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论文

近年来，伴随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艺理论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相关作品层出不穷。然而，其中一些理论文章依然“板着脸”，令人难以享受阅读的趣味；一些理论表述“剪不断、理还乱”，读起来颇费一番功夫；还有一些文艺理论只关注艺术家和艺术品，却忽视了欣赏者与社会生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不仅要重视相关学者的专业研究能力，更要培养其洞察力、思辨力及表达力等综合能力，借此消除文艺理论的神秘感，使其更加亲切动人。研究我国文艺理论，王朝闻先生是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年，适逢王朝闻诞辰11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美术观察》杂志社特主办“王朝闻文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学术研讨会，邀请文艺界各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王朝闻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深入王朝闻的文艺世界，找寻其文艺理论精髓所在，无疑可以为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王朝闻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不断深化个人在美术、文学、戏剧等领域的探索，将日常生活体验融入文艺理论体系构建。他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实践出发，尽精微以致广大，由一般现象提炼特殊规律，这与时下一些论文大而无当、好砌名词的写作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由生活而来的文艺理论，没有高深的名词却可一针见血，对细节的体味更易引发共鸣，具有强大感染力和传播力。打破各学科围墙的文艺理论构建方式，则对当前学科研究趋专精而非广博、理论研究面向专业而非社会的种种学术现状有所启示。理论文章之美，不仅美在源于传统与生活的内容，也美在形式和语言。某种程度上，理论家也应是艺术家，赋予理论作品以艺术之美。古代文艺理论是我国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作品都在阐发精辟的文艺见解时，以随感而发的形式、优雅清新的文辞使人如沐春风，这样的创作手法是当代文艺理论应继承的宝贵传统。王朝闻的文艺理论创作便汲取了古代文艺理论精华。他的文章标题往往趣味横生，文中大量使用类比、比喻等论证手法，形象活泼。在《黄鳝不是泥鳅》一文中，他以四川民间俗语为题，批评一些曲艺艺术中存在生搬其他艺术形式的行为，如同试图将泥鳅拉得和黄鳝一般长。随笔式的写作手法、独到的感受力、凝练生动的语言，为当代文艺理论提供了有益借鉴。亲切动人的文艺理论离不开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无论是唐代孔颖达对“诗言志”进行重新阐释，明确提出将情、志相统一的观点，还是鲁迅在20世纪初倡导发挥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均是在吸收前人文艺理论基础上，将个人思考与时代浪潮相结合，继而推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进程。“艺术和学术的生命力表现在永远不感到满足，感到满足也许意味着生命力在明显地减退”，正是这种在研究中与时代同行、不止步于现状的态度，使王朝闻创作的如《论凤姐》《审美谈》等诸多理论作品如今仍彰显出生命力。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如火如荼，但纵观历史可知，理论研究更应追求新叶常青之势，唯有如此才能永葆活力，常读常新。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成为文艺界、理论界的重大使命。如何使文艺理论作品满足人民需要？如何使文艺理论研究从“高原”迈向“高峰”？如何使中国的文艺理论“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让文艺理论变得亲切动人是回答好这些问题的重要条件。

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　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建构主体性，首先需要确立人的个性主体（ 尤其是感性意志） 的本体地位。尽管古典主义文论也讲主体，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体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体最终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则之中。因此，古典主义所讲的和谐统一是以客体消融主体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古典主义美学为客体性美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性欲望，如《礼记·礼运篇》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但却将这种感性欲望归于“天理”,正所谓“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焉”,这样，人的感性情欲便完全被纳入封建伦理规范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感性情欲。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更加明确地排斥了人的感性欲望。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情与理统一的和谐美，而且与古希腊一样，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体现着和谐美的古典文艺，但这种和谐美的实现常常是以压抑和钳制人的感性情欲为代价的。 在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生活之本质何？ 欲而已矣。”在《叔本华与尼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等论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观点。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对于消解古典主义的客体性，建构近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一个人在个性主体的意义上与古代伦理理性产生分离。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将西方文学中“理想派”（ 浪漫主义）、“写实派”（ 现实主义） 的文学理论同时引进中国。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 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①梁启超的阐释虽然有些原始、初级、粗糙，但这毕竟是中国文论史中首次对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明确论述，其意义显然要超出这种论述本身。后来，王国维又在《人间词话》中再次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分别，他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时期，这种有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抽象的理论提倡，终于演化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种文艺流派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群体伦理理性的冲击和反判，从而确立了个性主体的本体地位。无论是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李大钊所断言的“新文明之诞生……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都将个人置于与社会群体尖锐对立的位置。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就是根植于这种人与社会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则逐渐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艺论集序》中写道：“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求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抛弃主体的个性，转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④。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正逐渐出现，标志着以崇尚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发展已告一段落。　　主体性理论也曾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复兴，这主要体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中，但随着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主体性的呼唤再次被淹没。　　作为近代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也讲主体性，但浪漫主义主体与现实主义主体又存在着质的差异。浪漫主义文论追求个性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文论则追求主体的特殊性。作为刚从社会伦理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浪漫主体，浪漫主义尚缺乏一种社会内容的具体规定，显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大人类主义，它将整个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现。浪漫主义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类之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实行超阶级差别的爱的推移。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文论则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特别关注自然，对于社会存在，他们也能采取较理智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者反对浪漫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而主张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到现代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终结。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强调主体的特殊性相比，现代主义则强调个性主体的个别性。其审美意识的结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对理性目的的剥离，从而丧失了理性目的的总的统摄。在现代主义那里，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异化的力量，主体感觉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们特别表达了一种荒谬、无聊、空虚的纯体验的感觉。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处于主体性建构的临界点，是主体性历时发展的最后环节，可称之为“主体性的黄昏”.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主体性的建构，也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义的消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互动性，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古典主义不会只受到近代审美意识的冲击，它也会对后者进行反击。梁实秋曾在《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书中，从古典主义客体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主体个性化倾向进行批驳与苛责。⑤第二，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理应充分尊重主体性，它所崇尚的主体群体性也必须以个性主体为前提，群体应由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组成。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主体群体性却时时表现出抹杀主体个性的倾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极力膨胀人的主观意愿，漠视客观现实的规律，结果却导致了“假浪漫主义”的出现。“假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理性目的与理性认知的融合，前者则导致理性目的对理性认知的脱离。“文革”时期的文艺仍然标榜“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实质上成为“伪古典主义”的试验场。“伪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虚假的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其中主体的理性目的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伦理规范的所谓“根本任务”,并强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体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 主体的理性认知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外在法则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对主体的感性体认进行了抽象化剥离。