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杂志

大漠孤思文/张建永从小学到大学，都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所感染过，浮入眼帘的贺兰山总是水草肥美，羊群散落的草原美景。当贺兰山真真切切展示在我面前时，它的沧桑、悲凉和寥落着实让人震撼。一望无际的乱石滩连着天际，勾画出人类的无奈。只有生命力极强的杂草，还顽强地与干旱、风沙和洪水搏斗。它们从黄沙中一次次探出头来，又一次次被黄沙掩埋，如此循环往复地演绎生命的倔犟。尽管现在它们只是一簇簇，甚至一株株孤独地活在沙漠的包围之中，但是它们把捍卫生命的颂歌在贺兰山下顽强地演唱了数千年。就凭这一点，这些小草就是英雄。贺兰山，绵延千里，它毫无畏惧地面对西部沙漠，用它高傲的肩和胸膛抵御铺天盖地而来的滚滚黄沙，为今人护卫了银川这个美丽的地方。面阳的山势早为风沙暴雨撕裂，所有植被连皮带肉都被拔去，只剩下嶙嶙峋峋的骨骼，裸露在苍天之下，哭诉不幸和悲痛。黄河远远径流它的身边，吸干了它身上的每一滴雨水，头也不回地呜咽而去。寂寞的是贺兰山。但它并不总是那样。它孕育出来的西夏王朝和更早的原始文化，在时间隧道的源头辉煌响亮的存在过。山下，西夏王陵在战火和雷暴的摧残下依然孤傲地守着朝晖，送走晚霞。用土堆砌起来的巨大王陵，像金字塔那样高耸着，展示当年王朝的凌人盛气。为什么东西方民族都要为王者死亡之躯构筑这样高大的陵墓？是离天国近一点还是依然要保持对臣民的压倒之势？对它的意义的发掘，最直接的结果只是为历史学家的存在提供了存在的意义而已。迷依然是迷。风掠过王陵，吹落一身黄沙。我抖去手臂上的尘土，抖不去西夏王朝一百八十多年的幻影。它顽强的崛起西部，辉煌的持续一百八十多年，有着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文化。那些出土的文物一点不比汉民族差。巨大的镏金铜牛、精美的陶器和陶器上勾画的图案，展示这个民族曾经的伟大。构成西夏王朝的是党项族。这个民族轰轰烈烈的崛起，怎么就悄无声息的湮没了？向宁夏的朋友问起当今还有没有党项族，他们告诉我这个民族已经不复存在。我为之一震。整个民族的毁灭意味着文化中浓厚的血腥味。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碾压时，难道一点都不顾及生命的价值吗？统一是血构成的，独立也是血构成的，固守和前进浓浓地积淀人类的鲜血。人类不断地以自己创造的价值屠戮自己的生命。朝代更替，社会变迁，人血如胭脂。党项族他们立朝贺兰山下，生产、繁衍和创造，但是，在成吉思汗蒙古旋风狂飙席卷之下，他们遗下瓦砾和尸体，所有魂魄都随鲜血深深嵌入大地。那些荒滩上倔犟不死，年复一年在春风中站起来的杂草，是他们不死的灵魂吗？我为之怵然而肃然。我注意到几块巨大的基石。它是由一个被重量压得抬不起头的人像构成。从隆起的双肩来看像男人，用背驮起大厦的重量。但是，从胸前下垂的乳房来看，又是女人。肥硕的乳房表明党项族人对生殖力的崇拜。这种双性人像是否表明他们正行走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变的半途中？他们健壮健康地驮起西夏王朝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怎么就不能为后代子孙再托举起未来呢？民族存亡是偶然还是必然？偶然在哪里，必然又在哪里？也许在文明的进程中，每个民族都面临哈姆雷特所思索的：要么是死，要么是生的大命题。在人类理性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代，在无序竞争主导历史的时候，不死可能就意味着要以别的民族的死为前提，为代价。这是一个充满血腥味的“真理”，以别人之死为自己之活的前提条件。秦始皇包举宇内，横扫四合；恺撒大帝割袍断义，战戟挥舞；十字军东征，铁骑之下，片瓦无存……攻城夺隘，取命杀生，数千年文明史轮回着演义这种征服与反征服的残酷游戏。征战绞杀成为比爱更为强大的动力。人们为土地和庄稼而战，为牛羊和女人而战，为天空和海洋而战，发展到当今，变成为石油和贸易、政治和尊严而战，甚至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战。理性被价值观所导引，所牵制，所挥霍滥用，文明进程囊括了所有物竞天择，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定律。想到此，心不禁悲壮起来，我这颗独立的生命个体其实也只是非常偶然存活下来的肉体而已。溯源而上，我的族类中某些先祖也许多次在刀尖死亡的寒光中，十分偶然的逃遁出来。回想起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屠城，数十万人的活埋，大面积的饥荒，恐怖的瘟疫，汹涌的水灾等等，现在行走在世界上的哪一个生命个体和种族不是大浪淘沙后，留在岸上闪射光芒的沙金。那些不幸而被毁灭的种群，就像挂在实验室中被剥夺生命的鵰，虽死犹生，雄风凛然，沉吟生命的颂歌和挽曲。贺兰山下不仅演绎着党项族的历史进程，飘曳蒙古族的猎猎战旗，往前再上溯6000年，人类就在这里创造了无以企及的伟大作品——岩画。贺兰山岩画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岩画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人类学价值。我在研究原始人类艺术起源时曾被岩画所吸引。非洲的、欧洲的、美洲的和亚洲的岩画表达着文字产生前人类的心路历程和情感意绪。但是这些岩画除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之外，都只是在画册上观摩，这种感觉与亲历完全不同。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岩画高高刻绘在悬崖峭壁之上，无从亲近。贺兰山岩画不同，就在路旁，在稍加攀援就可以触摸到的地方。深入到贺兰山峡谷中，就可看到干涸河床两边的崖壁上，不知留下了多少密集的不知姓名的伟大艺术家的创造。它们默默沉寂在历史的烟云中，仿佛一直在等待能够与它们对话和交流的心灵。我屏息蹑步，唯恐惊扰了它们的沉睡。行走于斯，不禁慎宗追远，感怀千古！他们是谁？用什么工具？想表达什么？人类学家绞尽脑子冥思苦想，方家百出，结论甚多。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当初，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先祖们，还没有能力从石头中冶炼出金属，离铁器时代尚有遥远的距离。但是，大千万象世界给予他们心灵的撞击，风沙雪雨对情感的撩拨，两性之间对生殖的欢愉，都迫使他们来不及等待铁器时代的来临，就捡起雷暴劈碎的锐石，在石壁上凿击出简陋的印记。第一幅岩画诞生了。可能什么都不像，什么都不是，但他们知道。他们用膂力握紧石块，随心所欲，随意赋形，慢慢地凿出了感觉，凿出了形状，凿出了规律。当他们能够把现实中的动物之形刻画在石壁上时，一定有过快乐和激动。这些岩画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都十分接近现代儿童简笔画。然而它们又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作品，它包含的内容远不是儿童画所能够诠释的。我驻足于一幅据专家称为太阳神的岩画边。心中充满疑惑。一幅圆形的人脸，头发像刺猬一样，一双惊恐的大眼仿佛看见什么极端恐惧的事物。是太阳神吗？为什么惊恐不安？也许诠释为太阳神更能够符合专家心中既定的推论。管他呢，我只注重岩画给我感官的感觉，我相信，6000年前就算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太阳神的观念，有了巫术崇拜，但这副明显传递着惊恐之感的岩画一定是被什么神秘的东西所刺激，或是用这种惊恐的面目去吓退神秘之物。人类面部表情无论山高水远，年长月久，也无论满腹经纶或胸无点墨，应该都差不多。有没有文化的作用，客观对象在感觉上撞击出的面部表情，所能够牵动的肌肉其指向都相同相通。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些白描般的线条中置放着哪些已经演化成为模式的心灵内容。这些反复重现的线条，形式中一定固化了某些意绪微澜，某些心理结构，某些美感雏形，某些心理欲求。正是这些东西，最后演化成文字、观念、催熟人类的灵魂和思想。石山是冰凉的，岩画是凝固的，但是，当手顺着岩画的痕迹缓缓游动之时，6000千年前那些艺术家无法用文字表述的东西，从指尖流到心田。这时你会感到千年历史帐幔中伸出的手已经握住你的手，一个历史的声音在向你倾诉。顿时，那些奔鹿、羚羊、野狼、鬣狗等动物都从崖壁上走下来。所有雄性动物都无一例外在腰下携带着巨大的阳具。他们毫不羞赧的传递对生殖的崇拜，对强旺生命力的赞颂，歌唱生命在两性之间所可能获得的欢愉。他们没有哲学、政治学、美学……但是，他们有的是对性命之根的依恋和痴情的眷顾。他们对阳具反复多次的刻画，着意的夸张，都告诉我们6000年前的先祖们对生命最原始的审美态度。这类岩画几乎占据了贺兰山岩画的大部分，原始生理欲求作为最早最执著的原动力，催生他们乐此不疲的在岩石上进行创作，渐渐的，划痕由生涩到流畅，由简单到繁复，由浅陋到成熟，最终，融进华夏文明浩浩荡荡的江流之中。贺兰山下6000年前的岩画，预示着文明的开端，这些随物赋形的图画，有很多在岁月演进中嬗变升华为象形文字。如此这般，人类在与客观世界交通际会时所产生的情感意念，思想观念才得以保存。创造这些伟大艺术品的山地“居民”，是否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朝的民族，不得而知。但是，那种开天辟地的原创精神、想象力一定给后来者深远的启发。一条印痕、一道划迹、一种结构、一分图式，都深深含笼了人类的心里内容，捕捉到春夏秋冬、苦乐咸甜掠过黑眸子黄皮肤时留下的感觉。它们一份份被积淀固化下来，形成贺兰山伟大的人类学报告。我是千百万读到这份报告的人之一。隔着6000年的历史鸿沟，遥想着人类进化演变的艰难步覆，不能不为之感慨万千。动物的“手”到类人猿的“手”，再到新人的“手”，再到人的手，世界非常耐烦的等待人类以百万年、数十万年为单位的细微到单个生命无法观测到的变化，等待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无以估量改变的“人”的来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躯体四肢和大脑神经，作为人类艰难进化的成果，是非常偶然和侥幸的被赋予我的名字，我享受着这份成果，在先民生息繁衍和创造进化的源头，居幽思远，静观玄览。如果说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母亲，而贺兰山一定是孕育黄河的一位出色奶娘，它挤干身上每一滴乳汁，把整个山脉中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文明。千年之后，贺兰山苍老而干瘪了，她像辛劳一生，进入垂暮之年的母亲。看到你满目疮痍，没有植被掩藏，裸露在苍天之下的脊梁和肋骨，真想说声对不起，我迟来了千年。我和我的子子孙孙都不能不在心中默念“拿什么献给你，我的母亲”。张建永，湖南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湖南省旅游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政府智库智库专家，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武陵山文化产业创意研发促进中心主任，吉首大学·中国乡村旅游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兼职教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张家界魅力湘西总策划、文学统筹、顾问，湖南省上海世博会“湖南周”大型艺术展演“情韵桃花源”总策划、总撰稿，武陵山（湘西）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总体规划主持人（文化部非遗项目），第九届深圳中国文博会“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代表人物”。出版学术研究《原始儒学文化思维研究》《艺术思维哲学 》《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等8部专著，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

▲徐中玉先生在书房。华东师范大学供图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蒋彤 记者完颜文豪)7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追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徐中玉》的报道。上海金沙江路南侧的华师大二村,一座座老公寓楼掩映在绿树中,周遭显得格外清幽,楼外红砖白墙,楼内红木楼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其中一座公寓的三楼,有些年头的老屋内,如今空空如也,仅剩几件旧家具,木地板上的褐色油漆多处剥落,只有墙面上的几幅相框,述说着居住于此的一位老先生昔日潜心伏案的情景。2019年6月25日,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小标题）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大师仙逝,媒体上涌出潮水般的悼念文字,格非、南帆等作家写下文章,追忆与老师的种种往事；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回忆起第一节大学语文课上就听到先生的名字。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曾在我国高校中普遍开设。但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教育学习苏联模式,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从此中断30年。“当时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徐中玉生前曾这样写道。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等共同倡议,率先在这两所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陆续恢复这门课程。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这版教材一出版便颇受欢迎,两年时间里,登上了三百多所大专院校的课堂。此后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订版。30多年来,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就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历次修订,徐中玉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有段时间,一种怀疑、否定过去文化传统的思潮兴起,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许多作品“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徐中玉当时“非常气愤”,“十年‘文革’才过去,就有人忘了‘文革’过程中‘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带来的沉痛教训了。”在他看来,“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2018年,《大学语文》第11版发布,年过百岁的徐中玉,仍名列教材主编之首。“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一个人的逝世,唤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小标题）“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在华师大二村,如今空空荡荡的旧屋,过去几十年里却总显得拥挤又热闹。每间房的墙面摆满了书架,无处安放的书籍甚至“占领”了走廊。朝南的一间是书房也是课堂,“先生的课堂在家中进行,每周一次由先生主导所有学生讨论文学话题,借此传授文学知识,锻炼研究思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回忆跟着研究生导师徐中玉学习的场景。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先生从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这种自由的课堂,让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总是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学生眼中,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名气很大又非常严肃的老师,以至于南帆每次遇到他“心里未免惴惴的”,谭帆在研究生学习上始终不敢懈怠。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生活中对学生极尽照顾。南帆还记得,在老师家上课结束后,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学生毛时安在追忆文章中写道:“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和他也情同父子。先生一生就想着怎么帮助别人。直到他住院,我们去看他,虽然已经失忆,他还是会说一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永远都在想着帮别人做事情。”徐中玉担任系主任期间,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鼓励学生写作,学生可以用创作出的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用文学代替学术。学生赵丽宏、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即是一本诗集。