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敏）今年是《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11月9日至10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暨《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众多专家学者汇聚，共话《文艺研究》的历史和发展。《文艺研究》创刊于1979年5月，通过四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在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界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之一，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研究者。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风格、特色以及演变轨迹，在这份刊物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致辞表示，《文艺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应运而生，是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见证和时代见证，也是思想文化建设、学术建设方面的时代精神表达。《文艺研究》所走过的四十年历程，也是中国文艺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锐意进取的四十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认为，《文艺研究》创刊以来，在学术界有三个引人注目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呼应党和国家的要求，引领学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第二个传统是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当代文艺理论前沿问题；第三个传统是始终坚持“五湖四海”的办刊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容纳文学艺术领域不同观点，营造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大胆探索、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并致力培养年轻学者。这三个传统，是《文艺研究》得到广泛认可和拥有良好口碑的关键。大会期间，与会学者分别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理论建设历史回顾”“中国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中西文论比较问题”“《文艺研究》与文艺理论期刊建设”等四个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交流互动。（文化副刊部编辑）

00:49【简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文艺研究》创刊于1979年，已成为我国文学艺术研究界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实践贡献了力量。记者：周玮 史竞男编辑：张惠慧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2019年第8期《文艺研究》，在封二显著位置发表了扈鲁教授一组葫芦题材花鸟画，共计3幅作品。《文艺研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中国当代重要文艺理论刊物之一，是文艺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期刊，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3幅写意葫芦画作发表在该期刊封二显著位置，充分体现了学术界、艺术界对扈鲁教授创作成果的高度肯定，标志着扈鲁教授作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攀上了又一个新的高峰。《秋趣》这幅作品，用色协调，笔墨均匀，线条流畅，运用抽象的艺术手法点缀其中，着色冷暖对比和谐，雀落枝头呢喃，葫芦岿然不动，两者相互顾盼，既有色彩对比之味，又有动静相宜之韵，笔意流畅，干湿浓淡、起承转合，好一派惬意秋趣。扈鲁教授笔下的藤蔓流畅曲折，葫芦温润而鸟雀冷峻，对比鲜明。 整体构图严格，结构分明，用色严谨，笔墨得当。他对葫芦进行了洒金处理，描绘出葫芦经历了风雨洗礼，迎来硕果盈枝。创作此画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扈鲁饱含激情创作了这幅圆润饱满的金色葫芦向祖国献礼，寓意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扈鲁以一个画家的视角表达了浓浓的爱国情怀。这幅作品是：藤上葫芦结硕果，雄鸡报晓觅食忙。看似随意的笔触线条，流畅丰满，形象的勾勒出勤劳的金鸡的形象。纯黑的鸡身和鸡尾一气呵成，头顶的红冠，是精妙的点缀，寓意鸿运当头。红中点黑描绘出锐利的眼神，大块墨色自然的描绘出了鸡的神韵。纸上的几点落墨，是作者特意的点缀，进一步增强了画面的美感，黄绿相间的葫芦蓬勃生长着，既有丰收的喜悦又有生长的希望，一副藤下雄鸡觅食图完美描绘出农家田院的和谐。葫芦意寓“福禄”，公鸡代表“吉祥”，用两个吉祥具象表达了对“福禄吉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扈鲁教授将葫芦题材花鸟画创作和葫芦文化研究作为毕生追求，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他画葫芦、写葫芦、集葫芦、建馆收藏，为葫芦树碑立传，将葫芦文化艺术推向时代前沿。