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杂志

对传统水墨画构图进行大胆解构，气势宽宏，视觉冲击震撼，“尽其灵而足其神”……扈鲁教授发表在《文艺研究》杂志（2012年第8期）上的四幅作品，引来好评不断。《文艺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被称为我国文艺研究的最高学术期刊。扈鲁教授发表在《文艺研究》杂志上的四幅葫芦画作，代表着他的艺术成就在当代文艺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认可。扈鲁教授长期执著于葫芦画的创作和葫芦文化研究，画作曾得到著名画家何水法、陈玉圃、霍春阳、孔仲起、李奇茂、欧豪年和美术评论家李一等先生的指导和肯定，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和文化交流，得到学界一致认可和好评。作品被特邀参加“第三届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作品展”，《秋色赋》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山东赛区展演，其作品集《扈鲁画语》和《写意葫芦》受到艺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扈鲁教授把葫芦放置在整个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来考察。在他的主持下，于2007年创办了葫芦画社、开辟了专门网站、出版专刊，使葫芦画创作和研究不断地丰富和深入。尤其是他主持的“葫芦题材花鸟画及其民俗文化意义阐释”的课题研究，将葫芦文化提升到了时代的高度。2012年，他响应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的号召，他又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葫芦民俗及葫芦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将葫芦文化放置于文化现代化、产业化的视野中，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次《文艺研究》发表的四幅画作均为六尺整张大幅作品，是近几年来扈鲁教授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脱离了对自然物象的依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写心、写意既传承了文人画的传统，又明显突破了传统，在技法上大胆探索，吸收西方绘画的养料，融合现代绘画各流派的特长，创作手法更写意，布局更合理，意境更高远，给人以或淡雅清秀、或遒劲沧桑之感。作品构图、色彩通彻明快，合乎章法而又有新的突破，在传统技法与创新中寻求了统一。扈鲁对传统水墨画的构图进行了大胆解构，气势宽宏，给人以较强的视觉冲击感，达到了“尽其灵而足其神”’的审美境地，给人以美的享受。附：作品赏析《流韵》这幅作品采用浓墨勾勒，画如其名，墨色葫芦酣畅浑厚、圆润书法笔走龙蛇，干湿浓淡相得映彰，起承转合尽显风趣，扈鲁教授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勾勒了一副妙趣横生、意味无穷的《流韵》图，虽无他色点缀，然韵味流露其中。该作品名为《鸿途泰来》，红色为吉祥富贵之色，与葫芦蕴含的“福禄”之意遥相呼应，经风历雨后，一派成熟的喜悦迎面而来，恰如振翅腾飞的中国，昌达且繁荣。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葫芦，不仅形美、色美，且质地美，扈鲁用纯熟的笔墨生动再现出葫芦凹凸的外形，还有缠绵的藤曼，柔顺中透出生的倔强，从中看出其深厚的笔墨功力。“赋”为古文体，多抒写情志、铺陈旨趣。扈鲁教授《秋色赋》这幅作品最动人心魄的是盘虬卧龙般的瓜藤，看似无意实则虚实相间、错落有序、浓淡相应，茂密的瓜藤后是已成熟饱满的果实，浓密的枝条、羡人的瓜果，整幅画用色协调，笔墨均匀，线条流畅，温馨祥和，给人丰收的喜悦。“线”是中国画中最简练、概括的艺术语言，也最能彰显艺术家个性和笔墨功夫。在《金风摇曳》这幅画中，扈鲁教授用形态各异的线条打底，辅以墨色晕染的枝叶，随类赋彩的果实，画面生动描绘出秋风吹拂下跳跃的枝藤与飞舞的叶子。经营位置，画之总要，构图上扈鲁教授别具匠心，刻意留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整幅画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作者：周淑娟贾琏见到香菱后，在媳妇面前赞不绝口。薛蟠见到黛玉，干脆一下子酥倒在那里。贾琏和薛蟠都是好色之徒，粗俗不堪的男子，黛玉和香菱都是诗性女子，来自姑苏的孤女。贾琏，既能在媳妇生日那天与鲍二媳妇偷情，也会在女儿出痘期间与多姑娘偷欢，更敢在国孝家孝期间偷娶尤二姐为外室。他的审美实在不敢恭维，但他也是个有眼力的人，懂得“薛大傻子”“玷辱”了香菱。就连粗俗的贾琏私下里都如此评价薛蟠，薛蟠的不堪完全可以想见。当好色的男子见到别人家的美女会怎样？当然是风景那边独好。先从贾府里的一件恶性案件说起吧。赵姨娘和贾环深恨王熙凤和贾宝玉，于是勾结马道婆用魔法对付那姐弟俩（也是叔嫂俩）。这种古老的手段，确实很见效，凤姐和宝玉几乎丧命，几近黄泉。“魇魔法叔嫂逢五鬼”说的就是这回事。唯乾坤朗朗、春和景明，方敢读此等恐怖文字。人多谓探春对亲生母亲赵姨娘刻薄，不惜以种种理由替赵姨娘的罪行开脱。探春只认嫡母王夫人，也许是她的势利，但她不认亲生母亲绝对另有苦衷，只看看赵姨娘如何勾结宵小来对付自己的家人就可略知一二。凤姐和宝玉命悬一线，贾府一片混乱，亲人们闻讯都来探望。此时，薛蟠在哪里？薛蟠在干啥?“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的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这段描写，很多读者都没看到，程乙本没有，庚辰本才有。 有人认为这段描写关乎风月，过于污秽，玷污了黛玉，“不像薛蟠”，原因是薛蟠之流不懂欣赏黛玉这样的病美人、气质女。女友曾说过，下三滥的男人也喜欢气质美女，尤其是黛玉那样充满诗意和灵性的妙龄少女。当然，气质美女绝对不屑于薛蟠那样的粗鄙男子，也是毫无疑问的。薛蟠确是好色的，是动物性的，他一张嘴不是“乌龟”、“大马猴”，就是“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即便再不懂欣赏黛玉这类美人，黛玉惊人的美对他的视觉也一定会造成刺激。还有人说，薛姨妈跟宝钗、香菱在贾府住了那么久，老早混熟了，贾珍虽是很好色的一个人，但还不至于打宝钗和香菱的主意，何至于看到这两个人会动心？说贾珍对混熟的人不会动心，我有些犯嘀咕：贾珍不就对混熟的尤二姐尤三姐动心了吗？对他的小姨子，他不仅动了心，甚至还想下手——之所以没得手，是因为被拒绝。宝钗和香菱虽然在贾府住了那么久，但是不到一定的场合、不遇一定的时机，贾珍是见不到这些女眷的。别忘了，那个时代可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不仅宁国府的贾珍不易见到香菱，荣国府的贾琏也不易见到香菱。按关系亲疏，贾琏较之贾珍，要和香菱近些。贾琏见到香菱，也是在“不防”之间。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后，风姐、贾琏在家说话。凤姐忽然听见外间有人说话，便问是谁，平儿说是“姨太太打发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其实香菱并没过来，平儿说谎为的是掩饰凤姐放高利贷收取利钱一事。“我方才见姨妈去，不防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撞了个对面，生得好齐整模样。”一提到香菱，贾琏来了神”，“竟与薛大傻子作了房里的人，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她。”贾琏如此赞美香菱，凤姐是啥反应？你听她说：“嗳！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也该见些世面了，还是这么眼馋肚饱的。你要爱她，不值什么，我拿平儿去换了她来如何？”接着，凤姐话锋突转，从貌似吃醋一下子转变为对香菱的同情，说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而香菱为人行事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她”。对香菱，且不管贾琏是好色还是欣赏，凤姐是吃醋还是同情，这段也算得“说者有心，作者有意”了。作者借贾琏的眼和嘴，凸显了贾琏好色的嘴脸，更向读者交代了香菱的长相。回到庚辰本那段，薛蟠眼里的黛玉，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似娇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这里，作者突出的是黛玉的“态”，黛玉的相貌到底有多么俊美？看看旁观者薛蟠的反应就知道了，哪怕他是一个霸王，一个蠢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自爱程乙本，认为薛蟠不具备欣赏黛玉美的能力；我也坚持喜欢庚辰本里的薛蟠见黛玉一段，觉得那是侧写了黛玉的美。薛蟠见黛玉这一段，无关风月。贾琏见香菱那一段，和风月无关。黛玉和香菱，如光风霁月，哪儿来那么多风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微信订阅号群落推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旨在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资讯传播、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资源展示、学术交流等服务，为业界、学界和公众搭建交流、互动、分享平台。文艺研究 《文艺研究》杂志创办于1979年5月，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文艺研究》以“引领学术潮流，把握学术走向，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为办刊总方针，强调现实性与学术性、前沿性与基础性、学理与批评的有机统一，提倡中国视野、中国问题、中国气派，广泛容纳文学、艺术各领域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优秀研究成果。媒介之变从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剧烈媒介迭变，观察未来世界的面孔。

