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博世

▲第二次复工当天，武汉博世华域员工在生产车间合影。受访者供图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完颜文豪)5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三次按下“复工键”的背后——从武汉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看疫情下的产业链》的报道。穆大川又听到了生产线启动的声音，但并没有久违的感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所在的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博世华域”），已经第三次按下“复工键”了。前两次复工时，正值武汉疫情形势严峻，江西一家负压救护车企业急需转向机，作为其一级供应商的武汉博世华域，紧急开工生产。疫情期间，湖北汽车产业“停摆”，1300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受到波及。但随着武汉重启汽车产业，穆大川也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工。从救人到自救，武汉博世华域三次启动生产线的经历，对疫情影响犹存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带来诸多启示。　（小标题）为救人临危复工疫情暴发后，适用于转运病患的负压救护车需求激增。作为国内最大的救护车生产企业，江铃集团从正月初一开始，就组织工人加班加点。江铃集团旗下汽车公司采购工程师张戈盘点发现，零配件库存只够支撑300多辆成品车的生产，远远无法满足当时接到的上千辆订单。正月初二，住在武汉市江夏区的刘漂觅，接到公司电话：“能否紧急组建一支队伍，赶到厂里复工？”刘漂觅询问得知，需要为老客户江铃集团紧急生产救护车所需的转向机。“武汉刚封城那会儿，我心里确实有些紧张。但在家里待了几天，就觉得有很多力气想使出来。”这位武汉博世华域的生产岛长当时想，“住在武汉的员工，听到有救护车的订单，还有些要送来支援武汉，应该都会出来复工吧。”他很快发现，这个600多人的大厂，临时凑齐一条生产线所需的11名员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生产线上的员工大多20岁出头，独子居多。即便本人有返厂意愿，家人也难免顾虑重重。临危复工，当时还在山东老家居家隔离的副厂长穆大川，坦言内心有巨大的压力，“那会儿江夏区没几家复工，如果我们有人确诊，就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很可能封厂。”由于管理层大多在外地家中隔离，家在武汉的人事经理刘蓓，也赶过来组织复工。刘蓓居住的小区，当时已有26例确诊。她担心自己出门会被感染，就提前把女儿和老人安置在别处。武汉博世华域有着中德合资背景，引用德方的精益生产方式，把生产区域分成6个岛屿。刘漂觅负责的岛屿有74名员工，4条生产线，其中3条生产机械转向机，一条生产液压转向机。其他岛屿主要生产附加值更高的电动转向系统。救护车使用液压转向机，属于公司的“小众”产品，销售额最多只占到2%。这条生产线日常配备11名员工，自动化程度低，更依赖熟练的人工操作。考虑到封城后公共交通停运，刘漂觅计划从江夏本地员工中挑选11人。“先考虑技能水平，再选择有私家车的，或离我家近一点的，我可以负责接送。”1月31日，刘漂觅组建完生产队伍，博世华域按下第一次“复工键”。短短3天时间，共生产1000件液压转向机，满足了江铃集团第一批救护车生产需求。　（小标题）“多面手”挑起重任2015年，上汽通用武汉基地一期项目，在江夏建成投产，与东风汽车产业集群隔江相望，武汉汽车产业版图跨过长江。多家供应商紧随而至来到江夏，总部位于上海的博世华域也在其中。公开资料显示，汽车是武汉第一大支柱产业，产量在2018年就突破170万辆，目前已经形成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和汉南区“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受疫情影响，武汉汽车产业陷入“停摆”，国内甚至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疫情下复工，首先得有人。对于部分生产线自动化较低的制造业企业来说，重要技能岗位的员工一旦缺席，就会导致生产中断。班长阮应顺，在企业首次复工时就充当“救火队员”，补上了应急生产线上的空缺。这位土生土长的江夏人，中专学了汽车维修。“以前，在江夏看到的几乎都是农田和鱼虾养殖场。那几年，汽车厂子开始多起来，外地打工的朋友陆续回来上班了。”阮应顺说。从每一道工序到整条生产线，再到整个岛屿的所有工序，有专业又好学的阮应顺，成了一名具备通岗操作的“多面手”。刘漂觅介绍说，这个岛屿20%的员工具备通岗能力，60%-70%的员工可以操作多岗，“遇到疫情这种特殊情况，生产线重启就能快速反应。”在穆大川看来，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公司管理水平、企业文化和凝聚力，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小标题）订单压力层层传导疫情的持续时间超出张戈的想象。救护车的订单持续增加，转向机等零部件继续吃紧。“以往春节一过，上下游如期开工，生产接续不存在什么问题。今年受疫情影响，供应商延期开工，订单又多，物料库存就出现大的缺口。”张戈说。当时，疫情还在蔓延，江铃集团的生产压力，再一次传到了武汉博世华域，也传到了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2月11日，穆大川在隔离满14天后，为赶回工厂准备第二次复工，从山东坐飞机到上海，然后租车开了11个小时才回到武汉。对穆大川来说，第二次复工还没开始，就遇到不小的困难，“有的员工父母第一次让孩子出来后，第二次死活不同意，说话比较直，就说‘不要命了，孩子万一感染了怎么办，不能再去了’。”人事经理刘蓓记得，在2月中旬，很多家庭聚集性感染病例暴发，武汉疫情管控越来越严，员工第二次回厂复工，下班后不能再回家，都统一住在工厂宿舍。家住江夏区的员工秦秋实，负责车间的设备维修。设备重启总会遇到一些故障，每次复工都缺不了他。第二次去复工那天，之前开车接他的同事，临时有事去不了，他又不想麻烦其他人，就骑了15公里的单车，花2个多小时才到工厂。“父母害怕我出去得这个病，感染了还要隔离治疗，挺担心的。”24岁的秦秋实觉得，不能因为自己耽误救护车生产，“如果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得失去多少生命！”那几天，刘蓓花了不少心思，把公司一道道的防护措施，拍成照片和短视频，并让员工转给他们的家人，希望能打消家人的顾虑。2月21日，武汉博世华域第二次重启复工。这次复工的零部件需求量大，需要协调上游十几家供应商供货。武汉嘉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照慈，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从江苏徐州老家赶回了武汉。公司距离武汉博世华域只有5公里，主要生产转向机的壳体，是后者的核心部件供应商。武汉博世华域第一次复工时，尤照慈的公司尚有部分库存，没有同步复工，只是安排车辆把产品送到对方厂里。等到对方第二次复工时，自己的库存也消化完了。在江铃和博世华域的共同协调下，尤照慈也紧急组织13名员工返厂复工。　（小标题）抱团取暖共度时艰武汉博世华域第二次复工持续到3月11日。在这期间，除了就近的嘉迅汽配等公司，穆大川还要协调山东、安徽、上海等地的供货商。物流受阻成了最大的障碍。以往零部件单次需求量不高，物流以拼单为主。疫情期间，拼单尚未恢复，只能协调专车到供应商厂家提货。“由于总部是合资企业，合规要求很高，凡事都要先走流程。我们当时能联系到的物流公司，并不在供应商名单里，要走特殊流程，前前后后花了不少精力克服这些困难。”穆大川说，专车运费比拼单高了3-5倍，当时车源非常少，还经历过运费涨了10倍的情况。此外，转向机生产出来后，必须用专车运到江西的一个服务区进行消杀，再由江铃集团派车拉走。“生产节奏很紧张，今天到的零件，明天就要用，踩着点生产。一旦无法及时送到仓库，明天可能就要停生产线。”张戈说。据张戈证实，尽管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武汉博世华域供应的转向机，仍按照之前商谈的价格结算。“据我所知，有些供应商为了满足供货要求，甚至紧急空运进口一些零部件。”张戈说，以前物流费用会算在报价里，他们不再额外承担。疫情中经过双方沟通，共同承担了部分物流费用。“尽量让供应商少亏一些，大家都在不计成本保障救护车生产。”他说。穆大川保守估算，3月11日之前，为了支持救护车生产，算上运费、员工补助等开支，两次复工额外投入八九十万元，去掉产品的利润，赔了约50万元。“公司不能不考虑收益，但这时候不能计较太多，不能影响到救护车的生产。”穆大川说。尤照慈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为给转向机提供零部件，临时复工将近一个月时间，亏了150万元。但这位供应商同时坦言，即便没有提前复工支援救护车生产，企业也会亏损，“固定资产折旧和员工工资占了大头。”江铃集团救护车生产的六七百家供应商中，100多家位于湖北，其中多家提供关键零部件，“一旦缺了关键部件，生产线就要停。”张戈认为，疫情期间，湖北供应商的支持足够分量。公开数据显示，湖北汽车产量和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数量，均为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博世华域生产的转向机，其他供应商也能做，但和车型不匹配，重新开发至少要几个月。”张戈表示。（小标题）海外供应链条受阻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向好，从3月中旬开始，武汉汽车产业重启。以东风本田和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为代表的整车企业，逐渐恢复产能。武汉数千亿元的汽车产业链重新转动起来。作为这两大整车企业的供应商，武汉博世华域同步开启第三次复工。“疫情对工厂影响还是挺严重，3月份的产能只能恢复到去年同期的七八成。”穆大川说，工厂往常都是24小时双班制生产，旺季时有些生产线每周能开14班。现在有的生产线降量，一周只开6个班。“目前整体销售只达到一半，很多产品还没开始要货。国内订单有所恢复，但前景不明，我们还在观望。”尤照慈说。在穆大川看来，遭遇困难时期，公司的客户结构优势得到凸显。这家公司为武汉通用、东风神龙、广汽本田、长安福特等多个大型整车企业供货，有的客户减量，有的客户增量，能够对冲一些市场变化。