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发表重要讲话以来，扈鲁紧紧围绕绘画创作和学术研究，着力以葫芦为题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向世界讲好中国葫芦故事，他内外并重，开展了“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行”全球巡展活动，已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白俄罗斯、马尔代夫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云南、河南、辽宁、山东等省市举办巡展三十余场，各界参观群众几十万人次，让葫芦这一文化艺术符号，永远闪耀在世界各国文化艺术当中。用坚韧的文化藤蔓连接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倡议播洒下了美好吉祥、和平和谐的种子。扈鲁教授对葫芦题材花鸟画创作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把握愈加精准，创作和研究更加富有激情和内涵，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攀上新高峰。2019年，他和团队申报的《中国葫芦图像艺术研究》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他们围绕葫芦绘画图像，阐释了数千年积淀的民间艺术、绘画艺术等，从图像学视角解读了葫芦题材花鸟画,从而更深入地解释了其民俗意蕴和图像意义。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孙雯2018年7月6日至8日，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杭师大文艺批评研究院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文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师大仓前校区举行。开幕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2017年获批）揭牌，此次论坛是基地“高峰论坛”的首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揭牌论坛汇聚了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深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创作与研究的成就、经验与问题。40年来的社会发展，为我国文艺创作和研究成长壮大，提供了强劲的时代驱动。当下的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与历史起点。但如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在开幕式上所说——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致辞在当下“多元共生”的理论格局中，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角似乎总是西方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西方文论阐述中国现实文艺问题时，常常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如何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文论脉络，并在引进、吸收西方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交互借鉴、比较的文论探索体系；如何应答各种文艺现实问题，通过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方式，构建切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将成为所有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对于这个话题，学者们当然有话说，而且，论坛一开始，就有了争鸣的味道。“有一句话，照亮了我。”7月7日这天，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秀明提到自己之前的参会感受，这场论坛期间，这种“照亮”的瞬间也是频频出现的。在三项议程的大会发言之后，论坛还进行了以“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可能与路径”为话题的圆桌讨论，二十余名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阐明建设新时代中国文艺话语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杨磊致辞专家们表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于文化自信建设，极为关键。但是，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只要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就算一了百了，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洪治纲院长主持开幕式“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文艺研究学术研讨会”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但将专家密集的发言听下来，便会发现，无论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回顾，对先锋文学的释读，还是对二次元文化的身体力行——这次高峰论坛隐含着学者们对于中西文化这四十年的融合以及互相影响的观察。