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审美意识主体性彻底解体。第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逃避崇高”为旗帜、以“调侃”为主题的王朔小说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现象还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它虽然带有从西方横向移植的明显特点，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文化背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受到大众文化的奚落和嘲讽，以“逃避崇高”为旗帜的王朔小说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王朔小说中的“调侃”主题、对精英意识的弃置、对“崇高”的嘲讽以及他的大众文化立场、宁愿流俗的态度，都构成了对审美主体性的致命一击，使得还残存在“先锋派”小说中的一点点主体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在坚守大众文化立场、放弃知识分子话语及写作方式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与王朔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放弃了许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再有意嘲讽精英意识，而是将这种态度贯穿在具体的纯客观的叙事与写作之中。他们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客体还原，将一切主体性的东西搁置在括号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琐碎的带有原貌性质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在注重客体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似乎与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倾向，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审美主体的构成中，追求感性体认与理性认知的矛盾统一，其中感性体认为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认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艺术结构，它是对感性体认的艺术升华。这样，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便可以再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会场景，并具有严密的艺术结构。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却放弃艺术典型的塑造，在审美主体构成中，搁置主体的理性认知因素，只专注于从感性体认得来的生活碎片，虽然有鲜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伟的艺术气魄。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新写实主义小说归入现实主义文论范畴之中。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完全搁置，王朔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　　主体性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二、反思： 百年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型　　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无疑受到外来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成为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话语“失语症”,到最近一两年的“强制阐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是：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断裂。基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的文论，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避免西方话语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论者迄今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个可资操作的方案。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风骨”“神韵”等一系列的范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 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自己尚不能对它们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又如何让文论初学者或者外国的文论研究者来掌握它们、接受它们？又如何实现论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国文论“边缘化”的目的？ 中国文论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文论话语转型能否完全无视这一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　　笔者深感有文论话语转型的必要，但在实现转型的目标和手段上却有着自己的私见。笔者认同下列观点： 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 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论，尽管具有丰富的价值资源，但其概念的构成形式、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均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艺术品评所操用的术语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这种文人圈中，人们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审美趣味大体一致，因此其概念话语均带有自明的共享性质，彼此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方肯定能听得懂。作者在写作的同时，已经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位置上，他可以从自己作为读者的立场上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判； 读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图，并以作者的身份来对作品做出反应。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资源的诗话、词话、画论、文论、曲论、乐论、传奇评点等，往往三言两语即能道破艺术的真谛，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论证。中国文论发展到近代，则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性。由于文艺要担负重要的启蒙职责，需要面对文人社群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其话语方式进行转换，以弥合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此，要谈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必须首先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寻找转型的动力。尽管在中国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但西方文论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是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文论的影响顶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论的启迪，这在王国维、蔡元培这两位中国现代文论的缔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的“西学”知识背景的同时，同样也不应该忽略他们深厚的“中学”知识背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当然也有“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问题。纵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取向，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毛泽东文论思想的阐释者，周扬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与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相结合”.⑦这种意见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外来文论话语横向移植的倾向，但以下四个问题同样不能否认。第一，这种分析性知识质态的移植或切换并非唯一的现代性知识的生成形式，如宗白华的文艺理论话语显然是个例外。第二，中国文论发展中即使有对西学异质知识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论家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驱动使然，其中存在着“反传统的中国传统”问题。第三，我们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存在文化“误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借用西方话语时，由于受到本土经验的干扰，其“能指”与“所指”在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关联性有时会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借用的是西方话语符号的“能指”,而“所指”的却常常是中国现实文本。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意义生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这也使得西方知识的全面置换打了折扣。第四，要将知识话语的建构与价值话语的建构进行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从概念的外延上讲，话语不仅仅是知识性话语，而且包括价值性话语。我们在接受西方知识性话语的同时，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价值性话语，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并非不证自明。从整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现状，其中有采纳，也有拒绝； 有借鉴，也有变异； 有西方的知识话语形式，更有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中国现代性文论话语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地发生、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首先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说明。“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⑧文论知识的增长，不仅是文论自身内部的知识调整，更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经验的回应。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中，话语系统的变换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即使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其自身依然存在着“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如果我们断言，中国传统在现代出现了断层，我们就应该接着这种断裂变换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传统。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而分别将传统与现代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毫无变化的僵死实体，从而忽视和抹杀传统和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连续性”“断裂”的论断仍然是西方话语，这在米歇尔·福柯的着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来。但“中国传统断裂论”也同样没有将福柯的理论贯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误读”.论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上，采用断裂的判断，但当他们分析传统这个概念的时候，却给传统赋予了“连续性”.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听一听福柯本人关于传统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解说。