然而，随着国外疫情出现变化，作为全球汽车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中国车企与供应商经受着新一轮的冲击。第三次复工后，武汉博世华域恢复为韩国汽车客户供货，但来自印度塔塔汽车的订单，受当地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较大。相对于海外订单，穆大川更关心进口配件的供应渠道。据他介绍，总部已在评估海外零部件的采购风险，看能否寻找到国内可以替代的供应商。张戈和同事每天都要研判进口配件的供应风险，“每个零件单独拎出来，确认还剩多少库存。如果遇到关键部件缺货，只能把相应车型的生产计划往后排。”“一家法国供应商关闭了工厂，我们就一点办法没有，只能找其他供应商。但沟通需要时间，也需要大股东认可才行。”张戈说。嘉迅汽配生产的转向机壳体，内部密封圈就产自欧美。尤照慈表示，目前库存短期内还能满足需求，但补货已经很难，要看国外疫情变化。一旦进口件库存不足，国际物流又不畅通，厂商要么停止生产线，要么寻找国产替代品。国产化并非易事，尤照慈对此颇有感触：更换供应商要得到客户认可，比如德国汽车客户有体系要求，涉及零部件如果要更换，要得到客户总部授权。层层手续办下来，过程非常繁琐。“有的整车企业指定使用某品牌的零部件，一般不允许更换，或者一年只给一次更换机会。”穆大川说。尽管困难重重，但推进供应商国产化，是这次危机伴生的机遇。有的企业已经选好备用的国内供应商，并积极开展验证工作。“以前想推推不动，现在是个好时机。如果不换海外供应商，就可能缺货。客户为自己的产品着想，也要做一些转变。”穆大川说。　（小标题）逼自己走出舒适区从长远看，疫情这只“黑天鹅”，不仅冲击企业生产计划，更让产业前景充满变数。穆大川认为，现在处在汽车产业的寒冬，企业多少都有资金压力。如果产品有库存，销售不出去，就会占用过多的资金。他认为，目前企业要转向求稳，等市场稳定后再做决策。尤照慈也感受到了资金压力，“这段时期比较困难，在想办法回笼资金，还要开源节流。”“销量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只能把内部采购成本降下来。”尤照慈说。在博世华域第三次复工前，一些外地研发人员还未返回工厂，就已开启在家远程复工。有的员工走之前没把办公电脑带回家，穆大川协调快递公司，把部分电脑送到了员工家里。穆大川说，公司近年来在努力走出舒适区，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和智能制造来主动求变。“现在产能和效益还不错，但战略上如果没有规划，别人很快会把你的市场份额瓜分掉。”往年第一季度，这位副厂长就忙着出差，穿梭于供应商、客户和总部之间。这段时间，他少了奔波忙碌，有更多时间静下来思考工作的得与失，以及如何改善生产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刘漂觅所在岛屿的4条生产线，逐渐恢复往日的忙碌。他说自己太久没吃到小龙虾了，武汉又到了小龙虾满城飘香的季节，但自己顾不上。阮应顺在上班路上，偶尔看到一辆救护车驶过，心中会冒出一个想法——这辆救护车的转向机，很可能就是我们造的。（完）

日前，博世热力技术首批捐赠的200台博世空气净化器，克服运输困难，直接送抵武汉市八家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病患的医疗机构，旨在为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更好防护。自疫情发生以来，博世热力技术主动联系武汉多家医院了解需求，并在博世中国慈善中心和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克服因武汉封城带来的重重困难，积极协调内部多个部门和顺丰等外部力量，直送医院一线，成功将这批博世空气净化器直接运送到并捐赠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同济天佑医院医联体）、武汉市第五医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医院、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和武汉市江夏区中医医院。运抵八家医院的博世空气净化器，将最大程度地降低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病毒的风险，助力早日打赢这场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战！博世热力技术捐赠的这批空气净化器，同时配备了等离子体（Plasma )抑菌消毒技术和H13级复合高效滤网（True HEPA），可有效拦截、过滤病毒和病毒载体（飞沫），将成为口罩、眼罩和防护服之外，又一道保护医护人员安全的重要屏障。博世热力技术向医院捐赠的博世空气净化器博世热力技术捐赠物资送抵武汉协和医院博世热力技术捐赠物资送抵同济医院博世热力技术捐赠物资送抵湖北省人民医院

——访博世汽车售后中国区销售副总裁 黄冬云编者：经济低迷、市场需求不振等都对商用车零部件企业造成了影响，商用车市场及后市场也在快速的变化中。博世作为跨国零部件巨头，面对市场压力下，依然取得不俗成绩，这取决于哪些因素？博世对中国的汽车市场有怎样的认知？对中国商用车市场及商用车后市场现状有怎样的认识与判断？会给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带来哪些启迪？带着这些问题，本刊采访了博世汽车售后中国区销售副总裁黄冬云先生，看他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解答。记者：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市场，是跨国公司企业竞争的焦点，请您谈一谈中国市场在博世集团中的战略地位。以及您对中国整体汽车售后市场的认知。黄冬云：博世集团于1909年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开设了第一家贸易办事处。1926年博世在上海创建了首家汽车售后服务车间。在过去的111年里，博世见证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崛起。博世集团秉承“根植本土、服务本土”的理念，深度融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现在，博世为中国市场和用户提供汽车与智能交通、工业技术、消费品以及能源与建筑技术领域先进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在各个业务领域深刻地践行并诠释“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理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博世在中国拥有37个生产基地，29个技术中心，销售额达1093亿人民币，中国已经连续第五年成为博世集团销售额最大的海外市场。同时，中国也是博世除德国以外拥有员工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博世在中国的投资已超过485亿元人民币。未来博世将会在中国继续维持长期的“根植本土，服务本土”策略，并致力于为本地市场开发尖端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是博世全球战略的核心。博世中国将继续奉行本地化战略，在电气化、自动化、互联化、个性化交通出行上进行积极投资。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交通出行的大趋势，助力中国市场向更多元化的交通出行模式转型。中国汽车后市场在经历了高速增长以后，近几年发展的速度放缓。目前整个中国售后市场大约有超过30—40万家的独立维修站。我们预测整体数量在未来将呈现下降趋势，连锁品牌维修站数量将逐步上升。车主的消费理念越来越理性，品牌维修站会带来更好的性价比和客户体验。博世在汽车售后市场有着明确的愿景和使命。博世将是车辆终生维修和保养的首选合作伙伴，伴随整个车辆生命周期，为其提供维修和保养服务。通过提供配件，诊断和维修站服务的整体创新和优化方案， 博世支持各个细分渠道客户的特定需求。△博世中国总部记者：随着中国商用车市场由销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变，中国商用车后市场正在成为汽车产业的聚焦点，也成为了跨国公司竞争的发力点。博世作为跨国龙头企业，请您谈一谈对中国商用车市场及商用车后市场现状的认识与发展规划？黄冬云：商用车作为国家经济的晴雨表，与宏观经济情况密切相关。短期内由于疫情的影响，快递，物流，港口等商用车密集行业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得益于国家对超限超载治理的升级，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地方新能源公交车补贴，以及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中国的商用车市场会保持稳定的增长。中国的高速发展推进汽车后市场快速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汽修连锁平台，经销商平台整合，渠道多元化等的发展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博世作为汽车后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希望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增长。同时，在商用车后市场领域，博世始终秉持配件，诊断和维修站服务一站式解决方案，为维修企业赋能，帮助其提升自身运营效率。博世在在商用车后市场已经耕耘20余年，并一贯有着优秀的表现。在零部件领域，博世作为高压共轨系统的发明者，提供了大量的燃油喷射系统的零部件，同时在商用车尾气后处理系统，转向系统，电瓶，滤清器，机油等领域均有相应的产品供应。在诊断设备领域，博世共轨试验台作为燃油喷射系统维修的金标准，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另外博世在全国拥有300余家博世柴油维修站。从发展规划来看，博世一方面会积极配合国家政策，与政府机构及主机厂商共同致力于推动国六排放的落地。另一方面会在整个行业内推行标准化合格维修的概念，促进传统维修企业转型升级，为维修企业以及车主提供高性价比的维修解决方案。博世希望能够在未来3-5年优化渠道结构，强化产品分销，优化客户服务。