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南帆、毛时安、陈伯海等,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日后形成了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小标题）“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徐中玉的大半生,都是在大学里苦读精思度过的。但在学生南帆看来,先生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书斋型学者,“徐先生的心思很大”。毕业后的二三十年,南帆常到上海拜见先生,师生闲聊之中,徐先生提到的通常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问题、台海局势、金融危机等,“饮食起居这些琐碎的小事是没有资格成为话题的”。在其共6卷的《徐中玉文集》中,老先生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作为全书的开篇,他回顾一生遭遇,“忧患意识都始终在心中激荡不已”。1915年,徐中玉出生在江苏江阴华士镇一个清贫的家庭。5月,对小学时期的徐中玉,有着特殊的仪式感,因为在那个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了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来,全国的学校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五四运动、上海“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带有国耻色彩的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个不寻常的月份。在那几天,徐中玉都会走在一群小学生中间,手里举着小旗子,跟着老师们,高喊着小旗上写的口号,花一两个小时沿着不大的华士镇游行一圈。这个10来岁的小男孩,当时还“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作用”,后来却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愤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徐中玉在无锡读高中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便跟着同学跃上前往南京的火车,加入到学生请愿团队伍,听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后感到失望。他和十多位同学,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受到刊物上带有政论色彩的“小言论”熏陶,他们跑到乡下宣传抗日。1934年,当完两年小学教师后的徐中玉,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辗转到重庆中央大学,最后读了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国难当头,受到进步书刊影响的徐中玉,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作街头演讲,下乡演剧,写抗日文字。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日,他随学校西迁,选择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以笔为枪,在重庆只为要求抗日的进步刊物写稿。此后数十年间,虽颠沛流离、屡遭挫折,徐中玉每每想到青岛的好友们,便“增多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1984年,年近70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归属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成长于动荡年代的经历,让徐中玉在毕生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心忧国家,“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他年轻时就开始信奉的观点。上世纪80年代,初见徐中玉“心里未免惴惴”的南帆,试图从书本里认识这位老师,他看到这样一种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我时常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小标题）“精神舟楫”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珍藏着一张张已经卷边泛黄的卡片,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特殊象征。保姆小胡来到华师大二村的老公寓时,徐中玉已是96岁高龄。在她印象中,先生每天坐在那张硬木椅上,身体淹没在一摞一摞的书籍中,静静地看报、剪报、做卡片,直到百岁后精力不济、无法坚持之时。在国立山东大学受到叶石荪先生的指导,20岁刚出头的徐中玉,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终其一生,“新新旧旧都没有离开过文艺理论”。他自幼跟着钟情旧学的老先生,摇头晃脑朗诵文言文,却不知何以批评鉴赏,终于在叶石荪“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堂上发现了新的世界。对徐中玉来说,那是一段风华正茂的往事,叶石荪参加学生的文学集会,同学生一道到郊外爬山,邀学生到他家谈天,“叶先生给我们看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大批卡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卡片的道理和方法。”后来,徐中玉读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彼时学校已迁到云南澄江。在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母阁”,晚上一灯如豆,伴着山野里的呼呼风声,徐中玉夜以继日,心想手抄,积累下上万张卡片,完成了30万字的论文。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徐中玉被错划成“右派”,被赶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此后20年间,“在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他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一千万字,“甘于寂寞,自求心安,到底没有把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南帆觉得,读书与卡片,成了先生横渡20年厄运的精神舟楫。“我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来研究?”徐中玉生前回忆,40多年来,断断续续手抄笔写的材料总有两三千万字。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得他日后著述颇丰、涉猎甚广,从苏轼到鲁迅,从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在文艺学研究上他打通古今,创办我国文艺理论第一个协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谭帆认为,徐先生的风骨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关照社会现实,有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十分强调学术的现实性——文艺理论应介入社会现实,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小标题）捐出生平积蓄与藏书夏日的华师大二村老公寓,红砖白墙与红木楼梯,多年来不曾变样,微风吹来,树叶慵懒地摇曳,时间似乎静止了下来。一同静止的,还有过去几十年间徐中玉的旧屋。书房里的景象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面墙上增添了一台空调机,屋子数载不曾装修。他不在乎生活享受,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了不舍得扔,一定让保姆小胡拿去补了继续穿。学生们早已熟悉他至真至诚的人格,当这位老教授前些年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时,他们都不曾感到惊讶。徐中玉晚年仍专注学术,在华东师大任教到70多岁退休。此后仍担任《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编至96岁。谭帆记得,在这期间,徐先生坚持对所有来稿亲自过目、一一筛选,每一期杂志定稿分类、分栏目,他都亲自操刀,不会用电脑,他就一直坚持手抄笔记的方式,复印后分发给各副编审过目。96岁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再适合出远门了,却还惦记着语文教育事业。倔强的老爷子,不顾儿女的劝说,还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年会。百岁以后,他又把毕生的最大“财富”捐出,5万多册藏书给了校图书馆,数不尽的手稿和卡片给了校档案馆。2014年12月17日,上海大剧院,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中断12年之久的“上海文学艺术奖”在这里举行颁奖典礼,文学理论家徐中玉、钱谷融,表演艺术家焦晃,三位德高望重的大家荣获“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起草颁奖词时为徐中玉写道:一百年追随祖国追随时代追随人民,不离不弃。他敢于担当,勇于直言,深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家国情怀。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的积累研究,经世致用,融汇古今,特别重视古代创作经验的当代总结,著作等身。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竭尽全力。仲夏凉夜,灿星陨落；斯人已逝,风骨长存。（完）

新京报记者曾采访过徐中玉。他主编的《大学语文》发行了3000万册，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见证了中国文艺界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全文5574字，阅读约需11分钟 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于今日（6月25日）3时35分逝世，享年105岁，遗体告别仪式将在6月28日举行。在徐中玉学生的眼中，先生非常关心爱惜学生，是一位纯粹的、难得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徐中玉生前照片。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遗体告别仪式28日举行华东师范大学的官方微信号“华师大中文系”今日发布讣告，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日3时35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5岁。讣告显示，徐中玉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6月28日10时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公开资料显示，徐中玉于191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名誉主任。提到徐中玉，绕不开的是《大学语文》。徐中玉是新时期我国大学语文课程的创始人之一。媒体报道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共同倡议，恢复开设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而中断的《大学语文》课程，发起组织部分全国高校专家、学者，一起编写新的《大学语文》教材。1981年，教材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时期第一部《大学语文》科班教材。这是一本几代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近40年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此外，徐中玉还是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和文学教育家，其学术作品包括《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等。━━━━━支持鼓励学生创作作家赵丽宏是徐中玉的学生。今日，赵丽宏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今天才从外地回来，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在赵丽宏眼中，徐中玉是一位备受尊重、为人亲近的长者。赵丽宏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入学时，徐中玉是中文系主任，名气很大，他对徐中玉的生平也有所耳闻。赵丽宏表示，徐中玉非常关心爱惜学生。他们这一届学生特殊之处在于入学时年纪较大，当时不少人喜欢创作，办文学社、做刊物……创作氛围活跃。对此，徐中玉不仅支持而且关心，丝毫没有反对，还经常在中文系的会议上表扬他们。当时赵丽宏经常发表作品，徐中玉总是关注并称赞和鼓励他，会提醒他要打好理论基础功底，多读文学理论相关的书，还为他推荐了不少书目。赵丽宏毕业时，徐中玉宣布，学生的作品可以代替毕业论文。赵丽宏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赵丽宏的同学孙颙，也是一名作家。孙颙在大一大二时写了长篇小说《冬》，徐中玉同意孙颙请假去出版社改小说，小说后来真的出版了，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书房上课，从不干涉学生想法昨日，徐中玉的学生、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告诉新京报记者，其曾撰文《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回忆徐中玉先生。在文中，南帆回忆，自己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后，常常见到徐中玉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的背影。当时，徐中玉担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还是《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两份学术刊物的主编，手边的事务极多。他从图书馆找到了徐中玉的多本著作，逐渐熟悉了他的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南帆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是徐中玉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信奉的观点。在他眼中，徐中玉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每隔一段时间，学生们会在徐中玉家的书房上课。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徐中玉从不干涉他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学生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给学生们自己领悟的空间。南帆记得，第三个学期刚刚开始，徐中玉突然通知他，他的一份假期作业将在徐中玉主编的学术刊物发表。这时他才意识到，徐中玉的确花工夫读过他们交上的那些浅陋的习作。这并不是个例。南帆始终记得徐中玉对学生的关心：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内。新京报记者 周世玲 编辑 白馗 校对 杨许丽徐中玉先生的名字和《大学语文》紧紧联系在一起。过去30年的大学生，即使没有学过、读过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但绝不会对此一无所知。由他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三千多万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盗印的数量。而在《大学语文》之外，徐中玉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沉浮于文化界，历经各种事件和运动，并见证了中国文艺界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徐中玉 1915年出生，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历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名誉系主任。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主要作品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 ━━━━━被蒋介石接见的请愿学生徐中玉的两个姐姐因为家里穷，读完初小就没有再上学。因为他是男孩，所以学业没有中断，到邻镇上了三年初中后，徐中玉考入了无锡省立中学高中师范科。这个师范科是专门培养教师的，学生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花钱，上这个科的学生家庭都像徐中玉一样比较困难。