一本学术期刊的40华诞，汇聚起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各个文化艺术门类的资深学者130余人前来祝贺并进行学术研讨。1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文艺研究杂志社承办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暨《文艺研究》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79年创刊之初，《文艺研究》陆续首发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的探讨，迅速廓清了文艺理论中历史遗留的错误思想，为新时期思想理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当代文艺理论前沿问题、学术重要问题的争鸣与讨论。今天，《文艺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具有稳定影响力和良好口碑的刊物，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批资助刊物、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确定的艺术研究类A类权威期刊，在中文社会科学索引中列艺术期刊类第一，中国期刊评价中列中国文学类三种A 期刊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指出，《文艺研究》创刊以来，有3个引人注目的传统：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呼应党和国家的要求，引领学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二是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当代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三是始终坚持“五湖四海”的办刊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容纳文学艺术领域不同观点，营造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大胆探索、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并致力培养年轻学者。这是《文艺研究》得到广泛认可和拥有良好口碑的关键。到会的不少知名学者回顾了自己数十年来从《文艺研究》的读者到作者的经历。曾在《文艺研究》工作过24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认为，《文艺研究》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原因第一是本色，即以学术为本位；第二是本分，是从编辑的职业操守方面来说的；第三是折中，即比较好地处理了现实性与学理性、前沿性与基础性的关系。”《文艺研究》应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运”而生，因新时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势”而起，最终长成了今天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研讨会上同时发布了《〈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年》八卷本文集。与会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建设历史回顾”“中国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中西文论比较问题”“《文艺研究》与文艺理论期刊建设”等4个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交流互动。“学术重镇，四十春秋；几代学者，荟萃一堂；硕果累累，为功久久；培根铸魂，守正创新；不惑之年，再攀高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的总结和祝愿，说出了与会者共同的心声。

1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合办，文艺研究杂志社承办，首都师范大学文艺美学高水平创新团队协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暨《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文学评论》主编张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张政文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130余人参加了研讨活动。《文艺研究》创刊于1979年5月，通过40年的不断发展和几代编辑的不懈努力，现已成为在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界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研究者。张旭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代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对审美与政治、表现主体与再现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现代与后现代、外来理论的吸收与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回应中国乃至世界的文艺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也努力将文艺问题还原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并试图通过对文艺问题的思考，介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文化建设，从而使得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不仅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而且成为与时代前进的脉搏最为同步、理论成果最为丰硕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一。他强调，作为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研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化、文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系列讲话为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坚持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的原则，力争使刊物展现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实践贡献自己的力量。王文章认为，《文艺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应运而生，是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见证和时代见证，也是思想文化建设、学术建设过程中的时代精神表达。在新的历史时期，秉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艺发展还有更大的空间需要开拓，尤其要关注文艺研究在方法论与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民族性和当代性问题。他认为，现代艺术的界限正在不断扩展和打破，新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艺术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变革。但是归根结底，文艺研究还是要注重对艺术本体的把握，把握其内在规律，才能够从根本上对文艺学术发展和艺术实践发展产生更大的作用。韩子勇认为，《文艺研究》创刊以来，在学术界有三个引人注目的传统：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呼应党和国家的要求，引领学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二是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当代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三是始终坚持“五湖四海”的办刊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容纳文学艺术领域不同观点，营造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大胆探索、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并致力培养年轻学者。