他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 或者至少是相似） 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 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 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而这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⑨不幸的是，“断裂论”正是通过“变换连续性主题”、通过无限夸大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极力缩小两者本身中存在的差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这里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百年来文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单一模式来限定本身具有诸多差异性的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显露出自身的理论困境。三、展望： 间性研究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间性研究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包括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四个方面，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间性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学科间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文艺理论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文艺理论与当代审美实践的关系。通过文化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对比和无谓纠缠，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促进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通过主体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进一步认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间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内外二元对立模式，促进文艺理论文本研究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创新。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 ,又称“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论文《巴赫金： 词、对话、小说》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 或几个） 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 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11】从克里斯蒂娃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间性超越了主体间性研究和“渊源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样，阅读成了在文本之间的游走过程，而意义则存在于文本与其他相关符号系统之间。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学术背景则是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变。文本间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所提出来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文本意义的相互开放”基础上文本与文本之间所达到的交融与会通。在这个意义上，再划分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互文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经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的，也是为他人的，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 互主 体性‘（ 即主体间性---引者注） 概念被用来标示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12】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唯我论倾向。同时，主体间性还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和美学，“让哲学和美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种离开人类生活世界的客体与主体的隔绝与对立”【13】。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主体间性的概念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作者、世界、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研究要侧重研究的是作者与世界、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不再把作者对世界的感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主体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忽视的读者的地位得到重视； 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注意到作家对文本的决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对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决定作用； 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读者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看到文本对读者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接受与变异；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学艺术反映的被动对象，而是与我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某种敬畏和依存感。与西方古典美学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哲学为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以“致中和”为审美理想，完全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美学可以成为今天文艺美学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与西方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形成对话格局。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 是指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的学科关联性和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认识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的讨论，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其结果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特征与品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人文学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显然是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点，容易滑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泥坑。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种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皈依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毫无疑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一样，研究对象均脱离不了文学艺术，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上述各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相似于家族的学术部落。　　谈论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当然不是否认文艺理论的特殊性，否则文艺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艺”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艺术是指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这些文学艺术形态之间是并列的，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新出现的文艺形态（ 如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多媒体动漫等） ,则具有文学与艺术的综合性、兼容性，传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读者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性，阅读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性文艺。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适应当前审美实践的主“场域”由过去小说、诗歌、散文到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写作的变化。　　文化间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语中有三个词都可以被翻译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studies,inter - cultural studies,trans - cultural studies,有学者分别把它们解释为“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14】笔者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细微差异。“跨文化”这个词已经很好地将这三个词的意义提炼了出来。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便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罗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许多希腊世界的文化。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尝试的那样。【15】在文学领域，根据德国着名理论家伊瑟尔的说法，跨文化话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写法非常独特的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小说和自传，而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学家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采用戏剧的手法，既对所涉哲学的原则作精要的叙述，又对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格进行描述，同时又扼要地阐释了卡莱尔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而这正是对该书书名的解释： 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惯例，裁缝则是指形式与惯例的创立者； 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位裁缝则是英国的卡莱尔。这就形成了一种沟通英德两种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话语，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将两国不同的思想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的裁缝。伊瑟尔在《跨文化话语的出现： 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篇文章中指出：“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对跨文化话语的勾勒，是一个模式，而绝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缩影。不过，它倒确实提供了有关这种碰撞可能被确认的线索。跨文化话语不可能被确立为一种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包容进来的超验的姿态，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为模式。跨文化话语也不是一种凸现的第三维，它只能行使连接网络之职，并将假定一种形态，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现存的类型。”