“有一句话，照亮了我。”7月7日这天，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秀明提到自己之前的参会感受，论坛期间，这种“照亮”的瞬间也频频出现。论坛现场【被青年人追逐的“框架批评家”】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说，一些研究生在写文学批评的之前，会先提一个问题：我用什么理论？“文学理论不是从河里捞一条鱼。”王彬彬认为，以西方现代理论阐释中国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很流行。批评家们提及的“西方理论”往往并非文学理论，而是那种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原本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那些批评家的兴趣并不在作品而在理论本身。与其说他们是用理论阐释作品，毋宁说他们是用作品来印证理论。作品中的细节、情节、故事，他们信手拈来，用作解说那套理论的材料。”王彬彬认为，这样的文学批评，哪怕通篇都在称颂作品，也是极其粗暴的。在王彬彬的观察中，谈文学而离不开理论框架的“框架批评家”总是“与时俱进”的。“八十年代用一种理论框架‘套’作品，九十年代又用另一种理论框架‘套’作品。到了新世纪，他们手持的‘家伙’又换新了。”只是，在他看来，这些理论框架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就随着手中框架的变化而变化——他们手中的理论框架是先‘套’住了自己的。”他痛心于这种“框架批评家”对于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吸引力。“一是那炫目的理论容易让青年人敬佩。文学批评文章如果句句能懂，他们反而并不佩服。那种读来似懂非懂的文章，才让他们仰视。这种‘框架批评’吸引他们的另一种原因，是具有极大的可仿效性。用某种哲学的、政治学的、文化学的、社会学的理论去‘套’作品，这种方式掌握起来并不难，肯定比考大学、考研究生容易。这些青年人，连大学都考上了，连研究生都读上了，花点时间读几本时髦理论的译本，然后到文学作品里找些细节、情节、故事，找些观点、思想、情绪来印证，又有何难？令人敬佩却又可以仿效，这种方式当然会让青年人着迷。”【如何面对二次元文化的影响】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冯学勤是一位70年代末出生、并十分喜爱二次元文化的理论研究者。他认为，二次元文化深深影响了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90后、一直到今天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00后，以及进入学前和初等教育的10后。正是改革开放使得美日动漫在80年代中期引进，随后在90年代末、新世纪初激活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进程，二次元文化在中国渐进式扩张正随之而来。中国本土的二次元文化，经过了十年发展，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市场体量，但是，他指出，构成二次元文化圈的核心形象或核心内容，大多数仍然是来自日本及美国的文化产品。在冯学勤看来，整个二次元世界的扩张正是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壮大的表征，这种壮大需要今天的人类有更加敏锐的把握和更加深入的开掘自身的感性经验。毕竟，未来也许只剩下体觉、感知、想象等活生生的感性经验，是无法被基于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所复制的。他提到二次元文化之于健康人格养成有正负面的影响。“宅文化、萌文化、燃文化、腐文化、丧文化、糟文化等形形色色的二次元文化，虽然已在本土流行，许多仍具有较强的外来文化色彩，因其文化异质性和社会差异性而对本土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存在潜在弊端。”不过，冯学勤认为，对此也无须过分担心：“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两点：一方面我们已不可逆转的与异域文化共享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性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对异域文化的接受也绝不是被动的，相反着眼于本国问题，扎根于本土文化的盗猎、移植和改造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只要去发现、汲取、提炼和凸显二次元文化对人格养成的积极内涵，尤其是那些促进本土青少年个体成长、身份构建、社会交往、文化理解等方面的积极内涵，不但能从美育研究的角度推动和引导这种文化的本土化进程，更将为本土美育注重人格养成的历史传统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冯学勤说。【玩起来，不管它来源于哪里】如何“拿来主义”？在近乎一天的争论中，渐渐明晰。浙江大学教授吴笛从“文学经典的译介和翻译文学的转向”这个话题，也给出了一种回答。他认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国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其对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翻译文学的核心意义在于不再将‘外国文学’看成‘外国的文学’，而是将其看成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将所翻译的文学作品看成是我国民族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这样一来，很多西方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就不是宣传外国的文学，实际上，这些是中国文学的构成部分。