特别支持而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具有独特优势，指出CISG在中国香港适用有助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维持和强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并认为尽管现在CISG在中国香港的适用很少，但具有相当的潜力。第三单元的主题是“其他统一商事规则在CISG的适用和解释中的作用”，由Bird amp; Bird合伙人Jalal El Ahdab主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亚太区域办事处首席代表、香港大学教授赵云首先发表了题为“国际商事合同规则：UNCITRAL，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和HCCH的互补角色”。他对UNCITRAL、UNIDROIT、HCCH项下的三个有关国际商事合同的规则CISG、UPICC以及《海牙法律选择原则》的适用问题做了详细解释，阐释了CISG硬法和软法方式的不同适用情景，特别指出《海牙法律选择原则》允许当事人选择CISG等非国家法，并表示软法可以填补硬法的空白。同时他强调，无论适用规则如何，适用国际商事合同规则的最终目标就是便利国际贸易，实现协调、统一。随后，巴塞尔大学法学院教授Ulrich G. Schroeter以“国际商业惯例与CISG的共存”为题发表主题演讲，结合案例着重介绍了国际商业惯例在实践中的应用现状，包括在CISG第9条项下的运用，指出目前法院在实践中仅考虑了惯例的贸易部门熟知度，着力避免适用惯例的意外风险，对当事人的知晓度和合理性考虑很少，可能带来不公平。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孔庆江教授也以“填补空白：UPICC在CISG解释中的作用”为题进行主题演讲，他通过对CISG和UPICC条文和关系的细致分析，得出尽管UPICC在CISG之后订立且涵盖范围更广，但仍可用于解释CISG，填补CISG空缺，这也符合CISG第7条的解释规则。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副院长Ndanga Kamau以“其他统一商事规则在CISG的适用和解释中的运用：挑战与限制”为题，从CISG的实践层面就CISG在适用中面临的挑战做了报告，由于CISG的统一适用依赖于法院在具体案件的CISG判决，如何促使不同国家法院、不同仲裁庭对CISG的条款作出一致解释，值得关注。她指出，对UPICC在CISG解释中的运用，是有不同观点的，因为根据CISG第7条第2款，CISG应该按照其本身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释。每个单元嘉宾演讲结束后，现场及线上与会人员都与嘉宾进行了热烈积极的讨论。会议最后，刘瑛教授以“Informative, Insightful, Inspiring”三个词对本次会议作出总结，表示本次会议阐释了丰富的知识和信息，提出了深刻的洞见和见解，还提出了启发性的问题和议题。本次会议达成了以下共识，CISG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树立了国际商事统一规则的成功典范，其原则和规则具有先进性特点，因为对缔约国国内法的引导而得到了良好适用，也能以案例库和UNCITRAL概要、咨询委员会的意见等方式与时俱进；然而CISG也面临一些挑战，除了当事人排除适用、商业环境变化与CISG本身难以修改，CISG的留白和模糊用语也给CISG的统一适用和由此带来的真正法律协调带来困难，本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克服适用和解释差异的方法和实现路径，与会者均认为充分发挥其他统一商事规则在CISG的适用和解释中的作用是实现CISG统一适用的一个方案；各方肯定了CISG在中国香港地区适用的积极意义，支持CISG适用于中国香港，包括对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间的买卖合同准用CISG，也就落地方案进行了探讨。未来四十年，期待CISG能够得到更广泛、更统一的适用，这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法律职业者，需要继续强化对CISG及其适用和解释的教学、研究和培训等。会议在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来源：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7日，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张俐娜，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0岁。 “人中龙凤，科研唯利天下。女界豪杰，育才哪为声名。”恰如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於可训的唁电所说，张俐娜院士一生怀揣科研报国梦，言传身教育英才，展现了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价值追求。 执着科研 爱国为民少时成绩优异的张俐娜，1963年7月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此后十年，她一直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及化学研究所工作。1973年7月，她回到母校武汉大学。 “我不怕做小事。做每一件小事都认认真真，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做实验，几乎到废寝忘食。”调回武大的张俐娜从不拒绝被分配的工作，无论是做实验、带学生，还是校对别人的书稿。1985年5月至1986年7月，她前往日本大阪大学做客座研究员，从事高分子溶液理论研究，从此深耕天然高分子及高分子物理领域。 “改革开放初，我到日本留学，看到日本那么发达，生活水平那么高，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让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像人家发达国家那样。”回国后，张俐娜和丈夫杜予民组建了各自的科研团队，瞄准生物质资源天然高分子材料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研究启动之初，一个实验台和一张桌子就是她的实验室。一支试管、一个烧瓶，都需要她自己去买。经过十余年的艰辛求索，她终于发现纤维素和甲壳素可以在水、尿素和氢氧化钠的混合溶液里低温下溶解。这一世界首创的水溶剂低温溶解高分子技术，被国际上评价为“纤维素加工技术上的一大里程碑”。 