【16】也就是说，在伊瑟尔看来，跨文化研究也许不会关心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具体过程，但却为理解和研究这种过程提供模式和线索。这种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现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性。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间性研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领域内的单纯的文化研究会越来越难以进行。过去将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亨廷顿的世界七种或八种文明的划分，也显得粗糙。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 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霍夫斯戴德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价值抽样调查，得出了表现各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五个层面： 个人主义（IDV）、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长期倾向性（LTO） ,计算出了53个国家和3个地区在这五个层面上的数值，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量的差异性。霍氏为跨文化研究创立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文化价值五个层面的数值之间可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质的差异，而表现为量的差异。这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国的PDI为80,IDV为20,MAS为66,UAI为30,LTO为118,而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值则分别为36、90、61、51.这表示，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级在各方面的差异，不太注重个人主义倾向； 在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传统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亚。而这样的比较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在注重个人权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亚，而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注重个人权利。这就消除了以往异质文化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困惑。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美学是表现美学，而西方美学是再现美学。这就容易将中西美学完全对立起来，消解了中外美学对话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美学中并不是没有再现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学表现的因素，中外美学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这种量的差异性就为中外美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绝对论倾向。在中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17】“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这条记载说，在条枝（ 即今伊拉克） 一带也有类似的“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 ,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美学着作。这种中外相互参证的跨文化阐释法，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学术范式。　　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而言，文化间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间的开放性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艺术的接触、交流、相遇、传播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译”“跨国界传播”及“跨语际欣赏”等问题。文化间性研究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强调文学艺术欣赏与消费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价值的普世性。文化间性研究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决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术话语缺失的问题，以真正做到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第二，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资源。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哲学美学而言，中国古代则具有更加丰富的文论资源，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包括诗话、词话、评点、画论、书论在内的文论资源，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走向当代，更易于被国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进文艺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文化间性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因而可以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并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有机统一的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 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 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

图为开题报告会现场 本网记者李永杰/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李永杰 通讯员郑焕钊 李石）3月24日，暨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暨“中华文艺思想的海外传播”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确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赖大仁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邵宁宁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坤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段吉方教授、浙江大学张节末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教授、暨南大学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蒲若茜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刘绍瑾教授、《暨南学报》副主编闫月珍教授等近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教授，暨南大学社科处杨杰副处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蒋述卓教授主持开幕式。以晚清陈季同的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作为起点，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文艺思想的译介与研究已有上百年历史，翻译研究的队伍不断形成并发展壮大，产生了大量著述，展现出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学术面貌。百年来华人学者在海外各地对中国文艺理论的翻译、阐释和批评建构，是他们在面对全球现代性的处境下，以中华文艺精神去应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去质疑西方现代性的话语、并力图以之弥补西方现代性危机和缺陷的重要努力。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历史经历与文化危机，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显示了其对中华文化的深深情结，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彰显了中华美学的世界价值与现代意义。华人学者以其具体的研究和批评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外人文交流的历史进程，更展示了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海外华人学者长期在欧美大陆发生现场观察和理解西学，并以之阐释中国文艺，为本土文艺理论带来一种原生的海外视野；与此同时，他们远观中国，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海外视角。其“近取远观”的独特姿态，不仅有力彰显了中国文艺的世界意义和价值，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和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百年来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海外传播呈现出鲜明的主体特征和传播规律。“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的主旨正是从总体上对百年来华人学者在海外对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翻译传播、阐释研究和批评实践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的文献整理和系统的学术史研究，力图呈现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研究的整体脉络，揭示华人学者在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实践中传承、传播和建构中国文艺理论的经验规律，在对华人学者的成就与贡献、问题及陷阱进行深入总结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新时代的、具有鲜明中华性的、跨地域的中国诗学。项目首席专家蒋述卓教授做开题报告，他充分阐述了课题的总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五个子课题负责人全面介绍了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现代建构与海外传播的总体视野、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文本译介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华人学者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及思想现代建构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华人学者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与理论建构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综合文献整理等子课题内容。与会专家学者在听取了首席专家和子课题负责人关于课题研究计划的汇报后，围绕五个子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给予肯定，该课题的整体设计、逻辑论证、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他们认为，课题“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总体上对百年来华人学者在海外对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翻译传播、阐释研究和批评实践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的文献整理和系统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该选题材料扎实，课题论证充分，逻辑框架严谨，前期成果丰富。专家们指出，暨南大学文学院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本身有着雄厚的学术传统和强大的学术团队支撑，其学术团队成员在海外汉学、海外华文文学、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等领域都取得过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将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专家们期待本课题研究能够产生重要的创新性成果以及新的学术热点、学术议题，为学科建设和学术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平台。在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还就本课题研究中要进一步突破的瓶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专家们指出，课题研究对象应突出有限研究目标，抓住重要的理论命题进行聚焦和突破。