这三个传统是《文艺研究》得到广泛认可和拥有良好口碑的关键。张江回顾了自己作为作者与《文艺研究》的交往。他对《文艺研究》的号召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表示赞赏，认为这也侧面彰显了我国文艺事业更光明的前途。仲呈祥勉励《文艺研究》在不惑之年再攀高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指导地位，为创造中国特色文艺学学科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吴义勤认为，《文艺研究》创刊以来的40年，各种理论思潮纷纷涌入文艺现场，并与中国本土经验融合发生着激烈的化学反应。面对各种风云变幻的理论思潮，《文艺研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容并包，为思想的碰撞和对话提供了相互启迪的舞台，有力地推动了各种理论思潮的深入发展。张政文认为，始终与时代同步是《文艺研究》40年发展突出的特征；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始终是《文艺研究》坚守的初心；培育和聚集起一批做大学问、真学问的作者群，是《文艺研究》最为宝贵的财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艺理论“走出去”，是《文艺研究》最为重要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罗钢、《文艺研究》名誉主编方宁，以及杜书瀛、曾繁仁、张玉能、朱立元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分别就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重要学术刊物所应承担的使命等问题进行了发言。他们认为，《文艺研究》今天取得的成绩，是该刊与中国文艺理论界广大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也是40年来中国学术强有力地推动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通过回顾《文艺研究》的历史，考察这份刊物的发展变化，不仅可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梳理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重大议题，更能够探讨目前热议和集中研究的前沿问题，预判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并谋划中国文艺学、美学建设的未来图景。这是一项对往昔负责、对时代负责、对学术负责的重要任务，应由中国学者与学术期刊共同担负。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者分别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理论建设历史回顾”“中国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中西文论比较问题”“《文艺研究》与文艺理论期刊建设”的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交流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张伯江认为，当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传统有了准确的把握，提炼出中国文论的标志性概念，折射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那么我们就找到了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尤西林认为，应该将学术史研究同当下现实研究结合起来，以现象学的方式突破纯书斋的狭隘、空洞、偏执，为最新的、最接地气的现象寻求合理解释。《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指出，《文艺研究》为中国学术期刊鼓励争鸣、文理兼美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南开大学教授薛富兴说，《文艺研究》编辑与作者之间始终保持“君子之交”的关系，其良好作风堪称期刊楷模。《文艺研究》执行主编金宁表示，《文艺研究》将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恪守严谨的学术立场，强调鲜明的问题意识，保持锐利的批评锋芒，并致力引导、促进相关专业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与会者认为，此次研讨会既是对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期待和展望，对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和期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来源：中国文化报

论坛现场。12月3日，《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首发式暨“第二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颁奖仪式在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和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办。《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分上下两辑，第一辑收入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10人，他们是共和国文学批评界的先驱者和开拓者。第二辑收入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吴俊、费振钟、汪政、丁晓原、季进、何平10人的文学批评文章，他们是当前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批评界的佼佼者。论坛现场。第二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2015-2016）也在会上颁发，批评家陈晓明、王彬彬、郜元宝、王一川、傅元峰、杨扬获奖。同时，大会还设置了青年批评家论坛专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新锐青年批评家齐聚一堂，就“新时代青年评论家批评实践的思考”、“青年写作的现状与前景”、“长篇小说的现状与问题”等话题展开讨论。批评家是要讲真话还是讲好话？在场许多批评家都谈到，怎样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做批评，批评家是要说真话还是说好听的话？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徐刚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批评家，一种是说真话的批评家，一个是说好听的话的批评家可是徐刚对此有自己的反省，他认为批评可能不是那么绝对，很难简单地化约为一个伦理问题或是道德问题。“你说真话一定是一个自信的君王，但是这个君王有可能是一个暴君。有时候可能放炮是容易的。”徐刚把文学批评形容成一场战役，有时候要猛打猛攻，但是有时候你要懂得策略，要自我保护，就是保存火力，要迂回和掩护，要声东击西。中共中央党校的丛治辰坦言自己长时间以来尽量不批评是因为说坏话比建构、树立起一个东西要简单地多。“我很容易看到不好的，但我要跟自己搏斗，努力建立起自己肯定性的方面，在否定性的文本里看到它的闪光点，这是我对自己的挑战。我觉得做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一个自己跟自己搏斗，自己和自己相完善的过程。”在中国，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除了要面临中国社会里的人情关系的问题，还面临一些更具体的体制性的问题，比如学术评价体系、项目导向等体制性因素都会客观影响并限制批评家的阅读以及他们的批评策略、立场。南京师范大学的沈杏培对此感到悲哀，但是他认为等到过了十年、二十年，青年批评家们更有话语权的时候，再去补救这个话语体系。对此，《上海文化》编辑、批评家张定浩表达了异议，他认为，指望着拿到职称再有话语权，这样以后也不会有话语权，想拿到话语权以后再搞文学批评，这样也不可能再搞了，搞也搞不好。“大家应该说点诚实的话，搞这一行就是你自己有激情，你写的东西是你自己愿意写的。如果一个文章你自己不愿意写，你自己该抽自己的嘴巴，怎么抱怨这个体制和时代？”张定浩认为，即便一个批评家在被逼着去写一些文章的时候，他依旧有能力把一个不好的事情转化成一个有益的事情，说出诚实的话。进而，张定浩谈到，批评家普遍会感觉到语词是无力的。但其实语词本身是有力量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语词无力，因为在某些时刻你在玩弄语词，你也必将会被语词所玩弄。当他诚实表达的时候，他的语词就会产生力量。而你没有准确理解你所批评的对象，又不诚实的时候，这时候必然是无力的，这个跟时代没关系，那是你自身的问题。”