而普通科是专门培养学生上大学的，学生的家庭一般比较富裕。当时，荣毅仁就在普通科，跟徐中玉同一年级。“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大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抗日。火车经过无锡，徐中玉就随着学校的二三百人一起去了南京。他们刚到那里，就被国民党的车子拉到中央军官学校住下，第二天早上，中央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出来讲话，说我们是要抗日的，但是力量太差了，所以暂时要吃点亏，攘外必须安内。你们太小了，现在要安心读书，国家的事，交给政府来管。这是徐中玉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蒋介石。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徐中玉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上都发表过文章。在《独立评论》上，他还发表过一篇《从江阴到青岛》。此外，徐中玉还在当时声誉很高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两万多字，谈普希金的文章。并在山东大学组织了文学会，“洪深、老舍先生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大学不停地搬迁，从青岛到安庆、南京、武汉，最后到了四川万县。本来，山大学生很多，到万县后，学生越来越少。在此过程中。徐中玉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个组织在各地都有，后来国共合作，就没有公开活动。━━━━━被解聘的进步教授后来，徐中玉到四川大学借读。两个月之后，教育部下令，山大暂时合并到中央大学，他就到了重庆。此时中央大学的校长是罗家伦，校风较为开明。徐中玉先后请了老舍、胡风、陈纪滢、郭沫若来校演讲，在办这些活动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4名演讲者中，老舍是徐中玉的老师；胡风主编《七月》，徐中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认为他是鲁迅的继承者之一，胡风的讲题都是鼓励、重视文学工作为抗战服务。陈纪滢是《大公报》文艺版的主编，他去过新疆，对那里复杂的情况很清楚，徐中玉是请他来作介绍的；陈纪滢后来到了台湾，这些事日后也成了批判徐中玉的材料。最后，徐中玉由一位地下党员代为联系好了郭沫若。郭沫若来中央大学时很轰动，附近重庆大学等同学都赶了过来，场地内外全挤满了人。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复校。徐中玉因为很喜欢青岛，就到那里教大学语文，还办了《文学周刊》，此外，他还主编了济南的《每周文学》，两刊经常发表马思聪、王统照、骆宾基、许幸之、钟敬文等人的文章。国共内战时期，徐中玉一度受到牵连，遭到学校的解聘。1947年，徐中玉回到了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就撰稿以谋生计，不久又在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期间，他在当时最畅销的政论刊物，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四五篇文章，在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上也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第二年，徐中玉受聘到教会办的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和施蛰存、朱维之等人成了同事。沪江大学商科比较有名，课程比较多，待遇也比别的大学好得多，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徐中玉到这里教四门课。由于物价不稳，学生交学费和当天的米价挂钩。徐中玉记得，“我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旧制式的156斤米。”在这里，他一直任教到1952年院系调整，和施蛰存一起分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而他的同事朱东润、余上沅去了复旦，朱维之去了南开，章靳以到了上海作家协会。而助教与尚未毕业的学生都转到了复旦。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了。为此，学校还召开了会议动员大家出来给党提意见。《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都来约徐中玉写稿，约稿人说，党的成绩摆在那里，跑不了，现在要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当时，学校里有一些南下干部，人很好，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给校长当助手的苏联专家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苏联师范学院的教授，徐中玉觉得，毕竟他们经验不多，也不好交流，就写文章建议华东师大成立教授会，应该学术至上。“后来，这些意见被认为反对政治挂帅。”徐中玉说。“反右”开始后，徐中玉并未意识到一场风暴的来临。对于别人的批判，他很吃惊，说大学不搞科研怎么行？作协第一次批判徐中玉，巴金出席主持，但是，巴金一开口就称徐中玉为“教授”，明显“缺乏敌情观念”。徐中玉对此十分感慨。其后，作协又开了几次会，每个批评他的人说完之后，徐中玉都发言反驳。这一点后来也成为罪状之一，被认为“态度恶劣”。1958年3月，徐中玉和许杰、施蛰存一起被定为右派。施蛰存留在资料室，徐中玉和许杰先生分配到图书馆整理卡片。此时，他被赶出了中文系，三级教授被降为七级，工资从254元降低到133元。后由统战部出面，把市一级右派组织到乡下学习两个月，接着又到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后来，舒新城主持修订《辞海》，由于缺乏人手，有人就说可以让当了“右派”的人去编嘛，徐中玉就被借调去编了两年的《辞海》。两年之后，又重新回去学习。▲徐中玉。新京报 吕祝君 摄━━━━━因《大学语文》“一炮而红”1978年，徐中玉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此时的高校院系在经历了1952年的调整后，学习前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不再有人重视文理要交叉，大学语文课程也已经中断了30年。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约徐中玉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继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大学语文。当时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师，徐中玉就组织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编教材。两年时间里，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为了配合教学，也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1982年5月，徐中玉又组织编写了补充教材，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和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出版后也很受欢迎。根据读者反馈，1983年，徐中玉组织召开编写会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又增加了少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为满足不同需要，第二版《大学语文》分出两个版本。一个只有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个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1985年5月，《大学语文》又修订了第三版。让徐中玉特别感动的，是当时80岁的巴金对其工作的支持。《大学语文》曾经收入过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名篇《门槛》，但是，后来专家们又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原作，这个版本比巴老当时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更好一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徐中玉把新版本寄给巴老看，“没过两天，巴金就把作品寄了回来，并根据新找到的版本进行了修订。”到现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大学语文》已经出到了第九版，有一段时间，有5种《大学语文》教材要求徐中玉有所侧重地编，后来很多学校也盗印这些教材。而不算盗印，这些教材到现在至少已经印了3000万册。以致徐中玉去买飞机票或者到银行取存款时，都会有人对他说，看过他编的大学教材。在徐中玉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1978年-1984年），他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在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冬》1979年出版，徐中玉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此时，华东师大中文系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作家包括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等多人，评论家包括南帆、王晓明、吴炫、陈伯海、许子东等人。此外，徐中玉还先后发起、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并得到了周扬、张光年、陈荒煤等人的支持。“我还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并一直负责至今。”徐中玉说。▲《大学语文》1981年初版本。━━━━━与施蛰存患难相交1939年，徐中玉从重庆去迁在云南澄江县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时，知道施蛰存正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就特地去拜会了他。两人由此相交数十年，直到施蛰存过世。徐中玉说，“施老比我大十岁，我一向视他为师辈。”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中玉和施蛰存一起分配到华东师大。在“反右”、“劳改”、“文革”后的监改中，两人一直在一起。鲁迅移墓那天，徐中玉去参加了，他注意到，施蛰存也在场，但他是一个人去的。大家一块拍照时，施蛰存已经不见了。徐中玉感叹说，从中可见其为人。在钱谷融先生的记忆中，施蛰存先生在一次会议上遭受粗暴对待和批判，徐中玉挺身而出为其辩解，结果也遭到了批判。而历次运动涉及施蛰存，现成的根据就是鲁迅骂过他为“洋场恶少”。这4个字让施蛰存半生都生活在压力和阴影下，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还心有余悸。徐中玉记得，当年要恢复同“国际笔会”的关系时，上面决定要成立“上海笔会”。华东师大指名参加的人有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还有兼职的王元化，但许杰向施蛰存询问时，施蛰存一口拒绝，许杰要徐中玉再告知施蛰存，这是上面提出的，但是，施蛰存还是不愿意，他说，国际笔会的参加者当然都是资产阶级作家，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批判起来，谁说得清楚。徐中玉觉得，施蛰存一向达观，但是，他被“洋场恶少”4字压抑得太久了。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施蛰存和徐中玉合做百岁和九十岁生日，并约请“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先生给两位先生写旧体贺诗。王辛笛先生与他俩比较熟悉，欣然命笔，很快交卷。一首是《奉祝蛰存先生期颐健康长寿》：“上元灯照北山诗，译海词章寓蛰思。初度期颐春未老，人间共仰谪仙姿。”另一首是《祝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从来学术贵坦诚，何意因循左独鸣。所幸教坛容众论，真知灼见育群英。”施蛰存最后一次住院，那时他已99岁。徐中玉去医院看他时，施蛰存想回家，但他不能坐起来说话，说“我明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施蛰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此时的施蛰存已经睁不开眼。“但从我们的声音，知道是我们来了；用手向我们招了一下，讲不出一句话。我们只有在他床前坐了个把小时。”徐中玉说。次日早上，施蛰存离开了人世。等徐中玉赶去时，已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了。回想施蛰存的一生，徐中玉坚信，“他的各种贡献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留给后世。”━━━━━记者手记在采访之前，虽然知道徐中玉先生坚持散步，身体较好，但是，我仍担心这次专访的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在当天晚上足足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年过九旬的徐中玉先生一直精神矍铄，谈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在他的一生里，1950年以前是他个性张扬的阶段，1950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是他历经坎坷的阶段，而1978年之后则是他的收获期和成熟期，他今天被看重的学术成就都是从这时开始的。作为学者的徐中玉，也正是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并得到学界尊重。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徐中玉，仍然被关注不够。从他在山东大学求学开始，邀请胡风、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到学校演讲，到在“鸣放”时发表多篇文章等等，都是徐中玉作为知识分子表达公共关怀的具体表现。尽管这一面的徐中玉在相当长的时间被压制，但是我想，老人回想起早年的这些经历时，一定是五味杂陈。正好家里有《观察》杂志的影印本，我翻开第3卷第15期，找到了徐中玉先生发表的文章《论勇敢的表现》。文章最后，时年32岁的徐中玉如是写道，“发真的声音，说真心的话，忘掉了个人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五十年前的霭理斯这些论英国文学的话，也能应在我们的文学身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文学将成为‘世界的势力’，岂止干干净净去了陈言而已！”而时隔三十多年后，徐中玉所敬佩的巴金先生发出了“说真话”的声音。以此观之，历史的发展有时的确吊诡，意思相近的一句话，要让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在不同时期奋力鼓呼。文/张弘 编辑 李永博值班编辑 李二号 花木南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高 楠（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高建平（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南 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指我们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开阔的理论视野，更重要的是，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已具备理论建设的正确认识和成熟心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中国文艺理论才能够更好解读中国文艺实践张江：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社科工作者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对文艺理论发展而言，能否将这一要求贯彻好、落实好，关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关乎文艺理论的未来。中国文艺实践具有独特性高楠：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加强，一些学者倾向将研究兴趣放在文艺共性问题上，“世界文学”概念一度受到热捧。诚然，在本质属性、演变脉络、传播规律等宏观维度，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实践有相通之处。但毫无疑问，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文艺实践都有其独特性。