要避免过分依赖华人学者的理论话语，应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对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进行客观的还原、分析、评价和反思，突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体性。此外，专家们还从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理论和思想、海内与海外、边缘与主流，以及各子课题之间的研究边界问题、意识形态与价值立场问题、项目管理机制问题等方面，对课题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课题首席专家蒋述卓教授及各子课题负责人认真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表示将严格按照全国社科规划办的要求，组织和协调课题成员进一步深化和落实课题研究计划，发表高质量论文成果，按时完成课题研究的内容。原标题：聚焦中华文艺思想的海外传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暨大开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郑州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创新团队”是一支由文学院优秀教师于2018年所组建的科研创新团队，主要以河南籍作家为研究对象，以后现代文学地理学为理论支撑，依托丰厚的地域文化优势，努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凸显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地方化特征做出贡献。同时，该创新团队将文学研究成果与大学教育全方位相结合，探索文学与大学教育相结合的新途径，以促进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整体提升和河南文学的传播，以期对河南文化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新建立的科研创新团队，“中国当代文学创新团队”无论在团队带头人还是团队成员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优势，并有着明确的研究方向及目标。一、立德树人，创新人才团队建设团队带头人孙先科教授，现任郑州师范学院校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当代小说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万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另主持完成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3部，获省部级奖励2项。教学改革的深化、学科特色的形成、科研氛围的营造、科研团队的创新等，都离不开学科带头人的率先参与。孙先科教授对事业的奉献、对知识的浓厚兴趣、对教学的精益求精、对学术的刻意追求，感召出一批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教的优秀教师纷纷加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新团队。二、开拓创新，科学研究特色鲜明团队主要致力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一）对当代河南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传播等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深入认识当代河南文学的价值和发展规律，助推当代河南文学健康发展。（二）通过学术论坛、作家讲堂、研究成果出版与推荐等，积极传播、传承、创新当代河南文学与中原文化，提升“中原作家群”的影响力，发挥河南文学在中原崛起与文化大发展中的精神效用。（三）关注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河南作家的创作关系，挖掘中原作家群创作中对中原文化精神、对地域特色文化的展示和表现， 探索当代河南文学和文化建设的新路径，促使河南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得以广泛传播， 促进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四）通过有目的的课程建设，促进河南文学走入课堂，使大学生能够更广泛的了解河南文学成就，感觉河南作家作品的魅力，丰富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使河南文学有一个扎实的受众群体，进而使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文化的建设有一个踏实的落脚点。三、科学规划，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团队带头人孙先科教授深厚的学术造诣、突出的组织协调能力，将在团队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团队现有主要成员20人，其中教授5人、博士14人。中青年教师传帮带机制健全，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厚实，整体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有保障。（一）通过三年至五年的建设，使该团队的研究领域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二）团队在完成建设目标的同时，将努力实现团队建设的提升和突破。（三）团队的建设将与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全方位提升教科研水平，为未来申请硕士建设点奠定人才和科研基础。（四）作为地方性高校，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该团队将利用自身优势努力为提升河南文化的软实力和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优秀的团队成员，正确的研究方向。我们期待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创新团队的不断努力，为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关系研究做出新突破，并通过有目的的课程建设，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够了解当代河南文学实绩，为推进审美育人实践和中原文化的发展提供实践载体与启示。

书目：卢梭《爱弥儿》老师：林季杉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时间：8月2日14:30-17:00地点：经心书院讲堂直播平台：百度APP：经心书院百家号微博、一直播：湖北经心书院看点直播：经心读书群以上任一平台皆可观看提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我们更容易联想到《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其实，他还写过一部儿童教育学专著那就是出版于1762年的《爱弥儿》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教育哲学指南在教育史上曾掀起“哥白尼式的革命”成为现代教育学的启蒙读物这本书的出版被称作教育的自然福音新旧教育的分水岭卢梭也认为《爱弥儿》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最重要的一部在书中，卢梭设想自己是爱弥儿的老师来教导爱弥儿长大成人借此陈述他的“自然教育”思想——教育要遵循自然规律要发展儿童的天性他将儿童从0-20岁分为5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对应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杜威曾如是评价：我们现在努力追求教育改进其要点已被卢梭一语道破8月2日14:30-17:00第64场经心读书会将导读《爱弥儿》这部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教育经典如果你想找到儿童教育的秘钥如果你想了解卢梭启蒙思想的闪光点一定不要错过这场读书会8月份起经心读书会线下活动将逐步恢复本场活动开放30个线下名额优先经心读书群内报名久别后，老地方见导读老师简介林季杉，她是哲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她是宗教学研究者，多年来从教于此，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宗教与神学系、美国戈登康威尔神学院访问学者，主持题为《基督教伦理的艺术教化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版《T.S艾略特的基督教思想研究》《宗教与文艺：伦理的视域》等学术专著。她还是圈内颇富美名的诗人，在《诗歌月刊》《中西诗歌》等文学期刊上发表诗歌三十多首。导读书籍简介《爱弥儿》是一部夹叙夹议的教育小说，故事生动，文笔优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作者卢梭自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最重要的一部”。在本书中，卢梭试图描绘一个教育体系，全书宣扬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阐述性善论，认为人秉有天赋的自由、理性和良心，顺性发展就可以成为善良的人，实现善良的社会。所以教育应受天性的指引，以培养自然人为目标。杜威曾评价：我们现在努力追求教育改进，其要点已被卢梭一语道破。

配合上期推送阅读效果更佳：论治学之道：人文社科学生如何做好研究本篇推送遵照米尔斯《论治学之道》的主要脉络，结合自身读书的经历加以阐释，希望对人文社科类学生的学习有所启发。上期推送提到，档案的建立需要我们记录和整合想法，可是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需要一些条件和技术。第一，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档案，打混已有的内容进行重新分类，这会激发我们新的思路。第二，仔细核查各种专业词汇和短语，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做文艺理论研究，在古代文论领域，“道”“气”“元”等每一个词都对应着古代美学的一个范畴，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含义。在我们掌握这些词的同时，对古代文论整个脉络的把握也会更加清晰。在西方文论领域，每个新词汇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理论家进行理论创新而创造出来的。有些词语需要我们读过理论原著后才能理解，有些由于翻译的问题，更是要求我们去读英文译本或者理论家的原始版本，这样才能对概念理解地更加清晰，把握理论家思想丰富的内涵。第三，运用多种多样的观点去思考。比如我最近在研究鬼畜视频的文化特征，就会思考如果巴赫金接触到了鬼畜视频，他会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罗兰·巴特又会为此写什么样的批评。这些都会对扩展学术思维有所启发。米尔斯还提及尝试理解一块新的学术领域时，列出争论的论点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比如你想理清九十年代“诗人之死”事件后中国诗主要脉络，如果感觉不同流派不同诗人相差很大难以整理，那不妨从世纪末那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方的冲突入手，也可以从不同诗人对朦胧诗派诗人或对海子不同的态度入手。这样可以对不同诗人诗歌理念和作品风格有一个宏观把握，以便进一步展开研究。这比直接从文学史拿到现成的结论要有意义的多。第四，从比较的角度把握材料会很有帮助。例如在研究诗画关系时将西方的《拉奥孔》与中国一些诗、词、随笔里的见解相比较。关于比较研究，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此就不具体展开。第五是怎样安排材料进行展示，这关系到出硕士博士论文或者一本书的技巧。米尔斯提出了主题（theme）和话题（topic）的区别，话题就是研究内容，如“舒婷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北岛诗歌的语言结构”；而主题是指想法，通常反映某种显著趋势、主导观念，或是核心区别，如“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接下来我们要将它们分类，要努力将主题与每一个话题相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让所有主题一起出场，相互关联。论述完激发想法的一些方式和条件，米尔斯特别强调应该尽可能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工作。他认为晦涩难解的状况通常与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没什么关系，跟思想的深刻更是搭不上边。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因为由于翻译的问题以及自身知识的欠缺，当然也包括理论家本身写作的风格，我们读的许多理论著作都是晦涩难懂的。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去学习这种风格，我们大部分学生研究的内容本身并不深奥，基础与一般高校的教师相比也相去甚远，写出来的论文也是给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师生看的，那就没有必要故作深奥，为要读论文的读者增加难度了。米尔斯还提到了写作与思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我们都要在向他人展示的语境里工作。首先，要先将自己的想法展示给自己，先“想清楚”，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理顺时，把它展示给别人，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搞清楚，这时候我们才会进行调整，不仅调整陈述的形式，而且还会调整内容。先动笔非常重要，这真的是一个讲烂了的道理，想要做出成果，写作是必须的，不要找各种理由自我欺骗，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当我们建立档案，激发想法出现的同时，我们已经处于研究的过程中了。一旦出现了可以钻研的话题或主题，那我们调动全部的档案去为之服务。如果积累足够，那学术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虽然中途会有阅读的枯燥，思考的艰辛，物质的焦虑，生活的孤独等等，但只要肯努力，总有一天会找到做学术的乐趣所在。最后我想补充的是，虽然学术的道路有很多，米尔斯的治学之道也许是能让我们走得更顺利的一条，但前进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肯用功。即使最后没能成为学者，阅读和写作也绝不会辜负我们宝贵的时光。希望大家的学术道路都能顺利，祝好。