他说，这是“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东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是相互影响的。”作为论坛评议人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李庆本认为，围绕这一系列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争论，是因为概念界定不是很清晰。“将它玩起来，不管它来源于哪里。”在对学者的观点进行评议之外，李庆本还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充分的诠释，他认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要看的是其本身能不能反映中国的文艺实践、文艺现实，能不能表达中国问题。到会专家

昨天下午，万安公墓回来，久久不能平静。扪心自问，重温入党誓词，在李大钊先生墓前，敢问心无悔地说自己就是一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先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最完美的结合，如同我们所坚持的道路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样，李大钊先生是完美人格的化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书李大钊先生的座右铭赠迟浩田上将军－－季羡林”1997年春天，我陪迟浩田首长去看望季羡林老先生，第二天季老就写下这幅书法，让我给迟浩田首长送去。文中没有题宋儒张载，而特意注明是大钊先生的座右铭，足见季老对李大钊先生的敬仰与崇敬。季老和李大钊先生没有交集，却始终认为大钊先生是人生导师。季羡林先生是民盟会员，更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留德十年，毕业后完全可以到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却毅然选择了回国，就已经说明开始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思想觉悟。季羡林老先生经常和我说，李大钊精神是另外一种北大精神，这种精神改变了中国。我曾经赡仰过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大钊先生的故居，这个典型汗牛充栋的中国式院落，塑造了大钊先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典型的中国式人格，慷慨赴死，特别是第一次绞刑未果，仍然能够从容地面对第二次绞刑，没有伟大的信仰支撑，完全不可能这样坦然面对，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格，为信仰而死，死得其所，死得伟大！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大钊之路或者说李大钊先生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该是什么样子？特别是我们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扪心自问，特别是与我们第一代伟大的革命先驱所期许的目标，还有多少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九十五周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不忘初心对一个政党的重要，知道自己的来路，才能知道自己的出路和方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同时，也第一次提出坚持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毋庸讳言，那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民族的文化底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比究竟发展了多少？文化之旅，如逆水行舟，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普及上，更是任重道远。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首先表现在每一个人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气＂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与涵养。为此，我们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倾尽全会之力，开始中国传统文化通俗化、普及化的艰巨工程，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去年我们完成了《中华传世藏书》，三千多万字经典国学文白对照全译工作，并已经由线装书局出版社出版。现在，由我会组织编篆的《中国通史》二千余万字，已交出版社审稿，预计今年年底前也能够出版发行。读史可以明智，忘记历史，就是忘记了一个民族的来路。历史是生活的教师，通俗易懂地了解自己的历史，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自信，这也就是我们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初衷，也是大钊精神的启迪与传承。李大钊先生墓前归来，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大钊之路，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筑梦之路，筑梦路上，与你同行，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为斯，则是文化自信的中国，中国自信，就是文化自信。李大钊先生安息吧！大钊精神不朽！大钊之路永恒！