中国文艺实践的独特性可以从文艺媒介、文艺风貌、文艺功能等文艺自身范畴内予以阐述，但从根本上讲，中国文艺实践的独特性来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并已深深融入中国人血液之中，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文艺实践，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投射。从微观角度来讲，任何时代的文艺实践都在呼应历史的风云际会。以当代文学为例，没有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就没有改革文学的横空出世，没有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也不可想象。换言之，中国历史的独特性造就中国文艺实践的独特性。中国文艺实践从孕育环境到精神承载，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照搬西方理论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张江：事实上，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艺实践，还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社会实践，其独特性都毋庸置疑。因此，任何一种外来理论，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都无法阐释中国实践，更难以引领和指导实践。“唯洋是举”“唯洋是从”曾一度在文艺界盛行，喧嚣过后，我们发现，耽于移植、热衷搬运解决不了中国文艺问题。高建平：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应当辩证地看。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文艺有自身的传统。这种传统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中，体现在中国文艺久远的历史中，体现在中华美学精神中，也体现在汉语这个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表现力极其丰富的语言中。用英诗分析法分析汉语诗，难免削足适履，用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解读中国小说，难免隔靴搔痒。在艺术分析中更是如此。许多西方艺术史专家在谈到中国画的“气韵”“笔墨”时，大多用空洞浮泛的语言一带而过。我曾提出要从“美学在中国”转向“中国美学”，中国文艺理论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曾致力于从苏联、欧美引进文艺理论，是“文艺理论在中国”，今天我们更要致力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艺理论”。这种理论继承发展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批判借鉴国外文艺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国文艺实践，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文艺理论，这种理论能够实现国际对话，更能解决中国问题。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一些学者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以复述代替研究，眼中没有中国实际，不研究当下文艺实践中的问题，理论与批评脱节，成为学术时尚的追逐者。这些都不足取。中国文艺理论生长自中国文艺实践的沃土张江：包括西方文艺理论在内的外来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当然不乏镜鉴意义，但是这种镜鉴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双向的对话和交流。根本上，还是要在中国文艺实践土壤中，生长起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段吉方：无论何种文艺理论，都离不开文艺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土壤和思想空间。文艺理论在与文艺实践构成一系列阐释关系的过程中标识了它的必要性；各种文艺实践也在不断引发文艺理论阐释行动的过程中，彰显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中国文艺理论是中国历代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文论家在深入总结中国文艺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充分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和美学特征。在漫长的理论探索和美学争鸣中，中国文艺理论形成如形神、神思、风骨、虚实、意境、意象、情采、妙悟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话语。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国文艺理论表现出出色的理论把握能力和思想解析能力，其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在具体文艺实践中融合发展。可以说，这种理论生成特征使中国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之间具有天然的阐释互补性。当然，我们强调中国文艺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不是排斥外国文艺理论的借鉴价值，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本身也是文艺阐释活动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正走向审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各种门类艺术创作蓬勃发展，各种艺术理念与批评观念层出不穷，迫切需要中国文艺理论进一步更新观念，夯实核心概念，完善话语体系，对多元发展的中国文艺实践不断做出有力阐释，在培根铸魂的道路上发挥更大作用。一砖一瓦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张江：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是一个宏大命题，需要文艺理论界付出长久而艰辛的努力。需要注意的是，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渐成学界共识，但在推进道路上，大而化之易，具体而微难，空喊口号易，付诸实践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建设，除了宏观维度的考量，更迫切需要大功细作，从概念、范畴、术语及具体议题设置等微观层面入手，条分缕析，聚沙成塔，一砖一瓦搭建大厦。南帆：很长一段时间，文艺理论穿行于学院讲台和专业杂志，显现出必要的学术严谨。但是，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文艺理论终将与社会、现实、人民、历史、大地这些重要命题产生联系。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从先秦到晚清，先人留下众多文艺经验的精彩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一大批文艺家不仅开创新型现代文艺，而且刷新文艺理论形态。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随着“开眼看世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种种理论渐为人知。这一切共同组成当代文艺理论的开阔视野。文艺理论建设还必须始终感受来自社会、现实、人民、历史、大地的中国经验。文艺理论研究对象通常是作品，例如文学、戏曲、绘画、音乐、电影、电视剧等。相对于社会学或经济学，文艺理论并不直接考察社会现实。然而，这种状况恰恰构成文艺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复杂联系——文艺理论必须从作品内容、艺术形式以及生产机制中发现中国经验的特殊表现，从中聆听时代声音。文艺理论的另一个研究对象是文艺创作者。文艺理论有责任表明从文化传统、道德修养、现实语境到个人特殊遭遇，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一个艺术家。杜甫、曹雪芹、鲁迅不可能产生于西方文化，正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不可能产生于中国。文艺理论正是在这种研究中显示中国经验的本土特征。文艺理论的本土特征还体现在对文艺形式的考察。无论是诗词格律、章回小说、地方戏曲还是电影电视剧，种种文艺形式的出现无不可追溯到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条件。文艺理论不仅要善于总结艺术发展经验，而且要善于探知艺术脉动。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要在作品、艺术家和文艺形式三个领域的考察之中，提炼中国文艺实践的独特经验，进而形成新的中国文论命题和话语。张江：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指我们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开阔的理论视野，更重要的是，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已具备理论建设的正确认识和成熟心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中国文艺理论才能够更好解读中国文艺实践。来源：人民日报

2020年9月5日上午，第782场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在明伦堂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新建在题为“历史的尺度：‘人类世’中的人类学”的讲座中，就“万物生存的时空结构”“人类中心的历史年表”“地球史尺度的‘人类世’”等层面，向现场近两百名听众做了精彩的讲述。徐新建教授讲座伊始，徐新建教授首先谈到，每一个社会现象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概念、体系、符号。人类及万物生存的时空也不是简单的坐标，它涉及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问题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但什么叫时间？我们怎么理解时间、运用时间？不同的人又怎么去定义时间？如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我们新的历史纪元划分——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中认为，人类的时间已经被“新冠”定义，自2019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纪元。“元年，特别是B·C这个词，就意味着对某种历史记忆的沿用，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某种命名习惯的挑战、反抗、超越与质疑。例如今天的日期是2020年9月5日星期六，这是用公元（又称西元）纪元的回答，我们好像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回答，但这就是真的、唯一的日期吗？在民国时期，汉语世界在时间上有三种选择，包括黄帝纪元、孔子纪元和西元纪元，如果我们现在选用前两种纪元方法，那么这种选择的背后透露着历史记忆和生活认同。但当时为何会同时有三种不同的记法？这应当就是人类生存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中会受到特定时空的影响而造成的” 徐教授谈到。徐新建教授“所以时间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它天天都在发生，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如果‘新冠元年’能成为一个共识，这样的划定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同时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我们今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对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听众认真记录笔记徐教授认为，从儒家的“循环论”、贵州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中的“生死界”、佛学中“大千世”，都可得出时间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特性，客观时间是万物的生灭，主观时间则是历史的尺度，是相对、多元和可比较的结论。而从司马迁《史记》中“万世一系”黄帝源起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天地循环的英雄祖先”说中可以看到，人类源起的“历史年表”，其特定的选取标准是以人类进入“历史”后的社会活动为坐标来看待和计算的，说明“历史”这把尺子并非自然生成，而要受史学家们指定的“元话语”划定和支配。若用地质时间来衡量，人类古今关联的漫漫岁月，堪称“历史”的不过是其中一个特定阶段。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如果把138亿年的宇宙时光压缩到1年，“在12月31日晚上10点半，人类出现了…”。听众认真听讲最后，徐教授表示，无论是主观时间还是客观时间，都是在多元民族文化区域中所接受和共享的一种尺度。这把“历史”的尺子会随着人类的认知逐渐的在多元交流当中对话共传，在比较中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层面，这也是人类学在这样的种方法论当中，最好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主讲人介绍　主讲人：徐新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文史馆特聘馆员；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及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执行会长。徐新建教授先后就读和访学于贵州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曾在贵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地域文化与多民族文学研究，出版专著《从文化到文学》（1992）、《西南研究论》（1993）、《醉与醒：中国酒文化研究》（1993）、《民歌与国学》（2006）、《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2008）、《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2008）、《侗歌民俗研究》（2011）及《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2015）等多部。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及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Revue de literature compare（法国《比较文学评论》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与《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后期资助项目主持人，学术辑刊《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主编。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199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7）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009）、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1）、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文：李沅栗 图：张杰来源 孔学堂编辑 邬建玲 陆维刚编审 李屹　