作者：胡晴内容提要：本文以2017年期刊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为研讨对象，在概述期刊文章现状的基础上，将之分为家世与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等五个学术专题，结合部分相关文章，就各专题研究的特点重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评述，以期呈现出本年《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关键词：2017 红楼梦红学期刊一、概况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等国内重要期刊数据库的搜索统计显示，截止2017年12月初，本年度各类期刊、报纸、杂志以及硕博论文上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共约1000篇，其中在期刊上发表的约800篇，数据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所以总体来看2017年《红楼梦》研究文章在数量规模上保持了稳定态势。在重要文摘转载情况方面，2017年《红楼梦》研究文章转载量不高，《新华文摘》转载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均无转载，这一令人遗憾的情况与过去几年类似，未能得到改观，也提示我们在保证了文章数量的前提下还要更加追求文章的学术质量。就《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发表平台来看，创刊于1979年的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依旧占据了主力位置，全年共发表文章177篇，《曹雪芹研究》共发文70篇，居于次席，而《明清小说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北方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亦是《红楼梦》研究的传统阵地，虽然每年刊发的文章数量都不算多，多时不过6、7篇，少则只有2、3篇，但贵在多年坚持，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今年还有很多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刊发了研红文章，这一情况反映了《红楼梦》研究在高校师生中拥有较高的关注度，但其持续性依然有待观察。我们希望今后有计划地持续地刊发研红文章的期刊会越来越多。传统主流学术期刊和学报方面，《文艺研究》、《北方论丛》、《文艺理论研究》各发1篇红学文章，其他如《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依然遗憾地未有《红楼梦》研究文章的身影。而《外语教育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国际汉学》、《海外英语》、《民族翻译》、《外文研究》等语言类期刊今年依然不断有《红楼梦》翻译类文章出炉，显示出《红楼梦》翻译类研究的热度。另外，各省市红学会发行的各类不定期内部刊物也继续发挥着有益作用，为《红楼梦》的普及和推广以及研红队伍的培养和壮大提供了助力。在围绕主题编发专栏或专辑方面，《红楼梦学刊》发行了“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 。2017年1月22日，冯其庸先生在北京去世，社会各界纷纷缅怀，《红楼梦学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悼念消息和追忆文章，并将2017年第四辑定为“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李希凡、张庆善、孙逊、吕启祥、二月河、陈煕中、朱淡文、张书才等人都撰文以寄托哀思。李希凡先生深情回忆了与冯其庸先生相识相交相知的五十年，总结冯先生一生学术历程，最后说“在其庸同志已赴仙界的今天，我认为再次‘标榜’一下冯氏研究‘红学’之路，不只是寄托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于纠正当前红学的乱象”。张庆善先生谈到冯其庸先生的贡献，认为“冯老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并且进一步解说冯老在新时期红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丰富的学术成果；二是主持完成一系列奠基性的学术工程；三是创建中国红楼梦学会；四是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所。孙逊先生讲述了1975年自己借调到北京参加《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工作，并由此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共事的经历，总结了冯其庸先生在红学、戏曲学、西域学、古代文学以及诗、书、画、文物鉴藏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吕启祥先生撰文《大处落墨 曹红兼容——冯其庸的大红学》来观照冯先生的学术贡献，她说“本文标举‘冯其庸的大红学’是从先生的学术素养、学术视野、学术气概、学科建设以及红学的凝聚力出发的，也是立足于‘大’、全局而观的。笔者深深服膺先生‘大处落墨、曹红兼容’的风范，并以身处这一学术年代为幸。”二月河的追思文章题为《吾师虽离去，恩绪永缅怀》，主要写的是冯其庸先生与自己的交往事迹，以小见大，平易感人。陈熙中先生重点谈了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版本方面的贡献，朱淡文先生讲述了冯先生对自己的提携和爱护，张书才先生则谈到与冯先生在学术交往中的几件小事。由于撰文者甚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冯其庸先生的离去是红学界的重大事件，《红楼梦学刊》组织刊发的这批文章既多角度地梳理总结了冯先生的学术成就，从而引发学界的进一步深入思考，也生动记录了冯先生的生平事迹，是弥足珍贵的红学史资料。《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4期就《石头记索隐》发表100周年这个主题发表了陈维昭的《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与清史叙事》、苗怀明的《最是平生会心事——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樊志斌的《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评论——写在<石头记索隐>发表100周年之际》三篇文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围绕主办的“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发表文章：张庆善《周汝昌是红学绕不开的话题——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高淮生《“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综述》。以上是2017年期刊发表《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基本概况，下面将分为家世与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五个部分来介绍其特点、趋势等。因文章数量甚众，不可能一一尽述，每一部分只能略举一二，如有疏漏处，请各位读者谅解。二、家事与版本研究在家事版本研究方面，今年大多数文章呈现的特点是，立足于现有资料和版本，向材料整合与辨正的方向发展，因为此领域研究者大多功底扎实、学风严谨，研究的整体深度和学术质量依然保持了高水准。在家事研究方面，学者们基本还是围绕着曹雪芹生平和曹寅时代的相关史料，做一些考察增补的工作。李军借考察《楝亭图咏》佚诗，增补曹寅当年的交友往来情况，并略述了《楝亭图咏》的流传过程。胡铁岩从曹寅《楝亭集》提供的信息出发，结合清代史料，推测曹家的祖茔在北京西南郊。沈治钧对《种芹人曹霑 画册》的面貌及相关人物背景资料做了介绍，并对此画册表明态度，即“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向彪查阅有关天主教会方面的材料，刻意查找李煦与西洋人接触的史料，查得三条资料，并认为李煦接触西洋文化的经历对曹雪芹的创作有间接影响。在作者研究方面，张云对比了敦诚、敦敏兄弟和张宜泉写曹霑的诗，认为双方诗中曹霑应为同一个人，还回顾了1955年尤其1992年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著作权以及作者生活年代的研讨，旨在强调当前红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固然重要，红学观念、红学方法的不断超越同样不容忽视。当然对于材料的解读也有着争论和辨析，比如蔡义江认为一些研究者对敦诚的《挽曹雪芹》存在误读，对挽诗的修改原因，曹雪芹与其子谁先死以及曹雪芹的卒年问题都做了分析，坚持曹雪芹卒年在甲申。黄一农通过对《遂初堂未定稿》《梅石犬戏》《蝶仙图》上的裕瑞题跋等材料的考察比对，力图印证《枣窗闲笔》非伪书的论断。除了资料性的考证工作之外，有些研究者将相关史料或家事材料与曹雪芹创作进行对照分析，将文献与《红楼梦》文本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互动，从而使研究的方向更靠近《红楼梦》本身。董志新的文章《南酒南味与曹雪芹饮食习惯——<枣窗闲笔><瓶湖懋斋记盛><红楼梦>合读偶得》就是通过三本书的对读，将曹雪芹所描写的南酒南味与史料记载相印证，“可证曹雪芹拥有《红楼梦》的著作权，也可证曹雪芹的现实主义描写是文学创作，而非作自述传”。刘上生通过分析小说对土番家奴、焦大的描写，结合清代包衣及曹家包衣历史，认为“土番家奴隐含俘囚为奴和不得其用；焦大隐含为主建功而不得其酬”，“其艺术方法，本人谓之双向投射。它反映了《红楼梦》复调叙事的特点”。朱嘉雯爬梳了清初苏州的相关历史资料，着力呈现当时苏州的风土人情、风雅赏玩，并与《红楼梦》文本的相关内容两相对照，探讨清初苏州的审美娱乐生活对《红楼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版本研究方面，在努力补充新材料的前提下，研究者做了不少辨正工作，使学界对现有的各种版本的认识更加清晰、细致。张俊先生的《程本<红楼>词语校读札记（四）》一文就程甲本中一系列词语与其他版本中的异文进行比较，分析其使用的合理性。刘世德先生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的两篇版本文章《贾义袁氏方春——<红楼梦>皙本研究之一》、《她叫红檀，还是叫檀云、香云？——<红楼梦>皙本研究之二》都是对皙本中人物姓名出现的一些矛盾现象进行分析，从版本的传抄过程、小说的创作过程等角度寻求合理的解释。刘世德先生在《曹雪芹研究》发表的文章《“黛玉听艳曲”：<红楼梦>皙本保留曹雪芹初稿文字痕迹初探》也是研讨皙本的问题，认定皙本中的“黛玉听艳曲”一段是曹雪芹的初稿，从初稿到改稿、定稿的过程清晰可见。沈治钧调阅了存于哥伦比亚图书馆的甲戌本缩微胶卷，将之与影印本细加校读，记录了各种异同，中肯地评价了此胶卷的文献价值，认为缩微胶卷记录了1950年“这个时间点上甲戌本的原始形态，影像大体上真实可靠，具备文献价值。缺陷是颜色黑白，拍摄差错造成大量文字扭曲变形，残手残脚甚至完全消失”。张云对《庚午老人修改本红楼梦》做了考察，指出这“并不是可以独立阅读的本子，而是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逐回列出异文的记录本”，并对其中醒目的回目修改进行了细致比对，对吴克岐的修改原则、修改方式、修改得失进行分析，进而考察吴氏的红楼文本观和批评观。张云在《曹雪芹研究》发表了另一篇讨论吴克岐修改《红楼梦》的文章，认为吴克岐先后以《犬窝谭红》和《庚午老人修改本红楼梦》两次对《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回目和正文进行了细致修改，其修改的着眼点受到了前人评点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实际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周策纵先生的《<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残钞本辨疑》、吕启祥先生的《<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 残钞本蠡测》、乔福锦先生的《<犬窝谭红>所记<石头记>残钞本考辨》，所探讨的犬窝本实际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本子。詹丹则考察了语言描写中的断裂现象在脂本、程甲本、程乙本中的不同处理方式，并特别注意到程乙本将脂本和程甲本中本来不存在言语断裂的地方处理成断裂，指出这种做法的缺陷，“由断裂这一艺术处理带来的所谓含蓄效果，不过是暗示了一条朝向男女暧昧发展的单一的狭窄之路”。三、文本研究文本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重点，也是每年文章中占比较重的一部分，因为此类文章的研究方向较为多元，所以特分为综合研究、人物论和文化研究三部分来讨论。今年的文本研究文章相较去年有所减少，笔者粗略统计，今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红楼梦》文本”、“红楼梦人物”、“红楼梦文化”为主题的期刊文章约在300篇左右，三类文章数量较去年都有不同程度减少，当然鉴于距离年底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文章数量与去年的差距还有可能缩小。1、综合研究此类研究文章，一般是通过一定的理论依据去观照和解读《红楼梦》文本。今年研究者大多向内发展，在中国传统文论和传统小说理论的内在理路中进行探讨，当然也有人在西方文论中寻求支持，但是在具体论述和逻辑思路上都非常注意去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和特点。研究者在中国传统文论体系中去解读《红楼梦》的时候，并没有将《红楼梦》独立出来，而是着意于将《红楼梦》放置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大背景中，注重文脉传承，因此在文学文化传统语境中对《红楼梦》中的相关命题追本溯源成为了较常用的研究方式。张传东将《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历册”情节放置在古代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的历史语境中，指出了明清之际小说中“游冥阅册”情节的普及以及对《红楼梦》第五回情节建构的深刻影响。