我们会进一步提高在区域市场的投入，协同经销商提高配件供应效率和客户服务水平，加大对于修理厂和维修客户的支持，对中国近40万家修理厂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同时随着行业的升级转型，我们将持续开拓新渠道，新项目，平衡发展线上业务和传统渠道。记者：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在中国商用车领域不断落地，中国的商用车行业在技术革新上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博世作为“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的领导者，也为中国市场带来更前沿的产品与服务。请您谈一谈对中国商用车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博世在此市场需求下所做的产品与创新服务。黄冬云：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伴随着汽车“新四化”的趋势，中国商用车产业生态圈正在重新定义。环保、安全、智能、合规将成为商用车行业的主旋律。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等将会推动行业的发展。客户将追求贯穿车辆全生命周期的最优性价比解决方案，围绕买车、用车、修车、换车4大环节精益管理，致力于为客户降本增效，创造最大价值。顺应商用车市场需求，博世不仅在主机配套领域秉持百年以来的持续创新精神，不断研发前沿技术产品，例如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可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Servotwin电动辅助转向系统等。也在后市场推出了高性价比的共轨系统原厂交换件产品，不但降低了车辆维修成本，也积极响应了国家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再利用的号召。同时，博世也在努力探索与商用车车队的新兴合作模式，力求节省车队用户的运营成本。记者：对中国零部件厂在国际市场与后市场的发展，您有怎样的见解？黄冬云：中国有已经走向世界的先行者，比如福耀玻璃等。对于中国的制造商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肯定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在专利，版权，质量标准方面都需要适应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还应该针对不同市场不同用户的特点，针对性的开发产品和市场策略。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零部件工厂也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后市场的发展方面，中国的零部件企业在售后市场的品牌建设上可能是未来竞争的发力点。面对巨大、发展迅速的中国市场，博世不断适应中国市场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积极引领行业趋势变化、塑造转型变革，相信中国的零部件企业也会在汽车后市场创造更大的价值。记者：新冠疫情实践对博世主机配套及售后市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博世是如何应对的？黄冬云：当前新冠病毒流行，给今年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挑战。但是即使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博世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承诺不变。过去几个月，中国逐步控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生产和经济活动。目前，博世在中国的37个生产基地，已经全面复工复产。在疫情较为严重的1月份，博世（中国）成立了应急管理团队，帮助各生产基地及所有在中国运营的单位渡过难关。博世处在疫情高发地的工厂，比如武汉的转向系统生产基地第一时间为国内救护车生产商提供了关键产品。苏州工厂也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为疫情期间所需的救护设备进行紧急生产。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是博世作为一级供应商的重中之重。过去几个月，博世一直都奋力推进复工复产。国外封国的措施，造成很多供应链上的生产厂无法复工。我们也一直在沟通协调，全力保证中国OEM的正常生产以及后市场的产品供应。截止今年上半年，博世在华企业共募集善款及物资超过500万元，用于对抗疫情，履行社会责任。博世早在今年3月就研发出了基于Vivalytic平台的SARS-CoV-2新冠病毒快速检测仪，帮助医院、实验室等医疗机构有效提高识别和隔离感染者的速度，为治疗争取宝贵的时间。

博世在中国疫情期间高效而稳健的表现，有力保障了中国汽车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尽管业绩情况不可避免地受整体市场低迷和其他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博世中国2019年整体表现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是5月14日博世中国区总裁陈玉东在一年一度的博世中国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2019年博世集团在华销售额为1093亿元人民币，占整个集团的18%，尽管同比下降5.9%，但整体表现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中，博世中国业务中规模最大的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业务板块销售额为808亿元，虽然同比下降4.4%，但远低于去年中国汽车市场8%的下降水平。2020年，受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大多数行业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汽车行业更是雪上加霜，博世同样面临考验。2019年，博世集团整体销售额达777.2亿欧元，同比仅下降了0.9%。其中，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业务板块销售额为468亿欧元，虽然同比下降1.6%，但表现仍然优于全球汽车产量增速，息税前利润率达到1.9%。 鉴于中国目前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而且海外疫情防控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汽车商业评论认为，或许2020年中国市场将会给博世全球更大贡献。中国现在已是博世集团在德国以外最大的市场，也是德国以外拥有员工数最多的国家。博世集团表示，依然看好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并预期中国将依旧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去年增长率是低于全球的，但在盈利上是跑赢全球的。去年我们在中国销售额做得不好，但还是跑赢大市的。” 4月27日，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接受汽车商业评论总编辑贾可博士专访时如是说。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沃尔克马尔·邓纳尔（Volkmar Denner ）博士在2020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博世的目标是尽可能同步恢复生产，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尤其在汽车生产领域。我们在中国已经实现该目标，博世中国近40家工厂已经复产，供应链保持稳定。博世正全力以赴，希望在全球其他地区也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博世集团为了遏制新冠病毒流行，研发了Covid-19 快速检测方案和Vivalytic分析设备，并在部分地区生产口罩和消毒剂。“过去三个月当中，保供工作是我们最紧张的工作，从物流部、销售部、采购部等多方协调，用全球供应链保证中国不停线。”陈玉东说，“博世中国有六万员工，只有三个人感染新冠肺炎，均不是在工作期间染上的，目前已经全部恢复。”作为世界汽车零部件巨头，博世在中国疫情期间高效而稳健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有力保障了中国汽车产业供应链的安全。目前，博世在华拥有29个研发中心，7384名研发人员，10年累积投资达485亿元人民币，致力于技术多样化创新和实现碳中和，并持续投资未来趋势科技领域。2019年，博世中国在生产和研发领域投资了联合汽车电子太仓工厂、博世力士乐西安工厂二期、博世氢燃料电池中心和博世创新与软件研发中心等项目。2020年，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环境发生变化，博世中国将如何应对？在此次“贾可行”专访中，陈玉东介绍了博世面对疫情的影响的一系列动作，对供应链布局的看法以及今年的战略目标。他强调：“对于我们供应商来讲，这次危机管理主要主要做的有两点，第一是保护员工不要得这个病，第二是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博世表示以后在选择供应商时，供应链的安全也会变得更为重要。如果以前占1%-2%的权重，未来可能是占10%、20%，所以促使博世将采取更多的国产化，用当地供应商来保证供应。同时陈玉东表示：“未来生态圈肯定是为当地市场服务的，会越来越多的当地化，博世一直坚持‘根植本土，服务本土’，我们英文‘Local for Local’口号就是这么来的。”而对于今年的目标，陈玉东相当笃定：“我们目标很明确，只要跑赢所在的细分市场就可以了。”以下是汽车商业评论整理的陈玉东总裁接受贾可专访实录，此处有删节。危机管理机制起作用 贾可：陈总，你上班多久了？陈玉东：大年三十我们第一批防疫物资运来，我下午就没走，后来从大年初二我就又开始上班了。然后初二、初三、初四、初五都在上班，要么给湖北寄口罩，或者是开会，或者是去政府来找。