又见见明文/张建永一个说双峰话的兄弟，用“双峰外语”隆重给我推荐一本书，语气决断地说“好书”。一看作者，彭见明！这不是那个写过《那山 那人 那狗》的作者吗？在湖南作家中，这本书营造清新隽永和略带忧伤意象的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那个时代识别度极高的作品，以至于几十年后也不能忘怀。经雄前介绍，我在微信中称赞他的作品。见明很谦虚说是老皇历了。我回复说老皇历新皇历都是皇历。意即人一辈子能有一两件作品进入全民历史记忆之中，哪怕时间再久，都是值得称道之事。我跟见明同龄，都是53年生人，他在湘东，我在湘西，都属于那个时代狂暴冷漠的领受者，都战战兢兢感受过小人物在大时代浪涛中的无助和渴望。同龄人的经历成为阅读背后的共鸣，许多场景，许多对话，就是我跟祖辈共享的场景，共同的对话。长辈的担当、隐忍、厚爱和儿孙辈的孝敬、钦佩和为父辈挺身而出，以死相拼的场景，都那样相似，仿佛戏剧理论中说的“原型模式”，你我的故事中那些长辈，只要换掉人名、性别、身份和场景，情节的一致性竟然那样吻合。可见一个时代的悲剧模式绝对一致，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从广东回湘西的高铁上，一路是千姿百态的山峦河川，不禁喟叹：江河大地尚如此丰富多彩，怎么人间情节就如此雷同？历史给定每个人的大场景绝对一致，但是每个人对历史大场景的感受绝对不一致。对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该怎么评判，甚至该怎样回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只不过评阅账目的立场方式不同。我不去评价那些不同的立场评阅方式，但我欣赏见明的方式。这也是我的方式：以温爱的方式，记住人性中一切温爱的地方。其他的该如何评价，你懂的！作为人性中那些迫使温爱都不得不艰难展示的人性之恶，人人自知。至少，灾难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都会自知。回家漫长的高铁之路，见明的《寒门之暖》，便成为一路穿山越岭，过河入林，暖我一路独行的好读物。见明，你说你是幸福的人。幸福的基础是“五代同堂”。这一点，你比我幸福。算上我女儿，我再加上父亲才三代同堂。我们知道，大家族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为牢笼时代发展的符号。我们偏激并放大了家族的缺点，却忘记了家族亲情的温爱。你用自己对长辈的记述，重新链接了家族的价值。上辈人对下辈人的舐犊之情，下辈人对上辈人的跪乳之恩，是你这个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温度的场景。我们忘却了。仿佛只有骂倒祖宗才能前进的意识，成为毒瘤，深深地长期地戕害民族肌体。《寒门之暖》用的仍然是《那山 那人 那狗》那种小矮桌边品酒拉家常的方式，平实无华，低调叙事，在不经意之间，为国家宏大叙事做了细节补充。这是我们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惯常叙事中，见到了个体，见到了贫贱中的骨气、贫寒中的温暖，见到了低到尘埃中的幸福阈限值，怎样定到一杯劣酒配一盘猪头肉，就足以让老祖父快乐好长一阵子之上；定到作为“走根笋”的外孙，为外婆翻看一张张发黄照片，而在祖孙之间漾起的情感微澜之上；定到父亲咽气前夕，儿子决定不卖祖屋，父亲平静离开的那份满足之上……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碾压的时候，是摧枯拉朽，不计个体“成本”的。宏观历史观常将人血当胭脂。但在我看来，个体呻吟不能忘却。如果每个个体同命同感同身世那种疼痛普遍伤及民族国家，那就更不能忘却。见明所叙，为平江县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贫寒之家事，是一份自传体叙事散文。但有意思的是，当事人以五代同堂所构成的一个大家族的兴衰成败，相濡以沫为线索，以日常生活为蓝本，以非虚构写作为手法，真实客观地为中华民族人格博物馆，送来了一组平江家族样本。这份样本具有不可轻漫的历史价值。老祖父用乡下人惯常的勤劳、信誉为家族打拼家业的身影，叠加在最后一次带着重孙翻山越岭送货的场景，是中国式农民创业的宿命。他做人真诚、豪放、坚韧，做长辈，亲切、善良、温爱。直到最后，却穷得一壶浊酒便开心，悲催的是，家业衰颓与个人无关，完全是时代强行“赠予”的，个人的无奈，特别是小人物的无助，是时代发展永远解不开的结。你写的老祖母这一节，简直就是我外祖母的“翻版”。你家老祖母差点为你而死，我家外祖母已为我家而死。而且“死”的内容都为一件事：为下一代填肚子。你家老祖母为了你，把米渣给你，自己只喝点米汤度日，以至于浑身浮肿，差点送命。我家外祖母是五保户，每个月有七斤谷子，七七四十九，打成米有四斤九两。这点米，不够她塞牙缝。但是，当她听说我们一家断粮的消息，便每个月都迈着小脚，步行十几里路，把四斤九两米全部用来接济我们。母亲不肯收。外婆坚定地“骗”我们说她有得吃。没想到几个月外婆家就有人来报讯，说外婆饿死了。我清楚记得，我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路，赶到外婆家。外婆已经冰凉地躺在床上，我打开锅盖，一锅野菜已经发臭了。我们两家的两个旧时代的女性，她们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但是，她们比谁都更懂得爱的付出是要拿命做抵押的。她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生命而成全后代，其伟大的母性之爱，不在耀眼华堂之上，不在锦绣文章之中，而在低矮破败的农舍里，默默地流进了我们的血脉之中，成为温爱永续不绝的源泉。无独有偶的是，你十五岁差点为了你母亲杀人。我十三岁则为了对抗侮辱我父亲的人，在河湾里和多于我几倍的人干架。那时，我们都是孩子，应该天真烂漫到无忧无愁。可是一种浪潮鼓动了毫无道理的对峙，在没有战争的时代掀起比战争毫不逊色的战斗。好在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了。但是，留给我们的教训却已被人淡忘。见明的《寒门之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家族的历史，该怎么看，道德良心会做评判。百年来，当你集一生努力创业，筚路蓝缕，有了几分成果，风向告诉你错了；当你努力读书，肚子里装了点墨水，风向又告诉你错了；当你几代同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应俱全时，风向还说你错了……近百年，我们创造不止，折腾不止，折腾不止，创造不止。大人物捏拿乾坤，小人物随波逐浪。但是，通过见明的自传体家族散文，我们看到家所护佑的所有个体，都打断骨头连着筋，亲情以无可阻拦的爱的力量，为每个生命编织出“家族情网”，滋润呵护着每条生命。无论是辉煌的个体或是平常个体，无论是富贵还是贫寒，传统文化中那份闪光的内容弥足珍贵，千万不能给灭了。就像马克思说的，不能像给婴儿洗澡那样，把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多年来，我们下手太“狠”了，常常连同污泥浊水一起倒掉的婴儿还少吗？寒门之暖，是人性之暖。见明以旧日子的意象，几辈人的亲情，和上代人的伦理，为美善唱了一曲挽歌。这首挽歌的幡帜上大写着“温爱”。我们太缺这种“温爱”了。与“爱”“友情”“真情”相关联的东西，要么没有，要么有背后的功利主义作祟。见明所记述的那份温爱，不造作，不矫饰，不扭捏，不虚伪，一切皆从岁月伦常的流动中，不惊不诧，顺风顺水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到此时，仿佛已成绝响。在新旧交替百年大变局中，被现代化强势裹挟而来的现代性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力，搅得周天寒切。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边城，以及众多作家思想家笔下分析的社会样本中，新旧伦理、新旧政治，新旧经济、新旧文化处在尖锐对抗中，给毫无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的中国以巨大冲击。在欢呼声中，进行最深刻反思的鲁迅和沈从文他们用祥林嫂和翠翠的悲剧，用农村的萧条，用新伦理的浇薄和旧伦理的厚重进行对比，提出现代化的中国问题应该怎么办的世纪拷问。可惜的是，各种政治斗争、军事冲突、救亡图存等等干扰了文化批判和建设。以至于，新旧之间，一直没有找到不伤及国体民族和众多百姓的良方，成为时代一前进，就不得不用成百上千的生命、鲜血和幸福来抵押。在旧传统被摧毁，新传统未建立的情况之下，传统中那份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经千百年实践积淀而成的中华美德，被贬低到尘埃，这代价实在太大了。平江彭氏家族中，见明家以五代人性样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用不太遥远的追忆，将代际之间祖孙五代人在风雨如磐的时代中，如何相濡以沫，和衷共济走过来的故事，像老电影院放老电影一样，平实地回放出来，在道德缺失，温爱稀薄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在阅读兴趣多元时代，见明抱朴守拙，藏锋敛锐的非虚构自传体散文，就像一坛窖藏地下多年的老酒，一开盖，照样醇香浮动，和那些所谓新酒相比，显得更加温润绵长，隽永悠远。张建永，湖南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湖南省旅游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政府智库智库专家，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武陵山文化产业创意研发促进中心主任，吉首大学·中国乡村旅游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兼职教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张家界魅力湘西总策划、文学统筹、顾问，湖南省上海世博会“湖南周”大型艺术展演“情韵桃花源”总策划、总撰稿，武陵山（湘西）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总体规划主持人（文化部非遗项目），第九届深圳中国文博会“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代表人物”。出版学术研究《原始儒学文化思维研究》《艺术思维哲学 》《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等8部专著，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

6月24日，一场以“文化与旅游融合问题探讨”为题的讲座，在湖南红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张建永深入浅出畅谈文旅融合之道。红网时刻6月24日讯（记者 袁思蕾 摄影 胡邦建）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相关从业者如何兼顾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怎样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今天，一场以“文化与旅游融合问题探讨”为题的讲座，在湖南红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网文化”）会议室召开。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湖南省旅游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张建永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为红网文化未来发展注入活力。文旅融合讲究方法 文化也有“冷”“热”之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早已势在必行，现在也已是风起云涌。”张建永的开场白直入主题，简洁却暗藏深意。他以自己几十年来的行业观察为依据，从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等概念入手，辅之以现实案例，剖析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揭示文旅融合的本质。“文化不等于旅游，文化也不等同于文化产业。”张建永表示，当下，“文旅融合”可谓人尽皆知，但在热闹红火的背后，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现象。他总结为，在文化向旅游融合的过程，存在着以文化本质掩盖了旅游本质、以文化的学术性掩盖了旅游的市场性、以文化的公益性掩盖了旅游的产业性的倾向；而在旅游向文化的融合中，则存在着以旅游需求掩盖了文化的需求、以旅游的产业化掩盖了文化的事业化、以旅游的赢利性掩盖了文化的学术性的倾向。张建永认为，不是什么文化都可以和旅游融合。而弄明白“什么文化才能和旅游融合”这个问题，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首要问题。他从市场路径来看文化，将文化分为“热文化”和“冷文化”。张建永认为，“热文化”可以进行文旅融合，而“冷文化”就相对困难一些。张建永进一步解释，“热文化”具有震撼性、趣味性、传奇性、故事性、观赏性、娱乐性、品味性、互动性等特点，部分兼有或者全部拥有这些特点就属于“热文化”。“热文化”才是文旅融合成功的必要条件。反之，那些“冷文化”，“生僻文化”，与旅游融合就很难产生市场价值和经济效益。创新是发展不竭动力 用创意砸出一个灿烂世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让不少人带着丰厚资金趋之若鹜，投身其中，然而，张建永用一个个实例阐释说：“不是有钱就能砸出一个灿烂的世界，但是拥有创意就可以。”张建永认为，创意是最新型的生产力，具有最强旺的竞争力，是最生态的发展力，也是最低廉的资本力。创意是一种颠覆性思维，是对庸常思考的反叛，是对平庸行为的宣战，是不走常规路线的思维探险，追求出奇制胜，能够形成震撼感动，标新立异，和印象深刻。既然创意如此重要，那么“脑洞”如何大开？张建永从迪拜旅游业的崛起、马云构筑电商“王国”的故事、《魅力湘西》的打造过程等案例说开，深入解读创意思维逻辑，即创意要从创异、创义、创美艺、创诗意、创禅意、创快意、创效益等方面思考和行动，最终，要让创意“落地”，开出“花”来。讲座现场，张建永还与湖南红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员工就行业现状、公司发展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次讲座是红网文化举办的文旅产业大讲座首场活动。今后，红网文化还将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前来“传道授业解惑”，以推动公司高效运行发展。张建永简介张建永，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湖南省旅游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政府智库专家，张家界市（国际）旅游营销智库专家，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武陵山文化产业创意研发促进中心主任，吉首大学·中国乡村旅游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兼职教授，湖南财经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策划、文化顾问。学术兼职方面，曾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湖南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湖南美学学会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湖南省评论家协会顾问。学术研究方面主要成果，出版了《原始儒学文化思维研究》《艺术思维哲学 》《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孤怀独往的精神背影》《湘西州乡村旅游研究》《行走的树》上下卷等8部专著，主编《湘西文化大辞典》《从文学刊》（1-5卷）《行走湘西》《凤飞千仞》《乡村旅游研究丛书》等8部作品，参编冯契教授主编的《哲学大辞典》，是主要撰稿人。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主要发表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浙江大学学报》以及中国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孔孟月刊》等刊物上。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哲学年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文摘》《北京大学学报》《湖南省新时期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荟萃》等报刊杂志转载、评述。最近十多年，研究兴趣转向实用性领域，把文艺学、美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成果转化成社会发展动力和经济发展实力，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担纲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张家界·魅力湘西》总策划、文学撰稿。湖南省上海世博会“湖南周”大型艺术展演“情韵桃花源”总策划、总撰稿。担纲主持了《武陵山（湘西）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总体规划》（文化部非遗项目）等多个规划项目。是第九届深圳中国文博会“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代表人物”，获“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提名”。