论坛现场。流行的美学无法容纳新一代的生命经验，要将其粉碎在今天，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是什么？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如何能介入现实？文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构成一种行动？这是很多人关心也是在很多场合被频繁谈及的一个问题。作为文学批评家，也不例外。批评家们也在困惑，当他们在做文学批评的时候，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河北作协的金赫楠专门谈到，时代的荒诞让包括批评家在内的人陷入普遍的无力感和虚无感中，“我们的文学生活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我们和时代有什么真切的关联，有什么样的正面的影响？我们在什么角度、什么程度上去真正介入了时代生活的精神文化主体？”尽管金赫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超越这种虚无，但是她心有不甘，不甘心被无力感笼罩，想寻找批评怎样真正和时代发生真切的关联。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从城市文学的角度部分回应了金赫楠关于虚无感的问题。他谈到，以往谈到流行的占据主宰地位的城市文学的时候，第一个字眼就是自我或是个人。但黄平质疑的是，这套美学是否能容纳今天新一代的真实生命体验，也就是这种虚无感。“我们干嘛不打破原来那套美学呢，凭什么说从事文学一定要关乎自我和个人，谁规定文学有文学性这个事？”黄平认为，青年批评家是时候打破原来很多美学障碍的时候了，真正创作出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生命经验。“什么卡佛、什么流行作家，他们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只有创造新的才能够回到当代社会之中。我们不要被困扰太久，到了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所有的条条框框和障碍都是一种幻觉。”批评家如何面对网络文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由于各种各样的领域，网络文学目前还不在许多批评家的视野中。苏州大学的房伟认为目前网络文学面临双重遮蔽，一重遮蔽是被批评家所漠视，另一重遮蔽指的是，有很多文学性或思想含量比较高的文本不被主流或资本所青睐，在这个时候，作为批评家，有责任和义务要把这些有思想价值的文本提升出来，让我们今后的读者有这样相应的引导性。对于网络文学泥沙俱下，许多作品在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方面都很低劣这一问题，房伟认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在它兴起的时候，其实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肯定都是泥沙俱下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也给青年批评家提供了重建与社会的联系、批评的介入性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仙把某些网络文学称为是“洗脚屋文学”，所谓的洗脚屋文学，意识就是不是洗脚，是洗钱，刘大仙认为网络文学只是资本的运作。但金赫楠对刘大仙的言论表达了异议，在她看来，这是批评家的傲慢和偏见，其实网络文学内部层次非常细腻的。对此，刘大仙的回应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解，我不会站在网络文学的角度谈问题，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划分，我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觉，怎么把网络文学经典化这不是我要干的事。近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在大面积倒退主持人汪政谈到，现在批评和创作之间呈现一个有趣的关系，批评的门槛越来越高，而创作的门槛越来越低。《钟山》杂志的何同彬认为，创作跟批评确实存在不对等的问题。作为一个文学阅读者，何同彬的感受是，很多新作家即便甚至在他看来都没有达到发表的资格，但却还得了奖。“我们作为批评者，自己从知识资源、理论资源或者文学史常识各个角度，某种意义上已经建构起来了一个不错的格局，但是这个东西要面临的这些作品对应不了。我们经常也会在批评一些很无聊的作品，动用了很多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理论，但这些作品是根本无法和这些理论对等的，这种错位很有意思，但是也很可怕。”《文艺研究》杂志社的李松睿也对当代作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说道，在读现代作家你会感到那个作家想的东西非常多。你读当代作家作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想的还没你深刻，在思想层面上你好像不觉得作家能够给你提供一些非常有启发和见解的东西。李松睿谈到他自己父母的例子，他父母年轻时很喜欢订文学杂志，可是现在已经不看了，只看电视剧。“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八十年代你会挺感兴趣的，他们觉得文学是很神圣的东西，读文学作品能够感受更深刻的理解人生和生活。但是后来他再看文学，就觉得文学家对生活的理解未必有一个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更深刻，他没必要再看。如果纯粹从休闲角度来看，好像电视剧给你提供的东西更能满足这样的要求，这个时候文学应该怎么去发展和立足，这是我的一个困惑。”但是丛治辰不太认同李松睿对于当代文学的蔑视，他认为不是当年写现代文学的那些作家有思想，而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批评家不断地积累、演说，他们增加了很多并不属于那个作者的思想。由此，他讲到，西方批评家跟中国批评家有一点不一样的是，西方的批评家们不只是批评当下的作品，他也批评历史的作品，不断回到经典言说经典，而在中国，关于经典作品的研究往往被归为文学史研究。因此，丛治辰反思道，是否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可以用文学史以外的方式，用审美的方式、批评的方式重新再去激活那些经典，这是不是也是中国批评家可以去做的工作。

作者：柳湘莲一凤姐教训贾环，有的版本写的是：“你总不听我的话，倒叫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狐媚魇道的”。说的是贾环，其实是给隔窗的赵姨娘听。此时的赵姨娘倒不见得有多坏，只是昏愦得很，用现在的话说是智商情商都不高。开口便损儿子“那里垫了踹窝来了？”贾环怕说真话没好下场，撒谎说自己被欺负了，却并没有得到安慰，反被啐“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顽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赵姨娘这话，在现代心理学家眼里，也是极不健康的。此时的贾环年纪还小，输不起，也不知道输了后该怎么办，赵姨娘的话，不仅没安慰他，也没教她如何对待输赢。而且，她的话让贾环学会了仇恨富贵，让他以为地位高的一定会欺负低位者，且离间了贾环和哥哥的关系。事实却是宝玉、宝钗都在努力维护贾环那颗自卑的心。更糟糕的是，她的话摧毁了贾环的自我评价系统，让他更自认为低人一等，不配和宝玉宝钗她们玩。在贾府，地位和出身很重要，但并不决定一切。奴才如果才德兼优都受人尊重，如鸳鸯，如果她是王善保家的人品，凤姐、王夫人，别的主子姑娘绝不会真拿她当回事。奴才如此，更别提贾政的亲儿子贾环了，只要上进学好，一样可以和正出的平起平坐，探春就是最好的榜样。凤姐对自己人是很维护的，看到赵姨娘教坏贾政、王夫人的儿子，离间贾环、宝玉的关系，赶紧出来训赵姨娘，称她是“歪心邪意、狐媚魇道”，实在公允。只是她没给赵姨娘半点台阶下，赵姨娘就不是羞愧，而是记恨了。人是学坏易，学好难。赵姨娘的教导像一把邪火，虽然凤姐作了最果断的干预，但孩子天然地听父母的教导，贾环还是被赵姨娘洗脑。不久后，贾环想用蜡灯烫瞎宝玉的眼睛。只是他运气很好，没得逞。后来贾环看贾政怒了，火上浇油，下谗言说宝玉想强奸母婢，引爆了贾政的炸药桶，于是宝玉屁股开了花。那是真的花，红艳艳，白生生。赵姨娘在邪魔歪道上走得最远。最邪的，当是请马道婆害死凤姐、宝玉。为此，她给了马道婆几十两现银，还打了几百两银子的欠条。只是宝玉依旧鸿运当头，度过了难关。之后赵姨娘还上演了各种小打小闹的“歪心邪意、狐媚魇道”，比如打探春零用钱的主意；欺负新官上任不懂，想多得二十两银子；猛不丁就在贾政面前告宝玉的黑状；不问青红皂白就打芳官……二新华字典解释“狐媚魇道”是“指行为妖邪”。对妖邪最熟悉的莫过于武侠小说爱好者，东方不败、辟邪剑法、葵花宝典、李莫愁、天山童姥等都散发着浓浓的妖邪之气。贾宝玉爱读的野史外传中，武则天、李合德等便擅长狐媚之道。她们不仅性感美丽，还智商奇高，擅长孙子兵法。说到狐媚和心机，秋桐在红楼梦排得上号。还是贾赦的丫头时，她就和贾琏四目勾连，让贾琏对她留连不已。贾赦姬妾众多，恨贾赦贪多嚼不烂的人也不少，贾琏独留情于秋桐，可见秋桐的媚眼和妖娆，是出色的。天遂人愿，秋桐被赏给了贾琏。贾琏得到她后，惟她是命，其狐媚功夫可见一斑。自己会狐媚魇道不是最上乘的功夫，秋桐有本事将狐媚魇道的帽子扣到竞争对手头上。因为嫉妒尤二姐，秋桐骂她淫妇，气哭尤二姐后，又抓乖卖俏，在贾母王夫人等人面前打小报告：“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家号丧，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便道：“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妒了。