贾可：你们防控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陈玉东：封城之前成立了。如果说这个就很有意思了。1月17号，我们有差不多10个人去武汉开供应商大会。他们回来以后，1月19号网上宣布病毒人传人。20号是我们的年会，去武汉的人还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有染上，我们就全军覆没了，好在是他们去之前防护得比较好，全部戴着口罩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得上。贾可：去武汉开什么大会？陈玉东：（上汽）通用的供应商大会，在武汉。回来的人从20号以后就回家了，我们让他们隔离了。博世的危机管理组（CMT，Critical Management Team）本来就有，在开完年会第二天一早机制就正式启动，从传播，到员工应该注意什么，放假应该做什么，怎么买口罩，怎么防护，我们就开始做了。在大年二十九那天，我们买的第一批三万只口罩已经到了博世中国。我当时为什么到单位，就是因为口罩放在仓库里，有很多人要。警察需要口罩，我们就送给警察，有的口罩送给了社区。我们很多人在武汉，他们没有口罩，我自己给他们寄了一箱。贾可：是什么口罩？陈玉东：就是外科口罩，我们知道N95口罩都是医院用的，我们不太鼓励用N95口罩，浪费。我们全球成立了应对机构，最主要是建立几个组，第一个采购组，为了保证我们采购足够的原材料和保护材料，主要就是口罩、手套；第二个是物流保障组，他们要保障全球的物流不要中断，对于供应商来讲，这个就很重要。贾可：当时主要是担心国内的物流要中断。陈玉东：对，国内出去和外面的物资到了上海港以后怎么往国内运，前两个礼拜最主要协调各个地区之间的物流，不光是湖北，刚开始封城的时候，上海和苏州物流都走不通。主要是2月初的那个礼拜，大概2月中旬就恢复了。对于我们供应商来讲，这次危机管理是两点：第一是保护员工不要得这个病；第二是保证供应链的安全。我们六万多员工，只有三个人得病。两个是武汉的，一个是无锡的，是回家得上的，都不是在公司得的。贾可：是无锡公司的工程师？陈玉东：无锡的工程师回杭州过春节，吃饭时遇到一个武汉回来的人，染上了，就是这么个故事，他在杭州被隔离。另外两个人是春节期间回家，武汉封城以后染上的，不是在工作期间染上的，我们在中国一共三个人，目前全部恢复。贾可：你们湖北武汉不是有好几个厂吗？陈玉东：有两个厂，一个是转向器厂，一个是锅炉厂。贾可：这两个厂的复工应该更晚一些吧？陈玉东：这两个厂复工较晚。我们先是从湖北以外的工厂逐步复工，从上海总部到苏州工厂到无锡工厂开始恢复起来。一开始复工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防疫物资，那时候要检查的，没有足够的防疫物资，人家是不允许你复工的。那时候采购部门专门有一个小组，协调各个部门的，包括地方政府也给了我们一些支持，为了保证我们复工。我们从30%、40%、50%，一直到如今的100%产能复工。在湖北那边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锅炉厂，政府要求它复工比较晚，因为它不是生产必需品的。另外一个工厂是生产抗疫物资的，专为救护车生产转向机的，它在春节期间就开始加班了，组织了突击队，为做救护车的工厂生产转向机，生产出来救护车才能卖出去。贾可：是不是像我们的一篇报道中写的那样？陈玉东：对，他们的复工一开始是为负压救护车生产转向机，断断续续地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真正全面复工是在4月8号武汉放开以后。一直努力地不要让OEM停产贾可：你们博世在欧美以及全球的供应链条怎么样？陈玉东：对于供应链来讲，第一条保护我们员工安全，第二条是怎么样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因为这些OEM依靠我们这些供应商，一个供应商断链子就生产不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作为供应链其中之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整个生产线的安全，来保证我们不要出影响到OEM停产的事情。我们可以偶然停一下，但是只要终端客户没有感受到我们让他停产就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直努力地不要让OEM停产。过去三个月当中，保供工作是我们最紧张的工作，从物流部、销售部、采购部等多方协调，用全球供应链保证中国不停线。全球疫情闹起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欧美、东南亚都停下来了，这对于我们有一定的影响的。为保证中国的供货，在某些特殊场合，经过特殊批准，那些生产线还是要继续运转。所以目前来讲，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让客户停线，但是这就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在排，看怎么样调动全球的资源来补足中国的订单，就是这样的。贾可：你们在欧洲应该还有Tier 2、Tier 3的问题吧？陈玉东：对，我们就一个一个追踪，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芯片供应商和各种电子器件供应商，他们在东南亚的工厂当时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它的好处是库存相对来说富裕一点，所以大家在全球协调情况下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我们每次预测几号要把谁弄停线，我们的危机管理组就想尽办法把这个空缺补上。通过价值链的分析，怎么样能补上，怎么样能它继续生产，我们是调动全球资源，尽量使得OEM不停线。贾可：我听很多OEM讲，如果欧美还不复工，比如说芯片、电容到6月底可能就没有了。陈玉东：对，有可能的。我估计欧洲各地从5月份开始会逐步复工，但是毕竟停工了一个多月，供应链的链条是普遍紧张的，链就拉起来了，稍微一弄就断了，就可能导致停产。最紧张的那几天，很多人来采访，我说你不要关心我们把谁弄停下，我们把谁弄停下，大家也都理解，我只要尽力保护了，也没事。很多OEM都担心，但是他们一看我们这么努力，也可以理解，如果停上一两天，也不会像正常情况下要罚款，要有这样那样的措施等等，这次大家都是在尽量保证。贾可：现在还没有停线的事情吧？陈玉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把任何OEM弄停线，但不排除今后两个月把谁弄停线，这个是没有办法保证的。我们是尽最大能力不要把你弄停线，万一弄停线了，你也能理解。3月初，我就说，不要担心供应商的问题，供应商会想尽办法，只要有钱赚谁不愿意赚？主机厂应该担心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怎么办。我一开始就呼吁怎么样赶快鼓励需求端，需求端没有，其他都白搭，就是这样的。贾可：按照全球的疫情，我感觉接下来一两个月可能问题也不大。陈玉东：是这样的，我认为全球疫情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在高峰了，开始往下走。但要走到中国这种状态是不太可能的，全球只有中国控制得这么严格。全球只要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可能也就开始恢复经济活动了，不可能控制得像中国这样每天新发病例为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心一点，经济活动还是要做的，还是要开始生产的。拉动消费端是关键 贾可：你觉得在需求端，中国更危险还是全球更危险？因为现在全球这么一闹，经济都不太好。陈玉东：经济都不太好，哪儿都危险。前一段HIS Markit预测今年形势，我说你们现在先不要预测，一直到整个疫情真正能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你再去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现在恢复到哪一步还很难讲。中国政府每次来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希望能够怎么样刺激消费端，生产这一端我们都会把握好，至少是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目前来看没有垮下去的可能，所以我们积极地想怎么样增产，更多来保证市场上有东西足够让大家买。政府应该想办法刺激消费，比如以前用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放松牌照限制，赶快让大家随便买。现在北京还限牌，这个情况下根本不应该限，拉动需求，愿意买车的人还是很多的。疫情以后，不管怎么样大家觉得有一台自己的车还是方便，应该赶快释放消费需求。贾可：有的企业3月下旬已经恢复正常了。陈玉东：是的，从我们的客户订单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企业做得还不错。你可以感觉到，已经开始有给我打电话要货的了。不像以前在疫情当中，大家互相关心一下要不要口罩，那时很多人给我们送口罩，担心我们停产。这两天打电话，就是要我们一定保证供货，现在都是这样。贾可：实际上，从给你打电话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强弱已经分离了。陈玉东：是的。至少打电话的，可以看出他们担心的是供货，而不是担心销售。但这样的客户不多，占三分之一吧。贾可：疫情期间，很多企业都在说保证现金流、资金链。博世中国这么大的巨无霸企业，我估计你们现金流应该很足吧，是不是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陈玉东：作为企业经营者，当然都要担心这些事情。没有销售，对一个公司是致命的，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你能提供给客户有价值的东西，人家愿意付钱。我们也是正常经营的企业，大家都要担心销售和现金流以及盈利状况。但我们毕竟相对体量大一点，可以互相支援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根基稍微牢靠一点，不过还是要积极扶助我们的市场，积极供应，希望市场好起来，这样大家才能好，并不是我们可以站在旁边看人家笑话，没有这么回事。贾可：很多企业在考虑降本增效，裁员节流，我也知道您肯定做了降本增效的动作，但是裁员肯定没有干吧？陈玉东：是这样的，在公司不好的情况下，裁员是可以理解的。