作者：胡晴内容提要：本文以2017年期刊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为研讨对象，在概述期刊文章现状的基础上，将之分为家世与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等五个学术专题，结合部分相关文章，就各专题研究的特点重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评述，以期呈现出本年《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关键词：2017 红楼梦红学期刊一、概况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等国内重要期刊数据库的搜索统计显示，截止2017年12月初，本年度各类期刊、报纸、杂志以及硕博论文上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共约1000篇，其中在期刊上发表的约800篇，数据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所以总体来看2017年《红楼梦》研究文章在数量规模上保持了稳定态势。在重要文摘转载情况方面，2017年《红楼梦》研究文章转载量不高，《新华文摘》转载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均无转载，这一令人遗憾的情况与过去几年类似，未能得到改观，也提示我们在保证了文章数量的前提下还要更加追求文章的学术质量。就《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发表平台来看，创刊于1979年的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依旧占据了主力位置，全年共发表文章177篇，《曹雪芹研究》共发文70篇，居于次席，而《明清小说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北方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亦是《红楼梦》研究的传统阵地，虽然每年刊发的文章数量都不算多，多时不过6、7篇，少则只有2、3篇，但贵在多年坚持，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今年还有很多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刊发了研红文章，这一情况反映了《红楼梦》研究在高校师生中拥有较高的关注度，但其持续性依然有待观察。我们希望今后有计划地持续地刊发研红文章的期刊会越来越多。传统主流学术期刊和学报方面，《文艺研究》、《北方论丛》、《文艺理论研究》各发1篇红学文章，其他如《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依然遗憾地未有《红楼梦》研究文章的身影。而《外语教育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国际汉学》、《海外英语》、《民族翻译》、《外文研究》等语言类期刊今年依然不断有《红楼梦》翻译类文章出炉，显示出《红楼梦》翻译类研究的热度。另外，各省市红学会发行的各类不定期内部刊物也继续发挥着有益作用，为《红楼梦》的普及和推广以及研红队伍的培养和壮大提供了助力。在围绕主题编发专栏或专辑方面，《红楼梦学刊》发行了“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 。2017年1月22日，冯其庸先生在北京去世，社会各界纷纷缅怀，《红楼梦学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悼念消息和追忆文章，并将2017年第四辑定为“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李希凡、张庆善、孙逊、吕启祥、二月河、陈煕中、朱淡文、张书才等人都撰文以寄托哀思。李希凡先生深情回忆了与冯其庸先生相识相交相知的五十年，总结冯先生一生学术历程，最后说“在其庸同志已赴仙界的今天，我认为再次‘标榜’一下冯氏研究‘红学’之路，不只是寄托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于纠正当前红学的乱象”。张庆善先生谈到冯其庸先生的贡献，认为“冯老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并且进一步解说冯老在新时期红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丰富的学术成果；二是主持完成一系列奠基性的学术工程；三是创建中国红楼梦学会；四是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所。孙逊先生讲述了1975年自己借调到北京参加《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工作，并由此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共事的经历，总结了冯其庸先生在红学、戏曲学、西域学、古代文学以及诗、书、画、文物鉴藏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吕启祥先生撰文《大处落墨 曹红兼容——冯其庸的大红学》来观照冯先生的学术贡献，她说“本文标举‘冯其庸的大红学’是从先生的学术素养、学术视野、学术气概、学科建设以及红学的凝聚力出发的，也是立足于‘大’、全局而观的。笔者深深服膺先生‘大处落墨、曹红兼容’的风范，并以身处这一学术年代为幸。”二月河的追思文章题为《吾师虽离去，恩绪永缅怀》，主要写的是冯其庸先生与自己的交往事迹，以小见大，平易感人。陈熙中先生重点谈了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版本方面的贡献，朱淡文先生讲述了冯先生对自己的提携和爱护，张书才先生则谈到与冯先生在学术交往中的几件小事。由于撰文者甚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冯其庸先生的离去是红学界的重大事件，《红楼梦学刊》组织刊发的这批文章既多角度地梳理总结了冯先生的学术成就，从而引发学界的进一步深入思考，也生动记录了冯先生的生平事迹，是弥足珍贵的红学史资料。《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4期就《石头记索隐》发表100周年这个主题发表了陈维昭的《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与清史叙事》、苗怀明的《最是平生会心事——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樊志斌的《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评论——写在<石头记索隐>发表100周年之际》三篇文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围绕主办的“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发表文章：张庆善《周汝昌是红学绕不开的话题——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高淮生《“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综述》。以上是2017年期刊发表《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基本概况，下面将分为家世与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五个部分来介绍其特点、趋势等。因文章数量甚众，不可能一一尽述，每一部分只能略举一二，如有疏漏处，请各位读者谅解。二、家事与版本研究在家事版本研究方面，今年大多数文章呈现的特点是，立足于现有资料和版本，向材料整合与辨正的方向发展，因为此领域研究者大多功底扎实、学风严谨，研究的整体深度和学术质量依然保持了高水准。在家事研究方面，学者们基本还是围绕着曹雪芹生平和曹寅时代的相关史料，做一些考察增补的工作。李军借考察《楝亭图咏》佚诗，增补曹寅当年的交友往来情况，并略述了《楝亭图咏》的流传过程。胡铁岩从曹寅《楝亭集》提供的信息出发，结合清代史料，推测曹家的祖茔在北京西南郊。沈治钧对《种芹人曹霑 画册》的面貌及相关人物背景资料做了介绍，并对此画册表明态度，即“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向彪查阅有关天主教会方面的材料，刻意查找李煦与西洋人接触的史料，查得三条资料，并认为李煦接触西洋文化的经历对曹雪芹的创作有间接影响。在作者研究方面，张云对比了敦诚、敦敏兄弟和张宜泉写曹霑的诗，认为双方诗中曹霑应为同一个人，还回顾了1955年尤其1992年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著作权以及作者生活年代的研讨，旨在强调当前红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固然重要，红学观念、红学方法的不断超越同样不容忽视。当然对于材料的解读也有着争论和辨析，比如蔡义江认为一些研究者对敦诚的《挽曹雪芹》存在误读，对挽诗的修改原因，曹雪芹与其子谁先死以及曹雪芹的卒年问题都做了分析，坚持曹雪芹卒年在甲申。黄一农通过对《遂初堂未定稿》《梅石犬戏》《蝶仙图》上的裕瑞题跋等材料的考察比对，力图印证《枣窗闲笔》非伪书的论断。除了资料性的考证工作之外，有些研究者将相关史料或家事材料与曹雪芹创作进行对照分析，将文献与《红楼梦》文本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互动，从而使研究的方向更靠近《红楼梦》本身。董志新的文章《南酒南味与曹雪芹饮食习惯——<枣窗闲笔><瓶湖懋斋记盛><红楼梦>合读偶得》就是通过三本书的对读，将曹雪芹所描写的南酒南味与史料记载相印证，“可证曹雪芹拥有《红楼梦》的著作权，也可证曹雪芹的现实主义描写是文学创作，而非作自述传”。刘上生通过分析小说对土番家奴、焦大的描写，结合清代包衣及曹家包衣历史，认为“土番家奴隐含俘囚为奴和不得其用；焦大隐含为主建功而不得其酬”，“其艺术方法，本人谓之双向投射。它反映了《红楼梦》复调叙事的特点”。朱嘉雯爬梳了清初苏州的相关历史资料，着力呈现当时苏州的风土人情、风雅赏玩，并与《红楼梦》文本的相关内容两相对照，探讨清初苏州的审美娱乐生活对《红楼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版本研究方面，在努力补充新材料的前提下，研究者做了不少辨正工作，使学界对现有的各种版本的认识更加清晰、细致。张俊先生的《程本<红楼>词语校读札记（四）》一文就程甲本中一系列词语与其他版本中的异文进行比较，分析其使用的合理性。刘世德先生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的两篇版本文章《贾义袁氏方春——<红楼梦>皙本研究之一》、《她叫红檀，还是叫檀云、香云？——<红楼梦>皙本研究之二》都是对皙本中人物姓名出现的一些矛盾现象进行分析，从版本的传抄过程、小说的创作过程等角度寻求合理的解释。刘世德先生在《曹雪芹研究》发表的文章《“黛玉听艳曲”：<红楼梦>皙本保留曹雪芹初稿文字痕迹初探》也是研讨皙本的问题，认定皙本中的“黛玉听艳曲”一段是曹雪芹的初稿，从初稿到改稿、定稿的过程清晰可见。沈治钧调阅了存于哥伦比亚图书馆的甲戌本缩微胶卷，将之与影印本细加校读，记录了各种异同，中肯地评价了此胶卷的文献价值，认为缩微胶卷记录了1950年“这个时间点上甲戌本的原始形态，影像大体上真实可靠，具备文献价值。缺陷是颜色黑白，拍摄差错造成大量文字扭曲变形，残手残脚甚至完全消失”。张云对《庚午老人修改本红楼梦》做了考察，指出这“并不是可以独立阅读的本子，而是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逐回列出异文的记录本”，并对其中醒目的回目修改进行了细致比对，对吴克岐的修改原则、修改方式、修改得失进行分析，进而考察吴氏的红楼文本观和批评观。张云在《曹雪芹研究》发表了另一篇讨论吴克岐修改《红楼梦》的文章，认为吴克岐先后以《犬窝谭红》和《庚午老人修改本红楼梦》两次对《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回目和正文进行了细致修改，其修改的着眼点受到了前人评点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实际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周策纵先生的《<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残钞本辨疑》、吕启祥先生的《<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 残钞本蠡测》、乔福锦先生的《<犬窝谭红>所记<石头记>残钞本考辨》，所探讨的犬窝本实际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本子。詹丹则考察了语言描写中的断裂现象在脂本、程甲本、程乙本中的不同处理方式，并特别注意到程乙本将脂本和程甲本中本来不存在言语断裂的地方处理成断裂，指出这种做法的缺陷，“由断裂这一艺术处理带来的所谓含蓄效果，不过是暗示了一条朝向男女暧昧发展的单一的狭窄之路”。三、文本研究文本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重点，也是每年文章中占比较重的一部分，因为此类文章的研究方向较为多元，所以特分为综合研究、人物论和文化研究三部分来讨论。今年的文本研究文章相较去年有所减少，笔者粗略统计，今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红楼梦》文本”、“红楼梦人物”、“红楼梦文化”为主题的期刊文章约在300篇左右，三类文章数量较去年都有不同程度减少，当然鉴于距离年底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文章数量与去年的差距还有可能缩小。1、综合研究此类研究文章，一般是通过一定的理论依据去观照和解读《红楼梦》文本。今年研究者大多向内发展，在中国传统文论和传统小说理论的内在理路中进行探讨，当然也有人在西方文论中寻求支持，但是在具体论述和逻辑思路上都非常注意去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和特点。研究者在中国传统文论体系中去解读《红楼梦》的时候，并没有将《红楼梦》独立出来，而是着意于将《红楼梦》放置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大背景中，注重文脉传承，因此在文学文化传统语境中对《红楼梦》中的相关命题追本溯源成为了较常用的研究方式。张传东将《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历册”情节放置在古代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的历史语境中，指出了明清之际小说中“游冥阅册”情节的普及以及对《红楼梦》第五回情节建构的深刻影响。甄洪永的文章《“木石前盟”文化溯源的新推测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眼泪”书写》则是将“木石前盟”故事与《诗经》中的《木瓜》联系起来，认为前人从《木瓜》中诠释出的“以情报恩”的叙事模式影响到了“木石前盟”的设定。赵永刚认为《红楼梦》虽然批评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流弊，但是其思想还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并重点从《红楼梦》与仁学这个方面来讨论《红楼梦》思想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刘秀玲、郭小璐从《易经》的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认为《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对立统一思想、“变易”思想、盛极而衰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都来自《易经》的哲学传统。乔孝冬对黄莺和紫鹃两个意象在中国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意象进行考察，认为黄莺具有“解言语”“度结构”和“迁时莺”的多重意蕴，紫鹃则有“啼血”“代为人言”和“不如归去”的多重意蕴。卜喜逢从石与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说起，结合曹雪芹的创作思路，提出“《红楼梦》中石与玉之间的变幻，既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也寄托了曹雪芹对世情的感悟”。从今年借鉴西方文论文章的情况来看，有喜有忧，好处是研究者的借鉴和研究减少了生硬照搬，更加注重适应《红楼梦》文本的固有特点，不足是理论应用较为局限，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叙事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相比之下，曾经是大家尝试热点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相对冷清，而且分析方式趋于单一化。 杨志平从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说法出发考察听觉叙事在小说相关叙写中的意义，文章从听觉叙述与情节演述、听觉叙事与人物塑造、听觉叙事与深度寓意、听觉叙事与其他问题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刘泽权在叙事学的领域讨论王熙凤的话语方式，又采用了统计学的方式，对王熙凤的对话对象、话语方式等都进行了频次统计，从而申明了王熙凤的话语方式在人物塑造中起到的画龙点睛作用。苗怀明发表了两篇文章《<红楼梦>的叙事节奏及其调节机制》、《论<红楼梦>的叙事时序与预言叙事》都是运用叙事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前者讨论《红楼梦》作者如何在缓慢的叙事节奏下进行调节和把控，后者则是针对《红楼梦》独特的叙事时序。刘紫云的《<红楼梦>私人空间及相关物象书写的文化意蕴》一文从“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对礼法的依违”，“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性别意涵的拓展”，“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价值追求的分化”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着重体现私人空间作为个人性格的延伸这样一种观念。赵毓龙认为手炉是《红楼梦》物象描写中“至平，实至奇”这一特点的典型范例，手炉不仅在“摹写情态、反映气质性格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起作用，还要在其所处叙事话语单元的结构组织上发挥功能”，成为“叙事道具”。而姚吉刚则是应用了互文理论，从同性恋书写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模仿，也认为《红楼梦》在书写格调上趋于雅洁，做到了“蝉蜕于秽”。在比较文学方面，文章不多，有曲金燕的《<红楼梦>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婚恋观比较》、张小欣的《男权下的女性主义的萌芽探究——以<红楼梦>、<傲慢与偏见>为例》、刘硕的《多重困境中的女性无望之争——尤三姐与苔丝悲剧成因比较》等。2、人物论人物论文章大多可读性、趣味性强，一直深受读者欢迎，但经过多年的开掘，人物论的相关话题和资源都渐失新意，从今年人物论文章的整体状态来看，依然处于寻求突破的摸索阶段，有一些文章在内容和角度上能看出研究者着力求新的努力。