一昨天没有随笔。好像是删去了一天。在不超过四万天的一生中，删去一天，似乎也显得少不了什么，但是少了 ，毕竟就是空白。这两天，还没有噩梦惊醒。今天，开始高考，三十多年以来，经常应该是昨天晚上，半夜惊醒，一年冷汗。改革开放前，一直到大学生取消分配之前，造就了许多走独木桥的人。高考，几乎是农村的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走不过去，就是失败。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当然，也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人，陈寅恪先生就是，胡适之开始也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关键是一个人，一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改变命运与否，暂且不说，知识确实改变自己的认知，如来之如如来，仲尼之如孔丘，仅仅是偶然吗？内省于心，在于悟乎，大多乎却很难格物至知。为天地立心，还要为生民立民吗？这个题目有点太大。季羡林老先生晚年写过自己一生为数不多诗《泰山颂》：吐呐日月呼吸云烟有为往贤续绝学的心力 ，但为万世开太平，非一代大孺而能为之。还好，昨夜没有噩梦惊醒，却打油了三首《无题》，陋以示人，也算立心：人生一半真亦假活到真处假亦真山外青山楼外楼楼外西湖半个称三斤牛排二斤炭盐巴需从火上蒸我自西上无来处如来自此不菩提沙漠玫瑰半碗茶祛火疗心有此法自此回天别有术不看佛祖看道家二为天地立心我的心思不大，志气也不大，不像杜甫欲得千万间广厦以庇天下之寒士。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如曾文正公内省自己，养活自己，安顿自己，已不容易。岳父去世以后，城里的房子已闲了四、五年，如果卖了，在郊区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没有问题。主要有三五千册书，运回来还真不好放。但仅仅为这些书再卖一个房子，又有点削足适履。这几天，把原来的鸡舍，改为库房了。忽然发现院子里除去绿植之外，至少还有一百多平米可利用的空间，建一个五六十平米的书屋兼画室，没有问题 。购房时就和物业有约定，木屋或阳光房不算违建。如果院中套院，确实也有些风格。只是夫人说，房子大了耗人，一直不同意。现在只有把城里的房子卖了，书沒地放时，估计才能做通夫人工作。我的心思不大，志气也不大。经营天下，为天地立心，其实，不如经营自己，安顿自己。据说康德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城市，每天散步的准确，如这个城市的钟表。现在，年轻大了，心思小了，经营自己，不是想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一个愚钝老翁，又能卖给谁呢？简直就是笑话。但让内心充实而安静，如季老所说的内心和谐，也不容易。其实，经营自己，也不在房子多大。仍可有空间利用，书又没处放，也没有专业的画室，又不是违建等等之类，总能给自己找到借口和理由。我的心思不大，不能像康德，装得下一个世界。我的志气不大，至今什么都不专业，称不上专业作家或画家。昨天没有随笔，至今仍在耿耿于怀，像删掉一天。如若胡适之先生所说：读书有感受，记录下来，才能形成自己的东西。生活中有感触，记录下来，不必格物致知，也能立心于天地。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的这首诗，季羡林老先生喜爱有嘉。除文章中多次引用外，偶尔亦曾书而赠人，是老人家八十岁以后的一种心态。楚某不敢妄加揣度，至少有某种生态文明的雏形。德法自然，德济帱载－－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朴素的生态文明，只是概念太大了，大道如天，岂能一言而蔽之，所以，这里只能妄顾而言他，断章取义，偷偷地盲人摸象一回。月照自观观自在如来来如如如来有朝一日不自在月照如来来来来－－昨天晚上，观月照禅师朋友圈里星云和尚书法，偶得以上美其名曰《悟二》之偈句，悟二不是不二，亦非悟一或一悟，总觉得似乎有＂势与适＂有某种关联，不以此抛砖。势者，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势不可挡等等，之乎者也的成语不少，已潜移默化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是生活中不好缺失的部分。从哲学上讲，势，属于老子道家的范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物形之，势成之，乃任何事物发现之必然，规律者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逆势而行，至少不能为生态文明之所倡导。忽然又想起了＂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屈大夫，以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复生谭嗣同，这种以死报国的浩然正气，奠定了中国诗歌中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并没有改变当时社会的实际，如果要是换一种方式，顺势而为呢？也许发挥作用会更大。有些事情，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比如偶然的海啸与地震，非人力之所能控制，这就是大势所趋，在人类发展或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下，唯有学会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是基本的生存法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就过几天，又该到了观看钱塘大潮的时候了，潮流尚如斯，更何况人乎？猛进如潮，其实，更需要海石分棋子，江波近酒壺的心态。顺其自然，就是德法自然。