甄洪永的文章《“木石前盟”文化溯源的新推测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眼泪”书写》则是将“木石前盟”故事与《诗经》中的《木瓜》联系起来，认为前人从《木瓜》中诠释出的“以情报恩”的叙事模式影响到了“木石前盟”的设定。赵永刚认为《红楼梦》虽然批评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流弊，但是其思想还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并重点从《红楼梦》与仁学这个方面来讨论《红楼梦》思想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刘秀玲、郭小璐从《易经》的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认为《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对立统一思想、“变易”思想、盛极而衰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都来自《易经》的哲学传统。乔孝冬对黄莺和紫鹃两个意象在中国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意象进行考察，认为黄莺具有“解言语”“度结构”和“迁时莺”的多重意蕴，紫鹃则有“啼血”“代为人言”和“不如归去”的多重意蕴。卜喜逢从石与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说起，结合曹雪芹的创作思路，提出“《红楼梦》中石与玉之间的变幻，既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也寄托了曹雪芹对世情的感悟”。从今年借鉴西方文论文章的情况来看，有喜有忧，好处是研究者的借鉴和研究减少了生硬照搬，更加注重适应《红楼梦》文本的固有特点，不足是理论应用较为局限，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叙事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相比之下，曾经是大家尝试热点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相对冷清，而且分析方式趋于单一化。 杨志平从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说法出发考察听觉叙事在小说相关叙写中的意义，文章从听觉叙述与情节演述、听觉叙事与人物塑造、听觉叙事与深度寓意、听觉叙事与其他问题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刘泽权在叙事学的领域讨论王熙凤的话语方式，又采用了统计学的方式，对王熙凤的对话对象、话语方式等都进行了频次统计，从而申明了王熙凤的话语方式在人物塑造中起到的画龙点睛作用。苗怀明发表了两篇文章《<红楼梦>的叙事节奏及其调节机制》、《论<红楼梦>的叙事时序与预言叙事》都是运用叙事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前者讨论《红楼梦》作者如何在缓慢的叙事节奏下进行调节和把控，后者则是针对《红楼梦》独特的叙事时序。刘紫云的《<红楼梦>私人空间及相关物象书写的文化意蕴》一文从“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对礼法的依违”，“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性别意涵的拓展”，“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价值追求的分化”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着重体现私人空间作为个人性格的延伸这样一种观念。赵毓龙认为手炉是《红楼梦》物象描写中“至平，实至奇”这一特点的典型范例，手炉不仅在“摹写情态、反映气质性格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起作用，还要在其所处叙事话语单元的结构组织上发挥功能”，成为“叙事道具”。而姚吉刚则是应用了互文理论，从同性恋书写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模仿，也认为《红楼梦》在书写格调上趋于雅洁，做到了“蝉蜕于秽”。在比较文学方面，文章不多，有曲金燕的《<红楼梦>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婚恋观比较》、张小欣的《男权下的女性主义的萌芽探究——以<红楼梦>、<傲慢与偏见>为例》、刘硕的《多重困境中的女性无望之争——尤三姐与苔丝悲剧成因比较》等。2、人物论人物论文章大多可读性、趣味性强，一直深受读者欢迎，但经过多年的开掘，人物论的相关话题和资源都渐失新意，从今年人物论文章的整体状态来看，依然处于寻求突破的摸索阶段，有一些文章在内容和角度上能看出研究者着力求新的努力。朱淡文发表了《王熙凤形象探源》上下两篇，从构思、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人物结局等几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王熙凤这个人物，是一篇较为传统的人物论文章。傅承洲从年龄角度入手，认为《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年龄阶段在10－19岁这一段，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而贾宝玉所受的家庭教育，所处的家庭环境加剧了他的青春叛逆，最终导致他一事无成离家出走。“对作者自己而言，《红楼梦》是一部‘忏悔录’，对读者来说，《红楼梦》则是一部‘醒心编’”。周翎、游越则是从老庄哲学角度分析贾宝玉这个形象，从秉性、游世、避世、归隐几个人生过程来诠释贾宝玉言行所体现的人生哲学，认为“回到顽石之自由自在，这是生命本真得赤子之心的一种解脱”。夏桂霞的文章《李纨形象的社会意蕴——清朝满洲贵族节妇苦难命运的真实写照》将李纨的形象与清代史料中对贞洁烈妇的记述相比较，指出“李纨这种‘枉与他人作笑谈’的悲惨结局，正是千千万万个受朝廷旌表节妇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现实意义。刘阳河借用了心理学理论考察妙玉，认为这个人物“幽居女尼”和“贵族小姐”的双重自我认知令她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这种矛盾又令妙玉动用了“心理防御机制”，最后还分析了妙玉孤僻型人格的形成原因。3、文化研究《红楼梦》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大多是以《红楼梦》文本为出发点，但并不停留于文本内部，而是试图将《红楼梦》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内容阐释发挥出来。此类研究涉及的文化内容五花八门，举凡民间文学、伦理观念、风俗器物等都可能成为讨论的主题，成文也较为灵活，既可做研究类的长文，也能写通俗易读的普及性短文。因此文化研究类的红学文章今年虽然并未见特别突出的热点，但总体形势向好，且未来前景值得期待。今年文化研究类的文章数量不少，涉及的面也比较广泛。赵云芳指出“民间文学的介入构筑起《红楼梦》强大的民间叙事语境，并以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制约着全书的人物命运和情节走向”，她将民间文学的介入方式分为“直接嵌入”、“体裁利用”、“题材利用”和“原型的借用与再造”四种。罗立群注意了谶应文化对《红楼梦》的影响，认为“《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谶应框架”，“从谶应文化的视角分析，《红楼梦》的美学风格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虚幻与真实合一，宿命与神秘交融，诗意与幻灭会通”。张淑蓉、杨绿影从宗法社会的择偶标准出发，考量宝玉的婚姻选择，认为“从伦理学角度出发，二宝婚姻与金钱权势无关，与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更无关，它完全是宗法制度的产物，是封建家长意志的体现”。刘相雨夜也谈《红楼梦》中的婚姻，却是关注小说中零散的、不完整的婚姻习俗描写，缕述小说中的各类姻缘，尤其重点讨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廖丹丹介绍了文献中涉及《红楼梦》的酒令即《红楼人镜》，认为“红楼酒令是清人品鉴《红楼梦》的一种特殊形式”。黄沚 青则是考察了《红楼梦》第一〇 八回中的酒令，认为此回所行酒令为“朱窝令”和“骨牌名贯《千家诗》令”。李朝阳《论<红楼梦>中的香文化及其美学意蕴》一文将目光放在了中国的香文化传统上，记述了《红楼梦》提到的香料、香器，用香场合方式等内容，最后落脚点还是在这些香文化描写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四、红学学术史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是近年红学领域一个新兴的增长点，研究者们通过不断开掘新材料和对红学史材料的多角度精读细解，更深入地体味前人的思想精华，为当下的研究带来启发。当然，在个案研究之后，我们也更期待今后能出现多一些具有大局观和学术高度的学术史文章。今年，不少缅怀追思类文章，在表达思念之情的同时也作为红学史资料留存了下来，比如曹立波录入和研读了1981年上半年冯其庸写给夏麟书的九封信，这九封信是围绕一篇长文《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而撰写的，反映了冯先生为学的积极严谨，以及当时《北方论丛》的“红楼梦专栏”的影响力。孙伟科也发文《冯其庸：平生梦阮是知音》追忆的冯其庸先生的生平，表达自己的哀痛之思。李虹和赵建忠分别撰文缅怀离世不久的林冠夫先生，追忆林先生的生平事迹，情谊真切感人。另外，李希凡先生撰文就当年蓝翎、李希凡写文与俞平伯先生商榷是受到王佩璋的文章《新版<红楼梦>校评》影响这一说法做了否认，并叙述了当时的写作想法和理论思路。值得重视的是，这是当事人亲自记述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还有不少文章都是对前辈学人的红学成果进行总结和研讨。杜志军的文章《吴克歧与<红楼梦>》，介绍了吴克歧的生平籍贯以及他的红学活动，系统地概述评价了吴克歧在红学方面的学术贡献。赵苗以汉学家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为基础，对其中关于《红楼梦》的评论进行缕述和分析。夏薇在翻译普安迪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一书后，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普安迪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述评，指出“这本著作从多个层面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其研究思路、手段和方法是前所未有的”。 高淮生关于现当代学人学案的专题研究仍在继续，他今年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分别发表了《重读<石头记>知史传虚话，细按<红楼梦>乃大旨谈情——余国藩的红学研究述论》、《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述论》、《从来考辨见功力，研红何惧费精神：伊藤漱平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三篇文章。欧阳建的《论红学文献的空白与缺失》一文提出应追究材料何以“迷失”“隐晦”，因为紧要材料有可能被刻意“迷失”“隐晦”。欧阳健特意指出胡适对甲戌本来历叙述的模糊以及胡适日记在这段时期的记载缺失，又分析了高树伟发现的胡适谈得到甲戌本经过的材料，其指向还是对甲戌本真实性的怀疑和否定。不论作者观点为何，对学术文献的重视和辨析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苗怀明也关注了红学文献研究的进展，从重要文献的发现、相关目录索引的编制、作品的整理出版、红学资料的整理汇编以及相关辞书的编纂几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几年红学文献研究呈现良性发展态势，未来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空间。当然，今年依然有一些《红楼梦》研究的新材料被补充出来，为进一步的理论总结提供文献基础。李根亮的文章《清人日记与<红楼梦>》记述了嘉庆至光绪间清人日记中所反映出的当时人对《红楼梦》接受研读的各种信息。张天星搜集了民国时期《新闻报》刊载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做了统计和分类。胡欣裕收录了《钱钟书手稿集》中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笔记内容并简单分析，提供了一条发掘研究资料的途径。 五、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今年关于成书、续书和评点方面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多，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对研究者的资料把握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都要求较高，近年此类型研究相对平淡，缺乏热点。不过今年依然有一些文章出现，保持着研究的持续性。邹宗良对于《红楼梦》中贾兰这个人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地考察，认为“《红楼梦》里先后出现过两个贾兰。一个是早期稿本中旧有的贾兰，另一个是曹雪芹在增删修订书稿的过程中新增的贾兰”，“早期稿本中的贾兰，身份是贾府族人”，“新增的贾兰，身份是贾珠、李纨之子”。“曹雪芹在增删修订书稿的过程中，把两个贾兰整合为贾珠、李纨之子贾兰”，而梦稿本、程甲本、程乙本的整理者注意到存在两个贾兰的文本现象，但忽略了曹雪芹的整合意图，将第九回、第十三回中的贾兰改成了“贾蓝”，因此导致刘世德先生根据版本现象，做出了存在两个贾兰的判断。阳达、徐彦杰关注了有关科举的描写在《红楼梦》续书中的呈现，指出虽然《红楼梦》中描写科举的篇幅不多，但从中可以体会出曹雪芹对科举制度的暗含批判，不过续书作者却大多肯定科举取士，而且这些续作还有大量相关描写，最后补充说科举之风的影响和“当时文人们追求‘圆满’的审美倾向，都是促成续书中出现大量科举情节的重要原因”。何红梅的文章《清代<红楼梦>评点论晴雯及其“屈夭风流”》综合了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等清代评点家对于晴雯这个人物的评价，细分成了各种相关话题，从而见出在清代评点体系中对晴雯这一形象的研究程度。六、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红楼梦》翻译和域外传播研究是在翻译学与《红楼梦》研究的碰撞之下发展起来的交叉领域，近年一直保持了蓬勃的发展态势。2017年该领域研究者的表现依旧活跃，虽然方法简单、话题重复，内容空泛的翻译类文章依然存在，但情况有所好转，研究者们较多地去注意从各种角度对翻译者和译本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主题趋于细致，问题意识也在加强。