因为卓越的研究，2011年3月，张俐娜被授予国际可再生资源领域最高奖——“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她是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2011年11月，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武汉大学教师中第一位女院士，也是当时湖北唯一的女院士。两年后，她与团队完成的“基于天然高分子的环境友好功能材料构建及其构效关系”课题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她被誉为“中国绿色化学先驱”“天然高分子开拓者”。 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张俐娜积极参政议政，围绕可再生资源的科学研究、环境污染防治等诸多问题建言献策。 在张俐娜看来，科学研究要瞄准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科研成果不能只上书架，更要上货架，造福百姓。如今，她的许多科研成果应用于生物医学、能源储存、污水处理和纺织制造等领域。 成都丽雅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雪梅清晰地记得，张院士每每提及自然界塑料污染一脸揪心。“她曾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尽我们所能建设好这个国家。这是院士的夙愿，也是我辈科技工作者应牢记的使命。” “科研成果一定要转化，要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一个科学家首先应当爱自己的国家；每一次站在国际学术讲台上，我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张俐娜曾说。 甘为人梯 提携后学“我很幸运，总是遇上学问好、有责任心的老师。”张俐娜在分享她的求学生涯时曾一再表达她对师者的感恩。 1955年，初中毕业前夕，张俐娜原本打算填报师范学校，成为支援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初中老师马叔南向校长举荐说，张俐娜是块当科学家的料。于是学校建议她改填南昌市第一高中。 数十年后，调入武汉大学的张俐娜，也时刻不忘自己人民教师的使命。张俐娜在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的办公室的门，常常敞开着，方便学生来找。 “这些都不是你该做的事，你来这里应该专注于科研。”张俐娜的博士杨雪峰依然记得，第一次跟张俐娜共同进餐时，自己准备帮她盛饭，张俐娜及时制止并且很认真地说了这一句话。杨雪峰说，张老师在生活上和蔼可亲，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张奶奶”，但其实作为张老师的学生，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她在科研上的异常严厉。 张俐娜时常告诫学生，科研要抛弃浮躁，坚持“钻洞”。这里打一个洞，那里又打一个洞，科研的大厦就怎么也建不起来。她也时时鼓励学生，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上不畏劳苦努力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即使当选院士后科研和其他事务繁忙，张俐娜一直坚持亲自给硕士和博士生修改论文、讨论研究计划，经常工作至深夜。面对未曾相识的年轻人来寻求科研指导，张俐娜也毫无门户之见。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丁侃回忆说，他2005年年底回国，2006年想申请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基金，但苦于刚回国，没有科研基础，想到了在我国多糖构象研究领域耕耘已久的张俐娜老师。虽然慕名已久，但从未谋面，拿起电话，心有忐忑。然而张老师一口答应，使他倍感幸运和鼓舞。 张俐娜在教学科研一线辛勤耕耘数十载，年逾七旬仍坚持在讲台上给本科生授课，而且每次上课都要更新PPT课件。她的“高分子科学导论”课深受学生喜爱。她曾荣获1993年“全国优秀教师”，被学生评选为2017年“武汉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张俐娜常常这样勉励学生：“中国人应该做自己的创新工作，而且在做基础研究时还要考虑应用前景，这样才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也才会有科研激情和动力。”

他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学者，在当代中国财政理论界颇有影响，堪称全国财政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他是知行合一、桃李满园的教育家，首创"本科生导师制"，强调通识教育和实践调研，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原武汉大学副校长吴俊培等校领导都是他的学生。他就是我国著名财政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梁尚敏。2020年5月30日，CCTV发现之旅频道在《财政学功勋人物》纪录片中，对梁尚敏教授的成就进行了回顾。梁尚敏教授曾任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财税研究所所长，武汉市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财政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4月，因为其对我国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学科发展的突出贡献，中国财政学会授予他"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2019年6月4日上午10时08分，因病在武昌逝世，享年91岁。理论实践合一的财政学大家梁尚敏教授财政学理论功底极为深厚。他的每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不仅具有恢弘的理论视角，而且还有着高屋建瓴般的政策前瞻性，借用中南大已故的《西方财政学》老前辈彭澄教授的评价，梁尚敏教授的文章"具有社论般的气魄"，不愧为"大学者"。在求学和任教的过程中，梁尚敏教授也经历过一些坎坷，上过山，下过乡，还被打过右派，但他从没被困难打倒。相反，他从不放弃学习，对财政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索和创新，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当代中国财政理论界颇有建树和影响的财政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提出对社会总财力分配的综合财政理论思想，是2014年新预算法中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的雏形。