朱淡文发表了《王熙凤形象探源》上下两篇，从构思、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人物结局等几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王熙凤这个人物，是一篇较为传统的人物论文章。傅承洲从年龄角度入手，认为《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年龄阶段在10－19岁这一段，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而贾宝玉所受的家庭教育，所处的家庭环境加剧了他的青春叛逆，最终导致他一事无成离家出走。“对作者自己而言，《红楼梦》是一部‘忏悔录’，对读者来说，《红楼梦》则是一部‘醒心编’”。周翎、游越则是从老庄哲学角度分析贾宝玉这个形象，从秉性、游世、避世、归隐几个人生过程来诠释贾宝玉言行所体现的人生哲学，认为“回到顽石之自由自在，这是生命本真得赤子之心的一种解脱”。夏桂霞的文章《李纨形象的社会意蕴——清朝满洲贵族节妇苦难命运的真实写照》将李纨的形象与清代史料中对贞洁烈妇的记述相比较，指出“李纨这种‘枉与他人作笑谈’的悲惨结局，正是千千万万个受朝廷旌表节妇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现实意义。刘阳河借用了心理学理论考察妙玉，认为这个人物“幽居女尼”和“贵族小姐”的双重自我认知令她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这种矛盾又令妙玉动用了“心理防御机制”，最后还分析了妙玉孤僻型人格的形成原因。3、文化研究《红楼梦》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大多是以《红楼梦》文本为出发点，但并不停留于文本内部，而是试图将《红楼梦》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内容阐释发挥出来。此类研究涉及的文化内容五花八门，举凡民间文学、伦理观念、风俗器物等都可能成为讨论的主题，成文也较为灵活，既可做研究类的长文，也能写通俗易读的普及性短文。因此文化研究类的红学文章今年虽然并未见特别突出的热点，但总体形势向好，且未来前景值得期待。今年文化研究类的文章数量不少，涉及的面也比较广泛。赵云芳指出“民间文学的介入构筑起《红楼梦》强大的民间叙事语境，并以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制约着全书的人物命运和情节走向”，她将民间文学的介入方式分为“直接嵌入”、“体裁利用”、“题材利用”和“原型的借用与再造”四种。罗立群注意了谶应文化对《红楼梦》的影响，认为“《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谶应框架”，“从谶应文化的视角分析，《红楼梦》的美学风格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虚幻与真实合一，宿命与神秘交融，诗意与幻灭会通”。张淑蓉、杨绿影从宗法社会的择偶标准出发，考量宝玉的婚姻选择，认为“从伦理学角度出发，二宝婚姻与金钱权势无关，与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更无关，它完全是宗法制度的产物，是封建家长意志的体现”。刘相雨夜也谈《红楼梦》中的婚姻，却是关注小说中零散的、不完整的婚姻习俗描写，缕述小说中的各类姻缘，尤其重点讨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廖丹丹介绍了文献中涉及《红楼梦》的酒令即《红楼人镜》，认为“红楼酒令是清人品鉴《红楼梦》的一种特殊形式”。黄沚 青则是考察了《红楼梦》第一〇 八回中的酒令，认为此回所行酒令为“朱窝令”和“骨牌名贯《千家诗》令”。李朝阳《论<红楼梦>中的香文化及其美学意蕴》一文将目光放在了中国的香文化传统上，记述了《红楼梦》提到的香料、香器，用香场合方式等内容，最后落脚点还是在这些香文化描写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四、红学学术史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是近年红学领域一个新兴的增长点，研究者们通过不断开掘新材料和对红学史材料的多角度精读细解，更深入地体味前人的思想精华，为当下的研究带来启发。当然，在个案研究之后，我们也更期待今后能出现多一些具有大局观和学术高度的学术史文章。今年，不少缅怀追思类文章，在表达思念之情的同时也作为红学史资料留存了下来，比如曹立波录入和研读了1981年上半年冯其庸写给夏麟书的九封信，这九封信是围绕一篇长文《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而撰写的，反映了冯先生为学的积极严谨，以及当时《北方论丛》的“红楼梦专栏”的影响力。孙伟科也发文《冯其庸：平生梦阮是知音》追忆的冯其庸先生的生平，表达自己的哀痛之思。李虹和赵建忠分别撰文缅怀离世不久的林冠夫先生，追忆林先生的生平事迹，情谊真切感人。另外，李希凡先生撰文就当年蓝翎、李希凡写文与俞平伯先生商榷是受到王佩璋的文章《新版<红楼梦>校评》影响这一说法做了否认，并叙述了当时的写作想法和理论思路。值得重视的是，这是当事人亲自记述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还有不少文章都是对前辈学人的红学成果进行总结和研讨。杜志军的文章《吴克歧与<红楼梦>》，介绍了吴克歧的生平籍贯以及他的红学活动，系统地概述评价了吴克歧在红学方面的学术贡献。赵苗以汉学家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为基础，对其中关于《红楼梦》的评论进行缕述和分析。夏薇在翻译普安迪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一书后，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普安迪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述评，指出“这本著作从多个层面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其研究思路、手段和方法是前所未有的”。 高淮生关于现当代学人学案的专题研究仍在继续，他今年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分别发表了《重读<石头记>知史传虚话，细按<红楼梦>乃大旨谈情——余国藩的红学研究述论》、《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述论》、《从来考辨见功力，研红何惧费精神：伊藤漱平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三篇文章。欧阳建的《论红学文献的空白与缺失》一文提出应追究材料何以“迷失”“隐晦”，因为紧要材料有可能被刻意“迷失”“隐晦”。欧阳健特意指出胡适对甲戌本来历叙述的模糊以及胡适日记在这段时期的记载缺失，又分析了高树伟发现的胡适谈得到甲戌本经过的材料，其指向还是对甲戌本真实性的怀疑和否定。不论作者观点为何，对学术文献的重视和辨析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苗怀明也关注了红学文献研究的进展，从重要文献的发现、相关目录索引的编制、作品的整理出版、红学资料的整理汇编以及相关辞书的编纂几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几年红学文献研究呈现良性发展态势，未来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空间。当然，今年依然有一些《红楼梦》研究的新材料被补充出来，为进一步的理论总结提供文献基础。李根亮的文章《清人日记与<红楼梦>》记述了嘉庆至光绪间清人日记中所反映出的当时人对《红楼梦》接受研读的各种信息。张天星搜集了民国时期《新闻报》刊载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做了统计和分类。胡欣裕收录了《钱钟书手稿集》中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笔记内容并简单分析，提供了一条发掘研究资料的途径。 五、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今年关于成书、续书和评点方面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多，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对研究者的资料把握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都要求较高，近年此类型研究相对平淡，缺乏热点。不过今年依然有一些文章出现，保持着研究的持续性。邹宗良对于《红楼梦》中贾兰这个人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地考察，认为“《红楼梦》里先后出现过两个贾兰。一个是早期稿本中旧有的贾兰，另一个是曹雪芹在增删修订书稿的过程中新增的贾兰”，“早期稿本中的贾兰，身份是贾府族人”，“新增的贾兰，身份是贾珠、李纨之子”。“曹雪芹在增删修订书稿的过程中，把两个贾兰整合为贾珠、李纨之子贾兰”，而梦稿本、程甲本、程乙本的整理者注意到存在两个贾兰的文本现象，但忽略了曹雪芹的整合意图，将第九回、第十三回中的贾兰改成了“贾蓝”，因此导致刘世德先生根据版本现象，做出了存在两个贾兰的判断。阳达、徐彦杰关注了有关科举的描写在《红楼梦》续书中的呈现，指出虽然《红楼梦》中描写科举的篇幅不多，但从中可以体会出曹雪芹对科举制度的暗含批判，不过续书作者却大多肯定科举取士，而且这些续作还有大量相关描写，最后补充说科举之风的影响和“当时文人们追求‘圆满’的审美倾向，都是促成续书中出现大量科举情节的重要原因”。何红梅的文章《清代<红楼梦>评点论晴雯及其“屈夭风流”》综合了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等清代评点家对于晴雯这个人物的评价，细分成了各种相关话题，从而见出在清代评点体系中对晴雯这一形象的研究程度。六、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红楼梦》翻译和域外传播研究是在翻译学与《红楼梦》研究的碰撞之下发展起来的交叉领域，近年一直保持了蓬勃的发展态势。2017年该领域研究者的表现依旧活跃，虽然方法简单、话题重复，内容空泛的翻译类文章依然存在，但情况有所好转，研究者们较多地去注意从各种角度对翻译者和译本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主题趋于细致，问题意识也在加强。王金波对库恩德文译本中的误译进行细致考察，分出误译的种类和原因，尝试更为全面地评价库恩译本。唐均、薛傲霜研讨了张心沧翻译的《红楼梦花冢》片段，从增译、误译、串译三方面进行比对，以期反映张氏译文的特性和价值。吕世申以林语堂英译本为例，说明了林译本的“他者视角”在帮助中国文化经典走出去中的价值和意义。宋丹回顾了林语堂翻译《红楼梦》所面临的六大选择，以此描述林语堂的翻译历程，指出最后以日文转译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其实是情非得已，出版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韩裴从翻译者的角度谈了将《红楼梦》翻译成保加利亚语的缘起和体会，尤其是在翻译过程中对中文与保加利亚文两种语言特点的把握和翻译思路。李晶关注了三种英文全译本所采用的底本，缕述了各译本底本的差异以及译者的相关处理，认为邦索尔神父译本的底本为程乙本系统的广益书局本，霍克思译本的1964年人文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底本则是以脂本为基础又经多种版本对校修订过的版本。王丽耘、胡燕琴也关注了底本问题，在认定霍克思译本底本的基础上又辨析了霍克思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参阅过的版本种类，认为霍克思至少参考过13种底本，其中7种可以确定版本信息。在《红楼梦》的域外传播方面，更多的细节资料被发掘补充出来。郑中求介绍了1893 年《华北捷报》上一篇《红楼梦》译文，此早期译文一直未被收录研究。马红军考察了吴宓翻译的英文独幕剧“宝玉探晴雯”，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吴宓翻译观。宋丹通过实地调查村上《差出帐》，并借助江户时代的贸易文献《通航一览》的记载，最终认定《红楼梦》最早抵日时间为宽政五年。另外，《红楼梦》当代域外传播的情况也得到了一些关注。吴昊介绍了《水彩红楼梦》这一2006年在《世界》杂志连载的特殊编译本，并指出其“用欲望叙事统辖全篇”的致命局限性是其最后停刊的根本原因。 除了域外传播，《红楼梦》在国内的传播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樊志斌以《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运的禁红行为——兼谈王文元所谓的“红学非学术”》为题，考察了清代《红楼梦》的地方传播，认为清代集中于江浙地区的禁红行为并不代表中央态度，中央从无查禁《红楼梦》之倡议或行为，因此“在论及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的主张、技法时，不当再以笼统的‘文字狱’三字作为学术环境使用。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的史实，亦未将曹雪芹、《红楼梦》的写作、流传情况与江浙地方个案相区分，笼统使用极大地误导了《红楼梦》的研究与深度赏析。”许苗苗的文章则把目光投向当代《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透过“同人小说”这种网络小说的热门形式，去考量当代网络媒体中《红楼梦》的特殊传播方式。认为“作为文学经典的《红楼梦》自身带有超越时代的魅力……网络时代，它跨越媒介边界，超越文本范畴，转化为具有活力的当代话题，活跃在掺杂着感性与理性的讨论和再创作中”。陈阳雪也注意到了《红楼梦》在网络文学中的作用，指出《红楼梦》诱发了红楼主题同人小说的繁荣，也为网络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视角，更重要的是《红楼梦》的悲剧主题给崇尚热闹圆满的网络文学市场带来了启示。在《红楼梦》的改编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了《红楼梦》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时的得失及其原因等问题。在影视改编方面，何卫国今年有六篇关于影视改编的学术论文，其中：《试论<红楼梦>影视改变对红学研究之影响》研讨了大众传播时代，《红楼梦》影视改编怎样成为红学研究的一个新阵地；《红学研究对<红楼梦>影视改编之影响刍议》则是探讨了学术研究热点对影视改编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论<红楼梦>影视剧中的贾宝玉形象》和《论<红楼梦>影视剧中的王熙凤形象》两篇文章是个案研究了《红楼梦》改编中人物的形象塑造问题；《<红楼梦>影视剧与宝黛爱情主题简论》是讨论了各个影视改编版本对宝黛爱情主题的不同处理；《<红楼梦>影视剧服饰论略》从“古装与时装的选择”、“古装与戏装之关系”、“关于服饰的色彩”三个方面缕述了近百年《红楼梦》影视改编史上关于服饰问题的论争以及几个重要影视剧版本在服饰选择方面的特点和得失。王蕾、刘晨晖也谈影视改编的服饰问题，不过是以《红楼梦》文本和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人物服饰进行对照，以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三个人物的服饰为个案去说明影视改编中服饰语言的艺术表现方法。刘淑丽关注了《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她考察许鸿磐的改编之作《三钗梦》，指出“《三钗梦》保持了原著的悲剧主题，很好地体现了经史学家对红楼戏曲的接受与改编”。胡淳燕则以《中国故事的异域讲述——英文版歌剧<红楼梦>论》为题，介绍了2016年、2017年分别在纽约旧金山、中国北京和香港上演的英文版歌剧《红楼梦》，并简述其改编亮点、不足和误读。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研究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微信订阅号群落推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旨在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资讯传播、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资源展示、学术交流等服务，为业界、学界和公众搭建交流、互动、分享平台。文艺研究 《文艺研究》杂志创办于1979年5月，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文艺研究》以“引领学术潮流，把握学术走向，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为办刊总方针，强调现实性与学术性、前沿性与基础性、学理与批评的有机统一，提倡中国视野、中国问题、中国气派，广泛容纳文学、艺术各领域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优秀研究成果。媒介之变从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剧烈媒介迭变，观察未来世界的面孔。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裘晟佳/文 通讯员 谢赛男/摄9月19日，省作协召开全国青创会浙江代表团行前动员会，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与10余位青年作家代表参加座谈交流。出席本次全国青创会的浙江青年作家代表共13人，主要从“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中遴选，为我省诗歌、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报告文学、评论等各创作门类的代表性青年作家（编辑）。代表年龄均在40周岁以下，其中80后作家占61%，成为本次浙江代表团的主力。另有3名70后实力青年作家，以及90后、00后新秀，年龄最小为17岁的在校学生作家。