凤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的。可是个贱骨头。”从此就不喜欢。贾母出嫁五十几年，吃过的盐比秋桐吃过的饭还多，贾母就算自己没经过宫斗，也听过兄弟姐妹、贾府亲族、王公贵族家的宫斗故事。秋桐的表演必是达到化境，又谦卑又贤良，一副为凤姐卖命的忠诚相，才会让贾母相信了她的话。贾母不喜欢尤二姐后，贾府的人下人都生着两只富贵眼，开始作践起尤二姐来。很快尤二姐就吞金自杀了。不过，和凤姐比，秋桐的段位太低。秋桐和尤二姐的矛盾，都是凤姐挑起来的，而秋桐竟毫不知情。一个狐媚高手辨不出另一个魇道高手的手法，这只能用已臻化境来形容吧。更可怕的是，因为无声无息，无形无迹，感觉不对劲的贾琏在失去了心爱的女人后，虽然看出端倪，却只能选择沉默，暗地里发誓为尤二姐报仇。真正的高手最擅长心理战，有人说孙子兵法讲的不过就是如何打心理战，王阳明更是个中高手，无往不胜。空城计以少胜多，打的也是心理战。一年后，贾琏要二千两银子急用，请凤姐帮忙，凤姐要一二百两的好处费。贾琏觉得太多，二人争执起来，争到要撕破脸时，凤姐说到这银子的用途：“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顿时让贾琏丢盔弃甲，马上表态，凤姐想要化多少银子，随便用。这一刻，贾琏一定恨自己为啥要多心怀疑凤姐。至于在宁府的花园，凤姐临去时，狐媚的一笑，便勾掉了贾瑞的命，不过是凤姐小试牛刀。三狐媚魇道并不都是坏的。赵姨娘、秋桐当然为人所恶，凤姐则在好与坏之间自由变身。尤三姐和多姑娘却难以用好或坏形容，说好让人怀疑说话者的贞节，说她们坏，良心又有些打鼓。但不可否认，她们是《红楼梦》里最狐媚迷人的。贾珍贾蓉把尤二姐说给了贾琏，贾琏想把尤三姐说给贾珍。玩弄她们的心思，一目了然。尤二姐认了命，尤三姐却不想认。父亲不在，母亲不中用，尤氏听人摆布，亲姐姐看不透眼前的形势，她只能单打独斗。她能用的武器，就是天生的风流标致和无师自通的狐媚功夫，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迷住了他们，再控制他们。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尤三姐深谙此道，“哄的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远不舍，迷离颠倒”。会撒娇会任性也要天赋的，有人天生自带端庄理性气质，撒娇任性对她们来说，是极难学的高难度技术工种，怎么教也不会，不是时机掌握得不对，就是表演功夫不到家。东施效颦的结果，不是让对方油然怜爱，而是让人避之不及。但有的人天生就会，尤三姐除狐媚功夫出色外，泼辣任性也是天生自带——“天天挑拣穿吃，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鹅，又宰肥鸭。或不趁心，连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任性就是尤三姐对贾珍们使的魇道，是邪派顶乘功夫。因为即使得不到，即使被骂，即使花许多昧心钱，他们还是不舍尤三姐。尤三姐堪称为野蛮女友的祖奶奶。和尤三姐不同，多姑娘因出嫁了，就不方便使魇道功夫了。她使的是都是狐媚功夫。她会主动勾引男子。得知贾琏搬在外书房，她便有事没事去招惹。及至相见了，她既不卖萌装嫩，也不被动扭捏，而是先作出各种媚态，让男人瞬间荷尔蒙大爆发，一见她就魄飞魂散。多姑娘还有世界上最柔软的身体，一经男子挨身，便遍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都说女人用耳朵的谈恋爱，不论情欲性欲，都是被动地等待异性用情话来激发。多姑娘则是主动献上压倒娼妓的淫态浪言，勾得男子愿死在她身上。多姑娘还很多情，和贾琏好了后，她竟剪下一缕青丝送给贾琏。其实，这两姑娘泼辣狐媚的背后，是看穿了自身命运背后不可言说的苦痛，所以才不走寻常路线。尤其多姑娘，所嫁非人，她青春只有等着被浪费。与其烂在时间的淤泥里，不如在淤泥里长出妖媚的花。好歹在永恒的时间里有过一瞬。在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的年代，也只有狐媚魇道的姑娘才有机会接触很多男子。见得多了，她们的见识便超越庸常，偏见在她们身上很难长期存在。尤三姐只见过柳湘莲一回，却知道柳湘莲和自己是一类人。虽然姻缘成空，但柳湘莲的割发出家却证明尤三姐并没有看错人。两姑娘都只略略见过宝玉，但都识出宝玉并非滥淫之人，更不是淫魔色鬼。这倒不是她们如何有啥过人的天赋，只是见过的真钱多了，假钱就无处藏身。反过来也一样，宝玉这种清风一样的男子，一刮到她们接触的男子圈中，就是不同的。只是，早熟的果子总先被人摘下。命中注定，她们将早早消逝于风中。在小说中，她们比别人更早谢幕。不是作者残忍，而是社会对待狐媚魇道者，都是一刀切的。四狐媚魇道不是常人能背负的评价。比如金钏、平儿、晴雯，她们就不想和这四个字沾一点边。金钏作为王夫人的大丫头，本该最了解王夫人的喜好，但宝玉一来一往的勾搭，她便放松了警惕。直到王夫人的巴掌把她打醒，她才知道自己被当作了教坏二爷的狐媚魇道的人。她投井了。在那时代，“狐媚”二字就是狗皮膏药，一次沾身，终身难脱，惟死可以证明。就如尤三姐，再怎么泼辣，最后，她在意的柳湘莲怀疑她的人品，她也只有一剑封喉，以此证明她内心刚烈。凤姐生日，喜庆日变成了家庭剧。劝酒、审问丫头、捉奸、杀妻、家长审判……好不热闹。鲍二家的算得上罪魁祸首。因为她没有像多姑娘一样，只狐媚不魇道。和贾琏亲热后，损完凤姐又给别人的家庭混出主意。平儿不幸遭殃，被鲍二家的议论不说，还被凤姐误会她离心离德。以致凤姐打平儿比打鲍二家的还多。有些转不过弯的老太太也疑惑平儿：“怎么暗地里这么坏。”听人解释后，贾母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样，我说那孩子倒不象那狐媚魇道的。”平儿该庆幸平时自己积下了好人缘，在最高领导人品评她的关口，众人纷纷帮她辩白。这是不狐媚魇道的好处。若平儿疑似有狐媚的倾向，有魇道的可能，估计这一次难以过关。被老太太打入冷宫，其下场不是如尤二姐吞金自尽就是像周姨娘一样活得无声无息。鲍二家的有勇气做一个狐媚魇道的人，却没有多姑娘的勇气面对众人的唾沫。但她的死，却让人看到她身上还有光明的影子。晴雯说过芳官是个狐媚子，她在王夫人那里也是狐媚子。在思维僵化的人眼里，女子的任性个性，女子的不驯服都是歪门邪道，轻则撵之，重则该杀。无一例外的，除了多姑娘，她们几乎都不好命。晴雯撒娇任性的功夫和尤三姐比，不过就是小儿科。第一次任性，因一把扇子和宝玉较真，宝玉硬要撵走她，闹得狼狈之极。第二次任性时想吓麝月，却把自己给整病了。第三次任性时，骂小丫头被王夫人看到。狐媚女子的不幸于是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王夫人把家给了王熙凤管，除了常向她汇报工作的袭人麝月，她对怡红院的丫头都不大留心。与晴雯不过照过三次面，却次次不好。初次印象很张狂；二次见面又没见晴雯穿工作服，再加上别人的谗言，又碰上绣春囊爆发的恐怖时期，四下里一夹击，晴雯就只有背负着狐狸精的名声被撵出去。以王夫人用人的标准，晴雯确实不是个称职本分的丫头：排挤小红、中伤袭人、打骂坠儿、欲撵芳官、气坏过宝玉，整哭过黛玉，对婆子丫头们颐指气使……晴雯真不是《红楼梦》中最可爱的丫头，她的灵魂，也并不比平、袭、鸳、紫更高贵纯洁。但是，晴雯的种种，不过想在怡红院活得自在任性点，而她的任性，还是宝玉一手栽培的。宝玉从出生起即被玉的神奇笼罩，身上负了多少宠爱，就缚了多少责任和不自由。晴雯身上散发的自由气息，能让宝玉望梅止渴，无限慰藉。晴雯的死，意味自由的死去，何况，她还是为天下那些让人爱恨交加的狐媚魇道者殉葬。所以，她配得宝玉的眼泪，亦当有《芙蓉女儿诔》祭奠。本文首发于以下公众号：中国艺术研究院微信订阅号群落推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旨在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资讯传播、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资源展示、学术交流等服务，为业界、学界和公众搭建交流、互动、分享平台。文艺研究 《文艺研究》杂志创办于1979年5月，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文艺研究》以“引领学术潮流，把握学术走向，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为办刊总方针，强调现实性与学术性、前沿性与基础性、学理与批评的有机统一，提倡中国视野、中国问题、中国气派，广泛容纳文学、艺术各领域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优秀研究成果。媒介之变从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剧烈媒介迭变，观察未来世界的面孔。