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五论"、"五化"体系。"五论"是分配过程论、分配机制论、分配体系论、分配均衡论和分配模式论；"五化"是分配的社会化、分配的一体化、分配的区域化、分配的综合化和分配的规范化。梁尚敏教授的很多学术观点入选《古今中外名人论财政》（李树义、李继纯，1999），被誉为"十年来财政理论界主流派代表人物之一"（《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名人》第1卷，1992年）。梁尚敏教授完成《宏观财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财政问题研究》等专著5部，主编《财政学》《区域财政经济学》等教材15部，主编《中国非税收入的理论与实践》《减轻农民负担对策论》等专题著作6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论文和著作多次获全国财政学会、财政部、湖北省一、二、三等奖。财政学科建设的先驱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处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当时许多的校长和院长恐怕连"学科建设"为何物，都说不太清楚。而梁尚敏教授不仅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清醒者、明白人，更是学校乃至全国财政学科建设的开拓者。梁尚敏教授在其任上主要抓了四项基础性的重大学科建设。一是选定了学校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即财政理论研究、地方税收研究、中国财税史研究和外国财政研究；二是提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人才强系"战略，培养、汇聚了一支以研究生学历为主体的青年教师队伍，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与工农兵学员师资主体的"新陈代谢"；三是迅速选拔、启用了一批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和教研室骨干，如吴俊培、於鼎臣、樊丽明、王子林、杨灿明、陈志勇、刘京焕、庞凤喜、叶青、梁友平、蒋晓慧、邵培德等；四是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学科建设战略，并利用系级创收资金，支持学术研究，鼓励多出成果，扩大对外交流，使得一批基础理论扎实、了解财税工作实际、具有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的青年教师，开始在全国财税学术届崭露头角。2002年，中南大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财政学科点一起，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财政学重点学科。在这份含金量极高的荣耀中，饱含着梁尚敏教授的汗水、心血和智慧。为了培养青年骨干教师，他竭尽全力打造多种事业平台，创造各种培养机遇。为了留住青年骨干教师，他以慈父般的爱心和责任感，关心着青年教师的疾苦，切实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者梁尚敏教授读书、写作极为勤奋，也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既是梁尚敏教授耕耘于财政学科数十年的办学特色之一，也是他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真经法宝"，即"请进来、走出去、沉到底"。"请进来"，就是把财政学科领域的大家、名家请到院系做报告、开讲座，以拓宽学生们的理论视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年里，学生就能在校园里领略许毅、陈共、王传伦、邓子基、叶振鵬、王亘坚等老一辈财政学者的学术风采。"走出去"，即带领、指导、帮助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走出校园、走入实践、调查研究，锻炼综合能力。在调研过程中，他硬是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如何制定调研计划和深入调研单位，怎样发现调研问题和获取一手资料，以及如何撰写形成调研报告。所谓"沉到底"，就是有计划地将那些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选送到财税基层一线，进行挂职锻炼，全面培养他们的理论运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譬如，他曾安排杨灿明、庞凤喜分别到黄石市财政局和荆门市财政局挂职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安排丁国光、邵培德、李景友到县区基层财政局挂职锻炼……培养基础理论扎实、综合能力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素质学生，一直是梁尚敏教授主政财政金融系（财税系）时期所要追求的办学目标。在恢复高考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过度突出专才教育，忽视综合能力培养，导致专业设置过细、课程内容重复和学生选择权过小，因而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个时候，财金系下辖的财政学和金融学两大专业，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在教学改革探索中，梁尚敏教授还十分重视教书育人工作。他不仅在培养研究生的实践中，身体力行，意义更为重大的一项探索是，他还大力推行内部教育教学机制改革，在全国高校系统率先试行了本科生"导师制"，把教书育人的责任真正落实到了教研室和每一个教师身上。2019年6月4日上午10时08分，梁尚敏教授因病在武昌去世，享年91岁。梁尚敏教授毕生为人谦逊、治学严谨，勤奋务实、勇于创新，豁达开朗、热情奔放，诲人不倦、笔耕不止……为人、为事、为师、为学都堪称楷模！学贯中西，德义高尚，斯人已逝，懿范永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梁尚敏教授留下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制度财富，对后学者的助力将是持久的，缅怀校友，致敬大师！素材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