在公司不好的情况下，让大家降点工资，降点奖金，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是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来使公司更好的生存下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放下身段，把公司搞垮，你也别想其他东西了。这个情况下，公司和员工应该同筹共计。公司需要现金流的情况下，需要节约钱的情况下，让大家推迟拿一些工资，推迟拿一些钱都是正常的。博世的好处是受影响的人特别少，一般员工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们高层管理人员是感觉到这个压力的，收入也适当地降了一点。贾可：这是一种提醒，危机意识。陈玉东：也不是危机意识，但确实是对公司有帮助的，比如说像我们高层管理人员是降了一些工资的。贾可：是你做决定的，还是总部决定的？陈玉东：一起决定的，有些部分是总部决定的，有些部分还是我决定的。贾可：如果只有中国疫情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这样。陈玉东：不会，中国运行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全球疫情发生以后，就这个月我们才做。贾可：对中国市场是期待很大的。陈玉东：是这样，中国是带领疫情之后复苏的火车头。我在疫情当中，参加了两次公开论坛，第一次是和张文宏一起做的，那是3月初，会上我主要观点是，不要担心供应链的问题，要担心的是消费市场和消费端的拉动，要赶快把经济拉动起来，那时候全球疫情还没有开始。第二次是在全球疫情开始初期，我和北美做过一次论坛，讲中国怎么样能够恢复的故事，讲中国做了什么能够很正常恢复，希望你们全球也向中国人学习，他们听了也是觉得很对，中国的思路是可以阻断病毒的，可以恢复的，所以中国还是带领全球恢复的火车头。贾可：中国的措施就是隔离。陈玉东：就是隔离，最主要的就是隔离、追踪和检测，发现一个赶快把周围一圈人都隔离了，国外做不到这样。贾可：现在上海要搞五五购物节，你们在上海是不是也参与这个活动？陈玉东：我们肯定要参与。这两天我们也在做广告，卖家电，我们To C产品做了网上直播，也做了活动，希望大家多买点我们To C的产品。当然，To B端产品，大家就是要多买车，主机厂都是我们客户，买一台车，里面都有我们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巨大的拉动，不管买什么都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贾可：你们To C的产品感觉到有压力吗？陈玉东：肯定有压力。To C、To B两种产品我们都担心，我们至少75%的盘子是To B产品，25%是To C端的，这两个是相辅相承的。我们To B的产品，最后还是落实到To C的，包括汽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等等，都是我们的产品，也是To C的。车卖得多，我们的产品就卖得多。你看To C的，家电、冰箱、洗衣机这些东西，不光是装修房子要买，隔一段时间你还要更换的。一个炉子正常的安全寿命是七年左右，到时间你就应该把烧饭炉子或者是热水炉都换掉的，因为家电中的安全件是有期限的。以前国家有政策，刺激大家以旧换新，如果没有刺激，大家可能用了七年会再用一年。不管怎么讲，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最希望政策是对个人消费的刺激，或是减少税收，比如说降低税收，你一个月多拿五千元，你肯定愿意消费了。贾可：最近高速公路不收费，某种意义上刺激了一些新车销量。陈玉东：高速公路就应该永远不收费。高速公路应该趁着这次机会，把税收放到油里面，是最合理的。你开得多，付得油费多，不开就不用缴费，高速公路费应该放在油费里。这次大家都体会到这么长时间免费高速公路的好处，促进了经济活动。供应链布局的趋势贾可：这次疫情以后，我了解到很多主机厂也在思考，自己的供应链布局是不是该有什么变化。像你们本身就是大的Tier 1，对你们的Tier 2、Tier 3的布局会什么想法吗？或者是你对主机厂供应链布局会不会发生变动，有什么样的想法？陈玉东：这个肯定是更加促进竞争。如果因为供应链把人家OEM弄停，那出问题的供应商肯定就被打负分了。对主机厂来讲，供应链的安全肯定是未来的考核项目之一。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供应链的安全也会变得更重要。如果以前占1%-2%的权重，未来可能是占10%、20%，所以促使我们更多的国产化，用当地供应商来保证我们的供应，都是一样的。作为OEM，肯定也是这样的。无论怎么样讲，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出问题。OEM也会由此感觉到大供应商的好处，靠谱。如果说这时候你掉链子把人家给停线了，人家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不是在努力。随时随地给人家弄停了，这样的供应商就不是可靠的伙伴。未来疫情之后，更多的供应链安全肯定是很好的评判标准，这次的表现也会记录在大家的脑海当中。贾可：你对自己下面的供应链，应该也有一个判定。陈玉东：那肯定是。我们很多基础的电子件都是国外进口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考虑怎么样能够把它转移到国内生产，或者是用国内的供应商替代，这对未来肯定是有好处的。贾可：你国外的下级件是博世集团下面企业生产的，还是其他集团的？陈玉东：都有，有一些是买别人的，有一些是自己做的。贾可：在当前的局势下，你觉得未来会把芯片或电容放到中国来生产以加强供应链的安全吗？陈玉东：这要看每个企业的布局，比如这次碰到很大麻烦的，就要拿到中国来做，如果没有什么麻烦的，大家要根据政治的、经济的、地缘政治的等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来判断。我个人觉得，为中国市场生产的，大家肯定越来越多会在中国做，如果是为国外市场生产的，会越来越多地到其他地方去做，但是中国市场的产品一定会更多在中国做。贾可：未来很有可能各个区域形成小而全的一个供应链体系。陈玉东：反正是自成体系，你的生态圈要越来越强。贾可：不一定是纯经济考虑，经济账不是占第一位的。陈玉东：安全的权重会更加高，肯定要考虑经济账，因为公司都要赚钱的，在经济账里面可能会把安全的权重提得更高一点。贾可：现在这次疫情之后，包括之前的地缘政治，有一种说法是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把很多产业链重新弄回去，形成逆全球化的趋势，你怎么看？汽车产业链比较长，如果要搞大而全，代价就很大，经济账算起来很麻烦，一个国家汽车产业链大而全的可能性会很大吗？陈玉东：也是要算经济帐的，总之是一个平衡，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电容电阻，你没有足够的量，就没有经济规模，但是你也要考虑安全，所以你把这两个一平衡，本来电阻要有一个亿的量你才愿意做，但考虑到安全以后，可能七八千万的量你就愿意做了，这是有可能的。你要综合算这个账，未来生态圈肯定是为当地市场服务的，会越来越多的当地化，我们博世一直坚持“根植本土，服务本土”，我们英文“Local for Local”口号就是这么来的。跨国公司本地化问题汽车业还是很有搞头新势力让车市更健康全文详见2020年6月15日出版的汽车商业评论杂志

来源：投资时报方大系的党锡江和谢飞鸣2018年个人薪酬均超过3000万元，其所在城市兰州与南昌也顺势占据了城市榜单前二的位置；岳阳市董事长均薪虽然垫底，但考虑持股情况，有三人身价上亿元；此外，常熟女董事长占比最高，武汉董事长们的学历水平排名全国前列，已有6位90后董事长开始露面《投资时报》研究员 时雨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位居公司管理层的金字塔顶端。在普通人眼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更可谓“风光无限”，他们拥有最高话语权，身着笔挺正装穿梭于高端场合，他们的经历与故事甚至会被一些编剧当作重要的写作素材。此次，标点财经研究院携手《投资时报》对A股上市公司共计3628位董事长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独家推出《2019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全样本报告》。其中，可获取2018年薪酬数据的董事长共有2745名，同年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长共计1838人。通过对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家的61座城市进行排名，标点财经研究院携手《投资时报》独家推出“投资时报2019董事长人均薪酬城市榜”（下称城市榜），研究发现不同城市董事长画像各有不同，薪酬水平以及持股市值也是千差万别，董事长年薪最多相差竟达到1.63万倍。从城市榜中可以看到，方大系两位董事长的高额薪酬直接将各自所在城市排名拉升至前二位，并且兰州与南昌的董事长均薪都超过300万元，远超排在第三位惠州的180万元。相较之下，排在榜单最后的岳阳市董事长均薪仅有38.6万元，首尾相差达到7.82倍。此外，《投资时报》研究员还发现，与此前发布的总经理报告结论类似，上海的女性董事长数量最多，武汉的博士董事长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同时，已经有6位上市公司90后董事长露面。方大系董事长薪酬高企 兰州南昌受益与董秘、总经理样本不同，董事长城市均薪榜的前列不再有一线城市的踪影。城市榜显示，总经理年均薪酬排名前五名的城市分别是兰州市（340.6万元）、南昌市（329.8万元）、惠州市（181.27万元）、常熟市（174.25万元）、珠海市（169.18万元）。数据显示，兰州市方大炭素董事长党锡江2018年薪酬达到4076.97万元，期末（截至2018年末、下同）持股为128万股，参考市值约为2138.88万元；南昌市的方大特钢董事长谢飞鸣薪酬则为3169.67万元，期末持股为191.25万股，参考市值约为1910.59万元。排在薪酬榜前二的两位方大系带头人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当地董事长的均薪水平。资料显示，党锡江自2019年1月7日任方大炭素董事长，此前其任公司总经理一职，确定升职后其2018年薪酬增幅达到3988.32万元。另一位方大系董事长—谢飞鸣的任职时间也不长，他在方大特钢体系内先后任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公司总工程师、公司总经理，2017年8月4日起任方大特钢董事长一职，他2018年涨薪额度也达到惊人的2965.89万元。与这两位相比，当地其他董事长在薪酬层面就显得相形见绌。