（记者 李姝昱）5月23日下午，“新全球化语境下艺术理论与批评格局的重构——第一届全国艺术类学术期刊主编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成功举办，旨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繁荣发展。本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承办，邀请了全国五十余家主要艺术类学术期刊和评论大报的主编共同参与讨论。“第一届全国艺术类学术期刊主编高峰论坛”现场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于丹主持。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庞井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委员会主任张德祥分别代表主办方和承办方向论坛致辞。陈光巨表示，当代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在古今中西之间与媒介更迭之际，经历着格局性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西方前沿理论层出不穷，当代艺术越来越取代传统文学，成为激进哲学进行理论阐述与批评实践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主动挖掘民族优秀传统、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同时密切联系当代艺术创作实践和不断变化的新媒介条件，来发展自身的艺术理论与批评阵地。“希望这次论坛成为一个良好契机，促进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探讨艺术理论与批评发展的新理念、新路径！”庞井君表示，在新全球化语境下，探讨艺术理论与批评格局的重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本次论坛会成为艺术期刊加强合作、互通有无、交流经验、共同进步的一个起点，也会推动艺术理论与批评格局更加学术化、更具艺术性，向研究真问题、发表真见解的方向迈出坚实的一步。”他希望，文艺评论能够克服吹捧式评论、否定式攻击的倾向，倡导讨论式评论，倡导真心交流、真诚对话、深入讨论的氛围，从而不断接近真理，追求美的境界。胡智锋表示，近几十年来，我们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普遍缺乏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气魄、格局和话语框架。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道路选择等，作了面向未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提炼与概括。”作为学术研究、知识传承的重要阵地和平台，艺术类学术期刊和评论大报的探索和选择，对于中国艺术理论与批评格局的重构发挥着引领作用。“作为全国高校艺术与传媒教育的重镇，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将牢记使命、不负众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致辞张德祥表示，全球化不是为某种文化、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阶层谋利益，而是为全人类谋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艺术理论与批评格局的重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新全球化语境下提出来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攀登文艺高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在随后的主论坛上，《中国艺术报》社长向云驹、《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主编王次炤、《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和《美术》主编尚辉先后发言。向云驹认为，在呼唤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中国文艺批评亟需转身、转型：改变文学评论一家独大的状况, 让艺术评论强力发声、自述权威；改变评论主体一成不变的格局，重视传播平台，建构媒体批评；改变纸质媒体评论“一花独放”的局面，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王次炤建议，艺术院校的学术期刊继续关注学术前沿，承担教学新思维的传播工作，高度重视艺术批评，从而更好地推进高校体制建设和学术研究。皇甫宜川结合实际，分享了《当代电影》在发展中求生存、求进步、求提升的重要经验：一是抓质量，二是抓影响力，三是学术“走出去”。尚辉认为，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依然葆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是讨论新全球化的一个前提。“在敞开胸怀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失去自我！”他坦言，构建当代中国美术理论体系十分重要，这也是《美术》杂志长期致力于的一项学术事业。接下来，在不同学科的三个分论坛上，《文艺研究》《中国文艺评论》《读书》《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国电视》《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现代传播》《美术研究》《中国书法》《装饰》《音乐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美育学刊》《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各家学术期刊与评论大报的主编，就论坛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例如，学术期刊对艺术理论和评论风向的把握，对学术与知识生产的引领与服务，对当代文艺创作、业界动向、学术前沿的观察与理解；学术期刊如何促进艺术学科发展和艺术理论建设；学术期刊与新媒介条件下的艺术批评、与高校艺术研究和教学的关系；学术期刊的生存、发展与提升等诸多问题。本次论坛，搭建了期刊与期刊、期刊与高校、期刊与作者之间有效对话、积极研讨的平台，围绕新全球化语境下艺术理论与批评格局的重构这一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相关责任人表示，“全国艺术类学术期刊主编高峰论坛”今后每年还将继续举办，希望对艺术学科、文艺事业的发展有所助推。

梅之品格，为历代仁人志士所崇仰，梅之精神，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习近平总书记在率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中引用了“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诗句，用梅花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与价值观做了阐示，也让梅花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又绽放出了绚丽的光芒。唐建，1965年生于山东诸城 文艺学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教授、花鸟画创作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兼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书画美学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山东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甘肃政法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等。唐建多年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创作工作，他在绘画上遵循宋元以来传统文人画的路径，秉承以德修身、以文养艺的学术理想，梁楷的酣畅淋漓，徐渭的奔放洒脱，八大的空灵简约，吴昌硕的苍劲古拙，齐白石的质朴情趣，都是他的艺术追求。他于花鸟、山水、人物、书法、篆刻等均有涉猎，在美术史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撰写的数十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中国社科文摘》、《美术观察》等学术期刊。他创作的书画作品，多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大公报》、《人民画报》、《美术》、《美术观察》、《国画家》等报刊杂志。已出版学术著作三部，书画集十余部，主编书画集多部。他曾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二十余次个人画展。梅原产中国，我国植梅的历史大约始于商代。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有与“梅”有关的诗文，如《尚书·说命下》中“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诗经中的《摽有梅》诗篇：“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自魏晋至唐时期吟梅之风盛行，梅花也逐渐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文学上有关梅花的吟诵带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宋元时期咏梅文化繁盛，画梅群体逐渐壮大，梅花高洁、清冷、孤傲的精神品质成为文人画家热衷表现的题材。至近代，更是以梅花来象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仅诗人、文人画家、已至革命者都爱梅、画梅、咏梅、推崇着梅花精神，梅花精神逐渐成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唐建自幼喜爱梅花，在家乡的老屋前，有母亲亲手栽种的腊梅。这棵腊梅每年都会凌寒怒放，唐建的心中从小就种下了爱梅的种子。大学期间受于希宁先生影响，开始了他的寻梅之路。自2006年以来，十几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云南的昆明、安宁、晋宁、永平、剑川、洱源、丽江、大理等地。