动员会上，代表们满怀希望和激情，畅谈了即将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盛会的感受。大家表达了担当青年作家的使命责任，积极向全国各地代表学习，树立浙江青年作家形象的强烈意愿，及对青创会重要性的认识。【13位青年作家组成代表团，动员会上述心声】曾创作多部优秀小说作品的雷默、徐衎等表示，要不忘初心，以这次青创会为契机，进一步寻找、补足差距，提升创作水平。梦入神机、疯丢子等青年网络作家代表，则为时代的发展、国家进步所鼓舞，认为浙江省网络作协的成立和省作协领导的关心让网络作家有归属感，并为浙江的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感到自豪，表示浙江是改革开放的潮头，浙江的网络作家要勇立潮头，写好作品，把好的价值观传递给读者。孙玉虎、祁媛、赵霞等认为，作为青年作家更要努力进步，思考如何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并探讨了新时代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及儿童文学写作的边界、责任意识、精品意识。张巧慧、江离、魏丽敏等作家认为，作为一名浙江作家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建立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作家要通过作品发出真实的声音，发挥出文学的意义，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贡献自身价值。同时，也要在文学编辑、文学组织工作岗位上发挥好作用，推动更多浙江青年作家发展。臧军书记肯定了青年作家代表们的发言。他指出，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和文学的好时代，青年强则国家强。他用鲜活的事例现身说法，鼓励浙江青年作家做到自信、自强、自律，紧跟时代发展，担当使命，不断提升创作水平。【青创会促进浙江文学发展，代表团发出浙江声音】省作协副巡视员、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曾于5年前带领13名浙江青年作家，参加了第七次全国青创会。曹启文介绍，上次青创会结束后，推动促进了浙江文学发展的两大成果。一是推动了浙江青年作家群的成型、成长、成熟。深化实施“新荷计划”，出作品出人才出影响，文学青年人才培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二是在上次青创会期间，酝酿筹备网络作协组织，随后成立全国首家省级网络作协，5年里不断扩大协会的组织力覆盖面和影响力，工作也走在全国前列。因此，浙江文学工作的两大成果，与全国青创会分不开的。借全国青创会的东风，浙江青年作家要在新的起的上，作出思考。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时代定标，深切而积极拥抱这个伟大时代，感受人民悲喜，传递人民心声，描绘人民梦想；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价值定标，力戒浮躁，坚守理想和情怀，志存高远；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创作定标，守正守心，创新创造，对标文学经典，向高峰迈进！接下来，省作协将启动实施“精品扶持工程”“名家造就工程”“网络文学提升工程”，启动实施新一轮“青年作家培养新荷计划”，创造条件出台举措搭建平台，进一步推进浙江青年作家创作与成长。截止记者发稿前，浙江青年作家代表团13位团员，正在曹启文的带领下，与全国300余位青年作家一起参加全国青创会，展现文学浙军青年方阵朝气蓬勃的形象，讲好浙江故事，发出浙江声音。青创会期间，我省代表天蚕土豆还参加了同时举办的全国推进文艺创作研修班座谈会。他代表青年作家、网络作家在发言中说，“无论是在纸质书写的时代还是用电脑写作网络发表，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一种力量。多少年以后，当史学家记录这段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他们将看到我们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当评论家讲述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他们用的词汇将是‘陶冶情操’‘引领风尚’；当大众说起网络文学，他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这是我们每一位网络作家努力方向和责任担当。”【青创会作家代表简介】（按年龄排序）张巧慧（女）：笔名张木木，1978年2月13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慈溪市文联副主席兼陈之佛艺术馆馆长。文学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诗探索》《青年文学》《星星》《作家》《民族文学》等几十种文学刊物，参加中国作协《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诗集《缺席》获浙江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获2015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於梨华青年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参加鲁迅文学院第31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出版有诗集四本，散文集一本。2018年报告文学《匠心》列入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创作项目。诗歌作品多次参加由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诗刊社、省作协、宁波文联、宁波作协等部门单位组织的研讨会；多次参加文化部、中国作协、诗刊社、鲁迅文学院组织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两岸青年诗人座谈会、中缅作家交流、中罗作家交流等活动，数次作代表发言。吕群峰，笔名江离，1978年12月31日出生，《江南》杂志社《江南诗》编辑部主任,浙江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忍冬花的黄昏》（浙江省文学院青年作家文库，2012年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不确定的群山》（《诗刊》第29届青春诗会诗丛，2013年出版，漓江出版社）；2002年与友人创办民间诗刊《野外》，迄今共出刊13期，2003年创办“野外诗歌沙龙”，迄今共举办70余次。2010年参与创办《诗建设》，迄今共出刊25期。2008年进入《江南》杂志社工作，主要从事诗歌编辑。作品曾获刘丽安诗歌奖、浙江省优秀青年文学作品奖、2012-2014年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二届海子诗歌奖提名奖、首届骆宾王青年文艺奖等。俞云灿，笔名雷默，1979年10月1日出生，《文学港》杂志编辑部任主任，宁波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作协会员。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八十余万字，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作品分别入选《201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贺绍俊主编）、《2017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1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2017《小说选刊》精品选（作家出版社）等多种选本。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祖母复活》被改编成电影，出版有《黑暗来临》《气味》《追火车的人》，其中《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在美国出版。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信》《告密》《深蓝》《祖先与小丑》《你好，妈妈》等，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祖母复活》等。曾入选浙江省首批青年作家人才库，连续五年获得浙江省重点期刊发表一等奖，浙江省优秀青年作品奖（2014年度），2015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入围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麻华娟（女），笔名草白，1981年8月3日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写作。作品散见《上海文学》《作家》《钟山》《天涯》《青年文学》等刊，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曾获第25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广西文学奖及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等。出版有小说集《我是格格巫》、非虚构作品集《童年不会消失》等。赵霞（女），1981年10月17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出版个人学术著作有《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幼年的诗学》《童年的文化影像》《童年的秘密与书写》、散文集《我的湖》（获2017年“冰心儿童图书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翻译学术译著《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童话集《安徒生童话》等。曾在《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报》《教育史与儿童文献》（英文）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约150篇。王钟，笔名梦入神机，1984年9月13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网络文学作家。2006年2月在起点中文网进行创作，先后创作了古典神话小说《佛本事道》共200万字。现实题材中国功夫小说《龙蛇演义》230万字。阐述诸子百家易经哲理的架空历史小说《阳神》，字数300万。后于2010年转会纵横中文网，创作了玄幻神魔志怪《永生》500万字，东方玄幻小说《圣王》500万字，科幻小说《星河大帝》300万字，架空历史玄幻小说《龙符》360万字。目前正在创作现实题材中国功夫小说《点道为止》。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已有十二年。祁媛（女），1986年3月15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中篇小说《我准备不发疯》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获第四届郁达夫中篇小说提名奖。获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获“2016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6年十月短篇小说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出版小说集三部。魏丽敏（女），1986年7月29日出生，《浙江作家》杂志编辑部主任，浙江省作协会员。已出版人物传记《漫画大师——丁聪传》《漫画一生一生漫画——华君武传》《忽然来不及——三毛传》三部，现有随笔集《富士山与西子湖的对望——浙江作家与日本》即将出版。另有小说、散文、评论被收入各类文集。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书屋》《文汇读书周报》《名作欣赏》《环球人物》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多篇。孙玉虎，1987年1月1日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编审。已出版儿童小说集《我中了一枪》、桥梁书《遇见空空如也》、图画书《其实我是一条鱼》《那只打呼噜的狮子》《那条打喷嚏的龙》等。曾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国语日报》牧笛奖首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银葵花奖、信谊图画书奖佳作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儿童文学》金近奖等。 徐衎，1989年7月22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南开大学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中国作协会员，2016年浙江省“新荷十家”，2018年获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2018年7月参加“2018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曾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中短篇小说见《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江南》、《西湖》、《长江文艺》、《青年文学》、《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小米村断代史》。 李虎，笔名天蚕土豆，1989年12月28日出生，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作品主要有《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系列。作品总点击量高，销售量大，改编成电影、游戏等其他类型的网络文艺作品，受欢迎程度高。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在起点中文网高达1亿4千多万的点击率，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网累计29亿总点击，创网文界纪录；2012 年创作《武动乾坤》，起点中文网点击达6000多万次，实体书销售过百万册；2013年的新作品《大主宰》，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点击量已破3000万次，实体书销售过300万册。2017年7月，胡润研究院联合国内IP版权运营机构猫片发布原创文学IP价值榜，天蚕土豆作品《斗破苍穹》位列排行榜第一。祝敏绮，笔名疯丢子，1990年10月30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网络文学作家。自2006年开始写作至今，创作字数达500余万字，有代表作品《战起1938》《同学两亿岁》《百年家书》等近20部，多数作品已实体出版。其中，《百年家书》被列入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2016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名单”；获得由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银奖。汪芦川，2001年5月11日出生，浙江省衢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校辩论社副社长。浙江省作协会员。先后在《十月·少年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东方少年》《少年作家》《语文报》《衢州日报》《民工文化报》等报刊发表作品60余篇。先后获得省级以上写作大赛奖励18次，其中获得冰心作文奖三次，获得全国孙犁散文新人新作奖，入围浙江省第六批“新荷人才”计划。作品屡次入选《浙江省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冰心作文奖获奖作品集》《冰心奖获奖作家年度优秀作品选》《时文精选》等书。已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发行个人散文集《妈妈的麻花辫》（2018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与儿童文学作家毛芦芦的作品组成了“母女书”，深受小读者的欢迎，也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一定反响。【青创会代表结构】总人数：13人男女比例：男：6人 女：7人创作类型：小说（4人）：雷默、草白、祁媛、徐衎诗歌（2人）：张巧慧、江离散文（3人）：张巧慧、草白、赵霞报告文学（1人）：魏丽敏儿童文学（3人）：赵霞、孙玉虎、汪芦川网络文学（3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疯丢子文学评论（1人）：赵霞年龄结构：70后（3人）：张巧慧、江离、雷默80后（8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赵霞、孙玉虎、草白、祁媛、徐衎、魏丽敏90后（1人）：疯丢子00后（1人）：汪芦川中国作协会员（8人）：张巧慧、雷默、赵霞、梦入神机、祁媛、天蚕土豆、徐衎、疯丢子浙江作协会员（5人）：江离、草白、魏丽敏、孙玉虎、汪芦川新文学群体（网络文学和自由撰稿人，4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疯丢子、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