兰州市此次共有20人纳入统计，其中共14人有薪酬数据，除党锡江外，年薪超过100万元的仅有兰州民百张宏（150万元）、祁连山脱利成（112万元）。但若加上持股市值则是不同的光景，海默科技窦剑文共计持有公司股份6873.68万股，其薪酬与期末持股市值合计3.29亿元，国芳集团张国芳共计持有公司股份约2.81亿股，其薪酬与期末持股市值合计14.23亿元，庄园牧场马红富共计持有公司股份约3219.74万股，其薪酬与期末持股市值合计3.82亿元。南昌市此次共20位董事长纳入统计，共12位披露薪酬数据，年薪超过100万元的还有诚志股份龙大伟（210万元）、煌上煌褚浚（133.97万元），计算持股市值后，身价过亿的董事长共有3位，分别是煌上煌褚浚（1.66亿元）、三鑫医疗彭义兴（5.27亿元）、恒大高新朱星河（4.6亿元）。岳阳董事长均薪垫底在城市均薪排名靠后的城市中，岳阳市（38.6万元）、海口市（53.6万元）、扬州市（58.65万元）、南宁市（59.16万元）的董事长们平均薪酬水平均低于60万元。61座城市中仅有岳阳市董事长们的均薪低于50万元。资料显示，岳阳市共有10家上市公司，其中共7人披露薪酬数据，无一人薪酬超过百万元。但可不能仅从领薪多少判断一名董事长的身家，若算上持股数据，岳阳市共有三人身家超亿元——景峰医药叶湘武持有公司共计1.74亿股，期末薪酬与持股市值合计约7.74亿元，道道全刘建军持股共计8585.31万股，期末薪酬与持股市值合计约10.49亿元，而中科电气余新共计持有公司股份8061.3万股，期末薪酬与持股市值合计约3.63亿元。其中，余新的董事长资历在整个岳阳市上市公司中也属最长，她自1999年就在中科系工作，历任财务总监、董事职务，2008年起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投资时报》研究员注意到，在这四座董事长均薪低于60万元的城市中，仅有海口市上市公司超过20家，共计26家，其中有17位董事长披露薪酬数据，2018年新上任的董事长共有4位，薪酬超过100万元的仅有华闻传媒汪方怀（200.73万元）。但引人关注的还有普利制药范敏华，虽然其2018年领取的薪酬仅有45万元，但共计持有公司6439.8万股，2018期末持股市值约为28.38亿元。资料显示，范敏华1992年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女董事长最多从性别分布情况来看，全A股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长约为207人，占全体董事长人数比例为5.73%。共有8位女董事长2018年领取薪酬排在总榜前100位，分别是格力电器董明珠（960万元）、迪马股份罗韶颖（659.17万元）、新希望刘畅（656.35万元）、上海家化张东方（561.1万元）、蓝思科技周群飞（500万元）、彤程新材Zhang Ning（460万元）、金融街高靓（453.77万元）、探路者王静（430.36万元）。此次入选城市榜的61座城市中，有12座城市无女董事长，大多数城市只有寥寥数位女董事长，上海市、深圳市、北京市由于上市公司基数较多的原因，女董事长的人数也较多，分别有26位、20位、19位，女性占比分别达到9.03%、6.92%、5.92%。若仅从女董事长占比角度看，常熟市10位董事长中有2位是女性，女性董事长占比为所有城市中最高，达到20%，她们分别是天银机电骆玲、亿通科技王桂珍，因为两位都是2019年5月才出任董事长席位，所以暂无2018年薪酬与持股数据。此外，女性董事长比例超过15%的城市还有东莞市（18.52%）、西安市（17.14%）、常州市（15.38%）、江阴市（15.38%），这四座城市女性董事长人数分别为5位、6位、6位、4位。六位90后董事长展露锋芒从董事长们的年龄层面来看，61座城市中共计2779位有年龄数据的董事长，60后仍占公司最高层的大多数，共有1635位，占比约为58.83%。其次是70后董事长，共有605位，占比约为21.77%。61座城市的2779位董事长中，仅有1位30后董事长，他就是宁波市海天精工张静章，其于1994年进入海天系，2012年起任公司董事长一职。此外还有共53名40后董事长，宁波市和深圳市的40后董事长最多，均为7位，占比分别为10.45%、2.42%。年轻的董事长们也开始展露锋芒。据统计，80后与90后董事长人数较多的城市有上海市（11人）和杭州市（10人），占比分别达到3.82%、7.52%，若是从占比角度来看，诸暨市、东莞市、金华市则更占上风，三座城市80后与90后董事长占比分别达到30.77%、11.11%、18.18%。当然，最令人瞩目的还得属90后董事长，此次城市榜中，共6座城市有90后董事长，他们分别是深圳市聚飞光电邢美正（1994年）、上海市顺灏股份王钲霖（1995年）、重庆市*ST天圣刘爽（1993年）、长春市长春经开吴锦华（1990年）、南昌市*ST节能吴浪（1990年）、诸暨市申科股份何建南（1990年），这6位年轻董事长除吴浪外，均披露了最新年度的薪酬数据：何建南（25万元）、吴锦华（39.97万元）、刘爽（26.74万元）、王钲霖（2.5万元）、邢美正（11.31万元）。其中，两位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数据显示，吴锦华持有该公司640.42万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4316.46万元，邢美正持有公司1.43亿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3.48亿元。武汉博士董事长占比最高从学历来看，数据显示，61座城市中硕士学历的董事长最多，共计1357位，占比达到50.62%，高于本科的701人以及博士的316人。从硕士及以上学历董事长占比来看，太原市以88.89%荣获桂冠，当地18位上市公司董事长中，拥有硕士学历的有12人，本科学历的有2人，共有4位董事长拥有博士学历，他们分别是蓝焰控股王保玉、英洛华许晓华、通宝能源李国彪、跨境通徐佳东。其中，许晓华的薪酬为70万元，同时持有公司共计346.61万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1237.39万元；徐佳东于2018年领取薪酬共计86.16万元，同时持有公司2.74亿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29.55亿元。除太原市外，还有两座城市硕士及以上学历董事长占比超过八成，分别是长春市（83.33%）、乌鲁木齐市（80.65%）。若仅关注博士学历董事长，情况又不一样。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博士学历董事长数量较多，分别有59位、33位、22位，整体学历表现均优于总经理。从占比来看，武汉市博士学历董事长占比最高，达到26.79%，56人中共有15位董事长拥有博士学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明德生物董事长陈莉莉，她的2018年个人薪酬达到47.97万元，同时持有公司2024.33万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8.93亿元。此外，博士学历董事长占比高于20%的城市还有芜湖市（23.08%）、太原市（22.22%）、长沙市（20.37%），这三座城市的2018年董事长均薪分别为79.78万元、89.15万元、79.83万元。

来源：投资时报方大系的党锡江和谢飞鸣2018年个人薪酬均超过3000万元，其所在城市兰州与南昌也顺势占据了城市榜单前二的位置；岳阳市董事长均薪虽然垫底，但考虑持股情况，有三人身价上亿元；此外，常熟女董事长占比最高，武汉董事长们的学历水平排名全国前列，已有6位90后董事长开始露面《投资时报》研究员 时雨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位居公司管理层的金字塔顶端。在普通人眼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更可谓“风光无限”，他们拥有最高话语权，身着笔挺正装穿梭于高端场合，他们的经历与故事甚至会被一些编剧当作重要的写作素材。此次，标点财经研究院携手《投资时报》对A股上市公司共计3628位董事长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独家推出《2019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全样本报告》。其中，可获取2018年薪酬数据的董事长共有2745名，同年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长共计1838人。通过对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家的61座城市进行排名，标点财经研究院携手《投资时报》独家推出“投资时报2019董事长人均薪酬城市榜”（下称城市榜），研究发现不同城市董事长画像各有不同，薪酬水平以及持股市值也是千差万别，董事长年薪最多相差竟达到1.63万倍。从城市榜中可以看到，方大系两位董事长的高额薪酬直接将各自所在城市排名拉升至前二位，并且兰州与南昌的董事长均薪都超过300万元，远超排在第三位惠州的180万元。相较之下，排在榜单最后的岳阳市董事长均薪仅有38.6万元，首尾相差达到7.82倍。此外，《投资时报》研究员还发现，与此前发布的总经理报告结论类似，上海的女性董事长数量最多，武汉的博士董事长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同时，已经有6位上市公司90后董事长露面。方大系董事长薪酬高企 兰州南昌受益与董秘、总经理样本不同，董事长城市均薪榜的前列不再有一线城市的踪影。城市榜显示，总经理年均薪酬排名前五名的城市分别是兰州市（340.6万元）、南昌市（329.8万元）、惠州市（181.27万元）、常熟市（174.25万元）、珠海市（169.18万元）。数据显示，兰州市方大炭素董事长党锡江2018年薪酬达到4076.97万元，期末（截至2018年末、下同）持股为128万股，参考市值约为2138.88万元；南昌市的方大特钢董事长谢飞鸣薪酬则为3169.67万元，期末持股为191.25万股，参考市值约为1910.59万元。排在薪酬榜前二的两位方大系带头人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当地董事长的均薪水平。资料显示，党锡江自2019年1月7日任方大炭素董事长，此前其任公司总经理一职，确定升职后其2018年薪酬增幅达到3988.32万元。另一位方大系董事长—谢飞鸣的任职时间也不长，他在方大特钢体系内先后任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公司总工程师、公司总经理，2017年8月4日起任方大特钢董事长一职，他2018年涨薪额度也达到惊人的2965.89万元。与这两位相比，当地其他董事长在薪酬层面就显得相形见绌。