二 驴唇之与马嘴－－谢灵运与徐霞客楚某读书不求甚解，经常张冠李戴，偶尔也会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且且乐此不疲。谈及山水诗，自然会想到谢灵运，然而，其代表作，至少我并不耳熟能详，而且还经常与徐霞客混在一起，谁知道这一混淆视听，竟相差了1202年，也就是说一下子把王羲之与王铎相提并论为＂二王＂，想来虽然驴唇不对马嘴，倒也有趣，让人偷笑不得，又不得不偷而笑之。然而，谈及谢灵运，又不能不谈及驴唇书。驴唇书不是写在驴唇上的文字，也不是佛教上说的驴年马月，却与佛教大有关系。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具有魏晋风度的谢灵运先生谙悉梵文。除著有大乘或小乘佛教心得的《辩宗论》外，还著有论述梵语梵文字母的书《十四音训叙》－－也就是饶公考证的驴唇书，首次翻译成汉译为中国语言文字时为《普嚁经》，是较早的佛家经典。而“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的千古奇人徐霞客先生与驴唇书应该关系不大。这位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云游客钟情山水，有道家之风范，而少释家之佛骨，故而，应该不会对《普嚁经》的驴唇书感什么兴趣。而我却以谢灵运的驴头，以对徐霞客的马唇，岂不是关公战秦琼，乱点鸳鸯谱吗？类似王铎之于王羲之，却又不尽然。何也，因为，日本人称＂二王＂，基本上就是指王羲之与王铎。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王羲之基本上已经近乎于一个美丽的传说了，随着王建之、王隶之的墓志出土，人们与传说中的王羲之、王献之越来越近了，如果二人的墓志得以出土，想当年郭沬若与高二适之争，岂不大白于天下吗？真理与真相，有时候就是一张窗纸的距离。驴唇之于马嘴，如喝碑酒之＂歪门邪道＂，闲言之碎语，倒也有趣。偏偏是刚才兴高采烈，天马行空了半天，却因为骑艺不佳，中途落马，成了半匹死马，让人好不恼火。就好像农民看着即将收获的粮食化为灰烬，劳动变成徒劳，能不沮丧么？总算是伟大领袖曾经教导我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我们将得到整个天下。丢了半篇自鸣得志的文章，又有什么了不起，比放弃延安呢？有时候需要忍痛割爱。况且楚某也不是王羲之，丢失又不是一字千金的《兰亭序》，其实就是兰亭又若何哉，也是唐代的伪作。传说中的美丽，远比不上真实的不美丽。所以说，驴唇就是驴唇，马嘴就是马嘴，更能秀色可餐，不信试试，一盘红烧驴唇，清炖马嘴，绝对肯定是美味佳肴。三 准确，或者说确切小说，或者说散文随笔可以信马由缰。但序言、跋记或书信却不能尽然，或者尽情释怀，需要有根据或理据，否则，天马行空，掉到地上，绝对是一匹死马。每年大学录取的季节，总有励志的少男少女炫亮屏幕，去年是甘肃的魏祥同学与河北庞众望同学，他们那种灿烂而阳光的自信，让我这位半耄之宿经常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感叹。今年河北省的王心仪同学一篇《感谢贫穷》，也是让人不由得一声嘘叹。我曾经试图通过安平的一位朋友与其家人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心仪同学不接受资助。这让人好不慨叹。怎么说呢？其实，和她联系的人，也未必完全是想从物质上支持她。廉价的同情，有时候，让人视为鳄鱼的眼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今天，原本准备以姚振函老师－－也是河北枣强县人，作为参照，给王心仪同学写一封信，讲上几句心里话。但是，姚老师虽然与我有一面之缘，其经历与遭际，毕竟不十分清楚，比如深度残疾他，又怎么会被北大录取等等，又是什么因素，形成了其＂平原人的眼泪，价值连城＂的坚强性格？只记得陈超写过一篇文章，但又没有查到，马上接近零点了，就以《准确、或者说确切》为题，写下这种困惑。王国维先生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也就是说，由于新发现的确切，才能形成新学问的准确。如果冒然给一个励志青年写信，如果言而无物，或者说，所引用的事例道听途说，难免让人觉得夸夸其谈，好为人师，是最让人不屑一嗤的事情。况且，我也不是北大人，尽管徘徊在北大多年，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北大毕业。当然，也并不是说不是北大人，就未必不能领略北大精神。比如我就喜欢现在林建华校长，敢于面对偶然的失误，不就是一种北大自信吗？如果说北大精神，绝对自信，应排第一把交椅。然而，如果真正的拿起笔来，又能说些什么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还是用王昌龄先生的《出塞》作为结尾吧，读大学需要有＂不教胡马渡阴山＂的出塞精神，才能大器鼎国，继往开来。学会因势制导，始终勇往直前，才能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而准确，或确切地把握自己，则是成功的第一要著。

怀念铅字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 楚水这个题目有点大，也不太科学。怀念铅字，至少应该搞明白铅字的历史，对铅字有个基本的定义。比如北宋的毕昇老爷子活字印刷时的字，应该不是铅字，而胶泥烧制的，而且这一烧就差不多延续了一千多年。估计李大钊、鲁迅《新青年》时，肯定应该是铅字的了吧。没有经过考证，据说铅字在中国，始于十九世纪末，距今才百十来年，但现在还有铅字的印刷品吗？所以说，铝字在中国文化长河中，是一个短命的胎儿，应该算昙花一现。可为什么楚某总有挥之不去的铅字情结呢？以至于要怀而念之呢？这不能不让人究结。铅字，或变成铅字，就是要比普通写字－－写在作业本上，写在稿纸上，写在笔记本上，多了一个捡字排版印刷的过程。书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如鲤鱼之跃龙门，不输于《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记得在老家上学的时候，县里好像有一家印刷厂，只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估计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那时候，我们县文联主办了一份铅印的报纸《枣花》，不是新闻纸，而是白色的铜版纸，握在手里，颇有些分量。