云南具有最古老、最优质的梅种资源，他在云南寻访到了众多未被记载的古梅。许多珍贵的古梅在他的努力下得以保护，他的善举感动了梅里的乡亲，也吸引来了各地爱梅的朋友，古梅渐为外界所知。正如唐建诗中所写：“十年寻觅未称痴，频向苍山问雪枝。岁暮风寒归路远，此心梅月两相知。”昆明黑龙潭自古以来就有文人骚客竞相探梅、赏梅、咏梅、画梅。唐建有感于林则徐在昆明黑龙潭为唐梅所作一诗，遂赴黑龙潭探访唐梅，并在此留下了许多梅花写生作品。距离昆明10多公里的安宁市曹溪寺，寺内有一株元梅，至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唐建也曾多次来此寻访画梅，并与寺中的明照师傅因梅结缘。唐建一路寻梅的背后，充满着艰辛和奇缘。他爱梅、痴梅、寻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是锲而不舍的梅花精神。当时交通不便，古梅都生长在深山幽谷、江水湍急、山路崎岖之地，加之高原反应，一路颠簸起伏，至古梅时往往已是疲惫不堪，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唐建寻梅的步伐。最为新奇的是南大坪访梅，当行进到大山深处，大家都想放弃时，只有唐建仍在坚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远远地嗅到了梅香。南大坪是一个漫山遍野开满了梅花的世外桃源，说来也奇，在村子里见到的第一人，正是梅花的主人。洱源县南大坪村有数十棵古梅，其中一棵500多年的古梅，树高7—8米，树冠10多米，这棵古梅如仰慕已久的朋友，在万朵梅花怒放的冬季，得睹芳容。回龙古梅植于剑川甸南乡回龙村东山脚下，树龄为600年以上。当唐建辗转来到这里时，村子寂静得空无一人，终于看到了一位背筐的大嫂，向前询问，或许语言不通，大嫂示意跟她走，才知她竟是梅花的主人！但见老梅，早在三年前被大火烧掉，只残留下树根，唐建不禁潸然泪下，暗下护梅决心。唐建对永平古梅情有独钟。永平县野生梅为中国古梅及古梅文化较集中的代表区域。2007年当他初次来到花桥村普照寺时，这里还是一个小学，普照寺内的元梅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棵元梅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林则徐、李根源、赵藩等对其均有记载，这也是永平县唯一有历史记载的古梅，唐建称它为“天下第一奇梅”，并赋诗云：“何人十载博南客？踏遍苍山觅玉葩。霜结千年香彻骨，半生相识是梅花。”此后每年他都会随着花期的到来带学生、朋友来到花桥，成为最早关注元梅的画家之一。唐建的梅缘似乎是注定的，好运接踵而来。2016年初春，他首次来到澜沧江边废弃了的山村———梅子里，发现了一棵没有著录的约三人围的古梅，由于当地古梅保护意识淡薄，梅花主人欲售古梅谋利，老梅已岌岌可危！唐建心急如焚，经多方努力后得以挂牌保护。今古梅保护修缮完毕，濒临澜沧江高高的围墙筑成，且经专家鉴定，此梅为宋梅。“手抚老柯辞老友，吾心护佑似钢坚。”唐建欣喜感怀，由此开启了他的漫漫护梅之旅。同在2018年，唐建又先后在大常山岭岗地和秧草塘发现了两棵古梅，后经鉴定均为元梅。岭岗地元梅发现时周边杂草丛生，树木遮挡，难窥全貌，诸友齐心协力除去杂草、寄生树木，一棵古梅赫然眼前，大家商定集资保护，使之永传于世，不负岁月。唐建为古梅赋诗:“寻梅不辞三百曲，但见江畔岭头霜。又是一棵千年古,草杂难掩扑鼻香。”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疫情，唐建因访梅数月滞留在永平，他以梅花铮铮铁骨的精神鼓舞大家，并赋诗云：“寂寂疏花连昼夜，铮铮铁骨历春秋。”在这期间师生共同寻梅画梅，对所有新发现并保护的古梅进行深入的研究、剖析、并为每一棵古梅写生创作。他笔下的古梅不再拘于一枝一叶、疏影横斜的传统模式，而是体现出了老梅旺盛的生命力，画面中多是全景式构图，大笔挥洒，以篆籀的笔意勾勒，线条如锥画沙，力透纸背，一改古人画梅的文雅秀逸，体现出“当其下笔风雨快，笔墨未到气已吞”的气势和境界。疫情期间，唐建先后在博南、杉阳、北斗乡和龙街等地又陆续新发现了十几棵明清古梅，一个国内独有的唐、宋、元、明、清古梅群呈现在世人面前。唐建在绘画上一直恪守“传统与创新”并重的艺术理念，传承了宋元以来文人画的审美理想，师承杨无咎、王冕，徐渭、八大、金农、吴昌硕等。近年来，唐建画梅独辟蹊径，走出传统文人画家的藩篱，走向田野、民间、大自然。古人画梅是一种清、冷、瘦、疏的审美趋向，而大自然中的古梅繁盛、古拙、野逸，富有乡土气息。唐老师首次以中国画特有的艺术形式将古梅的神态呈现给大家。他笔下的千年古梅是高大挺拔、苍劲繁茂、霸悍雄奇的气象，表现了古梅的茁壮与新生。古梅虽历经千年依旧枝繁叶茂、千花万蕊，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梅花精神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唐建以爱梅、访梅、画梅、护梅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梅花精神的真谛，同时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由各界爱梅、护梅人士组成的“梅友公社”，形成一个保护古梅的民间组织，许多古梅得以发现并妥善得到保护。（图文转自网络）

说唱文艺是一种基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心理与想像，运用口语来说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样式，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清末民初以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我国学者开始重视俗文学，把过去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等奉为文学正宗，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民间说唱与古代小说交叉互动研究》但是，这种转变实际上并不彻底。受强大的雅文学传统的影响，人们关注的还是那些比较接近雅文学的俗文学作品，即一些已经经典化了的戏曲、小说作品。对于真正最通俗的民间说唱文艺，仍然不够重视，投入的学术力量严重不足。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些前辈学者在说唱文艺文献的寻访与发现、资料的勾稽与考辨、目录与索引的编制、作品的校勘与整理，以及说唱文艺文献的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这为后来的说唱文艺研究打下了根基。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对说唱文艺高度重视，一些文化工作者及曲艺研究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说唱文艺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对说唱文艺的渊源流变、体制类别、题材内容、说唱形态、重要艺人与刊印流传等皆有较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说唱文艺研究再次焕发新的生机。一方面，大型说唱文艺志书的纂修，说唱文献的叙录编目，说唱文献研究资料的勾稽汇考，大型说唱文献的汇集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说唱文艺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说唱文艺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四处开花，成果迭出。《欧洲藏中国明清至民国俗曲唱本研究——以英、德、法为中心》可以说，说唱文艺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的开创，到50-70年代的推进，再到80年代以来的全面拓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无论在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为今天的说唱文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整体来看，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与小说、戏曲等领域的研究相比，明显薄弱、滞后，在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存在不少有待继续拓展、深化的研究空间。首先，说唱文艺的文献家底还没有摸清。目前，除了敦煌变文、诸宫调、子弟书、宝卷的文献调查、整理相对全面外，其他各类说唱文艺文本究竟有多少数量存世还是一个未知数。其次，说唱文艺文献的整理，还存在诸多不足或缺欠。就已知的说唱文艺文本来说，目前被整理出版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即便是已整理、出版的一些说唱文本，由于整理者做了不少删改、加工，导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失却了本来面目，并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中国历代曲艺作品选》再次，有关说唱文艺的作者、表演者、说唱体制、表演与接受、流传地域、版本、序跋、评点、考论等研究资料的发掘、辑录与整理，也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这主要表现在：①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缺乏整体性，目前只有宝卷、弹词、子弟书、评话等研究资料的分类整理较有进展；②一些载录于史传、小说、戏曲、笔记、诗文别集、方志、宗教典籍以及近现代报刊杂志中的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缺乏必要的、系统的勾稽与整理；③古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相对多一些，而近现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则明显不足；④汉民族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相对多一些，而少数民族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则很简略；⑤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多局限于国内，而海外汉文文献中保存的说唱文艺研究资料则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发掘。