兰州市此次共有20人纳入统计，其中共14人有薪酬数据，除党锡江外，年薪超过100万元的仅有兰州民百张宏（150万元）、祁连山脱利成（112万元）。但若加上持股市值则是不同的光景，海默科技窦剑文共计持有公司股份6873.68万股，其薪酬与期末持股市值合计3.29亿元，国芳集团张国芳共计持有公司股份约2.81亿股，其薪酬与期末持股市值合计14.23亿元，庄园牧场马红富共计持有公司股份约3219.74万股，其薪酬与期末持股市值合计3.82亿元。南昌市此次共20位董事长纳入统计，共12位披露薪酬数据，年薪超过100万元的还有诚志股份龙大伟（210万元）、煌上煌褚浚（133.97万元），计算持股市值后，身价过亿的董事长共有3位，分别是煌上煌褚浚（1.66亿元）、三鑫医疗彭义兴（5.27亿元）、恒大高新朱星河（4.6亿元）。岳阳董事长均薪垫底在城市均薪排名靠后的城市中，岳阳市（38.6万元）、海口市（53.6万元）、扬州市（58.65万元）、南宁市（59.16万元）的董事长们平均薪酬水平均低于60万元。61座城市中仅有岳阳市董事长们的均薪低于50万元。资料显示，岳阳市共有10家上市公司，其中共7人披露薪酬数据，无一人薪酬超过百万元。但可不能仅从领薪多少判断一名董事长的身家，若算上持股数据，岳阳市共有三人身家超亿元——景峰医药叶湘武持有公司共计1.74亿股，期末薪酬与持股市值合计约7.74亿元，道道全刘建军持股共计8585.31万股，期末薪酬与持股市值合计约10.49亿元，而中科电气余新共计持有公司股份8061.3万股，期末薪酬与持股市值合计约3.63亿元。其中，余新的董事长资历在整个岳阳市上市公司中也属最长，她自1999年就在中科系工作，历任财务总监、董事职务，2008年起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投资时报》研究员注意到，在这四座董事长均薪低于60万元的城市中，仅有海口市上市公司超过20家，共计26家，其中有17位董事长披露薪酬数据，2018年新上任的董事长共有4位，薪酬超过100万元的仅有华闻传媒汪方怀（200.73万元）。但引人关注的还有普利制药范敏华，虽然其2018年领取的薪酬仅有45万元，但共计持有公司6439.8万股，2018期末持股市值约为28.38亿元。资料显示，范敏华1992年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女董事长最多从性别分布情况来看，全A股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长约为207人，占全体董事长人数比例为5.73%。共有8位女董事长2018年领取薪酬排在总榜前100位，分别是格力电器董明珠（960万元）、迪马股份罗韶颖（659.17万元）、新希望刘畅（656.35万元）、上海家化张东方（561.1万元）、蓝思科技周群飞（500万元）、彤程新材Zhang Ning（460万元）、金融街高靓（453.77万元）、探路者王静（430.36万元）。此次入选城市榜的61座城市中，有12座城市无女董事长，大多数城市只有寥寥数位女董事长，上海市、深圳市、北京市由于上市公司基数较多的原因，女董事长的人数也较多，分别有26位、20位、19位，女性占比分别达到9.03%、6.92%、5.92%。若仅从女董事长占比角度看，常熟市10位董事长中有2位是女性，女性董事长占比为所有城市中最高，达到20%，她们分别是天银机电骆玲、亿通科技王桂珍，因为两位都是2019年5月才出任董事长席位，所以暂无2018年薪酬与持股数据。此外，女性董事长比例超过15%的城市还有东莞市（18.52%）、西安市（17.14%）、常州市（15.38%）、江阴市（15.38%），这四座城市女性董事长人数分别为5位、6位、6位、4位。六位90后董事长展露锋芒从董事长们的年龄层面来看，61座城市中共计2779位有年龄数据的董事长，60后仍占公司最高层的大多数，共有1635位，占比约为58.83%。其次是70后董事长，共有605位，占比约为21.77%。61座城市的2779位董事长中，仅有1位30后董事长，他就是宁波市海天精工张静章，其于1994年进入海天系，2012年起任公司董事长一职。此外还有共53名40后董事长，宁波市和深圳市的40后董事长最多，均为7位，占比分别为10.45%、2.42%。年轻的董事长们也开始展露锋芒。据统计，80后与90后董事长人数较多的城市有上海市（11人）和杭州市（10人），占比分别达到3.82%、7.52%，若是从占比角度来看，诸暨市、东莞市、金华市则更占上风，三座城市80后与90后董事长占比分别达到30.77%、11.11%、18.18%。当然，最令人瞩目的还得属90后董事长，此次城市榜中，共6座城市有90后董事长，他们分别是深圳市聚飞光电邢美正（1994年）、上海市顺灏股份王钲霖（1995年）、重庆市*ST天圣刘爽（1993年）、长春市长春经开吴锦华（1990年）、南昌市*ST节能吴浪（1990年）、诸暨市申科股份何建南（1990年），这6位年轻董事长除吴浪外，均披露了最新年度的薪酬数据：何建南（25万元）、吴锦华（39.97万元）、刘爽（26.74万元）、王钲霖（2.5万元）、邢美正（11.31万元）。其中，两位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数据显示，吴锦华持有该公司640.42万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4316.46万元，邢美正持有公司1.43亿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3.48亿元。武汉博士董事长占比最高从学历来看，数据显示，61座城市中硕士学历的董事长最多，共计1357位，占比达到50.62%，高于本科的701人以及博士的316人。从硕士及以上学历董事长占比来看，太原市以88.89%荣获桂冠，当地18位上市公司董事长中，拥有硕士学历的有12人，本科学历的有2人，共有4位董事长拥有博士学历，他们分别是蓝焰控股王保玉、英洛华许晓华、通宝能源李国彪、跨境通徐佳东。其中，许晓华的薪酬为70万元，同时持有公司共计346.61万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1237.39万元；徐佳东于2018年领取薪酬共计86.16万元，同时持有公司2.74亿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29.55亿元。除太原市外，还有两座城市硕士及以上学历董事长占比超过八成，分别是长春市（83.33%）、乌鲁木齐市（80.65%）。若仅关注博士学历董事长，情况又不一样。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博士学历董事长数量较多，分别有59位、33位、22位，整体学历表现均优于总经理。从占比来看，武汉市博士学历董事长占比最高，达到26.79%，56人中共有15位董事长拥有博士学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明德生物董事长陈莉莉，她的2018年个人薪酬达到47.97万元，同时持有公司2024.33万股，期末持股市值约为8.93亿元。此外，博士学历董事长占比高于20%的城市还有芜湖市（23.08%）、太原市（22.22%）、长沙市（20.37%），这三座城市的2018年董事长均薪分别为79.78万元、89.15万元、79.83万元。

来源：第一财经原标题：多家跨国零部件企业在华已逐步复工跨国零部件企业在中国正逐步走出疫情的阴霾。跨国零部件企业在中国正逐步走出疫情的阴霾。今日，第一财经记者先后从博世、采埃孚、佛吉亚、大陆集团等跨国零部件企业方面了解到，目前除了位于湖北省内的少部分工厂，在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工厂已复工，而位于湖北省内的工厂也正逐步进入正轨。博世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在其2019年全球销售额中，中国地区销售额的比重超过1/4，且有上升的趋势。由此，博世方面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曾发布预警称：“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不仅将导致其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受到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其全球供应链。”目前，在博世的主要客户中，东风日产等整车企业在湖北省内设有生产线，为此，博世也在湖北省设立一些零部件工厂进行配套。博世中国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根据相关要求，除了位于湖北省的工厂以外，其他位于中国境内的工厂均根据当地政府的相关要求，已经完成复工的相关工作，进入完全复工的状态，虽然受限于订单量，生产量尚未完全进入高峰，但也逐步回升中。此外，位于湖北省内的工厂，也正在根据当地政府的相关要求和规定，逐步完成复工的相关安排及工作。上述负责人还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疫情期间，博世的各公司和工厂都主动采取一系列防护措施，其中包括要求员工减少出差、避免去往疫情重点区域，并取消大型人员聚集活动等内容。而跨国零部件企业采埃孚的负责人也向第一财经记者称，采埃孚在中国各地的工厂，在当地政府复工后的第一天，便着手开始恢复生产，目前已经基本靠近往年同期的生产情况。而在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汉，多数零部件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也逐渐恢复相关运营。根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数据，该区域内的零部件企业主要为以武汉为中心的东风系整车厂提供零部件，截至22日，该区累计批准东风系列企业及区内一级供应商229家复工复产，已开工202家，开工率87.3%。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武汉工厂主要为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等东风系合资车企提供转动轴，该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公司的15条生产线中，已开工近10条，开工率达到近七成。为日系主机厂提供零配件的日本电装（DENSO）武汉分公司负责人木村先生也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该公司位于武汉的生产线中，过半生产线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只要客户有产能需求，基本上可以保证满足。