只是出版的不多，一年一张，或一年半一张，我在阜平的时候，应该是出版过三张或两张，印象深刻的是有两张上有我几首小诗。三十多年前在老家，楚某也算偶然范进中举了一回，至今还偷乐的有点疯颠，所以记忆犹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己混饭于新华社《农村大世界》，当时，正倡导记者换笔。楚某虽不是记者，单位人不多，电脑却多。如果楚某也跟跟风，换换笔，学会打字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对打乱ABCD顺序的电脑键盘，楚某实在是眼不随手，手不随心，到现在也不知道五笔打字，是什么原理，为什么叫五笔不叫六笔或四笔。看着别人一边聊天，一边漫不经心地盲打，除了羡慕，剩下的也只有嫉妒的份了。告别铅与火，跨入光与电－－北京大学教授，“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王选先生引领激光照排的印刷革命来的太快了，几乎彻底巅覆了铅字印刷行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楚某徘徊在北大边缘的时候，曾经想铅印自己的诗集《缪斯眼睛》，以聊以慰籍自己写诗的梦想。录入排版时，打字的小姑娘告诉我，他们那里就可以轻印刷，多少本都可以印，而且，价格合理。于是乎，索性就印了一百本。字迹清晰，装帧大方，连季羡林老先生都为之一叹，感叹于印刷革命带来的出版便捷会如此迅忽。 而我真正的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已是1998年了，那时候自己已经开始有了助理或助手，不配备一台电脑，似乎不够气派。其实，也仅仅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显显假阔气。那时，也曾经尝试过电脑的应用，还在上海上过一个电脑培训班，只是学不进去，以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电脑开机，关机的程序，应该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电脑盲人或电脑黑户。也正是因为此，我大概还算坚持用笔写字比较持久的人－－直到电脑的功能转移到手机上，直到苹果手机适合我的书写习惯，到目前还不到六、七年。这篇随笔，不是赶时髦。这几天，一直在想中国文字的初心是什么？我想不应该在宋版书寻找辙迹，以示涯岸高古，也不应在《四库全书》中探寻涯岸，以显博大精深。我觉得中国文字的初心，就是最初将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的时刻，有一种仪式感的神圣，而这种神圣就是对自己劳动的社会承认。心有敬畏，才能心存大义。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尖剑，现在语音识别的普及，自媒体雨后春笋式的涌现，让文字书写，书写的文字变成铅字，都几乎成为历史了，怎样或怎么还能保持这种初心？保留一份内心的圣洁与神圣，让自己安静。怀念铅字，怀念已逝的青春岁月，就是要默守一份心灵的敬畏，君子慎独，才能不忘初心。

破出心裁－－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 楚水左先生春和大鉴：破老头《莫把丹青等闲看》收悉，谢谢费心。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千里送鹅毛，足比王羲之《换鹅经》珍贵。楚某只好受之却却，而心之惶惶。子曰：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所以，楚某唯有借胆书以相赠：破出心裁。注意楚某书丑，却不敢以丑书聊以自慰。这里，略作提醒的是千万不要误读为：破志裁。一则是志万万不可破也，二则万万不可自裁。观破老头的画，有一种竹林七贤之气，想必此人肯定与阁下一样，必定是一位旷世高人，大隠于市井，让人不敢侧目而窥，唯有大眼去瞪小眼。古之所谓之＂破＂，有破锅破碗破托钵，破帽破船破山河，却切切没有破小孩破老头。此君以破为首，以老自居，以头为尾，却也是上，由此看来，绝对是一个愤世疾俗之人，难怪画多嵇康之气。审贵贱而通物情，有一种不羁之傲然，只是无声诗里颂千秋有点大了。也只有像老左你这样大拿级的人物，才能担当的起，而我这里又不能再以大拿称号你，否则，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那就有点像脑残诗人余秀华，简直让人怒喜不得。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认为：让自己的画活起来，成为与世界对话方式，才能算是创作，有表达有表述，至少要或想要告诉别人什么，才能起到艺术的效用。破老头的画有追求，也有思想，不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比如丰子恺先生的画，虽算不上经典，却每幅小品，都能让人读出其中的味道，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而时下是不是正缺乏这方面的精神追求呢？我看像。春和兄，我不知道石家庄的大竹林子里有几贤哲，至少阁下算一贤，破老头算一贤，刀尔登算一贤，我们目前还不算特别伟大的女诗人胡茗茗算吗？我觉的至少杨松林可以算半贤。聊聚一庄，散淡宇宙往事，至少也算半个神仙的日子。只是我觉得竹林七贤也好，扬州八怪也罢，都没有儒家精神吗？岳嶽书院五百师生，面对成吉思汗的铁骑，个个拿起刀枪，人人战死，非一个儒字而能使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是孔夫子教条的口号。知耻而后勇，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瞧，每每与君谈及，经常是先跑题，然后，再文不对题。不过这大概也算是另外一种破出心裁吧。供你一笑。最后，欢迎你随时来北京。还不知道你的酒量，可比那位经常标榜自己的话是语录的大拿级人物，听说他能喝二斤，只是楚某现在酒量大减，三两即醉，醉后醉话，权当胡侃。敬礼楚水20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