王金波对库恩德文译本中的误译进行细致考察，分出误译的种类和原因，尝试更为全面地评价库恩译本。唐均、薛傲霜研讨了张心沧翻译的《红楼梦花冢》片段，从增译、误译、串译三方面进行比对，以期反映张氏译文的特性和价值。吕世申以林语堂英译本为例，说明了林译本的“他者视角”在帮助中国文化经典走出去中的价值和意义。宋丹回顾了林语堂翻译《红楼梦》所面临的六大选择，以此描述林语堂的翻译历程，指出最后以日文转译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其实是情非得已，出版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韩裴从翻译者的角度谈了将《红楼梦》翻译成保加利亚语的缘起和体会，尤其是在翻译过程中对中文与保加利亚文两种语言特点的把握和翻译思路。李晶关注了三种英文全译本所采用的底本，缕述了各译本底本的差异以及译者的相关处理，认为邦索尔神父译本的底本为程乙本系统的广益书局本，霍克思译本的1964年人文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底本则是以脂本为基础又经多种版本对校修订过的版本。王丽耘、胡燕琴也关注了底本问题，在认定霍克思译本底本的基础上又辨析了霍克思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参阅过的版本种类，认为霍克思至少参考过13种底本，其中7种可以确定版本信息。在《红楼梦》的域外传播方面，更多的细节资料被发掘补充出来。郑中求介绍了1893 年《华北捷报》上一篇《红楼梦》译文，此早期译文一直未被收录研究。马红军考察了吴宓翻译的英文独幕剧“宝玉探晴雯”，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吴宓翻译观。宋丹通过实地调查村上《差出帐》，并借助江户时代的贸易文献《通航一览》的记载，最终认定《红楼梦》最早抵日时间为宽政五年。另外，《红楼梦》当代域外传播的情况也得到了一些关注。吴昊介绍了《水彩红楼梦》这一2006年在《世界》杂志连载的特殊编译本，并指出其“用欲望叙事统辖全篇”的致命局限性是其最后停刊的根本原因。 除了域外传播，《红楼梦》在国内的传播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樊志斌以《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运的禁红行为——兼谈王文元所谓的“红学非学术”》为题，考察了清代《红楼梦》的地方传播，认为清代集中于江浙地区的禁红行为并不代表中央态度，中央从无查禁《红楼梦》之倡议或行为，因此“在论及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的主张、技法时，不当再以笼统的‘文字狱’三字作为学术环境使用。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的史实，亦未将曹雪芹、《红楼梦》的写作、流传情况与江浙地方个案相区分，笼统使用极大地误导了《红楼梦》的研究与深度赏析。”许苗苗的文章则把目光投向当代《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透过“同人小说”这种网络小说的热门形式，去考量当代网络媒体中《红楼梦》的特殊传播方式。认为“作为文学经典的《红楼梦》自身带有超越时代的魅力……网络时代，它跨越媒介边界，超越文本范畴，转化为具有活力的当代话题，活跃在掺杂着感性与理性的讨论和再创作中”。陈阳雪也注意到了《红楼梦》在网络文学中的作用，指出《红楼梦》诱发了红楼主题同人小说的繁荣，也为网络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视角，更重要的是《红楼梦》的悲剧主题给崇尚热闹圆满的网络文学市场带来了启示。在《红楼梦》的改编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了《红楼梦》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时的得失及其原因等问题。在影视改编方面，何卫国今年有六篇关于影视改编的学术论文，其中：《试论<红楼梦>影视改变对红学研究之影响》研讨了大众传播时代，《红楼梦》影视改编怎样成为红学研究的一个新阵地；《红学研究对<红楼梦>影视改编之影响刍议》则是探讨了学术研究热点对影视改编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论<红楼梦>影视剧中的贾宝玉形象》和《论<红楼梦>影视剧中的王熙凤形象》两篇文章是个案研究了《红楼梦》改编中人物的形象塑造问题；《<红楼梦>影视剧与宝黛爱情主题简论》是讨论了各个影视改编版本对宝黛爱情主题的不同处理；《<红楼梦>影视剧服饰论略》从“古装与时装的选择”、“古装与戏装之关系”、“关于服饰的色彩”三个方面缕述了近百年《红楼梦》影视改编史上关于服饰问题的论争以及几个重要影视剧版本在服饰选择方面的特点和得失。王蕾、刘晨晖也谈影视改编的服饰问题，不过是以《红楼梦》文本和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人物服饰进行对照，以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三个人物的服饰为个案去说明影视改编中服饰语言的艺术表现方法。刘淑丽关注了《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她考察许鸿磐的改编之作《三钗梦》，指出“《三钗梦》保持了原著的悲剧主题，很好地体现了经史学家对红楼戏曲的接受与改编”。胡淳燕则以《中国故事的异域讲述——英文版歌剧<红楼梦>论》为题，介绍了2016年、2017年分别在纽约旧金山、中国北京和香港上演的英文版歌剧《红楼梦》，并简述其改编亮点、不足和误读。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研究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微信订阅号群落推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旨在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资讯传播、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资源展示、学术交流等服务，为业界、学界和公众搭建交流、互动、分享平台。文艺研究 《文艺研究》杂志创办于1979年5月，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文艺研究》以“引领学术潮流，把握学术走向，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为办刊总方针，强调现实性与学术性、前沿性与基础性、学理与批评的有机统一，提倡中国视野、中国问题、中国气派，广泛容纳文学、艺术各领域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优秀研究成果。媒介之变从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剧烈媒介迭变，观察未来世界的面孔。

2020年9月5日上午，第782场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在明伦堂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新建在题为“历史的尺度：‘人类世’中的人类学”的讲座中，就“万物生存的时空结构”“人类中心的历史年表”“地球史尺度的‘人类世’”等层面，向现场近两百名听众做了精彩的讲述。徐新建教授讲座伊始，徐新建教授首先谈到，每一个社会现象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概念、体系、符号。人类及万物生存的时空也不是简单的坐标，它涉及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问题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但什么叫时间？我们怎么理解时间、运用时间？不同的人又怎么去定义时间？如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我们新的历史纪元划分——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中认为，人类的时间已经被“新冠”定义，自2019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纪元。“元年，特别是B·C这个词，就意味着对某种历史记忆的沿用，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某种命名习惯的挑战、反抗、超越与质疑。例如今天的日期是2020年9月5日星期六，这是用公元（又称西元）纪元的回答，我们好像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回答，但这就是真的、唯一的日期吗？在民国时期，汉语世界在时间上有三种选择，包括黄帝纪元、孔子纪元和西元纪元，如果我们现在选用前两种纪元方法，那么这种选择的背后透露着历史记忆和生活认同。但当时为何会同时有三种不同的记法？这应当就是人类生存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中会受到特定时空的影响而造成的” 徐教授谈到。徐新建教授“所以时间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它天天都在发生，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如果‘新冠元年’能成为一个共识，这样的划定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同时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我们今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对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听众认真记录笔记徐教授认为，从儒家的“循环论”、贵州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中的“生死界”、佛学中“大千世”，都可得出时间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特性，客观时间是万物的生灭，主观时间则是历史的尺度，是相对、多元和可比较的结论。而从司马迁《史记》中“万世一系”黄帝源起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天地循环的英雄祖先”说中可以看到，人类源起的“历史年表”，其特定的选取标准是以人类进入“历史”后的社会活动为坐标来看待和计算的，说明“历史”这把尺子并非自然生成，而要受史学家们指定的“元话语”划定和支配。若用地质时间来衡量，人类古今关联的漫漫岁月，堪称“历史”的不过是其中一个特定阶段。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如果把138亿年的宇宙时光压缩到1年，“在12月31日晚上10点半，人类出现了…”。听众认真听讲最后，徐教授表示，无论是主观时间还是客观时间，都是在多元民族文化区域中所接受和共享的一种尺度。这把“历史”的尺子会随着人类的认知逐渐的在多元交流当中对话共传，在比较中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层面，这也是人类学在这样的种方法论当中，最好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主讲人介绍　主讲人：徐新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文史馆特聘馆员；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及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执行会长。徐新建教授先后就读和访学于贵州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曾在贵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地域文化与多民族文学研究，出版专著《从文化到文学》（1992）、《西南研究论》（1993）、《醉与醒：中国酒文化研究》（1993）、《民歌与国学》（2006）、《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2008）、《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2008）、《侗歌民俗研究》（2011）及《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2015）等多部。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及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Revue de literature compare（法国《比较文学评论》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与《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后期资助项目主持人，学术辑刊《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主编。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199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7）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009）、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1）、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文：李沅栗 图：张杰来源 孔学堂编辑 邬建玲 陆维刚编审 李屹　

季羡林是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就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上大学的时候毕业论文也是抄的。以下是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节选）：看到没有，季羡林大师的日记里面明确写这毕业论文是抄来的！没有亵渎大师的意思，毕竟当时人家有更喜欢的文章要写，只是对毕业论文不感兴趣。想起我们现在大学生写毕业论文，有几个对本专业的毕业论文喜欢呢？有导师课题做支撑的毕业论文还好点，如果没有导师的支援，很多毕业论文也都是东拼西凑的，哪有那么多创新的东西能写出来。好在当时季羡林大师的时候还没有知网查重检测系统，否则他清华都毕不了业！进入四月份，毕业论文也进入了定稿的高峰期，建议同学们提交学校检测前最好能自己先知网检测下，别被知网检测拦住了通往大师的道路。【习与智长】长期关注教育相关问题，不同视角，不同观点，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页面右上方【关注】，一起交流探讨。