此外，北京现代总经理尹梦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考虑到许多零部件企业的抗压能力有限，采购部门通过每日排查供应商库存、人员出勤、复工复产等情况，并调整零配件与整车的生产节奏，保证北京现代的300余家一、二级供应商全面复工。不过，许多已经复工的零部件企业要完全消除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仍需时日。木村先生表示，包括其所在的电装公司在内，多家日系产业链内的企业，已经要求公司员工停止前往中国出差，而一些在中国担任职务的日方人员也因为疫情影响而无法及时回到中国，因此，虽然生产逐渐正常，但公司的一些重要决策会受到影响。韩国汽车配件企业（中国）联合会会长朴英奎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进入中国市场的韩系零部件企业，目前仍主要依赖于韩系主机厂的订单来维持生存，因此汽车销量会直接影响到零配件企业的生存状况。此外，即便是一些企业将目光转向到其他主机厂，但因为主机厂的需求量较低，甚至有部分主机厂要求将货款推迟至下半年支付，导致中小规模的配件企业在资金周转上有一定的困难。上述采埃孚负责人也表示，此前由于仍受到隔离、封城及交通管制等影响，工厂员工的出勤率及物流情况尚未未能恢复到往年同期，这成为制约企业正常运转的主要因素。此外，博马科技全球CEO杨卓君表示，作为零部件的一级供应商，其受到二级供应商人员及产能不足的影响，部分二级供应商因成本等因素未能完全复工，因此将会对于生产进度和成本造成一定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欧洲等境外地区的疫情持续，也引发外界对于全球汽车供应链的担忧。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DTAC）的研究数据显示，因为疫情，预计2月份欧盟域内成员国的汽车产业损失额达25亿美元。而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在回复第一财经记者的邮件时表示，随着疫情的持续，协会方面严重忧虑疫情对于意大利境内汽车产业链企业及经销商的负面影响。不过，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在接受第一财经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博世正致力在华推进生产及研发的本土化进程，在逐步扩大产能的同时，运用长三角一体化等政策优势，将产能分配至中国的更多地区，因此即便是欧洲等海外工厂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对于中国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韩国汽车工业协会（KAMA）运营委员长金泰年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汽车工业是一个全产业链生产体系，缺少任何一个零部件车辆都不能出厂。而由于中韩两国之间距离较近，且具有一定的产业链互补优势，目前韩国主机厂使用中国零部件的比重较大，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缓解，能够有效解决韩国汽车产业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11月3日下午，由博世家电华中大区主办，江南名师汇协办，武汉设计联盟学会作为城市协办的“匠心·无界”博世厨房创想沙龙（武汉站）在东湖抱雲轩举办。本次活动举办主题以匠心为起点，共论设计之道，深研厨房美学，旨在汇聚设计精英，打破交流壁垒。北京山乙建设创始人/HIID轮值会长/湖南室内设计学会常务理事 赵益平先生以及武汉设计联盟学会青年会的十余名优秀设计师出席了活动，由江南名师汇执行总监 祁玲女士担任本次主持人。江南名师汇执行总监 祁玲博世家电作为欧洲领先的家电制造商博西家电旗下知名品牌，华中大区家居渠道销售总监李焰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博世家电一直以卓越的品质和可靠性闻名全球，并始终以现代家居生活的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创新技术和简单到令人惊喜的解决方案，实现出色的结果，为全球消费者打造轻松、健康的家居生活。”博世家电华中大区家居渠道销售总监 李焰博世家电华中大区博世营销总监曾晓宇女士认为：卓越的产品品质、精湛的工艺以及屡获国际赞赏的经典设计，成就了博世家电的高品质与可持续性的业务发展。其公认的优质服务获得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进一步印证了博世的家电品牌理念：“科技成就生活之美”。自2004年进入中国市场，博世家电迅速成长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其产品种类涵盖冰箱、洗衣机、整体嵌入式厨房电器及各类小家电。博世家电华中大区博世营销总监 曾晓宇当代精神，独立设计，致敬东方——分享环节中，主讲嘉宾赵益平先生跨越风格的局限，从功能美学需求出发，以创作实践为例讲述了自成一派的设计逻辑。赵益平 北京山乙建设创始人 HIID轮值会长/湖南室内设计学会常务理事他认为，在这个信息量、自信心乃至个性爆棚的时代，视觉的单向度追求应该被生活方式的营造所取代，而涵盖人文关怀的功能美学则是重中之重。因此，他总是以事无巨细的功能动线梳理出各个空间的平面配置，以细节为基础把握全局。除了生活功能的考量，业主特性也是他设计的突破点。在成都一对夫妻的旧房改造中，赵益平依据业主“钉子交警”的职业特性和生活习惯梳理空间秩序，以方寸必争的收纳之道全面更新原有生活方式，成功将原来的拥挤小户型变成功能完备、宽敞便利的温馨居所，其中体量小但功能齐全、井然有序的厨房更是为这个交警之家注入了明朗温情的烟火气。所谓“金厨银卫”，厨房面积虽小，却是家庭内部重要的功能分区，亦是舌尖上的中国最本质的发源地。发展到当下，人们对厨房的功能有了更多元、更清晰的需求——从食物的制作、到宴会接待，再到亲朋好友之间的日常互动与情感连接的场所。继赵益平先生在案例中开启对厨房空间重要性的阐述后，现场设计师们又从日常生活到项目案例，如何让厨房空间更合理更完美各抒己见，展开了专业的讨论。黄昏之逝，总是广阔而深情，我们见过微云舒卷的景，品过醇香诱人的酒，赏过姹紫嫣红的花，惹人流连忘返，都是心中最美的卷章。经历年初的动荡之后，武汉在日趋热闹的人间烟火里迎来了恢复与新生，关于匠心的故事也在坚守中得以延续。武汉站出席嘉宾：北京山乙建设创始人赵益平武汉设计联盟学会秘书长沈劲夫江南名师汇执行总监祁玲武汉后象设计事务所合伙人/设计总监 周翔武汉有观设计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孙琳武汉有维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设计主理人黄诗婧羿天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总监刘海韵武汉道成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高飞武汉悟几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周奇武汉昱天艺品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总监 邓丽娜上作空间设计设计总监鲁辉武汉瑞度空间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石伟武汉鸣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吕鸣武汉流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设计总监 程星星武汉宋阳工作室设计总监宋阳博世家电华中大区家居渠道销售总监李焰博世家电华中大区博世营销总监曾晓宇博世家电湖北区域家居渠道销售总监赵炫武汉艾博尚品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迎春武汉博弘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庆军

王延轶，1981年出生，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分子免疫学学科组组长。先后在北京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University of Colorado Health Sciences Center）、武汉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机制。先后主持或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等多项课题。在Immunity、Cell Host & Microbe、PNAS等国际知名刊物发表SCI论文近30篇，论文累计被SCI他引2200余次。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三完成人）、中国免疫学青年学者奖、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等奖项和荣誉称号。武汉大学（Wuhan University），简称“武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高校；入选国家”珠峰计划“、”2011计划“、”111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雷军，男，汉族，1969年12月16日出生，湖北仙桃人，无党派，大学学历，毕业于武汉大学，理学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中国大陆著名天使投资人。31岁，她舍弃了武大的教职，跳槽去了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开启了“升级模式”，用6年时间从一名基层研究员一步步成长为武汉病毒所所长，创下了全国最年轻女性正厅级干部的纪录。更扎心的是，王所长还拥有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这就是王延轶的丈夫，现任武大副校长、中科院院士舒红兵。王与舒相识于北大课堂，王延轶克服了自己与老公14岁的年龄差，大学一毕业，23岁的她就嫁给了37岁的舒红兵，并成为了他的第四位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