有鉴于此，目前亟需在全面勾稽、分类整理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一部涉及各曲种、多民族、跨时段、海内外的大型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汇编，并进而建立一个文献资料数据库，以期为说唱文艺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最后，就说唱文艺的研究状况来看，其研究成果的体量比较有限，质量也不太高。目前只有弹词、宝卷、子弟书、鼓词、评话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学术空白点较多，甚至一些较重要的学术问题，如说唱文艺的文体流变，说唱文艺的表演形态、地域分布、接受与传播，不同种类说唱文艺之间的互涉关联，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诗文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至于说唱文艺的学术史、批评史研究等则付之阙如。另外，说唱文艺的跨学科研究，也甚少有人问津。说唱文艺研究之所以会存在上述这些薄弱环节或学术空白点，除了与不少学者在文学观念上鄙视说唱文艺有关，实际上也与说唱文艺的研究视角的逼仄与研究方法的局限等有较密切的关系。迄今为止，说唱文艺的研究还多拘囿于说唱文艺本身，即便是说唱文艺本体研究，也还需要加强对各类说唱文体的渊源流变、表演情况、艺术特征、流行地域、社会影响等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至于不同种类说唱文艺之间的互涉关联等，也应纳入研究视野。《升平署岔曲》不仅如此，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等其他文学样式往往也存在较密切的交叉、互动关系。所以，20世纪前中期，蒋瑞藻、钱静方、顾颉刚、郑振铎、孙楷第、阿英、叶德均、傅惜华、赵景深、谭正璧等在从事说唱文艺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时，大都持有一种俗文学的整体观，注意将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等放在俗文学的生态场域中进行关联性考察与研究。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学术开端，后来并未得到自觉的承续和发展，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等常常被人为地分割开来，进行各自为政的研究，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因而研究说唱文艺也就难以确切、深入地揭示其生存、发展与演化的动因与规律等。就说唱文艺的研究角度而言，以往研究者一般多局限于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评价说唱文艺。实际上，说唱文艺的价值远不限于文学。说唱文艺对古代民间社会政治、历史、道德、商业、法律、宗教、信仰、医药、游艺等方面的生动反映，使其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价值。对于说唱文艺，除了从文学角度研究外，有必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传播学、音乐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之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掘说唱文艺的存在价值。中国曲艺邮票至于说唱文艺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也存在认识错位与评价失当的问题。长期以来，研究说唱文艺的学者，习惯于以文人作家书面创作的眼光去看待说唱文艺，评价故事编创时喜欢强调新颖性、独创性，评价情节结构时赞赏不落俗套、另辟蹊径，品评人物形象则推重人物性格的典型化与个性化等，这样的认识、评价，其实多少有点郢书燕说，不得要领。因为说唱文艺依托的是民间口头传统，主要是为聆听而编创的。为了强化书场的讲唱与接受效果，同时也为了方便说唱伎艺的习得与承传，说唱文艺在塑造人物时往往喜欢走类型化、特征化、传奇化的路子，情节建构则多半是套路化、直线性、缀段式的，叙事写景则频繁地使用程式化的诗词赋赞、韵文套语。有鉴于此，我们在认识、研究和评价说唱文艺时，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评价作家文学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而应该充分考虑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差异，革新民间说唱文艺的评判标准与研究方法，在梳理、总结本土说唱理论的基础上，适当借鉴西方的口头诗学理论，重建一套基于民间说唱艺术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话语体系。《曲艺论从》除以上所言外，说唱文艺研究也有必要将文献整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下有不少说唱文艺如弹词、宝卷、评书、评话、大鼓、快书、坠子等，秉承着丰富的传统说唱基因，继续存活于民间，并且还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对象，所以对之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可以亲身体会某一说唱文艺体裁的表演特点与艺术魅力，而且通过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以“流”反溯其“源”，也有助于我们更切实地认识该种说唱文艺的渊源与流变。总之，今后的说唱文艺研究，亟需在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各种说唱文艺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拓新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理论方法，一方面既要立足于说唱文艺本身，研究其作者、表演者、成书、版本、文体特征、说唱形态、渊源流变、地域分布以及不同门类的说唱文艺之间的交互影响等，另一方面也要将说唱文艺与戏曲、小说乃至诗文等文学样式贯通起来，将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开展跨文本、跨文体乃至跨学科的交叉、融通与互补研究，这样才庶几可以有效地拓展、深化说唱文艺的研究空间，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去研究、揭示说唱文艺的价值与意义。《中国俗曲总目稿》基于上述对于说唱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现状的回顾与前瞻，2017年度由我牵头联络国内有志于从事民间说唱文艺研究的学者，以“中国历代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为题，一起合作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幸获得了立项资助。该课题旨在对先秦以至民国时期各种说唱文艺研究资料（不包括具体的说唱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辑录与整理，对历代说唱文艺文献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考论，对历代说唱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历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数据库”。课题组经过三年多的调查研究，现已取得较为可观的成绩，于是商定以“中国说唱文艺研究丛书”之名，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二十一史弹词辑注》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海内外中国说唱文艺研究者、从业者、爱好者等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能对中国民间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与说唱文艺的学科建设等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纪德君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